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長儒《談諸葛亮》

一、有關諸葛亮評價問題

唐教授在這點上肯定了陳壽《三國志》中對諸葛亮“蓋應便將略，非其所長歟？”“長于治戎，短于應變”的評價。（1）對于諸葛亮擅于治軍而短于出奇，唐教授也認為并非是對諸葛亮軍事才能的貶低，而是指“從事政治跟軍事二者之間，他尤其是政治更擅長。在軍事上來說，他在治軍這方面見長，而不是出奇制勝。”（2）唐長儒教授的這句話更進一步解釋了陳壽在《三國志》中對諸葛亮的評價，因為諸葛亮用兵的特點就在于“安靜”和“堅重”，這是裴注中《袁子》的話，指出了諸葛亮不崇尚出奇制勝，用兵以謹慎為主。這一點可以從其初次北伐三郡響應時，仍心懷疑慮而試探性進兵時可以看出。“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3）諸葛亮謹慎用兵的思想，保證北伐即使失利，也不會出現關羽在江陵和劉備在彝陵那樣的覆滅性失敗。但是缺點與優點是并存的。謹慎導致其用兵不夠大膽，出奇制勝更少。雖無大敗，也無大勝。以致連年動眾，未能有克。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陳壽的評價并非完全沒有道理。而袁子與唐長儒教授的評價也是很客觀的。

既然諸葛亮“短于應變”，那陳壽評價其“長于治戎”又是如何體現的呢？這點唐教授在文中也有談到：“他在傳末還說諸葛亮死后司馬懿‘察行其營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司馬懿贊賞的，當然是他的軍事才能，說他是‘天下奇才’……在文章下邊又說：‘所與對敵，或值人杰’。當時碰到的是司馬懿，就意思是說只有司馬懿才能抵抗他。”（4）這實際上就已經肯定了諸葛亮的“治戎”才能了。那么諸葛亮為什么有著“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的軍事思想呢？對于這個問題唐長儒教授并未在文中有論述。筆者且以己見論之。東漢以來，以家尚經學為傳統的儒生對社會時間及戰爭時間重視不夠。但由于漢末以來群雄混戰的歷史格局促進了這些稽古的儒生逐漸向談古事、說縱橫的士人轉變，而諸葛亮正是在這一風氣變化中涌現出來的佼佼者。他自二十七歲出山跟隨劉備進行戰爭實踐，這對其軍事思想的形成有著極大促進作用，以弱勝強成了諸葛亮軍事思想的主題。（5）而其出生于孔子家鄉和儒學發達的魯地，鄰近管仲所在的齊地。因此，其軍事思想較多的受到儒家和法家的影響。他吸取儒家中心“德”的有用思想，揚棄其君權神授、親親等級和讖緯妖妄。（6）儒學對其軍事思想的影響有兩個突出表現：一是在戰爭觀上，堅持“王者之兵”和“人謀取勝”；二是在用兵時使用正兵較多，使用奇兵較少，不大善于運用權謀詐術。因此，所以其“短于應變”也就不難理解了。法家思想體系中，雖然包括了“術”的思想，但諸葛亮主要吸取了法家關于明法、富國強兵、敢于從下層選拔人才等思想，而不大用其權、術、勢的思想。（7）而且，他的兵學思想還受到其他學派思想的廣泛影響。他當政后寫申、韓、管子、六韜推薦給太子劉禪作必讀教材。有劉備在臨終前敕后主遺詔可知：“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8）這說明他取法較雜。歷來學者也認為諸葛亮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雜采諸家，兼收并蓄。朱熹稱“孔明學術亦甚雜。”（9）葉適以為他“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挾術數，為申、商，韓非而不自知。”（10）諸葛亮家鄉鄰于齊地，是太公呂尚、司馬穰苴、孫武、孫臏的封地或家鄉，是兵學發達之地。這一有利條件便利諸葛亮吸取兵家思想。因此，在《諸葛亮集》、《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著作中多有其軍事思想的記載。而因其影響較大，“宋以來兵家之書，多托于亮”（11）造成了諸葛亮軍事著作的真偽問題，這里不做論述。由此可見，諸葛亮的軍事才能是有的，而且是很高的。只不過因為他的性格及其所學之經典的原因，才使得他在軍事方面“治戎”要強于“出奇”。

諸葛亮用兵謹慎，這點在魏延向其獻計兵出子午谷上顯得尤為突出。史載：“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12）對于兵出子午谷，魏延是這樣想的：“聞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13）而諸葛亮卻并沒有采納魏延的這一建議。并“以為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14）對于這一點，唐長儒教授在文中說到：“這一點，后人是有點議論的。魏延這個計劃還是對的，諸葛亮是坐失良機了。”（15）對于“魏延這個計劃還是對的”這句話，我不明白唐教授是指后人議論如此還是自己有這種想法。歷來評魏延子午谷之計的文章很多，觀點各異。但筆者認為諸葛亮不采納魏延子午谷之計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可以先分析魏延子午谷之計。其鑒于夏侯懋膽怯無謀，魏延自己愿領精兵5000、背糧人5000，從褒道出發，沿秦嶺南麓，出子午谷向北，不到10天，可到長安，而夏侯懋聽說蜀軍突然來到，必定乘船沿渭水逃走。而長安城中，唯有督軍御史和京兆太守共同防守。橫門邸閣（糧倉）和逃散人民丟棄的糧谷，足以滿足軍食。等到魏國東方援軍集積還需要20多天，丞相諸葛亮從斜谷進軍，一定可以到達長安會師。如此，則一舉咸陽以西可以平定。魏延這一計劃，對于與魏軍相持的蜀軍來說十分誘人。在隴右戰場不能取勝的前提下，實行必要的奇謀是可行的。但是魏延此計就一定可以做到以奇取勝嗎？首先它得具備以下幾個條件：1、魏延軍在10天內可到長安；2、夏侯懋棄城逃走，其糧食來不及堅壁清野；3、夏侯懋棄城后魏國援軍20多天才能完成集合；4、諸葛亮大軍從褒斜道定可如期會合。鑒于此四點，諸葛亮也是有考慮的。子午谷道路崎嶇，不易行便，對于要出奇兵的蜀軍來說，魏延軍很難在10天內到達長安。而事實上，兩年多以后，曹真攻蜀，“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16）“聞曹真發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17）出發后一個多月，谷道只走了一半。而對于夏侯懋棄城逃走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魏國軍法中對士兵及將領的逃亡都響應的制定了軍法。曹操《步戰令》規定：臨陣“卒逃之，斬之。一日家人弗捕執，及不言于吏，盡與同罪。”（18）所以夏侯懋作為主帥是不可能棄城逃走的。而諸葛亮率領大軍也不一定可以如期會合。因為在六年后，諸葛亮大軍走褒斜道，用了兩個月而不是一個月。按照魏延的估計，可以說每一個環節都極有可能出現意外，如果一著不慎便會滿盤皆輸。

顯然魏延之計是建立在僥幸的基礎上的，具有很大的風險。而這種風險是蜀國不能承受的，因為蜀國國力擺在那兒。所以諸葛亮他不愿意采用魏延這種“理想化”的計策。

二、有關《隆中對》問題

唐長儒教授在此段中論述了有關《隆中對》的問題。認為由于當時的形式是北不可與魏爭，東僅可為之援……并不是諸葛亮由于他的什么能耐做到的情形……（19）筆者以為，唐教授此語否定了諸葛亮之才及其《隆中對》的重要意義。荊州乃用武之地，益州是成霸業之土，又皆為劉氏同宗所領。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明確指出的先取荊州為家，再取益州建立基業的思想是具有很高的膽略和很強的戰略意識的。況《隆中對》不為他人所作而獨為諸葛亮所做，一個27歲的青年人能對天下大勢的發展變化作出如此預測，這還沒有能耐嗎？而從以后的歷史發展來看，劉備集團的發展始終是在《隆中對》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他所提出的階段性任務的概念，把劉備實力手段有限和統一全國目標過大之間的矛盾化解開了。在《隆中對》的指引下，劉備僅用了7年的時間就從寄人籬下，一躍而跨有荊、益，同曹、孫三分天下。故《中國軍事通史》稱“《隆中對》在未知條件較多，局勢還不太明朗的條件下，對形式的預測，對戰略方向和步驟的規劃，如此具體和明確，事后得到如此顯著的應驗，達到了前無古人的水平，成為中國戰略發展史上的里程碑。”（20）這段話中指出了“局勢還不太明朗”，這和唐教授文中所言“供給劉備可回旋的余地只有荊州和益州，此外沒有別的地方，當時的形勢是擺在那里的，就是這樣一個形式的……”是有不同的。劉備207年三顧茅廬，諸葛亮暢談出自己的《隆中對》。唐教授所謂天下只剩下荊州和益州是指在公元207年左右的時候，那時天下確實只有這兩處地方可供劉備回旋。但是筆者認為，諸葛亮《隆中對》絕不是在207年左右作出的，而應該更早。這樣天下就不只剩下荊、益兩處地了。為什么要說《隆中對》的思想體系是在207年前就有了的呢？因為《隆中對》是一個完整的戰略思想體系，他的形成絕不是一時的靈感所至，一定有一個醞釀的過程。諸葛亮17歲隱居隆中，一呆就是十年。這十年正是每一個人在思想人格、意識形態上成熟的時期。諸葛亮正是在這十年里通過不斷學習和對天下大事的了解，將自己的思想體系不斷完善。另外,當時荊州學者、名士蕓集、文化繁榮，這為隆中方略思想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圍。因此，筆者認為從公元197年到公元207年這十年時間就是《隆中對》慢慢形成的時期。而在這十年中，北方是逐漸走向統一的，而諸葛亮的《隆中對》就是伴隨著這樣的歷史發展而慢慢形成的。由于形成的過程是10年，而在最開始的時候，可以供給劉備回旋的就不僅僅是荊州和益州。但是諸葛亮在正確的認識了群雄混戰的形勢、特點和規律后，認為只有曹、孫兩家可以存在下來，而最后留給劉備的就是荊、益兩州，因此才會有《隆中對》的產生。諸葛亮形成的這一套隆中方略是其個人眼光、智慧的體現，而并非像唐教授所言：“并不是諸葛亮由于他的什么能耐做到的情形。”（21）

唐長儒教授在文中還指出：“把《隆中對》作為諸葛亮的文章，這其實是不對的。這是陳壽的文章，是劉備問諸葛亮，諸葛亮回答，怎么說是他寫的文章呢？”（22）對于這一點，筆者認為：要說《隆中對》是陳壽的文章是不對的，至少是不嚴謹的。歷來也沒有誰把《隆中對》作為諸葛亮的文章來看待。因為《隆中對》是諸葛亮的戰略思想，是其作為一個政治家、軍事家的代表作。但代表作就不一定是指有明確成文的文章，因為蜀國是沒有史官的，作記錄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所謂的《隆中對》就是諸葛亮自己的戰略思想而陳壽又把他的這一思想整理成文，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隆中對》。顯然在這里，所謂的《隆中對》是被當作戰略思想來看待的，而不是一篇文章。如果說《隆中對》是陳壽的文章，而在其后又不加說明其與諸葛亮的關系，那就否定了諸葛亮與《隆中對》的聯系了，這顯然是不正確的。因此，筆者認為如果說《隆中對》是諸葛亮政治、軍事思想，而陳壽把它記載成文或許更準確些。

三、有關孟獲問題

有關孟獲的問題，在《三國志》中未有過多記載，僅見裴注引《漢晉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如何?’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只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23）其余有南中及孟獲史料記載，可見于《華陽國志》、《資治通鑒》等。據《華陽國志》載：“益州夷復不從，使建寧孟獲說夷叟……”（24）《資治通鑒》載：“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亮于是悉收其俊杰以為官。”（25）這說明南中孟獲乃建寧人士。“建寧治味縣，即今曲靖之三岔、則孟獲當為曲靖一帶之人。但雍闿時，孟獲在西昌，或者其祖籍為建寧，后遷徙至越西也。”（26）《辭源》“建寧”條，注云：“建寧，郡名，漢益州郡地。蜀漢改置建寧郡，治味縣。”（27）

1979版

辭條說了兩層意思，一是建寧乃“漢益州郡地”。即是說，它是漢代益州郡的郡府所在地。另一層意思是“蜀漢改置建寧郡，治味縣。”唐教授在原文中指出“孟獲后來在蜀漢充當了御史中丞，當了朝丞。看來孟獲雖然是少數民族，但他是有文化的，所以他當了御史中丞，是文官而非武官。”（28）唐教授此語，旨在區別人們普遍對孟獲的認識，即其是武將。其文中稱孟獲當了御史中丞，此說法在《華陽國志》中有記載：“獲官至御史中丞。”（29）章太炎在《薊漢昌言》卷五附論中說：“中丞威懾百僚，乃以夷叟為之者，以其無族姻，遠朋黨也。”（30）或讀者有疑：“諸葛殺雍闿、高定而不惜，為何獨用孟獲？”前有提及孟獲為夷漢所服，當知其確有過人之處。自古“夷漢雜居，利害沖突，為漢既不能為夷，為夷即不能為漢。而孟獲兼之，非其才力過人，豈易至此。又孟獲既已變亂，而仍為夷漢所服，是其平時為人，必有剛正廉潔，過于常人之處。故諸葛于雍闿高定元輩，殺之不惜，獨于孟獲必生致之者，必其人有可取之點也。（31）《大理古代文化史稿》記載：“南中安謐，蜀軍實資源，金銀丹漆牛馬皆取給南中，于蜀漢關系甚大，皆系于孟獲一人。”（32）由此觀之，孟獲不僅為漢夷所敬、亦為諸葛亮所服。

關于孟獲其余若干問題，由于唐教授未曾在文中提及，故此不做討論。

四、對諸葛亮評價極高的原因

唐教授認為一是在明朝以后與《三國演義》有關。另外主要談了一個正統的問題，原文載：“東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他就是把蜀漢作為正統。既然把蜀漢作為正統，那當然諸葛亮功勞就非常之大，他是維護了漢朝。”（33）對于習鑿齒作《漢晉春秋》黨蜀抑魏筆者認為，其之所以與陳壽《三國志》有別，還是因為其各自處于時代不同。習鑿齒《漢晉春秋》一書黨蜀抑魏，是因習氏生于東晉。東晉偏安一隅，尊蜀漢為正統，意為其造勢也。此以就勢而論之也。然陳壽所著《三國志》時，則為西晉。西晉統一全國，乃承魏統，若與書中作偽魏尊蜀之意，則是偽晉。壽時為晉武之臣，以此道理當然能知，故黨魏抑蜀則是自然。但唐教授其后又言：“一直到后來，司馬光作《資治通鑒》還是以蜀漢為正統。”（34）在這里我就不明白了，司馬光《資治通鑒》何時把蜀漢作為正統了？《資治通鑒》很明確的把曹魏作為正統來看待。對此劉熏于《隱居通議》中云：“司馬文正公作《通鑒》，于三國帝魏而以吳、蜀附之……”（35）章學誠于《文史通議》中提到：“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鑒》者，殆于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于西晉，司馬生于北宋，茍黜曹操之禪讓，將置君父于何地？”（36）章學誠之言乃自史家所處之時代環境進行評議。明確指出了西晉之立，乃司馬炎廢曹魏帝奐也；北宋之興，乃趙匡胤皇袍加身，陳橋驛兵變之果。陳壽、司馬光各處其時代，若不以魏為正統，而尊蜀漢，又將西晉、北宋置于何地也？因此，司馬光是不可能在《資治通鑒》中把蜀漢作為正統的。

五、諸葛亮的經濟措施

唐教授于此段稱：“經濟方面措施不多。……提倡手工業，另外他也興修水利，此外措施沒有。”（37）對于手工業、唐教授只提到了絲織業。蜀國當時植桑養蠶織錦，“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38）蜀錦價格昂貴，用于經濟交換可得大量黃金，是軍事經濟的支柱。諸葛亮鑒于“決敵之資，唯仰錦耳”，（39）大力提倡織錦。這點唐教授也提到了“民貧國虛，唯仰錦耳”。（40）可見，絲織業是作為蜀漢經濟支柱的。此外，唐教授也談到了興修水利，這點《水經注校》也有提及：“以征丁千二百人護之”（41）但唐教授認為此外諸葛亮在經濟方面的措施便沒有了。此說法筆者不予認同。余鵬飛認為：蜀國經濟在戰事頻繁的情況下，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發展的。（42）首先，我認為在農業上就有很明顯的改善。諸葛亮為了度過“民貧國虛”難關并支持戰爭，實行了先農后戰的政策。在漢中黃沙、谷口、沔陽、赤崖、武都蘭坑、陰平沓中及魏境渭水之濱展開軍屯，生產軍糧，并以水利工程附之。在農業上，諸葛亮實行的是一種先“存恤”、后“役使”的政策。這種政策保證了自耕農獲得再生產的條件。在諸葛亮的治理下，蜀國上層沒有大肆進行土地兼并，社會也沒有因此出現嚴重問題。因此，在這一系列“務農殖谷”措施的推動下，農業出現了晉人袁淮稱贊的“田疇辟，倉庫實，器械利，蓄積饒”（43）和左思描繪的“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44）的繁榮景象。陳壽在其上表中道：“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北肅然”。（45）可見當時蜀國百姓的生活也是不錯的。

而在手工業上，除了絲織業、鹽鐵業也有所發展。一是蜀中鹽井較多，二是使用了新能源天然氣。蜀郡臨邛縣使用井火即天然氣煮鹽，提高了出鹽率，“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46）南陽王連“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47）后“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48）可見蜀國對鹽鐵業發展的重視。而在《三國志.蜀志.張嶷傳》中也有與此相關記載：“定（草頭加作）、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余里，舊出鹽鐵及漆……嶷所領奪取……遂獲鹽鐵，器用周贍”。（49）除了手工業外，商業也有所發展。左思《三都賦》描繪成都市面是“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50）其言語顯然超過了對魏都的贊美，這也說明了蜀漢的商業水平是不低的。

六、有關諸葛亮“北伐”問題

唐教授在此點中談到了諸葛亮北伐以攻為守的戰術。他指出：“說他以攻為守，應該先有曹魏取蜀之心，如是他揉取主動。”對于這一點，筆者是不贊同的。我認為所謂的以攻為守是諸葛亮鑒于魏國經濟必將逐漸恢復，時間拖長對蜀國不利，而及早北伐可發揮自己治國治軍優勢，所以采取先發制人的戰術。其實也就是先發制人，避免坐以待斃。因為自己死后，蜀國無人能夠蹈涉中原，抗衡大國。“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51）是對以攻為守最好的解釋。

魏國當時確實沒有取蜀的意思。這點唐教授字文中也作了解釋：“魏國的重兵當時都在淮南，.他要對付孫吳。”（52）這是其中一點原因。但究其根本，還是因為魏國當時的首要任務在于恢復和發展經濟而不是對外用兵。因為魏國相比蜀國，它的戰爭潛力很大，在黃初二年，人口為682、4萬，約占三國總人口的60%。（53）而其地域面積是戰局了整個北方。另外，經歷了數年的治理，魏國政權度過了草創階段，其內部擁漢派減少，大族特權得到了保障，政權進一步鞏固。這樣，對于魏國來說，發展經濟才是最主要的，而不能急于向吳、蜀進攻。這點我們可以從明帝時尚書衛覬上疏：“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不可復振。”（54）

因此，魏國是不急的。因為他有充足的時間用來鞏固統治，發展經濟，以其強大的國力用來疲憊吳、蜀兩國。但是蜀國不能這樣。諸葛亮深知一旦魏國經濟恢復，時間拖長對蜀國十分不利，因此惟有及身而用，才有希望“興復漢室，還于舊都。”（55）而且，蜀漢和魏、吳兩國不同在于它是以“興復漢室，還于舊都”為立國精神的。它以“漢”為國號，是強調對漢代文化符號的直接繼承，而魏、吳只是地域性符號。蜀國以“漢”作為國號，國策上北伐便成為必然。因為以繼承漢中央政權作為立國精神基礎，就不能局限于蜀地一隅，否則你就無法向人民交代，不能號召人民，更得不到士人的支持。蜀漢政權要向人民顯示和證實自己漢王朝對的繼承性，必須有北伐進取中原的動作，因此諸葛亮必須不斷出兵。于是在這里出現了一個問題：諸葛亮北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長期以來，東出潼關，以攻占洛陽，“北伐中原”、“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56）為最終目標的說法成了一種普遍認識。但是，也有不少人并不這樣認為。筆者以為，諸葛亮北伐真正的目的在于奪取隴右，就像北師大教授孫恭恂先生的觀點：斬斷魏國右臂,控制河西走廊,改蜀漢南北攻勢為東西攻勢,依靠雍涼積蓄力量,再圖進兵。這是比較現實的作戰方針。因為諸葛亮在蜀國經歷了江陵、彝陵之敗后深刻認識到荊州不可復得，唯今之計只有兵出漢中，奪取關隴用來填補蜀國失去荊州的空缺。從客觀上講，只有這樣的三國均勢，才算真正的三足鼎立。這是諸葛亮后期重新分析天下形勢，從整體上對《隆中對》進行的再修改。把當初兩路一制的戰術作了新的解釋，即蜀國從西面進攻魏國，蠶食雍涼，這是主攻。而東吳則從東面出兵，進軍淮南，以為鉗制。為了促成這一局面的形成，諸葛亮在劉備死后立即“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57）因此，這一新的戰略思想的形成是在整個三角范圍內進行的分析，這就比當初《隆中對》忽視東吳，僅從曹、劉兩家的斗爭來考慮要進步得多。

注釋：

（1）（45）（55）（56）（57）晉

陳壽

《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

（2）（4）（15）（19）（21）（22）（28）（33）（34）（37）（40）（52）

（3）（43）晉

陳壽

《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袁子》

（5）余大吉《中國軍事通史·第七卷·三國軍事史》457頁1998年版軍事科學院主編

（6）（7）朱大渭《論諸葛亮治蜀》，見《魏晉隋唐史論集》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4月版

（8）晉

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

（9）宋

黎靖德編《朱子語錄》卷一三五《歷代二》中華書局1986年3月版

（10）宋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十八《蜀志》下

（1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00《子部·兵家類存目·將苑》上

（12）晉

陳壽

《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

（13）（14）晉

陳壽

《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注引《魏略》

（16）晉

陳壽

《三國志》卷九《曹真傳》

（17）晉

陳壽

《三國志》卷十三《王朗傳》

（18）唐

杜佑《通典》卷一四九《兵》二引曹操《步戰令》

（20）余大吉

編《三國軍事通史》147頁

1998年版軍事科學院主編

（23）晉

陳壽

《三國志》卷三十五注引《漢晉春秋》

（24）（29）晉

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

（25）宋

司馬光編《資治通鑒》卷七十

（26）（31）（32）徐嘉瑞

著《大理古代文化史稿》第二章第三節

中華書局

1978年版

（27）《辭源》商務印書館出版

（30）章太炎在《薊漢昌言》卷五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35）元

劉熏《隱居通議》卷二四

中華書局

1985版

（36）清

章學誠《文史通議·文德篇》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7版

（38）宋

李昉

編《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

錦》引《丹陽記》

（39）宋

李昉

編《太平御覽》卷八一五《布帛部

錦》引《諸葛亮集》

（41）清

王國維《水經注校》卷三十三《江水》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

（42）余鵬飛

《三國經濟史》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2年版，轉引自余大吉《中國軍事通史》第七卷《三國軍事史》251頁1998年版軍事科學院主編

（44）（50）《文選》卷四

左思《蜀都賦》上

轉引自余大吉《中國軍事通史》第七卷《三國軍事史》253頁1998年版軍事科學院主編

（46）晉

常璩《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臨邛縣》

（47）（48）晉

陳壽《三國志》卷四十一《王連傳》

（49）晉

陳壽《三國志》卷四十三《張嶷傳》

（51）晉

陳壽

《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53）余大吉《中國軍事通史·第七卷·三國軍事史》265頁1998年版軍事科學院主編

（54）晉

陳壽《三國志》卷二十一《衛覬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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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盧弼

著

《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出版

1982版

[3]

軍事科學院主編《中國軍事通史·第七卷·三國軍事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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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中華書局1977年版

[7]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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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杜佑《通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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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璩《華陽國志》巴蜀書社出版

1984版

[10]

宋

司馬光編《資治通鑒》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1993版

[11]

徐嘉瑞

著《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華書局

1978年版

[12]

《辭源》商務印書館1979年出版

[13]

章太炎在《薊漢昌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14]

元劉熏《隱居通議》中華書局

1985版

[15]

清

章學誠《文史通議》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7版

[16]

宋

李昉

編《太平御覽》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版

[17]清

王國維《水經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