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上外教授陳堅林： 研究生培養六字經：“態度、思維、方法”

上外教授陳堅林： 研究生培養六字經：“態度、思維、方法”

編著按：前面兩期接連推出上外馮慶華教授和李基安教授分別回顧他們的個人學習經歷，教學磨礪和科研探究等治學之道，讀者反映強烈，有的說，“這些名家的身傳言教和自我總結是他們成名成家的路線圖，謝謝您的整理”，有的說，“謝謝給大家發這樣勵志有學術含量的帖子”，也有的說，“對比這些名師的成長案例，反思自己的成長歷程，我深刻認識到了自己肩上所負的教育責任，也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去努力了。”為了讓大家有機會更多地領略上海外國語大學50后的名師，今天與大家分享的是上海外國語大學陳堅林教授訪談錄。陳教授的研究主要興趣是外語教育與翻譯、外語教學生態化等。我第一次見到陳堅林教授是在十年前，即2007年的初冬，當時我還在福州大學工作，應《外語電化教學》之邀，前往廣州參加“網絡信息技術與外語課程整合”會議。在酒店大堂里，胡加圣先生把我引到一位身材高大魁梧、鼻梁上架著一副鍍鈦眼鏡的學者面前，向我介紹說這就是陳堅林教授。陳教授握住我的手，笑著說：“新民，我聽說你下學期就要到上外工作啦，歡迎啊！我們以后多聯系！”陳教授熱情洋溢的話語真讓我感到溫暖，使我有一種人還沒進上外就有了朋友的感覺，當時我覺得陳教授的笑是那樣的真誠，他那只握住我的手是那樣的寬厚和有力。到上外工作之后，我和陳教授多有合作，尤其是在博士研究生培養方面，我們理念相同，方法相近，深感陳教授指導的“陳家班”研究生團隊在科研探究方面有其獨到之處，碩果累累，值得學習與借鑒。本文選自《語言教育新概念---海內外學者訪談錄》，略有修改，（鄭新民著，2011，北京師范大學出版集團/安徽大學出版社，版權所有，歡迎轉載，但請注明出處。）

□訪談提要在訪談中，陳堅林教授首先回憶了“文革”期間他參加上海市舉辦的外語培訓班學習的經過，這是一個類似“五七”干校的培訓班，學員們到安徽某農場參加勞動鍛煉，空暇時間才有一點機會進行基礎英語學習。陳教授的回憶除了告訴我們他的外語學習是怎么樣起步的，同時還給我們勾勒出一段特殊政治歷史背景下的外語教育往事。陳教授詳細地描述了“文革”后他考入上外學習的歷程，讓我們有機會一睹上外諸多名師的風采。畢業后，陳教授留校在出國培訓部任教，曾先后兩度遠渡重洋，赴英國留學，分別攻讀語言學和英語教育學碩士學位。在英國傳統大學里學習，陳教授深切感受到那里的學風十分嚴謹，課程設置合理，教學方法靈活，學術訓練嚴格，這些體驗和磨練為他后來回國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接著，陳教授話鋒一轉，結合他本人多年指導碩、博士研究生的豐富經驗，精辟地闡述了研究生從事科學研究所應具備的基本思維、態度和方法。最后，陳教授為我們介紹了他的新著《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的整合》一書，為我們運用以生態學視角重新審視我國外語教學的觀點提供了寶貴的思路。陳教授的談話富有激情，妙語連珠，材料翔實，時間跨度大，涉及面廣，對于想了解語言本體教學與研究、教育學、課程設置、研究生教學指導、教師專長發展、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的整合等方面的人士來說，極具參考價值。□訪談文本（注：問=鄭新民 答=陳堅林）問：陳教授，您是英語教授，能不能問您小時候是否對英語學習感興趣？答：應該說是有興趣的，但不是一開始就很有興趣。你知道，我們這個年紀的人都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1]。“文革”期間學了一些英語，都是sloganized（標語式）的英語，譬如Down with the imperialism！（打倒美帝國主義！）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我在上海敬業中學[2]念中學時，我的班主任是個英語老師，是復旦大學畢業的。因為他當班主任，又是英語老師，我自然而然地開始喜歡學起英語來。老師覺得我們幾個學生想學，就給我們開“小灶”，講些語法，還講些詞匯的使用等。我們覺得蠻有意思的，也很有收獲。后來，我就去了培訓班學習。問：培訓班？是一個很特殊的班級嗎？答：是的，當時上海有三所高校辦這種培訓班，一是復旦，二是華師大，再就是上外。那個時候是“文革”時期，國家缺乏外語人才。“四人幫”中的張春橋想要培養外交人才，就在上海選拔優秀的中學生，到大學里去勞動鍛煉，然后學外語。問：這么說這個培訓班是在“文革”中舉辦的？答：對，“文革”，如火如荼當中。問：作為被選拔上的學生，您那時候年紀還很小呀。答：我那時候才18歲。記得上海在每個區比較好的學校里優選出幾個人分別去這三所高校。選拔的方式是以面試為主，問些問題，讀一段文字，看看有沒有口吃呀，發音是否清晰，能說英文的最好，可以說幾句給考官聽聽，考官還要注意觀察學生的外表形象，等等。問：您當時在讀哪一年級？答：我當時高中快畢業了，應該是高二吧，當時學制被縮短了，初中兩年，高中也只有兩年。問：高中快畢業的您是否在聽說讀寫等基本技能方面過關了呢？答：不，沒有過關。當時課本上學的英語很少有口語化的東西，如果有，也就是幾點鐘啦？今天星期幾啦？到哪里去啊？大多數的都是標語口號式的語言。問：那么您上這個培訓班一切都是從頭開始嗎？答：對，從ABCD開始。我們不是每天都學英語的，一個星期學三個上午，其余的時間都在參加勞動鍛煉。當時上外有不少英語教師都在我們那里的“五七”干校跟我們一起勞動鍛煉，有時間他們再教教書。問：這些英語教師來勞動，多多少少都是為了改造思想的，他們教你們英語，思想會放得開嗎？答：放不大開。那時候有“工宣隊”，就是“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意思，是毛主席向武斗嚴重的高校及中學派駐“工宣隊”，以從源頭上制止武斗，統一協調學校中兩派紅衛兵關系的一種政工人員。“工宣隊”是唱主角的，很明確地告訴我們去的目的不是以學為主，而是以勞動鍛煉為主。老師不敢賣力教，我們想多學一點也要偷偷摸摸地學，如果他們知道你學多了，就會批判你走“白專[3]”道路，當時要培養的人是“又紅又專”。你平時要是多看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的著作，他們是開心的，高興的；你要是一直是在看英語，學英語，他們是不提倡的。可想而知，老師在這種政治氛圍下，是不可能放開思想來教書的。問：您都記得有哪些教師給您上過課嗎？答：在培訓班給我上第一課的老師是楊小石教授，他教我們怎么發好26個字母的音，應該算是我的啟蒙老師了。經過他的教學，我發現英語說起來原來是如此的悅耳和動聽！后來的老師是章振邦老師，也是很有名望的教授，接著就是秦小孟教授。問：這些老師都是當時上外鼎鼎有名的老師啊！答：是的。后來還有陸佩弦老師，還有一個叫Margarett Wang，王珍珠的一個外教。問：這些老師從學問方面、為人方面給您留下哪些深刻的印象？答：對我影響比較深的有兩位先生，一是章振邦，一是秦小孟。楊小石教授只教我們語音，不久他就調回上外了。章教授書教得很扎實，我的語法能有好基礎，都是他幫助打下的。章教授對語法教學是很講究的，他對短語搭配等都有很多詳細獨到的講解。秦先生教我的時間最長，給我們講了很多的習慣用法。問：他們的這些教學方法對您后來當老師有什么樣的影響？答：應該說，他們的教學方法都是比較傳統的，我現在想起來，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翻譯法（grammar-translation），尤其是章老師。他教我們使用翻譯法來學習，他喜歡讓學生做很多的翻譯，課堂上來個20句的翻譯呀什么的，句子翻譯居多，后來也讓我們翻譯短語什么的，他也分析句子結構呀。我覺得語法翻譯法對我們的學習還是有很大幫助的，就是幫我們打下很扎實的基礎。語法—翻譯，翻譯—語法，就是這么一直練習，這么做。我們培訓班快畢業的時候，毛澤東去世了，“四人幫”[4]也倒臺了，“文革”結束了。我們這些人當時屬于國家要培養的人，但是由于政治上發生了變化，國家也不會再培養你了，就隨隨便便把你打發到中學當老師，或者干其他什么別的工作。問：您先從哪里做起？答：秦教授覺得我語言學得不錯，我們這個培訓班里有20多人，他找我談。他說：“陳堅林，我覺得你應該重新考大學。” 我們在培訓班的學習不算是什么大學學歷，也沒有文憑。屬于“五七[5]”干校的性質。“文革”要是沒有結束，也許培訓班的學員可以直接上大學，但“文革”結束后，這種可能完全沒有了。是秦教授鼓勵我去考大學。后來我們這一批人中間，只有五六個人考取大學。我考上了上外英語系。那年參加高考，我的外語成績列上海市第一名。英語試卷的分數值是100分加20分的附加題。正卷里我大概是考了99分，附加題我也只被扣了1分，得了19分。當然，這是我在培訓班里有了那么多好老師的認真教學，自己扎實學習的結果。這個事情在當時也沒有引起什么太大的轟動，也沒有什么媒體來采訪我，只是入學的時候，校長在會上提了一下，也沒直接指名道姓說是誰。根本不像現在要是誰考了第一名，那可不得了，各種媒體就會利用“狀元”進行炒作。在上外學習的情況跟在培訓班的學習情況完全不一樣了。在上外，學習就是學習，不再勞動鍛煉了。問：您畢業之后就留在上外工作嗎？答：我們是“文革”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學生。當時上外英語系是有一定打算的，考慮培養一批尖子生。英語系把10個班的學生打亂，通過考試來編班。我所在的班級是尖子班，最好的班級。這個班有條不成文的規定，就是考試成績后幾名的學生要被淘汰掉，像所謂的“末位淘汰制”。其他班級的前幾名被調過來。我那個時候成績比較穩定，是班長兼團支部書記。后來我們這個班級有的同學出國深造，有的考研究生。系里有意讓我留校。其實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喜歡看電影，上海有個電影譯制廠，是很有名氣的。我想到這個電影譯制廠做翻譯，做筆譯。問：這是您的理想嗎？答：是的。我想不一定要當教師。秦小孟教授是很看重我的，找我談過一次話，但是沒有打動我想走的心。后來她說了一句話：“陳堅林，你還是留校吧。留校有房子。”你是知道的，上海那時候的住房可緊張了。如果哪一個男孩子能分到房子，他就身價百倍啊！我家里沒有房子，要娶妻過日子，這絕對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聽了孟教授的這句話，我就決定留校了。我們這一屆留下蠻多的。問：秦教授當時是系領導吧，她看好您，是想把您留在英語系嗎？答：是的，她是英語系副主任，專管教學工作。我跟她說，我有到國外去讀書的打算。秦教授知道后就說：“如果你留在英語系，按照論資排輩的慣例，你不知道要排到猴年馬月。”她又問：“你非要讀書干嘛？”我告訴她我要到國外去讀書，當時看到誰誰拿到國外的學位，我就很羨慕。我很敬佩他們，我覺得我也應該到國外去拿學位。秦教授弄清楚我的想法后就說：“我們英語系有出國進修的機會，但大多數都是進修的，不拿學位的。”秦教授很是替我考慮的，她說上外有一個部門，就是出國留學人員培訓部，是教育部直接領導和管理的部門，既然你想要出國，你就到出國留學人員培訓部吧。那里出國的機會多。我真的去了出國留學人員培訓部，兩年以后就得到了出國的機會。問：您是去了英國的嗎？答：是的。其實在這之前還有其他的機會出國，是去美國的，但是僅僅是進修，不能拿學位，我就沒有申請。問：就是說您一心一意要想到國外大學讀書，拿學位？答：對。沒有讀學位的，我就不去。

問：您說兩年之后，大概也就是80年代初？那是很早的事情了。答：是1985年出去的。上外跟BritishCouncil[6]有個項目，就是教師培訓項目，可以資助中國學者出國讀學位的，到英國大學拿獎學金就可以讀學位了。問：您到英國哪一所大學讀學位的？答：我去了埃塞克斯大學（Essex University）。要到那里讀書，需要考雅思[7]，當時叫ELTS，最后一關是到英國大使館去考，在北京的光華路11號，后來被錄取了。到了埃塞克斯大學，讓我讀描寫與應用語言學。授課的教師是一對夫妻，女的叫Jelian Brown，男的叫Keith Brown。我們的導師叫Jaque Duran，是法國人，專門研究描寫語言學。我們幾個留學的同學都覺得搞這一方向的研究還是不錯的。問：對您來說，這個方向的學業與研究是完全嶄新的嗎？答：是的。出國之前沒有接觸過。問：您花了多長的時間拿下碩士學位呢？答：實際上是14個月。問：規定時間是多長？答：是12個月。最起碼是12個月。有些學位只要9個月。描寫語言學方向的課程是很系統的，跟語言學本體有關系，學了音位學、音韻學、形態學、詞匯學、句法學、語法等課程。問：您在英國期間，研讀了許多關于語言學本體研究的課程，還在論文寫作方面接受了比較系統和嚴格的訓練，當您拿下學位回國之后，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學位已經算是很高的了，也是您大有用武之地的時候了。前幾天，您送我一本書，是關于《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的整合》的研究。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對這方面的研究感興趣的？答：我是1984年去考英國留學項目的，真正出國是過了一年，因為要有一定的時間去聯系學校，操作申請的具體事宜。我是1985年9月份出國的，當時出國留學的比較少，出去讀學位的人更少。記得上外時任校長胡孟浩還接見我們。他說：“你們是上外‘文革’后第一批出去讀學位的教師。你們拿到學位回來之后，我要請你們每一個人吃飯，關鍵是要拿到學位。”我們既激動又緊張，覺得很有壓力。當時的英國沒有現在這么多的學校，好像只有47所正規大學，現在是200多所大學，我的意思不是說現在的不好。回國之后，領導就問我的專長是什么，我說是音位學（phonology），因為我的碩士論文是關于語言聲調與音位之關系的研究，于是我就準備開設這方面的課程，我還寫了授課計劃，整理授課資料什么的，但沒想到，竟然沒人要學音位學!問：原因在哪里呢？后來您了解到了嗎？答：上外英語系的碩士研究生招生方向先是英語語言與文學，接著翻譯出來了，學翻譯的人很多，學文學的人也很多，也有人學語言學的，但人家不想學音位學。當時我們學校有個許老師，他是語音學專家，教語音學，他給學生開課，包括糾音什么的。但是，音位學是一個理論性和宏觀性的關于發音的科學，不是一種實用的課程。問：海外高校語言學系都要開專門課程？答：是的。沒有人要學這門課程，很遺憾，對我打擊也很大，心里想，怎么啦，我學的東西沒用？一直很郁悶。到了1990年，我被破格提升為副教授，學校也給我房子了，當時給的房子是比較好的，我還當了培訓部的副主任，做教學管理工作。后來，英國文化協會又有一個項目，于是我想重返英國學習。我問英國文化協會的人員，說我已經有一個碩士學位了，我可否讀博士學位(Ph.D)。他們告訴我，他們沒有那筆錢供我讀Ph.D.，因為讀Ph.D.需要3—4年的時間，周期長。他們只能提供一年的獎學金。British Council也是有任務給我們的，要我們到幾所高校去講中國文化。他們還建議我讀英語教育學。當時有兩個因素讓我接受了這個建議，一是繼續修語言學，回國后能否還遭冷遇我心中沒有底；二是上外當時專修英語教育的人很少。后來我就到英國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做Stephen Bax的協作研究員，同時攻讀英語教育學碩士學位，這個學科當時在英國也是一個新興的學科，我的導師叫Adrian Holliday。通過學習，我對英語教育的本質有了比較系統的認識，真是叫人大開眼界。我后來出的一本書叫作《現代英語教學— 組織與管理》就是這次學習的結果。問：您的這個經歷太重要的，太寶貴了。您同時擁有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學位，以您之見，我們現在應該如何給研究生設置課程呢？答：我去過國內的好多學校，看過他們碩士的課程設置，說心里話，我指得是我所看過的學校，他們的碩士課程都不盡人意。我覺得有三個缺陷：第一個缺陷是對研究方法不是太強調，國外的課程中將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視為核心課程，雖然國內的碩士課程也設這門課，但任課教師本身不太專業，也不是很懂，所以缺乏深入探討，這門課程是我國研究生教育層面最欠缺的地方。有好多學校的碩士課程都是語言文學專業方向的，他們師資力量沒有。如果真的語言文學要開起來的話，尤其是語言學，描寫語言學實際上是很重要的一門課。大家都知道現在有應用語言學（Applied Linguistics），它是以后才產生的，以前沒有。因為歐洲有個語言改革的問題，那些語言學家認為言語是語言最基本的問題，然后才逐步地產生了applied linguistics。在我看來，語言的本質應該是描述性的，對語言的描寫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現在關于語言描寫的課程在那些碩士課程中基本上沒有開，或者沒有開好。對語言最早的描寫應該是它的發音部分，先是phonology, 然后才是 morphology, 接著才是syntax 和lexica lderivation，然后才是vocabulary等等。我們現在開的課是切開的，是跳躍的，一上來就是syntax，這是不對的。第二個缺陷是存在于對語法教學與研究的缺乏重視，實際上Grammar是一門很有趣的學問。我在國外讀過grammar的課程，不下十幾種，比如說有對比語法（comparative grammar）,生成語法（generative grammar）, 傳統語法（traditiona lgrammar）,理論語法（theoretical grammar）, 共性語法（universal grammar）等。我印象最深的是Greenberg的universal grammar，是研究語言共性的東西。而國內關于語言教學的研究主要是圍繞著教學方法（teaching methodology），好像一說到語言教學研究就是teaching methodology，所以這涉及我們研究生教育中課程設置是不完整，不齊全的問題。第三個缺陷就是師資力量薄弱的問題。很多教師本身的專業知識是不夠的，至少他們對碩士研究生教育的認識是有缺陷的。我去過好多學校，問過很多老師，他們本身對語言研究的認識就存在著一定的偏頗。問：講到這里，我覺得您對國外研究生教育情況是了如指掌的，包括他們的課程設置、師資力量和水平、以及他們的研究態度和方法等，同時您也對國內的研究生教育進行了長期的觀察和思考，指出存在的問題。對于如何改進國內研究生教育的現狀，包括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教育現狀，您能否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答：對碩士生教育也好，對博士生教育也好，首先就是要大力提升師資水平，不少學位點都存在著師資力量不到位的問題，這是至關重要的一點。接著就是要提高研究生的研究能力，研究能力不是一句空話，是要通過許多種渠道去培養他們的實踐能力與研究能力的。我看過不少碩士論文，包括上外的和其他不少學校的論文，感覺好像基本上是沒有方法論的，這不是說論文里沒有寫方法設計（research methodology）這一章節，只是說本論文用的是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一句話帶過去，至于說為什么要用定性研究，為什么要用定量研究，這些方法跟研究問題的本質有什么關系，根據這些研究問題，要結合哪幾種方法來對付，他們是不說的。我看過一本博士研究生的論文，他關于研究方法的描述只有兩行字，本研究是關于什么什么的，本研究的方法是什么什么，就結束了。這一點跟國外學術界來比，有比較大的差異。問：您是否覺得研究方法的缺失和不足會給學位論文的質量帶來很大的影響嗎？答：這個影響是致命的。我讀過CNKI[8]上公布的所謂的優秀論文，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這些論文還達不到優秀這一層次。我在第二次出國讀英語教育學的時候，我的導師Holliday出版了Appropriate Methodology and Social context這本書，他送我一本，叫我好好讀。看過之后我就跟他交流，我問他說你的書里都沒有什么數據，只有自己的日記啊，訪談記錄，還有一些主觀的觀察，我說你的這些東西怎么能夠說是科學的呢。Holliday認真地對我說，這就是一種叫做人種學研究的方法，就是ethnographic research。然后他就圍繞著這個內容跟我講了很多詳細的做法和原理。記得我從進入這個學校跟導師討論，到我最后獲得學位回國，基本上沒有脫離過研究方法。其他方面的東西導師只是給你一些指點，然后就是你自己去學，去研究，接著再回來跟導師商討，從頭至尾講得都是如何使用正確的研究方法開展研究。問：做學位論文講研究方法，其實就是一種哲學的思考與思辨。對于我們要研究的問題如果沒有做哲學的思考，我們就無法理解事物深層面的本質。您是上外的博導，又是CSSCI刊物《外語電化教學》的主編，您也在全國各地的高校講學，您覺得國內學位論文，或雜志學術論文在方法論方面的缺乏也好，或是說缺失也好，我們應該做哪一些工作來解決這些問題？答：我跟我的學生們經常講六個字，態度、思維、方法。態度不僅包括學生的態度，教師的態度也要有。這些東西反映在哪里呢？反映在你的意識上面。老實說，我不很主張研究生培養就是上課用一本書去教另一本書，在研究生教育層面上，我主張不要使用具體的教科書，教師應該把自己的研究專長、研究的最新成果、研究的方法拿出來給學生看，這就是教師的態度。反過來，學生應該有什么態度呢？我對我的學生提要求，要他們在做研討會（seminar）的時候，不只是說陳老師給我看了什么什么東西，然后我們學到了很多很多的東西。因為研究生已經不是一般的學生，你應該要有思想，你自己的批判性的思想在里面。你應該說我看了某某人的文章，我發現哪里是可以借鑒的，哪里是可以改進的，哪里可以是要重新評價的，哪里應該是要批判的，不對的。我們要的就是學生的這種態度！再有一個，雖然你是博士生，但在我的腦子里面，我不是把你當成博士生，你應該有個意識，你是導師的協作研究員，而不是一個學生。如果把自己當成學生，你的潛意識里就是學，你不敢有批判，你就沒有進步了。這應該是他們所具有的一種態度！第二個就他們的思維。我們國家為什么現在的有些研究不行？就是缺乏批判性思維，研究生跟在導師后面走。批判性思維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你得要有眼光，你的眼光到了，你的批判性思維才能成立，你不能亂批評。這個眼光哪里來，就是我上面所說的第三點，方法。我跟博士生們說了，一講到方法論,就好像是定性啊、定量啊的方法。錯！方法論實際上是指一種組織思維的方法。文科最早的研究一般都是使用思辨性的方法，像孔子和亞里士多德等人，他們不是使用實證的方法，可是他們很有眼光，能夠創作出流傳千秋萬代的座右銘。問：他們也通過觀察，然后思考。答：對，他們也觀察，然后思辨。實證是必要的，但是要跟思辨相結合。要培養研究生具有一定的眼光，他們才能進入一種自由的思想王國，才能自如地綜合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將所研究的內容提高到一定的思想高度上來。在學界中，也經常聽到有人提出現在某人刊登的文章沒有數據，不是實證的，是不行的。實際上，這種說法只說對了一半，真正的研究應該是數據和思辨相結合，要不然是沒有高度的。研究生撰寫論文，他們要在表格里填寫他們論文的創新點。什么是創新點？我感覺不少研究生說不清楚。我覺得創新點至少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某些模式的創新，或對原有的模式有所改善；二是你的研究視角的創新，你看問題的切入點與眾不同；三是能夠創造一個新的理論，當然這是比較難的。問：感謝您結合自己的學習體會跟我們談了這么多的有關研究生教育的心得。我很想知道您后來為什么會對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的整合感興趣？答：我對這個領域的真正思考是從2002年開始的。先前我主要是從組織與管理的角度來探討外語教學。2002年，我做出版工作之后，國家開始大學英語教學改革。我對國內的外語教學和課程設置開始有了思考，2002年之后，我的關于這個領域研究的文章也陸陸續續開始發表了。我個人認為，我們以前的外語教學比較偏重于純粹的語言教學，強調的是閱讀能力的培養，過分講究語法教學。第一階段是1978年之后，國家派出一批留學生到海外學習，他們回來之后就掀起了教學法研究熱潮，但是討論歸討論，一時還沒有反應到課程設置中去，而我們的課程設置又是非常的老套，基本上停留在翻譯教學法的套路上。第二階段是后來的2+1模式的階段，就是理論與方法體現在我們的課程與教材之中。到了90年代，計算機網絡逐步興起，也逐步地走入語言教學中。原來的教育技術有兩句話，教育技術是資源支撐的技術，教育技術是教學過程的支撐技術。現在新的技術出來以后，我認為是進入了第三個階段了。如果再抱住2+1的模式是落后了，必須要有3+1模式，就是理論、方法和技術和教材體現在課程設置與教學中。2004年之后，國家開始大規模的大學外語教學改革。在改革剛剛拉開帷幕的時候，我記得2004年課程要求尚在編輯當中，云南省大學英語教學研究會就請我去給他們作一個講座。我也是給他們講這三個階段演變情況的，提出我們的改革必須沿著3+1的模式去探索。后來我招收博士研究生時，我就沒有說我是教學法方向的，我打出的方向是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研究，包含了技術于其中。我們都知道，在我們國家外語教育史上，其實也就是2004年的這一次大學英語教學改革才旗幟鮮明地把信息技術糅合在課程設置當中，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革命性的變化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接受的。我們下去聽，就聽到好多老師認為現在的信息技術教學改革是瞎搞，瞎弄，有很多人抵制，比較保守一點的教授都抵制。面對這種現狀，我覺得我有責任將我的想法說出來。2005年8月，我寫了一篇比較激進的文章，叫作《從輔助走向主導——計算機外語教學發展的新趨勢》”。問：這是一篇在理念上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文章嗎？答：是的。我為什么要寫這篇文章？我也想過了，如果當時你想不要這么激進，不說從輔助走向主導，是無法引起大家的足夠重視。實際上，從我的內心來說，主導是不太可能，因為信息技術是一個沒有情感的東西，它不可能完全代替教師來主導語言教學。作為輔助，我有一句話：“計算機已經從教學輔助的地位走向教學的前臺。”我沒有說“主導”，而是說走向前臺，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個想法后來就逐步逐步地形成了我的概念，我們的外語教學研究已經從2+1模式走向了3+1模式。在研究3+1模式的時候，我們發現不能仍然抱住計算機輔助語言教學（CALL）不放，如果依然是抱住輔助的想法，整個外語教學改革就無法進行。因為外語教學改革，就是要把CALL作為自主學習的一個主要工具，少用教師，學生與機器進行互動。所以我又提出一個“人機互動”的概念。后來我就將CALL里面等于Assisted（輔助的）的A改成等于Autonomous（自主的）的A。問：您通過什么樣的渠道將您的概念加以探討，推廣和提升？答：《外語電化教學》這本雜志是一個重要的陣地。問：最近聽說您參加上海外國語大學外語教育出版社舉辦的大學英語教學比賽，透過這個窗戶，您是否看到您的這個概念已經得到比較好的傳播與推廣？答：是的，我有很深刻的感受。這些來參賽的教師應用信息技術的熟練度都很高，但是我現在倒是擔心他們對信息技術的誤用和濫用。所以現在又到了應該談如何恰當地使用信息技術于外語課堂教學之中。進入3+1模式之后，如何正確地使用信息技術已成為一個值得我們深度關注的問題。問：您的意思是說，技術是很重要的，但是如何使用到恰到好處更為重要，關鍵還是在于控制。答：是的。所以我在我的新書《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的整合》中提出，要對教師個體素質、信息素養、信息—教學素養加以培養和提高。其中信息素養的培養尤其重要，要求教師要會用“活書”，而不是用“死書”。問：您所著的《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的整合：一項基于大學英語教育改革的研究》[9]一書可以說是國內外語界第一部有關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整合的著作。我發現這部書的特點是其中有不少案例研究，包括東南大學，上海大學，齊齊哈爾大學等高校的調研報告。中國如此之大，南北文化差異明顯，東西部貧富差距懸殊。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應該要注意哪些問題？答：的確，中國的地域實在太大，各地的具體情況也不盡相同。要想推進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的整合，不能夠一概而論，不能一哄而上，一定要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來確定如何整合，比如有的學校生源比較差，外語水平比較低，存在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進行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整合，讓學生自主學習是不大現實的，不靠譜的。那就必須要按照傳統的教法，幫助學生把基本功先打扎實，在他們有了比較明顯的進步之后，再建議適當地利用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的整合，讓學生學得更好些，更充實些。那么，可能就會有人要問，究竟什么樣的學校行呢？比如說，最起碼是“211”高校，或者省屬重點大學，或者是“一本”的院校。問：聽您的意思是說，在我國當前外語教育和師資水平的狀況下，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的整合要分類推進？答：其實這里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理念層面，一是實踐層面。理念層面的，我覺得不應該區分什么學校，尤其是學校的外語教學決策人的理念要更新，沒有這個理念，你就到不了這個位置。實踐層面就是剛才所說的，要根據具體情況做具體分析，采取具體措施，逐步逐步的加以推進，推進的目的就是要改變原來把計算機作為教學輔助工具的那種理念。問：您的新專著《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的整合：一項基于大學英語教育改革的研究》在結語部分有一種新的提法，就是“外語課程生態化”一說，這對于國家從長遠的外語政策與規劃方面有什么樣的影響？答：我覺得關于這一點是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的。從我國“文革”之后國家的發展來看，在改革開放初期流行著一句話，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接著后來是講“發展是硬道理”。當時我們一心一意求發展，發展了就可以，沒有前面的經驗可以借鑒，所以先要發展，先要有錢。到了第三代領導人之后就進步了，就是要講“三個代表”，不能亂發展，不代表先進理念的東西就不能發展，當然這里面也存在著一個問題，就是發展在先，科學在后。現在，第四代領導人就提出“科學發展觀”。什么叫“科學發展觀”？我記得有這么八個字，統籌兼顧，和諧發展。我現在做科研，也借鑒了這八個字，外語教育方面也要講科學發展，不能亂發展。我們現在有好多理論，比如二語習得理論、建構主義等等，再仔細想一想，這些理論所闡述的無非就是兩個方面，一個就是教，一個就是學。而我們3+1的理論模式不僅僅是教與學的問題，還有管理的問題、技術如何應用的問題，資金如何投入的問題、教材如何編寫的問題等等。問：原來教與學只是在比較平面上的平臺上進行雙向互動，現在引進了3+1理論模式之后，教與學的環境變得復雜了，摻雜了更多的社會因素和社會行為，考慮的東西要更多了。的確，作為語言政策與規劃的上層建筑領域一定要對這種微觀方面的變化開展深入的調研，并調整和制定出更加符合實際情況的政策與規定，使之適合于新形勢的發展和需要，這樣才能使外語教育有比較好的和諧發展。我的最后一個問題是，如果將這種生態化的新理念具體落實到課程設置里的時候又會產生哪些影響呢？答：正因為有了技術進來以后，傳統的外語教學環境實際上已被打破。新技術進來之前，幾十年來都是“刀耕火種”，磨合得很好，現在環境一旦被打破以后，就有好多地方不適應。我到過一些學校，了解到他們在亂買設備，設備買好了，不知道該用在哪里。學生自主學習不知道學什么。資源建設存在著重復與浪費，比如網絡版與光盤版的內容是一樣的。方方面面出現的這些問題，其實就是外語教學的生態被打破的問題。問：由于一個新的理論體系的創建引發我們要去做更多的研究，更多的問題留待我們去探討，也正是有了這個新的理論體系的產生和提出，我們的后續研究才會接連不斷。答：對，現有的理論很難對目前出現的這些問題加以解釋或解決。如果從生態學的視角去看這些問題，可能會為現在的外語教學找到一條比較合適的路。我們講和諧發展，方方面面的東西都要循序漸進。我在生態論中講了兩條原則，一是能穩定教學結構，兼容教學要素；二是能制約教學運轉，促進個體發展。無論采用何種模式，我們都要根據具體情況來靈活地、綜合地應用教學模式，使教學要素和環境達到兼容與和諧，使得我們能夠在一個健康化的外語教學生態環境里工作與學習。

①“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其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現在被廣泛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今最動蕩不安的階段，常常被稱為“十年**”或“十年浩劫”。自1966年開始，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的被捕后為結束。②上海敬業中學創辦于1748年，初名為申江書院，1770年定名為敬業書院，是上海最老的一所學校，經歷了書院、學堂、高小、初中、綜合高中、普通高中等學制變化，是我國近代學制演變的一個縮影。①“白專”是“文革”時期用來指專注于學術研究而不關心政治的人，這些人在那時往往受到批斗。相應地，專注于學術研究而不關心政治的行為，稱為走“白專”道路。①“四人幫”指的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江青與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逝世后，“四人幫”迫不及待地要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他們盜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名義，要全國各地重大問題及時向他們請示報告，妄圖由他們指揮全國。他們私拍準備上臺用的“標準像”，唆使一些人寫“效忠信”，四處游說，制造謠言，攻擊鄧小平，反對華國鋒和黨中央。他們還秘密串連，策劃武裝叛亂，甚至偽造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澤東臨終遺囑，公開發出奪權的信號。在黨和國家處于危急的時刻，10月6日，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斷然措施，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實行隔離審查。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勝利，標志著歷時10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內亂從此結束。

①“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間，以貫徹毛澤東《五七指示》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名，將黨政機關干部、科技人員和大專院校教師等下放到農村，進行勞動的場所。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業均應一業為主，兼學別樣，從事農副業生產，批判資產階級。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在紀念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時，把大批機關干部下放勞動，在慶安縣柳河開辦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干校。① British Council：英國文化協會，是英國促進文化教育和國際關系的重要組織，成立于1934年。作為一個在英國注冊的非盈利性組織，在全球109個國家的223個城市設有辦事處。② “雅思”是留學英聯幫國的一種考試制度。它是英語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的縮寫，即IELTS，是“國際英語測試制度”的簡稱，翻譯成漢語即為“雅思”。它是由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委員會、英國文化委員會及澳洲國際開發署聯合舉辦，主要是評估考生以英語為工具，學習、培訓或移民英語國家生活所具備的語言能力。目前，“雅思”考試的成績已得到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大專院校和學術機構的廣泛認可。在美國，越來越多的院校也正逐漸把“雅思”成績作為申請學位的語言條件之一。“雅思”考試也為許多重要機構所接受，如新西蘭入境移民申請局、澳洲入境移民及文化事務局、澳洲醫療委員會、英國醫療總會等。① CNKI是“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的英文縮寫。國家知識基礎設施（Nationa lKnowledge Infrastructure）這一概念是由世界銀行于1998年提出的。CNKI工程是以實現全社會知識資源傳播共享與增值利用為目標的信息化建設項目，由清華大學、清華同方發起，始建于1999年6月。在黨和國家領導以及教育部、中宣部、科技部、新聞出版總署、國家版權局、國家計委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國學術界、教育界、出版界、圖書情報界等社會各界的密切配合和清華大學的直接領導下，CNKI工程集團經過多年努力，采用自主開發并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數字圖書館技術，建成了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規模最大的數字圖書館，并正式啟動建設《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及CNKI網格資源共享平臺，通過產業化運作，為全社會知識資源高效共享提供最豐富的知識信息資源和最有效的知識傳播與數字化學習的平臺。①《計算機網絡與外語課程的整合：一項基于大學英語教育改革的研究》，陳堅林著，出版社：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