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劉鵬飛律師法律實務文書選之民事再審申請書
民事再審申請書
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深圳市某電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寶龍大道寶龍三路×號某工業園,聯系電話:0755-××××××××。
法定代表人:盧××,董事長。
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呂梁市離石區某手機營銷中心,住所地: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某小區×號樓×單元×室,聯系電話:0358-××××××。
負責人:鄧××,經理。
被申請人:張××,男,1958年5月19日,漢族,住山西省方山縣××鎮××村人,住該村,聯系電話:×××××。
原一審被告: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支公司,住所地: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寶安路××賓館×樓,聯系電話:0755-×××××。
負責人:林××,經理。
原一審被告:王××,男,年齡不詳,住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城北街辦××村××號,聯系電話:×××××。
申請人不服呂梁市中級人民法院于某年某月某日作出的(2013)呂民終字第某號民事判決書,依法申請再審。
申請請求:
一、撤銷山西省呂梁市中級人民法院于某年某月某日作出的(2013)呂民終字第某號民事判決書;
二、依法改判兩申請人不承擔賠償責任。申請事由:
山西省呂梁市中級人民法院于某年某月某日作出的(2013)呂民終字第某號民事判決書,維持了山西省方山縣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作出的(2013)方民初字第某號判決,因(2013)方民初字第某號判決在程序及實體上均存在錯誤和違法之處,二審法院應當 1 依法撤銷該判決發回重審對本案進行重新審理或者改判,但呂梁市中級人民法院卻駁回申請人的上訴請求,嚴重違法,具體申請事由如下:
一、原一審判決審理程序嚴重違法,二審法院不但不予以糾正,將本案發回重審,反而維持原判,嚴重錯誤,理應撤銷予以再審。
(一)原一審法院允許被申請人在原一審時當庭變更訴訟請求并不給申請人重新制定舉證期限違法。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34條第三款、35條第二款之規定,變更訴訟請求應當在舉證期限內申請,被申請人是當庭變更訴訟請求違法,除此之外,一審法院還未能給各當事人重新指定舉證期限,一審判決以適用簡易程序為由剝奪上訴人等的合法訴訟權利,將指定舉證期限可不受時限限制理解可不指定舉證期限,依法應當予以糾正。何況案卷中的《民事起訴狀》中明確寫明要求各被告承擔責任數額為337640.4元,而一審判決中卻列明的訴請數額為718938.68元,即使如將因被申請人在一審訴狀中加注“其中殘疾器具費用待確定后增加”所以增加訴訟請求額不算變更訴訟請求,那么原訴訟請求中的數額337640.4元加上參加輔助器具費用375504元,結果與最終請求額同樣不相符。而且當庭提出在訴訟費用都未交足的情況下就開庭審理,如何能認定程序不違法?何況如果在原訴訟請求中列明訴訟中另行變更訴訟請求之后訴訟數額變更不能認為是變更訴訟請求,那訴訟請求變更制度基本可以取消,針對變更訴訟請求立法或出臺司法解釋已經毫無意義。因此違法的變更訴訟請求且不給申請人重新指定舉證期限當然的應當予以糾正,但原二審法院不但不予以糾正,反而維持原判,理應將該錯誤判決撤銷。
(二)一審判決存在未處理的訴訟請求,二審法院在調解不成的情況下應當發回重審,而二審法院卻維持原一審判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82條之規定,一審法院未對當事人在一審中已經提出的訴訟請求未予處理的,二審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自愿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發回重審。而本案中一審判決書對被申請人原一審訴訟請求存在未予裁判的情況,被申請人原一審訴訟請求要求原一審被告王某對各被告 的賠償責任承擔連帶責任,原一審判決對該訴求既未支持,亦未駁回,在未處理且王某未參加訴訟無法進行調解的情況下,理應發回重審;
(三)第二申請人呂梁市離石區某手機營銷中心并非本案的當事人,而原一、二審法院卻將第二申請人列為當事人并要求承擔責任違法。被告的定義是被原告訴稱侵犯其民事權益或與發生爭議,而由法院通知應訴的人。被申請人原一審提交《民事起訴狀》中所列第二被告為“深圳某電子有限公司呂梁辦事處”而非呂梁市離石區某手機營銷中心,但一審法院卻在申請人沒有起訴呂梁市離石區某手機營銷中心且未補辦追加被告或變更被告的手續的情況下通知呂梁市離石區某手機營銷中心應訴并將之列為被告,程序違法,但二審法院對該錯誤卻未能予以糾正;
(四)原一審法院適用簡易程序案件違法,二審法院應當發回重審。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68條之規定,簡易程序適用于“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案件,本案系包括人身損害賠償、雇員致人損害之雇主責任、保險合同等多種法律關系的復合訴訟,不但當事人眾多,且權利義務關系不明確,如雇主責任追究部分存在重大疑問,且原一審被告王某未能參加訴訟,因此本案不宜使用簡易程序審理,而一審法院卻以簡易程序審理。
綜上,原一審判決審理程序嚴重違法,應當依法撤銷原判,發還重審。何況二審法院對于上訴案件應當進行全面審理,而不能僅限于上訴狀中所列理由,對于明顯違法的程序和認定事實與與實際情況不符,理應予以糾正和重新認定,但原二審法院卻對申請人二審代理人提出的程序及實體問題未予審查,并未將本案發回重審或者依法改判,嚴重違法,依法應當予以撤銷和裁定進入再審進行重審審理。
二、原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理應發回重審,二審法院對于未查明的事實不予調查即維持原判錯誤。
(一)本案的責任劃分存在嚴重錯誤,應當認定原一審被告王某與被申請人張某對事故的發生承擔同等責任。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70條第一款、72條第(四)項)之規定,原一審判決認 定王某對事故的發生承擔全責違法,理應予以重新認定,“道交法實施條例”明確規定,騎行自行車拐彎時應當打拐彎手勢,通過路口時應當下車推行,因此造成事故的原因除王某車速過快之外,被申請人未能在轉彎時打轉彎手勢,在通過路口時未能下車推行亦是造成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因此,責任應當為同等責任,而原兩審法院卻均認定一審;
(二)車主沒有過錯且沒有法律明確規定要求承擔責任的情況下不應承擔賠償責任。亦不得依據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權利處分意見進行判決。本案涉案車輛系登記在深圳市某電子有限公司名下,但本案中,深圳市某有限責任公司沒有任何過錯,且并非肇事司機王某的雇主,要求其承擔賠償責任沒有法律依據,依法應當駁回被申請人對申請人深圳市某有限公司的訴求;申請人深圳市某電子有限公司與呂梁市離石區某手機營銷中心亦非總公司與分公司的關系,要求其與呂梁市離石區某手機營銷中心承擔連帶的雇主責任于法無據,而一審法院卻以申請人深圳市某電子有限公司愿意承擔責任為由判決其承擔雇主責任,嚴重違法,申請人深圳市某電子有限公司已經墊付的費用依法應由被申請人予以退還;另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八條明確規定“當事人自行和解或者經調解達成協議后,請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協議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制作判決書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當事人要求法院依據雙方意見判決尚不允許,在當事人反悔的情況下,法院當然不可以依據該處分意見進行判決;
(三)一審時申請人深圳市某電子有限公司同意賠償的意思表示不得作為判決要求其承擔責任的依據,在本案訴訟終結前,當事人有權利在訴訟過程中撤回對自己權利的處分,但一二審法院卻均以深圳市某電子有限公司同意賠償的意思表示作為判決依據當然錯誤。為保證糾紛的順利解決,當事人可以適當的處分自己的權利,但是該處分如果是在損害自身合法權益的情況下只可以在自愿、合法的情況下方能采用,且只能在調解時使用。而本案一審卻以該表態為依據進行判決,明顯違反自愿、合法之原則。何況即使達成調解協議出具調解 書后,當事人尚有權利反悔,本案一審是判決處理,且當事人在二審時提出異議,此時,一審判決尚未生效,當事人當然有權利撤回對自己權利的處分;何況“對權利處分的意見”與“對案件事實的陳述”本來就屬于兩個不同范疇的法律概念。案件事實的陳述如果查證屬實則可以作為判決的依據,而對權利的處分意見則不得作為判決的依據而只可作為出具調解書的依據。何況二審上訴人深圳市某電子有限公司的所謂“代理人”趙某并無代理人資格,但一審法院卻違法允許其參加訴訟,依法應予糾正,其表態亦當然不得作為判決依據。一審判決列明,深圳市某電子有限公司的代理人為趙某,其身份是深圳市某電子有限公司呂梁分公司經理,而事實是深圳市某電子有限公司根本就沒設立呂梁分公司,即深圳市某電子有限公司呂梁分公司根本就不存在。趙某并非深圳市某電子有限公司的員工,其不具備《民事訴訟法》第58條規定的代理人資格,依法不得參加訴訟,其參加訴訟對上訴人的權益進行處分亦當然的無效。但原審兩級法院卻混淆了“對權利處分的意見”與“對案件事實的陳述”兩概念,以沒有代理人資格的所謂“代理人”的表態錯誤進行裁判。
(四)個體戶參加訴訟應當列業主為當事人,而原一、二審法院卻視而不見,依然列呂梁市離石區某手機營銷中心為當事人錯誤。盡管承擔雇主責任的應當為呂梁市離石區某手機營銷中心,但該中心的法律屬性卻為個體工商戶,在參加訴訟時應當列業主為當事人,而一審判決書中卻直接列呂梁市離石區某手機營銷中心為當事人亦違反了法律的規定,依法應予糾正;
(五)原審兩級法院對賠償項目的認定及計算錯誤:
1、誤工費:誤工費的計算期間應當是事故發生當日至定殘日的前一天即2012年6月20日至2012年11月26日,共計157天,但原兩級法院卻給認定210天,而且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認定被申請人的誤工費為每日100元;
2、護理費:實際上應當是陪侍費,僅限于住院期間,非住院時間應當以醫囑為準,護理費在264醫院住院期間共計97天,假肢期間護理費不予賠償,護理人員是誰應當查明,護理費數額亦沒有證據證明,但原兩級法院一樣違法的予以認定了護理期間為210天 并據此判決;
3、精神損失賠償:按照司法實踐,該賠償不應多于25000元,而原兩級法院卻認定40000原;
6、殘疾賠償金:應當為 204110元(20411×20年×50%),十級傷殘部分不認可,十級傷殘是根據被申請人的陳述所得,而非客觀事實,但兩級法院卻判決賠償殘疾賠償金高達212281.68元;
7、殘疾輔助器具:原兩審法院據以認定殘疾輔助器具賠償金的證據形式不合法。即未加蓋公章亦無負責人簽名,且出證單位是企業而非事業單位,其以營利為目的,證據客觀性真實性不具備,應當由公立醫院出具證明。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7條之規定,單位出具證明應當由負責人簽字并加蓋公章。但原兩法院卻認定不合法的證據為判決的依據。
8、其它的多個賠償項目亦早已超出了一般人的常識性判斷。
綜上,原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審理程序違法,理應撤銷原判發回重審,但二審法院卻違法的維持原判,已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00條第(二)項、第(六)項、第(十一)項應當予以再審的情形,故申請人特依據前述規定及《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規定向貴院提交本再審申請書,請予再審并改判。
此致
呂梁市中級人民法院
申請人:深圳市某電子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一月六日
呂梁市離石區某手機營銷中心
二0一四年一月六日
(歡迎訪問“劉鵬飛律師網易博客”)
第二篇:公司并購法律盡職調查之律師實務
公司并購法律盡職調查之律師實務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來源于《孫子·謀攻》中的這句著名論斷是孫子兵法中最光輝的軍事思想。古往今來,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本規律現早已被運用到激烈的商業競爭中來。現在,企業之間競爭講究的是對實際情況詳細、準確、全面、深入的了解,而后進行周密嚴謹的分析,最后作出切合企業實際情況的戰略和應對措施。而律師在服務商業活動中,經常性的被委托方安排去從事一項“知彼”的工作,這個工作就叫法律盡職調查。下面本文將著重探討其中比較常見的一種法律盡職調查,即公司并購中的法律盡職調查。
按照目前通說,公司并購是指合并(或兼并)與收購的合稱,合并分為吸收合并與新設合并,吸收合并是指一家公司吸收另一家公司(目標公司),目標公司不復存在;新設合并是指兩家以上公司合并組成一家新公司,原公司不復存在。收購又分股權收購和資產收購,是指一家公司收購目標公司的股權或資產,目標公司仍然存在。所以,公司并購中的法律盡職調查一般指委托方(調查方)擬進行上述并購計劃或交易,委托律師事務所,聘請律師對有關方(目標公司)的有關資料、文件、信息等,從法律角度就目標公司設立和存續、股權結構、歷史沿革、法人治理、資產狀況、對外投資(投資控股、參股子公司、其他投資)、業務經營、債權債務、重大合同、關聯交易、勞動人事、納稅情況、訴訟、仲裁及行政處罰等方面進行分析和判斷,并出具盡職調查報告的一種活動。
下面筆者就律師從事法律盡職調查的幾個重點方面歸結如下:
法律盡職調查的方法
1、獨立調查。獨立調查是指以律師身份向有關政府部門或單位查詢目標公司工商信息及其資產、項目等情況,獨立調查所獲資料系政府部門提供,可信度較高,可以核查、驗證目標公司提供資料的真實性。其一般會涉及下列部門:
(1)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查詢目標公司設立、變更、年檢、法人治理結構等相關工商登記資料;
(2)向房地產管理部門查詢房地產開發項目、房屋狀況及產權人信息、房地產他項權情況、房屋租賃信息等;向土地管理部門查詢土地權屬情況;向規劃管理部門查詢建設用地規劃、建設工程規劃等;向建設管理部門查詢建筑工程許可情況等;
(3)向車輛、船舶管理部門查詢車輛、船舶信息;
(4)向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查詢股票名稱、數量、權利限制等信息;
(5)從中國人民銀行打印目標公司貸款卡信息,查詢目標公司銀行貸款、對外擔保等情況。
現場調查
(1)進駐目標公司所在地現場調查;
(2)通過對目標公司董事、高管、職能部門負責人等人員訪談,了解目標公司經營業務、組織架構、管理制度和規章等情況;
(3)就查閱的相關文件資料中所涉及的問題,及時向負責人員提出疑問,并獲得回復、確認;
與其他中介同步開展工作,并與其溝通、探討,進一步獲取信息。諸如財務顧問、審計、評估等專業中介機構及其工作人員。
二、法律盡職調查的步驟
(1)了解客戶的收購方案、理解收購意圖、領會收購戰略;
(2)結合收購方案查閱和檢索相關法律法規,主要包括對目標公司所從事經營業務所述行業的相關法律法規;
(3)根據收購方案確定盡職調查的對象和范圍;
(4)開具盡職調查清單;
(5)開展現場調查;
(6)根據交易方案、目標公司特點確定重點關注問題;
(7)編寫盡職調查報告。
三、法律盡職調查的主要內容
1、目標企業的主體資格、并購的授權與批準的審查
(1)目標企業的設立審批、申請文件及登記文檔、營業執照、驗資證明(報告);
(2)目標企業登記事項,歷次變更、變動情況的合法合規性;
(3)目標企業成立以來的合并、分立、變更及重大改組、重大投資行為;
(4)目標企業年審情況及是否有影響目標企業合法存續的重大法律障礙,如吊銷、注銷;
(5)目標企業經營中依法應取得的資質、認證、特別許可等是否已合法取得及是否仍合法有效;
(6)本次并購交易是否已取得合法有效的授權和批準,對并購條件是否存在限制性要求。
2、目標企業股權結構和股東出資的審查
(1)目標企業當前的股權結構及合法性;
(2)目標企業股權結構的變革過程及其合法性;
(3)目標企業股權是否存在爭議、混亂、矛盾與不清晰;
(4)目標企業各股東出資是否符合在工商部門備案的章程的規定,包括:出資方式;出資比例與數額;是否有虛報注冊資本或虛假出資情況;出資是否被抽逃、挪用;用于出資的有形財產的權屬;用于出資的有形財產是否經評估作價;用于出資的有形財產是否移交及過戶;用于出資的無形資產的歸屬及權屬證書;用于出資的無形資產的類別;用于出資的無形資產的剩余有效期;用于出資的無形資產評估作價;用于出資的無形資產移交及過戶;有無出資爭議,有無用于出資的有形、無形資產的權屬爭議,有無潛在出資訴訟或仲裁;用于出資的有形及無形資產是否被抵押、質押、目前狀況;出資是否履行了法定手續。
(5)目標企業對外投資情況包括:設立分公司情況;投資參股子公司情況、出資額、所占比例或股份;投資控股子公司情況、出資額、所占比例或股份。
(6)目標企業股本變動及相應合同、章程、決議、批文、變更登記情況;
(7)目標企業及其關聯企業的兼并、分立、合并、破產、清算情況。
3、目標企業章程的審查
(1)章程內容的合法性、完整性,現行章程及曾生效的章程;
(2)章程是否履行了必要的批準手續及是否在公司登記機構登記備案;
(3)章程內容中是否有反收購條款,如有,則查明具體內容;
(4)章程內容是否有所變化、變化是否合法及是否履行了相應手續;
(5)章程內容是否有超級多數條款,并評估其意義;
(6)章程內容是否有董事會分期、分級選舉條款,禁止更換董事條款,并評估其意義;
(7)章程內容是否有特別授權條款,并評估其意義;
(8)章程內容是否有特別程序條款,并評估其意義;
(9)章程內容是否有影響企業并購的其他特別規定,如高薪補償被辭退的高管人員、股東權利計劃等。
4、目標企業財產權利的審查
(1)目標企業土地使用權性質、使用權歸屬及證書與實際是否相符;
(2)目標企業房產權歸屬及證書與實際是否相符;
(3)目標企業主要機械設備、設施的相對性及與實際是否相符;
(4)目標企業專利類別、數量、權屬、存續及剩余有效期;
(5)目標企業商標類別、數量、適用大類、權屬、存續;
(6)目標企業版權類別、數量、權屬、存續;
(7)目標企業其他無形資產情況;
(8)目標企業資產抵押、質押情況;
(9)目標企業租賃的性質、類別、期限;
(10)目標企業車輛類別、產權歸屬、年檢、車況及使用年限、保險;
(11)目標企業其他財產的清單、產權歸屬現狀等;
(12)目標企業財產保險情況;
(13)目標企業經營性資產評估報告;
(14)目標企業財務會計報表、資產評估報告。
5、目標企業重大合同及債權債務的審查
(1)目標企業重大合同的主體及內容的合法性、有效性;
(2)目標企業重大合同在目標企業控制權改變后是否仍然有效或合同約定是否產生變更;
(3)目標企業重大合同中是否存在純義務性條款或其他限制性條款;
(4)目標企業重大合同有關解除、終止合同的約定對并購會產生何種影響;
(5)目標企業對外擔保合同的具體情況及主合同履行情況;
(6)目標企業債權的性質、合法性、有效性、數量及實現債權的障礙;
(7)目標企業債權質量狀況;
(8)目標企業債務性質,合法性、有效性,數量及履行情況;
(9)目標企業債務償還期限、附隨義務及債權人對其是否有特別限制;
(10)目標企業貸款文件、貸款數額、還款期、逾期利息及罰金情況;
(11)目標企業外債情況、合法性、批文及登記證明;
(12)目標企業外債擔保文件、履約保證書情況及批準登記手續;
(13)目標企業資產抵押、質押清單及文件、債務履行情況;
(14)目標企業負債是否已被追索、是否已被提起訴訟或仲裁、是否有潛在的重大訴訟或仲裁;
(15)目標企業及分支機構、子公司財產保險情況(包括保險人、險種、保額、有效期、保險范圍、理賠額)、正在進行及可能的保險索賠或爭議。
6、目標企業爭議與解決情況的審查
(1)目標企業是否有已發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決、裁定、調解書或仲裁裁決,案由、目標企業的地位及執行情況;
(2)目標企業是否有正在進行的法律訴訟或仲裁,訴訟地位、仲裁地位及案由、可能的結果;
(3)目標企業是否有潛在的重大訴訟、仲裁及其案由、地位及可能的結果;
(4)目標企業是否有因為環保、稅收、產品責任、勞動關系等原因而受到相應行政處罰、執行情況;
(5)目標企業是否有因環保、稅收、產品責任、勞動關系等原因而正接受相應行政調查,調查進展情況及可能的結論和處罰結果;
(6)目標企業是否有因環保、稅收、產品責任、勞動關系等原因而被進行相應調查和處罰的潛在可能性,可能的結論及處罰結果;
(7)目標企業正在進行的或已受到警告的政府調查(國內外)情況,有關文件,已作出的有強制力的決定、裁定、執行令等;
(8)目標企業與他人自行和解、調解、協議取得或放棄的權利、主張、要求或禁止進一步行動的情況;
(9)目標企業所收到的有關主張目標企業有專利、商標、著作權等侵權行為、不正當競爭和主張目標企業違法、違規的函件等。
7、目標企業組織結構及治理結構審查
(1)目標企業內部結構關系;
(2)目標企業內部相關職能部門及職能劃分、相互關系、負責人情況;
(3)目標企業內部治理結構設置、職能權限、相互關系、機構運行及負責人情況;
(4)目標企業是否有企業辦社會職能的機構、具體情況及經營運行和財產狀況;
(5)目標企業近三年來主要(重大)決策在程序上和實體上的有效性及相關文件;
(6)目標企業股東大會(職代會)、董事會(經理辦公會)、監事會及其規范運作情況;
(7)目標企業股東、董事、監事、經理及其他高管層人員情況;
(8)目標企業的獨立性;
(9)目標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及主要管理體制的變動;
(10)目標企業附屬機構、控股子公司、參股子公司、分公司、辦事處、獨立核算的業務部門及其下設機構情況。
8、目標企業人力資源狀況
(1)與目標企業有勞動合同關系的職工人數、勞動合同的期限、崗位分布及現狀;
(2)目標企業可分流人員范圍、數量及構成;
(3)病、殘、離、退職工的數量,目前狀況及相應協議和執行情況;
(4)目標企業的三險一金是否按時足額繳納;
(5)目標企業下崗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費是否按時足額發放,是否建立并持續繳納失業保險金,是否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6)目標企業事實勞動關系及交叉勞動關系情況;
(7)目標企業需新簽、變更、解除、終止勞動關系的情況;
(8)目標企業職工與企業解除或終止勞動關系后,社保關系是否已接續好,相互間債權、債務關系狀況及是否已解決;
(9)目標企業停薪留職、內退、請長假、長期學習、參軍入伍、掛名、自謀職業、因私出國、女職工“三期”職工數量及目前狀況;
(10)目標企業職工持股、管理層持股狀況;
(11)目標企業職工激勵計劃情況、職工福利制度計劃安排;
(12)目標企業職代會(工會)建立及運作情況;
(13)目標企業勞動衛生、勞動安全、勞動保護、勞動保險制度建立及執行情況;
(14)目標企業職工住房制度改革情況;
(15)目標企業勞動法律、法規及政策的執行情況,有無處罰,有無潛在處罰的可能性。
9、目標企業的關聯交易與同業競爭
(1)目標企業關聯交易數量及現狀,對目標企業的影響、制約、輔助程度;
(2)目標企業關聯交易、關聯方的情況;
(3)目標企業關聯交易的合法性、交易條件的公允性;
(4)目標企業是否有關于消除或避免同業競爭的協議、承諾;
(5)股東間、股東與目標企業間、股東與目標企業客戶間的關聯交易。
10、目標企業技術、環保、產品標準及獲獎
(1)目標企業產品(服務)的技術含量大小、技術敏感性、產品(服務)對技術的依賴程度;
(2)目標企業擁有的技術的性質、來源、權屬;
(3)目標企業使用的非自有技術性質、來源、使用條件、期限;
(4)目標企業開發新產品的人員能力、設施、設備情況及科研組織情況;
(5)目標企業環保標準、排污和治理情況;
(6)目標企業目前實行的產品質量標準、級別及質量控制與檢驗系統;
(7)目標企業所獲的技術獎項、級別、類別等情況;
(8)目標企業特許經銷保護、廣告與促銷、客戶情況、競爭戰略與評價、銷售方式。
11、目標企業稅費征、減、免等優惠情況
(1)目標企業稅務登記證、登記機關及驗證情況;
(2)目標企業應納稅的稅種、稅率;
(3)目標企業各納稅申報表及完稅證明;
(4)目標企業其他稅收優惠的依據、證明文件及實施情況;
(5)目標企業財政補賠優惠的依據、證明文件及實施情況;
(6)目標企業社會保障金交納情況。
12、目標企業的經營與業務情況
(1)目標企業的經營狀況、業績、資產總額、負債總額、所有者權益;
(2)目標企業主營業務的分類、比重、市場情況;
(3)目標企業經營性資產與非經營性資產的比例分類與現狀;
(4)目標企業的經營是否有或可能會發生政府或法律、法規上的限制、管制;
(5)目標企業的主要產品狀況、主要構成、國內外主要廠家生產狀況、產品銷售率。
四、律師從事法律盡職調查需要注意的問題
1、律師應謹言慎行,恪守保密義務,與目標公司進行良好溝通
由于并購活動中目標公司作為被收購一方,心理較為“脆弱”,通常心存顧慮。所以,律師在現場查證過程中,目標公司的“態度不好”是常態,但無論如何,盡職調查律師必須保持良好、平和的心態,排除干擾,專注于調查,努力與目標公司維持良好的互動關系。另外,因并購活動本身具有極高的敏感性,為避免人心浮動,有的目標公司除最高決策層外,其他人對并購交易并不知情,盡職調查律師在現場查證過程中,即須三緘其口,守口如瓶。對調查過程中發現的問題,盡職調查律師不能妄加評論,恣意指摘,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2、隨機應變,適時調整盡職調查策略
盡職調查過程中,一個常見而棘手的問題就是目標公司無意或有意未提供盡職調查所需的全部資料。而律師有時向公司登記機關等部門調查目標公司資料也并非一帆風順。比如工商行政部門,雖然《公司法》規定“公眾可以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查詢公司登記事項,公司登記機關應當提供查詢服務”,但各地公司登記機關的做法仍是五花八門,松緊尺度不一。此外,去不動產登記機構、人民銀行等部門調查資料,則面臨更大的障礙。所以,遇到這些情況,律師應當及時調整策略,只能依賴目標公司就其財務、業務等所作的“聲明和擔保”。
3、認真撰寫每日簡報及詳盡的盡職調查報告
如前所述,盡職調查目的就是要“知彼”,就盡職調查過程中發現的問題,一則要及時披露,二則要提出相應的解決之策。盡職調查期間,律師應養成從堆積如山的資料中,翻閱、審查資料,摘抄要點,將當天調查發現的問題及時匯總、歸納、分析、研判,形成簡明扼要的日報,這樣既能點明發現的問題、蘊涵的風險及其對并購交易的影響,又能盡可能給出消弭風險之策。透過每日簡報,委托人可及時洞悉目標公司存在的問題,評估對并購交易的影響。
4、律師辦理法律盡職調查,必須清醒意識到其中蘊藉的律師執業風險,必須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千萬不可掉以輕心。一旦法律盡職調查未盡職、未充分,給委托人造成損失,律師事務所往往面臨巨額索賠,其后果不堪設想。
本文將完,法律盡職調查是一項系統的、長期的、團隊性的工作,其作用是為了全面了解目標公司的真實情況,是并購過程中的重要一步,關系著巨額并購活動的成敗,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律師參與其中,其實務工作也不僅只是本文所述,如有不周,盡請見諒。
作者簡介
薛
濤
中呂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副主任;畢業于西北政法大學,法學學士;主要從事房地產、公司法律事務及合同相關法律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