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陸游與元好問詩歌比較論--安徽師范大學 胡傳志

天放奇葩角兩雄

——陸游與元好問詩歌比較論 胡傳志

（安徽師范大學 中國詩學研究中心，蕪湖 241000）

摘 要：陸游與元好問是一南一北、同時而稍有前后的大詩人，無論元好問是否見過陸游詩歌，二人都值得比較。題材上，他們的愛國詩一偏重抗敵救國，一側重憂時傷亂，閑適詩一品味清閑，一忙中偷閑，各有千秋；形式上，二人都長于七律，都淵源杜詩，陸詩多豪情壯概，元詩多蒼郁悲愴，然二人七律皆多復句。兩雄并立，成為南北詩壇遙相呼應的高峰。關鍵詞： 陸游 元好問 詩歌 比較

陸游（1125-1210）與元好問（1190-1257）分別是南宋與金源的詩人代表，也是繼蘇軾、黃庭堅之后出現的兩位最杰出的詩人。陸游詩歌是否傳入北方？元好問是否見過陸游詩歌？現已不得而知。錢鐘書曾指出元好問《被檄夜赴鄧州幕府》“未能免俗私自笑，豈不懷歸官有程”與陸游《思子虡》之“未能免俗私自笑，豈不懷歸汝思親” 高度相似，讓人懷疑元好問見過陸游詩歌。重新檢索二人詩歌，又發現如下例句： 我是天公度外人，看山看水自由身。（陸游《獨游城西諸僧舍》）看山看水自由身，著處題詩發興新。（元好問《濟南雜詩十首》）

舊交幾歲音塵隔，三撫闌干有所思。（陸游《望云樓晚興》）太行千里青如染，落日欄干有所思。（元好問《衛州感事》）

十里澄波明白石，五更殘月伴清霜。（陸游《冬夜泛舟有懷山南戎幕》）十里疏鐘到野堂，五更殘月伴清霜。（陸游《湖村野興》）千里呂安思叔夜，五更殘月伴長庚。（元好問《有寄》）

隋日昏曀東南傾，雷塘風吹草木腥。（陸游《題十八學士圖》）

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日腥。（元好問《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即事》）

類似的詩句還有一些，當然有巧合的可能性，因此還無法斷定元好問是否借鑒了陸游的詩歌。

理論上，陸游詩歌傳入北方，元好問看到陸游詩歌，都無問題。誠齋體、《四書章句集注》、《夷堅志》、稼軒詞等等都曾遠播金源，《劍南詩稿》在南宋多次刊行，傳入北方的可能性很大。即使陸詩沒有北傳，元好問沒有見過陸詩，他們仍有可比性。因為他們是當時南北詩壇的代表，通過比較可以看出二人的異同及其背后的復雜因素。或許正因為此，清人翁方綱早就反復比較過二人： 程學盛南蘇學北，陸元二老脈誰傳。紹熙正際明昌日，南北相望二十年。江左休夸病鄴中，撐霆裂月許誰同。金源南宋分疆后，天放奇葩角兩雄。----《書遺山集后詩三首》

此外，王士禛等人也曾將二人相提并論。本文受其啟發，擬沿此路向，就這一老話題作些申述。

一、抗敵復國與憂時傷亂

從創作歷程而言，陸游與元好問長短有別。陸游現存最早的作品是其18歲所作的《別曾學士》，直到其臨終前的《示兒》，歷時67年。元好問現存作品最早是16歲時所作，直到去世，歷時52年，比陸游短了15年。“人之稟才,遲速異分”，陸游才力雄贍，詩思快捷，“才思靈敏，功力精勤”，元好問“才不甚大”，曾自稱“我詩初不工，研磨出艱辛”，所以，二人作量頗為懸殊，陸游“六十年間萬首詩”，現存約9400首，元好問“老來留得詩千首”，現存約1400首。

在這些數字差異背后，陸游與元好問詩歌的異同突出地表現在對時代主題的抉擇上。

陸游與元好問都生活在戰亂的大背景之下，都面臨外敵入侵、救亡圖存的大形勢，但二人表現時代的側重點有所不同。陸游以恢復故土、抗敵救國的愛國詩而聞名，元好問則以記載國家殘破、生靈涂炭的紀亂詩而著稱。

客觀上，陸游經歷的**遠少于元好問。他主要經歷三次南北戰爭：一是從出生到紹興十一年（1141）的紹興和議，二是從紹興三十一年（1161）完顏亮的南侵，到隆興二年（1164）的隆興和議，三是開禧元年（1206）韓侂胄的開禧北伐，到嘉定元年（1208）再次簽訂協議，戰爭期間陸游通常不在前線地區，其他時間基本上都是和平歲月。主觀上，陸游即使面對戰火**，也很容易將視線移向戰亂的根源----金人的入侵，從而追本溯源地轉向抗敵復國、報仇雪恨。畢竟北方是故國土地，無論是感情上還是道義上，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都希望能收復故國，而且南宋也有能力有條件收復故國。陸游抓住了這一主題，也就是抓住了時代的主旋律。

陸游大量創作愛國題材的詩歌，有著特殊的精神價值。抗敵復國主題具有更崇高和偉大的品質，有利于抒發作者更加非凡的理想、遠大的抱負、強烈的報國之情。陸游始終堅持報國理想，比辛棄疾等人都要一貫和徹底，其精神十分可貴，一些詩歌飽含真情實感，感人肺腑，確實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贏得了很多贊揚。但后代對陸游及其愛國詩也有一些微詞。方東樹批評放翁尤多“客氣假象”，“矜持虛憍”，劉熙載指出“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錢鐘書不顧其盛名，指其“氣粗言語大”，“不僅‘作態’，抑且‘作假’也。” 這些批評從反面說明了陸游主觀上已充分認識到了抗敵復國主題的崇高意義，以致不惜虛夸起來，導致少數愛國詩存在感情不實的缺陷。

陸游大量創作愛國詩還有另一動因，就是表達其建功立業的愿望。他是位具有強烈英雄夢的詩人，其愛國詩充滿戰斗性。盡管是一介書生，他卻隨時準備奔赴戰爭，消滅敵人，收復故土。“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 “安得鐵衣三萬騎，為君王取舊山河”，是其愛國詩歌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戰斗的目的是要建立功名，其“功名之念，勝于君國之思”。有功名心，為人之常情，何況它能強化其愛國情感，能推動其愛國詩的創作，自有其積極的意義。

面對外敵入侵，陸游選擇的是抗敵復國，元好問呢？他也寫下了抗敵復國類的詩歌，但不僅數量少，而且感情不及陸詩激昂強烈。興定四年（1220），元好問為駐守宋金邊界的將領移剌瑗作《橫波亭為青口帥賦》，前三聯以寫景襯托軍威，暗寓形勢，尾聯才曲終奏雅，“倚劍長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希望移剌瑗能率軍抵抗蒙古敵人，收復西北失地。正大七年（1230），移剌瑗轉任鄧州統帥，征召元好問入幕，元好問作《被檄夜赴鄧州幕府》。與我們的期待不同，詩中不但沒有從軍報國的興奮快悅之情，反而顯得無奈而勉強，“未能免俗私自笑，豈不懷歸官有程”，還表達出對田園歸隱生活的留戀，“此生只合田間老，誰遣春官識姓名?”未入軍幕就有意歸隱山林，幾個月后，元好問就辭職回家。直到金王朝滅亡前后，元好問仍然很少創作抗敵類詩歌，這與陸游念念不忘從軍經歷、日夜盼望奔赴前線大相徑庭。為什么同樣面對強敵，他們表現得如此不同？

如果結合金末文學來看，在金末眾多詩人的創作中，很難找到類似陸游那樣慷慨赴難的詩篇。造成抗戰詩篇少的原因是金末與南宋前期、中期大不相同的時代。這種不同大概有以下幾點：

首先，金王朝畢竟是少數民族政權，是侵占宋王朝而建立的政權，盡管經過百年的建設和發展，逐漸得到了包括漢族士人在內的士大夫的認同，但其正統地位還不能象南宋政權對于漢族士人那樣深入人心、根深蒂固。金代文人尤其是那些非女真族文人對金王朝的感情還有一定的保留，還沒有形成普天下自覺的愛國（愛金）觀念。

其次，金末統治者自身懦弱無能，采取重胥吏、輕文人的政策，導致金末人文沒有出路，生活艱難。統治者“不得士大夫心”，大大傷害了士大夫的感情，挫傷了士大夫忠君愛國的積極性。甚至連那些在位的大臣們“亦無忘身徇國之人”，那些在位的將領們也只知道“奉承近侍以偷榮幸寵，無效死之心”。文臣武將如此，一般文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三，金末政治腐敗，女真族喪失其能征善戰的強悍個性，在與蒙古的較量中，節節敗退。統治者內部既沒有抗敵復國的雄心，又沒有收復故土的具體行動，金末的戰爭都是金人被動地挨打。這種大勢已去的格局讓整個社會失去信心。一些先知先覺者，如耶律楚材，干脆順時而動歸依蒙古。現實這般冷酷，詩人也

就難得有抗敵救國的熱情。

正因為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元好問等北方詩人基本放棄了抗敵復國的理想，放棄這類詩歌的創作，轉而關注民生災難。元好問經歷的戰亂遠比陸游多得多。他親身經過家鄉淪陷、汴京被圍特別是金王朝滅亡的過程，感受更豐富更沉痛，因而寫下了大量紀亂詩。

與陸游立志獻身于救國行動不同，元好問面對外敵入侵造成的不幸，更多的是無奈的感慨。正大八年（1231），西北重鎮鳳翔淪陷，元好問聽到這一消息之后，寫下了《岐陽》三首，痛感“窮途老阮無奇策，空望岐陽淚滿衣”。在另一首《雨后丹鳳門登眺》中，元好問發出同樣的感慨：“窮途自覺無多淚，莫傍殘陽望吹臺。”他的重點不是抒發自己的崇高理想、遠大抱負，而是記載那些驚天地、泣鬼神的不幸以及自己的感受，一方面這些不幸催人淚下，另方面元好問沉郁蒼涼的感情又令人動容。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之一：“道旁僵臥滿累囚，過去旃車似水流。紅粉哭隨回鶻馬，為誰一步一回頭。”金亡后，大批俘虜被押往北方，前兩句總寫觸目驚心的景象，后兩句突出被俘女子一步一回頭的特寫鏡頭，慘不忍睹。在這些詩中，元好問只是書寫自己的見聞和感受，表現兩種情感：一是作為自然人，從人道的角度審視陵谷變遷、生命無常、家國災難，抒發自己的悲痛之情，一是作為金源官員和金源遺民，他在詩中所寄寓的愛國情感和黍離之悲，這兩種感情都很真摯，時常交織在一起。

相對于陸游那些的愛國詩而言，元好問喪亂詩的感情顯得更實在真誠，更接近杜詩傳統，恰如趙翼所論，元好問的七律之所以能直承杜甫，越過李商隱、蘇軾、陸游等名家，就是因為這些感時念亂的詩歌具有“沉摯悲涼”的感情，“可歌可泣”的感人魅力。這正是元好問喪亂詩與陸游愛國詩的重大差異。

造成這個差異的原因有時代的因素。陸游其時還有中興的希望，還有收復故國的可能，所以需要堅持理想，鼓舞人心，振奮士氣。元好問所處的金末，衰亡已不可逆挽，信心消失殆盡，所以沒有必要、也無法再空唱高調。此外，造成上述差異還與元好問“以誠為本”的詩學觀念相關。他認為，沒有“誠”，就不可能“動天地、感鬼神”。元好問的創作實踐了這一主張，所以能夠動人心魄，感人至深。而陸游則沒有很好地做到“修辭立誠”。正是在這一點上，陸游遜于元好問。

作為南北詩壇的兩大詩人，陸游的愛國詩側重抗敵救國理想的弘揚，具有鼓舞斗志、激勵人心的作用，元好問的喪亂詩則側重憂時傷亂感情的抒發，具有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意義，他們的愛國詩歌既體現了南北詩壇各自的特點，又抓住了愛國題材的兩大內涵，二者相互補充，共同構成了內涵完整的愛國主義詩歌的格局。

二、品味清閑與忙中偷閑

陸游以愛國詩聞名，但愛國詩并不是他的全部，甚至不是他的主體。他的詩歌數量眾多，包孕豐富，現代學者習慣上將其詩歌分為愛國詩和閑適詩兩大類，其中愛國詩約占30%，閑適詩約占70%。元好問與之類似，其喪亂詩也僅占總量三分之一左右，另有山水詩、題畫詩、論詩詩、贈答詩、詠物詩等等。這些詩沒有一個恰當的統稱，為了敘述的方便，姑且稱之為閑適詩。

就二人的閑適詩而言，無論是數量、名聲還是影響，陸游的閑適詩都遠大于元好問。有人統計，“《劍南詩稿》中帶‘閑’字的詩題有152首，其中66歲以后的135首，帶‘閑’字的詩句多達1006句，其中66歲以后的719句”。這一統計能反映陸游晚年的創作狀況，卻未必能準確反映66歲之前創作的實際。因為淳熙十四年（1187）編刻的《劍南詩稿》二十卷，是經過陸游本人刪定過的，陸游肯定刪了一些閑適詩。陸游為什么創作如此眾多的閑適詩？一方面，誠如有的學者所說，陸游不可能一味地激昂慷慨，有些閑適詩是戰斗者“休息時的產物，是調節生活和心靈所需”。另一方面，閑適本身就是陸游的一種生活狀態，創作閑適詩是其生活尤其是晚年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長時間的和平歲月，有時甚至讓他產生太平盛世的感覺，如他在詩中所說：“杏花天氣喜新晴，白首書生樂太平”（《春游》）“功名已付諸賢了，長作閑人樂太平”（《訪昭覺老》）。晚年閑居家鄉特別清閑，讀書賞畫、飲酒品茶、游山玩水等等成了其生活的主要內容，陸游本身又是位喜歡清閑、善于品味清閑的詩人，所以他用詩歌寫村林茅舍、花石琴酒等事。

陸游的閑適詩盡管表現的是瑣碎庸常生活、閑適情調，但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陸游在日常生活中尋找詩意，將日常生活詩意化，體會到更多的生活樂趣，豐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因此能頤養天年。“飯飽眼欲閉，心閑身自安。樂超六欲界，美過八珍盤。” “絕跡市朝外，結廬云水間。心平詩淡泊，身退夢安閑。”

這種健康安閑的身心狀態，反過來又促進他很有興致地觀察生活、咀嚼生活、享受生活，創作出更多的詩歌來。有的詩歌縱然存在詩味寡淡、既熟又濫等缺陷，但多數詩歌工于寫景狀物，比無所事事更值得肯定。陸游的閑適詩還有示范意義，向人們展現如何品味生活、如何消閑，如何發現詩意，進而引導他人發現并享受日常生活的美與樂，減少人生的煩惱和痛苦,所以廣受后人的喜愛。翁方綱盛贊這類詩歌“筆墨之清曠，與心地之淡遠，夷然相得于無言之表”。錢鐘書認為“除了在明代中葉他很受冷淡以外，陸游全靠那第二方面（即閑適詩）去打動后世好幾百年的讀者。” 但必須承認，陸游的這一面集中地體現在他激情退卻、理想淡化的晚年，他的閑適詩本質上更適合老年讀者閱讀消閑。

與陸游相比，元好問安閑的日子不多。自南下三鄉到金亡之后，元好問長期處于戰亂之中，滄桑巨變，給他的心靈投下了無法抹去的陰影。即使金亡之后，元好問也沒有在家安享余生，而是往來各地，客死他鄉。他既沒有陸游退休后二十多年的漫長閑暇，又沒有安度晚年的閑適心情。因為元好問晚年急切地承擔起“國亡史作”的重任，除了編纂以詩存史的《中州集》之外，還編纂《壬辰雜編》等百萬言的金史資料。只是在休整的時候，元好問寫下一些閑適詩。

元好問有限的閑適，相對于陸游打發時光般的消閑行為，可謂亂中偷閑，忙中偷閑。如他早年避亂三鄉時所作的《勝概》一詩：

勝概煙塵外，新詩杖履間。偶隨流水去，澹與暮云還。吾道三緘口，時情一解顏。從今便高臥，已負半生閑。

在“煙塵”彌漫的大背景下，三鄉的寧靜、平常的山水就讓元好問體會到“勝概”，得以享受行云流水般的清閑自在，令他很珍惜這種難得的悠閑，愿意從此高臥下去。很顯然，這種閑適只是短暫的感情狀態。元好問晚年相對清閑一些，如《送崔振之迎家汴梁》詩中所寫：“老伴不易得，殘年唯有閑。桑麻一村落，雞犬兩柴關。”但元好問沒有陸游那樣投入地享受閑適，試比較下列兩首詩歌： 陸游《八十三吟》

石帆山下白頭人，八十三回見草春。自愛安閑忘寂寞，天將強健報清貧。枯桐已爨寧求識，弊帚當捐卻自珍。桑苧家風君勿笑，它年猶得作茶神。元好問《贈羅友卿三首》

閑中日月病中身，寂寞相求有幾人。莫怪門前可羅雀，詩家所得是清貧。

同樣是閑暇，陸游特別自得，即使寂寞、清貧也很知足，元好問則頗為不安，對清貧寂寞感到無奈。在詠花詩中，我們也能看到元好問與陸游的異同。陸游《馬上作》

平橋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靄浮。楊柳不遮春色斷，一枝紅杏出墻頭。元好問《杏花雜詩》十三首（其一）

杏花墻外一枝橫，半面宮妝出曉晴。看盡春風不回首，寶兒元自太憨生。

二詩都寫出了各自的閑情逸志，立意上都注重出墻紅杏的意象，與葉紹翁（1194？--？）《游園不值》“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同一機杼。陸詩重在表現馬上的自得閑適之情，前兩句觀察細致，舒緩從容，后兩句以出墻紅杏結尾，點到為止，重點不在詠花。元詩則重在詠物，以出墻紅杏開篇，展開描寫其活潑嬌癡之資，表現其贊賞之情。

元好問的閑適詩，在后代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像“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潁亭留別》）之類“不用意而直入古人堂室” 的詩句很有限。元好問將精力轉向了更有意義的金代文獻、歷史的緊張搶救和著述之中，體現了他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比較而言，元好問晚年的社會責任感更實在，文化貢獻也更具體。

三、豪情壯概與蒼郁悲愴

陸游與元好問處于唐宋詩歌高峰之后，卓然名家，他們在詩歌藝術上各有擅場，又有何異同呢？二人最大的相同點是都精于七律，故下文就以七律略作剖析。

陸游的七律約占其詩總量的三分之一，元好問的七律比例稍小一下，在14卷詩中占3卷，其數量雖不及七絕，但卻是他用力最大的一種樣式。陸游與元好問這兩位一南一北的大詩人，為什么不約而同地鐘情七律并且取得過人的成就？

在各種詩體中，七律具有獨特的優勢。與五律、古風相比，“五言律文意簡潔，才雄力富者不能盡施展，古風則辭繁局泛，少密致之致，不無出入”，而七律則“適得其中，可以循范圍而馳騁曲折，盡其才力，著作應酬，無不適用”。與七絕、七古相比，七律介于兩者之間，七絕靈活而短小，七古自由而縱橫，而七律中規中矩，更加實用，尤其適合次韻酬唱。“齊整諧和，長短適中，最宜人事之用，故自唐至明，作者愈盛”。更重要的是，七律雖經杜甫的大力開拓、經過劉長卿、李商隱、許渾等人的發展，但其內在奧妙和體制潛能還沒有充分釋放出來，如袁枚所說：“七律始于盛唐，如國家締結之初，宮室初備，故不過樹立架子，創建規模，而其中之洞房曲室，網戶罘罳，尚未齊備。至中晚而始備，至宋元而愈出愈奇。” 也許正是七律的實用性以及其相對較大的開拓空間，七律才受到宋金詩人更多的垂青，從宋初的《西昆酬唱集》到宋末的《瀛奎律髓》，七律都是詩人們最喜愛、成就最突出的體裁之一。陸游、元好問自然也不例外。藝術淵源上，陸游、元好問的七律都源于杜詩，主要學習杜詩“雄渾高渾，實大聲弘”的特點，錢鐘書指出陸游哀時吊古之作，多是這種詩風，如“萬里羈愁添白發，一帆寒日過黃州”（《黃州》）、“四海一家天歷數，兩河百郡宋山川”（《感憤》）之類。元好問七律“聲調茂越，氣色蒼渾”，象“神功圣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午除夜》）、“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萬里荊襄入戰塵，汴州門外即荊榛”（《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后即事五首》）、“百二關河草不橫，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三首》），都有杜詩雄渾壯闊的特點。潘德輿說：“自李、杜后，詩遂無大句。元裕之崛起四百年后，有志追而復之。” 其實，“大句”及慷慨悲歌，是陸游與元好問學杜的相同之處。但同樣學杜，他們的七律又有所不同。

陸游愛國題材七律往往充滿豪情壯概，如其名作《書憤》“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聲色壯人。又如《病起書懷》：“病骨支離紗帽寬，孤臣萬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天地神靈扶廟社，京華父老望和鑾。出師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燈更細看。”感慨歲月蹉跎，壯志未酬，議論時勢，頗有杜詩壯闊氣象，但不及杜詩沉郁頓挫。王士禛敏銳地指出，陸游七言詩之所以不及杜、韓、蘇、黃諸大家，就是因為“沉郁頓挫少耳”。沉郁頓挫是杜詩的重要特質，可陸游急切的報國激情，奔湧的詩思，“快如疏九河”（《數日不作詩》）的作詩方式，都呈現出一往無前之勢，因此也就少有波瀾頓挫。

比較而言，元好問的七律更接近杜詩，更得杜詩精髓。他的七律感時傷亂，內容上更接近杜詩的憂國憂民，感情蒼郁悲愴，更接近杜詩的沉郁悲慨，表達上也多有頓挫變化。如天興三年（1234）所作的《甲午除夜》： 暗中人事忽推遷，坐守寒灰望復燃。已恨太官余曲餅，爭教漢水入膠船。神功圣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兩周今日盡，空將衰淚灑吳天。

全詩感情低沉壓抑，首聯寫當前，次聯轉寫金亡過程中最沉痛的兩起事件，頸聯高調頌揚金王朝往昔的圣德與太平，尾聯又頓折而下，直抒亡國之痛，可謂抑揚頓挫，跌宕悲涼。這首詩仍然博大廣闊，以“三千”、“五十”、“甲子兩周”這些大數量詞，用“吳天”這樣寬廣的背景，體現了元好問這位北方豪杰的非凡心胸，卻不及陸詩的豪壯。

元好問晚年一再提倡“以唐人為指歸”，他所說的唐人主要指杜甫。相對于其他詩人，杜甫的詩歌更切合金末喪亂的現實，更切合詩歌發展的需求，所以元好問的選擇得到金末詩人的響應，從而帶動金末詩歌的創作。反觀杜詩與陸游的時代關系，吻合度稍差，杜甫對陸游的影響遠遠小于對元好問的影響。陸游在杜甫之外，還廣泛借鑒李白、白居易、許渾等人的詩歌。陸游一些七古頗有李白詩歌的奇情壯采，而他的閑適詩多有白居易的舒緩自得，明白易曉，他的七律又學晚唐許渾，有時不免平滑熟易。

在寫作技巧方面，陸游與元好問的七律都工于對仗，陸游有更多的閑心去琢磨詞句，對仗精工的句子不勝枚舉，以致劉克莊說“古人好對偶，被放翁用盡”。元好問的詩歌“律切精深”，愛用“拗在第五六字”的拗體七律，但“修飾詞句，本非所長，而專以用意為主”，值得摘引的對偶句遠少于陸游。相反，潘德輿卻摘出許多“粗浮淺率”“廓落無當”的對句。

陸游與元好問七律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都有很多重復的句子。這一現象，早在許渾詩中就已露出端倪。朱彝尊《書劍南集后》、趙翼《甌北詩話》、錢鐘書《談藝錄》先后列舉了陸游累計上百聯的重復詩句，茲不贅引。同樣，趙翼《甌北詩話》、潘德輿《養一齋詩話》也羅列出元好問詩中眾多重復或相似的詩句，不同的是，元好問的重復率更高，以致趙翼說他“復句最多”。為什么會有這種現象？陸游自我重復，作詩太多，對仗太切，是其重要原因。而元好問幾乎不存在這兩點理由，潘德輿就很不理解其詩“復沓如此”。

或許，才力不足、檢點不夠、用心不足是導致其復句多的原因。無論什么原因，陸游與元好問復句眾多，都值得深思。除去他們個人原因之外，還應該與七律這種體制相關。因為他們重復的句子，多是律詩的中間兩聯，這或許說明七律經過唐宋兩代的探索，技巧殆盡，已經很難翻新出奇，語言、意象、聲律都已經表現出老化的趨勢，元好問之后，以七律名家就更難之又難了。

總之，陸游與元好問的詩歌各有千秋，“陸固不能掩元，元亦不能掩陸也”，兩雄并立，成為南北詩壇遙相呼應的高峰。

Exquisite Works of Two Great Men: the Comparison of the Poems of Lu You and Yuan Haowen Hu Chuanzhi(Chinese Poetry Research Center , Anhui Normal Universityy)Abstract: Lu You and Yuan Haowen are two great poets living in the South and North almost simultaneously.Their poems are worthy of comparison no matter whether Yuan Haowen had ever read Lu You’s poems.In style, their patriotic poems either lay particular stress on fighting against enemies and saving the nation or on the grievance over the time and war.Their leisure poems either focus on enjoying the peacefulness or snatching a little leisure from a busy life.In form, both of them are skillful in writing “Qi Lv”, a special type of eight-line poem with seven characters to a line, which is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great poet Du Fu.Besides, “Qi Lv” written by them mostly contains repeated sentences with the poems of Lu You being passionate and grand while that of Yuan Haowen being luxuriant and pathetic.The coexistence of the two great men forms the two high peaks i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Key words: Lu You;Yuan Haowen;poems;comparison（原載《北京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