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成績單來了!最高法通報“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進展情況

成績單來了！最高法通報“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進展情況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切實解決執行難，依法保障勝訴當事人及時實現權益”。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全社會作出莊嚴承諾，“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兩年多來，全國法院同心戮力、艱苦奮斗，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今年上半年，第三方評估機構選擇部分法院做了樣板評估。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進展情況和第三方評估樣板法院工作情況。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孟祥、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副局長周翔出席發布會并介紹相關情況，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林文學主持發布會。

一、“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進展情況通報

為貫徹落實黨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兩年多來，人民法院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認真總結執行司法實踐的有益經驗，充分依靠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全國法院2016年、2017年受理執行案件1189.96萬件，執結1156.27萬件，執行到位金額2.83萬億元。今年1月到6月，受理執行案件409.4萬件，執結280.36萬件，執行到位金額0.52萬億元，同比增長44.06%。從最高人民法院執行指揮管理平臺提取的核心指標數據來看，2016年至今，全國法院三個核心指標的統計數據穩步提升，與“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的目標越來越接近。

（一）加強完善頂層設計，時間表路線圖更加明確。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及時研究制定了《關于落實“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的工作綱要》，明確基本解決執行難的總體目標是“四個基本”，（被執行人規避執行、抗拒執行和外界干預執行現象基本得到遏制；人民法院消極執行、選擇性執行、亂執行的情形基本消除；無財產可供執行案件終結本次執行的程序標準和實質標準把握不嚴、恢復執行等相關配套機制應用不暢的問題基本解決；有財產可供執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內基本執行完畢）。同時，《綱要》從8個方面，明確了29項措施，為基本解決執行難提供了具體的原則、方式、方法和路徑。

為更加有效檢驗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又進一步明確了基本解決執行難的核心指標，即“三個90%、一個80%”，具體是指：（1）有財產可供執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內實際執結率不低于90%；（2）無財產可供執行案件終結本次執行程序合格率不低于90%；（3）執行信訪案件辦結率不低于90%；（4）近三年執行案件的整體執結率不低于80%。

為體現解決執行難效果評估工作的客觀性、中立性和權威性，最高人民法院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四個部門，聯合13家新聞媒體、15名專家學者組成評估團體，對兩到三年基本解決執行難進行跟蹤評估。2017年1月，第三方評估機構向全社會公開發布了第三方評估指標體系，目前已完成對上海、天津、深圳等地的預評估工作。正式評估分三批分別在2018年8月、10月、12月進行。

為切實推進全國法院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今年6月份開始，最高法院對全國法院正在開展為期4個多月的基本解決執行難專項巡查工作，組成了6個組赴各地法院實地巡查，著力解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二）構建綜合治理執行難工作格局，形成解決執行難的社會合力。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執行工作，2016年6月，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關于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為多個部門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聯合信用懲戒，綜合治理執行難提供重要的政策依據。地方各級黨委加強對執行工作的領導，出臺各種解決執行難的文件，構建多部門參加的解決執行難的聯動機制。目前，已有3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府、政法委出臺了支持人民法院解決執行難、加強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信用懲戒的文件，有11個省、直轄市人大常委會專門出臺了支持人民法院解決執行難的決定。目前，黨委領導、政法委協調、人大監督、政府支持、法院主辦、部門配合、社會參與的綜合治理執行難工作格局已初步形成，全社會關注執行、理解執行、支持執行的社會氛圍已經形成，為“基本解決執行難”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推進網絡查控系統建設，著力解決查人找物難題。針對傳統執行模式下的查人找物難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建立網絡執行查控系統，通過信息化、網絡化、自動化手段查控被執行人及其財產。近兩年，網絡查控系統進一步完善，通過與公安部、交通部、民政部、人民銀行及商業銀行等單位聯網，實現多種財產形式的“一網打盡”。查控范圍從當初的20家銀行發展為3800多家銀行，聯網部門由商業銀行擴展到公安部、交通部、民政部、銀監會、保監會、人民銀行等16家單位；從僅能查詢銀行存款一類信息發展到可以查詢被執行人全國范圍內的存款、金融理財產品、船舶、車輛、證券、網絡資金等16類25項信息。在完成重點城市的不動產“點對總”網絡查控建設的基礎上，與自然資源部推進不動產的“總對總”網絡查控，已于近期上線試運行。并且多數高級法院在轄區內建設了三級聯網的“點對點”網絡查控系統，形成了對“總對總”查控系統的有力補充。

截至目前，全國法院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總對總”系統、網絡查控系統，為5172.45萬余件案件提供查詢凍結服務，共凍結資金2699.75億元，查詢到車輛4031.86萬輛、證券853.62億股、漁船和船舶84.06萬艘、互聯網銀行存款80.59億元，有力維護了當事人合法權益。

（四）推進聯合懲戒體系建設，著力解決規避執行難題。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聯合懲戒。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聯合中央文明辦等八部門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信用懲戒，特別是實現對失信被執行人乘坐飛機、高鐵的自動比對、自動攔截，產生立竿見影的懲戒效果和極大的社會影響力；2016年由國家發改委牽頭，44個部門共同簽署對失信被執行人聯合信用懲戒備忘錄，初步構建起聯合信用懲戒的工作大格局；2016年以來，為落實中辦、國辦《關于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與國家發改委等共60家單位簽署文件，采取懲戒措施11類37大項150項，對失信被執行人擔任公職、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出行、購房、旅游、投資、招投標等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限制，讓其“一處失信、處處受限”。

從2013年10月至今年6月30日，全國法院累計發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1123萬例。隨著聯合懲戒作用日益凸顯，被執行人自動履行率提高，失信名單呈下降趨勢，目前處于發布中的失信被執行人共789萬例，涉及失信被執行人440萬個。共限制1222萬人次購買機票，限制458萬人次購買動車、高鐵票。限制失信被執行人擔任企業法定代表人及高管28萬人。僅中國工商銀行一家就拒絕失信被執行人申請貸款、辦理信用卡160萬余次，涉及資金達到107億元。全國280萬失信被執行人迫于信用懲戒壓力自動履行了義務。

最近，針對拒執罪公訴、自訴銜接不暢等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又專門作出答復，及時解決實踐中存在的問題。2016年以來，全國法院共判處拒執罪7590人。全國累計拘留失信被執行人27.9萬余人次，限制出境2.8萬余人次，形成打擊逃避、規避執行行為的強大聲勢。

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舉行新聞發布會，最高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孟祥通報了“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進展情況和第三方評估樣板法院工作情況。

（五）全面推行網絡司法拍賣，著力解決財產變現難題。為克服傳統拍賣方式存在的諸多弊端，從2012年開始，浙江、江蘇等地法院率先推行網絡司法拍賣，迅速得到各地積極響應。最高人民法院及時總結經驗，出臺網絡拍賣司法解釋，建立網拍名單庫，從2017年1月1日開始，在全國法院全面推行網絡司法拍賣，有效加快財產處置效率，祛除權力尋租空間，斬斷利益鏈條，實現了拍賣環節違紀違法“零投訴”。截至目前，全國法院全面實行網拍的法院達到3197個，法院覆蓋率為90%。以網拍形式拍賣占整個司法拍賣的80%以上，基本實現以網拍為原則，以非網拍為例外的要求。從2017年3月網拍系統上線至今年6月30日，全國法院網絡拍賣量55.13萬余次，成交量16.84萬余件，成交額3779.48億元，標的物成交率74%，溢價率67%，為當事人節約傭金116億元。

（六）推進精準執行，著力解決執行管理難題。借助信息化手段，建立符合執行工作特點的四級法院的執行管理新模式。2016年11月，建成四級法院統一的執行辦案平臺，實現全國執行干警在一個平臺上辦案，加強關鍵節點管控，規范了全國法院執行辦案標準和流程。與此同時，建立“統一管理、統一協調、統一指揮”四級法院的執行指揮管理平臺，并不斷發展完善，通過執行督辦程序完成事項委托、執行協作、遠程會商、網拍監管、輿情監控、款物管理、申訴信訪、執行質效管理等近20項具體功能。通過“智慧執行”，將執行進度、執行程序、執行結果全部納入信息化管理，針對不同類型執行案件分類施策、精準發力。加強對無財產可供執行案件的管理，嚴格此類案件認定標準，建立單獨數據庫定期統查，一經發現可供執行財產立即恢復執行。

（七）推進執行工作規范化建設，將執行權關進“制度鐵籠”。近三年來，密集出臺了財產保全、網絡拍賣、執行和解、執行擔保、仲裁執行、終本案件、立審執協調配合等30多個涉執行的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切實加強制度供給，填補規則空白，規范執行裁量權和實施權。去年，最高人民法院梳理形成了覆蓋各項重要節點的執行辦案指引1000條和200條，使執行權運行的每個環節都有規可依、有章可循。發布《人民法院規范執行行為“十個嚴禁”》，開展為期一年的規范執行行為專項整治活動，“刀刃向內”整治消極執行、選擇性執行、亂執行等問題。進一步加大執行公開力度，建設上線全國法院決勝“基本解決執行難”信息網，集中展現各項執行工作，對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改版升級，進一步擴大公開范圍、暢通當事人與法官的溝通渠道，開展“全媒體直播月”活動，深入展現各級法院攻堅決戰動態情況，以公開促公正，以公開促規范。2017年，全國有398名違紀違法執行人員被立案調查，堅決清除執行隊伍中的害群之馬。

（八）開展各種專項執行行動，形成威懾。兩年來，在中央政法委的領導下，最高人民法院開展了涉黨政機關執行清積專項行動，建立定期通報等長效機制，將涉黨政機關案件清理情況納入綜治考核范圍，2016年和2017年共執行到位金額超過126億元，今年將努力實現涉黨政機關執行案件全部實際執結；每年元旦、春節前后開展涉民生案件專項執行行動，2014年以來執行涉民生案款155億元；開展執行案款大清理專項行動，對長期以來沉淀的執行案款進行全面清理，共發還案款960億元。各地法院紛紛開展攻堅執行難專項活動，比如，“百日會戰”“假日執行”“江淮風暴”“合圍攻堅”等，并進行全媒體網上直播，對失信被執行人形成強大震懾，有力促進社會誠信體系建設。

二、基本解決執行難第三方評估樣板法院工作情況通報

2018年上半年，為基本解決執行難第三方評估工作做好充分準備和前期摸底，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基本解決執行難第三方評估機構對下列部分法院進行了預評估，根據初步評估結果確定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民法院為解決執行難樣板法院。

在此次預評估過程中，第三方評估機構按照修訂后的指標體系，從規范執行、陽光執行、監督管理、執行保障、執行質效等方面，對樣板法院進行了全面評估，既注重評估樣板法院的長效機制建設情況，為執行工作的健康長遠發展提供制度支撐，也注重評估執行工作中突出問題的解決情況，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這些樣板法院均高度重視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在網上辦案、網絡查控、失信懲戒、網絡拍賣、指揮中心建設、綜合治理大格局等方面取得明顯成效，特別是深圳兩級法院和北京市門頭溝區法院，截止到上半年，有財產可供執行案件法定期限內實際執結率、終本合格率和信訪辦結率均接近90%。

此外，這些樣板法院在執行規范化、信息化、聯合信用懲戒、開展專項活動等方面還存在突出亮點，值得借鑒和推廣。當然，樣板法院雖然在核心指標方面接近達標，但其他方面還存在許多問題和不足。比如，對無財產可供執行案件，在終結本次執行程序的規范要求方面還存在差距；一些歷史性難啃的骨頭案尚未得到完全徹底解決；一些信訪案件還未得到有效化解或辦結；一些不規范執行、消極執行現象還未徹底消除。此外，在落實“三統一”執行工作管理要求、信息化應用、執行保障等方面需繼續完善，不斷提升人民群眾對執行工作認同感和滿意度。

第二篇：無訟閱讀｜權威發布：最高法通報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等綜合改革試點工作等有關情況并回答記者提問

無訟閱讀｜權威發布：最高法通報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等綜合改革試點工作等有關情況并回答記者提問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7月3日上午十點，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媒體通報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等綜合改革試點工作的有關情況。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對四項基礎性改革的整體情況進行了通報。

一、關于完善司法責任制改革

（一）法官員額制改革全面完成。截至今年6月，全國法院共遴選產生12萬余名員額法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367名員額法官），實現了把最優秀的人才吸引到辦案一線。各高級法院在堅持“以案定額”的基礎上，綜合考慮不同審級、不同地區法院案件類型和數量、人員配置以及轄區內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人口數量、轄區面積等因素，實行法官員額省內統一調配。

（二）新型辦案機制逐步形成。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根據《意見》要求，各地法院普遍建立新型審判權運行機制，取消案件審批，確立法官、合議庭辦案主體地位。改革后地方法院直接由獨任法官、合議庭裁判的案件占案件總數的98%以上，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數量普遍較改革前大幅下降。同時，各地法院根據自身工作實際，靈活組建審判團隊，探索新型審判組織模式，促進扁平化管理和專業化審判相結合。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落實司法責任制完善審判監督管理機制的意見（試行）》，指導各級法院通過制定權力職責清單、建立專業法官會議制度、完善信息化審判管理、加強司法標準化建設等方式加強審判監督和審判管理，確保放權不放任、監督不缺位。

（三）院庭長辦案制度初步落實。為充分發揮各級法院院庭長對審判工作的示范、引領和指導作用，根據中央政法委《關于嚴格執行法官、檢察官遴選標準和程序的通知》要求，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加強各級人民法院院庭長辦理案件工作的意見（試行）》，就院庭長的辦案數量、建立保障院庭長辦案的工作機制以及建立院庭長辦案情況通報制度等進行了明確。《意見》下發后，各地法院普遍制定了落實院庭長辦案制度的具體方案，實現院庭長辦案常態化。例如北京法院院庭長去年辦案13.8萬件，同比上升52%。廣東法院入額院庭長2016年共辦結各類案件48.92萬件。(四)內設機構改革積極試點。為適應司法責任制改革要求，建立以審判工作為中心的機構設置模式和人員配置方式，201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會同中央編辦聯合印發《省以下人民法院內設機構改革試點方案》，就科學設置審判業務機構，有效整合非審判業務機構，嚴格控制機構規模提出明確要求。目前，全國219家試點法院正按照試點方案要求積極開展試點。

二、關于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

（一）法官單獨職務序列改革基本完成。根據中央確定的法官職務序列改革“兩步走”方案，第一步法官職務套改工作已于去年完成。目前，在完成法官職務套改工作基礎上，各地法院正積極推動實施法官單獨職務序列管理。截至今年6月，全國23個省份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已完成首批入額法官單獨職務序列等級確定工作，9.5萬余名法官按照單獨職務序列等級進行管理。

（二）法官逐級遴選制度正式建立。2016年5月，中組部會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印發了《關于建立法官檢察官逐級遴選制度的意見》，明確規定地市級以上人民法院法官、人民檢察院檢察官，一般通過逐級遴選方式產生，并針對不同層級法院的法官設置不同的任職條件，更加強調法官的審判經驗和社會閱歷，推動形成法官職業發展的良性循環機制。該意見下發后，部分高級法院已經制定具體實施辦法。

（三）法官助理、書記員職務序列改革穩步推進。為進一步建立科學的審判輔助人員管理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配合中組部等部門于2016年6月印發了《法官助理、檢察官助理和書記員職務序列改革試點方案》，編制內法官助理、書記員原則上按照綜合管理類公務員管理，根據工作性質和管理需要設置職務名稱，單獨核定職數，適當提高工資待遇，并向中級、基層法院予以政策傾斜，為進一步拓寬法官助理、書記員職業發展空間創造了條件。目前，各地法院正抓緊進行法官助理、書記員職務套改工作。

（四）聘用制書記員管理制度進一步完善。為推動聘用制書記員管理實現專業化、規范化，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財政部、人社部印發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聘用制書記員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試行）》。《改革方案》對聘用制書記員的資格條件、使用方式、等級管理、招錄模式、配備數量以及薪酬標準均提出了明確要求。目前，各地高院正根據改革方案，會同人社、財政等部門，研究制定本省聘用制書記員的具體管理辦法。

三、關于完善職業保障

（一）工資制度改革逐步落實。2015年12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出臺《法官、檢察官工資制度改革試點方案》，明確法官、檢察官、司法輔助人員、司法行政人員工資水平分別高于當地其他公務員的相關政策。為推動試點方案的落實，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配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研究制定《法官、檢察官和司法輔助人員工資制度改革試點實施辦法》，明確了員額法官及司法輔助人員的工資標準、工資套改及正常晉升辦法。為指導全國法院做好績效考核獎金分配工作，201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下發了《法官、審判輔助人員績效考核及獎金分配指導意見（試行）》。此后，各高級法院積極配合同級人社、財政部門，盡快足額兌現法院各類人員的工資待遇。截至目前，全國共有2356個法院基本落實或通過預發形式落實工資改革，約占全國法院總數的67.3%

（二）法官履職保障進一步加強。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據中辦、國辦印發的《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的規定》，制定發布了《人民法院落實〈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規定〉實施辦法》。各級法院深入落實兩個文件要求，不斷加強組織建設、機制建設、設施建設，推動履職保障制度落實見效。2016年上半年，江蘇、上海等地相繼成立了法官權益保障委員會。2017年2月，中國法官協會法官權益保障委員會正式成立。目前，全國各地法院廣泛設立法官權益保障委員會，充分履行維護法官基本權利、維護法官及其近親屬人身財產安全、提供救助和補償等職能。

（三）法官懲戒制度初步建立。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建立法官檢察官懲戒制度的意見（試行）》，明確規定由省一級法官懲戒委員會負責對法官是否承擔司法責任提出建議，提高了懲戒決定的權威性。目前，全國已有14個省（區、市）設立了法官懲戒委員會，明確懲戒委員會人員組成和工作章程。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定《法官懲戒工作辦法》，進一步加強指導。

四、關于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

在領導干部管理方面，目前中級、基層法院院長均已實現由省級黨委（黨委組織部）管理，其他領導班子成員，有的地方由省委組織部管理，有的地方由省委組織部委托當地地市級黨委管理；法律職務任命方面，各地均按照“省級統一提名，地方分級任免”的模式操作。

在編制管理方面，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會同中央編辦、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了《關于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政法專項編制統一管理的試點意見》，明確提出省以下地方法院的機構編制管理工作，由省以下分級管理上收至省級統一管理。目前，全國18個省（區、市）已經完成省以下法院編制統一管理改革。

在財物管理方面，由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各地司法保障水平差別較大，我們堅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不強求步調一致，目前，吉林、安徽、湖北、廣東、海南、青海等省份實行省級統一管理，有的省份則暫時還是以地市為單位實行統一管理。

經過四年的改革探索，人民法院不斷推動制度創新，創造了一系列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改革共識日益凝聚，改革成效逐步顯現：

一是符合司法規律的體制機制初步形成，法官、合議庭辦案主體地位得到確立，院庭長辦案制度逐步落實，司法責任進一步明確。

二是法院各類人員管理更加科學合理，專業化、職業化、正規化水平正在提高，隊伍活力不斷迸發。

三是職業保障更加有力，廣大法院干警更加擁護支持改革，多辦案、辦好案的積極性、責任心明顯增強，職業認同感、尊榮感有所提升。

四是司法人力資源回歸辦案本位，優秀專業人才向辦案一線流動趨勢明顯，85%的司法人力資源配置到辦案一線。五是辦案質效穩步提升，各地法院人均結案數量普遍提升20%以上，案件平均審理周期縮短，人均結案數、當庭宣判率上升，上訴率、發回改判率下降。近幾年來，隨著立案登記制實施，全國法院立案數年均增長20%左右，在人員總編制未增加的情況下，結案率不降反升。

六是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進一步提高，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工作報告獲得的贊成票達到新高，一些試點法院涉法涉訴信訪案件下降30%左右。實踐充分證明，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作出推進司法責任制等綜合改革，方向正確，成效明顯。

下一步，人民法院將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嚴格按照中央確定的改革時間表路線圖，完善配套措施，狠抓督察落實，確保十九大前司法責任制等綜合改革任務基本完成，為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實現“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提供有力的保證。以下為各位記者結合今天發布的內容提問。[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

我了解到在改革之前全國法官人數是21萬多人，這次入額是12萬，沒有入額的法官如何安置？對于他們以后的職業生涯有什么樣的激勵機制？ [徐家新]：

按照中央要求，法官員額比例法官員額制應該控制在中央政法專項編制39%以內。經過遴選，有一批法官被選拔出來，自然會有一批法官不能入額，因為有比例控制的要求。這里，我想說明的是，未入額法官中有許多同志很優秀，他們由于各種原因沒能入額，比如說一些年紀比較大的法官主動讓賢，把機會留給了年輕法官。還有一些在綜合部門工作的法官，主動放棄了入額機會。還有一些年輕法官，由于年資條件還不夠，暫時還沒有入額，等等。對這些同志要予以充分肯定。根據中央的要求，未入額法官不得獨立辦案。目前，實踐中大體有四種渠道進行安置分流：

一是轉任為法官助理，繼續在審判業務部門協助員額法官辦案。

二是轉任司法行政人員，到綜合部門工作。

三是一些年紀較大的法官從事案件評查、訴前調解等工作。四是交流到其他黨政部門。當然，這次沒有入額的法官在下次員額空缺遴選法官時，如果符合入額條件，他們還可以參加遴選入額。所有未入額法官，他們原來享有的法官資格以及津補貼保持不變。

需要強調的是各級法官對未入額法官要加快安置步伐，更不得以辦案任務重為由讓他們獨立辦案，這一點態度是明確的，也是不動搖的。[中國日報記者]：

剛才，徐主任提到關于法官開展遴選的工作。法院開展員額制法官選任的時候很多人擔心遴選只是一種走形式，過過場，不會發揮實質性的把關作用。請問，法官遴選委員會是如何發揮作用避免它形成一個橡皮圖章？ [徐家新]：

設立法官遴選委員會是這次員額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對確保法官專業素養和能力水平具有重要意義。在員額法官選任工作中，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官都十分注重發揮遴選委員會的實質把關作用。我本人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的委員，我以我的親身經歷告訴大家，遴選委員會不是走形式、也不是橡皮圖章。主要有這么幾個方面： 一是遴選委員會強調專業把關。審批入額人選時要審查入額人選工作履歷、工作績效、調研成果、表彰獎勵情況以及承辦案件的裁判文書、審理報告，全面了解人選的綜合情況，在此基礎上從專業角度對人選的專業能力和水平做出評價。二是遴選委員會強調實質審議。遴選委員會享有充分的審議權，審議過程中，委員們對候選人的入額資格、辦案績效、測評考核等情況如果存在疑問的，隨時可以要求遴選委員會辦公室工作人員作出說明，表決時不劃定差額比例或指標，更不指定淘汰人選。由委員們根據審議情況自主決定差額人選，并當場宣布表決結果。

三是強調入額法官只減不增。按照黨管干部的原則，法院的用人決定權在黨組，這里，要處理好黨組的決定與遴選委員會專業把關二者間的關系。

所以我們講只減不增就是經過遴選委員會審議通過的人選，在黨組審議時，黨組只能做減法不能做加法，就是要充分尊重遴選委員會的審議結果，保證遴選委員會的權威性。在最高法院這次法官員額制改革中，我們提交給遴選委員會審議的人員一共387人，遴選委員會的委員花了整整一天時間分五輪次進行了審議，討論了17人，差額率4.4%。最后，在提交最高法院黨組審議時又淘汰3人，最終入額法官367人。[中央電視臺記者]：員額制改革是一場關系到廣大法院干警切身利益的改革，也是一場動自己“奶酪”的改革，請問，整個改革過程中如何確保法院隊伍穩定。[孔玲]：

法官員額制改革有39%的比例限制，人民法院內部只有少數審判人才能選任為員額法官，比如最高法院現有法官642人，只選了367人，真的是關系大家的切身利益，真的是動自己的“奶酪”。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按照好中選優、優中選強的原則，從嚴從實做好選任，真正地通過選任通過非常嚴格的程序，真正地把能力強、水平高、實績突出的同志選拔出來，這是做好隊伍穩定的關鍵環節。

總結全國法院員額制改革有三點值得借鑒。

第一，入額標準公平、公正，所有同志參加遴選，大家都按照同一個標準、同一個程序來參加選任，在同一平臺公平競爭，不再按照資歷的深淺，不再按照任職年限長短來平衡、來照顧。以最高法院為例，我們總共417名同志報名參加遴選，最后經過嚴格的程序選了367名同志，差額率達到12%。367名入額法官中，有98名是比較年輕的法官，助理審判員，這次直接成為首批的最高法院的員額法官，這98名同志雖然資歷沒有那么老，但是經過這幾年的鍛煉，他們法學理論水平比較高、工作實績非常突出，并且也具有帶領大要案這方面的能力，所以給了這些年輕同志脫穎而出的機會。第二，入額程序公開透明。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法院的工作可以說是以公開促公正。這次遴選工作中，選任標準條件過程、結果都是公開的。以最高法院為例，我們選任方案是公開，日程安排是公開的，遴選政策也是公開的，并且所有這417名參加選任同志的業績也是公開的，接受全院同志的檢閱。同時整個工作過程，民主測評過程，考試考核過程、遴選委員會審議過程，我們以四期簡報的形式向全院公開。我們內網公開，目前的點擊量是10930人次。通過整個過程的公開，能夠主動接受全院干警的監督，才能保證我們的結果得到大家的公認。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貫穿全過程，我們做到兩點，第一點，啟動的時候我們反反復復把政策給大家講透徹，給大家做非常好的政策交底。大家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匯聚了改革的正能量。第二點，工作過程中我們對一些重要節點、關鍵環節，我們非常關注淘汰人選的思想情況，加強正面引導，化解這些人的不良情緒。

通過以上三點，我們全國四級法院總體來講是員額制改革已經全部完成，全國四級法院員額制改革平穩有序進行，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新民晚報記者]：

想請問徐主任，剛才您介紹目前全國法院員額法官共9萬余人，從數量看法官人數比改革前減少了9萬多人，我們知道近年來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數量都在大幅增長，請問，人民法院如何處理好法官人數減少和案件數量增長之間的矛盾？ [徐家新]：

對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厘清法官總體數量與一線辦案法官數量之間的區別。在員額制改革之前，正如我們知道的，全國法院法官的總體數量比較大，大約21萬人。這21萬的法官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在綜合部門從事管理以及審判輔助工作。院庭長主要是履行案件的審批職責，所以真正在一線辦案的法官數量遠遠低于法官的總體數量，這是改革前的情況。

員額制改革過程中，我們要求把優秀的審判人才向審判一線集聚，把員額配制在一線審判部門，并且要求入額必須辦案，所以院庭長都有明確的辦案數量要求。這樣從人員的絕對數量上來看，法官的人數是少了，但是大多數法院的一線辦案的法官人數是增加了。審判力量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強了。另一方面，這兩年，我們有項很重要的改革，就是立案登記制改革。這項改革推出之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數量逐年攀升。最高人民法院對這種狀況堅持以改革的辦法來解決改革中的問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確立法官合議庭的辦案主體地位，建立新型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文書的簽署機制，取消了一般案件的審批程序，不搞層層審批。同時加強了以法官為核心的審判團隊建設，明晰了團隊組成人員的職責清單，這樣將法官從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讓他專注于案件裁判。比如說上海浦東新區法院組建了70個審判團隊，每個團隊有一名負責人，以及若干名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組成，實行團隊自主管理。今年第一季度，這個法院受理案件3400多件，審結3300多件。同比上升了5.6%以上。

二是積極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充分發揮小額訴訟程序、素材程序、簡易程序的制度功能，實現簡案快審、精案繁審。三是行政機關、人民調解組織等各類治理主體的作用，加強訴訟與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有效銜接，促進糾紛訴前分流。四是深入推進法院信息化，加快智慧法院建設，向信息化要生產力。通過智能辦案輔助系統、裁判文書、智能校對系統、法官知識庫支持系統等司法員工智能系統實現數據分析，多源檢索、類案關聯、同案類推等功能，為法官辦案提供智能化支持，提升了辦案效率。

通過以上措施，各級人民法院的案件審結率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經濟日報記者]：

關于法官單獨職務序列改革的，剛才通報說已經基本完成。法官屬于公務員序列，為什么要實行與行政級別脫鉤，有別于一般公務員的管理制度？ [徐家新]：

法官是公務員，按照我們國家《公務員法》的規定，對于具有職位特殊性，需要單獨管理的，可以增設其他職位類別。法官單獨職務序列就是根據法官職業特點設置的一種特殊管理類別。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提出了《關于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司法人員管理制度》這一重大改革任務。2015年10月，中央組織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印發了《法官檢察院單獨職務序列改革試點方案》，這個文件從法官職業特點和司法規律出發明確將法官等級與行政級別脫鉤。法官按照法官等級進行管理，實行按期晉升、擇優晉升、特別選升等晉升制度，并且在高等級職數配比、向基層法院傾斜等方面都有比較大的突破，初步建立起了與其他公務員相區別的法官職務序列單獨管理制度。之所以實行法官單獨職務序列，主要是由法官的職業特點決定的，因為我們知道，法官行使的審判權與其他機關公務員行使的行政權有著本質區別。行政權行使講究上命下從，需要層層報批，最后由行政首長決定。審判權是對案件事實和法律適用的一種判斷權和裁判權，要求法官依法行使職權，對案件自主作出判斷，并對自己的判斷負責。這就要求不能依據行政職務高低來分配裁判權。所以在合議庭內部，法官權利是平等的。雖然有等級職務高低之分，但是權利是平等。如果簡單的按照行政職務的高低或者法官等級的高低，來要求下級服從上級，那么合議制就沒有意義。為了確保法官依法獨立行使裁判權就必須打破長期以來形成的層層審批的辦案模式或者審判權運行模式，這就是建立與其他公務員相區別的法官單獨職務序列的主要理由。

當然建立單獨職務序列還有其他一些理由。比如因為法院相較于一般的黨政機關法院人員數量比較大，領導職數有限，這樣就造成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的法官長期職級待遇偏低，職業尊榮感也不強，一定程度上也影響隊伍穩定，這也是建立單獨職務序列的一個客觀需要。[新京報記者]：

我們觀察到一個現象，這幾年法院人員流失人數不斷增加，尤其是法官流失情況比較突出。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陳海光]：

大家都知道，人員流動水平高低是一個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標志。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員流動的現象在各個行業都日益突出。社會各界對這種現象也能夠客觀對待、中肯評價。主要原因是每個人都對自己的價值實現有一個客觀的選擇權，我們尊重這個權利。在法院系統內部出現了個別法官辭職也是正常的人員流動現象，對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立足法院的實際，客觀看待、認真應對。第二，目前情況下，法院隊伍整體是穩定的。近期，我們對法院2014年全國地方法院人員流動情況我們進行了調查摸底，結果顯示，目前法院新進人員和減少人員數基本持平，2015年全國法院新增人員1.9萬人，減少1.77萬人。減少原因也是很復雜的，由高到低排序，包含退休、組織調動、辭職、死亡等等各種原因。單就辭職這一原因里面，各類人員的辭職總數占人員減少總數比例不高，僅占10%左右。具體到法官來講，全國法官的辭職數這幾年也是低位運行。現在全國法官辭職人數占全國地方法院總人數的比例，近幾年一直保持在0.35%以下。上述數據可以看到我們法院隊伍的總體情況是比較穩定。

第三，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理念深入人心，司法責任制、法官員額制、法官單獨職務序列、法官工資制度，重大改革舉措成效初步現象，導致法官職業保障進一步完善，法官職業尊榮感日益加強，法官職業吸引力不斷提升。我們有理由相信，法官隊伍會繼續保持持續穩定，也會有更多優秀法律人才投身審判事業，選擇到人民法院工作。編排/謝昊責編/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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