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蘇軾和陶淵明跨越千年的基情蘇軾和陶詩創作考

蘇軾和陶淵明：跨越千年的基情——蘇軾和陶詩創作考

摘 要：蘇軾是宋代首屈一指的文學大家，詩、詞、文、書、畫樣樣精通，其晚年在揚州、惠州、儋州創作了“和陶詩”，據清代王文誥統計為124首，另有11首和陶詩文，在中國文學史上，這種大規模次韻前代詩人之詩，似乎是蘇軾首創，實屬罕見。自他而后，和陶詩的創作歷代不乏其人，影響甚至遠及國外。歷代評論家對此也有褒有貶，爭論不休。然而蘇軾為什么會創作和陶詩，而且是在晚年，并用次韻的手法進行創作。本文就擬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探討蘇軾以前的陶淵明接受史，蘇軾本人接受陶淵明的思想歷程，次韻手法到宋代的發展歷程和蘇軾本人對次韻手法的運用，以考察蘇軾和陶詩創作的動機以及來龍去脈。

緒論

“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早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這首小詩是清初詩人杜濬的《詠蘇東坡》。龔鼎孳以為“二十字說盡東坡一生，真不可及”[1]。又黃庭堅五古《跋子瞻和陶詩》云“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2]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蘇軾的“和陶詩”在文學史上早被人所注意，并且被當做蘇軾晚年詩歌的一種代表而出現在人們眼前。

一、蘇軾之前的陶淵明接受史

錢鍾書先生指出“淵明文名，至宋而極。永叔推《歸去來辭》為晉文獨一；東坡和陶，稱為曹、劉、鮑、謝、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后，說詩者幾于萬口同聲，翕然無間。”[3]然而當我們考察宋前陶淵明詩歌接受史時，會發現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陶淵明更多的是作為一個文化符號而非一個前輩詩人的形象出現在文學史中。

陶淵明的摯友、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顏延年在陶淵明死后為他撰寫的《靖節徵士誄》僅僅提到了“文取旨達”[4]而已，沈約在《宋書》本傳中雖然引用其詩賦，也無一語道及其文學成就[5]，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十二文學傳》史臣論贊中論列歷代五言名家時，同樣無一語及陶，我們就可以看出，當時的陶淵明更多的是作為潯陽三隱之

一、“高祖王業漸隆，不肯復仕”[6]這樣一個隱士形象出現在當時的朝野上下眼中。

嗣后，鍾嶸《詩品》列其為中品，下了“文體省凈，殆無長語”[7]的評語，實際上排除六朝崇尚華美的時代風尚，從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陶詩一躍而入文學史研究的視野。緊接著，梁昭明太子蕭統在為他編集的過程中撰寫了《陶淵明傳》《陶淵明文集序》，對陶氏大加推崇，稱其為“文章不群，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與之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8]，并且在其編撰的《文選》中選入了陶氏詩文一共九篇，無疑大大推動了陶詩的轉播與發展。所以我們能在江淹的詩中發現《擬陶征君田居》的詩題[9]，表明陶在某些作家眼中已經可以作為一個有著自己獨立風格的詩人形象存在了。

到了唐代，出現在盛唐的大詩人筆下的陶淵明，無疑更多的是隱士而非詩人，諸如“嘗讀《高士傳》，最喜陶征君”（孟浩然《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游》）、“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王維《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李白《戲贈鄭溧陽》）、“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李白《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淵明歸去來，不與世相逐”（李白《九日登山》）、“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高適《封丘縣》），除此之外，暗襲陶詩典故的，如五柳、南山、北窗、黃菊等意象更是數不勝數，甚至王維的名作《桃源行》里，借用的文化符號也是作為隱逸樂土的桃花源，而非詩人的陶淵明。倒是杜甫，對詩人的陶淵明表示了尊重，他在《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中寫道“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然而下至中晚唐，陶詩越來越受到重視，大詩人白居易有《效陶潛體詩十六首》、《訪陶公舊宅并序》等詩，并在《題潯陽樓》中寫道“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很明顯，更重視的是陶淵明詩人的一面。在著名的《與元九書》中也評價了陶淵明的詩，目以“高古”二字。

于是到了宋朝，承此余緒，詩人與隱士的陶淵明終于在宋人手里合二為一，受到了空前贊譽。宋初的西昆、白體等各派詩人如徐鉉、林逋對陶氏已經有所發揚，到了梅堯臣手里，更是首次將陶詩的平淡風格推為詩學的極高造詣，并向這一方向努力，并贊揚道“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二十六《讀邵不疑學士詩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輒書一時之語以奉呈》[10]）。文同、曾鞏無不有詩稱贊陶之“遺集”，王安石也有同題名作《桃源行》[11]。于是，在這一種時代風尚的影響下，到了宋詩大家蘇軾手里，這一切支流匯成大海，成就了蘇軾名傳千古的和陶詩。

二、蘇軾個人的陶淵明接受歷程[12]

蘇軾無疑很早就讀過陶詩，王文誥系于熙寧三年（1070）的《綠筠亭》（《蘇軾詩集》卷六[13]）詩中即云：“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窗涼”，時年蘇軾33歲。同時以他的淵博學識，讓人很難相信他沒有讀過釋道二氏之書，這些都為他曠達的胸懷打下伏筆。當然，這一切在他早年“奮厲有當世志”[14]，事功心切的時期，并不在他思想中占有主流地位，據李劍鋒統計，在熙寧四年（1071）出為杭州通判之前，與陶有關的詩僅僅4首，當到了地方體會到官務辛勞、人生清苦之后，稍稍有所觸動，但直到烏臺詩案（1079）前，即《蘇軾詩集》卷一至卷十九，與陶有關的詩歌總共也只有38首[15]。

而在這些詩中，蘇軾欣賞的也僅僅是歸去來兮的隱士陶淵明，這些側重于對于家鄉的思念，對于現實的不滿。如“田園處處好，淵明胡不歸”（卷六《出都來陳，所乘船山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為和之》八首其三）、“地偏心遠似陶潛”（卷十一《監洞霄宮俞康直郎中所居四詠·遠樓》）、“自非陶靖節，誰識此閑趣”（卷十六《雨中過舒教授》）、“想像斜川游，作詩寄彭澤”（卷十八《游桓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云多奇峰”為韻，得澤字》）、“不辭中路伺淵明”（卷十九《次韻答孫侔》）云云，然而這時的蘇軾不可能徹底離開官場，退隱田園，無非是一借陶詩抒發心中郁結，更多的是借詩歌來表達心理上的向往、傾慕。

從元豐二年（1079）烏臺詩案羈獄、貶黃州開始，飽嘗宦海**的蘇軾從思想上開始轉變，于是我們看到，當他在黃州過著“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筑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16]，躬耕田畝的清貧生活時，他在處境上無疑與陶淵明更加貼近，心理上更加契合，在《蘇軾詩集》卷二十到二十六，與陶淵明有關的詩歌，到元豐八年（1085）被朝廷重新起用為止，有25首，另外有文、詞共7首[17]。

這段期間，蘇軾對陶詩從欣賞轉為推崇，詩中出現了有“淵明吾所師”（卷二十三《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其一）等語。

元豐四年，蘇軾作《東坡八首》（卷二十一），描述自己的躬耕生活，王文誥注引趙次公評曰“八篇皆田中樂易之語，如陶淵明”[18]。

元豐五年，蘇軾隱括陶《歸去來辭》之意，作了《哨遍》（為米折腰）詞[19]，據蘇軾自述“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蘇軾文集》卷五十九《與朱康叔二十首》其十三[20]）。

這些詞句在前面的蘇軾作品中是看不到的，由此可見黃州時期受挫的蘇軾，一步步走進了陶淵明的世界。在元豐八年朝廷重新起用蘇軾之后，儒家治道思想又重回蘇軾的心中，陶氏的思想在其生活中重新化為潛流的狀態。然而就在蘇軾在政途上步步高升的時候，也卷入了險惡的政治斗爭，讓久經宦海的蘇軾心中時時升起關于出處的矛盾，也就在心態上愈加傾慕陶淵明的高風亮節了，到元祐八年（1093）外任定州為止，《蘇軾詩集》卷二十七至三十六中，與陶有關的詩歌共32首[21]。

這段時期，蘇軾對于陶氏的隱逸生活起了強烈共鳴，把對于欲隱逸而不可得的企慕心情寄托在他身上，寫出了諸如“我比陶令愧，師為遠公憂”（卷三十二《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余往見之。嘗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謹次辯才韻賦詩一首》）、“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嘯老斜川”（卷三十三《和林子中侍制》）的句子，更在《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嘆其絕識，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卷三十四）詩中對陶淵明退隱而嘆為“絕識”，說“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真不類當政口吻。

這種郁積在心底已久的情感逐步開始傾瀉，元祐五年（1090）在杭州已見端倪，他寫了《問淵明》（卷三十二）詩和“淵明形神自我”（卷三十四《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三首>，戲書一絕其后》）的句子。元祐七年（1092）知揚州，便出現了蘇詩之中最早的和陶詩《和陶飲酒二十首》（卷三十五）。

而在政治上，也是風云突變，元祐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親政，第二年正月改元紹圣（1094），新黨人物上臺，舊黨人物包括蘇軾接連被貶，尤其是蘇軾，三月之間，三改謫命[22]，蘇軾貶惠州后兩年，又貶瓊州，在儋州（今海南）一住就是三年。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蘇軾被赦，六月渡海北還，第二年即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歲。在這期間，《蘇軾詩集》卷三十七至四十五，與陶有關的詩高達160首，包括絕大部分和陶詩，此外尚有陶有關的書信、題跋、詞作10余首[23]，至此，陶淵明其人其詩都成了蘇軾心中之典范，堪稱蘇軾個人陶淵明接受史上的最高潮。

卷三十九有《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和陶讀山海經》十三首、《和陶貧士七首》、《和陶己酉歲九月九日》。

卷四十有《和陶詠二疏》、《和陶詠三良》、《和陶詠荊軻》、《和陶移居二首》、《和陶桃花源》、《和陶乞食》、《和陶和胡西曹示顧賊曹》、《和陶酬劉柴桑》、《和陶歲暮作和張常侍》、《和陶時運四首》、《和陶答龐參軍六首》。

卷四十一有《和陶止酒》、《和陶還舊居》、《和陶連雨獨飲二首》、《和陶示周掾祖謝》、《和陶勸農六首》、《和陶赴假江陵夜行》、《和陶九日閑居》、《和陶擬古九首》、《和陶東方有一士》、《和陶停云四首》、《和陶怨詩示龐鄧》、《和陶雜詩》、《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和陶贈羊長史》。

卷四十二有《和陶形贈影》、《和陶影答形》、《和陶神釋》、《和陶使都經錢溪》、《和陶和劉柴桑》、《和陶西田獲早稻》、《和陶下潠田舍獲》、《和陶戴主簿》、《和陶游斜川》、《和陶與殷晉安別》、《和陶王撫軍座送客》、《和陶答龐參軍》。

卷四十三有《和陶郭主簿二首》、《和陶始經曲阿》，另有《歸去來集字十首》。

卷四十七有《和陶歸去來兮辭》。

卷五十有《和陶擬古九首》。總計和陶詩有40余題100余首。[24]

三、蘇軾對次韻手法的繼承

然而，蘇軾的和陶詩為什么采取了次韻詩的形式？固然我們可以說，東坡才大，無施不可，但如果細心考察文學史，會發現還是有其脈絡可尋的。

早在南北朝詩歌中，我們已經可以發現次韻詩的雛形[25]，當然那是無意識的創作，但表明了在詩歌創作領域已經有創作次韻詩的基礎。到了中唐的詩人們的手里，次韻這一手法終于被自覺的運用到詩歌創作中，特別是大名鼎鼎的元（稹）白（居易），留下了眾多的次韻之作，無疑符合詩人逞才炫技的心理，終于引領了創作次韻詩的風氣，直到晚唐依然盛行不衰。其中皮日休、陸龜蒙的作用尤為突出，清人沈德潛已經指出這一點，他說：“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韻；即同韻，亦在一韻中，不必句句次韻也。自元白創始，而皮陸倡和，又加甚焉。”[26]

次韻的風氣到了宋人手里更是變本加厲，南宋的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指出“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于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27]。宋朝詩人大多腹笥浩博，熟于典故，次韻手法到了他們手中更是如魚得水。宋初《西昆酬唱集》已開端倪，到了梅堯臣手里，使用更多，據金甫暻統計，梅詩2900余首，次韻之作149首，占到5.1%，而且越到后期，集中次韻之作越多。下一輩的蘇軾、蘇轍等人詩中，占得比例更大[28]。當時創作風氣中次韻手法運用之頻繁，可見一斑。

蘇軾本人創作的次韻詩為數眾多，金代王若虛稱為“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29]，據日本學者內山精也統計，在2387首蘇詩中，可以確定是次韻的至少有785首，占到32.9%[30]。更為可貴的是如此之多的次韻詩，并沒有傷害蘇詩的藝術面貌，如東坡早年的《和子由澠池懷舊》詩，以“雪泥鴻爪” 一語備受稱道。其詞作《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更被王國維評為次韻勝于原唱[31]，雖然這不是次韻詩，也可以一窺蘇軾在次韻手法上的成熟。

然而，次韻詩多只是友人之間用來酬唱的手段，到了蘇軾手上，才一變為追和古人詩歌的工具，對此蘇軾也不無自得的說道：“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于東坡。”并說到了自己和陶詩的情況：“吾于時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后之君子，其為我志之！然吾于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如其為人，實有感焉。”，無疑是一篇接受陶淵明的宣言書，“欲以晚節師范其萬一也。”（蘇轍《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所引[32]），更是要在人格與詩學方面繼承與發展陶氏的風格。

四、蘇軾和陶詩一窺：蘇陶思想異同

在揚州做的《和陶飲酒二十首》其一詩中，蘇軾開頭便說道：“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表達對陶氏的敬仰以及自己不能及早抽身官場、退隱田園的慚愧。諸如“每用愧淵明，尚取禾三百”（其十五）的句子都在表達對不能學習陶氏歸隱的遺憾。而《和陶飲酒二十首》其三（小舟真一葉）一首以及“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其八）、“我緣在東南，往寄白發余。遙知萬松嶺，下有三畝居”（其十）等詩句都直接表達了他對歸隱的渴慕。

再如《和陶歸園田居》其二中他寫道“窮猿既投林，疲馬初解鞅”，真是和陶詩如出一轍。蘇軾稱贊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又在《與二郎侄》信中說道“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至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33]。可為他自己和陶詩的注腳。

然而，蘇軾作為一代大家，并沒有次韻詩而失去自己詩歌創作的面貌。如《和陶詠荊軻》一首，蘇軾認為“荊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就連燕丹也是“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胡為棄成謀，托國此狂生”，表示“亡秦只三戶，況我數十城”，對燕丹把國家大事寄托在荊軻身上，最后卒致亡國表示不滿。與陶詩中對荊軻的贊美，刺秦不成的惋惜全然異趣。

再如《和陶詠三良》一首，陶詩對為秦穆公殉死的三良表示了懷念、贊美。蘇軾則謂“三子死一言，所死良以微”，很不以為然，認為“殺身固有道”、“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贊美“事君不以私”的晏子。兩者不同，歷歷可見。

從這些我們可以一窺蘇、陶二人思想中的一些異同點。明代的許學夷指出“子瞻和陶詩，篇篇次韻，既甚牽縶，又境界各別，旨趣亦異”，如《和陶歸園田居》“安在其為和陶也”，《和陶雜詩》《和陶擬古》，則“用事殆無虛字，去陶益遠”[34]。王文誥案語更是直接指明“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詩，極有區別。有作意效之，與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適與陶相似者；有借韻為詩，置陶不問者；有毫不經意，信口改一韻者”[35]。可作為我們讀蘇軾和陶詩的參考。

五、蘇軾和陶詩的影響

蘇軾“和陶詩” 的影響所及，加上對陶淵明詩歌和人品的喜愛，所以不光是宋代出現了為數眾多的和陶活動，還包括了以后歷朝歷代的詩人，更是遠及海外，在日本、韓國的古代漢詩創作中，也出現了“和陶詩”的影子。

袁行霈先生在《陶淵明集箋注》一書附錄二中，收錄了和陶詩九種（十家），除了蘇軾以及追和蘇軾和陶詩的蘇轍之外，還有八家。他們是元代的劉因、元末明初的戴亮、明萬歷年間的周履靖、明崇禎年間的黃淳耀、明末清初的方以智、清嘉慶年間的舒夢蘭、清道光年間的姚椿、清咸豐年間的孔繼鑅，可見和陶詩一脈相承，歷代不乏其人。

而后代的這些和陶詩無疑受到了蘇軾和陶詩的影響，以黃淳耀為例，在其《和陶飲酒二十首》的小引說道“辛巳杪冬，客海虞榮木樓。賓朋不來，霰雪蕭然。唯蘇氏兄弟《和陶詩》一帙，連日吟諷。因舉酒自沃，次韻《飲酒》詩如左。蓋亦陶公所云‘閑居寡飲，紙墨遂多’者也。”[36]雖然這其中有著對陶氏的追慕，但其受到蘇軾的影響，也是一見無余的。

至于日韓等國古代的和陶詩創作，金甫暻在《蘇軾“和陶詩”研究》一文中專辟“韓國古代的和陶詩創作”一節，介紹了韓國古代和陶詩的創作情況，可以參見[37]。日本和陶詩的情況，李寅生在《日本和陶詩簡論》[38]一文中有所介紹，茲不贅述。

六、結論

經過上文的討論，可以清楚的看到，陶淵明在很長一段時間是作為一個隱士，以其人格象征進入后代的視野內，其詩人的一面經過六朝隋唐，到了宋代才和其隱士的一面并駕齊驅，被人所接受。而次韻手法也正是發展至宋而蔚為大觀，成為以后詩人們常用的藝術手法。

蘇軾是集其大成者，把對陶詩的喜愛和次韻手法的純熟運用合二為一，創作出了124首和陶詩。但是對于蘇軾本人來說，接受陶淵明也非水到渠成的事。固然，蘇軾本人的思想一直有儒家入世和釋道出世的兩面時時糾纏，但是當蘇軾有機會在政壇上施展拳腳的時候，陶氏對他的影響就僅僅在于理想與現實的痛苦掙扎中體現了。最終經過了長時間的學習，在晚年遭貶的境遇下完成了與陶心靈上的契合，創作了成就非凡的和陶詩。更為可貴的是，他并不是對陶淵明亦步亦趨，在追和中也沒有泯滅了自己的風貌，至為可貴。這些和陶詩影響深遠，甚至在宋代即有獨立于東坡七集而單刻的《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四卷[39]行世，可見一斑。流風所及，不僅宋人和陶活動很多，以后中國歷朝，日韓古代都出現了和陶詩的情況，不能不說沒有蘇軾的功勞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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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王夫之等撰.清詩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2。

[2]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M].2003：604。[3] 錢鍾書.談藝錄（訂補重排本）[M].北京：三聯書店，2001：258。[4] 袁行霈撰.陶淵明集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605。[5] 梁·沈約撰.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2286-2290。

[6] 梁·沈約撰.宋書[M].如前：2289。

[7] 梁·鍾嶸著，曹旭箋注.詩品箋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154。

[8] 袁行霈撰.陶淵明集箋注[M].如前：613。

[9] 需要注意的是，在江淹之前，鮑照已經有《學陶彭澤體》詩。

[10] 宋·梅堯臣撰，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845。

[11] 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師同學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陶淵明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2：26。

[12] 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M].濟南：齊魯書社，2002。李書中將蘇軾接受陶淵明的思想歷程劃分為始發、驟轉、回旋、高潮四個時期，本節襲用其意。

[13] 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7。本文所引蘇軾詩皆出此書，下文一般只標卷數。

[14] 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4：1117。

[15] 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M].如前：272。

[16] 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M].如前：1120。

[17] 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M].如前：277。

[18] 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M].如前：1084。

[19] 鄒同慶，王宗堂著.蘇軾詞編年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7：288頁。

[20]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1789。

[21] 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M].如前：278。

[22] 王水照.蘇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5-106。

[23] 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M].如前：282。

[24] 編年情況參看金甫暻.蘇軾“和陶詩”研究[D].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8：44-45。

[25] 參看宋·程大昌撰，劉尚榮校證.考古編 考古續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8：110。

[26] 清·沈德潛等撰，霍松林等校注.原詩 一瓢詩話 說詩晬語[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249。

[27]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193。

[28] 參看金甫暻.蘇軾“和陶詩”研究[D].如前：66。

[29]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3：515。

[30] 【日】內山精也.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34。

[31] 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校注人間詞話[M].北京：中華書局，2007：18。

[32] 轉引自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M].如前：1882。

[33]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2523。

[34]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383。

[35] 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M].如前：2107。

[36] 袁行霈撰.陶淵明集箋注[M].如前：728。

[37] 金甫暻.蘇軾“和陶詩”研究[D].如前：196-209。

[38] 李寅生.日本和陶詩簡論[J].江西社會科學2003，1：70-72。

[39] 參看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M].成都：巴蜀書社，1988：24-39。

參考文獻

一．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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