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雅典城邦政治下婦女是公民嗎 杜海軍 摘自范文

雅典城邦政治下婦女是公民嗎 杜海軍

首先從雅典城邦的特點談起。雅典城邦是一個逐步實現了民主制的公民集體，這是其最主要特征之一。關于城邦是一個公民集體的本質特征，古代學者早就作過明確的解釋。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在《政治學》中指出：“城邦的一般含義就是為了要維持自給生活而具有足夠人數的一個公民集團”；“城邦本來是一種社會組織，若干公民集合在一個政治團體以內，就成為一個城邦”；“公民團體實際上就是城邦制度。”【1】當代歷史學家莫里斯對此也做出過精辟的論述，他認為：城邦是一個圍繞著公民權概念建立起來的復雜的等級社會，城邦與整個公民團體的平衡把它與其他古代國家區分開來，所有的公民都分享城邦的權利，這樣的城邦的最發達形式在經濟上完全是建立在動產奴隸制基礎之上的，如果公民變成了臣民，他們的共同體也就不再是城邦了。【2】雅典城邦無疑是這樣一個以公民權概念為核心建立起來的公民集體。

雅典城邦公民權與土地所有權具有密切的聯系。土地是古代雅典人財富的主要形式，也是他們收人的主要來源。公元前594年梭倫（前638年 —前559年）進行改革時，就是按照人們從土地上的實際收人把公民分為四個等級的。雅典公民權還意味著參與管理城邦的政治權利。伯里克利在國葬典禮上說道：“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讓一個人負擔公職優于他人的時候，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在我們這里，每一個人所關心的，不僅是他自己的事務，而且關心國家的事務。就是那些最忙于他們自己的事務的人，對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3】這段話清楚地闡述了雅典民主制度下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權利。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雅典公民不僅可以參加公民大會商定國策，充當陪審法庭的陪審員，而且可以通過抽簽擔任公職，并領取公民大會津貼和公職津貼。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雅典公民還可以參加城邦的文化活動，領取觀劇津貼。因此，參與城邦政治統治成為雅典人珍視公民權利的又一重要原因。

從上述雅典城邦特點可以推斷出公民權對生活在雅典城邦的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每位居民均想得到公民權。然而，雅典的公民權并不是對所有居住在雅典的人開放的，得到雅典公民權的只是雅典總人口中的較少一部分人。外邦人和奴隸是被排除在城邦政治統治之外的，他們沒有資格參加公民大會。外邦人不得與雅典婦女結婚，他們若欲長期居留在阿提卡必須由雅典公民擔保，并在雅典登記，并向城邦繳納外邦人稅(metiokion)，違者會被賣為奴隸。他們雖然作為定居者在德莫（指村社）注冊，但身份與公民不同。在銘文中，公民的名字之下是德莫的名稱，而外邦人的名字則寫著定居于某德莫之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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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隸是主人的財產，沒有任何權力。他們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向法庭起訴，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主人。除此以外，根據亞里士多德“凡有權參加議事和審判職責的人，我們可以說他是城邦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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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雅典城邦僅僅是一個男性公民的集體。雅典城邦的這一特征決定了婦女被排斥的地位。而且由于民主制度的實行，這種排斥就顯得格外突出。在這一點上，婦女和外邦人、奴隸一樣都處于被統治者的地位。

但是我們還要進一步考察，婦女是否是公民還要從城邦的另外一個特點來討論。雅典城邦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個排外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教祭祀團體。雅典城邦形成之后，血緣雅典城邦形成之后，血緣關系雖然有所松弛，但依然是社會聯系的紐帶和財產繼承的依據，至少從公元前403～前402年起，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社會組織仍然具有活力。在立法者德拉孔頒布的關于謀殺罪的法規中提到了胞族成員的作用，這說明至少在公元前7世紀，雅典人還都是某一個胞族的成員。氏族血緣組織之所以在雅典城邦仍有重要影響，在于它們在宗教祭祀方面的作用，城邦的各級社會組織都是宗教祭祀團體，家庭、德莫、胞族、部落和城邦的首領同時也是祭祀的領袖。家庭是雅典社會的基本細胞，也是若干崇拜同一圣火、祭祀同一祖先的人所組成的團體。維持家庭的圣火不滅是各個家庭關心的首要問題。家庭祭祀的另一個中心是家族的墳墓，祭祀祖先是家庭成員的神圣職責。雅典人相信，死去的親人住在地下世界，享用著親人提供的祭品。祭祀死者會得到祖先的福佑，反之就會遭災。即將成為官員的雅典人在接受資格審查時，不僅要報出父母和祖父母的名字，而且要回答是否有家庭阿波羅和住宅宙斯以及這些神座在哪里的問題，還要說明有無家族墳墓以及這些墳墓何在，以證明他們具有完全的公民權。

在宗教領域內古希臘婦女與男性并不完全平等，她們被排除在最重要的血祭儀式之外，她們對生死儀式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男性對不潔的禁忌和保護自己的要求，而婦女在宗教領域里的活動往往是她們生殖角色在神圣化儀式中的反映和延伸，但是總的說來古希臘婦女的宗教地位還是比較高的，也正是由于古希臘婦女擔當的生殖角色和各種文化傳統和心理因素使她們被男性包括到城邦的宗教生活之中，并在宗教領域內保有較大的權力，有些婦女還擔當了女祭司和女預言者的宗教職務。受到社會尊重并對古希臘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這與古希臘婦女在政治上被排斥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婦女在宗教祭祀中的不可缺，我們有理由相信雅典婦女雖然不能參加政治公務，但不影響她的公民身份。【6】

我們還看到雅典城邦公民的身份條件隨著政治情況和公民人口數量的增減而有所變化。公元前5世紀中葉以前，一個人只要其父親是公民，他就能具有公民身份，而不必考慮其母親是否是雅典公民。例如，雅典改革家克利斯提尼的母親阿加里斯特是希巨昂人，其外祖父是希巨昂的統治者，他因其父親麥加克利斯而成為雅典公民。但是在這以后，公元前451～前450年，雅典公民大會通過了伯里克利（約前495—前429）所提議的法令，規定只有父母雙方都是公民的人才能享有公民權。公元前403～前402年，這一法令又重新頒布，從而加強了對雅典公民權的控制。【7】亞里士多德指出：“依照常例，公民就是父母雙方都是公民所生的兒子，單是父親或母親為公民，則其子不得為公民”。另外雅典有些公職如執政和祭司曾規定必須三代兩系都是公民。【8】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在雅典城邦下婦女擁有公民身份是一種既定的客觀事實。我們可以從雅典城邦在社會發展中形成的習慣做法以及城邦立法表明，在這樣一個排外的共同體里，擔負著繁殖公民義務的雅典婦女對于城邦和家庭的延續是不可缺少的。只有雅典婦女才能生育公民的規定，使得婦女的身份成為確定男性的公民身份和有無繼承權力等問題的分界線和重要依據。從這個角度來說，雅典城邦又不得不把雅典公民婦女包括在內，并對她們采取一定的保護措施。

當然，我們看到雅典城邦婦女的公民權與成年男性公民權是不對等的，不能同日而語。在法律上，雅典婦女和未成年人一樣被認為沒有行為能力，終生必須處于監護人的監護之下。她們一般被人們根據她們與男性的關系來確定身份。雅典婦女雖然表面上有自己的嫁妝作為自己的財產，甚至可以繼承財產，但她們在法律上沒有自主權，根本不能管理和控制這些財產。【9】她們只是有名無實的財產持有者，和有名無實的雅典公民。從詞匯上看，雅典男性公民叫做politai，因犯罪而被剝奪政治權力的公民則被稱作atimos或者astos，因為他們只是在身體上屬于這個城邦(astu)，而雅典的婦女則一般別稱為aste,可見，雅典婦女在政治上與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男性公民處于相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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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可以說，雅典婦女只有在生兒育女的問題上，她們的“公民婦女”的“公民”二字才終于派上了用場。因為，如果她們的血統不純正，她們生出來的孩子也就不純正，也就不能成為“合法”的可以享受各種權益的雅典公民了。有些婦女可能由于男性公民在家中與她們討論城邦事務，而影響他們的政治決定。有些宗教慶典例如“地母節”只有雅典公民的妻子才能參加。公元前5世紀末，一個婦女參加地母節是她合法地與一個具有完全公民身份的雅典人結婚的法律上有效的證明。女奴隸、定居外邦人和外國人的妻子以及妾、妓女是被排除在這個節日之外的。【11】在家庭領域內，她們是高居于奴隸之上的女主人。此外，雅典婦女在法律上還受到外邦人和奴隸所得不到的一些保護。考慮到婦女在再生產公民上的作用，并按照梭倫的以出生定公民權的標準，以及后來伯利克里執政時期的立法，我們傾向于把雅典婦女看作是城邦公民，但她們屬于沒有積極政治權利的“消極公民”，【12】也不是“好公民”（即參加公務的政治家），也不是“虛擬公民”（一般指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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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典城邦政治下婦女屬于“公民”但被排斥在國家政治之外的現象并不是古雅典所獨有，在同樣創造輝煌的古羅馬也是將婦女排斥在國家政治之外，我們也看到在盛行專制的東方“臣民”社會，婦女總體上也是被排斥在國家政治之外，這種歷史進程說明農耕和游牧社會普遍是男權至上的社會(美洲少數印第安人的鋤耕社會例外)。在主要依賴人力能源的農耕和游牧時代，男性憑借體力上的優勢原則，在社會中占據了全面的優勢，只是表現形式上多少有所不同而已。恩格斯在談到人類的這一重大轉變時寫道：“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14】恩格斯曾引用大量的有關古希臘婦女的材料來說明這一變化。在古希臘，眾多城邦林立與戰爭普遍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時代，男性的地位遠遠高于女性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種客觀存在。女性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被貶低，直到啟蒙時代還存在，在美國著名的1787年憲法中，都存在著歧視婦女的內容。直到20世紀，婦女才取得了性別的解放，這歸根結底是近代社會生產力進步的結果。女性公民身份的獲得與參與國家管理并不是同步的，參與國家管理在古代和近代往往是少數人的權利，這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

綜上所述，在雅典城邦政治下，婦女是城邦公民，只不過這種公民身份不能與成年男性公民等同，她們不能參與國家管理，也就談不上有民主政治權利了！注釋：

[1][5][8][13]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13,129，114，127～129。[2] John Rich and Andrew Wallace-Hadrill.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New York : Routledge, 1991： 26～27.（約翰·里克和安德魯·瓦萊塞—哈德里爾主編.古代世界的城市和鄉村[M].倫敦和紐約：羅德里奇出版社，1991：26～27.）

[3]修昔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撤戰爭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130～132。

[4]奧斯丁和納奎特：古希臘經濟和社會史[M].伯克萊和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7：100。

[6]裔昭印.古希臘婦女宗教地位探析[J].世界宗教研究，2001（1）。[7] [9][10] [11] [12]裔昭印.古希臘的婦女——文化視域中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53，71，83，69。

[1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