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與領導藝術

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作為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在我國歷史上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同時也享有世人極高的評價和贊譽，它不僅為領導階級提供了管理經驗，同時也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它與司馬遷的《史記》并為華夏歷史文化遺產之雙璧，蜚聲中外。

漫長的歷史變遷中，有斷裂，也有延續，歷史的經驗教訓并不因時代久遠而陳舊落伍，經過歲月的滌蕩反而歷久彌新。《資治通鑒》的書名由宋神宗欽賜，他認為此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鑒”則有引為借鏡之意。該書是由北宋司馬光耗時19年所著的一本達三百萬字的巨作。全書記載了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共1362年的歷史。全書以時間為經、皇朝為緯，運用追敘、插敘和終言等多種手法來說明史事發生的前因后果，交待人物的身世經歷，敘事系統而清晰。全書通過對宋以前歷代王朝興衰成敗的深切思考，總結了決策、用人、吏治等治國理政方面的得失。作者通古時之變，兼容并蓄，拾遺補缺，以生動流暢、質樸精練的語言融匯諸史，成就一家之言，總結得失，供人主借鑒，從而成為后人學史、參史、研史必讀之書，亦是領導者不可不讀之書。作為一名黨員干部，應結合工作需求實現與經典著作的對接。

《資治通鑒》在總結歷代興衰的過程中，特別強調了領導者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尤其重視君主的才能、素質和品質對于國家興衰的重大影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然而司馬光強調君主要負主要的歷史責任。他認為領導者應該具有仁、明、武三點優秀的內在品質。“仁”指仁政和目標，“明”指素質和品質，“武”指毅力和定力。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乃仁；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乃明；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乃武。如若領導人三者兼備，則必能更好的發揮眾人才能，創造更大的價值。作為一名黨員干部，要認真學習該書中與領導藝術相關的知識，提高管理技能，并學以致用。黨員干部增強自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牢記自己的身份和職責，嚴格要求自己，做到仁、明、武，從而發揮模范帶頭作用，以實際行動帶領黨員加強理論學習，共同提高思想道德素養。

司馬光在書中還提到：“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官人”指的是用人、用干部，“賞罰”指的是獎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干部的任用及賞罰是領導者管理的重要手段。漢高祖劉邦在取得天下后就總結說：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張良)；治錢谷，安百姓，保證前線糧草供給，我不如蕭何；帶兵打仗，我不如韓信。由此可見劉邦的領導藝術，他能夠把握方向、提出愿景、知人善用、集思廣益，通過對眾人進行切實有效的管理，使大家自覺自愿地為實現目標而努力奮斗。這和十八大講到的“人皆可以成才”、“人才處處都有”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天生我材必有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不懈，不斷努力，機遇總是偏愛那些有準備、有積累的人；二、領導人要懂得人才處處有，善于識才。作為一名黨員干部，在用人方面要做到“至公至明”，明察是非優劣，不以親疏貴賤或個人喜怒好惡影響自己的判斷，做到慧眼識才，知人善用，唯有如此才能選拔出合格優秀的共產黨員，進而在整個黨支部營造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良好氛圍，讓各黨員以飽滿的熱情、昂揚的斗志、務實的作風投入到工作當中，推進我院支部建設。

作為一名黨員干部，應遵循管理原則，注意重大人事布局和重大事務決策，同時也要深入基層，與團員青年多交流、多溝通，在平時的生活和工作中，發揮紐帶作用，憑借自己的力量把黨員中所形成的廣泛而復雜的發展趨勢凝聚起來，形成一股堅定的力量。黨員也應增強自身責任感，主動報告工作進度并對自己的工作提出改善計劃，同時也要努力學習，發散思維，開拓視野，將創新與務實相結合，開創工作思路、工作方法與時俱進新局面。

一個真正的領導者，應該比別人更加謙卑、更自律。學習歷史可以讓我們更好的懂得如何做人，更清楚地明白清虛卑弱的為人之道。作為黨員干部，要不斷提高自己的個人修養和境界，擁有大的格局和胸懷，以曹丕利用自己的王權對得罪過他的人進行報復為鑒。同時作為黨員干部也要學會做事，居仁由義，剛柔并濟，內剛講究的是原則，外柔看重的是手段。“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日常管理事務也需要靈活運用策略，正如唐太宗所言，“道以光大為功，術以神隱為妙。”

曾國藩曾對此書做出如下評價：“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于司馬溫公《資治通鑒》。”該書的管理學基礎和領導學本質對領導人尤其是黨員干部管理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價值。無論是黨員干部、黨員都要以史為鑒，吸取經驗教訓，從嚴治黨、從嚴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