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紅軍長征與北上抗日

紅軍長征與北上抗日

紅軍長征最后勝利到達陜北，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陜甘，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大轉移。然而紅軍長征是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確定北上抗日的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歷史問題。在現行的出版著述和報刊文章中有不同的幾種說法，一說是“為了北上抗日，開始了史無前例的長征。”（黃良成：《憶長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頁。）二說是“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黨中央三人軍事小組的指揮下，經過整編北上抗日。”（上海市高校《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編寫組《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頁。）或者說“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領導下，紅軍經過整編，繼續北上抗日。”（胡華主編《中國革命史講義》上冊，中國人民大學1979年版，第364頁。）三說是“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為了推動當時正在發展著的全國抗日運動，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繼續北上。”在毛兒蓋，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議“指出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紅軍必須迅速集中北上抗日，首先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的進逼。”（李新等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印版，第227頁。）顯然，以上幾說是不同的。哪一種意見是正確的呢?筆者認為，對此不能作簡單肯定或簡單否定的回答。因為這是一個復雜的歷史問題，需要從歷史事實出發，把問題提到當時的歷史范圍之內，作具體的歷史的分析。

一、為粉碎蔣敵“圍剿”，保存主力紅軍有生力量，中央紅軍高舉抗日反 蔣的旗幟，被迫轉移，開始長征

一九三三年十月，蔣介石為貫徹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國策，糾集了一百萬兵力向各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圍剿”。其中以五十萬兵力重點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由于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紅軍處于被動挨打地位，結果是根據地愈打愈小，紅軍愈戰愈少。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間，即廣昌戰役以后，中央革命根據地更加縮小，給養更加困難，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打破敵人“圍剿”已無可能，只剩下戰略轉移一條路了。因而中央紅軍在“八、九、十三個月戰略計劃”上提出了突圍轉移的問題，并開始了退出中央根據地的準備。十月九日，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賀昌簽發了《紅軍總政治部政治指令》，指出當前政治工作的任務是“加強部隊的政治軍事訓練，發揚部隊攻擊精神，準備突破敵人的封鎖線，進行長途行軍與戰斗。”指出“經過整頓補充之后，在得到行動命令時，應即適時的提出政治口號，主要的應當是'發揚攻擊精神，突破敵人封鎖線，堅決實行反攻'。”紅軍總政治部提出的這一政治工作任務和政治口號，說明了紅軍突圍轉移的目的是為了“實行反攻”，打破“圍剿”。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主力(一、三、五、八、九軍團)突圍轉移，開始長征。據參加長征的老同志回憶，出發前雖然在廣大指戰員中沒有進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動員，但是各部隊也分別向干部說明了這次戰略轉移的目的。黃良成《憶長征》一書記述，紅八軍團政治部在長征出發前召開了直屬機關干部的緊急會議，“政治部負責人傳達了中央軍委轉移陣地的命令”強調這次轉移“是為了使主力轉移到更有利于打擊敵人的方面去，是為了機動作戰，為了最后保衛蘇區，粉碎敵人的'圍剿'。”肖鋒《長征日記》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記述“出發已六天，林政委說，要在部隊進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動員，一切為著蘇維埃，到無堡壘區去打仗!”。據一九三六年艾平《占領古陂圩》一文記述，紅四師十一團奉命奪取古陂圩，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指戰員們高唱著勝利反攻的新歌，歌詞是：“戰士們高舉著鮮紅的旗幟奮勇向前進，配合那全國紅軍實行總的反攻，創造新的革命根據地，大家要努力!”歌詞鮮明地表達了紅軍突圍長征的目的。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也有這樣的記述：“第五次戰役仍沒有定局。它沒有能達到消滅紅軍的'有生力量'這個預期目標。紅軍在瑞金舉行了一次軍事會議，決定撤出，把紅軍主力轉移到一個新根據地去。”那么轉移到哪里去呢?當時的計劃是從南線突破粵軍封鎖線，而后西進，到達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肖鋒《長征日記》十一月十二日記述紅一師政治部主任譚政到紅三團召開政工會議，“說明了部隊到外線作戰的意義和今后的任務，提出的口號是：赤化湘西南，與賀龍、肖克部隊(按：即紅二、六軍團)會合，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

據晏道剛《蔣介石追堵長征紅軍的部署及其失敗》一文記述，當中央紅軍突圍后，蔣介石在“南昌行營”有如下判斷，認為紅軍不是戰術機動，而是戰略轉移；不是南下，而是西進。可能“從贛南經粵湘邊入湘南，重建蘇區。蔣認為贛粵湘邊區是政治上的薄弱點所造成的軍事薄弱點，且中央紅軍入湘后有與賀龍部會合之利，應加重視。”

從以上材料可見，紅軍長征是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在內線作戰遭到失敗而被迫轉移，目標是沿著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贛粵湘桂邊境到達湘西南，會合紅二、六軍團。以后遵義會議所通過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指出，紅軍突圍長征的意圖在于“實行戰略上的退卻，以保持我們的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在廣大無堡壘地區，尋求有利時機，轉入反攻，粉碎'圍剿'，創造新蘇區，以保衛老蘇區。”很顯然，中央紅軍長征是開始于被迫的戰略退卻，而不是主動的戰略進攻，目的在于保存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打破“圍剿”。

那么，以被迫轉移開始的紅軍長征與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又有何聯系呢?應當看到，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共產黨、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為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曾經發布了《對日宣戰通電》，宣布“對日戰爭”。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又發布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愿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但是由于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加緊反革命軍事“圍剿”，因而紅軍對日作戰無法實現；相反，由于國民黨軍隊對紅軍進行殘酷的反復的“圍剿”，“圍剿”和反“圍剿”的斗爭也就不能不成為黨和紅軍所面臨著的最現實、最突出的主要矛盾。所以在內線作戰無法打破第五次“圍剿”的情況下，紅軍作戰略轉移，在軍事上的直接目的自然是保存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轉移到新的地區，實行反攻，打破“圍剿”。

但是紅軍長征從一開始又是與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早在中央紅軍主力突圍長征前，即一九三四年七月，為了擺脫第五次反“圍剿”的困境，在政治上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影響和推動抗日運動的發展；在軍事上威脅敵人后方，打亂敵人部署，為中央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創造條件，中共中央和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曾命令紅七軍團，作為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先行轉移。七月十五日，中央工農民主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指出：“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為了要動員全部力量向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不能不首先同進攻我們的百萬的國民黨匪軍血戰，保持已經脫離了帝國主義羈絆的自由的蘇維埃領土”，“在同國民黨匪軍的優勢兵力殘酷決斗的緊急關頭，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不辭一切艱苦，以最大的決心，派遣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紅七軍團隨即進軍福建，并北上和贛東北的紅十軍合并，組成紅十軍團，由方志敏率領北上抗日。北上抗日先遣隊雖然失敗了，但是它用北上抗日的行動，影響了廣大群眾，推動了群眾抗日運動的發展。

當主力紅軍退出中央根據地以后，留守中央根據地的中央工農民主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副主任梁柏臺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發布了六言體布告，即《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布告(第一號)》。這個布告一針見血地揭露國民黨政府“出賣滿洲華北，半個中國送盡。高叫無力抗日，屠殺革命人民。不管中國滅亡，圍攻蘇區紅軍。”并莊嚴聲明工農民主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實行反帝抗日，大隊已經先遣。野戰紅軍出動，快要對日作戰。”這個文告毫不含糊地表明紅軍長征要實現“對日作戰”的原則立場。中央紅軍進入國民黨統治區域后，在所占領的城鎮和鄉村，利用戰斗的間隙，或召開群眾大會，或散發傳單，或書寫標語，廣泛地宣傳了黨的抗日救國主張，揭露了國民黨蔣介石反共賣國的罪行。在長征路上，諸如“民眾全部武裝起來對日作戰”、“紅軍是民眾抗日反帝的主力軍”、“國民黨賣國，共產黨抗日”、“紅軍轉移是創造新蘇區，救國救民”、“恢復失地，還我河山”等等抗日救國的醒目標語比比皆是，有的一直保留至今，成為很好的歷史見證。由此可見，紅軍長征從一開始就高舉著抗日反蔣、抗日救國的旗幟。無疑，這對于鼓舞士氣，爭取群眾，孤立和打擊國民黨反動派，都起了積極的政治作用。

二、遵義會議前后最緊迫的問題是打破蔣敵的圍追堵截，取得新的落腳點，因而未能明確提出北上抗日的問題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中央紅軍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但是卻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由出發時的八萬多人減員到三萬多人。紅軍不僅大量減員，而且極度疲勞，戰斗力空前削弱。同時在通往湘西的必經道上，蔣介石和湖南軍閥何鍵又集結了十五個師的兵力，構筑了層層碉堡，嚴密封鎖。如果再去湘西就無異于虎口投食，只能招致全軍覆沒。因而當時最緊迫、最突出的問題是如何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取得新的落腳點，以求得必要的休整。

為了保存紅軍有生力量，尋求新的出路，爭取主動，中央紅軍在占領了湘桂邊境的通道城以后，采取了毛澤東的意見，轉兵圖黔，西進貴州。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肯定了毛澤東進軍貴州的正確主張，否定了去湘西的錯誤意見。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的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決議提出了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的任務。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烏江邊上的猴場召開會議，決定打過烏江去，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紅軍渡過烏江后的行動方針是在川黔邊廣大地區轉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蔣介石主力部隊(如薛岳的第二兵團或其他部隊)作戰，首先消滅他的一部，來徹底粉碎五次'圍剿'，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猴場會議后，紅軍強渡烏江，于一月七日晨解放黔北重鎮遵義。為紅軍進駐遵義城，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簽發了十二條口號和八項注意。這十二條口號的中心內容是發動工農群眾“建立遵義的工農政權!”“創造川貴邊新蘇區!”“消滅賣國賊蔣介石的主力!”等等，其基本精神與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的決議是一致的，表達了 紅軍當前所面臨的基本任務。

紅軍在遵義地區進行了短期休整，黨中央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認真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失利的經驗教訓，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并改組了中央領導。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是遵義會議討論的中心議題；而北上抗日的問題在遵義會議的決議中沒有涉及。遵義會議的決議提出的任務是：紅軍在云貴川地區積極活動，發揚紅軍運動戰的特長，以高度的機動性，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而“當前的中心問題，是怎樣戰勝川、滇、黔、蔣這些敵人的軍隊。”遵義會議決議之所以提出這樣的任務，是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的，是合乎實際的。自從中央紅軍入黔以來，蔣介石的“追剿”部隊薛岳兵團共八個師也跟進了貴州，同時川、滇、湘、桂、黔各路軍閥部隊，也從四面八方合圍。紅軍所面臨的敵情仍然十分嚴重，而且敵我力量對比也極為懸殊。如果不在運動中戰勝這些敵人，則不能取得新的落腳點，無法保存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那么中國革命的前途是不堪設想的。

遵義會議以后，為了跳出敵人重圍，選擇有利地區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提出紅軍北渡長江，轉入川西北地區。一月二十日紅軍總司令部發布了《渡江的作戰計劃》，提出“我野戰軍目前基本方針，在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后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面軍由四川西北方面實行總的反攻，而以二、六軍團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動，來鉗制四川東南會剿之敵，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并爭取四川赤化。”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紅軍主力入川電告紅四方面軍，指出：“為選擇優良條件，爭取更大發展前途計，決定我野戰軍轉入川西，擬從瀘州上游渡江”。以上材料說明了紅軍北渡長江的目的在于轉入川西北地區，實行反攻，“爭取四川赤化”。后來由于渡江受阻，中央紅軍又不得不轉向云貴川邊機動作戰，遂有四渡赤水之舉。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了《告全體紅色戰士書》，指出由于川滇軍閥封鎖長江，為了保存紅軍有生力量，“決計停止向川北發展，而最后決定在云貴川三省地區中建立根據地。”

但由于遵義會議以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新的正確領導，運用了高度巧妙的軍事指揮藝術，造成紅軍西出云南，由金沙江渡江北上的可能性。因而四月二十九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了《關于我軍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蘇區的指示》，指出：“我野戰軍應利用目前有利的時機，爭取迅速渡過金沙江，轉入川西消滅敵人，建立起蘇區根據地。”于是紅軍全部人馬于五月初旬勝利渡過金沙江，而后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懋功。

從上述可見，遵義會議前后，從黎平會議決議到速渡金沙江的指示，這些規定紅軍作戰方針和基本任務的歷史文獻均未明確提出北上抗日的問題。那么如何解釋這一歷史現象呢?只要把問題提到當時的歷史范圍之內，那是不難理解的。從湘江戰役以后到一、四方面軍會師懋功，這一段時期紅軍長征所面臨著的最緊迫、最突出的問題是如何奪取戰略轉移中的主動權，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以取得新的落腳點，保存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當時，這不能不是第一位的、壓倒一切的任務。在這個問題上如稍有疏忽，一著不慎，就會全軍覆沒，那么抗日救國也罷，革命力量的發展也罷，一切都無從說起。所以黨中央和毛澤東在這個時期不能不把注意力的中心集中到粉碎敵人圍追堵截的軍事問題上，集中到選擇新的革命根據地取得長征落腳點的問題上。這正是蔣介石“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動政策所使然，是歷史曲折性的表現。三、一、四方面軍在川西北會合后，黨中央明確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重申了黨的抗日救國主張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一、四方面軍會師于夾金山下的懋功縣達維鎮。兩軍在川西北會合后總兵力達十多萬人，從此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創造了北出陜甘，集中主力向北進攻的有利條件。更重要的是，這時全國政治形勢也發生了新的變化，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發動了新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進一步上升，民族危機更加嚴重。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借口中國破壞《塘沽協定》，由東北調集大批軍隊入關，進一步威脅平津，揚言如中國不答應其無理要求，便要采取“自由行動”。國民黨政府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六月初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開始了出賣華北主權的談判(后達成所謂《何梅協定》)。六月十日，國民黨政府又頒布了可恥的《邦交敦睦令》，宣布取締一切抗日言論和行動，“如有違背，定予嚴懲”。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得寸進尺，進一步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這時，促使民族革命高潮到來的各種矛盾日益激化，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潮正在到來。因此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根據全國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紅軍所處的戰略位置，主張繼續北上，建立川陜甘革命根據地，以促進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六月十五日，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侵略，重申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主張，揭露蔣介石攔阻紅軍北上抗日的賣國行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穡(祥)等以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的名義，發布了《為反對日本并吞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言》。宣言指出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今天實行占領北平、天津、察哈爾和整個華北(淮河以北)；明天將并吞整個中國!想把全中國都變成日本殖民地，把中國四萬萬同胞......都變成萬劫不復的亡國奴!”宣言接著又指出“日本并吞中國最賣氣力的開路先鋒就是蔣介石賣國賊”，“現在蔣賊等已將等于半個歐洲的中國領土雙手奉送給日本帝國主義，而且動員百萬白軍攔阻紅軍北上抗日，打算消滅反日的工農紅軍”。宣言說“中華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老早就公開反蔣賊等的賣國辱國”，“宣布對日作戰”。宣言重申：“現在蘇維埃政府繼續宣布對日作戰，號召全中國陸海空軍與紅軍攜手共同北上抗日”，“號召全國工人，農民，陸海空軍，學生，教員，商人，新聞記者，醫師，看護，律師，工程師及一切愛國志士，革命民眾統統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領華北，反對蔣賊等賣國，堅決對日宣戰，收復一切失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這個宣言十分明確地提出了紅軍“北上抗日”的主張，重申“對日作戰”；它莊嚴地表明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責無旁貸地肩負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歷史重任。

緊接著，即六月十六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為建立“川陜甘三省蘇維埃政府”致電紅四方面軍，提出今后一、四方面軍總的方針“是占領川陜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但是，這個方針遭到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張國燾的反對。為了統一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二十六日在兩河口召開會議，六月二十八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提出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以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從當時的全國政治形勢出發，聯系著六月十五日宣言，可以看出這時提出“向北進攻”，“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其意義就在于迎接全國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并接近抗日前線，以實現“對日作戰”。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討論目前形勢和任務。五日，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決議首先指出：“帝國主義的更進一步侵略中國，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占領華北造成'華北國'的實際行動......造成了中國政治上的嚴重形勢。”接著，決議又分析了一、四方面軍“在川西北的會合，造成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在西北開展極大勝利的前途”。這樣也就把在中國西北創造川陜甘根據地的歷史任務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直接地聯系了起來。

可是，張國燾堅持其南下的退卻逃跑主張，甚至企圖以武力危害黨中央。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堅持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針，率領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會議，聽取了毛澤東關于與四方面軍領導者張國燾的爭論及今后戰略方針的報告后，作出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指出：“張國燾同志從對于全國目前革命形勢的緊張化，特別是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國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潮估計不足，......夸大敵人的力量，首先是蔣介石的力量，輕視自己的力量，特別是紅一方面軍的戰斗力，以致喪失了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創造新蘇區的信心，主張以向中國西南部的邊陲地區(川康藏邊)退卻的方針，代替向中國西北部前進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蘇維埃根據地的布爾塞維克的方針。”由此可見，要不要繼續北上，“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蘇維埃根據地”乃是黨中央與張國燾爭論的一個重大問題。按照張國燾的主張，南下川康藏邊，其實質就是遠離抗日前線，拋棄黨的抗日救國的旗幟，逃避黨領導全國抗日運動的歷史責任，必將使黨和紅軍離開國內政治斗爭的中心區域，脫離群眾，而招致失敗。相反，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主張繼續北上，“集中主力向北進攻”，這個戰略方針的提出，體現了“北上抗日”的正確路線。

爾后，黨中央和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主力迅速達到陜北，與陜北紅軍和先期到達的紅二十五軍勝利會師。十一月十三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宣言指出：中國工農紅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經過二萬五千余里的長征，跨過了十一個省的中國領土，以一年多艱苦奮斗不屈不撓的精神，最后勝利的到達了中國的西北地區”，“鞏固與擴大了陜甘蘇區，在中國西北部創造了中國新的蘇維埃革命根據地與領導的中心。中國工農紅軍的偉大勝利，無疑的即是抗日反蔣的勝利!”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陜北，轉移到了抗日的前進陣地，接著黨和紅軍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從而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四、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是黨中央北上抗日方針的偉大勝利

黨中央率部北上后，張國燾在阿壩召開會議，作出所謂《阿壩會議決議》，竟然顛倒是非，污蔑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為“機會主義”和“右傾逃跑”，而把自己向南逃跑的錯誤主張美化為“進攻路線”。九月十五日，張國燾發布了《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胡說什么“北進顯然是不利的”，“我們目前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大舉向南進攻”。接著(九月十七日)下達了南下命令，不顧朱德、劉伯承的堅決抵制和反對，擅自率部南下，公開分裂紅軍，于十月五日另立偽中央。

南下紅軍(紅四方面軍和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先后發起了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和天(全)蘆(山)名(山)雅(安)戰役。由于紅軍廣大指戰員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斗，取得了一系列戰術上的勝利，從而占了以天全、蘆山、寶興為中心的川康邊廣大地區。但是由于張國燾方針的錯誤，不可能打開一個勝利的局面；在敵人優勢兵力的阻擊下，紅軍攻勢很快受挫，百丈關一仗，遇敵十幾個旅，反復苦戰七晝夜，紅軍傷亡甚大，最后被迫撤離百丈關。這時，蔣敵薛岳、李抱冰等部伙同四川軍閥主力，加緊封鎖，并準備大舉進攻。紅軍東進、南出均不可能，亻局促川康一隅，處境十分被動。同時，給養也極為困難，無法形成鞏固的后方。張國燾擅自率部南下所形成的困難局面與黨中央北上抗日方針的勝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紅軍廣大指戰員要求北上抗日與黨中央會合的情緒，與日俱增。

在此期間，全國政治形勢也發生了急劇變化。日寇加緊策動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利用漢奸組織“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東二十二縣，并進犯綏北、察東。在日寇加緊侵略下，亡國滅種的慘禍迫在眉睫，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主要矛盾。十二月間，北平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運動，標志著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潮業已到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會議，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出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將十二月二十五日政治決議案內容電告紅四方面軍和張國燾，并責成其轉達紅二、六軍團。

黨中央的決議和對紅四方面軍的關懷，在部隊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廣大指戰員在黨中央正確方針的感召和南下錯誤事實的教育下，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脫離中央，遠離抗日前線，長久停留在川康邊少數民族地區是沒有出路的。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敵薛岳部六個師配合川軍主力，向天全、蘆山地區大舉進攻。這時，紅四方面軍前有強敵，后無鞏固的根據地，部隊的兵員、糧彈得不到必要的補充，無法在此與敵人長期周旋。于是被迫撤出川康邊區，經懋功向西北轉移，退至道孚、霍、甘孜一帶。此時，紅四方面軍由南下時的八萬多人縮減到四萬多人，減員一半。張國燾控制的偽中央作出所謂《關于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前途和目前緊急任務決議大綱》，不得不被迫承認“紅軍如果比較長久停留在現在的川康區域內是不利的”，“不能適應目前全國抗日反蔣的局勢”。盡管這時張國燾仍未停止其反黨分裂活動，但是事實已經宣告了他的南下方針的破產；而北上抗日已經成為紅軍廣大指戰員的迫切愿望，張國燾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同意準備北上。

當中央紅軍主力到達陜北勝利結束長征以后，活動于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紅二、六軍團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開始了長征。紅二、六軍團于一九三六年二月間，占領貴州的黔西、大定(今大方)、畢節，在此一帶休整二十余日，試圖建立根據地，并開始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組織了黔大畢救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軍，廣泛地宣傳了黨的抗日救國主張。三月間，紅二、六軍團退出黔大畢地區后，向云南轉移，決計渡過金沙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大舉北進”。四月底，紅二、六軍團渡過金沙江，于六月下旬至七月初，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于甘孜地區。紅二、六軍團長征，活動于湘黔滇康廣大地區，前后攻占縣城三十余座，廣泛地組織和發動了群眾的抗日反蔣斗爭，擴大了黨的抗日反蔣主張的影響，獲得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

甘孜會師后，紅二、六軍團奉命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接著，召開了二、四方面軍領導人參加的甘孜會議。這時張國燾雖然別有打算，仍不愿與黨中央會合，但是由于朱德、任弼時、賀龍、劉伯承、關向應等同志的堅持和斗爭，會議明確決定了北上抗日與黨中央會合的方針。無疑，這是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主張戰勝張國燾分裂逃跑主義的重大勝利。

甘孜會議后，七月三日，下達了《北上抗日的政治工作保障計劃》。各部隊分別作了北上抗日的政治動員。早在六月下旬，黨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指示二、四方面軍北上路線以出甘南為有利，曾電示“日增兵華北達三萬人，人心震動。蔣介石進退維谷；南京空氣悲觀。”

二、四方面軍“如迅出甘南，對時局助益非淺。”七月初，二、四方面軍根據中央指示，先后向甘南開進。部隊北上的行動口號曾明確提出：“聯合一切不愿當亡國奴的軍民人等一致抗日!”“聯合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力量一致抗日!”“聯合所有抗日武裝，組織抗日聯軍!”“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成立抗日國防政府!”“停止內戰與所有抗日友軍共同抗日反蔣!”等等。

二、四方面軍經過將近一月的長途跋涉，穿過茫茫草地，于八月初勝利到達巴西、包座地區，取得了北上抗日與黨中央會合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為阻止紅二、四方面軍北上，蔣介石急令王均、毛炳文、魯大昌等部在甘南倉猝布防。為了打通北上道路，紅二、四方面軍共同組織了岷(州)洮(州)西(固)戰役。

二、四方面軍制定的《岷洮西固戰役計劃》規定此次戰役的綱領是以迅雷手段在敵人主力尚未集中岷、洮之前，“先機奪取岷、洮、西固地區”，“以形成創造西北抗日根據地為目的”。為著這一政治任務，戰役計劃提出必須隨時注意“盡量爭取抗日友軍”、“努力爭取少數民族”、“廣泛的大膽的運用統一戰線爭取下層群眾”，等等。顯然，這時與阻攔紅軍北上的蔣敵作戰，目的在于實現北上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岷洮西戰役后，紅二、四方面軍占領了甘南廣大地區，為進一步北上創造了條件。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了《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明確提出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九月八日，黨中央就抗日反蔣不能并提致電朱德和二、四方面軍領導人，指出“中國最大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并提是錯誤的。”“不要提出'打倒中央軍'及任何中國軍隊的口號，相反的要提出'聯合抗日'的口號。”這就進一步為二、四方面軍長征北上指明了政治方向。九月中旬，黨中央為迎接二、四方面軍北上組織的西征軍，在聶榮臻、左權率領下，進至西蘭公路以北地區。為歡迎二、四方面軍北上，西征軍政治委員聶榮臻寫信給朱德總司令和二、四方面軍領導人，信中說：“全國主力紅軍集中西北，無疑的將首先在西北開展新局面，成為團聚和領導全國抗日的中心。”

一九三六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在黨中央北上抗日方針的指引下，終于克服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逃跑主義，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名發出了為慶祝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通電，熱烈祝賀“這一在抗日前進陣地的會合”，指出：“全國主力紅軍的會合與進入抗日前進陣地，在中國與日本抗爭的國際火線上，在全國國內政治關系上，將要起一個決定的作用了。”從此中國革命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

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結束了史無前例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一結束，黨和紅軍轉移到了抗日的前進陣地，樹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推動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新階段的到來，促進了抗日戰爭的實現。這是中國共產黨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的偉大勝利。

紅軍長征從被迫的戰略退卻開始，而以北上抗日的積極結果告終，其間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這就是：中央紅軍從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高舉著抗日反蔣的旗幟，開始長征，到轉戰湘黔川滇地區尋求新的落腳點；從集中全力粉碎蔣敵的圍追堵截，到轉入川西北會合紅四方面軍，明確提出“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從此，紅軍長征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北上抗日”也就成為后期長征(包括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十分明確的奮斗目標。這樣，也就把國內革命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更加緊密地結合了起來，把長征初期消極被動的戰略退卻變成了奔赴抗日前線的積極的偉大的戰略進軍，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正如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所寫道的：“共產黨人認為，而且顯然也這么相信，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幫助他們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造成英勇長征得以勝利結束的原因。”

第二篇：永安北上抗日紀念館

永安北上抗日紀念館

永安北上抗日紀念館的全稱是“北上抗日宣言發布地石峰紀念館”，它建成于2014年6月30日，7月1日開館。

北上抗日宣言發布地石峰紀念館坐落在福建省永安市小陶鎮石峰洋內的紅一軍團戰地醫院吳氏祠堂。館內共分大廳、北上抗日展廳、小陶戰斗展廳、紅軍戰地醫院等4大展區，累計數十塊展板，此外還有DVD播放機及其相關視頻、文物展柜等。其館名采用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全國著名黨史專家石仲泉先生的題字“北上抗日宣言發布地石峰”，加上相近的字體“紀念館”三個字組成。

1934年夏，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擴大對華北的侵略，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大規模“圍剿”的國民黨軍正以重兵向蘇區腹地進攻。在此形勢下，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以紅7軍團組成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立即向閩、浙、皖、贛邊出動，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以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同時調動與牽制國民黨軍“圍剿”中央蘇區的兵力，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紅七軍團經整編擴充為6000余人的隊伍。以尋淮洲為軍團長、樂少華為政委、粟裕為參謀長、劉英為政治部主任、曾洪易為隨軍中央代表。

與此同時，紅九軍團4000人的隊伍，在軍團長羅炳輝、軍團政委蔡樹藩、參謀長郭天明、軍團政治部主任黃火青的率領下，撤離白水、驛前一帶防線，開始了“東線行動”。

7月8日晚，紅九軍團先頭部隊從清流沙蕪塘進入安砂，在安砂休息后，進入羅坊、半村，于翌日進入垇頭、長美、牛益坑、高漈坑、石峰一帶、10日下午，紅九軍團沿棗溪、小溪道，采取“并向行軍”方式，進入上坂、中坂、美坂和小陶鎮。

保存在石峰村的紅軍抗日標語

紅七軍團于1934年7月6日從江西瑞金出發，經長汀、連城縣菇田鎮堯家畬，于7月15日首站進入永安市小陶鎮的牛益、石峰、長美、上坂、中坂、美坂及小陶一線與先期達到的紅九軍團先頭部隊集結。

為宣傳紅軍抗日主張，中共中央還在印刷條件極為困難的情況下，趕印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中國能不能抗日？》及《擁護紅軍北上抗日運動口號》等宣傳材料，共160萬份，供紅7軍團北上沿途宣傳和散發。因此，紅七軍團進入小陶鎮的牛益、石峰、長美、上坂、中坂、美坂及小陶一線與紅九軍團先頭部隊集結后，即根據上述傳單的發布日期，散發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等4部宣言書，紅七軍團部分指戰員在石峰村駐防并留下大量北上抗日標語。因此，永安市成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告農民書》、《中國能不能抗日?》等4部提前印制、規定發布日期的北上抗日宣言第一發布地。至今在永安市小陶鎮石峰村依然保存有紅軍原創標語80條并一幅紅軍漫畫，其中60%以上涉及北上抗日，如“全中國抗日的工人、農民、士兵團結起來，實行對日作戰”、“擁護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等等。根據中央黨史研究室一部主編的《今日長征路圖集》等相關權威著作，永安民間黨史研究愛好者安孝義的觀點認為，《北上抗日宣言》的發布宣告了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正式出征，也宣告了長征的開始，因此，北上抗日先遣隊就是長征第一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行軍路線也是長征路線。

北上抗日先遣隊和紅九軍團經小陶鎮的麟厚、冷水溪、大小吳地等地，往寧洋的香寮后，突然揮師永安境內，18日到西洋。紅七軍團一部占據永安城郊黃歷、桂口，兵臨城下，19日形成對永安的包圍：一部經桃園、青水、槐南直奔大田，于20日晚乘虛攻占大田縣城。

另外，紅九軍團后衛部隊于7月16日出清流嵩口、沙蕪塘出發，19日進入永安羅坊、安砂、曹遠，22日全團到達永安城郊，至此，兩大軍團對永安城形成鉗形包圍。就當時的兵力而言，再次攻占永安城乃輕而易舉，但為了迅速北上，兩大軍團對永安城圍而不攻，23日下午，紅九軍團撤離永安，前往西洋宿營，24日，紅九軍團到達大田桃源，奔尤溪而去。29日，紅七軍團在樟湖坂渡過閩江，勝利實現了中央賦予的北上抗日第一步計劃。

按原定計劃，紅七軍團渡過閩江之后，應北上浙西去皖南，但中革軍委突然改變計劃，電令紅七軍團占領水口，威脅并相機襲取福州，以調動圍剿中央蘇區的敵軍。8月7日晚，紅七軍團向閩侯縣城發起猛烈攻擊。國民黨軍憑借堅固工事拼死扼守。8日晚，紅七軍團向閩東轉移。

北上抗日先遣隊歷時6個多月，途經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國民黨統治區，行成5000多公里。最后在安徽譚家橋遭敵重創，余部在劉英、粟裕率領下，繼續堅持三年游擊戰，后改編為新四軍。宣傳了抗日主張，擴大了紅軍和共產黨的影響。

石峰村及其毗鄰的小陶鎮、羅坊鄉和洪田鎮等部分村莊，還是中央機關主力紅軍長征前夕三大戰斗小陶戰斗的發生地。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石峰及洪砂、小陶一線出征后，驚動了國民黨當局，蔣介石和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不明先遣隊意圖，于8月初，敵第四縱隊第3師、第9師、第83師分別占據小陶鎮堅村、吉口、小陶、桐林、湖口，及大陶洋盆地。對紅軍進行“堡壘對堡壘”戰術。

8月6日，紅15師（即少共國際師、系紅一軍團補充師）由石城、寧化、清流到永安安砂，并進入洪田鎮的馬洪、東坑、生卿、苦竹一線，占領了有利地形。8月5日至9日，紅一軍團主力由連城的四堡經嵩口坪進入羅坊、半村、垇頭、石峰、上坂、留山、大窠等村莊。

8月12日，小陶戰役在石峰峽衙嶺拉開序幕。劉戡部下一營兵力從桐林沿小路上石峰衙嶺。紅軍一個營的兵力在石峰村老人吳洪龍的帶路下，出陳坑，經黃垇、泗州峽，轉上衙嶺、切斷敵人的退路。經一番激戰，殲敵一營，活捉了敵營長，并將其押到紅軍指揮部。此戰載人1934年8月20日的《紅色中華》227期。

衙嶺戰斗后，紅軍調遣兵力，沿山路向流坑方向推進，正在這時，敵軍另一個連士兵抄小路，爬上紅軍側背后的白粉山頭，架3挺機槍向行進中的紅軍戰士瘋狂掃射，紅軍傷亡慘重，被迫退回衙嶺北側。戰斗從上午10點開始，敵我雙方，都派了增援部隊，一直激戰到下午3點左右結束，敵我傷亡各300人。為紀念犧牲在當地的無名紅軍英烈，石峰村老百姓在白粉山戰斗遺址上修建了紅軍無名烈士冢、紅軍廟，命名了紅軍松。年年祭奠。

18日、20日、21日和22日，紅1軍團與敵軍分別在大陶洋的與洪田鎮交界處的石蓮山、矮嶺、大行貴山一帶進行了激戰。其中，尤以20日在矮嶺主峰陣地的激戰最為激烈，雙方肉搏六、七次，相持9個小時。石蓮山、矮嶺及大行貴山之戰，敵我傷亡各500人。

8月22日，紅9軍團在護送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途中從大田、尤溪一帶繳獲的食鹽、槍支、彈藥等順利運抵“石峰地區”。23日下午，紅一軍團完成了中革軍委關于“阻敵于永安、連城、朋口之間”的任務。紅一軍團全部撤出小陶、洪田地區，經石峰、安砂、清流，徑往江西。小陶戰斗之后，敵兩個師沿姑田、連城方向，向長汀進攻，紅一軍團重由江西秘密運動到汀州，在汀州與連城交界處的文芳，運用運動戰的展示，消滅了敵第九師一旅又一團的兵力，取得了中央機關主力紅軍長征前夕對敵反擊戰的重大勝利。1934年10月，紅一軍團踏上了千難萬險的長征之路。

北上抗日宣言是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先聲，也是我黨我軍為實現民族解放運動而實行政治軍事戰略大轉移所邁出的第一步。

在中華民族命運處于危急關頭，我黨我軍為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主動所作出做出了實行政治軍事戰略大轉移的“北上抗日”重大決策。長征勝利，是黨領導紅軍實現北上抗日戰略目標，打開民族解放戰爭新局面的主要標志。長征勝利后，全國主力紅軍大匯合，進入了抗日斗爭的前進陣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新高潮的迅速掀起。“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紅軍抵達陜北后，黨中央從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出發，迅速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抗日救國上來，確定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策略，先后提出“抗日反蔣”、“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逼蔣抗日”的方針政策。充分表明了黨和紅軍抗日的決心與推動全民族抗戰的誠意，從而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寫到了抗日救國的旗幟上。這面旗幟凝聚了人心，瓦解了反共陣營，壯大了抗

日力量。形成了全國武裝力量共同抗戰的戰略態勢。懾于紅軍的威力和全國民眾要求抗戰的壓力，蔣介石再也沒有組織起對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進攻，中國革命從此進入民族解放戰爭的新階段。因此，北上抗日宣言發布地石峰紀念館的建立，對于了解我黨我軍的北上抗日主張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另外，在北上抗日宣言發布地石峰村境內還有絕對落差200米，并有3級別瀑布的石峰峽谷可探險。

百度搜索“北上抗日宣言發布地石峰紀念館”，精彩視頻圖文更多！

第三篇：紅軍長征

紅軍巖的故事

龍勝各族自治縣泗水鄉的紅軍巖，長約10來米，形狀有如龍的舌頭，老百姓原來叫它龍舌巖。巖石上留下的一幅紅軍標語至今還清晰可見。巖石旁邊還有一座風格別致的涼亭。有關這塊巖石和這座涼亭的歷史。

1934年的時候，紅軍長征從我們這里路過，有幾個紅軍傷員就住（躲）在這個巖洞下面，當時我們村民就把糧食呀、生活用水呀送給他們，他們傷好后為感謝我們的村民，就在巖石上刻下標語：'紅軍絕對保護瑤民“、”繼續斗爭、再尋光明“。后來為了紀念紅軍長征的光輝歷程，當地百姓就把這個巖石改叫”紅軍巖。

泗水鄉白面瑤族寨的瑤族老人還告訴我們說，當年紅軍進入龍勝后，桂系軍閥派遣特務混入紅軍宿營的村寨四處縱火，散布謠言詆毀紅軍，挑撥紅軍與少數民族的關系。頻繁的火災引起紅軍的高度警覺。在龍勝縣龍平鎮，當時擔任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同志，白天經過了一天的行軍，晚上又開了幾個小時的會。半夜剛回來休息，不久忽然有哨兵高喊“起火了！”同時，噼噼啪啪的鬧聲響成一片。警衛員驚醒起來一看，周副主席睡覺的房子已經被火光包圍，煙火往房內直噴。警衛員順手提著一條軍毯沖進房內。周副主席正在向外摸。警衛員把軍毯蒙在副主席的頭上，拉出門外來，才脫離了危險。周恩來派出偵察員，抓獲了幾名縱火犯。紅軍在這里召開群眾大會，揭露掛軍敵特的卑鄙行徑，同時不發放救濟款接濟受損失的群眾，宣傳紅軍的民族政策。少數民族群眾了解事情真相后，消除了誤會，開始積極幫助紅軍，不少青壯年還加入了紅軍。

其實，紅軍與廣西各民族人民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929年，當年的12月，鄧小平、張云逸、韋撥群領導百色起義，開辟左右江根據地，把革命內的火種撒向了廣西這個多民族聚集區。

百色起義之后成立的紅七軍，后來成為中央紅軍的一支勁旅。1931年，毛澤東曾經親手授予轉戰到中央蘇區的紅七軍一面錦旗，上面書寫著“轉戰千里”四個大字。此后，毛澤東還多次稱贊：“紅七軍特別能打硬仗！”

英勇的紅軍突破湘江之后，向越城嶺以西的地域前進，原計劃進入湖南，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這個計劃被蔣介石察覺，立刻調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張網以待中央紅軍。

在這個緊要關頭，已被剝奪了軍事領導權的毛澤東根據實際情況，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設想，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

中央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挺進貴州，這就使剛剛經過湘江戰役鏖戰的紅軍，避免了在不利條件下和敵人硬拼，使敵人準備將紅軍一網打盡的計劃破產。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1934年12月3號到6號，中央紅軍越過了長征以來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

長征歷程---中央紅軍血戰湘江

70多年前，中央紅軍連續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進入廣西境內。蔣介石急忙調集30萬大軍，依托湘江屏障，構筑起第四道封鎖線，妄圖把紅軍消滅在湘江以東。關系紅軍生死存亡而又空前慘烈的湘江戰役就發生在廣西東北部的興安、灌陽、全州一帶。

當年湘江戰役的戰場如今美麗富饒

說起湘江戰役，很多聽眾可能會覺得它發生在湖南。雖然“湘”是湖南省的簡稱，湘江也貫穿湖南全境，流入長江。但它的上游和源頭則在廣西境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之后，下令開鑿靈渠，連通了湘江和漓江，隨即發兵50萬一舉統一嶺南。

人們說興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兩次改寫了中國的歷史。一條靈渠成就了秦始皇的統一大業；血戰湘江突破封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從此走向了勝利。湘江戰役雖然勝利突破了國民黨中央軍、湘軍和桂系、粵系等地方軍閥30萬大軍的圍追堵截，但這也是央紅軍在長征途中戰斗最為激烈、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戰役，也是人民軍隊創建以來受創最重、犧牲最大的一次戰役。經過這次戰役，中央紅軍從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紅軍當年的漫畫標語——國民匪黨

湘江戰役8萬紅軍與30萬敵人血戰了7天7夜。從我們的直播所在地興安縣城沿322國道順湘江北上，約40公里就是全州縣城。今天的322國道就是當年連接湖南與廣西的主要通道---桂黃公路。作為保護中央縱隊右翼前鋒的紅一軍團過江后，在腳山鋪一線切斷 桂黃公路，阻擊從全州縣城急于南下封鎖湘江的湘軍。

腳山鋪一戰，慘烈異常。因為腳山鋪一旦失守，湘軍將沿著桂黃公路一路南下，與由南北上的國民黨桂系部隊連成一片，中央紅軍將被蔣介石30萬大軍徹底包圍在湘江以東。中央紅軍的生死存亡懸于一線。

這是一場惡仗。當時，紅一軍團利用有利地形在腳山鋪構筑了兩道阻擊線。軍團首長林彪、聶榮臻更是下定決心：把前線指揮部設在第一道阻擊線的米花山上，實行近距離指揮作戰，誓與陣地上的戰士共存亡，以保證中央紅軍搶渡湘江。

紅軍當年路過的瑤寨

腳山鋪阻擊戰

腳山鋪這個小山村的周圍有幾座小山，這些山就叫“腳山”。這個時節山上的樹木和植被郁郁蔥蔥，一片翠綠。這些小山夾著“桂黃公路”，這條路是廣西通往湖南的重要干道，公路上一派繁忙景象，貨車和客車川流不息。70多年前，紅軍血戰湘江三大阻擊戰之一的腳山阻擊戰，就發生在這里。

當時戰斗在黎明前打響，隆隆的炮聲打破了山野的寂靜，敵人的一批批敵機俯沖掃射、投彈，整個腳山陣地上頓時土迸石裂、斷枝橫飛、塵土彌漫、硝煙四起。敵軍密集的炮彈幾乎把整個腳山翻了個個兒。兇狠的敵人投擲燃燒彈，把前沿陣地燒成一片火海。敵人以為紅軍傷亡得差不多了，嚎叫著、沖了上來。沒想到紅軍戰士從塵土中鉆出來，抖掉身上的斷枝落葉，居高臨下猛烈開火，打得敵人不知所措。

但阻擊敵人的紅一軍團一師和二師，人數不足一萬，對手是何鍵的湘軍，有六七萬人。11月30號，一師陣地米花山、美女梳頭峰相繼被突破，紅軍退守到赤蘭鋪、白沙、夏壁田一帶構筑第二道防線。12月1號，湘軍在飛機的掩護下再次發起猛攻，第二道 防線又出現了一條空隙。一股湘軍端著刺刀竟摸到了距林彪、聶榮臻指揮所門口40米的地方，幸虧警衛員邱文熙及時發現。大家趕忙收起地圖轉移。撤退路上，林彪說：“今天真是好險啊，再晚幾分鐘，我們可真要成為湘軍的?座上客?了！”

這場阻擊戰中，紅軍將士犧牲人數達2000多人，二師五團團長易蕩平就是在這場阻擊戰中身負重傷后，誓死不當俘虜，毅然舉槍自飲，一師四團團長楊成武也在這場戰役中負傷。

在當年阻擊戰發生的腳山鋪村，記者見到了曾見證過這場戰役的王寅修老人，他今年已經90歲了。老人說，紅軍在腳山鋪一帶打了三天三夜，他和紅軍呆了兩天兩夜。敵人有飛機大炮，紅軍的槍不好，很短，有些子彈頭還是竹子和木頭做的。子彈打出去，“叭”的一聲飛出不遠就落在了地上。這場戰斗，有的部隊整連整營的全拼光了。

紅軍渡過湘江的指揮所紅軍堂

紅軍撤走后，米花山山槽里犧牲的戰士壘成了堆，僅一個米花山就有上千人，都來不及埋葬。因為山上有太多尸骨，村里人好久都不敢上去。不久，山上不知為什么起了一把大火，燒了三天三夜，把半邊天都燒紅了。

當年腳山鋪這一帶的戰場，如今也成了一望無際的稻田。很難再去尋覓當年戰場的痕跡了。

從腳山鋪到界首，60華里的湘江沿線成為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生命線。為守住這60華里的湘江沿線，掩護中央縱隊安全過江，就在腳山鋪阻擊戰進行的同時，擔任左翼前鋒的紅三軍團四師在界首的光華鋪阻擊由興安縣向北撲來的國民黨桂系部隊。

1934年的11月28日，紅三軍團四師10團趕在敵軍達到之前搶先一步渡過湘江，占領界首，并為后續部隊搭起過江浮橋。11月29日，湘江戰役三大阻擊戰之一的光華鋪阻擊戰打響。

由于江邊上無險可守，無數的紅軍戰士在這里灑盡了最后一滴血，在他們倒下之前，射出了最后一顆子彈，拋出了最后一顆手榴彈，作了最后的刺刀拼刺。

第四篇：紅軍長征

文化是經濟和政治在觀念形態中的存在方式，是人類精神活動的表現和產物。而長征文化，便是“五四”以來形成的最重要的革命傳統文化之一。“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

是播種機”。當年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之后，毛澤東同志曾就長征作過如此精辟的總結。紅軍長征已過去了七十年，但長征精神依然鮮活地留在人們心中，鼓舞

著我們每一人。我是一名普通百姓，在我青少年時期，就熟悉了紅軍的事跡，特別是“會澤擴紅”更加耳熟能詳，隨著年齡增長，這種情結愈發強烈。在我眼里，紅軍能完成“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的長征，每一位紅軍將士都是英雄好漢。連外國人斯諾?索爾茲伯里都高度評價了紅軍長征。沒有長征，就不能保存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軍隊和革命根據地，就不會有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勝利，也不會有新中國，更不會有現在改革開放的成就。飲水思源，是大家都明

白的道理，也是我們紀念紅軍長征的動力，在紅軍長征七十周年之際，我們用自己的方式舉行紀念活動，緬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是為了把這感動一代代人的革命精神發揚光大。面對自己的先輩，每一個人都應該捫心自問，我們的幸福生活來自哪里？我們有沒有忘記那些為我們打天下的革命先輩？有人可

能會認為，當年窮人參加紅軍是為了有飯吃。確實是有這樣的人，但是他們當了紅軍以后，其信念就不只是為了吃飯。我們在長征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能深深地

感受到紅軍長征的艱苦卓絕和巨大犧牲，“送郎當紅軍”絕不僅僅是為了吃飯而去的，而且有一些紅軍將領就出身于書香門第，家里有飯吃，他們就是為了人民的利

益，為了大眾的解放扛起了搶。假如僅僅為了吃飯，你就無法解釋這樣的故事，紅軍長征到咱們云南時，有12位紅軍傷員被敵人抓住了。敵人說，只要你們不

當紅軍了，就可以放你們生路，不殺你們，但是這幾位紅軍戰士個個堅強不屈，敵人沒有辦法，就把紅軍傷員帶到半山腰一個深不見底的地下河洞口，把前面兩個

傷員推到山洞里面，在后面的10位紅軍就說：“不用你們推，我們自己跳”。當地群眾后來把這個洞叫“紅軍洞”，這個事跡刻在那個洞口的碑上。我覺得，紅

軍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在那個年代里，承擔起了自己的歷史責任。這種歷史責任感，最值得我們紀念，也是今天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最需要的。什么樣的精神讓我落淚？那就是寧可犧牲自我，去保全集體的團隊精神。從資料上見到當年紅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率部隊為紅軍墊后。掩護主力隊伍撤退以后，他們只剩

下四五百人。等到他們撤退的時候，湘江已經被******封鎖了。他們又餓著肚子翻山越嶺退回到湘西打游擊。撤退途中，陳師長腹部中了敵人的子彈，他命令其他的戰士撤退，自己來掩護，不幸被敵人抓住。敵人非常得意，在抬著他去邀功的時候，陳師長把自己的腸子掏出來扯斷，最后壯烈犧牲，年僅29歲。這個故事讓

我流淚，長征中還有許許多多的紅軍戰士為了大部隊的安全，犧牲了自己，如果一支軍隊，一個民族擁有這種精神，那就無堅不摧了。長征精神是一個寶庫，過去，現在和將來都能讓我們受益匪淺。如果要問我，紀念長征的感悟是什么？我們今天紀念紅軍“長征”，已經沒有了戰火紛飛的氛圍，七十年前艱苦程度甚至超乎

我們的想像，但其精神卻會永遠激勵著我們。毛主席曾說過：“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我想，人生可以平談，但不能虛度光陰。這就是我的最大感悟。我們今后要繼續發揚紅軍長征精神。遙望著眼前的山山水水，眼前總會浮現長征中一個個鮮活的面容。

今天的紀念活動遠遠無法表達出我們對紅軍的崇敬之情。

紅軍長征讀后感范文二還記得毛澤東寫的那首氣勢磅礴的“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前山只等閑……”是啊，整整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漫長的征途，我們的紅軍戰士又要經歷何等的艱

難困苦呢？誠然，廣大紅軍基層指戰員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一路上披荊斬棘，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用自己的血和淚譜寫了這二萬五千里的動人篇章。面

對山高鄰禿，朔風凜冽，冰雪覆蓋的高山，戰士們團結一致，齊心協力，用超乎想象的毅力和艱辛為部隊探索出一條前進的道路。這不僅僅是一條磨煉意志的艱難

之路，也是一條生命之路。遇到開闊美麗的草原，本以為有了希望，誰又能想到里面蘊藏著意想不到的困難。很多戰士就這樣倒下了，沒有一句怨言。當他們把自

己交給黨的時候，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面對糧食的短缺，環境的惡劣，戰士們又何嘗不是風雨前進，風餐露宿呢？也許，我們只能從書中或電

視上了解這些感人的事跡，但完全可以想象的到他們互相幫助，互相鼓勵的階級友愛。作為中學生的我們不得不被紅軍的頑強，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所打

動。然而我們能做的就是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在困難面前決不低頭。用科技強國，以人才壯國。同學們，我們要臥薪嘗膽，急起直追，用民族的偉大智慧迎接

挑戰，以祖國的興衰為己任，為祖國的強盛奮斗不息。我們絲毫也不能陶醉在祖先創造的業績中了，而是要自強、自立，創造二十一世紀的偉業。這是一定要做到的，也是完全能夠做到的！當然，這需要頑強拼搏的精神。

長征，那英勇的足跡鐫刻在人類追求解放的歷史中，始終為中國人民所銘記。

長征，那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奪取成功的基礎。

長征，那戰勝一切困難的氣概，始終激勵著中國人民朝著一個無人能夠預言的輝煌未來前進。

長征途中，沒有吃的，把騾馬殺掉；騾馬沒了，去挖野菜，哏樹皮、嚼草根；野菜吃光了，就煮皮帶吃……那一件件、一幕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讓我不由得想起了一個動人的小故

事——《金色的魚鉤》。

這個故事敘述了一位老班長為了讓幾個傷員不餓肚子，自己不顧疲勞、強忍饑餓來到小水塘為他們釣魚充饑，自己卻一點兒也舍不得吃，最后活活的被饑餓折磨得倒下了。老班長那舍己為

人的精神、那崇高的革命主義品質，深深地打動著我：為了讓自己的傷員不餓肚子而犧牲了。試想，當時如果有一把米，對，哪怕只有一把米，老班長也許不會被

饑餓奪去他堅強的生命。

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少同學不懂得愛惜糧食，他們把餅干、饅頭、面包、稀飯隨便亂扔，在家里挑吃撿穿……據有關部門估計，全國每年浪費的糧食，足夠五千萬人吃一年，多么驚人的浪

費啊！

古人尚有“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徹骨感受，我們應該從中領悟糧食的珍貴。是的，一粒粒糧食從播種到收割，再加工成成品糧，至少要經過20道工序，這中間包含了農民多少辛勤的勞動，每一粒糧食都浸透了農民伯伯多少心血和汗水啊！你難道還忍心把咬了一口的饅頭當泥巴扔，把吃了一口的飯當臟水潑嗎？

同學們，多想想長征中的革命先烈吧！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新生一代，我們一定要繼承和發揚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

愛惜糧食，從我做起，從小做起，養成節約糧食的好習慣。

愛惜糧食，就是愛惜生命啊！

一次次的絕地逢生，一次次的轉危為安，當4支紅色大軍在70年前的那個十月勝利會師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這些紅色戰士，不僅譜就了長征這樣舉世罕見的偉大史詩，而且鑄就

了無與倫比的精神豐碑。

這，就是長征精神——就是把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

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

共、艱苦奮斗的精神。

一邊是國民黨重兵的圍追堵截，一邊是惡劣到極點的自然環境和匱乏的物資供應，紅軍之所以能在連基本的生存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堅持行軍和戰斗，直至取得最后勝利，靠的就是這種

精神。

無論是吃不上飯的放牛娃，還是胸懷報國志的知識分子，無論是年近花甲的老同志，還是柔弱剛強的女戰士，都被凝聚到了這支紅色隊伍里，都被這種精神所感召、所激勵。正因如此，湘

江血戰中的紅軍將士在成片成片的戰友倒下后，又如同潮水般補充上去。正因如此，雪山草地中被饑餓和疲憊逼至生理極限的人們沿著戰友的遺體形成的路標頑強

前行，最終走出死的沼澤，迎來生的希望。

長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過生離死別的悲壯故事，讓老紅軍們刻骨銘心的，是一段段血與火、生與死的真實經歷，是從生死考驗中錘煉出的頑強意志，是激勵著廣大紅軍指戰員艱苦征戰的強

大動力，是中國共產黨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全面展示。

長征精神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從跟隨紅二方面軍進行部分長征的法國傳教士薄復禮到千里迢迢來陜北記錄長征的美國記者斯諾，從80年代重走長征路的索爾茲伯里到今天仍在這條路

上跋涉的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半個多世紀以來，因為各種初衷而開始關注長征的外國人在走近這段歷史之后，都不約而同地把他們的焦點對準了紅軍的精神，那

種英勇頑強、一往無前的精神。正如索爾茲伯里所說：“長征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于世。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

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長征精神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優良作風，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做出的巨大貢獻。

長征精神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其可貴就在于，它能夠在漫長的時間積淀中轉化為對現實的啟示，體現了黨之魂、軍之魂和民族之魂。

長征精神之所以歷久彌新，就在于它不是靜止的。它承接著井岡山精神，又不斷形成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兩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精神，更為它注入

了新的時代血液，增加了新的豐富內涵。

今天，當年的戰爭硝煙已經散去，但和平發展的天空并非晴空萬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新的長征與當年紅軍長征一樣將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將面臨著嚴峻的困難和

考驗。正因如此，新世紀新階段更需要我們高擎起長征精神的火炬，讓曾經推動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光榮傳統在新的長征中煥發出時代光芒，照耀著我們像當年的長征紅軍那樣去不斷開創出新的局面。

第五篇：紅軍長征

紅軍長征

紅軍的長征實際是不得已的。由于沒有粉碎國民黨的圍剿，在原來的根據地沒有辦法堅持下去，只好進行戰略轉移。但是究竟到哪里去，是沒有明確方向的。北上抗日只是后來的說法。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出發時，是準備去湘西和二、六軍團會師。遇到國民黨軍嚴重的阻截。湘江戰役遭到嚴重的損失。從8萬多人減少到3萬。這是長征途中遭到的最嚴重的損失。爬雪山，過草地并不是最嚴重的損失。

后來中央紅軍轉進貴州，占領了遵義。就想在遵義地區建立根據地。但是蔣介石立即調集大軍四面八方包圍過來。只好決定到川西北和四方面軍匯合。但是直接渡過川江穿過四川省當然是不可能的。中央紅軍于是四渡赤水，沖破包圍圈，進入云南。在云南渡過金沙江，進入彝人區，才擺脫了國民黨軍。通過彝人區以后，搶奪蘆定橋。再前進當然不能經過成都平原，就只能爬雪山過草地了。

所謂雪山草地就是今天阿壩藏族自治洲的夾金山和松番草地。中央紅軍翻越夾金山以后就和四方面軍匯合了，雙方混編成左右兩路軍通過草地。結果在通過草地以后紅軍發生了分裂。毛主席和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一部分組成陜甘支隊，單獨北上。其余部隊重新通過草地到了現在甘孜藏族自治洲地區。

陜甘支隊北上以后突破臘子口，到達甘肅南部。在一個叫哈達鋪的地方，看見一張國民黨的報紙，知道陜北還有一塊根據地。才最后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吳起鎮，結束了紅軍第一方面軍的長征。困在甘孜的四方面軍和經過長征的二方面軍即原來的二、六軍團終于于1936年10月到達甘肅會寧。長征正式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