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給理想一點時間

《給理想一點時間》

（五）中最好的文章是哪幾篇？

網文集《給理想一點時間》是鳳凰網編輯從海量博客中打撈出來的，因此，博主們都很在意自己的文字是否上榜，這跟稿酬無關，記得唯一一次我的博文入選后編輯問及賬號要發稿酬時，我很輕松地一句“找個慈善活動捐了吧！”心里卻是蠻喜悅的，就因為自己被海選中了。

最新的《給理想一點時間》

（五）收到多日了，今天得空讀完。既然是選集，編輯各有所好，我也自然有個人偏好，幾篇好文，深受教益。

第一篇：柴靜：《你的死亡誰做主？》

前幾天，我和著名嬰幼兒救助者、女拳節目主持人陳嵐女士圍繞她和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俊就“明知道胎兒有嚴重缺陷是不是該打胎”的問題有過爭論，我同意顧教授的看法：明知道這樣還要生下來，就是非理性；給人生命和給人痛苦很難說明前者更有價值。陳嵐女士認為絕大多數這樣的孩子是能夠治愈的，反對墮胎。幾乎所有的爭論都是強調自己的觀點，自然無果。柴靜的這篇文章通過一線采訪，包括陳小魯那樣的紅二代，當父親陳毅彌留之際，他們和醫生對盡快結束親人痛苦都沒有發言權，只有眼睜睜看著對方受罪而死。“你的出生誰做主？”這個也是大同小異的問題。如何能在人道和法律、醫學方面達成最佳平衡，非常迫切卻和艱難復雜。

第二篇：柴會群：《眾叛親離》

名報記者的文字我一向偏愛，他們的寫作是立體的，但牢固地扎根在硬地上。柴會群的這篇文字更是這樣。每一個久別家鄉到大城市生活的人，都會與家鄉人存在這種疏離感，他們幾乎很少有變，他們的心里你也沒變，家鄉的價值觀牢固地樹立在那里。可城市生活和現代法律重塑的你卻忍不住要啟蒙和干涉他們，冒犯他們的生活和規則，雖然有時是不知不覺。他們在尊敬和禮貌中心里被添堵、添亂。就這樣，彼此牽掛著，卻不斷陌生著，漸行漸遠，最后切割。

第三篇：秦前紅：《我所了解的農村》

中國農村的凋敝和留守老人、小孩問題早已被普遍指陳。二十多年前我初次去婆家的時候，那里很窮但很熱鬧，不論在家還是出門，孩子們圍得我這個外鄉人邁不開腿，跟看猴子一樣，每每這時我真想大喊一聲把他們趕走。過了幾年，家家安上了鐵柵欄門，防盜意識的增強不是因為治安不濟，而是人口急劇下降、強壯勞動力外流之下家庭安全感的下降。春節回去，我突然懷念起那種被孩子們前呼后擁的感覺。可這時候他們已經在外鄉生活，操著天南地北的口音。跟我一樣，匆匆幾天后各奔東西，沒人稀罕圍觀我了。前去年去給婆婆燒紙，歸途路過昔日夏收時繁華的打麥場，幾個老太太坐在蕭條的地上，癡癡地看著我們。老公用當地最常用的打招呼方式問候：“干嘛呢？”“等死，我們還能干嘛？”回答竟然是不約而同的。是的，這就是中國的農村和老人當下的普遍狀態。除了這個，秦前紅教授的筆下還有鄉村腐敗，我想這也應當是普遍性的。不過，他還有農村治理和重建的探求，這起碼還覺得鄉村還會繼續存在，我怎么覺得中國農村只剩最后幾縷殘陽了？可如果真是這樣，現在城市里那么多農村漂泊者最終的歸宿將在哪里？

加藤嘉一：《在美國發現中國》

加藤嘉一是個有心、活躍的日本青年。2008年網絡最活躍的時候，也是網友聚會最多的時候，這個二十多歲的高個子青年穿梭其中，他說自己除了在北大讀書，還在人大附中兼課，給瑞麗雜志當模特，還當導演或演員之類。加藤很愿意討論，聲音不低，但總是先讓別人闡述觀點，禮貌而得體。在中國生活十年后的他到了哈佛讀書，在美已經有了兩三年的居留時間，對兩個國家的比較應該有比較到位的評價能力。他和老師認為，什么時候中國到了“放松”的時期、即充分市場化之后，中國才可以崛起。確實，中國僵死的政治和社會格局總是成為改革深水區，只能由最大限度的市場化和放權完成。用經濟手段解決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正在往好的方向前進。

徐賁：《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

我們生活中極為常見的人，是秉持“將本職工作做好的人”，他們有點牢騷，有點抱怨，但覺得自己是安全的，是基本自由的，同樣也是好人。這樣的人是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上面作惡，他們緊隨，認為這是在做好本職工作；上面的人轉變態度，他們有口無心地懺悔和改變，也認為這是做好本職工作。每當解釋這些行為時，他們的理由也是一樣的：大家都那樣，我又改變不了，有什么辦法？他們貌似完全被動，又好像很無辜很無奈，但這個龐大的群體悄無聲息的推動作用；那種黑壓壓的的沉重規模，正是極權和暴力體制的基本構成和強大精神力量。沉默的大多數和平庸的惡，不僅僅在希特勒時代的德國。

第二篇：給理想一點時間

給理想一點時間

當我們把一切弄得井井有條時，我們忽然就產生了厭倦，我們急于打破這井井有條，而當我們把生活弄得一團糟的時候，我們又會長吁短嘆，夢想潔凈與優雅，這大抵就是碎片化時代生活的全部真相。

這樣一個時代，碎片越來越多，新聞越來越雜，話題越來越爆，什么都是來無影去無蹤，晚起幾個小時就感覺和世界脫結，離開網絡等于離開整個世界一樣痛苦不堪，寫博數年，寫手一茬接一茬的換，文字一批輪一批的上，悲劇一出接一出的演，思考一次接一次的深，慢慢的我們不由的浮躁，不安，分不清是是非非，理不清亂亂紛紛。我們的身軀是形而下的，與街邊公路的汽車一樣，需要保養，需要維修，需要保持身份，但也有危險，也會故障，甚至淪為二手。

這樣一個時代光靠我們自我調節已不能打壓精神上的暴躁，急需一劑溫暖而不官腔的鎮定劑，來穩定網絡海量信息帶來的沖擊綜合癥。來化解千頭萬緒的中國之問所帶來的陣痛與悲憫，來觸摸日理萬機情系中國每一位華人的赤字之心。而這樣一劑實惠，親民，愿意等待夢想，愿意給予時間的網絡新藥“《給理想一點時間》”做到了。從第一本的艱難孕育成功，到第二本的輕車熟路，再到第三本的娓娓道來，第四本的只為百信代言，不斷地拷問著大歷史時期的百姓之聲，民族之惑。

去年五月份的時候，有幸得到鳳凰博報編輯部寄來的第一本《給理想一點時間》，當時并沒有太在意，也因那時比較忙碌，就一直擱在宿舍的書架上。等到七月中旬當我坐在回家的火車上時，迫于長途無聊，才拿出來品評。一路上我喝光了五瓶礦泉水，卻沒有吃一點東西，身體發出的饑餓感早已被書中散發出的灑脫性所代替。記得下火車的時候，已將書中多半篇章看了一通。并且一回家，我就將《給理想一點時間》推薦給了在文化產業混跡多年的姐夫，并且得到了姐夫的很大認同。正如姐夫說：“網絡世界里盡然能產出如此有力的作品真是不可想象”。之后聽說第二本也出版了，便迅速的在網上買了一本，再后來第三本在年底繼續出版，有幸也收到博報編輯部寄來的樣本。

如今愿望成真，第四本如期付梓，作為鳳凰博報里的一位青年大學生博主，一邊讀書，一邊寫博，不時的感到《給理想一點時間》所帶來的鞭策與鎮定，讓我明白如何辨別網絡世界里的紛紛擾擾，如何不被這些紛紛擾所迷惑與同化，如何傳承在不斷異化和變革中的理念和夢想。

很多時候中國社會的事情只有網絡作者才看的最真，因為這里相對比較最自由。記得，父親在看到《給理想一點時間》后，給出一個特別平實的關鍵詞“開放”，是的“博采眾家之言，報聞公民心聲”就是一個開放的狀態。也許從這里出發，你會看到中國的最強音，在這里名人與草根起飛，國事與家事并重。在鳳凰這個平臺里吶喊，我常常會在自己的留言板上看到熱切的百姓，在面對敏感事件，重大事件時的冷靜與果敢。在這個網絡輿論主導的年代，慢慢的你會發現，“平民不在阿Q，名人不在韓寒”。這個時代讓輿論逐漸等時化，平等化，人人都成了一尊佛像，只要言之有物，必定會成為公眾的視野里的“王者”。《給理想一點時間》所呈現的就是這樣一種親民，近民的態度，書中關注中國當下，從改革，法制，經濟，民生以及文化，思想等方面逐點開花。投射出當下最完整的中國，正如黃敏女士的《中共地圖》一樣栩栩如生。

《給理想一點時間》讓我們發現，“苦難與悲催”不再是平民的專屬，慢慢的，時間會告訴你我，夢想從來沒有離開我們，堅守自己的內心格局，終究會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給理想一點時間》讓我們懂得，“阿Q精神”只不過是暫時的虛榮，慢慢的，時間會讓一切暴露，給理想一點時間，忘掉曾經的尼姑，忘掉草根的身份，一切為了夢想而生存。

《給理想一點時間》讓我們清醒，猶如《國際歌》中唱到的一樣“從來就沒有救世主”，時間會證明一切必須靠自己，拯救愛情，拯救非功利的友情，拯救偉大的愛國情懷。

《給理想一點時間》讓我們自信，如潮的“美好聲音”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精神支柱，草根為草根的呼喊里，震蕩的是大地最深處的聲音，哪里召喚著黃皮膚底下沸騰的血液。

《給理想一點時間》已不僅僅是一本書，這里有貧民的淚水，名人的氣勢，青年的熱血，以及世界各地漂泊同胞的最新體驗。在這里，陳秋野看到了魯迅的精神，易洪明看到了普通人的文化盛宴，黃受才道出了人生的不易。

《給理想一點時間》里的文字也許并非絕唱，但一定可以成為這個時代的搖滾，總有用一天我們會發現從“博報”出發，在《給理想一點時間》里輾轉，直到走向每一個人的最初的夢想。

第三篇：給理想一點時間

中國人一種生存理念讓我不寒而栗

我們為什么輸不起？

這實在是一個奇怪而又現實的問題。競爭比賽有贏就有輸，實在正常不過。

不過，看看我們四周，看看我們的輿論，便可知曉，現實生活并非如此。

一旦競爭中落敗，輸掉的不僅是比賽，還可能有尊嚴和人生，從此直不起腰，挺不起胸，抬不起頭來。一輩子生活在失敗的陰影下。

不唯體育比賽，在我們看到的幾乎大多數行業，輸不起已經成了這個社會的現實和公眾的共識。這才是問題的吊詭之處。一

中國人曾經是輸得起放得下的人。

孟子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上達高賢，下至黎民，莫不以為然。

于是，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成了后世文人的一種可以效仿追隨的生活樣式。

于是，李白不愿意走時人通行的應試之路，欲以才華文名入仕，終不見容于權貴，遂自我放逐于山水江湖，留下諸多不羈名篇，為世代傳誦。

無論是陶淵明還是李白一輩，不容于廟堂，還有海闊天空可去。

雖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封建時代，交通不便，信息不暢，王權的“雨露之恩”總有灑不到的角落。因此，輸了官場又何妨！

陶淵明得罪了上司，雖扔了那官賜的五斗米，家里卻還留有幾畝薄地可依仗，躬耕讀寫，采菊東籬，悠然而見南山。李白不見容于皇親國戚，遠離了廟堂帝都，依然可以放蕩于酒色文氣，縱情于山林河湖，西輝逐流水，蕩漾游子情。那種雍容倜儻的生活和氣度，在緊張窄逼的社會里是養不成的。養育它們，除了文脈的傳承滋養，更需要有退讓騰挪轉身的空間。

當然，中國還有一種說法，成王敗寇。不過，這主要指向的不是士大夫和黎庶，而是圖謀天下者。

周武滅紂，失敗的殷商后人在周代還能有采邑封爵，所以也有伯夷叔齊避居首陽山不食周粟的故事流傳。

暴秦之后，天下漸統，政治的殘酷性，使中國的王位爭奪者成了輸不起的人，一旦斗爭中失敗，便失去了一切，從物質財富到精神話語，直至肉體。你死我活的斗爭中，自然失敗不起。

所以宋太祖才會說：“不須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二

晚清以降，中國一直處在內憂外患中。

鴉片戰爭之后，幾番遭受列強欺凌，封建大國已臨末路。

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當時的有識之士，從各個層面展開了救亡圖存之路。嚴復譯介《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從此深入人心。

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因其符合彼時中國救亡圖存的現狀，被中國知識分子接受后，迅速傳播到了社會各個階層。后來這句文氣的表述，又被更容易為大眾接受的表達“落后就要挨打”取代。

從此，“落后就要挨打”所蘊含的價值判斷，一直成為這個國家幾乎人人認同的主流價值，既是“變法圖強”的理論基礎，也是現代中華民族主義的開山，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奉此為圭臬。

無論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還是落后就要挨打，原是對家國走向危亡背后原因的一種總結判斷，它所指向的，是外敵環伺下救亡圖存的戰時邏輯和哲學。

晚清以降中國歷次與外國的戰爭，從正反兩方面強化了政治和知識階層以及普通民眾對落后就要挨打的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價值判斷最終從一種應急的戰時策略，逐漸常規化普遍化，滲入民族的血脈，內化成社會普遍接受的念茲在茲的價值判斷。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窮怕了的國人，對于物質財富的積聚充滿了渴求。在社會層面，最初對市場經濟市場競爭的粗淺認識，迅速與已有傳統的適者生存的價值觀合流，即期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像秋風般掃過田野，把殘存的理想主義一掃而走，傳統的義利觀徹底邊緣化。

在我們周圍，許多成功人士，無論其是如何成功的，但一旦成功，其掌握的物質財富、政商力量以及話語權，卻是實實在在的。這種成功，經由大眾媒介包裝傳播，灌輸給了不同社會階層的人。

功利主義并非罪過，它內在的欲望原本也是社會前行的動力。但當叢林法則彌漫，人人都相信，方法并不重要，只有成功，尤其是物質上的成功，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時候，功利主義可怕的一面才顯現出來。“只有勝利者才會被記住，受尊敬，過程中采取了什么手段，都不重要，成功會讓那些問題無足輕重。”曾經有許多成功人士向我這個逾四十依舊不立的人灌輸 過這一理念，多少讓我有些不寒而栗。三

時至今日，國人也早已非吳下阿蒙。對于不擇手段的功利主義的危害認識漸清，批判也越來越多，“輸得起”漸漸已為許多人接受。

不過，觀念一旦形成，其在社會生活中，已經外化為各種制度和行為。而且，現實生活中的一些不當行為，依然會強化這種逐漸過時的輸不起的功利主義價值觀。

這些年中國社會經濟獲得了高速發展，但開放度、自由度依然不高，發展過程中資源要素配置的不均衡性也是有目共睹的，無論是產業政策準入，還是金融稅收支持等各個方面都有充分體現。

在現有傳統的經濟結構里，存量資源固定且有限，爭逐必然是一場“零和游戲”，社會資源和機會越來越向強者、成功者和大都市積聚，其他地方和企業以及個體成長的空間越來越窄逼，有人撐死，有人餓死，馬太效應被制度和人為強化。大樹底下寸草不生的情況隨處可見。這種狀況下，自然誰都輸不起。

伴隨資源和機會越來越向大都市強者成功者積聚，開放性和流動性萎縮了。傳導到社會領域，我們看到社會原有的流動性日趨減弱，社會結構越來越固化，不同階層之間的圍墻日益增高。個體改變現狀越來越艱難。

結果是，仿佛背后有只看不見的手在指揮，流動只能在既有的固定軌道中實現，形成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一旦被擠落下橋，再無翻身機會。因此一次失敗，常常意味著失去的不只是一次機會，更可能是失去未來的機會和空間。所以，在這一過程，競爭之慘烈，世所罕見，因為誰也經不起失敗。無論體育還是企業，還是其他。

所有這些都進一步強化了試圖改變現狀的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功利主義價值判斷，輸不起的情緒蔓延，社會更加緊張糾結。四

在一個封閉的缺乏流動性和自由選擇的社會里，哪怕你打贏了一場奧斯特里茨戰役，你還是可能會遭遇滑鐵盧。無路可退，于是，人們只能一輩子小心翼翼地呵護打贏的戰果，一場場艱苦地打下去，徹底被“輸不起”所奴役，再也找不到生活的樂趣。

個人如此選擇，也是他的自由，倘若公眾普遍如此選擇，雖然能造就社會一時之繁榮，卻也因個體活力的喪失，而必將失去社會的未來。這是社會之責。

這些年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莫過于以移動通訊和互聯網為基礎的新經濟領域，在傳統管制認識不到且力有不逮的時候，野蠻成長。

活力何來？來自于這個領域最初的開放性和自由選擇，來自于突破創新。新經濟領域，從技術到商業模式到資源要素的配置，對于中國傳統社會來說，都是一種突破創新。

突破創新的另一面，則是對失敗的寬容，容忍失敗才有突破創新。也只有在開放社會里，才有自由選擇，自由流動，也才能留給失敗者退路和尊嚴，也才有真正的活力和持久的繁榮。都成材了，都成大樹了，沒有了雜草和灌木叢，勃勃生機從何而來？ 流水不腐，沒有了流動性，活力從何而來？社會又何以前行？

特立獨行的豬 在沉默中等待屠宰

雜文歷來都是多批少頌，論時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類型；雜文就應該是上帝派來的‘牛虻’”,不能當頻傳“捷”報的家雀。

由李志題主編的這本雜文《給理想一點時間：精選集》中選題具有普遍性。書中博文多反映社會現象，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并在有限的篇幅里將國人一些認知、文化的弊端傷疤，決絕地撕開。

魯迅曾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曾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從《給理想一點時間：精選集》中，有心的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近年來眾多事件后遮羞的嘴臉可謂五彩斑斕。就像書中摘錄博主郭老學徒的那篇“鐵腕首腦為何對媒體毫無辦法？”中體現出世界上國情政治下公眾知情權的不同——“BBC只對英國人民負責，而一個媒體對人民負責最關鍵的原則就是真實性選擇。”“讓人民知道真相，而不是讓人民相信結論，這是民主制度下媒體的道德底線和職業守則。”

中國自古不乏為民請命者，那種悲天憫人的人文主義精神，彰顯了知識分子難能可貴的社會良知。歷來眾多言論桎梏多靠雜文掙脫。雜文說出了大眾想說，說不出，不敢說的話。例如書中摘錄李吉明博主在2011年寫得那篇“中國教育應豐富多彩”。五年后的現在讀起來依然血淋淋不容回避——“學校成了一個大大的生產車間，將教師變成了工人，將學生變成了產品甚至是道具??”

更有在《耶魯大學學報》上公開撰文批判中國的教育者說：“我們沒有理由尊重他們。因為他們既不為人師表又不教書育人，只是在教育崗位上發自己的財。”

而博主楊佩昌的那篇“中國大學離世界一流大學還有多遠？”深刻揭示了中國教育的短視與自閉——在德國大學沒有圍墻和門衛，也沒有所謂的閑雜人員。在德國，任何人都有權利去大學參觀、訪問、聽課。

曾有人說，武俠仗劍，文俠恃筆，正是這種精神，使雜文賦予文人“一劍既出，力無虛發”，劍鋒必帶寒光飲血的凜冽。博主韓浩月的那篇“密集恐懼癥，人人都有的‘中國病’”中赤裸裸地揭示人性的無知與自私——“我們需要信仰，卻急功近利在拜佛的時候一擁而上，眼睛里看不到虔誠只有焦灼；我們需要理想，卻不懂得理想是什么??”

“密集的勞動力在創造著城市文明，但在城市文明展示它魅力一面的時候，卻無情地拋棄了為它輸血的人群。制度的藩籬仍然在區分著人與人的差別，制造著種種不平等??”

如果一篇雜文能讓盲目跟風，習慣普天同樂的國人從沉醉中醒過來，那才是真正越過圈養，獲得自由。博主陳平的那篇“燒錢的代價”以親歷后的相對論述，“無情”地戳破國人暴發戶的嘴臉和精神世界的貧瘠——“家長們何曾想到，孩子們應該先把中國的文化精髓書法學好，漢字寫清楚，搞明白，再去讀英語，考八級。”

“家長們趨之若鶩，把孩子送去學鋼琴、學小提琴，卻不想讓孩子先去聽聽古琴，了解一下昆曲、皮影、秦腔和京戲。”

“孩子們什么時候可以在學校的組織帶領下，先去走走西藏的天域，看看新疆的風土人情，去內蒙古呼倫貝爾，了解一下我們的祖先是怎樣生活的，是怎樣走來的，先去了解一下我們祖國的博大與精深？”

“當你并不富有也不有錢，你卻跟來自哥廷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以及世界上更有名的大學教授攀談關于老子、莊子、孔夫子以及古老中國洋洋大觀的時候，他絕不敢對你有半分的鄙視，因為他們不如你更懂得老莊的境界和心懷，因為你擁有你民族自己的文化。”

博主楊佩昌的那篇“德國民富國強的邏輯”從環境、教育、官員行為準則、市場經濟和法律制度，講述一個真實的德國——鋪路的小石子一顆顆拿來研究如何擺放，然后像藝術品那樣擱在某個地方；書很貴，大概每本書約三四百人民幣；吃的很便宜，一袋很長的面包才一元人民幣，夠一個人吃很多天；經濟部長用經濟部的信簽紙做私事就屬于有謀私利或侵占國家資源的嫌疑；德國教育首要的是開心，然后才是基本常識，學生時代是教會你如何思考，沒有教材，教學完全是根據老師喜好和專業背景而確定??

雜文是一腔碧血、一顆丹心，是良知的吶喊、是理性的精靈；雜文是愛心、責任心及怒其不爭、哀其不幸、恨其不醒的綜合晶體。博主李銀河的那篇“人活著應當要什么”中剖析人性之貪婪，樂于享受“炫耀性的消費”——“溫飽和舒適之上的需求就是貪婪了。”

博主柴靜的那篇“自由，就是對何謂正確不那么確定的精神”中，其借鑒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在《論自由》的這句話：首先，那些被迫噤聲者，言說的可能是真理。否認這一點，意味著我們假設自己永遠正確。

博主傅國涌的那篇“只有‘聰明人’的世界是沒有希望的”寫出了這個世界上“傻瓜”的匱乏與“聰明人”的多余。以前曾讀過一段讓我沉默的話——在美國波斯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鐫刻著一首短詩：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后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后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我們總是信奉“明哲保身”，我們從不明白，對一個人不公就是對全體的威脅。如今，每個人都活在各式各樣的圈里，成了特立獨行的豬，成了沉默的大多數。

中國社會患上精神不知羞恥的流行病

粗鄙是中國社會的癌癥

現今社會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種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變得越來越要面子，但卻又越來越粗鄙。這是由于“榮譽”與“不榮譽”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甚至蕩然無存。不久前，某名藝人母女三人在江蘇教育電視臺競猜節目《棒棒棒》錄制中放潑撒野、大爆粗口，母親對著一位觀眾挖苦道，我能把女兒培養成億萬人喜愛的明星，你母親做得到嗎？顯然，她覺得當名藝人的母親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為了爭這個面子，夸耀這個面子，便可以在大庭廣眾下，行為囂張，言語粗野，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陣勢。

有人把這種粗鄙稱為“不要臉”，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寡廉鮮恥、不知羞恥。其實與“要面子”同生共長的“不要臉”并不是沒有羞恥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該羞恥的，什么是不該羞恥的。粗鄙是一種羞恥心像癌癥一樣的病變，這種病變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會環境中特別容易發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環境容易誘發癌癥病變一樣。

例如，在一般的文明社會里，“紳士風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紳士風度待人接物也是體面人會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的行為。但是，在“文革”時期的中國，“紳士”成了革命的對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榮為行為準則，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就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有面子”與“要臉”的關系：粗鄙不僅不再是“不要臉”，而且是有覺悟、混得開的事；不僅如此，甚至還能為粗鄙者帶來特別“有面子”的頭銜、榮譽稱號、地位或職位，讓他們成為“成功人士”。這種“成功人士”的傳人在“文革”以后把施展才能的領域從政治轉向了經濟。祝東力曾這樣描述他們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話、一身匪氣，這才是'爺們兒'，是吃得開、混得好的標記。粗鄙化--粗野、鄙俗，是當今世俗社會的主流價值。粗鄙代表'強悍'、'有力量'，彰顯著粗鄙者的'有膽兒'、'拔份兒'”。在一個缺乏社會正義、價值觀紊亂的社會環境中，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支配著人們的行為，人自為戰，文雅、謙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無能。出門在外，沒幾分流氓氣，是很難混的。粗鄙的言行和儀范，暗示著在無序競爭中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這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一種集體無意識。“ 一個社會整體越缺乏是非價值，越不正派，不知恥之人就會越發大膽地發無恥之言、行無恥之事。12月8日在廣州的國際慈善義賣活動中，善款出現4900元假幣，引發了一場”丟臉“之爭。有官員在微博中稱外國人在中國義賣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丟中國人的臉“，他挖苦道，丟臉的是心懷叵測的外國人。針對這樣的”丟臉“指責，比利時王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官方微博回應稱，該領事館參加義賣的所有產品都是比利時企業無償贊助的，義賣價格均為成本價，義賣所得全部捐出，領事館人員自愿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沒有什么好丟臉的，真正丟臉的是那些假幣。對假幣問題是非不辨，反倒是無端辱罵做好事的人”丟臉“，哪怕是出于為國家”要面子“的良好動機，也是一件粗鄙的事。這位官員事后聲稱自己絕不后悔，這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為替毛主席爭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這位教授也是事后宣稱絕不后悔。死不認錯其實是在粗鄙地對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種應該被人瞧不起的色厲內荏行為。任何一個社會里都會有粗鄙之事，在一個有正派價值的社會里，粗鄙是一件丟臉的事，對自己的粗鄙行為道歉則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個丟失了正派價值的社會里，粗鄙變得理直氣壯，而社會中許多人對粗鄙的人和事要么熟視無睹，要么無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

粗鄙的有恃無恐印證了邵燕祥在《普遍粗鄙化：當代的社會病》中說的，中國的粗鄙化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病和一種社會病。在粗鄙化的社會里，人必須習慣粗鄙才能生存，因此會變得很皮實，這就像在污染的環境中，人都會變得特別能”抗毒“一樣。這種對環境的適應雖然顯示了非凡的生存調適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文革“的時候，由于千千萬萬的人隨時都在被羞辱，在丟臉，以至丟臉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結果差不多整個社會都變得一樣不要臉。那時候，不少人因為”要臉“，因為忍受不了無端羞辱而自殺。而那些能夠經受不公對待和百般羞辱而忍耐著存活下來的，都是特別皮實的人。然而，他們的皮實恰恰幫助積淀了中國文化中千百年來的那種逆來順受和隱忍茍活。個人的粗鄙化與公共權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隨。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被強梁的權力粗鄙地對待（被蔑視、羞辱、沒有尊嚴、不受尊重、公民權和財產權得不到保障），無處說理也無理可說，久而久之便會因人格貶損而在心理和行為上發生”自鄙變態“。這種變態常常表現在自鄙者的自我稱呼上。例如，nigger（黑鬼）本是一個侮辱性的字眼，然而，這個字卻會頻頻出現在地位低下的黑人們的相互交談中，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弱者群體維系。在中國，”屁民“，”草民“"屌絲”也在成為這樣的字眼。用這樣的稱謂來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許是為了尋求一種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護，它可以使當事人用適應和習慣矮化的方式，來把矮化的實際傷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這種先是對矮化的游戲性的自嘲和脫敏，卻可能不幸變成一種真正的麻木和屈從，也使矮化之人變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數一數這輩子你還能見父母多少次？ 父母在，不遠游 我十八歲離家，今年虛歲三十六，算起來，迄今的人生里，一半時間都在外。這一半的時間里，驅使我不斷離家遠走的，無非是所謂“學業”和“事業”。父母在人前夸耀兒子時，所依據的也無非是這兩點：學業圓滿，事業小成。自己回想起來，也覺得這一切理所應當，從未想過另一種可能。可以說，前三十年，父母和我共享了它的榮耀，但是從現在起，我們卻要開始分食它的苦果。

今年春節，父母來上海和我們一起過年。那一天，全家人擠在沙發上看小品，歡聲笑語之時，老家的人一個電話打過來：姥爺去世了。我們的歡樂就此結束。一個多小時后，我們拎著匆忙收拾的行李來到虹橋火車站，四個小時后，我們回到了那個悲傷、破敗的北方。一路上，母親流淚，后悔，如果她不來上海過年，就能看姥爺最后一眼，或許還能救姥爺一命。我一路安慰她，心里卻在想：他們來上海過年尚屬偶然，我卻常年定居在此，有一天，當我的父母老去時，我能侍奉左右嗎？我能趕得上看最后一眼嗎？

犧牲大片鄉村和城鎮、成就個別大城市的發展路徑，造就了今日中國的基本格局，資源極端不平衡，機會極端不均等，迫使廣大“不幸”生在欠發達地區的青年人少小離家，一窩蜂地扎堆“北上廣”。從正面看，這是社會流動，是資源合理配置，殊不知，隱患早就埋下，代價異常昂貴。當年我興沖沖離家，眼里只有名校、大都市與錦繡前程，卻不知出來混，遲早要還。如今父母年邁，能見到我就是他們最大的福利，見不到我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折磨，我卻吝嗇得每年只給他們一兩次見面機會。這就是代價，該是我們還債的時候了。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農民工身上，幾千年來安土重遷，如今卻要背井離鄉，他們合力主演了三十年的經濟神話，卻留下了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這時代最大的悲劇莫過于此。更可悲的是，我們這些遠離故土的人，并未因此獲得他們的尊重與諒解--那些“北上廣”的當地人，那些一輩子不曾離開父母半步的人，他們嘲笑外地人“報恩”父母的想法太陳舊，他們視回家過年為陋習，視春運為災難，他們永遠無法理解外地人那顆思鄉的心，為何如此迫切、如此不通融。你向他們傾訴，他們一句話就給你頂回來：誰讓你來的？你老老實實待在家鄉不就沒這些麻煩了嗎？

古時父母去世，做官的要告“丁憂”，回鄉守孝三年，三年后才可陳請復職，即使普通百姓，三年內也不得婚娶，如有特殊情況，必須在百日之內操辦，叫做“借孝”。據說曾國藩當年守孝掛帥，就是由咸豐皇帝親自下旨借孝的。放在今天，這樣的規矩或許多余得可笑，但是現在，我卻越來越覺出它的莊重。胡適的兒子出生時，正值新文化運動，這位新文化的領軍人給兒子寫了一首詩，“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的兒子”，語出驚人。但說歸說，做歸做，胡適本人卻是極孝順的兒子，他客居海外時，堅持每天寫家書一封，讓老母親時時讀到兒子的信息，待到胡適的兒子長大，他也用這標準來要求兒子，全不顧年輕時寫的那首詩了。今天，我們的通信手段無比發達，有誰能做到胡適這樣？別說每天一封信，哪怕每天一個短信？

這是一個制度化、結構性地消滅人倫的年代，高鐵、網絡、電信，并沒有讓親情更便捷。骨肉被分隔兩地，血脈被拉長稀釋，年輕人即使有心，也已經無力，在奔走求生的現實重壓下，親情早被擠壓得所剩無幾。親子之情，天倫之樂，原本至高無上，任何人無權剝奪，卻不料敗在這坑爹的時代。

網上有人感嘆：“這些年，我所有的眼淚都流在春節結束后，父母送我上車離家的時候。”情真意切，卻萬般無奈。因為在我們的內心深處，親情并未退化到泯滅，它仍然死守在我們內心的底角，當朋友不可靠、愛人不可靠時，父母幾乎是我們最后的情感依托。更何況，千瘡百孔的養老體系，讓子女們更加放心不下，國家不養老，只能“養兒防老”，兒卻遠在千里之外。另一個原因在于，這一代的中國父母，把全部心思都花在子女身上，他們太疼惜孩子了！要知道，牽掛是相互傳染的，是要繼承的，父母過分的愛，成為子女不能承受的重，就要變本加厲地“返還”給父母。如果中國人的親子關系也像外國人一樣相對獨立，我們兩代人是不是都可以更灑脫一些？

從父母角度來看，他們也有更多的理由牽掛子女。孔子說：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后半句是說：如果子女一定要遠游，也要有一個明確的、讓父母放心的去處。可是，這恰恰是一個“無方”的年代，青年人漂泊異鄉，身心無處寄放，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這正是讓父母放心不下的地方。很多年，母親擔心我的早餐，怕我早飯沒有著落，潦草應付過去，虧了身子，“不怕一頓不吃，就怕十頓不飽”。我常嘲笑她，說她本末倒置，用我的話說，“早餐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我有那么多人生難題、終極困惑你不關心，偏偏要糾結什么早餐。可是，今年，我體會到了她的深意。穩定的、營養均衡的早餐，正是“家”的首要標志，是“有方”的重要前提。對一個母親來說，沒有什么比這更值得擔心。

一位海外學子在日志上說：“我十九歲上曾發誓父母去世之時守孝三年，如今我再發一誓，畢業后五年為期，縱棄前程錦繡，亦決然回家，以全人子之心。”還有人說：“有人問我，為什么上完學不留在大城市要回來工作？我說，因為家里有我的家人。我自認為，工作不是說簽了牛逼的企業或者去了牛逼的地方你就牛逼了，工作不過是為了過一個自己喜歡的生活，我不喜歡去貢獻自己的青春建設別人的家鄉，等到爹娘老死還要趕著飛機回去，還不一定買得到票！”少數人的回歸和反抗，讓人欽佩，但另一個事實是，大部分人仍被時代裹挾，急惶惶踏上不歸路，卻忘了其實身后還有另一條退路。

“人生在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這話放在親子關系上也成立，對父母來說，我就是他們的“面子”，我自幼學習好，不惹麻煩，上學工作都沒讓父母操心，現在混跡大上海，娶了上海的漂亮媳婦，在北方的縣城，這些足夠他們炫耀了。但其實，我不過是一張“面子”，我一點都不實用，我只有觀賞價值，基本沒有使用價值，父母不要我的錢，我也沒能力為他們托關系走后門，我

們相隔六省一市一千公里，每隔一星期或十天我和他們通一個電話，一年回去一到兩次，和他們朝夕相處的時間，加起來也就半個月，對他們來說，我越來越只剩下象征意義。我的父母為了省下一塊錢的公交車票，甘愿步行幾站路去辦事，而我在上海，一個月打車費上千塊，下一次館子就夠他們一個月生活費，我們好像生活在兩個世界。萬幸的是，我的父母還有一張“里子”--我的姐姐，她在省城，衣食無憂，她把父母接到身邊共同生活，給他們吃穿，帶他們看病，陪他們聊天，忍受他們的爭吵和絮叨。姐姐可能沒有那么多值得吹噓的頭銜，卻是一個盡職貼心的“小棉襖”，正因為有這樣一個甘愿犧牲的“里子”，才有了我這個逍遙法外的“面子”。但是，我越來越不能原諒自己，尤其當父母六十歲以后，當父母的父母相繼離世后，我越發意識到他們的孤獨無助。做父母的，哪怕有十個子女，每一個也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不該以任何理由推卸責任。

“今生還能和父母見多少次面？既使父母活到一百歲，你每年回家見一次，還能見多少次？”這條微博在網上廣為流傳，每個人都在默算自己的數字，每一個數字都觸目驚心。親情在倒計時，永別似乎近在眼前。

姥爺去世，我和父母踏上北去的高鐵，列車長嘯，以三百公里的時速追趕猝亡的老人，追趕逝去的親情。此刻，我的父母已成孤兒，他們只剩下我們，而我們已經成人。那一夜，我在手機上悄悄記下：平生第一次，我發現了比生命、愛情、正義、寫作更重要的事情。

中國青年被社會閹割綁架失去了青春

中國年輕人為何不敢晃蕩青春？

飛機上，座位旁邊坐著一位外國年輕人，他剛剛參加完湖南衛視“漢語橋”的比賽，要飛到石家莊找他在德國結識的朋友。

他是波蘭人，在德國學習工作了很多年，這一次代表德國參賽。比賽的成績不是特別好，但正好可以利用參賽完的時間在中國和朋友一起旅行。波蘭小伙說這一次可以在中國待九十天。我好奇，“你不用工作嗎？”他說他還沒有固定工作，在德國打工掙點錢，然后就去周游世界，他說他去過很多國家，認識了很多人，旅行改變了他的人生。繼續好奇，我問他多大了。他說，現在已經二十八歲了，不過還可以再盡情晃蕩幾年，然后再把生活固定下來。一個二十八歲的波蘭小伙還可以如此自由自在地過著“年輕人”的生活，讓人好生艷羨。在中國，一個二十八歲的小伙子該是什么狀態？二十八歲的中國年輕人已經不再年輕，我們在著急地戀愛結婚生子，著急地買房買車，著急地拼事業。我們在焦慮著如果三十歲還不能出人頭地，這輩子可能就“完”了。

我依舊好奇于波蘭小伙的“晃蕩”狀態在別人眼里是不是很另類，他對我的問題表示很驚訝，他說在他生活的環境里很多年輕人都是這個狀態。他問我難道沒有出國旅行過嗎，沒有看過世界嗎，那你年輕時都做了些什么？

我和大多數中國年輕人一樣，畢業后就開始按部就班地生活。一個二十八歲的中國小伙，如果還沒有一份固定的工作，還沒有結婚成家，整天晃蕩來晃蕩去，那他一定是主流社會輿論里的另類，甚至還會被貼上“社會青年”的標簽。“主流”了，“正常”了，不能說不好。但必須得承認，很多中國年輕人還是渴望能擁有一段“晃蕩的青春”，否則，我們也不會一看到別人在“晃蕩”內心就心生感慨。年輕就應該有年輕的狀態，遵從內心的奔放和自由，能按照自己內心的意愿和興趣生活。比如，那位波蘭小伙對語言感興趣，便開始學習漢語，他從不考慮學習漢語能不能為將來謀生。而我們不行，大學選擇專業時就必須考慮將來的就業情況。

中國的絕大多數年輕人一畢業就被庸常的生活綁架了，為什么我們失去了“晃蕩青春”的勇氣？一方面，傳統意義上按部就班進入主流軌道的“社會習慣”主導著我們；另一方面，社會現實在一定程度上也剝奪了“繼續晃蕩”的機會。世俗社會中，“剩男剩女”所帶來的家庭壓力還可以抗爭，但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人必須尋得謀生的飯碗。就業形勢不容樂觀，畢業后如果不盡快占領一個“坑”，等你晃蕩夠了，這個“坑”早就被別人占了。社會上那些待遇較好的單位，在招聘時一般都只對應屆生開門，往屆生乃至“社會青年”是很少有機會的，找一個待遇一般甚至能勉強謀生的工作，又必須考慮到未來的養老前景。

波蘭小伙并不完全理解這樣的“糾結”，他在德國認識很多中國年輕人，這些年輕人的狀態和他也有些相似。但從他的講述中我能體會到，他眼中的那些中國年輕人之所以敢晃蕩，大抵都是因為家庭條件比較優越寬裕，晃蕩完青春，并不影響他們以后穩定的生活。這和家庭背景一般的波蘭小伙的晃蕩狀況截然不同。

一畢業就“老”了，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太多選擇。你可以在內心晃蕩青春，但不能以生活的姿態晃蕩，你必須找一個主流的外殼來保衛你晃蕩青春的內心沖動；如果說你想像波蘭小伙這樣以生活的姿態“晃蕩青春”，那么必須付出有可能“晃蕩一輩子”的風險代價。

如果哪一天中國年輕人可以隨心所欲晃蕩青春了，那一定中國的社會問題存在最少的時候。

第四篇：給理想一點時間美文摘抄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未來，你是誰？”這個話題。這個話題有兩個子命題：第一個是“未來，你想要自己是誰？”第二個子命題是“未來，你可以是誰？”

我17歲時，聽從了父親的建議，選擇了土木科系。就讀土木科系以后，我碰到了我的音樂老師，她提供了一個“未來，我可以是誰？”的第二個選項，我接受了她的訓練。兩年之后，我發現，我開始有一個“未來，我想是誰？”的想法萌芽了。

那個時候，學校有一位風云人物叫李驥。有一天，在李驥的樂團練習時，我剛好從外頭經過，發現這個樂團鼓手好、貝斯好、吉他好，但是如果能夠加進一個像我這樣的主唱，這個樂團會更理想，所以我主動走進去要求試音。就這樣，我跟李驥展開了一段非常美妙的校園樂壇生涯。

畢業后，我接到發電廠的一個工程項目，在做路邊的邊溝時，突然幾塊落石快速從山上滾下來，接著聽到一聲轟隆巨響。我心里知道，是山崩了，就在那兩秒鐘的時間，我選擇了往左邊逃。我是幸運的，因為往右邊跑的人正好趕上山崩。因此，我父母親的想法變了，他們認為土木科系具有危險性。接下來，第二個“我可以是誰”的選項就出現了，他們希望我能到印刷廠去幫忙。

雖然我對未來有夢想，但是我必須等待一個機會。一直到我碰到了四個好朋友，向銀行貸款錄制了第一張唱片。在錄制唱片的過程中，我很清楚家人對于我在音樂這條道路上的態度，所以我每次出去錄音，都會說，我要出去約會。爸爸說：“交女朋友了？”我說：“是的。”“那很好啊。”所以，在這個狀態下，我經常出去“約會”。

唱片錄完后，出唱片、簽合約這一切，我家人通通不知情。直到有一天，聽到那張專輯的聲音從家里傳出來的時候，我就想：“我要不要推門進去，我應該怎么解釋？”后來，我推門進去的時候，爸爸急著對我說：“最近唱片行推薦了一張專輯，我覺得非常好聽，可我總覺得（專輯封面）那個人長得有點像你，但你沒戴眼鏡，應該不是你，對吧？”我連忙說：“不是，不是。”

到后來，我上電視了。播出的那一天，我坐在父親旁邊，當爸爸在電視上看到我的畫面時，停頓了五至十秒鐘。我頓了一下，說：“爸爸，這一切我可以解釋。”就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跟他約定，接下來的五年里，我會兼顧印刷廠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我用中午過后的時間去上通告。

但是，上天在九個月之內就替我做了決定。我永遠記得那一天，凌晨兩點鐘，印刷廠發生火災，我趕到時那里已經是一片灰燼。我永遠記得父親到現場時的眼神，我暗暗告訴自己，我一定會再給他一個印刷廠。

過了一段時間之后，爸爸拍拍我的肩膀說：“以前我覺得演藝圈的風險很大，但后來我發現，原來開印刷廠也是有風險的。現在，我把時間還給你，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聽到爸爸那句話出口時，我覺得，過往的這么多年，一切的苦都是值得的。因為從那一刻開始，我心里面的“我想要是誰”跟“我可以是誰”終于合二為一。

在“未來，我是誰？”這里面，不要太執著于“我想要變成誰”，你量力而為，先從“你可以是誰”做起。等你有余力、有力量時，再抓住那個“你想要是誰”的機會，一切的一切都有價值了。

第五篇：這是最好的時間,給理想一點時間

給理想一點時間

理想太遠，現實太近。或者套用網上流行的說法，理想太豐滿，現實太骨感。

理想，對現在的我們來說，太奢侈，以致于每次寫下這個詞，都惶恐不安，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用的詞夸張了，“別跟我談理想，早戒了！”這句紅遍網絡的名言，背后的心酸與無奈,你我都懂。

百度對理想的定義是:“對在現實環境中根據科學和邏輯推測出未來可能實現的結果的憧憬，”而且還特定分辨出理想與夢想的區別:

“理想具有可操作性，可實現性。而夢想是不切實際或違背科學和邏輯的，不具備可操作性，也難于實現”。仿佛夢想是雨天過后的彩虹，而理想卻是黑暗過后的黎明，彩虹誠然可遇不可求，但我們，卻沒人敢確認，黑暗過后一定是黎明，也許是更深的黑暗，濃重的讓人窒息的黑暗。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對百年前大革命大時代的定義，不知道被多少有識之士看做是今天矛盾重重的中國最好的寫照。一個狼煙四起，**不堪，領導者動輒就上斷頭臺的革命時代，一個經濟繁榮，國家富足，社會秩序穩定的和平時代，竟被冠于完全一樣的修飾語，這本身就足以發人深省。一個好的時代，是能讓青年看到希望的時代。一個好的時代，能夠留給理想的，不僅是時間，更有足夠的空間，能夠讓理想得以從容生長以致于繁榮。不論是個人的，還是民族的，理想。

網絡時代，我們每個人都習慣了以批判者的眼光，審視這個時代，這個國家。公民意識的崛起，儒家意識的蘇醒，讓我們每個人突然有了共和國主人翁的意識，鐵肩擔道義，匹夫有責之日，不再僅僅是天下興亡之時。仿佛一夜間意識到，時代的使命與個人命運休戚相關，國家的理想與個人的夢想密不可分。

很快,我們焦慮于政改停滯不前,痛恨貪腐猖獗,感嘆法治缺失,扼腕釣島難回,這個穩步前進了兩千年,又蹣跚了兩百年的古老國度,如今在向理想大踏步前進的路途中,磕磕碰碰,步履艱難,跟他的國民一起,迷茫不知所蹤.“也是最壞的時代”，我們這份時代，無疑驗證了這偉大的預言。我們的國度，似乎在實現她的自己理想上越行越遠、但我們都忘了，大師的預言還有上半句，“這是最好的時代”，共和國身處千年未有之變局，遭遇千年未有之強敵，能夠巋然不倒，崛起于太平洋西岸，其功績斐然，我們這個時代，也足以當得“最好的時代”。共和國在實踐她的理想的遠途中，雖然緩慢，但依然步伐堅定。國家的理想，也需要時間。

給理想一點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