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胡瑗“蘇湖教法”及其對當下中學語文教育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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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蘇湖教法”及其對當下中學語文教育的啟示

胡瑗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教育家、學者，也是開宋代學術先河的重要人物。他學識淵博，為人正直。初辦私學，后受到蘇州知事范仲淹的賞識，被聘為蘇州郡學教授，后任湖州州學教授，前后在這兩所學校任教20余年，形成一套獨特的教法，世稱“蘇湖教法”。后在太學任教7年，弟子遍天下。由此看來，其教學方法及思想有著非常大的研究和借鑒意義。

一、胡瑗其人

胡瑗，字翼之，生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死于宋宗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是江蘇泰州海陵（今江蘇如皋）人。因為他世居安定（今屬陜西安定縣），故后世學者多稱他為“安定先生”。

胡瑗七歲時就能寫文章，十三歲時已讀完儒家經典，成為鄉里引人注目的才子。后來，青年時期的胡瑗為了避免世事的干擾，就跟好友孫明復、石守道一同上泰山隱居讀書，深入研讀儒家經典和百家之言。胡瑗為了不擾亂自己專心求學的心思，每逢家書捎來，他只要看到“平安”二字便將信投入山谷不再細讀。他們三人日后都成為一代人師，學者們都稱其為“三先生”。而其中以胡瑗的學生最多，教法最備，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沈潛、篤實、醇厚、和易”的學風。

經過數年的教學，胡瑗逐漸成為蘇州地區遠近聞名的學者。后來，由于范仲淹非常景仰胡瑗的學識和為人，所以在郡學建立之時，就聘請胡瑗作為郡學的教授，并把自己的兩個兒子都送到郡學中跟胡瑗學習。胡瑗在蘇、湖二州郡學和州學的教學實踐中，辛勤的培養學生，并著手進行了大膽地改革，著名的“分齋教學法”就是他這一時期的杰出創作。

宋仁宗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經過范仲淹、宋祁等人的努力，宋王朝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興學運動。在這次興學中，宋王朝很注意收攏高級人才。由于胡瑗在蘇湖地方教學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聞名遐邇，所以仁宗皇帝下詔，派員到蘇、湖兩州考察胡瑗的教法，并主張采用胡瑗的“蘇湖教法”為太學法。因此，胡瑗對教育理論的貢獻，一言以蔽之，即為“蘇湖教法”的創立。

二、“蘇湖教學法”的內涵

胡瑗長期從事教學活動，經驗十分豐富。歐陽修稱贊他“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這種教法一反當時盛行的重視詩賦歌律的學風，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重經義和時務，主張“明體達用”。事實上，胡瑗教育思想中最精彩的部分也就是教學方法。他的這些教學方法，是在教學實踐中摸索的，也是在繼承古代教育家教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具體來講，有以下幾種具體的方法。

1.分齋教學法

分齋教學法是“蘇湖教法”的核心。這是宋代風靡一時并惠及以后諸代的教學組織法。它將學校分作經義、治事二齋。經義齋“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將學生培養成在政治、刑教等方面有所作為的管理；治事齋分治民、堰水、歷算等科，旨在培養精干實用的技術、管理人才。

分齋教學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文理”分科制度，使學生能根據自己的興趣與才能擇其一種并兼一種，有利于學生接觸生活實際、學以致用。黃宗羲曾稱贊分齋教學法說：“蓋就先生之教法，窮經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為得當”。

2.講授教學法

講授法是古代教學中最常用的一種方法，教師通過講授可以給學生一個系統的、連貫的知識，學生易于理解所學的內容。特別是在學生眾多的情況下，是個可行的辦法。丁寶書所輯《安定言行錄》記載：“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元和間，為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余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胡瑗在給學生講授教材時很有特點，他循循善誘，真誠懇切，抓住重點，深入淺出，很受廣大弟子的歡迎。

胡瑗在講授的過程中還經常穿插著討論教學法和激勵教學法。胡瑗始終把學生看成是學習的主人，并按學生的興趣愛好及才能分成小組，組員之間互相問難。他除從旁點撥外，還結合時政加以闡發，以激發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外，胡瑗對學生的學習甚為關心，常常用激勵法促使學生立定志向，努力思考，深入鉆研。例如，胡瑗時常在學生中，“則其過人遠甚人畏服者獎之激之，以勸其志”。這些做法，都極大的調動了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3.直觀教學法

直觀教學是教學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和方面，也是達到教學目的較有效的方法。胡瑗在湖州州學的教學實踐中，就把“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中所記載的禮儀器物描繪成圖，懸掛在講壇之上，供學生學習，幫助學生理解古代禮儀制度，使“人人得窺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4.娛樂游戲教學法

游戲教學是胡瑗組織教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太學任教時，每次考試完畢之后，胡瑗總要帶領學生到肯善堂（當時的禮堂）去奏樂歌詩，并親自指揮學生演唱，直到深夜。可以肯定的是，通過游戲音樂和歌唱，可以調節學生的生理和心理狀況，促進學習效率的提高。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樣做事符合教育科學規律的。這樣做不僅聯絡了師生之間的關系和感情，也有利于學生身心的健康和性情的陶冶。

胡瑗自己對古代禮樂就很有研究，曾幾次應召入京，更定雅樂，鑄造鐘磬。還撰寫了《景祐樂府奏議》等樂教專著。娛樂游戲教學法，可以說是他的禮樂理論與教學實踐結合的結晶。

5.游學考察教學法

游學考察是古人將書本知識和客觀實際相結合的一種良好的教學方式，雖然古老，但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教學方式。胡瑗很重視游學考察，他說：“學者只守一鄉，則滯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盡見認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見聞，則為有益于學者矣。”他曾親自帶領弟子數人游學關中，至潼關，因路峻隘，舍車而步。既上至關門，目睹了“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涌，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千里，形式雄張”的壯麗景觀，胡瑗便感嘆道：“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可以看出，游學考察不僅能鍛煉人的意志，還能使人增長見識。因此，胡瑗力主讓學生走出書齋，到名山大川、到大自然中去進行考察，以增長見聞，這一點是很積極、很有進步意義的。

6.言傳身教法

胡瑗在實際教學中，他對學生一直嚴格要求，他要求學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人格感化教育學生。如《宋史。胡瑗傳》上所記載：“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在生活上，他對學生則倍加關心、愛護，師生關系十分密切。所以，歐陽修曾稱贊他說：“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

三、“蘇湖教法”對當前中學語文教育的啟示

蘇湖教法在太學推廣實行的舉動，對于改進宋代太學的教學工作和學術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后世更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蘇湖教法的形成和推廣，是宋代太學教學改革卓有成效的范例，也是宋代教育思想和實踐經驗的總結與創造性發揮。它對我們當前的中學語文教育教學也有著比較實際的啟發意義，對現今語文教育新理念的構建也有著一定的理論價值。當前，中學語文教學正面臨著轟轟烈烈的課程改革，筆者認為，對照胡瑗的“蘇湖教法”，可以在以下幾方面有所啟示。

1.課程開發和教學評價方面

胡瑗開創的“分齋教學法”其實是因材施教教學理念的具體體現。胡瑗在對其弟子進行“分齋”時，其基礎就是要充分的了解每一個學生的特點和其所擅長的方面，然后，再根據每個學生的特長和志趣去發揮他們的積極性。這一點，和當代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加德納所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也相符合。但是，筆者認為，“分齋教學法”不僅僅應局限在將各個科目分門別類，對于同一科目，也要根據學生的不同的特點來進行課程安排和設置。在教學評價中，也不能按照統一的標準來對學生進行評價。

具體到語文教學中，教科書是語文教學最基本的教學資源，語文教師在使用教材過程中也應以教材為綱來進行適當的解讀和生發，還要根據學生的特點來開發生活中的語文教學資源，有針對性的進行教學，這也正是新課標所提倡的“大語文”教學理念、校本課程理念所要求的。

另外，當今語文教育的出現的瓶頸很大程度上源于教學評價的缺陷。著名語文教育專家于漪曾經指出：“標準化”試題將語文教學引入了“死胡同”。世界語文考試的趨勢也都在逐漸淡化知識性考察，更加注重了語文實踐能力的考核。雖然一時間還無法扭轉我國統一標準化考試的大環境，但語文教師在日常的教學評價中應該根據語文學科的特點和學生的特點，采用不同的標準來進行評價。

2.教學方法方面

胡瑗在教學中很注重采用“娛樂游戲教學法”和“游學考察法。”現如今，中學生的學習壓力都比較大。所以，作為具有人文性與工具性并重的語文學科來講，在給學生傳遞語文知識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使學生在學習中精神得到陶冶和放松。從心理學的角度講，游戲、運動、唱歌等娛樂活動，即可以調節學生的心理狀況，也十分有助于學生學習效率的提高。在游戲的過程中，還可以培養學生的合作意識，鍛煉其溝通交際能力，促進其語文素養的發展。另外，師生在娛樂游戲的過程中還可以增進彼此間的感情，使師生關系更加融洽。

對于游學考察教學法，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轍在《上樞密韓太尉書》曾指出：“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再者，古語有言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由此可見，游學考察可以增長學生的見聞、擴大其知識面。筆者認為，語文能力中的寫作能力并不是靠教師在課堂中教授形成，語文教師所教授的只是一小部分的寫作規則，更大一部分是要學生通過體驗不同的生活來寫自己內心最真實的生活感受。

3.語文教師方面

胡瑗在實際教學中，對學生一直嚴格要求，并訂有詳細的規章制度，他要求學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人格魅力感化教育學生。特別是對于語文教師來講，一個優秀的語文教師必須是一個“雜家”，應該爭取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間知空氣”，只有這樣才能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更好的扮演指導者與促進者的角色。另外，作為學生在學校學習過程中最主要的“潛在課程”之一，語文教師必須在各個方面都要努力做到最好，給學生以良好的示范作用。例如，衣著、動作、儀態、談吐、待人接物等方面。這也某種程度上也可以促進學生語文素養的形成和發展。

總之，在北宋初年的教育領域，胡瑗是一個具有開創性的教育家，他在教學過程中以“蘇湖教法”為核心的一系列嘗試，為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在教育教學實踐中所形成的豐富的教學經驗，不僅在歷史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且對于我們今天的教育工作也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值得我們研究和學習。

第二篇：中國古代文學教育對當下語文教學方法的啟示

中國古代文學教育對當下語文教學方法的啟示

【摘 要】中國古代的文學教育源遠流長，有著生生不息的優良傳統，對當下的語文教學方法在三個方面尤其具有啟示意義：教法上破除陳規，靈活善變；學法上強調誦讀揣摩，漸進領悟；在教師與學生的關系上，倡導多向交流，相互啟發。

【關鍵詞】古代文學教育；語文教法；學法

中圖分類號：G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4-0205-02

中國古代的文學教育源遠流長，頗具生生不息的優良傳統。從教育方法來看，中國古代的文學教育重在激發個人學習的主觀能動性，不但教法多種多樣，而且學法也多具自主性的鮮明特點，對今天各層次的語文教學具有極大的啟示意義。

我國的語文教育已經取得很大成就，大體而言，首先它為全體公民提供文化教育的機會，滿足了民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其次是語文教育在理念上的現代化，從語文的角度促進對現代公民的塑造和培養。但令人遺憾的是，當代語文教育亦有諸多誤區。比如，中小學語文教育圍繞各類考試指揮棒而動，呈現出應試教育主導的現實困局。根源于此，學生在語文素養和文化精神方面出現大幅度的下滑趨勢。學生大多不具備學習語文和文化的興趣和動機，只是迫于社會和家長的壓力而被動學習，更不用說學習語文可以滿足心靈之提升與理想之追求這種更高層次的需求。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應試教育強調知識和技術而輕視了情感道德和個性發展，極大程度上減低了教育的人文內涵，造成人文內涵的大幅缺失。同時，應試教育無視提升國民素質的精髓，僅僅采用“過篩子”和“掐尖”之法，人為生產出一大批只認字而不懂文的、唯科技至上的“失敗者”。其次是教育體制管得太死板。中國長期的計劃經濟制度和陳舊管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放任各級教育部門的因襲依賴，混日子、不出亂子的心態普遍存在，既無心更無力推進有效的改革。再次受功利化社會風氣的影響，教師素質日趨空洞化，普遍淪為“不讀書”狀態。由于中國社會處于急劇的轉型期，物質主義、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甚囂塵上，教師的精神、信仰、思想和行為難免受到影響，文化素質空洞化，滿足于追逐物質利益，而對自身素質缺乏反思。

以上還主要是教育的總體格局上的制約因素。具體到語文教學上，當下中國從小學到中學乃至大學，語文課程設定的教學目標往往十分誘人，但在教法上卻相當落后。老師們習以為常地采用“填鴨式”、“滿堂灌”的授課思路，介紹作家生平，聯系時代背景，歸納段落大意，概括中心思想，總結寫作特色成為固化的套路。常常是教師照本宣科地極力兜售，頗似一個人在真空中表演，而講臺之下的學生卻昏昏欲睡，像老僧入定。這種授課方式以老師的單向度傳輸為主，老師滔滔不絕地講，學生漫不經心地聽，極少互動和反饋。這種單調枯燥的教法和學法勢必助長學生的厭學之風，提不起對語文的發自內心的喜愛，更不能去奢求塑造學生的人文精神，提升其人文內涵，擴展其人格成長的空間。20世紀以來，由于一批唯西方價值觀是從的激烈的反傳統人士的鼓吹，由于“打翻一切”的革命思潮的影響，傳統文學教育的精華一概被斥為封閉、守舊、反動、復古，好像其中皆為糟粕，應全部打倒。中國古代文學教育中許多寶貴的材料、經驗和智慧，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反省和總結。大體而言，中國古代的教育傳統一直奉行以“五經”、“六藝”為基礎和核心的、包括眾多文化經典在內的一種文學教育。它突出了以書面雅言為中心的語文，表現出對具體語文材料（即經典）的深刻領會和靈活運用。從根本上講，現代語文教育是從中國古代文學教育中分離出來的，并且面對當代社會的新變化和新現實，有著新材料、新思想和新立場。顯而易見，與古代文學教育相比，現代語文教育基于分工，其命意、內容和精神都比古代文學教育狹窄了許多。我們應當向中國古代文學教育取經，以期改變目前語文教育的尷尬現狀。我們著力改革的目標就是按照新的教育理念改革教學方法，重新定位教師和學生的相互關系，深刻把握教法的靈活，學法的自主。筆者擬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是為語文教育的完美實施而逆向回溯，乞靈于歷史的成功經驗，重新激活古法的靈光。

首先，教法上應破除陳規，靈活善變。當下語文教育、教學活動往往把重心放在教師對課程或知識的全面系統講授上，通過制訂周密的教學計劃，密集地安排課程、實踐實習等活動，以求學生在一定時間內獲得相應的完整教育。古代文學教育更加注重采用各種措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從根源上引導學生自發的學習動機。孔子作為教育家就很善于采用啟發式教學，《論語》中記載圣人語錄說“不憤不悱，不啟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①即是有力的明證。如果教師把主要精力放在啟發、解惑、點撥、督促、評估等教學活動中，就能夠為整個教學過程灌注生氣，增添活力。正如當代學者所總結的，“孔子施教，因時因地因人制宜，故教無定所，教無定時，教無定規。或習禮于大樹之下，或弦歌于杏壇之上，或習射于園圃之中，或述志于侍坐之際，或正謬于病榻之側，或督促于庭院之內，或啟發于憤悱之時，或釋疑于問難之頃。”②中國古代優秀的教育者總是敢于破除陳規，立足創新，善于結合學生的實際狀況，運用靈活多樣的教法。成功的例子不勝枚舉，除了上述孔子的啟發誘導、因材施教法，還有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論世法也被后人繼承和發揚光大。南宋大儒朱熹曾主持白鹿洞書院，把自己的教學經驗總結為授書法、讀書法、講書法，即多讀、多背、溫故、講書四個方面。宋元以至明清時期，書院到處開花。老師多為名師鴻儒，他們多采用講授法，講授次數很少但水平高，往往還能根據學生的智力發展水平和學習程度，組織辯論、討論，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啟發思維。

其次，學法上強調誦讀揣摩，漸進領悟。誦讀是古人學習詩文經典的不二法門。《昭明文選》是由南朝梁代蕭統領銜首創的“文選型”教材，欲入文學之門，必先誦讀前賢名作，朝夕揣摩思慮，精讀諷誦，通過漸進式領悟，方能得其三昧。此法暗合語文教學客觀規律，既能傳播知識，又具文學價值，具有示范作用，為以后歷代的文章選家所效法，的確成為學習語文的理想模式。《朱子語類》記載朱熹論讀書之語亦給人啟示良多，“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爾。至于文義有疑，眾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于其間。”③但現代語文教學強調理解的重要性，注重融會貫通基礎上的記憶，批判死記硬背的學習方法，直斥其笨拙機械。于是語文課堂變成的老師的“肢解”表演，它把一篇篇文質兼美的文章活生生地分解成段落劃分、中心總結和字詞理解等部分，這樣的重復勞動于學生的文學素養和理解能力并無實質性的幫助。古代的文學教育十分重視文章的閱讀和背誦，古時孩童入學后即開始誦讀詩文經典，但不要求全然理解，而是利用其機械記憶程度高的特點，先記住書中內容，待其長大和閱歷增加之后再慢慢消化，在誦讀的同時，要求學生記錄自己的心靈感受，尤重體驗和感悟。通過這種熟讀精思之法，積累語言材料，形成語感，既培養讀書習慣，也鍛煉了學生的記憶力和專注力。學生因此可以蒙受先賢的思想熏陶和智慧啟迪，感受文學之美，尋覓人生樂趣，領悟文化底蘊，從而實現文學教育的價值，養成優良的人格。當然，重視誦讀并非一味呆讀、傻讀，重拾傳統也非一味師古、擬古，而是傳承、創新并舉，使之相克相生。對于語文教學，我們既不能一邊倒地追隨西方教育理論中的民主、對話、合作的觀念而忽略誦讀，也不能重返20世紀中后期語文教學一味分析講解的舊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