第一篇：隱形存在的女性關懷——《山鄉巨變》中的“陰柔風格”

《山鄉巨變》是著名作家周立波創作的以農業合作化運動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它以非常鮮明的藝術個性和充滿泥土氣息的鄉村語言，生動地描寫了農民的各個階層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心路歷程，記錄了他們在這場所有制巨變中的所思所想，為歷史研究者提供了探討這一問題的場景再現。

《山鄉巨變》主要敘述了在清溪鄉掀起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作者在描寫合作化運動遇到各種阻礙和矛盾的同時．也涉及到了當時婦女的社會地位、思想狀況以及生活現狀，雖然在作品中并不是以此為重點，但是我們卻能從中發現婦女解放的一些實際問題，作品通過一系列的女性形象表現出了當時婦女所處的社會境況。

《山鄉巨變》與《創業史》歷來都是被相互比較的，兩者都以農業合作化為題材，但風格卻差異很大。宋遂良歸納二的區別是：前者“秀樸、精致、明麗、含蓄”；后者“開闊、高昂、爽朗、豪邁”?。有的評家用“陰柔之美”來形容《山鄉巨變》的這種風格。或許也因為作品中的女性敘事與關懷，才使這部作品體現出了以敘事的“陰柔風格”。而這種“陰柔風格”也與來自于作品中隱形存在的女性敘事是分不開的。

有人認為這種“陰柔風格”的形成原因在于文本中沒有過分集中的強烈的矛盾沖突，大多是平凡的生活事件；沒有高大的英雄形象，如“梁偉人”，有的只是平凡的鄉村干部，如劉雨生，“溫和的性格、儉樸的生活、自我克制的涵養”；不是從高處鋪陳政治意義和時代色彩，而多用側面描寫、烘托、反襯的手法去發掘生活的詩意。這種風格在當時也受到了一些評論家的批評。黃秋耘就認為，作品缺乏“氣”和“雄健的筆調”，其結果是“沒有寫出農村中基本群眾(貧農和下中農)對農業合作化如饑似渴的要求，也沒有充分寫出基本群眾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斗爭中逐步得到鍛煉和提高??仿佛農業合作化運動這場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內地給帶進了這個平靜的山鄉。”換句話說，作品的陰柔風格到底還是妨礙了農業合作化旨意的表達。這一點，從宋遂良對《創業史》與《山鄉巨變》所做的比較中是看得很清楚的。

不過近年來，有學者對《山鄉巨變》的這種陰柔風格有了新的認識。藍愛國認為，這部小說中存在一個女性視角，對“女性視角的充分描寫，向我們表明，周立波的確自覺采用一個女性的日常生活化的眼光看待革命中的鄉村及其人物的命運。隨這種女性視角的建立，《山鄉巨變》獲得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敘事角度。一種與主流意識形態保持一致但又不完全同一的角度。在這種角度中，鄉村日常生活的一面得到突出，立體的鄉村革命景象得以呈現。

《山鄉巨變》形成陰柔風格(有說法稱所謂“氣”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作者對于運動中所暴露出的婦女問題的猶豫心態，由此在作品中形成了一條隱形的女性敘事線索并且這條線索的力量還比較強。這條線索由幾個因素構成：男主角的女性化、女主角的男性化、激進角色的粗痞化、女性問題的突出等等。

文中男主角的女性化是“陰柔風格”形成的要害。《山鄉巨變》上集中第一男主角是李月輝，下集中第一男主角是劉雨生，這兩個角色都與英雄的形象相去甚遠，性格上都有不少女性化特征。李月輝是有名的“婆婆子”，是一位“不急不緩，氣性和平的人物。全鄉的人，無論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喜歡他。只有他伯伯看他不起，總是說他沒火性，不像一個男子漢。‘女子無性，亂草漫秧；男兒無性，鈍鐵無鋼。’他常常拿這話罵他”。他謙和、細致、保守，這些都被認為是女人的性格。他的性格與英雄“高昂”、“豪邁”的要求是不相符的。在農業合作化的初期，他還犯了右傾錯誤，差點被撤消支書的職務，在政治上他是遭到貶抑的。他自嘲地對鄧秀梅講過自己的一段故事：“毛主席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在《新湖南報》發表時，省委還沒有召開區書會議，我就在全鄉的黨員大會上，把文件讀給大家聽，念到‘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陳大春趁火打劫，得意洋洋，扯起大喉嚨，指手畫腳，對我喚道：‘李主席，你自已是小腳女人。”’這樣，保守落后就有了性別的指涉，同女人掛上了鉤，同時也被陰性化了：李月輝不僅性格上像女人，而且政治上也像女人。那么，李月輝應該是反面角色了?不是，作品并未將其處理成反面角色，而是讓他在其后的故事中繼續保持著保守的性格。他也并未反省自己的“右傾”，反而為自我辨解：“我只有個總主意，社會主義是好路，也是長路，中央規定十五年，急什么呢?還有十二年。從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條路走中間一條，最穩當了。”“干革命不能光憑意氣、火爆和沖動??革命的路是長遠的，只有心寬，才會不怕路途長。”“小腳女人還不也是人?”他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沉穩的性格，在上集的尾部，當鄧秀梅認為當年就可“基本合作化”時，他告誡說，“切忌太冒，免得又糾偏。”作者在描寫李月輝的“右傾”時，并未帶貶意，這樣，就在農業合作化敘事的嚴密結構中造成了裂隙：到底是肯定還是否定李月輝的保守、右傾?作者的主觀態度是不太明晰的。一位評論家對這一點表示了疑惑：“往往他說出來的一些話，讓人不可理解，莫名其妙，弄不清他究竟是在一種什么心理狀態的支配下說出來的??人們自然而然地想到：這是一個右傾保守分子，也許作者是在諷刺他吧?——但又不象。”這樣一來，在《山鄉巨變》中保留條未受批判的、陰性化的敘事線索，它雖未顛覆農業合作化敘事，但卻將其置于了可疑的位置：如果李月輝的保守是合理的，那么，激進的農業合作化敘事就是有問題的了。

作品下集中的男主角是劉雨生，這也是一個沒有多少男子氣概的人物。他是一個近視眼，這在當代文學英雄形象中是很見的。一是這一生理缺陷會有損正面主人公的英雄形象，“近瞅子”本來就是一個嘲諷的稱呼；二是“近瞅子”有可能會形成一種隱喻：政治上的短視和沒有遠見。但在第一版中，劉雨生的確被處理成一個“近瞅子”。在以后的版本中有關劉雨生“近瞅子”的描寫才刪去。劉雨生的另一性格特征是特別愛哭，在妻子張桂貞與他離婚的過程中他多次為此哭泣：“劉雨生曉得她的 回家的意思了，忍不住眼淚一噴，他哭了。”“‘我老婆提出離婚了，’劉雨生眼淚汪汪，低下頭去。”“劉雨生動手要寫離婚申請書時，傷心地哭了。”他的好哭和軟弱常受到鄧秀梅的申斥。劉雨生的這一特點也是在以后的版本中才悉數刪去。而且他對自己的前妻——鄧秀梅稱之為“水性揚花”、好吃懶做的張桂貞充滿了愛和眷戀。他的這些性格特點對他作為英雄主角的“英雄度”無疑是有影響的。有的評論家就認為，“象劉雨生這樣的農村黨員干部，雖則是那么忠心耿耿，淳樸踏實，但缺少雷厲風行的作風，叱咤風云的氣派，因而他的精神境界不是很高的。”¨’這與其同時代的梁生寶和蕭長春相較，與其后的高大全相比較就會看得很清楚。相比之下，劉雨生就過分情感化了，這通常被認為是女性所擁有的性格。

其次農業合作化敘事中的女性問題也是關鍵性的一點。《山鄉巨變》中女性人物眾多，她們生活中的許多矛盾都與農業合作化運動有關。一個是革命新秀——盛淑君，一個是被男人拋棄——盛佳秀，一個是天生想依靠男人，希望得到男人小意——張桂珍。這幾個女性形象頗為典型。盛淑君是個綜合了時代色彩的女性，她不依靠男人，擁有自己的一份事業。盛佳秀的遭遇代表了普遍存在于女性牛活當中，被男人拋棄的現象。張桂珍則足那些在思想上就根深蒂固地認為男耕女織，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的代表。這幾個女性形象雖不能代表所有女性，但是都是相當典型，且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綜觀整部作品，一個保守的“小腳女人”，一個情緒化的、政治上并不高大的“近瞅子”，一個空洞的男性化的女人，一個“粗痞”的權威男人，以及女性所面臨的無數生活和農業勞動的矛盾，形成了一條隱形的女性敘事線索，在小說的敘述過程中不斷地發出強音，使作品構成統一的、強有力的宏大敘事的同時又具有一股淡淡的陰柔美感。周立波讓他筆下的人物保持了自己訴說的權利，李月輝不斷地申說自己“保守”的合理性，劉雨生延續務實的性格，張桂貞也為自己的“落后”辯解，作者讓他們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他們的聲音就與農業合作化敘事形成了對話。

這種對話關系的形成緣自于周立波感受到了農業合作化敘事對于女性問題的粗暴處理：將穩健保守的一方陰性化。總之，《山鄉巨變》表現出了在婦女解放運動中存在著的尚未

覺醒的女性意識，運動的主體沒有要求解放的覺悟，這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小說為社會敲響了警鐘。

作家在文學創作的時候，往往想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表達出來，融入到一個作品當中，但是這種做法經常會使一些情感的表迭并不那么完全貼切作品的主題，甚至與其南轅北轍，以至于降低作品的藝術魅力及意義。但也并不完全如此，周立波的《山鄉巨變》算是一例。

在這樣一部反映歷史變遷的小說中，這樣一部以大場面為背景的小說中，“陰柔風格”的產生和體現，讓我們感覺作家一再對女性抱以關注的一瞥，這表達了他對女性的關懷，盡管沒有長篇大論的表達，但足以表達他對女性問題的注意，也足以使《山鄉巨變》不停留在原有主題上，而具有了更深廣的魅力。也正是這種“陰柔風格”和對女性的關懷，使《山鄉巨變》不再停留在在客觀再現現實的層面中，而融入了作者的主觀判斷和質疑，擺脫了當時時代政治環境的種種束縛，質疑了農業合作化的完美性，使小說具有了文學作品應當具有的善的關懷，從而遠遠超越了原有主題。使我們不得不認真看待《山鄉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