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史記故事讀書筆記

史記故事讀書筆記

《史記故事》包含了從上古三皇五帝，至漢朝，講了無數位皇帝、賢臣。它讓我讀到了豐富的歷史，和一個個感人的故事。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孫臏和龐涓的故事》。內容大致是這樣的：

孫臏原是名垂千古的孫武之后，和龐涓一起拜師學藝。幾年過后，他們倆學成，在岔路口道別。孫臏留在了家鄉。而龐涓去了魏國，得到了魏惠王的器重，從此戰無不勝。他不禁志得意滿，想讓孫臏來享福。孫臏大喜。來到魏國后，龐涓發現自己比不上他，就派人故意生事，砍掉了他的雙腿。孫臏不服，打聽到齊使來了，就回到了齊國。田忌由于賽馬事件向威王舉薦了孫臏。到最后，孫臏用他的滿腹經綸，打敗了龐涓，令他自殺。

讀完了這個故事，我不禁感慨萬分，因為他的虛榮心太強，又優柔寡斷，所以，他的死其實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如果他向魏惠王舉薦了孫臏，魏國反而會更強，惠王反而會更加器重他，因為他是一個大度的人。

《史記故事》一共有59個精彩故事，其中：五帝的故事、宋國的興亡、趙氏孤兒、晉楚鄢林之戰、田單火牛破燕軍真是精彩無限，讓我遨游了一次歷史的海洋。在這里面，不僅讓我讀到了引人入勝的故事，也教會了我許多從未聽聞的兵法和受益匪淺的道理。

第二篇：《史記》讀書筆記

《史記》讀書筆記

15造價一班

夏鵬

1513111155

《史記》為漢代司馬遷所撰，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從開始撰寫到最后成書，經過了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人的努力。《史記》始自黃帝，下迄西漢太初。太史公自序云“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又云“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

《史記》全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分為五體：本紀記帝王及王朝之事，為全書之綱領；表記載各個歷史時期王侯將相及相關事件；書分門別類記述歷代典章制度和重要專題；世家記載王侯貴戚及其家族興衰；列傳記述各色人物事跡及周邊民族歷史。《史記》采用的是一種綜合性的敘事模式，囊括了記言、記事、編年、國別等形式，編年與紐帶兼而有之。《史記》縱貫兩千余年，歷經五帝、三代、春秋、戰國、秦漢，政權更迭，社會形態極為復雜，因此《史記》是對前代史學的一次總結，就體例而論，《史記》也是集大成之作。

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多含有神話的影子。如對黃帝的描述，“生而神靈、弱而能言”。所謂“神靈”，即“陰陽不測之謂神，人惟萬物之靈”。而關于黃帝的出生，后人如此記載“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為黃帝的出生蒙上了神話色彩。

被魯迅先生贊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絕不僅僅是一部史書，更有相當高的文學成就。書中稱堯帝“就之如日，望之如云”一句，讓人想到了如日之照臨，人咸依就，若葵藿傾心向日，如云之覆渥，德化廣大而浸潤人心，人咸仰望，如百谷仰望膏雨。

我曾經以為古人對于年的概念與今人是不一的，因為黃帝號稱“三百年”，何人能活三百年？這次終于在《史記》中找到了答案。堯帝時期就制定了歷法，“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即一年366天，用設置閏月的方法來校正春夏秋冬四季。但是黃帝又為何能活了300年？我查閱了唐代張守節為《史記》所作的正義，終于找到了出處，原來“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可見，黃帝對后代子孫的影響之深遠。

再如書中關于舜帝統一度量衡、農耕、刑法等的描述，更是顛覆了我對原始人類的認識。“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此為舜帝至各諸侯國巡視的情形。“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是表述了各種刑法所適用的場景，官府用鞭刑，學府用戒尺，黃金可贖罪，可見當時刑法的先進程度。“眚災過，赦；怙終賊，刑”體現了過失犯罪赦免的思想，與當代的刑法思想高度一致。“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更是體現了慎刑的思想。很難想象，這是原始部落時期已具有了如此的刑法思想。

讓我印象較為深刻的是《高祖本紀》里對劉邦的描述。“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由于作者司馬遷為漢代人，因此對劉邦身世的描述加上了龍之驕子的色彩。而劉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更是與上古帝王相一致。而接下來的描述，則寫了一個不一樣的劉邦“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原來劉邦年輕時從來不從事一般百姓的生產作業，與游手好閑又有什么差別呢？劉邦在為泗水亭長時，“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意思是劉邦喜愛喝酒又喜歡女色，經常到王媼、武負家喝酒，從來都是打白條賒賬，喝醉了就在酒店住下，而年終時，這兩家居然把白條都撕掉了。而接下來又描述了劉邦在看到秦皇帝時的大志向，“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而對于劉邦起事之前的描述，其殺了一條白蛇，更是借一位老太太之言，“吾，白帝之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劉邦斬白蛇，也轉化為了赤帝之后斬殺了白帝之后，而白帝之后，正是秦世子孫之意。

雖然《史記》在史料方面并非盡善盡美，但就總體而言，它是一部價值極高的信史，無愧于“實錄”之美譽。

第三篇：《史記》讀書筆記

《史記》讀書筆記

司馬遷的《史記》，貫通祖國三千余年的輝煌歷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是一部經典之作。

該書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記載了上自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三千年璀璨的文明，生動的描寫了三千年大大小小的一些史事。讀過這本書，讓我深深得感受到了祖國文化的偉大，令我心存敬意。史記的生動描寫一直鼓勵我們的寫作，以及我們祖國的發展，史記一出來，可謂是洛陽紙貴啊。

一部偉大的作品，總會有輝煌的成就。《史記》這一部偉大的作品，是祖國文化史上的一顆明珠。司馬遷筆下的人物個個栩栩如生，有著鮮明的個性。生動的語言，優美的文字讓讀者讀起來仿佛置身于一個個優美的意境中。隨著情節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為之而改變。喜著主人公的喜，憂著主人公的憂，感受著主人公的感受。輕松幽默的語言，緊張刺激的情節，仿佛把我帶到了那個遙遠的時代。各個時代的背景特色;各個國家的風土人情;各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在《史記》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繪聲繪色。

就像尤安·艾肯在《走遍天下書為侶》一文中所說的那樣，看《史記》就仿佛在作一次歷史旅行，讀者像是穿越了時空，成了一位歷史事件的親歷者，體會了當時人們的思想感情;就仿佛在和司馬遷面對面的談話，被他那準確到位的語言所打動，在不知不覺中也增長了必要的歷史知識，豐富了頭腦??

《史記》，魯迅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一本令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細細閱讀的經典!是一本既生動有趣又能增長知識的值得一看的好書!

第四篇：史記讀書筆記

《史記》讀書筆記

一、導言：

文學史上研究一位作家，通常先研究作家的生平事跡及其所生活的時代，這樣就可以將作家放置于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來加以評述，避免用現時代的標準來對古人求全責備。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出自《孟子》一書。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意思是說吟詠他們的詩歌，研究他們的著作，不了解他們的為人，可以嗎？所以要討論他那個時代，這就是追溯歷史與古人交朋友。由此可知研究生平事跡及其所生活的時代是與古人交友的方法與途徑。

（補孟子知人論世說，原文如下：

《孟子·萬章章句下》：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一個鄉村的、國都的、天下的優秀人物便和一個鄉村、國都、天下的優秀人物交朋友。認為和天下的優秀人物交朋友還不夠，便又追論古代的人物。我們截取最后一段，只不過是為了論證說明的需要，斷章取義罷了。孟子這段論述交朋友的言論，我想可以這樣闡釋：首先自己應是一個值得別人交的朋友，這個值得的標準是優秀，即所謂善士；其次，應與天下間優秀的人物交朋友；最后，與天下優秀的人交朋友你還覺得不夠，就與古之圣賢交朋友。也就是說先與現實中的人物交朋友，再與歷史中的人物交朋友。做到第一點需要修身，第二個層次恐怕少有人做到，能與世間風云人物之一二交友就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如今現實的情況是我們若從事古代文學專業，就須盡快步入第三個層次，與古人交朋友。事實上我們大都達不到與古人交友的層次，這不是說古人比今人高明，我們現代人不夠資格與古人交友，而是古今之間認知尚且困難，理解就更不易了。不理解就談不上知心，不知心當然就算不得好友了。與古人交友是寂寞孤獨的，老子說：“子（孔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鉆故紙堆去找朋友，只能是單向交流，他講你聽，任你贊嘆或批評，他在九泉之下也無法給你回應。不甘寂寞的人不可能與古人為友。孤獨寂寞畢竟不是生命的健康狀態，為了擺脫孤獨的命運，出路只有一條，與研究古人的人做朋友，孤獨的人因為共同的工作或事業走到一起。所以我的觀點是學古代文學的學生除了多讀經典，也應以文會友，多交現實的朋友，借以沖淡身上的酸腐氣。）

我們既然研究《史記》，那么司馬遷的生平及其時代的研究也應在必然之列。借此我們想獲得一點對司馬遷的認知，這是我們理解《史記》的基石。

1、司馬遷的家族譜系及生平事跡 司馬遷研究

研究司馬遷的生平，我們從其家族譜系的研究開始，因為自古成名作家往往家學淵源深厚，家族傳統對其影響深遠。

研究司馬遷家族譜系及生平，其可靠的資料很少，主要有《史記·太史公自序》和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要讀懂《太史公自序》就必須參考“三家注”，即宋（此宋非趙匡胤陳橋兵變后建立的趙宋，而是劉裕經過“金戈鐵馬”建立的劉宋，即南朝宋、齊、梁、陳的那個宋，說起劉裕，辛棄疾有首詞提到他，《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劉裕小名寄奴；金戈，青銅戈；鐵馬，披著鐵甲的馬。劉裕出生時親娘就死了，家里人連自己都養不活，何況一個孩子，于是準備棄嬰，他的姨娘聞訊趕來把他抱回家撫養，從此開始寄人籬下的生活，所以名寄奴。長大后為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參了軍，由于作戰勇猛，屢立戰功，作了將軍。他沒有受過教育，少受陳見的束縛，有膽略見識，做事往往出人意表，他靠軍功，靠北伐樹立了自己的權威，培植自己的親信勢力，推翻東晉沒落王朝，入主宮廷。）裴骃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司馬遷傳》大部分都是直接引用《太史公自序》，增加了司馬遷寫給他朋友任安的一封信——《報任安書》，其中提及了司馬遷后代子孫的情況，很多人都以為司馬遷受宮刑，定然是無后了，其實他有一個女兒，受宮刑是在他結婚生子之后。

司馬遷在自序中將其家族譜系追溯到顓頊時期。雖不一定可靠，但也有必要一提。在五帝（三皇：伏羲氏作八卦，燧人氏磚木取火，神農氏嘗百草；五帝：皇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易大傳》：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之一的顓頊時代，重為天官，觀星象，黎為地官，看風水。經唐堯虞舜夏禹商湯之后，重黎二氏合一，司馬氏就是重黎氏中的一支，司馬氏世世代代掌管周朝的歷史，雖為史官，但仍具老祖宗的遺傳，占卜星歷樣樣精通。周朝衰微，有識之士紛紛出逃，如老子見周室大廈將傾，遂騎青牛，西出函谷關隱居去了。司馬氏這一族人也走了，跑到晉國之后，家族成員分散，有的去了衛國，有的去了趙國，有的去了秦國。用句俗語來描述這種現象，可稱之為樹倒猢猻散。歷史上將這種文化人離開周王室奔向諸侯國的現象稱為文化下移。文化下移帶來了士階層（即知識分子）的崛起。

選擇的方向不同，前途自然各異。以史為鑒，有資于治道，故衛國的一支有人爬到了丞相的位置。跑到其他兩個國家的司馬氏成員都轉了專業，在趙國的一支棄文從武，學習劍術，以劍道顯名；在秦國的一支投筆從戎，作了將軍。那個作了將軍的司馬氏成員名叫司馬錯。這個司馬錯想來口才智慧還算不錯，曾與“三寸之舌，強于百萬雄獅”的張儀在秦廷辯論，張儀從政治的角度出發，主張伐韓以威脅周天子，“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 2

諸侯，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司馬錯從經濟角度出發，主張伐蜀以加強國內的經濟基礎，他說：“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且攻韓，劫周天子，會刺激東方大國的注意，只有伐蜀能得實利，誰也不會干涉，正是“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可謂眼光長遠。秦惠王聽取了司馬錯的意見，并讓他帶兵拿下了蜀地（四川成都）。司馬錯的兒子史書無載，他的孫子司馬靳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在秦趙長平之戰時，跟著白起坑殺了趙軍降卒四十五萬人。本來可趁長平之戰的勝利，一鼓作氣，圍攻趙國都城邯鄲城，但當時身為丞相的應侯范睢恐白起的功勞太大，自己的地位不保，遂以士卒疲敝為由建議秦昭王將白起召回。白起被迫班師回朝之后，心里很不爽，以后每次出征，他都稱病不行，之后秦國在戰場上節節失利，秦昭王又請他出征，他還是不肯為將，太不給秦昭王面子了，秦昭王一生氣，就將他處死了。可能司馬靳是白起手下得力的將領，是忠心的追隨者，也就一同被處死。司馬靳的兒子史籍亦無載，他的孫子司馬昌在秦始皇時做過主管鐵的官，應該是個肥缺，鐵是重要的生產資料，這種壟斷行業的官員自然是生活無憂的了。司馬昌的兒子叫司馬毋懌，做過漢市長，漢市是地名，漢市長就是漢市這個地方的地方長官，估計與我們現在的鎮長同級。司馬毋懌的兒子司馬喜為五大夫，五表示爵位等級，是大夫中較低的等級。司馬喜的兒子司馬談，即司馬遷的父親，從司馬談這一代開始，又干起了老本行，做回了史官，成為漢朝的太史令。

司馬遷序家譜大概是跟屈原學的，屈原在《離騷》里的第一句話就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陽即顓頊，先秦時無論貴賤皆可自稱朕，秦始皇時開始為帝王專用，父死曰考，母死曰妣，有個成語叫如喪考妣，就是說像死了父母一樣傷痛，含貶義。皇考，即遠祖）現代社會仍有人序家譜，它給同姓人之間拉關系提供了機會，見了面也許會說，百年前大家本是一家人。人都有點虛榮心，大家都往富貴者身上靠。窮人序家譜表示我們祖輩曾富貴過，富人序家譜表示我們祖輩原本就是富貴人家，自身的富貴是命定的傳統。序家譜的現象說明我們有一種血緣情結，司馬遷亦不能例外，并且他的一部《史記》也正是依照中華民族是炎黃子孫這一血緣一統論建構的。

司馬談向唐都學習天文，向楊何學習《易經》，向黃子學習道論，在學術史上有一篇非常出名的文——《論六家要旨》，對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作了評論，有點學術綜合的味道在里面。當然，先秦諸子不止上述六家，據班固《漢書·藝文志》載有九流十家。司馬談的三個老師，楊何我們知之甚少，唐都后來與司馬遷一起制定過太初歷，想來應是個長壽的人，至于黃子，其真名已不可考，子是敬稱。兩漢初期流行黃老學說，一般來說黃指黃帝，老指老子，后來有人疑心這個黃與黃子也有莫大關系，史書雖未載其名，卻記載了他與轅固生（四家詩中齊詩的開創者）在漢景帝前爭論湯武革命（商湯伐夏桀，武王伐紂）。3

《儒林列傳》中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商湯、周武王不是承受天命，是以下犯上，是弒君。他用儒家的理論以下犯上曰弒來質問和挑釁轅固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加于首，履雖新，必關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沒法解釋，厚著臉皮說：“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耶？”直接訴諸統治者的權威來壓倒論敵，結果弄得漢景帝不好意思，忙出來解圍，“言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這次辯論不歡而散，以后就再也沒有人敢討論這個問題了。

司馬遷的生年至今尚無定論，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他出生于公元前135年，一種認為他出生于公元前145年，前后相去有十年。這兩種說法都是根由《太史公自序》的兩條注。《自序》原文：“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在“遷為太史令”下，司馬貞《索隱》說太史令年二十八，在“太初元年”下，張守節《正義》說遷年四十二歲。

司馬談死于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卒三歲”就到了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若《索隱》是正確的，這一年司馬遷二十八歲，那么他就應該生于公元前135年，即漢武帝建元六年。太初元年是公元前104年，若《正義》正確，這一年司馬遷四十二歲，那么司馬遷應該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漢景帝中元五年。王國維的《太史公年考》及鄭鶴聲的《司馬遷年譜》支持張守節，李長之的《司馬遷生年為建元六年辨》及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問題》支持司馬貞。我也是李長之的支持者。

生年考訂，有人覺得無關緊要，相差十年沒有大關系，只要不是相差的太離譜。事實上大謬不然，只有通過考證確定原始材料，我們的研究才有根基，我們的結論才經得起考驗。魯迅曾稱贊《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要》），之所以將其與屈原的《離騷》相提并論，是因為《史記》中亦充滿了濃烈的情感和奇特的浪漫，若司馬遷晚生十年，《史記》便是他三十二歲到四十幾歲的作品，是一部血氣方剛、精力彌漫的壯年人的作品，正好與《史記》中的濃烈情感，浪漫情懷相適應；若是早生十年，《史記》就是他四十二歲到五十幾歲的作品，是一部成年人的作品，年齡越大，理性的束縛就越深，浪漫的激情恐怕少有了，與《史記》奔放的激情有些不類。

司馬遷生于龍門，即今天陜西省韓城縣附近的龍門，相傳那里曾有一座龍門山，大禹治水時為疏導黃河，將此山劈成兩半，對峙在黃河的東西兩岸，就像敞開著的兩扇門，地勢非常險要，只有神龍才能由此飛騰而上，所以人們稱它為龍門。每年春天，有許多大鯉魚逆流而上，游集于龍門之下，競相跳躍，跳上龍門，4

便有云雨相隨，化龍升天，民間“鯉魚躍龍門”的故事就是由此而來。司馬遷就誕生在這樣一個充滿神話色彩的地方。

在司馬談未入長安做太史令之前，他們一家人都在鄉下以農為業，過著農耕放牧的生活。司馬遷自己說：“十歲誦古文。”恐怕就是十歲跟隨父親到了京師（長安），隨孔安國學過古文《尚書》。他的少年時代，正是國家最熱鬧的時代，大將軍衛青出征匈奴，大獲全勝；張騫奉命通西域；立樂府，由大文學家司馬相如作詞，大音樂家李延年制譜并演奏。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陶潛說：“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司馬遷說：“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他旅行的路線已無可考，大致經過以下幾個地方：

湖南長沙：屈原自沉汨羅江；賈誼不得意抑郁而死。

九嶷山，虞舜屠龍力竭而死之后所葬之地

浙江會稽山，即會計，傳說夏禹曾在此山會集諸侯記功封爵，因此得名，是禹所葬之地。山上有一洞穴，傳說夏禹曾進去過，因此稱為禹穴。會稽又是夏禹后裔越王勾踐的都城。

姑蘇山（蘇州市）山東曲阜，孔里，孔廟

薛（山東滕縣），“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孟嘗君好客養士，大量招致天下豪杰俠客，有六萬多胡人家遷居薛城，遂形成豪強風氣。

江蘇徐州（彭城），楚霸王項羽的。彭城西北沛郡是曹參、周勃、樊噲、夏侯嬰的故鄉；沛郡以西的豐縣，是蕭何與劉邦的家鄉；沛郡的靳縣，是陳涉、吳廣起義的地方。

河南開封（魏大梁），魏公子信陵君禮遇夷門（大梁城東門的名字）看守老人侯嬴，老人獻竊符救趙之計。

司馬遷旅游回來之后，進入仕途，做了郎中（皇帝侍從），多次陪著漢武帝巡視郡縣和祭祀五帝。南越王趙它的丞相呂嘉弒王反叛，漢武帝令路博德領軍討伐。不久夜郎、邛、笮、滇等國先后歸順漢朝，等這些地區局勢穩定之后，漢武帝就派專人視察和安撫，《自序》“奉使郄正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可能這時司馬遷已得武帝信任。

在司馬遷出使期間，武帝決定封禪。所謂封禪是古代帝王在泰山和梁父（泰山下的小山）祭祀天地，“告太平于天，報群神之功”，并標明自己是上天之子，受天命以統治天下萬物。秦始皇也曾去泰山封禪，很不巧的是那天遇到暴風雨，弄得很狼狽，嬴政在松樹下躲雨，因遮雨之功，遂封松樹為“五大夫”。儒生聽說秦始皇遇到風雨，都暗暗譏笑他，認為他沒有多大功德，不配舉行這種大典。5

其實，哪里跟什么功德相關，只因秦始皇出門之前沒有看天氣預報。

漢武帝封禪，司馬談本是跟著的，但他在途中竟然病倒了，只好留在洛陽治病，沒法參與那籠中的盛典，遺憾非常，他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恰逢司馬遷出使歸來，得知父親重病，趕到洛陽。司馬遷知命不久矣，拉著兒子的手流著淚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之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司馬談想接過老祖宗手中的接力棒，但他現在已沒有力氣跑下去了，只有把這根棒子交給兒子，怕兒子不重視，以孝的名義給兒子以壓力，“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言外之意是說，我就快不行了，侍奉我就不必了，事不事君我不管，但一定得立身揚名，接過我的事業，把這本史書寫完。這樣，我死也瞑目了。“幽歷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向孔子學習，自孔子絕筆之后，再也沒有人寫史了，這正是你完成偉業，成為第二個孔子，揚名立身的好機會。司馬遷流著眼淚應承父親的囑托：“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我雖然不聰明，也定要試一試，不辜負您的教誨和期望。

司馬談死后不久，司馬遷便趕到泰山向武帝復命，同時參加了封禪大典。這次封禪是在公元前110年（即武帝元封元年）舉行，武帝因此特地把年號改為“元封”，表示“是歲始建漢家之封”（《自序》）。封禪完畢之后，武帝帥師巡邊，出長城，北登單于臺（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向匈奴炫耀了一下自己的十八萬騎兵。武帝聽信方士的話，想求見所謂蓬萊神仙，以求長生不老，便繼續往各地去巡祭天地。后來跑遍名山大川，還出過海，也沒能遇到神仙，只好悶悶不樂地回到甘泉宮。不過在此之間，他也做了件好事。早在公元前132年，黃河在瓠子（河南濮陽）決了口，泛濫成災，當時武帝曾命汲黯、鄭當時征發犯人去堵塞決口，可武安侯田蚡卻認為：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強塞，塞之未必應天。武帝覺得他說得對，做事不能違反天意，便改變主意，中止了塞河工程。這次巡祭山川，總算想起了這未完工的塞河工程。他派汲仁征發兵卒數萬人去恢復塞河工程，自己隨后親自視察，并令文武百官負薪塞河。塞河工程的艱巨場面感動了漢武帝，作了兩首悲涼的楚歌，感嘆“河伯不仁，泛濫不止”，默禱“宣房塞兮萬福來”。事后，武帝在瓠子新堤上興建了宣房宮，以示紀念。司馬遷扈從武帝，亦親臨其地，感到水利對于民生的重要，遂作《河渠書》。

司馬談死后三年，即公元前108年，司馬遷二十八歲，父親的三年之喪過后，司馬遷子承父業，做了太史令（在漢代，通稱太史公）。應劭《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歷，凡歲，奏新年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奏良日，6

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主要掌管天文星歷和占卜祭祀的事情，同時兼管文書和記載朝廷大事，在漢代統治者眼里，不過是一種低賤的職司，“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報任安書》），與算命卜卦的巫師相近，可見身份地位低下。盡管如此，歷代的史官并不因此感到卑微，他們往往為人正直，不屈服于權勢，為記載天下大事的職責而自豪。

司馬遷當了太史令之后，就開始收集資料，為寫《史記》做準備，他感覺到這是他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他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繼承政治清明的時代），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自序》）周公與孔子之間，孔子與司馬遷之間是否真的相繼隔了五百年，恐怕未必，不必細究，這句話也就是個心理暗示：輪到我了！將自己所從事的事業神圣化，找到完成這一艱巨事業的精神支柱。

寫《史記》是其一輩子的事業，但不是他的職業，他既然領受俸祿，自然還得去執行自己職分以內的事。古代統治者相信戰國陰陽家鄒衍的“五德終始說”，以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相生相克的原理，附會帝王的更迭和朝代的興替。秦人認為自己承應水德，所以采用《顓頊歷》，因為顓頊以水德王。“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土克水，漢滅秦，自然漢朝承應土德，《顓頊歷》不再適應新興的漢帝國。武帝既已完成封禪大典，表明漢家已經名正言順地統治了天下，這就要求用新的一套典章制度去鞏固自己的政權，改歷成為改制中的重大項目之一。

改歷的工作由司馬遷、唐都、落下閎、鄧平等人共同擔負，公元前104年，新歷制成，朝廷宣布改歷，此歷法名《太初歷》，即流傳了兩千多年的夏歷。和因封禪而改元一樣，武帝又把年號元封改為太初。

過了五年安靜著書的日子之后，第六年（即公元前99年）司馬遷的人生發生轉折。這一年李陵帶兵與匈奴戰，兵敗投降匈奴，未能自殺殉節。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漢武帝，遭受牢獄之災。一年后，被判誣上，定為死罪。當時刑法規定：判處死刑的人，如果能用錢贖罪，或者改受宮刑，都可以免死。司馬遷官微家貧，拿不出巨款，又得不到朋友的幫助，為了完成他的著作，他毅然接受宮刑。

公元前96年，司馬遷四十歲，出獄后做了中書令，中書令雖是一種掌管機要的顯職，但卻是宦官。公元前93年，他給朋友任安寫了一封回信——《報任安書》，申明自己隱忍茍活是為了發憤著書。

關于發憤著書，司馬遷有一段流傳很廣的話：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些人皆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而思 7

來者。

1、《史記·魯仲連列傳》：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

西伯侯姬昌是紂王手下的一名高官，后因武王伐紂成功才被追封為文王。文王因與紂王審美觀不同而被拘留。據魯仲連所說，九侯、鄂侯、文王是商紂王手下地位極尊的大臣，九侯有個女兒，長得很漂亮，是一個溫柔賢惠的美女，九侯為討主子歡心就把女兒獻給紂王作妃子，沒想到紂王不但不領情，反覺得姑娘不中他的意，心里很不爽，大約那姑娘在紂王眼里是個木頭型的冷美人，看過《封神榜》的人都知道紂王喜歡的是妲己那種狐媚型的嬌艷女子。紂王心中不稱意，就下令把九侯剁成肉醬出氣，鄂侯為九侯爭辯，說九侯是一片忠心，無意觸怒大王。紂王遷怒于人，把鄂侯做成了人肉干。文王不敢強辯，只微微嘆了口氣，紂王不好因嘆口氣就殺掉重臣，只好關他的禁閉。“羑”通“牖”，即今河南省湯陰縣以北的牖城。坐牢無事，正好讀書，文王研究起八卦圖，相傳八卦為伏羲所畫：

（記憶卦畫口訣：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巽下斷，坎中滿，離中虛，艮覆碗，兌上缺）

為表示復雜的客觀世界，八種符號遠遠不夠，文王就將符號按上下位置排列組合得六十四卦。

2、《論語·衛靈公》：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孔子游歷于陳國、蔡國之間，楚王聽說孔子是個賢人，就派人去迎接他，陳、蔡兩國的執政大夫心里就犯了嘀咕，心想：楚國是鄰近的大國，孔子一旦為楚國所用，我們這些小國的執政大夫就危險了，因為我們的執政觀念和方法與孔子的想法不和，他得勢之后，肯定會拿咱開刀，于是相約發兵圍住孔子師徒一行人，不讓他們到楚國去。后來子貢溜了出來，找到楚昭王，楚昭王派兵迎接孔子，孔子才逃過一劫。

魯哀公十四年春天，魯國的三桓（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之一的叔孫氏手底下的一個小兵捕獲了一只麒麟（龍、鳳、龜、麟，四大神獸），麒麟，圣獸，只有在太平盛世時才出現，亂世而現，其命恐不久。孔子見麟而嘆，自己的命運就像這只麒麟。轉念一想，我不能就這樣如螻蟻般死去，“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而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共242年。

孔子為何而作春秋？

《孟子·滕文公》：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董仲舒：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以達王事而已矣。

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得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jiā，融洽）。

次，排列，加工，整理，融入自己的政治理想，較符合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聲明。

3、楚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也有人認為楚懷王的兒子楚傾襄王放逐屈原于湖南長沙而后作離騷。

4、《論語》：“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將左丘明放在前面，借以自重，看來左丘明應是比孔子年紀大些的長者，是個品格高尚的人。孔子活了73歲，左丘明恐怕比他要長壽，因為據《十二諸侯年表》在孔子死后，“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5、同學之間的傾軋。孫臏與龐涓都師從鬼谷子學習兵法，他們還有兩個同學：蘇秦、張儀，學得是游說（外交，又名國際關系）。蘇秦、張儀，一個合縱，一個連橫，事業不同，卻也能相互幫助，蘇秦先富貴，資助張儀游說秦王，張儀在秦國立足后，發誓只要蘇秦在一天，就不會破壞他的合縱事業。孫臏與龐涓兩個人就不同了，龐涓先在魏國得意，榮升大將軍，怕孫臏出山后，自己那點能耐敵不過孫臏，地位名譽不保，遂先下手為強，把孫臏招來，借魏王之手將孫臏兩 9

腳砍掉（臏刑），還在他臉上刻字（黥刑），使他無法在社會上立足。后來齊國的使者來魏都大梁訪問，孫臏抓住機會跟齊使見面，齊使慧眼識英才，把他偷運到齊國，齊威王拜孫臏為軍師，后來在齊魏交兵時，用減灶法誘敵深入，大敗龐涓于馬陵。

6、呂不韋為秦相時，學習戰國四公子（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孟嘗君）的養士遺風，養士三千人，使人人著文，集食客所著文成《呂氏春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

后因嫪毐后宮淫亂之事而受牽連，同時嬴政為掌大權，遂讓呂不韋歸其封國。

7、韓非口吃但擅文章，見韓之削弱，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孤憤》、《五蠹》之書傳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囚秦乃因同學李斯（同師從荀子），李斯忌賢害能，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原理闡明韓非為韓國王室后裔，必不肯盡心為秦國辦事，人才不為己用，就得殺掉以除后患。于是秦始皇將韓非囚禁，李斯乘機毒殺。其實早在《諫逐客書》中，李斯就批駁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點，現在他卻拿以前批判過的觀點來害人，可見為了名利，人可以隨時改變立場。

8、《詩經》305篇，絕大多數都是愛情詩，圣賢發憤為作的也有，如表現亡國之嘆的《黍離》。

司馬遷整段話比物連類，不顧其實，書憤而已。

司馬遷具體卒于何年，因何而死，史書典籍均無明確記載，至今尚無定論。《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自序其生平事跡，但他不能預測自己何時死，因何而死，更不可能記錄。《漢書·司馬遷傳》中班固本應該記載司馬遷之死的，卻沒有記載。司馬貞的《史記索引》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亦未嘗注明。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子長游蹤》中說：“（遷）后為中書令，卒必在武帝之末??巫蠱之獄，戾太子之敗，遷固親見之。又四年武帝崩，《漢書》本傳于《報任安書》后言遷卒，則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他判斷司馬遷死在武帝末至昭帝初這段時期之內，但未說怎么死的。近代學者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說：“要之，史公卒年雖未可遽知，然視為與武帝相終始，當無大誤也。”認為司馬遷死于漢武帝統治末期，約在后元二年前后，也未說怎么死的。司馬遷卒年已不可確考，“與武帝相終始”，幾已成定論，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然其死因卻尚可爭論。

郭沫若先生在《太史公行年考有問題》一文中說：“似乎司馬遷之死，有點不明不白??可能是不自然的驟死。”第二年郭沫若先生在《關于司馬遷之死》一文中推測司馬遷可能是再度下獄而死，對“不自然的驟死”作了解釋。郭沫若先生主要根據兩條材料：

其一，在《太史公自序》篇末，裴骃《史記集解》引衛宏《漢書舊儀注》：

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其二，葛洪在《西經雜記》卷六說：

（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后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葛洪所論基本與衛宏所述一致。同樣的材料還被陳壽引用到《三國志·魏書·王朗傳》中，王朗之子王肅與魏明帝曹叡問對，曹叡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王肅對曰：“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后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以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遷也。”

衛宏是東漢初年有名的學者，他的話可信度應該高一點，葛洪與陳壽都是晉代人，他們的記述很可能就是根據衛宏的言論。

“有怨言，下獄死”，是因果句，“有怨言”是因，“下獄死”是果，司馬遷果真是因有怨言而下獄死的嗎？

依據上述材料的記載，我們可以做出如下推測：

漢武帝聽說司馬遷寫《史記》（那時司馬遷自名曰《太史公書》），就讓他把已完成的部分拿給自己看，想先睹為快，看過之后，對司馬遷的“實話實說”很生氣，便將他自己的本紀和他父親景帝的本紀都削去了。本想治司馬遷的罪，但恐授人以柄，落下個心胸狹窄的名聲。后來逮著司馬遷為李陵降匈奴辯護的機會，找了個大不敬、污蔑君上的理由，將司馬遷下獄治罪。當時刑法規定，判處死刑的人，如果能用錢去贖罪，或者去受腐刑（宮刑），都可以免死。司馬遷官微家貧，俸祿才每年六百石，拿不出巨款來給自己贖身，又得不到朋友的救助，為了完成《史記》，他選擇了另外一個可以活命的方法，自請受宮刑。在獄中幽囚了四年之后，于公元前96年出獄。

《漢書·司馬遷傳》說：“遷既被刑之后，為中書令，尊寵任職。”司馬遷畢竟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至少文章寫得好，《漢書·公孫弘傳》說：“漢之得人，于茲為盛，??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文章才情與當時的大文豪司馬相如并列，有“西漢文章兩司馬”之稱。武帝覺得挫了司馬遷的銳氣，今后使用起來肯定順手，且司馬遷比一般的后宮宦官強多了，于是就提拔司馬遷做了宦官之中的高級官員——中書令。中書令是個什么樣的官呢？據衛宏《漢舊儀》說：“中書令領贊尚書，出入奏事，秩千石。”（《大唐六典》卷九引）其職務是將皇帝的詔令下達至尚書，并將尚書的奏疏呈給皇帝，相當于皇帝的秘書。在皇帝身邊做事就是近臣，沾著帝王的光，且俸祿一千石，相對于坐冷板凳看書寫書的六百石太史令，說“尊寵任職”并不為過。但司馬遷心里很痛苦，他說：“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11

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報任安書》）寫《史記》成為司馬遷唯一活著的精神支柱，“所以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報任安書》）他牢記禍從口出的深刻教訓，定然不會再在武帝面前評論是非了，他需要安全地將《史記》寫完，在未完成之前，他不當有怨言。《史記》于何時完成的呢？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說：“今觀《史記》中最晚之記事，得信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傳》之李廣利投降匈奴事，余皆出后人續補也。”李廣利帥兵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是在公元前90年（即武帝征和三年）。據此，可能司馬遷就在這一年作了《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末尾說：“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把《史記》一書的目錄篇數字數都總結了出來，那么可能就在這一年，他完成了《史記》。在此期間，他給朋友任安寫過一封信，這就是有名的《報任安書》，征和二年寫的，信里說自己已沒有資格，也不想再“推賢薦士”，為別人說好話了，雖然對于自己的受刑有牢騷和抱怨，但他第二年還活得好好的，證明武帝并未將他怎樣。從受刑到寫完《史記》，司馬遷隱忍了約九年時間，沒有必要九年后突然憤憤不平，抱怨不斷，引起漢武帝的注意，而再次下獄受刑。即使是因為巨著完成，心里已然毫無顧忌，突然大膽起來，也不至于故意口出怨言，在武帝面前自尋死路，要知道，即使你著述完成，“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太史公自序》）武帝也可以找出來，隨時將其畢生心血付之一炬的。司馬遷沒有必要開罪漢武帝，這一點，他心里應當是清楚的，即使是因為偉業完成，也不至于狂悖。

清代學者王鳴盛認為衛宏的話不足信，他說：“今觀《景紀》絕不言其短。又遷下蠶室在天漢三年，后為中書令，尊寵任職，其卒在昭帝初，距獲罪被刑蓋已十余年矣，何得謂‘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乎？與情事全不合，皆非是。”觀衛宏所言，“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三個短句連接緊密，節奏緊湊，其間隔時間定不太長，依王鳴盛考證，司馬遷下蠶室受宮刑至卒于昭帝初，期間約隔十余年，衛宏的話自然就與情理不合。

郭沫若先生又根據桓寬《鹽鐵論·周秦》中的有關論述推測司馬遷可能是再次下獄死，其記載如下：

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儀，恒于茍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創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由得受俸祿，食大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眾庶乎？

文中所謂“今”，指距離鹽鐵會議召開的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很近的年代。當時有的人下蠶室成為太監之后為皇帝所用，做皇帝的跟班，俸祿豐厚，地位顯耀，與司馬遷經歷類似，郭沫若先生疑心這有的人就是暗指司馬遷。司馬遷受宮刑后做了中書令，官階很高，可謂“載卿相之列”，“就刀鋸”很像是指司 12

馬遷再次下獄死。當時做了太監而后為人主所用，身以尊榮的人，何止司馬遷一人，且所謂“就刀鋸”不一定就是指死刑。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說：“奈何令刀鋸之余薦天下豪俊哉！”“刀鋸”指的是宮刑。仔細分析《鹽鐵論》中的這段文字，“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應當這樣理解：所以有的人靠做太監爬到與卿相等列的位置，他們因此而受到宮刑的痛苦是得不到君子的理解和同情的。“不見閔”的原因早已由上句——“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交待清楚。更何況司馬遷不是“無行”、“貪利”之人，他“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報任安書》），可謂盡職盡責；他“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報任安書》），可謂正直敢言。如果說他貪，也不過是貪名而已，而非貪利，他重名，欲“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太史公自序》）。桓寬是有識見的學者，雖瞧不起太監，也不至于污蔑司馬遷。

朱似愚在《從“史記”的整理說到司馬遷的卒年》一文中較支持郭沫若先生的觀點，他說：“衛宏的話，正是郭沫若先生所謂‘不自然的驟死’的一個有力的證明。”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司馬遷不是因為這樣的文字之禍而死，則最有可能的就是武帝所說‘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漢書·車千秋傳》）之無辜犧牲者了。”因巫蠱之禍而死的人數以萬計，司馬遷見及巫蠱案，《史記》中有不少證據，如《田叔列傳》：“田仁主閉守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那么司馬遷是因巫蠱案受牽連而死的嗎？武帝只是說“流及士大夫”，司馬遷當時已不在士人君子之林，不可能受禍。司馬遷說：“鄉者，仆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報任安書》），曾為太史令，太史令在下大夫之列，而今他已是太監，早不在大夫之列了。又說：“乃欲仰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報任安書》）”證明他與士人君子不再是同類。一個不再“論列是非”的人，一般不會再受牽連。

那么司馬遷究竟是怎樣死的呢？李長之在《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中說：“以他（司馬遷）的倔強，自殺很有可能，他覺得任務已了，或者就不必茍活了的吧。——《史記》的創作，差不多占了他半生！”筆者亦疑心他是自殺的，他將全部的激情與熱血都熔鑄在《史記》里，《史記》成書之后，他不用再含辱忍垢、隱忍茍活了，面帶微笑、含淚而死，當是他人生的結局。面帶微笑是因為他完成了父親臨終前的囑托，完成了父親未竟的事業，算是對父親有交待了，且以他的才氣和嘔心瀝血的努力，《史記》定然會盛傳于世，“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應該是做得到的。眼中含淚是因為可遺憾的事情太多，自己受了宮刑，有辱祖先，斷了司馬家族的香火，無顏見黃泉之中的父母先人。沒有一個真正的知己，只能在孤獨中離開人世，太凄涼。

司馬遷的情感極濃烈，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悶寂寞在，他不止是憤懣，也有同 13

情與熱愛在。他羨慕管鮑之交，憎恨“富貴多士，貧賤寡友”（《孟嘗君列傳》）的世態人情；他同情自沉汨羅江的屈原，稱其“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每觀其文，“悲其志”，“未嘗不垂涕”；他愛奇，尤愛人中之奇（楊雄《法言·君子篇》：“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項羽、李廣都是才氣過人，有著英雄的魄力與豪情，這樣快意的英雄竟都是自刎而死。這些人都是和司馬遷的精神最相連屬的，所以寫到他們的文章——《屈原列傳》、《項羽本紀》、《李將軍列傳》，也便是《史記》中最精彩的篇章。司馬遷“早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報任安書》）；雖然有一個女兒，但女兒早已嫁給了后來官至丞相的揚敞；在下獄遭刑時，“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報任安書》），感嘆世態炎涼、人情淡薄，恐怕這之后連一個說話的朋友也不再有。只有寫《史記》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可以借歷史人物抒情，在歷史里宣泄他的愛恨情仇。《史記》完成之后，他連這塊最后的精神家園也失去了，失去了自語的平臺，連同多年來的堅忍，終于可以輕松了，緊張過度的神經也就突然間斷裂了。

桓寬在《鹽鐵論·周秦》中說：“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受過宮刑的人在士人君子眼中就不再是人了，人人以之為恥，遇見宦官，這些君子恐怕會以白眼相待。司馬遷本欲“列于君子之林”（《報任安書》），但他卻為君子所不恥了。司馬遷崇拜孔子，他繼《春秋》而作《史記》，對孔子是“心向往之”，入孔廟則“只回留之，不能去”（《孔子世家》），然而“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報任安書》），連自己的精神偶像孔子也以太監為恥，怎么不能讓他傷痛欲絕。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報任安書》），司馬遷著成《史記》，應堪與泰山比重了，他不能再受辱，選擇自殺是心中苦痛的文人比較有尊嚴的維護人格的方式。

第五篇：史記讀書筆記

在《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的最后有：

《史記》讀書筆記之一：美德的弊端

太史公說：“夏朝的政治奉行忠厚，忠厚的弊端，是使百姓粗野缺乏禮節，所以殷朝承續夏政而奉行恭謹。恭謹的弊端，是使百姓相信鬼神。所以周朝承續殷政而奉行禮儀。禮儀的弊端，是使百姓講究文飾而情薄不誠信，所以解救不誠信的弊端莫若奉行忠厚。??”讀了這段，我才發現“忠厚”、“恭敬”、“禮儀”這些傳統美德也有弊端：忠厚的人誠信，卻容易莽撞，喪失理智。

恭敬的人謙遜，卻往往沉默，逆來順受。

講禮儀的人禮貌，卻漸漸虛偽，文過飾非。

那講誠信的人呢？誠信的人真實卻不現實。哎！竟然得出這樣的結論。

《史記》讀書筆記之二：可愛的孝文帝

《史記》讀書筆記之二：可愛的孝文帝

孝文皇帝，是漢高祖劉邦的兒子，漢武帝的爺爺。我說他可愛，是因為他本不是“天子”，卻作了“天子”，作了“天子”卻沒有“天子”的“樣子”。

《史記》之《孝文本紀》我還只看了三分之一，先把我所看了的，他的開明之處列出來，至于他的生平我下次補上：

廢除了“連坐”的法律，所謂“連坐”就是一人犯罪全家獲罪。

廢除了“誹謗”和“妖言”的罪名，鼓勵臣民“進獻善言”。

孝文帝是高祖劉邦排行中間的兒子。高祖逝世后，呂氏家族的人企圖發動叛亂，被朝廷重臣所覆滅。最后大臣們謀劃召還是代王的劉恒入長安并擁立他為皇帝，也就是后來的孝文帝。孝文帝語錄：

“刑法竟達到斷人肢體、毀壞肌膚、使人終生不能康復，這是多么痛楚而不講求恩德的作法，這怎么能符合為民父母的主旨呢！應當廢除肉刑。”

“??我聽說凡是天下萬物若有萌出，沒有哪一種會沒有死亡的。死是天地間的規律，物質的自然屬性，有什么值得那么悲哀呢？當今這個時代，世人都喜歡生而厭惡死，厚葬死者以致使生者家業破亡，注重喪事而傷害生計，我很不贊成這樣做。??應當對天下官吏、平民發布命令，令到以后只用三日為我舉行喪禮，全都免除其余的服孝規定。不要禁止民間取妻嫁女，舉行各種祭祀活動和飲酒食肉。凡是應當參加喪禮的人，都不要光著腳。??布告天下，是天下人都知曉我的心愿。霸陵一帶的山水保持它的原貌，不要有所改變。后宮中把夫人以下至少使全都遣送回家。??”

孝文帝死后，他的兒子，也就是太子劉啟即位。稱為孝景帝。

孝景帝在他的詔書中說道：“ ??孝文帝君臨天下，疏通關隘橋梁，遠近沒有區別歧視。廢除誹謗之罪，取消割毀肢體肌膚的肉刑，賞賜年長的老人，收養撫恤孤獨，以次養育眾生，他抑減自己的嗜好和私欲，不接受臣子的貢獻，不私自謀求利益。犯罪人的妻子不受牽連，不妄殺無罪之人。取消宮刑，放出后宮的美女，慎重地對待割絕人情倫理及父子相繼的事??”

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饹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馀家，立為吳太伯。

這一句話中需要作出解釋的是，“荊蠻”、“句吳”。【索隱】：荊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荊。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荊蠻。司馬貞的解釋很有道理，荊是楚國或是楚地的舊稱，是地名。蠻也稱作閩，是南方各民族的通稱，同時蠻也稱作越，都是民族的稱呼。那么“荊蠻”說的是在荊地域內生活的南方越族的一支。

“自號句吳”句吳從字面意思來理解應該是國家的名稱，而裴骃【集解】：宋忠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說明當時句吳是太伯以及他的部族最終定居的地方，后來以句吳這個地方就作為部族發展之后的國家名稱。到底歷史真實是如何的，下面歷代史學家為此進行過一番爭論。

顏師古注漢書，以吳言“句”者，夷語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句吳”，當如顏解。而注引宋忠以為地名者，系本居篇曰“孰哉居蕃離，孰姑徙句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句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蕃離既有其地，句吳何總不知真實？吳人不聞別有城邑曾名句吳，則系本之文或難依信。吳地記曰：“泰伯居梅里，在闔閭城北五十里許。”

如果依照顏師古的解釋句吳不是地名，宋忠則從《史記》中得出地名的解釋。而句吳從歷代文獻中并無記載，而當時也沒有稱作句吳的城邑留存。那么要探究其真，只有從吳下手，吳從什么時候有了明確的稱呼，裴骃【集解】：“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荊蠻。”太伯以前并沒有吳的稱號，當時中原華夏族稱這里的民族為越、荊、荊蠻、閩等等。而當地民族自稱句或是其它。是不是這樣呢，還有待考證。

“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馀家，立為吳太伯。”司馬遷則一句說的是太伯帶著部族的老少來到百越民族聚居的地方，定居下來之后得到當地民族的認同，逐步融合，并有大批當地民族的人加入。如果按照司馬遷的記載千余家，沒家三口統計的話，則有三千多人加入了太伯的部落。那是什么吸引當地民族的，筆者認為，中原農耕文化是主要的誘因。因為太伯時的百越民族還處于原始公社時期，過著簡單的漁獵生活，基本的生存都很難滿足。而這是太伯部落的到來，不僅是大量人口的遷徙，更重要的是中原農耕文化的遷徙和傳播。為當地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大大提高生產力的水平。這才是歸之千余家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