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東晉門閥政治》讀書筆記之王羲之和布偶貓

王羲之和布偶貓： 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學到一個關于王書圣的成語，叫做“東床快婿”。這一段其實很多人都知道，《世說新語箋疏雅量第六》：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媽的百度百科的斷句也是醉了差點跟溝里）。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中小學的教科書一般都會說，郗太傅是聽聞瑯琊王氏子弟英俊才找人去挑女婿的，這就非常讓人羨慕了。我字一向寫的不好，對《蘭亭集序》的十七個“之”字的寫法沒什么感覺，當時只覺得有性格就是屌啊，長得帥就是好啊，躺在床上就有老婆了，簡直人生贏家。可惜自己就沒這個長相?到大了多讀些書，才知道這個事情其實沒那么瀟灑俊逸。王丞相是王導，郗太傅是郗鑒，這是強勢崛起的新門閥和南渡以來與司馬氏“共天下”的瑯琊王氏之間的妥協。郗鑒在京口任武職，刺江州，不但掌握了建康的上游門戶，還在荊、揚對峙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京口在南北朝是什么地位自然不必再說，江州則供給建康食米和兵源，后來的歷史一再證明，失去了京口重鎮和江州，則南朝中樞令不出三吳，實力比方伯還不如。一旦江州倒向當時已不在王氏掌握中的荊州，對中樞的王導構成致命的威脅；而郗鑒本人也需要保存實力以自重，他畏懼王氏的軍事實力和聲望，不可能徹底倒向荊州的陶侃、庾亮和流民帥。所以對于郗、王兩大豪族來說，妥協是最好的決定。妥協的方式就是姻婭。田余慶說得好，郗鑒嫁女，“先求族，再求人”。先選定了瑯琊王氏，再從中擇一子弟，其實并沒有什么大的余地。實際上整個郗家，都是從瑯琊王氏擇取婚姻伙伴的。依我看郗鑒挑人的水平也就是個中平，王羲之書法自然沒話說，可是政治水平就菜了一些。《郗愔傳》“愔在臨海，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并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谷，修黃老之術”——我要是郗鑒，血都要吐出來了，娶了自己女兒的貨，帶著兒子一起玩兒曠達，修黃老之術。媽蛋玄學這東西拿來裝點一下門面就可以了呀，郗愔將來至少要做個刺史，不干點正事怎么行呢？ 說起來郗太傅是東晉人物里我比較佩服的一個，郗家南渡之前默默無聞，甚至修家譜的時候都只上溯三代，是司馬越王府的長史。如此寒微的身世，又沒有兄弟幫襯，他一個人在南朝闖出了偌大名頭，非但掌控江州、京口，還一度過江入主中樞。這樣的人在后來還有一個，他叫桓溫。這兩個人真是太不容易了，要知道即便是謝安也有同代的兄弟相互幫襯，并不是孤身建功立業的。所以說，郗鑒這貨表面上棄儒從玄，實際是著力于事功，他會愿意嫡子郗愔跟著王羲之修黃老之術？見了鬼了。有時候想想也覺得有趣，王羲之這個狀態，其實很像是高級貓舍培養的布偶貓。本地就只有瑯琊王氏這一家CFA認證的貓舍出品上等的布偶，郗家必須從這里選，于是郗堅選了看起來最好看的那一只，可惜王羲之雖然文采風流，卻醉心黃老，他的幾次政治判斷我只能說??他也就是王導的侄兒，瑯琊王氏的子弟，要不然這種只會和稀泥的老好人早就被人打死了。布偶貓王羲之，參賽成績不佳。王獻之和布偶貓： 瑯琊王氏作為江左第一高門有多高，《世說新語·仇隙》說，“元帝用譙王司馬承刺湘州，以遏王敦，為王敦弟廙所殺，多年以后，承妻哭泣謂司馬無忌曰（注意司馬無忌，這TM都簡文帝時期了這“多年”是多少年啊）：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強門，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以避禍爾。——瑯琊王氏強門如此，以至宗王不敢道其殺親之仇，這已經不是“強門”可以形容的了。然而世事總是有高企有低回，在司馬無忌掌權的時候，王氏已經衰落了，當時王家的著名人物包括王獻之，王獻之以及??開玩笑的，還有王微之，王允之一大堆，不過一般人不認識罷了。王獻之的時代，王氏雖衰落，也算不上太慘（王坦之你等著），比他們更慘的是郗家，郗鑒死后，郗愔和郗曇僅能維持一般方伯地位，在受到潁川庾氏強力排擠的時候，幾乎毫無還手之。二姓姻婭，一姓大衰，這種關系是無法繼續維持下去的，王羲之的夫人曾謂二弟司空（愔）、中郎（曇）曰：“王家見二謝（謝安、謝萬），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這導致瑯琊王氏不得不重新回頭攀附司馬氏，以圖穩固地位，郗、王兩家的姻婭關系徹底崩潰。《世說新語·德行》：“王子敬（獻之）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由余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獻之娶了郗曇的女兒，名道茂，一般猜測兩人關系還是挺好的。可是后來卻離婚了。王獻之婚后離異，另尚簡文帝女余姚公主。這是瑯琊王氏棄舊圖新，攀援帝氏，道義上有損。對于王獻之本人來說，此生一生內疚，原也應當。瑯琊王氏篤信天師道，臨終上章不可能說謊，王獻之對于郗道茂有愧，這絕對是可以相信的。這??怎么說呢，對于個人情感而言，王獻之無疑是道德有虧，但王獻之官至中書令，他的婚姻也確實是高門博弈的犧牲品，未必是他本人愿意娶余姚公主。突然想起王獻之的《余杭貼》，又叫《觸事貼》：“獻之白：思戀，觸事彌至。獻之既欲過余杭，州將若比還京，必視之。來月十左右，便當發。奉見無復日，比告何喻？愿復盡珍重理。”。我在讀《東晉門閥政治》的時候想過一個問題，觸事貼到底是寫給前妻郗道茂，還是后妻的？這一貼筆觸酣暢淋漓，確是觸事有感。若是寫給郗道茂，則其中是小夫妻回憶往事的思戀和歡喜。若是寫給余姚公主，則??他后來過得也還不錯嘛。希望是郗道茂，這樣我對王獻之的印象會好一些，配合臨終的悔意，畢竟還是有真感情的人。布偶貓王獻之，臨終有所追憶。

第二篇：東晉門閥政治讀后感

田余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一書已經出版十幾年了，相關的書評時有所見。我也想寫，但又有種種顧慮，一直希望在別人的評論看到自己想說的話。可是這個想法每每落空。看來，自己想說的話還得自己說。

《政治》一書為我們講述了這樣一段故事：與通常皇權至上的時期不同，東晉一朝出現了皇權與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開始是所謂“王與馬，共天下”，即士族瑯邪王氏與皇帝司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間勢力強弱有變化，所以王與馬之后，還會有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等等的變化。同樣，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間存在著制約的關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輕易地取代皇權，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維持。

至此為止，問題似乎已經圓滿地解決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沒有停下來。他又發現，在士族與皇權之外，還有另外一支不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著作用。這支力量就是流民。當時北方有源源不斷的流民南下，這些流民不是西漢那種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帥控制的武裝組織。他們起初在熱鬧的政治史中雖然不顯眼，但在保衛東晉免遭胡族鐵蹄踐踏上卻著實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是皇權、士族之外的第三種力量。發現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只有發現了這條線索，才能完整地解釋東晉之所以存在、東晉之所以消亡。我們看作者的總結：“東晉一朝，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門閥政治才能維持。等到士族不能照舊當權，司馬氏也不能照舊垂拱而居帝位的時候，已經走到歷史前臺的流民領袖人物既拋棄了司馬氏，也改變了門閥政治格局，樹立了次等士族的統治秩序。但是歷史并未因此而斷裂，歷史的邏輯在晉宋之際仍在頑強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劉裕既繼承了孝武帝伸張皇權的遺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雖喪元氣但有余威的門閥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復了駕馭士族的權威，士族則保留著很大的社會政治影響。這就是具有南朝特點的皇權政治。”可見，如果作者沒有引入流民問題，這個最終的結論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帥，才終于找到了東晉通往南朝的歷史之門。

對一個問題的研究倘若長久地沒有進展，通常是因為研究者忽視了不應忽視的因素。尋找到這些被忽視的因素是很困難的。困難不在于它們隱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無形之中會制約后來者思想的展開。關于門閥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從士庶對立的角度加以討論，不要說流民問題，就連皇權在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沒有引起多少關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約，所以才為人們展現出一番新的天地。拋開流民問題不談，上述結論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沒有過分地渲染東晉南朝間歷史變動的劇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歷史變化的背后也還存在著歷史的延續。要解釋變化中的延續，必須看到歷史的深處，如果思考僅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續”與“變化”的同時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釋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書二十五萬字。如果讓我寫，可能有三萬字就夠了。為什么他需要這么大的篇幅？我想，這是因為作者對歷史細節有著特殊的偏好，不妨說他有一種“細節嗜好”。要說明細節問題，沒有足夠的篇幅是不行的，因為在這里，一般性的說明是無濟于事的。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永嘉之際，晉室南渡。關于南渡的建議者有三種記載。一說是王導，一說是裴妃，一說是王曠。對于這樣的問題，謹慎一點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斷，只是存疑。輕率一點的研究者可能會勉強認定一種是真實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卻不是這樣處理的。他說：“以上三說，各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可以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說明南渡問題不是一人一時的匆匆決斷，而是經過很多人的反復謀劃。”這個結論真可謂是預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證到了最關鍵的時候，他突然不考證了，用敏捷的思維化解了這個問題。類似的例子在書中還有許多。

將近二十年前，田余慶先生曾和我們學生說：“要注意排除反證，沒有反證的問題是簡單問題，復雜問題往往有反證。反證必需在我們的考慮之中。”以上這個例子可以說是排除反證的經典之作。

老實說，究竟是誰提出了南渡的建議并不重要，如果我來研究，大概不會注意這個問題。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說明作者在解決問題時所表現出的智慧。優秀的學者就是這樣，他不僅會提出有價值的觀點，而且也會讓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樣。從古至今，智慧遠不如知識增長得快，所以每當我們看到智慧的光芒時，就會感到由衷的喜悅

他不會永遠順利的，他也會陷入困境。在闡釋東晉門閥政治出現的原因時，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懷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種敘述的模式來說明問題。他指出，東晉王導與司馬睿的政治結合，實際是來源于西晉王衍與司馬越的政治結合。同樣是王、馬結合，但地位卻不相同，在西晉，政治上是以司馬越為主，王衍為輔，而在東晉，則是“王與馬共天下。”王、馬之間關系的變化是因為早在西晉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馬睿與王導結合時，司馬睿就處在一個弱勢的地位上。那時的他只是一個“恭儉退讓”，“時人未之識”的一般宗室成員，而王導已經具有政治閱歷和名望。這種關系延伸到東晉，“便有了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由此開啟了百年門閥政治的格局。

這樣敘述歷史事實是一點也不錯的。但是從道理上講，我們并不能排除前一對王與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過江的是司馬越與王衍，必定還是以馬為主，以王為輔。如此一來，豈不是就沒有百年門閥政治了？退一步說，即使我們堅信過江的只能是司馬睿與王導，疑問也還是存在的。因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導以后并沒有結束，而是一再出現，持續百年。對于東晉皇權來說，這種局面絕不是一個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書結尾的時候，他又再次觸及到這個問題。他說：“如果沒有一個成熟的有力量有影響的社會階層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沒有一個喪失了權威但尚余一定號召力的皇統存在，如果沒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這樣一個外部條件，如果以上這三個條件缺少一個，都不會有江左百年門閥政治局面。”他說得依然沒有錯，但依然只是對事實的陳述而不是解釋。東晉出現門閥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當面征詢田先生的意見。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終極原因，因為一追求終極原因，文章就飄起來了。”的確，對于習慣了從細節出發的他來說，追求終極原因是太難了，終極原因不會在細節里。

無法在深層次上解釋門閥政治的出現，這其實并不僅僅與他個人的研究習慣有關，而且也與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關。極端地說，單純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釋從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變，但卻無力解釋政治形態的根本變化。當整個政治形態都發生變化的時候，它必定牽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圍的更大的歷史變動。這就如同說我們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時各種政治勢力的此消彼長，但卻不可能用同樣的方法解釋歷史上為什么會有一場辛亥革命。歷史上為什么會有一場辛亥革命？這里涉及到了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形勢種種因素。在時代發生大轉折的時候，終歸是政治跟隨著時代，而不是時代跟隨著政治，盡管表面現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對他的制約不僅表現在研究東晉門閥政治時。在研究三國史時，同樣的問題也發生了。在《孫吳的建國道路》、《李嚴興廢和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為我們揭示出了吳、蜀政治演變的清晰線索，關于曹魏，他也寫過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發展線索的時候，他沉默了。這是為什么？我想，這是因為吳蜀的歷史較為單純，都是有頭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則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東漢、后面的西晉聯系起來，而漢晉時期的歷史變動是多方面的，遠遠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疇。一到這時，他就顯得力不從心了。即使不考慮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單純思考政治發展線索，他面臨的困難也同樣不少，因為從東漢的黨錮之禍到西晉的八王之亂，時代劇烈的、多次的變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斷。我們知道，他的性格是從細節出發，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間環節的一條完整鏈條。當這個目標不可能實現的時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幾十年前，陳寅恪先生卻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線索。陳寅恪先生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一文中說，東漢末年有兩種政治勢力，一為內廷之宦官，一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與司馬氏兩黨之爭就是漢末斗爭的繼續。曹操為宦官代表，而司馬氏則為信奉儒學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晉禪代，曹氏敗，司馬氏勝，斗爭終于有了結果。這是一條清楚的線索。為什么陳寅恪能找到線索呢？很明白，他所憑借的是他自己的階級分析學說，而他的階級分析學說說穿了就是血統論。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階級的代表。這樣，他用理論把斷裂的政治碎片縫合了起來。

他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田余慶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陳寅恪先生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曹氏父子早已轉化為皇權的代表，而不再與宦官有何關系。我要補充的是，在轉化為皇權以前的東漢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陣營內。密謀誅殺宦官的計劃制訂時，曹操就已經參加了。從他晚年的回憶中看，年輕時的曹操的理想很簡單，就是想當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慶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說東漢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間的第三種政治力量。

從以上的對比中，我們能夠感受到陳、田的不同。他們都在研究政治史，從表面上看，陳寅恪先生也是在尋找歷史線索，但深層上看，他實際上是要用歷史的線索來證明他的理論。在他那里，只要理論不缺乏，幾乎所有的歷史線索都是能找到的。總之，他有理論先行的嫌疑。而田余慶先生則不然，他沒有預設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尋找歷史內部真正存在的線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兩種方法，各有利弊。陳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論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問題涉及的時段較長，顯得有氣魄，而田余慶先生的政治史在氣魄方面就顯得略遜一籌了。田余慶先生的優勢是，思考縝密，一旦得出結論，往往不可動搖。公允地說，陳寅恪先生在他認為有用的若干歷史細節、若干點上也有極精致的考辨，但是在點與點之間則往往有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誤的機會也就越大。

我曾當過幾年教師，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誡學生說：“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點。優點不用管它也會發揮作用，而缺點不被克服就會妨礙你的進步。”這話看似合理，其實經不起事實的檢驗。經驗告訴我們，人真正能克服的缺點都是小缺點，致命的缺點是無法克服的。陳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慶先生也是如此。大師并不是沒有缺點的，大師也不是因為克服了缺點才成為大師的。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只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的優點發揮得淋漓盡致。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陳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慶先生也是成功的。

學術要發展，我們一定會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會離舊的方法太遠。

治亂分野

——《東晉門閥政治》讀后感

信息科學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10102120136 雷祥

閑暇之余，本著對于中國歷史的崇敬的感情，懷著忐忑的心情讀完了田余慶先生所著的《東晉門閥政治》一書，我并非歷史專業的學生，水平有限，讀書之后，難以從書中提煉出什么深刻隱晦的歷史線索，更難以得出什么新穎的歷史觀點，但我仍然認為，閱讀這本歷史學專著使我對東晉這一歷史時期有了全新的了解，對于我的歷史觀更具有積極的進步意義，現將我對這本書的一些不成熟的感想發表如下。

我認為，對任何歷史問題的研究都離不開它所處的大時代,而這種大時代即指當時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糾葛，也指它與前后歷史發展的聯系。東晉是西晉被北方少數民族滅亡后，皇室南渡江左建立的，憑長江天險自守偏安一隅的王朝。從橫向來看，在它百余年的歷史中，既要面對北方軍事集團的強大壓力，同時還要無時無刻對內部集團的勢力進行整合，尤其是當時尖銳的民族矛盾讓東晉王朝的歷史大環境十分嚴峻。從縱向來看，東晉以及其他與它并稱的王朝，即魏晉南北朝，可以說夾在兩組大一統的王朝之間，上承秦漢，下啟隋唐。中國的歷史如以啟廢禪讓，西周封建，秦并六國，辛亥革命為節點，可以分為邦國時代，帝國時代和共和國時代，而帝國時代又可以以統治階級的不同，可分為貴族地主階級，士族地主階級和庶族地主階級，而這三者是一個不斷過渡的過程，前者見于秦漢，后者在隋唐因科舉制度而確立，在中間的士族地主階級的統治便在魏晉南北朝，尤其是東晉以門閥政治的形式出現在歷史舞臺。在我看來，門閥政治是中國歷史必須經歷的階段，而當它處于東晉是特殊的環境時，便增添了更多的儒雅風流。東漢末年，貴族政治崩潰，但由于三國的出現，尤其是曹操所倡導的唯才是舉讓貴族政治不能自然的向士族政治過渡，直到曹丕向士族階級妥協，用九品中正制將踏入官場的特權交予士族，最后士族代表司馬氏代魏興晉，歷史是才回歸正常的發展軌道，而九品中正制便是門閥政治的根源（更早可以追溯到漢朝的察舉制）。

田余慶先生在書中說：“東晉門閥政治，是中國古代皇權政治在特定條件下的變態”，而這個特定條件指“一個成熟的有力量有影響的社會階層即士族的存在”，“一個喪失了權威但尚余一定號召力的皇統存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這樣一個外部條件”，這三個條件可以說是缺一不可，相輔相成。東晉帝王大都幼年繼位而中道崩殂，在位時間不長，政治建樹極微，這既是皇權喪失的集中體現也是皇權喪失的內因，更是士族勢力做大的外因，勢力龐大的士族客觀上也阻礙了皇權的重整，喬遷江左的東晉王朝需要士族的支持來穩定自身政權，士族也迫切希望通過保全司馬氏的統治而得到東晉王朝的庇護，雙方均不愿意看到原先的本地士族另立新朝，皇權與士族不斷發生摩擦，在摩擦中，皇權與士族的勢力不斷整合，士族的特殊利益不容侵犯，皇權也不可能讓一姓門閥獨大，就這樣，東晉由門閥與皇室共治天下的局面百年不變，而當政門閥卻是“城頭變幻大王旗”，而這種皇權與士族的妥協與平衡既是在北方少數民族壓力的產物，也有助于東晉王朝抗衡北方少數民族的軍事行動，淝水之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永嘉之亂，五胡亂華，中國北方長期陷于戰亂，這是中國歷史上漢族的一次大災難，而憑險自守的東晉王朝客觀上拯救了漢民族，原先在中原地區的知識分子、農民、手工業者、商賈等也紛紛逃亡到南方，他們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的經濟和文化發展，使江南地區日漸富庶和繁華，完成了中國重心第一次南渡，實現了中華文化的連續，而這才是東晉王朝偉大的歷史功績。江南的開發和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并行，成為日后隋唐大一統的基礎與契機（隋代北周胡人政權而立，李氏家族本身便有胡人血統），正如田先生在書結尾所說的那樣，“只有當沙石澄清，塵埃落定的隋唐時期到來，我們放眼南北，后顧前瞻，才能把握這一歷史進程的脈絡”。

田先生書中一再提及儒學與玄學以及由儒入玄。東晉的門閥政治正是世族集團按照玄學理論建立起來的一種新的封建政治格局，各姓門閥的中堅人物大都是當時的玄學名士。門閥政治的形成標志著玄學走到了它的頂峰，而各姓門閥同時也借助玄學名噪于當時的士人社會以換取政治資本。門閥政治形成后, 幾個大的士族輪流操政，皇權旁落, 士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最后的鞏固。因而昔日那種在皇權政治下惶恐不安的情形不見了, 士人有了寄情山水的時間與精力，玄學進一步發展，而王羲之為批評名士之虛無的思想觀念而作的《蘭亭序》，以“死生亦大矣”的觀點來警醒“后之覽者”卻又是后話了。

門閥政治的出現，保證了士族地主階級的特權，但毫無疑問這對寒族布衣出生的知識分子式極為不公平的，這直到隋朝科舉制度的創立才得到改變，但我認為隋煬帝創立科舉制度是鑒于前朝門閥做大架空皇權以期憑此鞏固皇權和破壞門閥制，而不是單純的為庶族提供公平的入仕機會。但科舉制度的確立是我國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為庶族地主階級統治的官僚政治的帝國的出現提供了先決條件，這與《東晉門閥政治》一書并無直接的聯系，這只是我讀后聯系我另一門選修課——中國教育傳統與變革的有關內容的一些思考。

門閥政治雖然阻礙了寒門布衣的入仕道路，但在當時是絕對合理的，田先生在書中已經給出了精辟獨到的見解，在這里我無需贅言。我認為，門閥子弟有著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在私學尚不發達的東晉時代，他們極易得到優質教育，首先，他們的父輩本身便是名噪一時、出將入相的人中龍鳳，這種家庭教育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積極且巨大的，其次，出入門閥幕府的均是名士，這對他們學習十分有利。同時，出生于門閥這種累世公卿的家族，他們能夠從父輩處學到書本上看不到的為官之道與安邦濟世的學說。還有，從生理學的角度來看，人與人之間智商間的差別是不大的。皇權不可能讓一姓門閥獨大，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士族只能選擇將自己后世的當家人培養的更加優秀以維持自己本姓門閥的權柄，當然，有些事情并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權柄仍然在各姓門閥中更迭，但嚴格的精英教育仍然幫助一些士族歷經百年而不衰。我還認為，這些僑居江左的門閥士族在經歷了國破家亡之痛和胡人對漢人的大屠殺之后，他們身上的民族責任感和民族自覺性是普通寒族和江左本地的吳姓士族所不能比擬的，無論他們北伐的動機到底是什么，他們到底還是伐了，他們到底還是積極應對北方少數民族的軍事威脅，為漢族在思想文化上完成對胡人的絕對征服贏得了時間。

“門閥政治只是皇權政治在東晉百年間的變態，是政治體制演變的回流。門閥政治的存在是暫時性的，過渡性的，它是從皇權政治而來，又依一定的條件向皇權政治轉化，向皇權政治回歸”，最終歷史循著自己的發展軌道，以一個大一統王朝的新局面重裝上陣，大亂后必有大治，中華民族在歷經300余年的**后，終于又在隋唐從新站在世界之巔。

作為一個理工科學生，自從高中分科后，歷史學在我學業中所在的比例是很小的，閱讀像《東晉門閥政治》這樣的歷史專著更是第一次。田先生的這部著作改變了我對歷史書的印象，在以前我眼中的歷史書就跟中學歷史教材和小時候讀過的歷史普及書一樣，每一篇都不過是將往事敘述一遍然后在片尾加上一些分析，我們把往事記一記、分析背一背就可以參加考試了，從來沒有想過可以像這部書一樣，將一個歷史問題分析的如此透徹。

以上便是我的《東晉門閥政治》的讀后感，以“治亂分野”為名，只是有感于東晉王朝夾在強漢與盛唐之間，夾在紛亂的三國與南北朝之間，而并非論述“治”與“亂”。雖說是《東晉門閥政治》的讀后感，但夾雜著我的一些亂七八糟的思考與想法，但畢竟是讀田先生的這本書所產生的聯想，姑且也算在讀后感里面吧。

在讀完《東晉門閥政治》這本書后，的確受益匪淺。田老師從非常專業的角度，解讀東晉門閥政治的起源、發展到瓦解，鞭辟入里，書中通過五個家族的介紹，加上郗鑒平衡士族權力作用的介紹，同時通過仔細的歷史考證，再現了東晉門閥的權力角逐史。每個細節，都體現了田老師對東晉歷史的詳細解讀。雖然只是摘取了五個家族作為東晉門閥政治的片段與典型，但這些細節足以窺見整個東晉歷史的全貌。“王與馬共天下”的東晉一朝，其政治演變如何？門閥政治的詳細定義如何？東晉一朝歷史怎么維持皇權與門閥的平衡？門閥政治最后又是如何走向滅亡的？ 田先生在這本書里詳細解答了這些問題。讀完這本書后我才對東晉這段歷史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所謂門閥政治，田余慶先生認為，即士族與皇權共治天下。實際上就是門閥士族在謀求自我利益的同時又在維持東晉于不墜的政治。東晉司馬氏皇權力量薄弱，但東晉確維持百年，全賴士族勢力的維系。士族支撐起朝廷，而這些士族中最重要的就是王氏家族，即王導王敦兄弟。司馬氏與王氏固有歷史結交淵源，但個人之間的情誼在家族利益面前又顯得次要了。正是由于皇室和士族之間利益的相互影響，才有了兩者的合作共存，從而推動了門閥政治的發展。

門閥政治的存在，是由于多方面原因綜合而成的。首先東晉有一個喪失了權威但尚余一定號召力的皇統存在，其次有一個成熟，有力量，有影響力的士族存在，同樣不可或缺的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這樣一個外部條件，如果這三個條件缺少一個，就不會有百年的門閥政治局面。

試想在東晉這樣一個皇權不振，士族專權的情況下，王氏家族和司馬氏之間的結合，顯然是一種各取所需的政治目的。其后，當王氏盛衰轉折急下時，別的家族在長期發展的基礎上取而代之，他們之間的關系也是基于各自圖謀的利益出發。司馬氏為士族提供官位權勢，士族本身網羅人才鞏固皇室。司馬氏依靠士族的軍事力量統治天下，而士族中的領袖人物正是因為手里的強大武裝得以成為權臣。在這些一人之下的強臣中，甚至有流民帥出身的，郗鑒就是其代表人物。所謂流民，就是當時北方源源不斷南下的流民，這些流民不是西漢那種流民，而是一些由流民帥控制著的武裝組織。起初，他們在熱鬧的政治史中并不顯眼，但在保衛東晉免遭胡族鐵蹄踐踏上卻著實立下了汗馬功勞，流民出力，門閥政治才能維持并延續更長的時間。

南渡的東晉本有恢復中原的希望，但是東晉沒有北伐的決心。盡管曾有四次攻取洛陽，但這幾次北伐的機會卻因在門閥政治的巢幕之下沒有更理想的結果。或者說，根本就沒有誰懷抱過收復中原的理想。皇室有心無力，況且晉得天下，本來就不是光明正大，已失天下人的擁戴。反而是北方的苻氏，到苻堅一代，經濟發展與民族融合又有一個空前成就，便有了南移的愿望。于是有了淝水之戰，淝水之戰以苻堅戰敗結束，而東晉勝利最大的功臣是江左謝氏，謝氏利用重建的北府兵抗拒苻堅，因此成為東晉最高門第之一，而其中最為人稱道的就要數謝安這位東晉名士了，他是東晉的代表人物之一，正是這些名門望族支撐起了搖搖欲墜的東晉王朝，延續了這歷史中罕見的門閥政治。

我們不妨來來看看書中的總結：“東晉一朝，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門閥政治才能維持。等到士族不能照舊當權，司馬氏也不能照舊垂拱而居帝位的時候，已經走到歷史前臺的流民領袖人物既拋棄了司馬氏，也改變了門閥政治格局，樹立了次等士族的統治秩序。但是歷史并未因此而斷裂，歷史的邏輯在晉宋之際仍在頑強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劉裕既繼承了孝武帝伸張皇權的遺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雖喪元氣但有余威的門閥士族?席次。皇帝恢復了駕馭士族的權威，士族則保留著很大的社會政治影響。這就是具有南朝特點的皇權政治。”由此可見，門閥政治是在皇室，士族和流民這三者的統一中形成的。

說到東晉的社會矛盾，書中也有了清晰的闡述：東晉的變亂與沖突，在國家體制上是地方與中樞之爭，在地理位置上是上游下游之爭，在出場人物上則是士族門戶之爭。自王氏與司馬氏共天下后，又有瘐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盡管時局紛爭，但司馬氏的天下靠士族統治的情況并無多少變化，都有天子之名而無天子之實。這樣特殊的政治模式維持了一個世紀，之所以稱之為特殊，是因為幾乎整個東晉，各大家族竟然幾乎沒有廢立自代。從王氏與司馬氏以來，每當一個士族權勢鼎盛，必有另一門戶興起，制約它然后取代它。同時，皇帝也沒有能力把權力收緊獨立，振興皇權。然而這正是門閥政治曲折復雜的一面，門閥政治的興衰與東晉的穩定是緊密相連的。

田余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的論證之嚴密，功力之深厚令人贊嘆不已。觀點闡發往往一針血，耐人尋味。讀完此書，讀者的收獲是不言而喻的，對于我們這些非歷史專業的歷史愛好者來說，通過政治演變不失為深入了解中國古代歷史的一種絕佳的方式。史書展現給我的只是表面的事實，而《東晉門閥政治》這本書才揭示了事實背后真正的動因。

之所以對門閥政治感興趣，是因為每個朝代或多或少都會受到他的影響，門閥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甚至重大事件的決策，國家的基本方針政策，且對后世影響深遠。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正是這一制度的鼎盛時期。

由于東漢以來士族豪強的勢力的發展，和魏晉政權的基礎不得不依靠世家大族，形成了皇權與世家大族共天下的特有局面。從開始的“王與馬，共天下”即以王導和王敦為首的瑯琊王氏與皇帝司馬氏共治天下，而士族顯然不是一家獨大，所以在這之后又出現了潁川庾氏，高平郗氏，譙郡謝氏，太原王氏相繼興起，彼此爭奪，皇權政治演變為士族間紛爭與博弈，維持了一個世紀之久。直至劉裕建立南朝政權，才重新拉回了皇權獨尊的狀態，隋唐的興起則將皇權推向了一個新的時期。

1.門閥制度形成的原因：

究其形成的原因，不得不說九品中正制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察舉制和舉孝廉制不可避免的使任人唯親大行其道，從而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類似于壟斷的局面，直至科舉制的開創。而司馬越、司馬穎之爭，從而促使的司馬睿與王導到江左，他們之間產生的相互依存的關系，奠定了共天下局面，也即門閥與皇權的關系的一個基調。另一個原因是東漢以來地主豪強勢力的大發展，在東漢中期和后期，外戚和宦官專權的現象十分嚴重，甚至威脅到了皇帝的統治。朝中一人位居高官，勢必使家族勢力壯大。這樣便引起了對于土地，金錢的占有，使得財富聚集在少數的人手里，兩極分化十分嚴重，從而門閥力量更加壯大，甚至超過了皇室。

2．門閥制度的影響：

士族制度是貫穿整個魏晉南北朝的一中政治特點，他也直接導致了黑暗時期，突出決定了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特色產物，對后世影響深遠。

士族制度的特點決定了東晉時期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往往十分尖銳，導致南北朝最后的分裂局面。僑姓與吳姓，世族與寒門。為了顯示自己的某種優越性，往往不與對方往來，即使一些禮節性的交往也變得十分刻薄，為了不混淆所謂士庶天隔的界限，他們不能互相通婚。世家大族對婚姻的選擇特別重視門第，高門望族一定和高門望族通婚，僑姓和僑姓，吳姓和吳姓，決不允許己方出現比自己門第低的，而這種婚姻通常帶著政治意味，為了鞏固自己家族的勢力，聯合而對抗另一家族，光明自己的政治前途。北方少數民族也在永嘉之亂和八王之亂時逐漸強大了自己實力，可以不時的南下騷擾地區以掠奪財務，而為了抵抗少數民族來犯，司馬睿啟用了流民這個沒有戰斗力但唯一可為之所用卻又不能隨意用之的力量，民族矛盾越來越嚴重。最重要的是，許多世族割據一方，不予其他的世族往來，嚴重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違背了歷史自然規律，使得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但是另一方面，在皇權衰弱無力治理天下的時候，世家大族和他們所組成的政治經濟團體很好的充當了這個角色，使東晉乃至為今后南北朝時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成為甚至可以與春秋戰國時期媲美的經濟、文化等方面上的繁榮時期。

在經濟方面，由于世族田莊的經濟模式，世族占有了大量的勞動力，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由于少數民族的侵犯和政權南移而導致的北民南遷引發的流民的管理問題，緩解了人流民之間，流民和江左原居民間的矛盾。流民依附于世家，有較為保障的生產條件，這對于當時社會的穩定和封建經濟的發展顯然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他們對于江左及南方的開發和建設，譬如：建立田莊，村落，開墾山澤荒丘，對于今后所謂的“東南形勝”起到了推動作用。

在民族關系方面，雖然北方的少數民族如劉淵之流不斷的騷擾南方政權的安定，但是這對于民族融合和少數名族封建化還是會起到重要作用的。

在科技、思想文化方面，世族們有條件從事文化事業，并以此作為他們比旁人高一等自以為樂的業余活動，而某些世族中的高士，蔑視禮法，不愿被封建教條禁錮自己的個性，敢于沖破成規的束縛，他們倡導個性自由，思想較為開放，富有想象力和浪漫色彩，因而出現了很多的在哲學，繪畫，文學，書法，科技上頗有成就的的人才，富有極大的特色。王羲之父子的書法，顧愷之的《洛神賦圖》，陶淵明，曹植，謝靈運??

3．從《東晉門閥政治》得到的關于治學的啟示：

作為一部典型的實證主義史學的著作，本書可謂開門閥政治論證之先河，無有出其右者。這與作者的在本書上所花的心血和精力上是不可想象的。對于相關材料的細密考訂和周詳論證，值得稱道。這一點在郗鑒的密謀，郗鑒對于京口的經營等章節體現的淋漓盡致，對于某些史家有爭論的問題，譬如在司馬睿和王導南渡的過程中誰起了主要的推動作用。史籍中有三種記載，一是王導，一是王敦，一是裴妃。對于這樣的爭議，一般的史學研究者只是將這三種說法列出，讓讀者自己判斷，更有甚者，直接選取一種自己認為合理的結果。而田余慶老師是這樣處理的：“以上三說，各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可以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排擠，他說明南渡問題，不是一時一人的匆忙決斷，而是經過很多人的反復謀劃”。這個結論在意料之中情理之外，到了關鍵的時刻，他用敏捷的思維巧妙的化解了問題，用一種合乎情理，又不違背史籍的說法解決了爭論。

由于魏晉是一個**的時期，所以沒有足夠史籍的保留下來。而作者在充分利用傳統史料的同時，對《世說新語》、甚至于《搜神記》這樣的志怪小說也進行了認真的解讀，作為一定的佐證。例如在考察南士心態時就利用了《世說新語》中，“偷視”“觀鍥”等詞語，雖不可全信，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當時南士的心態。

這些都告訴我們對于學術切忌人云亦云，要本著治學嚴謹的態度，不能放過一切潛在的或者是簡單的小問題，多找些參考資料進行考證才能得到答案。

由于本書專業性較強，而且大多為文言文寫成，所以讀起來難度很大，鄙陋之見，見笑于大方之家了。

從《東晉門閥政治》所想到的——敬和將無同

杠頭

2006-03-16 19:03:17 閱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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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原創力十分貧乏，總是在看到別人的東西后狗尾續貂。

《東晉門閥政治》首先是一部東晉政治史。作者通過細節勾勒了東晉一代政治史的發展和演變。其次，作者從中國古代政治史的角度，審視了東晉一代政治的地位，得出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常態是皇權政治，而東晉一朝卻是門閥政治，即皇權與門閥的共治，是皇權政治的變態。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變態？作者的理解是在當時特定的民族矛盾下，東晉的羽翼豐滿的大族需要司馬氏充當穩定政治、招懷各方的各方的招牌；而因北方游牧族南下而造成的流民武裝正好成為東晉朝廷不得不借用的力量，這支力量成為日后斬斷門閥政治、恢復皇權政治的銳器。照作者的理解，這一切都是很嚴密的。我們如果順著作者的思路來理解，恐怕也沒有什么更多可以說的了，最多不過是再作些補充和糾疵；看來我們只有盡可能跳出來思考。

首先，東晉門閥政治的出現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

田先生是把它理解成的中國古代政治史上的偶然之舉，雖然這種偶然也必須具備其必要的條件才能出現。但我們回過頭來看，從東漢以來大族已逐漸發展成為社會的主導群體，如果沒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和司馬氏的狼狽渡江，會不會出現皇權與大族的共治呢？這一時期大族得到如此發展的原因何在呢？我們暫且不談大族得以發展的原因，即以大族得到如此發展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這一時期社會內部已經生長出牽制皇權的力量。我們再把眼光放遠些。春秋戰國大變動的結果是對貴族社會的打擊，到漢高祖打下天下，其王侯將相多是布衣；就是這一布衣天下，日后卻滋生了大族。可見從政治上看，似乎隨著漢朝的建立，貴族社會瓦解了，但從社會內部看，貴族社會的細胞不僅并未因此而消失，而且促其再生的社會條件還仍然具備；不同的是，在皇權政治下（指區別于周代的傳統的共主制而言），貴族的產生形式不同，后者是通過大族官僚化、官僚貴族化的途徑實現的。東晉的門閥政治只不過是其典型形態；所謂典型，是指它不具有普遍性，是超過了一般形態的一種典型形態。是“過猶不及”中的“過”，而北朝則是“過猶不及”中的“不及”，普遍的形態則大約是像西晉和南朝那樣的形態。

我總覺得，與其把秦漢到清代的歷史視作一個共態，不如把它理解成一個演變的過程。

其次，關于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和意義。

從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來看，水平最高的是中古一段，而將研究水平提高到如此水平的，首推陳寅恪。陳寅恪的政治史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就是對政治群體的研究，當然這些政治群體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氣質，特別是在中古時期。這就使結束了以往那種就事論事或單純考訂細節式的研究，達到了思想和理解的高度。歷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對歷史的理解，其基礎當然是對歷史真實盡可能的復原。

在中國古代的社會形態下，社會變動最直接、最有力的動因是政治；將社會變化的結果合法化的途徑，也是政治。因此，對中國古代史上某個時代的真切的理解，必須從政治史入手；否則，恐怕會事倍而功未必半。當然，對政治史的研究多半是具體的研究，但這不僅是政治史，其它專題史也大多如此。離開了具體就成為空論，這是歷史研究本身決定的。歷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實證，是處理具體問題，通過對具體問題的考訂來理解歷史。這很容易給人以在某種方法下“克隆”研究成果的印象。比如，用對政治集團分析的方法，把曹操劃分為第三種力量。但是，不同時期，社會的主導群體不同，政治群體的劃分也各異，并不是永遠只有三種。尋找政治集團，勾勒其作用和意義，就必須有對這個時代的全面而切實的把握和理解，否則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比如，將無同對魏晉地志有所論述，他認為宋代以后地方志的盛行與唐代地理學思想的變化密切相關。如果我順著這個思路將其中的關系論證了出來并不是克隆。在歷史研究中，規律和方法都不會很多，否則就都是空論而已；大量的工作是論證。有個想法并不難，難的是把這個想法論證出來。

年鑒學派提出了長時段，但他們要強調的是在更大的背景下理解你所研究的小時期。至于更大的背景大到什么程度，或更長的時段長到多少，這就存在一個選擇什么樣的長時段的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對歷史發展階段的思考；似乎并不是任意地劃一個足夠長的時期。

總之，不能以長時段和研究規律為名，空論歷史。

歷史研究雖以論證具體問題為任務，但選擇什么樣的問題來論證，卻可反映研究者的眼光和境界。有些人終其一身孜孜于細碎的問題，而從來不問他所研究的這些問題在那個時代、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問其學術價值和學術意義，那就變成了自己對自己的克隆；研究也變成了技術，而不是思想。思想是不可復制的，只有思想才是閃光的；沒有思想的論證，就是技術的處理。這是不足為法的。

歷史的研究離不開材料，而對材料的理解和處理實際上表現的是研究者對歷史的理解。以田先生處理渡江的三種不同記載為例，貌似反映了田先生的機智，實際上反映的是田先生對渡江一事的理解。也只有把三種記載理解成不是一人一時提出的偶然之見，才可更充分地說明渡江后共天下的局面的出現。

將無同的文章寫得輕松而明快，而我卻寫得沉重乏味而不知所云（文如其人，我確實也是一個很乏味的家伙）。其中不知所云的地方，一是我表達上有問題，二是針對的是與將無同平時的談話，不過借機略加申述而已。

寫得太長，也太累——我是不主張在網上長篇大論的，在電腦上不適宜讀這樣的東西——寫完后，也不想再看，其中錯漏字及詞不達意之處一定很多；實在不想再看，隨它去吧。

(2001-04-14.16:13:22)【小簡之友】

當初，也附庸風雅地翻閱了田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說實話，以我之能力，是讀不懂的，遑論整體的理解和批判了。讀的內容現在大體已經忘記，不過讀書的情形還是有些記憶，當時最讓我感佩的是田先生從零碎的史料當中梳理出分明了歷史脈絡，其中用功之勤勉、論證之嚴密顯而易見。近看到兩位魏晉南北朝史的未來大家對該書的評論，作為外行，受益匪淺。不過我一直疑惑，真實的歷史現實的進行是散亂無章的，當中充斥著大量的偶然性、瑣碎雜亂的東西。而我們所知的歷史，則是專家們用一個特定的框架為我們構筑的過去時空。在這種歷史中，整個歷史進程都循著緩慢的線索做單線的演進，一個事件扣著一個事件，事件之間充滿了因果聯系。M·福柯對歷史研究中這種沉湎于“起源幻象”曾做出嚴厲的批判。

當然，在歷史研究中，資料搜集考證是最基本的，弄清基本的政治社會變動過程也是基本的、必要的。但是，按照目前對歷史本體的認識范圍以及歷史研究方法，可以說，中國中古歷史在政治史制度史方面已經做了足夠多的研究，那么，在這種情形下，為什么還不能做一些超越先人視野（包括歷史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嘗試呢？

(2001-04-14.17:06:22)【將無同】

回杠頭

1，“東晉門閥政治的出現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田先生是把它理解成的中國古代政治史上的偶然之舉。”

恐怕還不能這么說。田先生沒有這樣明確表述過。

2，“將無同對魏晉地志有所論述，他認為宋代以后地方志的盛行與唐代地理學思想的變化密切相關。”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宋代以后地方志的盛行只能是與宋代地理學思想變化密切相關。

3，“有些人終其一身孜孜于細碎的問題，而從來不問他所研究的這些問題在那個時代、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問其學術價值和學術意義，那就變成了自己對自己的克隆。”

不要濫用克隆。我們其實并不太懂什么叫克隆。對于“終其一身孜孜于細碎的問題”的研究者，我是懷有崇敬、感激心情的。比如清代眾多的學者，他們雖然無力或者說也沒有興趣解釋歷史，但他們對歷史事實的發掘與整理卻為我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4，“歷史的研究離不開材料，而對材料的理解和處理實際上表現的是研究者對歷史的理解。以田先生處理渡江的三種不同記載為例，貌似反映了田先生的機智，實際上反映的是田先生對渡江一事的理解。也只有把三種記載理解成不是一人一時提出的偶然之見，才可更充分地說明渡江后共天下的局面的出現。”

這是對田先生的誤解。渡江的必然性不會引導出共天下的必然性。

(2001-04-14.17:09:45)【將無同】

回小簡之友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不愿意輕易地使用必然性這個說法，因為歷史太復雜了。不過，話說回來，必然性也還是存在的。必然性是在長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而偶然性則是在短過程中表現出來的。

歷史學家提供出的歷史圖景肯定和真實的歷史有距離，因為他們要受到種種制約。但是，歷史學家也不會提供出一幅很不真實的圖景。因為在這方面，他們同樣也要受到種種制約。

學術會發展的，但它應該是水到渠成的事。

隨便說說，不一定對。

(2001-04-14.17:47:13)【小簡之友】

再回兩位QUASI-MASTERS：

在我看來，年鑒學派之長時段，與其說是其它方面，莫如說首先是本體論的革新。它的誕生首先是在與歷史主義的論辯當中。其后，布氏提出的長時段，其實指歷史的變動過程和動力而言，其背后本體所指即是我們所熟悉的經濟、社會、心態等歷數世紀而緩慢變動的內容，而在這背后又是針對政治史而言的，即認為相對于瞬息萬變的政治，決定人類歷史進程者正是這些長時段包含的內容。因此，竊以為，拿長時段的字面意思去譬喻政治史的演化進程，是不恰當的。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說，杠先生說“在中國古代的社會形態下，社會變動最直接、最有力的動因是政治”。我認為，這句話仍然是針對特定的認識范圍—政治史目光所及—來說的。不可否認，制度變遷、政治勢力消長、官僚機器之間及其與社會的互動，在皇權強大、官僚系統較為完善的古代帝國中，政治確實是最有力的動因。但是，如果我們將目光投向另外的區域，比如社會的風俗、習慣、民間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經濟的生產方式等等方面，此論斷不免顯得捉襟見肘。

當然，具體的爭論內容我是完全陌生的，但是，希望在爭論當中能夠進一步開闊視野，能夠將目光從傳統的議題上逐漸向上移動，說不定一副新的圖景出現在眼前。

回無同

關于水到渠成之說，讓我想到知識不斷積累，學術不斷演進，套用馬克思主義原則，就是從量變達到質變。但是，我想說的是，在一項學術研究中，也會逐漸地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積累而成傳統。這些制度，能夠保障其間的活動順暢的進行，對于活動在其間的人來說，未嘗不是好事。但是，在“常規化”的道路上走時間太長，不免有僵化的趨勢，此時對于活動其間的人來說，可能有壓抑他們創造性的一面。往往，這種常規化的制度力量是非常強大的，如果我們漠視忍耐著瞬間曾注意到的缺漏，等待著水到渠成的日子，或許要很長很長的時間。因此，對于無同與杠頭兩位精到的辨析，感到佩服，但對無同一些清醒的反思，更是感到一些由衷的敬意。

后學之輩，歷史學的門外漢，因朋友引薦來往復，看到兩位嚴肅的話題，不免亂發幾句題外話，不妥之處，望予嚴責。：）

(2001-04-14.20:25:13)【杠頭】

回將無同：

對是否回將無同，我很有些猶豫：如果不回，未免失敬；如果，又難免抬杠之嫌，因為所回的內容除了“致以歉意”外，似乎都有些瑣碎。

1，田先生確實沒有如此表述過。我曾經問過田先生這一問題，但他沒有回答。但是，從他將東晉門閥政治視作中國古代皇權政治的變態來看，難道還有比將東晉門閥政治視作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偶然之舉更合理的理解嗎——當然，無論如何，應當標明這是讀者對他的理解，而不應直接說他有這樣的理解。

2，我只是記得你談過唐代地理思想的轉變而導致地方志興起的話。——現在看起來，這是否符合你的原意也成問題。可見不能談話者同意，不能輕率發表別人的意見；一旦理解有誤，至少有強加于人的嫌疑。表示歉意！

3，我對這些人的崇敬之情，和你一樣多。需要解釋的是，我這里不是說像乾嘉學派那樣的學者，而是像時下為寫而寫的學者，如??

4，我沒有說過渡江的必然會導致共治的必然。

回小簡之友：

歷史學家描述出的歷史發展脈胳正反映了歷史學家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也不大會同意其他人的理解，但這是一種理解。既然是理解，我們雖然也是說某某理解的不對，但除了對史料可以說“對”與“不對”外，其它的所謂對錯，實際上是說不同意他的理解；就歷史的理解，無所謂對錯。這就像不同的音樂家對貝多芬的同一首樂曲有不同的理解一樣，但音符不能拉錯。

你可以批評現在的一些歷史研究者過于重視政治、制度等，而沒有重視你認為應當重視的東西。但從我的理解來看，你提出的那些應當重視的東西，并不是我們理解、認識一個時代的關鍵因素。

歷史發展的結果，是在某種條件下的無數種可能中的一種；但所有的可能都是在某種或某幾種甚至更多的條件下的產生，它們對條件來說，是必然的。——將無同是否也是這個意思呢？

回小簡之友之回將無同：

這本不應由我來回；我不過是以“回”的名義談一些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而已。

創造是應該的，但任何創造都是以繼承為前提。繼承未必會有創造，但沒有繼承一定不會有創造。所謂的繼承，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所謂萬變不離其宗，對學術研究而言，這個宗就是一個學科最基本的東西。以歷史研究而言，對史料的理解和考辨就是歷史研究“宗”的一個組成部分所謂常規化的東西，我想很多是屬于“宗”的性質。當然，如果不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討論，那么我也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2001-04-14.21:22:55)【小簡之友】

回杠頭：

我沒有攻擊政治史研究當中的一些基本規則，也沒有否認繼承之重要性，我雖非學歷史的，但是也明白該學科中一些基本的東西是不能改變的，比如史料之搜集考訂。我的意思是，對于史學家而言，在其構建歷史的過程中，除了可以用毛筆描摹政治史的圖景，還可以用鋼筆繪制其它史的圖景。當然，如果你認為：“你提出的那些應當重視的東西，并不是我們理解、認識一個時代的關鍵因素。

”我也無話可說。后學之輩此前業已申明，冒昧摻入兩位的討論，其實只是抒發我自己的一孔之見，呵呵。望先生不要誤理解為有強加之意。：）

(2001-04-14.21:41:18)【將無同】

杠頭：所謂“變態”是就門閥政治存續的狀態而言，所謂“偶然”是就門閥政治出現的原因而言。不是一回事。變態的出現也可以有必然的原因。

你還是誤解了田先生的意見。你以為他是要把過江的必然性凸顯出來，以便說明共天下的出現有其必然性。他不是這個意思，沒有這個企圖。你再看看你的表述。：）

討論到這時，越來越好玩了。我看到了一種無序的美。：）

逗你玩，別生氣。：）

(2001-04-14.22:00:47)【杠頭】

將無同，我枯坐電腦前，百無聊賴，就在等你出來呀！

1，關于過江問題。

如果沒有北方游牧部的南下，晉室何必要渡江；渡江是共治出現的契機。所以我覺得田先生討論渡江問題，其意在此。不過這一問題既不是田先生書中的要點，也不是你文章的要點，我們可以暫置不論。不知你同意否？

2，關于變態與偶然的問題。

你把它們截然分開來看，也無不可。田先生從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形態（所謂常態），來看東晉政治的形態（所謂變態），認為東晉是變態。這個看法本身就包含了對這一變態出現的認識。如果從中國古代政治史的發展來看，說東晉這一變態是必然要出現，那么書中對民族矛盾、流民、大族三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分析就會因此而大大削弱其意義。因此，我認為偶然與變態雖然所指各有側重，但所指的內容又有相當的重迭之處。

當然，我們討論的問題一方面與作者所要表達的有關，同時又與讀者的理解有關。因此，我們既不能將后者強加給前者，也不能用前者來夸要求后者。

(2001-04-14.22:35:34)【將無同】

哈哈，抬杠開始了！！

我退出戰斗。：）））

(2001-04-14.22:43:03)【隔水觀音】

回杠頭&將無同&小簡之友

我總認為獨立的思考和大膽的假設是治學中最重要的要素，也是決定這個學者能否取得重大的突破的要素。而像陳寅恪，田余慶這樣的學者，都是能讓人體會到思想的巨大魅力的。讀了田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我感覺到的并不是各種史料的瑣碎與稠密，而是巨匠之手的有力梳理。將無同提出的陳，田二先生的區別，我感到非常有道理，但我想補充的是陳寅恪先生的理論先行的治學之道，在長時段的歷史研究中的確很有氣魄，但他在另一個層面上則顯得十分封閉——可以認為是一種文化范圍上的封閉。就是說，他用自己構筑的完美理論窮盡了一切可能性，圍繞著一個命題建了四面厚實的圍墻。這固然可以激發后起的有志青年的突破熱情，但在大多數時候，則表現出他的非開放性。而田余慶先生的細致考證，縝密思考，則更平實的顯示出一種開放胸懷。“優秀的學者就是這樣，他不僅會提出有價值的觀點，而且也會讓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樣。”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陳先生顯示的是他自己的當然超凡的甚至霸道的智慧，而田先生的智慧則是從容的，并且引人深思的。這里面沒有孰優孰劣的暗示，我也無意在這里品評人物，但我自己至少可以從這種比較中得到啟發。

這里有又一個不恰當的比喻。李白是獨絕的，杜甫是綿延的。對于田余慶先生在歷史學研究上是否創立一種規范供后人模仿，我了解不多，不敢妄加比擬。但我想，若是將他比成杜甫，他大概不會太生氣。

(2001-04-14.22:43:17)【將無同】

小觀音：我的貼子因為重點是談田先生，所以對陳先生說得不多，也不夠。陳先生是偉大的學者。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

(2001-04-14.22:53:12)【老冷】

觀音：關于陳田兩先生，你恰好理解反了。陳是給人很大余地的，田則是窮盡一切材料與解釋（周一良先生稱為“石頭里榨油”），讓你嘆服之后，不敢再思考這個問題了。嚴格地說，還是陳先生更有長遠的影響。當然，比較他們的優劣不合適，田先生自己決不同意咱們這樣來比較。不管田先生是否在某些方面的確超越了陳先生（周先生最早指出這一點），他深受陳先生的影響、事實上接續了陳先生的衣缽，大家是同意的，田先生自己也“當仁，不遑讓焉”。說到這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了當代另外一位對魏晉史研究作出偉大貢獻的學者唐長孺先生，他的成就，在50年代以后成名的歷史學家中，至今可算第一。將無同的學術特色，某種意義上，有點接近唐長孺。

(2001-04-14.22:58:57)【杠頭】

回觀音：

高論是對將無同一文的注角；所謂疏不破注，我看你是恪守家法了。

趁此機會，我要鄭重聲明：我絕沒有對田先生的細密有絲毫的看法；相反，我認為田先生的細密是他思想的承載物；這一點，將無同、販子等均可作證。

你對陳寅恪的批評很中肯，但是，我想補充一點的是，任何一位具有體系性思想的學者，他的體系都具有你所謂的封閉性！一個人生命是有限的他的體系就不會永遠開放；當然絕大多數的思想者，其體系形成之時，就是這個體系封閉之刻——不封閉就構不成體系，這就像一個圓。

但愿對你的意思我誤解的不太多。

(2001-04-14.22:59:27)【小簡之友】

我一直以為，發生彼此理解上的錯位，主要原因不外乎有三：首先可能是表述者拙劣的表達方式；再則是對陳述的內容未有足夠的了解；最后也有可能因為固守著某一立場，形成鐵桶般的心理防護圈吧。

無論觀點對錯、無論學問深淺、也無論身份差別，在一個公共的輿論場所，交流至上嘛。抱著這樣的信念，才斗膽卷入兩位的談論當中。

(2001-04-14.23:26:57)【隔水觀音】

我同意杠頭關于“變態”與“偶然”的說法。

但以“民族矛盾、流民、大族三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分析就會因此而大大削弱其意義”為理由似乎顯得說不過去，我想，田先生自己肯定不會考慮這種理由，假如他確實認為這種變態是必然性的話。因為真正的歷史事件往往是繁瑣無序的，而政治史的研究只是提供一種理性的理解。我自己從不相信萬世不變的原則，而大學者并不熱衷于提供號稱公理的思維模式，所以即使是田先生這樣的深刻，他也是在進行一種思考，提供一種解釋。我想，經過深入思考的理解成果，并不一定非要標榜它在歷史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才能得到承認。而這一點卻是許多人寫論文時特別熱衷的。

將無同的那篇讀后感中提到田余慶先生曾經說過：“我不愿意追求終極原因，因為一追求終極原因，文章就飄起來了。”可見，他自己也只是踏踏實實地研究具體的東西，而非醉心于建立垂統萬世的理論。

(2001-04-14.23:28:04)【隔水觀音】

回老冷

為什么露怯的總是我？（：-（(2001-04-14.23:41:00)【隔水觀音】

回小簡之友

你的分析十分全面

首先可能是我拙劣的表達方式。雖然我學的是中文，但對于語言的運用始終沒有到純熟達意的境界，我的一些想法只是模模糊糊的感性片斷，卻要用抽象的辯論語言來高度精確的概括，這無疑造成別人對我意思的誤解。

其次是我對陳述的內容未有足夠的了解。我說過我是學中文的，對于歷史主要是私人興趣，雖然這近似于替自己的種種疏漏開脫，但我確實想在批評之后再作一番自我批評。在原先就曾因為沒有充分的了解而妄贊了《道士塔》，被墨王苦心糾正了一場，今天老毛病又犯了，將無同（抱歉，雖然已經有了拍（）屁的嫌疑，這里還是要說）不就說：經驗告訴我們，人真正能克服的缺點都是小缺點，致命的缺點是無法克服的。或許，我將來會因為這個大毛病而死無葬身之地——天保佑，這不是一句讖語。

再次是因為我固守著某一立場，形成鐵桶般的心理防護圈吧。傳奇般的陳寅恪先生，文史哲都是大家，或許就因為這，總覺得他是難以超越的巔峰，像我這樣的小人不免有嫉妒之心，總想將他貶的低一些，以使自己未來的路短些。而田余慶先生則在遙遙的歷史領域，隔行如隔山，也損害不了我的絲毫功名實利，加之距離產生美，便會自不然的揚田抑陳。

杠頭說我熱衷于注疏，你看我給你的話做的這番注疏可合你的本意？反正交流至上嘛。

(2001-04-15.00:13:42)【杠頭】

回小簡之友：

首先要向小簡之友君道歉！我在上次回復你時，說得過于絕斷，這就使我們失去了進一步討論的空間。當然的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到目前為止還只是這個水平，但一則未必正確，二則今后也可能會有改變的機緣。最后，特別聲明一點，我雖然不知道你是誰，也不知你有多大（我推測可能我會癡長你幾歲），更不知你學的專業是什么，但我絕無它意。無論觀點怎樣，我可以不同意你所說的，但我絕不會因為專業、年齡等因素來決定我對你的意見的態度。如果我的回復中帶有這樣的色彩，萬望見諒！這絕不是我所想要表達的。

回觀音：

對我們所要討論的內容來說，參加討論的人都是平等的，無論他們之間的年齡和專業有多大差別。只要我們所說的是經過自己思考過的東西，而不是矮人觀場，人云亦云，就很可貴，就值得表達出來，雖然也有人說人一思考上帝就發笑。

(2001-04-15.10:46:57)【隔水觀音】

遙看往復堂

松柏郁青青

我是文家女

不解史家聲

(2001-04-15.18:40:16)【杠頭】

關于渡江問題——敬回將無同

關于渡江以前的事，田先生作了勾稽，目的是為了說明共天的是哪一個王和哪一個馬。如果史書中沒有留下關于渡江之議的三條記載有歧異的史料，或者根本就同有留下渡江之議的史料，也不會因此而影響田先生對王與馬共天下局面出現的分析，因為東晉事事上是渡了江；從這個意義上，田先生對這三條互有分歧的史料的解釋，確實表現了他對史料處理的智慧。即使我們只能見到與之相反的記載，即只留下反對渡江的史料，田先生也一定會處理成：當時有人反對，但迫于時局，大家最終還是采納了渡江的意見，雖然我們今天已看不到這方面史料；有反對意見的存在，正說明當時對此事有過討論。但無論意見分歧的記載也好，意見截然相反也罷，有這樣的記載，更能說明當日渡江具有一定的計劃性和有序性，雖然從總的方面來說，渡江是不可避免的，況且事實上已確實是渡江了。因此，將此理解成對史料的處理更合適；當然，從這些史料的分析，可以有助于說明日后渡江后共治的是哪個王和哪個馬。渡江有意見分歧與共天下局面的出現，確不可混為一談。

對田先生《晉門閥政治》一書，其首要的意義是對東晉一朝政治史的勾勒，特別是在這一朝政治史的演變過程中的關鍵點的勾勒；在沒有勾勒以前，我們看到的是河面上的漂浮物，經過他的勾勒以后，我們看到了漂浮物下的河水的流動。其次，是把東晉一朝的政治史放到中國古代政治史上所進行的反思；雖然對這一思考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如果僅有前一點，那不過是一朝政治史；有了后一點的思考，就使這一朝政治史具有了在中國古代史上變化演進的意義，使其學術價值和貢獻突破了對東晉一朝研究的意義。

對治東晉政治史來說，此書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后人再作這一朝的政治史而想有根本性的突破，恐怕就有相當困難了。但如果將這一研究成果作為基礎，把眼界放寬一些，比如南北一起研究或對比研究，如以東晉為中間點而上推下沿，或許才可能有根本性的進步。關于這些問題，還是請將無同、冷兄、販子、猴子諸公發表高見才是。

(2001-04-15.21:33:26)【遠在東洋】

我插一句，《東晉門閥政治》的方法和思路可能不是普遍適用的。曹魏和西晉，田先生好像做過，但沒有理出像東晉那樣的線索。在南朝可能也不適用。田先生曾經計劃研究南朝政治史，還申請了社科基金，但后來放棄了。我想主要原因是南朝史料不足。隋唐以后，材料太多，恐怕也不能用田先生的方法。田先生的方法適用于史料不多但將將夠用的時代。

從發言的風格上我大致猜出了杠頭是誰，但不敢肯定。冒昧地問一句：你我認識嗎？

(2001-04-15.21:55:38)【隔水觀音】

陳蘇鎮先生？

(2001-04-15.22:38:01)【杠頭】

敬回東洋客：

久聞大名，無緣拜見！

尊貼所說的是田先生對史料或歷史現象細節的勾勒，我在上一貼中強調的是對以東晉為中心的前后左右的認識和理解。

(2001-04-15.22:41:30)【杠頭】

如果是蘇鎮先生，那我實在是太眼拙了！我以為是另外一位長居東洋的學者。——如果是蘇鎮先生，我當然認識，您還是我的老師呢！還到您家吃過飯，還得到了您的贈書??還有無數的交往呢！

您初到日本，感覺如何？一年時間太久，可以三個月為單元，分次分期去，最好。

如果您是蘇鎮先生，那您猜得一定不會錯，在北大您給吳先生當助教給我們主持古代史輔導課時，我就有杠必扳。販子大哥說北京人是許牛皮不許扳杠；我回答是可扳杠不許牛皮，吹什么？沒意思！扳一扳，還可能明理嗎？蘇先生以為如何？

您看一下我貼在“購書小記——謹回冷兄”中的開場白，保您一樂。

(2001-04-15.23:12:36)【老冷】

我似乎聽見了杠頭嘹亮的聲音，爭論激烈時刻他面部緊繃，把玉面拉長了，嘴角也向兩邊移動。哈哈。

(2001-04-17.08:23:27)【遠在東洋】

所有人都藏在假名的后面，怎么只有我被公諸于世？杠頭兄，現在我肯定地知道你是誰了。扳杠（北京人好像說抬杠）好！尤其在討論的場合。記得當年在課堂上，你和曲健都善抬杠，這至少可以避免冷場。你的開場白，我一定去看看。隔水觀音？我還猜不出。

(2001-04-17.20:37:52)【將無同】

東洋兄：觀音是一個小孩子，聽過你的課。

只要點擊一下你的信箱，你的名字就出來了。要想讓人不知道你的真名，就立刻把信箱刪掉。你太老實，要是讓你填家庭地址和家庭主要成員，我估計你也會認真照辦的。哈哈。

(2001-04-17.21:15:24)【隔水觀音】

將無同，你太狡猾了，我被供出去你能得到什么好處呀？

陳先生好！我沒聽過您的課，您別聽將無同胡說。不過我知道您也是作魏晉南北朝史的。

(2001-04-17.21:46:48)【將無同】

幫朋友的忙，不是為得好處。

對了，東洋兄，上面沒說清，是個小女孩。

(2001-04-17.23:23:09)【隔水觀音】

MY GOD!

(2001-04-18.09:09:52)【遠在東洋】

知道了。謝謝諸位！

(2001-04-18.20:46:29)【大雨】

Mr.Dongyang, thanks a lot for granting the respected book.I am sorry to attest that Mr.Dongyang and Kwan-yin must have met for many times but never known each other.(2001-04-18.23:41:08)【隔水觀音】

這個大明之人真摩登，開口閉口都是番邦鳥語。：）

(2001-04-19.12:22:02)【遠在東洋】

大雨又是誰？為什么說英語？大明之人是什么意思？難道是搞明史的？如果是這樣，我大致可以猜出是誰了。網上用假名不知是誰開的頭，猜來猜去，多累呀！

(2001-04-20.19:41:55)【隔水觀音】

陳先生是老實人，當然搞不懂他們這一套，不過還是這樣好，孔子主張訥于言敏于行，您這樣的才是仁者！（大家鼓掌）

不象將無同，除了出賣我什么好事而都不干。

(2001-04-20.21:01:18)【杠頭】

回遠在東洋：

上網也是一種游戲，像將無同等就如魚得水。像他們這些老網民，對網上的人與事都熟悉得不得了，不信，你可以將你不知道的情況問一下老冷、販子；他們不光能告訴你某人是誰，而且能給你描述出某人長像如何（這一點是將無同所不及的，他對許多人也只是“耳食”而已，比如他給你介紹的小女孩，他就未必謀過面；不過，他的這種介紹倒是能給人提供更大的想像空間）。

讀《東晉門閥政治》

將無同

2006-04-14 15:53:56 閱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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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一書已經出版十幾年了，相關的書評時有所見。我也想寫，但又有種種顧慮，一直希望在別人的評論看到自己想說的話。可是這個想法每每落空。看來，自己想說的話還得自己說。

《政治》一書為我們講述了這樣一段故事：與通常皇權至上的時期不同，東晉一朝出現了皇權與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開始是所謂“王與馬，共天下”，即士族瑯邪王氏與皇帝司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間勢力強弱有變化，所以王與馬之后，還會有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等等的變化。同樣，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間存在著制約的關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輕易地取代皇權，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維持。

至此為止，問題似乎已經圓滿地解決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沒有停下來。他又發現，在士族與皇權之外，還有另外一支不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著作用。這支力量就是流民。當時北方有源源不斷的流民南下，這些流民不是西漢那種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帥控制的武裝組織。他們起初在熱鬧的政治史中雖然不顯眼，但在保衛東晉免遭胡族鐵蹄踐踏上卻著實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是皇權、士族之外的第三種力量。發現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只有發現了這條線索，才能完整地解釋東晉之所以存在、東晉之所以消亡。我們看作者的總結：“東晉一朝，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門閥政治才能維持。等到士族不能照舊當權，司馬氏也不能照舊垂拱而居帝位的時候，已經走到歷史前臺的流民領袖人物既拋棄了司馬氏，也改變了門閥政治格局，樹立了次等士族的統治秩序。但是歷史并未因此而斷裂，歷史的邏輯在晉宋之際仍在頑強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劉裕既繼承了孝武帝伸張皇權的遺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雖喪元氣但有余威的門閥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復了駕馭士族的權威，士族則保留著很大的社會政治影響。這就是具有南朝特點的皇權政治。”可見，如果作者沒有引入流民問題，這個最終的結論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帥，才終于找到了東晉通往南朝的歷史之門。

對一個問題的研究倘若長久地沒有進展，通常是因為研究者忽視了不應忽視的因素。尋找到這些被忽視的因素是很困難的。困難不在于它們隱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無形之中會制約后來者思想的展開。關于門閥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從士庶對立的角度加以討論，不要說流民問題，就連皇權在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沒有引起多少關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約，所以才為人們展現出一番新的天地。拋開流民問題不談，上述結論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沒有過分地渲染東晉南朝間歷史變動的劇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歷史變化的背后也還存在著歷史的延續。要解釋變化中的延續，必須看到歷史的深處，如果思考僅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續”與“變化”的同時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釋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書二十五萬字。如果讓我寫，可能有三萬字就夠了。為什么他需要這么大的篇幅？我想，這是因為作者對歷史細節有著特殊的偏好，不妨說他有一種“細節嗜好”。要說明細節問題，沒有足夠的篇幅是不行的，因為在這里，一般性的說明是無濟于事的。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永嘉之際，晉室南渡。關于南渡的建議者有三種記載。一說是王導，一說是裴妃，一說是王曠。對于這樣的問題，謹慎一點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斷，只是存疑。輕率一點的研究者可能會勉強認定一種是真實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卻不是這樣處理的。他說：“以上三說，各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可以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說明南渡問題不是一人一時的匆匆決斷，而是經過很多人的反復謀劃。”這個結論真可謂是預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證到了最關鍵的時候，他突然不考證了，用敏捷的思維化解了這個問題。類似的例子在書中還有許多。

將近二十年前，田余慶先生曾和我們學生說：“要注意排除反證，沒有反證的問題是簡單問題，復雜問題往往有反證。反證必需在我們的考慮之中。”以上這個例子可以說是排除反證的經典之作。

老實說，究竟是誰提出了南渡的建議并不重要，如果我來研究，大概不會注意這個問題。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說明作者在解決問題時所表現出的智慧。優秀的學者就是這樣，他不僅會提出有價值的觀點，而且也會讓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樣。從古至今，智慧遠不如知識增長得快，所以每當我們看到智慧的光芒時，就會感到由衷的喜悅

他不會永遠順利的，他也會陷入困境。在闡釋東晉門閥政治出現的原因時，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懷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種敘述的模式來說明問題。他指出，東晉王導與司馬睿的政治結合，實際是來源于西晉王衍與司馬越的政治結合。同樣是王、馬結合，但地位卻不相同，在西晉，政治上是以司馬越為主，王衍為輔，而在東晉，則是“王與馬共天下。”王、馬之間關系的變化是因為早在西晉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馬睿與王導結合時，司馬睿就處在一個弱勢的地位上。那時的他只是一個“恭儉退讓”，“時人未之識”的一般宗室成員，而王導已經具有政治閱歷和名望。這種關系延伸到東晉，“便有了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由此開啟了百年門閥政治的格局。

這樣敘述歷史事實是一點也不錯的。但是從道理上講，我們并不能排除前一對王與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過江的是司馬越與王衍，必定還是以馬為主，以王為輔。如此一來，豈不是就沒有百年門閥政治了？退一步說，即使我們堅信過江的只能是司馬睿與王導，疑問也還是存在的。因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導以后并沒有結束，而是一再出現，持續百年。對于東晉皇權來說，這種局面絕不是一個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書結尾的時候，他又再次觸及到這個問題。他說：“如果沒有一個成熟的有力量有影響的社會階層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沒有一個喪失了權威但尚余一定號召力的皇統存在，如果沒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這樣一個外部條件，如果以上這三個條件缺少一個，都不會有江左百年門閥政治局面。”他說得依然沒有錯，但依然只是對事實的陳述而不是解釋。東晉出現門閥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當面征詢田先生的意見。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終極原因，因為一追求終極原因，文章就飄起來了。”的確，對于習慣了從細節出發的他來說，追求終極原因是太難了，終極原因不會在細節里。

無法在深層次上解釋門閥政治的出現，這其實并不僅僅與他個人的研究習慣有關，而且也與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關。極端地說，單純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釋從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變，但卻無力解釋政治形態的根本變化。當整個政治形態都發生變化的時候，它必定牽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圍的更大的歷史變動。這就如同說我們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時各種政治勢力的此消彼長，但卻不可能用同樣的方法解釋歷史上為什么會有一場辛亥革命。歷史上為什么會有一場辛亥革命？這里涉及到了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形勢種種因素。在時代發生大轉折的時候，終歸是政治跟隨著時代，而不是時代跟隨著政治，盡管表面現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對他的制約不僅表現在研究東晉門閥政治時。在研究三國史時，同樣的問題也發生了。在《孫吳的建國道路》、《李嚴興廢和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為我們揭示出了吳、蜀政治演變的清晰線索，關于曹魏，他也寫過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發展線索的時候，他沉默了。這是為什么？我想，這是因為吳蜀的歷史較為單純，都是有頭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則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東漢、后面的西晉聯系起來，而漢晉時期的歷史變動是多方面的，遠遠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疇。一到這時，他就顯得力不從心了。即使不考慮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單純思考政治發展線索，他面臨的困難也同樣不少，因為從東漢的黨錮之禍到西晉的八王之亂，時代劇烈的、多次的變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斷。我們知道，他的性格是從細節出發，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間環節的一條完整鏈條。當這個目標不可能實現的時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幾十年前，陳寅恪先生卻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線索。陳寅恪先生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一文中說，東漢末年有兩種政治勢力，一為內廷之宦官，一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與司馬氏兩黨之爭就是漢末斗爭的繼續。曹操為宦官代表，而司馬氏則為信奉儒學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晉禪代，曹氏敗，司馬氏勝，斗爭終于有了結果。這是一條清楚的線索。為什么陳寅恪能找到線索呢？很明白，他所憑借的是他自己的階級分析學說，而他的階級分析學說說穿了就是血統論。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階級的代表。這樣，他用理論把斷裂的政治碎片縫合了起來。

他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田余慶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陳寅恪先生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曹氏父子早已轉化為皇權的代表，而不再與宦官有何關系。我要補充的是，在轉化為皇權以前的東漢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陣營內。密謀誅殺宦官的計劃制訂時，曹操就已經參加了。從他晚年的回憶中看，年輕時的曹操的理想很簡單，就是想當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慶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說東漢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間的第三種政治力量。

從以上的對比中，我們能夠感受到陳、田的不同。他們都在研究政治史，從表面上看，陳寅恪先生也是在尋找歷史線索，但深層上看，他實際上是要用歷史的線索來證明他的理論。在他那里，只要理論不缺乏，幾乎所有的歷史線索都是能找到的。總之，他有理論先行的嫌疑。而田余慶先生則不然，他沒有預設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尋找歷史內部真正存在的線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兩種方法，各有利弊。陳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論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問題涉及的時段較長，顯得有氣魄，而田余慶先生的政治史在氣魄方面就顯得略遜一籌了。田余慶先生的優勢是，思考縝密，一旦得出結論，往往不可動搖。公允地說，陳寅恪先生在他認為有用的若干歷史細節、若干點上也有極精致的考辨，但是在點與點之間則往往有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誤的機會也就越大。

我曾當過幾年教師，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誡學生說：“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點。優點不用管它也會發揮作用，而缺點不被克服就會妨礙你的進步。”這話看似合理，其實經不起事實的檢驗。經驗告訴我們，人真正能克服的缺點都是小缺點，致命的缺點是無法克服的。陳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慶先生也是如此。大師并不是沒有缺點的，大師也不是因為克服了缺點才成為大師的。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只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的優點發揮得淋漓盡致。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陳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慶先生也是成功的。

學術要發展，我們一定會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會離舊的方法太遠。

老冷

時間：2001-04-13.20:50:01

終于讀到這篇期待已久的書評了。將無同從方法論的高度看田先生，眼光銳利，思路寬廣，讀后很受啟發。

記得我們談到細節嗜好的問題。我說我現在陷入到這一嗜好中了，但我的意思并不是不想要關心大問題，事實上細節可以置于大背景上來思考。你這里特別舉出陳、田兩先生思想方法上的異同，談的更明確了。

我總在想，未來的突破，會從哪里展開呢？也許對細節的重視，可以提供一個支撐點吧。我們看學術史上大的進步，總伴隨著方法論的革命性變化，而這個方法論的革命，又是從哪里發端的呢？我總覺得，對細節的一絲不茍，也是一個基礎呢。就比如達尓文觀察美洲動植物，細節之瑣碎繁猥，自不待言，而由此引出的方法革命，更是驚世駭俗。史學進步，亦無不從認真讀書開始。——可是，僅僅認真、瑣碎是遠遠不夠的，研究者的天資，似乎比什么都重要啊。

《東晉門閥政治》講述了從公元4世紀初年至5世紀初年的百余年間，幾家門閥與皇權結合運轉的一段歷史。雖不是完整的東晉歷史，但從東晉門閥士族的興替和門閥政治的發展以至消亡，偏重于政治史方面的研究，它以江左幾家僑姓士族的興衰為線索進行考察，但也不同于各個士族門戶的個案研究。書中亦旁及軍事、地理、文化、經濟諸問題，卻也只限于闡明門閥政治的需要。

這本書以豐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證分析，對中國中古歷史中的門閥政治問題作了再探索，認為中外學者習稱的魏晉南北朝門閥政治，實際上只存在于東晉一朝；門閥政治是皇權政治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變態，具有暫時性與過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門閥土族與皇權的共治。本書不落以婚宦論門閥士族的窠臼，對中國中古政治史中的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了精辟的見解，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東晉是西晉被北方少數民族滅亡后，皇室南渡江左建立的，憑長江天險自守偏安一隅的王朝。從橫向來看，在它百余年的歷史中，既要面對北方軍事集團的強大壓力，同時還要無時無刻對內部集團的勢力進行整合，尤其是當時尖銳的民族矛盾讓東晉王朝的歷史大環境十分嚴峻。從縱向來看，東晉以及其他與它并稱的王朝，即魏晉南北朝，可以說夾在兩組大一統的王朝之間，上承秦漢，下啟隋唐。中國的歷史如以啟廢禪讓，西周封建，秦并六國，辛亥革命為節點，可以分為邦國時代，帝國時代和共和國時代，而帝國時代又可以以統治階級的不同，可分為貴族地主階級，士族地主階級和庶族地主階級，而這三者是一個不斷過渡的過程，前者見于秦漢，后者在隋唐因科舉制度而確立，在中間的士族地主階級的統治便在魏晉南北朝，尤其是東晉以門閥政治的形式出現在歷史舞臺。在我看來，門閥政治是中國歷史必須經歷的階段，而當它處于東晉是特殊的環境時，便增添了更多的儒雅風流。東漢末年，貴族政治崩潰，但由于三國的出現，尤其是曹操所倡導的唯才是舉讓貴族政治不能自然的向士族政治過渡，直到曹丕向士族階級妥協，用九品中正制將踏入官場的特權交予士族，最后士族代表司馬氏代魏興晉，歷史是才回歸正常的發展軌道，而九品中正制便是門閥政治的根源（更早可以追溯到漢朝的察舉制）。

田余慶先生在書中說：“東晉門閥政治，是中國古代皇權政治在特定條件下的變態”，而這個特定條件指“一個成熟的有力量有影響的社會階層即士族的存在”，“一個喪失了權威但尚余一定號召力的皇統存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這樣一個外部條件”，這三個條件可以說是缺一不可，相輔相成。東晉帝王大都幼年繼位而中道崩殂，在位時間不長，政治建樹極微，這既是皇權喪失的集中體現也是皇權喪失的內因，更是士族勢力做大的外因，勢力龐大的士族客觀上也阻礙了皇權的重整，喬遷江左的東晉王朝需要士族的支持來穩定自身政權，士族也迫切希望通過保全司馬氏的統治而得到東晉王朝的庇護，雙方均不愿意看到原先的本地士族另立新朝，皇權與士族不斷發生摩擦，在摩擦中，皇權與士族的勢力不斷整合，士族的特殊利益不容侵犯，皇權也不可能讓一姓門閥獨大，就這樣，東晉由門閥與皇室共治天下的局面百年不變，而當政門閥卻是“城頭變幻大王旗”，而這種皇權與士族的妥協與平衡既是在北方少數民族壓力的產物，也有助于東晉王朝抗衡北方少數民族的軍事行動，淝水之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永嘉之亂，五胡亂華，中國北方長期陷于戰亂，這是中國歷史上漢族的一次大災難，而憑險自守的東晉王朝客觀上拯救了漢民族，原先在中原地區的知識分子、農民、手工業者、商賈等也紛紛逃亡到南方，他們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的經濟和文化發展，使江南地區日漸富庶和繁華，完成了中國重心第一次南渡，實現了中華文化的連續，而這才是東晉王朝偉大的歷史功績。江南的開發和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并行，成為日后隋唐大一統的基礎與契機（隋代北周胡人政權而立，李氏家族本身便有胡人血統），正如田先生在書結尾所說的那樣，“只有當沙石澄清，塵埃落定的隋唐時期到來，我們放眼南北，后顧前瞻，才能把握這一歷史進程的脈絡”。田先生書中一再提及儒學與玄學以及由儒入玄。東晉的門閥政治正是世族集團按照玄學理論建立起來的一種新的封建政治格局，各姓門閥的中堅人物大都是當時的玄學名士。門閥政治的形成標志著玄學走到了它的頂峰，而各姓門閥同時也借助玄學名噪于當時的士人社會以換取政治資本。門閥政治形成后, 幾個大的士族輪流操政，皇權旁落, 士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最后的鞏固。因而昔日那種在皇權政治下惶恐不安的情形不見了, 士人有了寄情山水的時間與精力，玄學進一步發展，而王羲之為批評名士之虛無的思想觀念而作的《蘭亭序》，以“死生亦大矣”的觀點來警醒“后之覽者”卻又是后話了。

門閥政治的出現，保證了士族地主階級的特權，但毫無疑問這對寒族布衣出生的知識分子式極為不公平的，這直到隋朝科舉制度的創立才得到改變，但我認為隋煬帝創立科舉制度是鑒于前朝門閥做大架空皇權以期憑此鞏固皇權和破壞門閥制，而不是單純的為庶族提供公平的入仕機會。但科舉制度的確立是我國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為庶族地主階級統治的官僚政治的帝國的出現提供了先決條件，這與《東晉門閥政治》一書并無直接的聯系，這只是我讀后聯系我另一門選修課——中國教育傳統與變革的有關內容的一些思考。

門閥政治雖然阻礙了寒門布衣的入仕道路，但在當時是絕對合理的，田先生在書中已經給出了精辟獨到的見解，在這里我無需贅言。我認為，門閥子弟有著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在私學尚不發達的東晉時代，他們極易得到優質教育，首先，他們的父輩本身便是名噪一時、出將入相的人中龍鳳，這種家庭教育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積極且巨大的，其次，出入門閥幕府的均是名士，這對他們學習十分有利。同時，出生于門閥這種累世公卿的家族，他們能夠從父輩處學到書本上看不到的為官之道與安邦濟世的學說。還有，從生理學的角度來看，人與人之間智商間的差別是不大的。皇權不可能讓一姓門閥獨大，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士族只能選擇將自己后世的當家人培養的更加優秀以維持自己本姓門閥的權柄，當然，有些事情并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權柄仍然在各姓門閥中更迭，但嚴格的精英教育仍然幫助一些士族歷經百年而不衰。我還認為，這些僑居江左的門閥士族在經歷了國破家亡之痛和胡人對漢人的大屠殺之后，他們身上的民族責任感和民族自覺性是普通寒族和江左本地的吳姓士族所不能比擬的，無論他們北伐的動機到底是什么，他們到底還是伐了，他們到底還是積極應對北方少數民族的軍事威脅，為漢族在思想文化上完成對胡人的絕對征服贏得了時間。

“門閥政治只是皇權政治在東晉百年間的變態，是政治體制演變的回流。門閥政治的存在是暫時性的，過渡性的，它是從皇權政治而來，又依一定的條件向皇權政治轉化，向皇權政治回歸”，最終歷史循著自己的發展軌道，以一個大一統王朝的新局面重裝上陣，大亂后必有大治，中華民族在歷經300余年的**后，終于又在隋唐從新站在世界之巔。

第三篇：東晉門閥政治的感悟(DOC)

東晉門閥政治總結心得：

所謂門閥政治，與傳統的皇權政治不同，是皇權與門閥的共治，即皇帝大權旁落，士族把持政局的一種體制，即“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我們要追溯門閥政治興起的原因，當讓要思考東晉時期，皇權不振，士族專權的原因。

東晉的門閥政治最開始是王與馬共天下，王氏家族勢力很大，王導憑借在東晉建立前已經確立的很高的政治名望，在東晉建立時身居高位，這更使得王氏家族在民間的聲望有了很大的提高。王導的堂弟王敦都督江、揚州軍事，傭兵自重，后來叛亂，威脅晉室，這是王氏。王羲之、王獻之之流在民間的聲望不是一般士族可以比擬的。這都是王氏家族勢力巨大的表現。所以說，王氏家族把持朝政，就像囊中取物。后來即使王氏家族衰落，可是士族不僅一家，淝水之戰后，陳留謝氏憑借在淝水之戰中的優異表現，及不俗的軍事力量，取代瑯琊王氏，開啟謝與馬共天下的局面。此后，又有庾與馬、郗與馬、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

門閥政治的形成與維持，也有其制度保證。九品中正制的實施為士族控制政治權力，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地方上士族把持各級中正官，因而控制了官吏選拔渠道，并通過源源不斷地向國家輸送預備官吏進而把持了政治權力;二是中正官在選拔士人時任意高下，妄定資品，而中央主選尚書對于資品獲得的資格卻難以復核、檢查，因而對選官的控制能力減弱;三是資品獲得的標準主要是“門資”、“勢位”，這就使得士族長期把持政權，為成為世家大族奠定基礎。九品中正制運行近半個世紀的結果就是皇權統治在選拔、任用官吏方面受到士族控制，因而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政治局面。

東晉門閥政治的形成是偶然還是必然?當然我覺得任何歷史事件都是偶然與必然的結合，門閥政治也不例外。司馬睿與王導的南渡，可以說是門閥政治形成的偶然因素，沒有南渡可能也就沒有東晉一朝了吧，沒有東晉又哪來的門閥政治呢?

中學生課外閱讀問卷調查

讀書對人一生的成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素質教育”的深入發展，對學生的閱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請將選項填入答題卡內，謝謝！)

1.您的年齡？（）

A.13歲以下

B.13~15 C.16~18 D.19歲以上

2.是否有經常課外閱讀？（）A.有

B.沒有

3.課余時間是否自覺閱讀？

A.經常自覺閱讀

B.偶爾看一看

C.課余時間從不閱讀

4.你有時候沒有課外閱讀，原因是什么（）？ A.沒時間

B.不感興趣

C.其他：

5.你通常看的書是什么種類的？（）A.紙質書

B.電子書

D.其他

6.你通過什么方式進行閱讀？（多選3個）（）

A.購買書籍

B.向朋友同學借書

C.上網閱讀

D.圖書館

E.其他：

7.你通常閱讀的時間段（）

A.0:00~6:00 B.600~12:00 C.12:00~18:00 D.18：00~24:00

8.你對課外閱讀的看法？（）多選）

A.與學習無關，對學習無幫助，看不看都無所謂。B.對學習有益，可以豐富自己的知識。C.其他：

9.你有沒有出現過很想讀名著的念頭，但讀到一半就不想讀了的狀況嗎?（A，有

B，沒有

10看書通常是因為什么原因？（）

A.考試需要

B.個人興趣

D.其他：

11.看書有做筆記摘錄的習慣嗎（）A.每讀必做

B.憑興趣做

C從來沒做

12.一年中你看了多少本課外書？（）

A.1~2本

B.3~4本

C.5~6本

D.7~8 E.8本以上）13.你課外閱讀的方法（）

A.讀后仔細思考

B，仔細看沒有思考

C只看個大概

14.你有沒有自己制定一個閱讀計劃？（比如計劃看書的數量或內容）（）A.一直都有 B.從來沒有

C.有時候有

15.你對課外閱讀目的的認識

A.課外閱讀分散精力、影響學習。

B.課外閱讀對學習有促進作用，是學習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C.課外閱讀是為了消遣、解悶調節學習張馳度。D.其他：

謝謝您所提供的信息！

中學生體育鍛煉調查問卷

1..您的性別

男

女

2.您的年級?

初一

初二

初三

3.您平時通常的體育鍛煉方式是什么?

籃球

足球

跑步

健美操

其它

4.您每星期用在體育鍛煉上的時間大約有多少?

10小時以上

5~10小時

3~5小時

較少鍛煉

5.您的學校體育設施怎樣? 很好

一般

較差

6.您是否因為硬件設施的限制而減少體育鍛煉呢? 是

不是

第三選項

7.您對學校開設的體育課滿意程度如何? 很滿意

較一般

不喜歡

8.您覺得是什么原因限制了您的體育鍛煉? 學業過于繁重

自己沒有喜歡的體育項目

身邊缺乏體育器材設施

缺少鍛煉的同伴

其它

9.您對自己的體能感到滿意嗎? 很滿意

一般 還需加強

10.您如何看待中學生體能素質較差的狀況? 很擔憂

一般

無所謂

11.您的體育鍛煉是不是風雨無阻? 看情況

不會

12.學習工作忙碌是您怎樣安排體育鍛煉呢? 擠時間保證鍛煉

以當時的心情等情況改變

減少鍛煉

13您認為體育鍛煉是否有利于學習工作生活? 一定會

有可能 沒有影響

14您是以何種心態進行體育鍛煉的呢? 緩解壓力放松心情

純粹娛樂

強健體魄

與更多人交流的途徑

談戀愛的活動之一 其它

15.您感覺現在的體育鍛煉運動量與以前相比怎樣? 有所增加 差不多

不如以前

難忘的一件事

不經意打開抽屜，我又看到了那截折斷的尺子，不禁又想起了幾年前的那件事??

那是小學6年級的一次數學期中考試，考試前一天，老師囑咐我們：“同學們，這次考試有畫圖題，大家一定要帶好鉛筆尺子。”當天晚上，我復習到很晚，沒有收拾考試要帶的東西。第二天早上，我睜眼一看，啊？都7點30了！糟了，考試要遲到了！我匆忙穿好衣服，把攤在桌上的鉛筆，橡皮等等一股腦地往書包里一賽，就飛奔向了學校。

到了教室，我把東西一件一件地掏出來。鉛筆，橡皮，鋼筆，尺??咦？啊！尺子！我忘帶尺子了！完了，離考試就剩5分鐘了，怎么辦？我把書包翻了個底朝天，又在座位周圍找來找去，希望能找到一把直尺。可是奇跡到底沒有發生，書包里空空的，地上干干凈凈的，什么也沒有。唉，這下慘了，沒帶尺子，畫圖題怎么做啊。老師已經拿著卷子進來了，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忽然，我聽到身后傳來一個聲音：“你怎么了？丟東西了嗎？”回頭一看，不認識。所謂病急亂投醫，我雖然覺得他幫不上什么忙，可還是把忘帶尺子的事告訴了他。他沉沒了一會，說：“我給你吧。”我正在納悶，忽然見他把他那把新尺子“啪”的一聲折成了兩半，把其中一截遞給我，說：“給，拿去用吧。”

我接過那半截尺子，一股感激之情從心底升起，可我還沒來的及說什么，鈴聲就響了，開始考試了，我只好轉過身，開始聚精會神地答題，用那截斷尺仔細地畫著圖??

鈴聲再一次響起了，考試結束了。我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我轉過身，想向他道謝，可是卻不知道說什么好，他好像明白我的心思，笑了笑，說：“不用謝，互相幫助是應該的嘛，那截尺子就送給你了。”說完，他就拿起東西走了。望著他離去的背影，又看了看手中的尺子，心里有種說不出的感覺。

這件事情已經過去好幾年了，可是我仍然記得很清楚，它還將繼續留在我心里。它讓我感受到了人間的真情，我也會把這種真情繼續傳播下去，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這種真情，并把它傳下去。

難忘的一件事

在六年的小學學習生活中，涌現了許許多多師生與生、生與師之間互相關心、互相愛護的感人故事。在我的記憶長河中，曾經有過許許多多的感人故事。此刻，正有一片葉子浮在我的記憶長河中，這片葉子上記載著這樣一件感人故事??

這個故事出現在上三年級的一段時光??

這是嫵媚迷人的一天下午，太陽依舊照射著大地，給大地母親披上了一件金裝，浩瀚的天穹顯得并不高遠。我與往常一樣，邁著輕盈的腳步跨進學校，帶著滿懷的好心情進教室。第一節課上課了，我突然發現老師是邁著沉重的腳步、帶著悲傷的心情進教室。當老師走上講臺時，讓我更加驚訝，老師并不像往常一樣快樂地站在講臺，而是緩緩地坐在椅子上，我預料到，老師一定會向我們宣布一件驚人而令人悲痛欲絕的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老師的眼眶里擠滿了淚珠，難過地對我們說：“同學們，老師要宣布一件驚人而難過的事情，我們的班長的爸爸死了。”當我們聽這件事后十分震驚，“同學們，班長和他爸爸昨天晚上在家時，他們家中的煤氣罐漏氣了，班長的爸爸為了救班長，先把班長帶到了小區外，自己卻在家堵住煤氣，可是煤氣味越來越大。他爸爸終于在一剎那停住了呼吸。同學們，這節課你們就去安慰一下班長吧！”老師話音未落，我就馬上跑到班長旁邊對班長難過地說：“班長，不要難過了。要是你老爸在天上看見你這么傷心的話，他也不會開心的。你今天不是要在學校里寫作業嗎？今天我就打電話跟我媽咪說我要晚點回家，我想在學校寫作業。如果今天下午放學后有什么題不會做的，你就盡管問我好了！”班長好像得到了一點兒安慰，可臉上還顯出十分憂傷的樣子，斷斷續續地對我說：“謝謝你，”他不再抽噎了，擦了擦眼淚問我：“你為什么這么關心我、幫助我？”我笑著說：“因為你曾經也幫助過我、關心過我啊！”他的臉上終于露出了一絲微笑！

這件事讓我記憶猶新，深深地印在我的臉海中。因為人們互相關心、幫助，所以生活才充滿了希望。因為有了人們善意的微笑，所以人生才越發完美。

挫折改變了我

湛藍的天穹下，蛹在一截枯枝上結了一個繭，很丑陋，也很卑微。已經到了破繭而出的季節了，但那只蛹還是不肯出來，不是不肯，而是不敢??

面對試卷上那紅的刺眼的分數，我的大腦一片空白。這是我最為擅長的科目啊！怎么就考敗了呢？想著考前爸爸千叮萬囑的樣子，想著爺爺在期待我回家等著好消息的樣子。想著老師的時刻提醒：

“這在小學最后一年，你們一定要考上理想中學。”鼓勵我們的樣子。這樣的成績讓我第一次感到前途的渺茫，我該何處何從？我多么希望這只是個噩夢。但眼前紅的刺眼的分數再次提醒我這次考試是真的考敗了。我的心好像在炸裂，我感到自己快要崩潰了，渾身一點力氣也沒有。

這樣的日子渾渾噩噩的過著，我還在想著那樣差強人意的成績，心里沉甸甸的。直到有一天，爸爸把我帶出來，說是到湖邊放松下，我便去了。撐著小船到湖中央，坐在船頭，望著荷葉，它把我的視線全遮住了。我便愈發感覺到我的渺小，整個身體仿佛只剩下空殼，微微起伏的湖水好像隨時就會把我搖曳得支離破碎。

“瑞陽快看！”爸爸指著遠處的荷葉喊我。這才將我從頹敗的思索中拉了出來。“快站起來看啊！”我不由的直起身站了起來向遠處望去。

多美啊！眼前那翠綠的荷葉，一片一片仿佛綠色的絨毯，蓋在微微蕩漾的碧波上。我仿佛感受到了自由、輕松、快樂。和著荷花飄蕩的清新氣息與荷葉的濃郁清氣，我努力呼吸著這自由、輕松和快樂的氣息，閉上眼睛，感受著??爸爸語重心長問我“這與剛才看的有什么不同？”是啊，坐著就一葉障目，只有打好自己的根基才能站得高，望著遠。我怎么能為一個小小的障礙而自怨自艾停滯不前呢？

從那以后，我變了！我摧毀了自己內心的枷鎖，變得活潑了，開朗了，也自由了，我想我在人生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也是永恒的一步！挫折往往讓我們學會堅強，學會自信。

湛藍的天穹下，那截枯枝上的繭早已經裂開了，飛出了一只漂亮的蝴蝶，它與伙伴們飛舞著，飛向那遙遠的天際，在它身后，卻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當然，還有那截枯枝上的空繭??

生活因挫折更精彩

夜深了，月光透進了窗扉，撒了一地。我獨自坐在書桌前，任憑眼淚“叭嗒，叭嗒”地打濕那份分數少得可憐的試卷。

這次期末考試，我又是遠遠沒有達到預想的結果。我委屈，為什么我付出了那么多，但每次連一點收獲都沒有，我怨老天不公。不覺又想起了那挑燈夜讀的情景，又想起父母為我送來面包和牛奶的情景。為什么，為什么，難道我真不是學習的那塊料嗎？

算了，不去想它了，開燈看一看課外書吧，我拉亮了臺燈。發現桌上的餅干渣在動，我推了推眼鏡，想看個清楚，只見幾只螞蟻在搬這餅干渣，餅干渣一動一停，好像它們搬起來很費勁，真有意思！我拿來放大鏡，想仔細看一看這些小東西。我還要給它們設點“障礙“。我將鉛筆放在它們面前，只見它們要改變方向，結果被我用筆團團圍住，看它們這回怎么辦！我用放大鏡仔細觀察，一個帶頭的螞蟻首先爬上了筆，這就像一個指揮官，陸續又有幾只螞蟻爬上來，它們想用力將餅干渣托過去，可是試了幾次都沒有成功，那只帶頭的螞蟻將餅干渣抬起來，后面的螞蟻用力推，就這樣花了大約三十分鐘，餅干渣終于被螞蟻從鉛筆上運了過去。

我突然領悟到，連這么小的螞蟻面對挫折都毫不喪氣，我們人類更應該敢于面對挫折，我又想起：愛迪生的實驗室被炸，面對這樣的挫折，愛迪生沒有喪失斗志，而在短短的三周內，便成功地發明了留聲機；貝多芬雙耳失聰，對一個音樂家這無疑是最大的挫折，而貝多芬面對挫折卻絲毫沒有退縮之意，他說：“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就這樣貝多芬創作了舉世聞名的《命運》交響曲。

人生路上有風有雨，到處是荊棘叢生，只有我們去奮斗，去拼搏，就一定會有鮮花和掌聲在等待著我們。名人說過，挫折對無能的人是一個無底深淵，而對那些敢于面對挫折的人來說，它是一塊成功的踮腳石。

我又再一次打開課本，這時清晨的第一縷陽光射進屋內，在哪摔倒，就在那爬起來。我笑了，挫折，我向你挑戰，生活因挫折更精彩。

后記：我后來的成績如芝麻開花節節高，我感謝那個不眠夜，在那個夜晚我品味了挫折，讀懂了它的內函，我感謝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