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體”社會治理創新經驗發言材料[精選]

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體”社會治理創新經驗發言材料

做實基層服務 “四位一體”創新社會治理

XX區是南通市的主城區，“十二五”以來，經濟總量翻番，城市規模和品質也有了較大提升。但隨著群眾工作的不斷深入，來自基層的種種隱憂和危機卻時時困擾和警醒著我：

一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務群眾的距離遠了。現在一個城市社區平均1平方公里上萬居民，社區就十幾名干部，下面居民小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與群眾靠不近、貼不緊，服務做不實，關系也疏遠。二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導群眾的本領小了。居住小區雖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間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際交往，認同感、歸屬感下降，有時一條網絡信息可能就會一呼百應，而我們卻百呼不應。大家普遍感嘆，群眾工作的看家本領不靈了。三是社會更多元了，但凝聚群眾的能力弱了。現在階層分化，訴求多元，各種矛盾日趨復雜，但基層的組織動員能力弱化，協調各方利益矛盾時往往是孤軍奮戰，常陷入前后夾擊的困境，有時甚至連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以黨建為核、服務為本、法治為基、德治為魂，從基層基礎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體”的社會治理創新，具體有四個方面的做法：

（一）做實基層服務彰顯善治。要做實基層服務必須有扎實的基層組織基礎。主要落在三個“實”字上：首先，黨建引領的核心要強而實。健全社區黨組織-鄰里街坊黨支部-樓幢黨小組-黨員中心戶四級黨組織網絡；配強黨組織書記，組織機關黨員到社區報到參加雙重組織生活，認領服務崗位。特別是今年上半年開展“大走訪”，走訪入戶全覆蓋，服務群眾解難事，基層黨組織核心作用進一步增強。二是社區服務的功能要全而實。2009年以來投入10多億元建設社區服務中心，106個社區實現600㎡以上公共服務中心全覆蓋，中心按“一校兩廳四室”標準，配備60余項服務功能。從前年開始，建設2000㎡左右升級版社區服務中心，進一步提升服務功能。三是鄰里街坊的組織要細而實。從2012年開始，著眼做細網格、做實居民小組，按每300戶左右組建了鄰里828個、沿街每300米左右建立了街坊208個，并以設一個服務處、配一名專職社工、組一個理事會、建一支服務隊、撥一筆經費“五個一”的要求，做實服務群眾的最小單元。

（二）做優公共服務踐行法治。依法治理是社會治理的基石，為社區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重點抓好三個服務：一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務。將區街兩級72項公共服務事項全部下沉社區，社區設置全科服務窗口，全科社工持證上崗；全面推行黨員干部群眾事務代理制，讓群眾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務。二是綜合化的執法服務。將城管、建設等9個部門143項執法職能和力量綜合起來，沉到街道，落到社區，第一時間更有效地解決群眾身邊的煩擾事，中央編辦現場會組織觀摩推廣。三是平臺化的法治服務。社區健全“一辦一委三室”法治服務平臺，社區警務室達到國家一級警務室標準，為每個社區聘請一名執業律師每周到社區免費服務。首創的社會矛盾大調解形成品牌，快樂調解俱樂部、周末法庭、少年法學苑等一批社團平臺為群眾提供法制服務。社區治安安全感（98%）和法治環境滿意率（96%）位居全省前列，刑事案發率連續八年下降。

（三）做強志愿服務倡導德治。把開展志愿服務作為倡導德治的主抓手。關鍵靠三方面支撐：一是靠社團支撐。2010年起大力推進志愿服務、興趣愛好、參與管理三大類社區社團建設，現已有社區社團2214個，志愿服務隊伍3200支，注冊志愿者15.5萬人；開展千家社團服務萬戶居民活動，開發服務項目600余個，每年服務超20萬人次。二是靠典型引領。通過“一榜雙評三講”挖掘宣傳身邊典型，涌現出“孫爺爺談心室”“巾幗挽霞”等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先進典型。三是靠激勵推動。開展公益社團助力計劃，每年區財政對優秀志愿服務組織提供2000多萬元扶持；出臺《志愿者星級評定及嘉許辦法》，實行公職人員志愿服務計時制。

（四）做精評議服務促進自治。把組織群眾議服務事項、評社區干部、選身邊典型作為基層自治的主要內容。具體做到三個有：一是評議有團隊。每個社區都組建群眾評議團，既組織群眾開展議事，又代表群眾評價服務。今年以來就組織評議活動600余場次，議定社區民生實事480項、推舉身邊好人500余人次。二是議事有規章。制訂群眾評議實施細則，重點圍繞群眾關心的難點熱點問題，采取群眾點單-鄰里議單-干部領單-社區評單-公示曬單“五單”法，每年在社區實施為民辦實事項目1000多個。三是結果有運用。把群眾評議結果與社區干部以及下沉人員的績效考核掛鉤，作為評先評優、職務晉升的重要依據，近年來群眾認可度高的17名社區書記提拔到科級領導崗位。

2016年8月李書記來到我區社區視察指導，循循告誡我們，社會治理創新的重心落在基層、根基扎在基層。這些年的探索實踐使我們深深感受到，這不僅是李書記的殷切要求，更是實現社會良治的根本所在。基層社會治理的創新帶來了三個可喜變化：

一是從“對手”多到“幫手”多。全覆蓋的鄰里街坊組織增強了群眾基礎，上千個社區社團成為團結帶領群眾的紐帶。近五年，我們開展群眾全程參與的陽光征收，拆遷房屋800多萬㎡，動遷居民近2萬戶、非居5600余家。拆遷量成倍增加，但因拆遷引發的社會矛盾卻下降35%。

二是從“被動”多到“主動”多。鄰里自理、街坊共治推動“要我做”逐步變成“我要做”。在全國文明城市創建中，我區作為全市的主考點，知曉率、參與率、滿意率等測評得分不斷提高，名列全省前茅，這主要源自鄰里街坊、志愿社團及十萬名志愿者主動參與。

三是從“看法”多到“辦法”多。通過群眾議事把各方的意見轉化成解決的方案。最近三年，實施22個老小區1200多幢樓宇綜合改造，拆除違建100多萬㎡，關停全部24家化工企業、47家印染企業和23家養殖場，沒有引發一起群體性不穩定事件。

發生在基層的這些變化，將激勵我們繼續把社會治理創新做得更深、更細、更實。

第二篇：做實基層服務?“四位一體”創新社會治理

做實基層服務?“四位一體”創新社會治理

崇川區是南通市的主城區，“十二五”以來，經濟總量翻番，城市規模和品質也有了較大提升。但隨著群眾工作的不斷深入，來自基層的種種隱憂和危機卻時時困擾和警醒著我：

一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務群眾的距離遠了。現在一個城市社區平均1平方公里上萬居民，社區就十幾名干部，下面居民小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與群眾靠不近、貼不緊，服務做不實，關系也疏遠。二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導群眾的本領小了。居住小區雖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間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際交往，認同感、歸屬感下降，有時一條網絡信息可能就會一呼百應，而我們卻百呼不應。大家普遍感嘆，群眾工作的看家本領不靈了。三是社會更多元了，但凝聚群眾的能力弱了。現在階層分化，訴求多元，各種矛盾日趨復雜，但基層的組織動員能力弱化，協調各方利益矛盾時往往是孤軍奮戰，常陷入前后夾擊的困境，有時甚至連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以黨建為核、服務為本、法治為基、德治為魂，從基層基礎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體”的社會治理創新，具體有四個方面的做法：

（一）做實基層服務彰顯善治。

要做實基層服務必須有扎實的基層組織基礎。主要落在三個“實”字上：首先，黨建引領的核心要強而實。健全社區黨組織-鄰里街坊黨支部-樓幢黨小組-黨員中心戶四級黨組織網絡；配強黨組織書記，組織機關黨員到社區報到參加雙重組織生活，認領服務崗位。特別是今年上半年開展“大走訪”，走訪入戶全覆蓋，服務群眾解難事，基層黨組織核心作用進一步增強。二是社區服務的功能要全而實。2009年以來投入10多億元建設社區服務中心，106個社區實現600㎡以上公共服務中心全覆蓋，中心按“一校兩廳四室”標準，配備60余項服務功能。從前年開始，建設2000㎡左右升級版社區服務中心，進一步提升服務功能。三是鄰里街坊的組織要細而實。從2012年開始，著眼做細網格、做實居民小組，按每300戶左右組建了鄰里828個、沿街每300米左右建立了街坊208個，并以設一個服務處、配一名專職社工、組一個理事會、建一支服務隊、撥一筆經費“五個一”的要求，做實服務群眾的最小單元。

（二）做優公共服務踐行法治。

依法治理是社會治理的基石，為社區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重點抓好三個服務：一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務。將區街兩級72項公共服務事項全部下沉社區，社區設置全科服務窗口，全科社工持證上崗；全面推行黨員干部群眾事務代理制，讓群眾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務。二是綜合化的執法服務。將城管、建設等9個部門143項執法職能和力量綜合起來，沉到街道，落到社區，第一時間更有效地解決群眾身邊的煩擾事，中央編辦現場會組織觀摩推廣。三是平臺化的法治服務。社區健全“一辦一委三室”法治服務平臺，社區警務室達到國家一級警務室標準，為每個社區聘請一名執業律師每周到社區免費服務。首創的社會矛盾大調解形成品牌，快樂調解俱樂部、周末法庭、少年法學苑等一批社團平臺為群眾提供法制服務。社區治安安全感（98%）和法治環境滿意率（96%）位居全省前列，刑事案發率連續八年下降。

（三）做強志愿服務倡導德治。

把開展志愿服務作為倡導德治的主抓手。關鍵靠三方面支撐：一是靠社團支撐。2010年起大力推進志愿服務、興趣愛好、參與管理三大類社區社團建設，現已有社區社團2214個，志愿服務隊伍3200支，注冊志愿者15.5萬人；開展千家社團服務萬戶居民活動，開發服務項目600余個，每年服務超20萬人次。二是靠典型引領。通過“一榜雙評三講”挖掘宣傳身邊典型，涌現出“孫爺爺談心室”“巾幗挽霞”等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先進典型。三是靠激勵推動。開展公益社團助力計劃，每年區財政對優秀志愿服務組織提供2000多萬元扶持；出臺《志愿者星級評定及嘉許辦法》，實行公職人員志愿服務計時制。

（四）做精評議服務促進自治。

把組織群眾議服務事項、評社區干部、選身邊典型作為基層自治的主要內容。具體做到三個有：一是評議有團隊。每個社區都組建群眾評議團，既組織群眾開展議事，又代表群眾評價服務。今年以來就組織評議活動600余場次，議定社區民生實事480項、推舉身邊好人500余人次。二是議事有規章。制訂群眾評議實施細則，重點圍繞群眾關心的難點熱點問題，采取群眾點單-鄰里議單-干部領單-社區評單-公示曬單“五單”法，每年在社區實施為民辦實事項目1000多個。三是結果有運用。把群眾評議結果與社區干部以及下沉人員的績效考核掛鉤，作為評先評優、職務晉升的重要依據，近年來群眾認可度高的17名社區書記提拔到科級領導崗位。

2016年8月李書記來到我區社區視察指導，循循告誡我們，社會治理創新的重心落在基層、根基扎在基層。這些年的探索實踐使我們深深感受到，這不僅是李書記的殷切要求，更是實現社會良治的根本所在。基層社會治理的創新帶來了三個可喜變化：

一是從“對手”多到“幫手”多。

全覆蓋的鄰里街坊組織增強了群眾基礎，上千個社區社團成為團結帶領群眾的紐帶。近五年，我們開展群眾全程參與的陽光征收，拆遷房屋800多萬㎡，動遷居民近2萬戶、非居5600余家。拆遷量成倍增加，但因拆遷引發的社會矛盾卻下降35%。

二是從“被動”多到“主動”多。

鄰里自理、街坊共治推動“要我做”逐步變成“我要做”。在全國文明城市創建中，我區作為全市的主考點，知曉率、參與率、滿意率等測評得分不斷提高，名列全省前茅，這主要源自鄰里街坊、志愿社團及十萬名志愿者主動參與。

三是從“看法”多到“辦法”多。

通過群眾議事把各方的意見轉化成解決的方案。最近三年，實施22個老小區1200多幢樓宇綜合改造，拆除違建100多萬㎡，關停全部24家化工企業、47家印染企業和23家養殖場，沒有引發一起群體性不穩定事件。

發生在基層的這些變化，將激勵我們繼續把社會治理創新做得更深、更細、更實。

第三篇：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

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

[摘 要] 基層社會自治法治德治模式的不同定位、主體責任、治理體系和運作機制,對加強中國社會治理體系的建立有三個重要的創新點:統籌社會力量的協同機制；激發人民作為基層治理的主體作用；推動法治為自治和德治服務功能。如何實現中國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和專業化的社會治理目標?需要發揮基層社會自治的作用,正確處理好三治模式之間的協同關系,提升社區、社工和社會組織三社聯動能力,以促進中國社會和諧建設,確保人民的基本權益。[關鍵詞] 基層社會治理；自治；法治；德治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 A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是首次在黨的重要報告中將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應用到鄉村治理體系之中,同時也適用于中國基層社會治理模式。關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概念,在《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中專門提出,充分發揮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居民公約在城鄉社區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弘揚公序良俗,促進法治、德治、自治有機融合。從三治有機融合到三治相結合,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進入新時代。總書記強調,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關鍵在體制創新,核心是人,只有人與人和諧相處,社會才會安定有序。[1]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社區服務和管理能力強了,社會治理的基礎就實了。在新的發展形勢下,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貫徹落實總書記關于社會治理的重要精神,就必須緊緊圍繞“人”這個核心,積極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理念和模式,推進“自治、法治、德治”建設,不斷探索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路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隨著城鄉一體化建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不斷推進,國家政府的管理模式從“管制”走向“治理”。我們黨作為執政黨,通過自治、法治、德治以及民主協商來治國理政。不斷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的制度,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以實現建立國家治理體系的目標。

一、明確基層社會三治主體,打造社會治理基礎工程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在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中,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機制中,誰是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中的主體?從黨中央提出的社會治理體制中,治理城鄉社區的主體由五個方面的代表組成,包括基層黨組織的代表、基層政府的代表、基層社會力量的兩個代表(包括企業的代表、基層社區組織的代表)和居民的代表。這四類治理主體的代表各有自己的職能和作用,是一種有機契合的社區共治體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政府治理、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結構體系。這種基層社會治理結構體系不同于西方國家和地區,又不同于我國傳統的城鄉社區管理。基層黨組織是三治主體的第一方面代表。黨的十九大指出,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因此,基層黨組織承擔起社區事務的領導地位。如何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基層黨組織并不是什么都管,而是負責基層的政治建設、黨的組織建設和基層社會治理制度建設。政治建設的內涵是加強和改進街道(鄉鎮)、城鄉社區黨組織對社區各類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城鄉社區全面貫徹落實；黨的組織建設是基層各個單位需要建立基層黨委、總支或者支部,或者聯合支部,沒有黨員的單位需要派遣黨代表；基層社會的黨組織需要健全和完善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建設。基層政府是三治主體的第二方面代表。如何有效發揮基層政府主導作用?這需要基層政府制定出區縣職能部門、街道辦事處(鄉鎮政府)在社區治理方面的權責清單；依法厘清街道辦事處(鄉鎮政府)和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權責邊界,明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承擔的社區工作事項清單以及協助政府的社區工作事項清單。基層政府組織是基層社會三治的第二個主體,也就是基層政府治理,基層政府需要切實履行城鄉社區治理主導職責,加強對城鄉社區治理的政策支持、財力物力保障和能力建設指導,加強對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建設的指導規范,不斷提高依法指導城鄉社區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社會力量是三治主體的第三個方面的代表。基層社會三治主體中,社會力量的重要性愈來愈明顯,社會力量的主體包括基層社會組織和企業。基層社會組織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性特征,基層社會中的社區基金會、社團和社會服務機構是社區和諧的重要力量,它能夠起到穩定器和緩沖帶的作用。實踐證明:有效推進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的“三社聯動”,有利于完善社區組織的工作體系,包括發現居民需求、統籌設計服務項目、支持社會組織承接、引導專業社會工作團隊參與。在發揮社區社會組織作用的同時,還需要考慮積極引導駐社區機關企事業單位、其他社會力量和市場主體參與社區治理。城鄉社區成員是三治主體的第四個方面的代表。在城市社區就是居民(包括居民和外來務工人員)、農村社區就是農民(如果是城中村,也包括外來務工人員)。如何發揮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基礎作用?這需要進一步加強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規范化建設,合理確定其管轄范圍和規模,促進基層群眾自治與網格化服務管理有效銜接。加快工礦企業所在地、國有農(林)場、城市新建住宅區、流動人口聚居地的社區居民委員會組建工作。作為居民自治,鄉村自治的組織形式,它是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獨特創新,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綜上所述,五個三治主體,即基層社會黨組織、基層政府、城鄉社區企業、城鄉社區社會組織和城鄉社區成員,五個三治主體是創新社會治理基礎工程的載體。事實上,不同的社區,無論是城鎮化的農村,還是鄉村化的城鎮,需要明確不同發展階段三治主體的不同地位和作用。總的原則,就是堅持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的一切工作,發揮基層社會政府治理的主導作用,統籌發揮社會力量的協同作用,進一步注重發揮城鄉社區成員的自治功能,發揮其主人翁的作用,做到相互平衡、相互支撐、相互制約,以實現共同發展的共治目標。

二、明確基層社會自治目標,健全基層社會自治體系 自治是基層社會治理的基本目標,致力于政府與人民對公共生活的協同治理,它有賴于城鄉社區成員的自愿合作,有賴于社會治理機制中如何激發社區成員的內驅動力,這既保證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又確保了社區成員的個人權益、個人意愿的實現。因此,基層社會自治的基本目標是保護人民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推行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僅是人民當家做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也是對基層社會自治的積極探索。從我國69年來的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看,由于政府大包大攬、管得過“寬”,大量事務和矛盾實際上都匯集到政府身上,對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空間產生了擠壓與反向依賴,影響了城鄉社區成員的參與性、主動性和積極性,基層社會自治作用發揮得比較有限。同時,面對社區結構的改變,社區內日益多樣多元的社會需求和海量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政府手段有限、資源缺乏,很多事務根本無法管理,或是無法進行有效管理,尤其是其中所涉及的敏感社會問題具有跨部門、跨行業、跨領域的特點,關涉多個利益主體,如果群眾特別是各利益相關方沒有參與進來,僅靠政府來主導,妥善解決各類問題面臨著新的挑戰。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客觀上要求進一步解決政府干預過多的問題,讓社區企業、城鄉社會成員(居民、農民)、社會組織發揮更大作用,這實際上也對基層社會自治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層社會組織的自我組織和管理,是維持社會和諧穩定和社會正常秩序的自動調節機制。要堅持擴大基層民主、自治權力,打造社會治理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命運共同體。[2] 因此,創新基層社會治理,必須圍繞提高自治水平這個目標,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激發社會活力,促進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社會自治是人民群眾對基層公共事務的自我管理,其管理主體是社會組織或民間組織,它是一種非政府行為,是基層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3]因此,社區自治的主要任務是健全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基層社會自治體系,努力實現“市場能做的交給市場去做,社會能做的交給社會去做,居民能做的交給居民去做”。堅持自我管理。發揮人民主人翁精神,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約束自己,制定必要的鄉規民約,建立自我管理的議事機制,自己參與并處理自己的事務；堅持自我服務。通過創新機制和平臺,發動群眾服務群眾,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機制,社會組織參與社區自我服務模式,切實做到社區“事事有人管”；堅持自我教育。通過基層協商,可采用開放空間等工作模式,找到合法合情合理解決問題的方案,這種自我教育的過程其實也是社區成員的自我成長的過程；堅持自我監督。創新監督形式,調動城鄉社區成員參與監督社區事務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以群眾自我監督促進社區和諧,推動基層社區自治的良性互動。

三、推動基層社會法治建設,發揮法治保障核心作用 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成為國家基本方略和全社會共識。商鞅說過,“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智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意思是說,法令是天下百姓的命脈,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其目的是用來保護人民的。聰明的人不能超越它,愚昧的人也不能不遵守它。[4]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一般來說,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不僅具備較為健全的法律體系和法律監督機制,而且社會公眾的法律意識普遍較強,習慣以法律方式解決糾紛。在我國,雖然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但是基層社會的法治意識、法治思維還沒有較好地樹立起來,這影響了基層社會法治的效果,阻礙了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例如,有的城鄉社區成員在遇到土地糾紛、拆遷矛盾、社區安全、小區停車管理、社區物資回收、循環使用和環境污染等問題時,不是尋求法治的方式來解決,而是奉行“信訪不信法”“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等錯誤理念,指望以聚眾鬧事、采用極端手段等方式達到其不正當目的,使存在的問題更加復雜,矛盾更加激化。當然,目前有的基層干部及執法人員在化解基層社會矛盾、協調基層社區各個利益關系主體、分配經濟和社區資源時,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等問題,甚至還出現權大于法、言大于法、徇私枉法、粗暴行政等違法行為。針對這些問題,應該發揮基層社會法治機制的保障作用,包括堅持全民守法,堅持法治精神,堅持法治保障,維護法律尊嚴和權威。堅持全民守法。需要從開展廣泛的普法教育著手,尤其是需要宣傳《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村民委員會自治法》等法律的要點,開展依法治理活動,努力推動基層社會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堅持法治精神。推進法律咨詢進基層活動。法律關系到千家萬戶,關系到每一個家庭,家庭糾紛、鄰里矛盾、社區沖突都是能夠通過法律的途徑解決,例如,公證進社區,公證員和基層法律工作者通過法律咨詢進社區和家庭,發揮解決家庭糾紛的主導作用。堅持法治保障。前面談到商鞅在二千三百年之前,就強調法律是保護老百姓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法律援助是國家的責任,通過法律援助可以幫助那些弱勢群體,維護他們的權益,同時也是社區依法治理的具體表現。維護法律尊嚴和權威,推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理社區事務,包括村民選舉、居委會的選舉,充分發揮基層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優勢,讓老百姓感到真正的當家做主。

四、堅守基層社會德治準則,彰顯傳統德治社會價值 德治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傳統,是中國最大的“本土資源”。孔子說過“,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意思是說,君子增進道德建立事業。推忠于人,以心待物,德行就能夠得到提升。修理文教,內心誠實,就是立業的根基。處在上位的時候不敢心懷驕慢,處于下位的時候心也不會憂悶。[5]儒學的博大精深,使我們認識到,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的治理,不論是國家治理還是社會治理,誰都不可能無視德治的作用。道德作為人人心中皆有的一種規范和約束,這種心中之法是較之任何文本法作用更大、效力更高且適用更廣的法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鄉居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精神文明建設卻相對滯后,不敬不孝、知法犯法、賭博滋事、網上任意中傷誹謗等道德滑坡現象嚴重影響了社會和諧與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對這些社會問題,如果不從提高人的道德素質、強化道德自律方面入手,而只是就事論事、就矛盾論矛盾,社會治理的成效會非常有限。借鑒古今中外的法治實踐,如何發揮德治建設的作用?提升城鄉社區成員的素質和修養,從源頭上預防社會矛盾的產生,增加社會的和諧因素。如何實現上述目標?需要做出頂層設計,通過建立以規立德、以文養德、以評弘德和家風建設的德治建設體系,把基層社會所提倡的道德理念和社會價值追求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系起來,注重在落細落小落實上下功夫,把德治的抽象寬泛概念、崇高理想追求變成人們實實在在的每一個行動。堅持以規立德。墨子說過, “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意思是說,天下從事各種職業的人,都不能沒有規則。沒有準則而他所做的事情能夠成功,那是不能的。因此,制定鄉規民約、城鄉社區管理規章制度和社區成員的行為準則,強化規范約束,發揮明導向、正民心、樹新風的積極作用。堅持以文養德。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廣泛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以潤物無聲的方式,引導城鄉社區成員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為載體,倡導社會成員成為社區志愿者,通過德治的實踐和行動,不僅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而且踐行追求高尚道德理想的志愿行動。堅持以評弘德。通過評議個人、家庭、社會的道德狀況,形成鮮明的輿論導向,帶動整個社會道德文明水平的提升,依靠社會輿論道德規范的說服力、勸導力、影響力,調節城鄉社會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在城鄉社區德治體系中,全面實施公民道德工程。堅持家風建設是中國現階段開展社區德治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強調:“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使得“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6]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推動“家國天下”的情懷深入每一個中國人的骨髓。因此,倡導良好向上的家風,依然能夠正向推動社區德治的良性發展。

五、建立三治模式協同關系,提升基層社會三治能力 正確處理好基層社會三治之間的協同關系,將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形成政府調控同社會協調互聯、政府行政功能同社會自治功能互補、政府管理力量同社會調節力量互動的新型社會共治模式,是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途徑。自治法治加德治的三治模式借鑒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當家做主的群眾自治實踐的有益經驗,參考了1992年以后中央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法治實踐以及汲取了我國歷史長河中有效的德治傳統。基層社會的三治模式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的理念,三者功能作用相輔相成、相互支撐、合力共治。自治是法治、德治的目標。基層社會自治重點解決治理的具體形式和載體問題,加強城鄉社區各個載體的治理能力。正確處理好三治主體之間的內部協同關系,在城鄉社區黨組織的全面領導下,增強社區居民參與能力、議事協商能力、自我服務能力、心理咨詢干預能力、信息化應用能力、資源優化能力,三社(社區、社會組織和社工)聯動與資源優化能力。法治是自治、德治的保障。基層社會法治重點解決治理的現實依據和手段問題,加強城鄉社區成員的依法辦事能力。發揮社會組織的優勢,發揮社區民警、社區公證員、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社區志愿者的作用,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提升基層協商能力、社區矛盾預防能力、社區矛盾化解能力、利益意愿表達能力。德治是自治、法治的基礎。基層社會重點解決治理主體思想精神層面的素質修養問題,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為載體。強化社區文化的引領能力,講好社區成員身邊的故事,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居民對社區的社會文化認同感、歸屬感、責任感和榮譽感,形成社區是我家,打造社區文化的凝聚力、影響力和價值推動力。總之,自治、法治、德治最終都統一于“人”這個核心,都是為了激發城鄉社區成員的責任感,提升社區成員的主人翁意識,盤活基層社會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活力,優化社區各方資源,促進人與人和諧相處；努力實現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我們要堅持把人民群眾的小事當作自己的大事,從人民群眾關心的事情做起,從讓人民群眾滿意的事情做起,帶領人民不斷創造美好生活”!參考文獻 [1]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68.[2] 魏禮群.提高社會治理水平決勝全面小康社會[J].社會治理,2016(5).[3] 俞可平.敬畏民意[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73.[4][5](唐)魏徵,等.群書治要[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272,3.[6] 潘婧瑤,董婧.從“家風”傳承看習近平如何齊家治國[N].人民日報,2016-02-23.來源:《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3期

第四篇：關于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方式 推進基層“德治、法治、自治”建設的實施意見

關于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方式 推進基層“德治、法治、自治”建設的實施意見

各鎮（街道）黨（工）委，縣級機關各部門、縣屬各單位黨組織：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根據中央和省市委關于創建基層依法治理新模式、推進平安建設的總體部署，進一步加強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努力在更深層次解決影響社會穩定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經研究，決定在全縣開展社會管理“德治、法治、自治”建設，現提出如下意見。

一、指導思想

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的總要求，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德治為先導、法治為根本、自治為基礎，不斷完善社會管理服務體系，著力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努力把我縣建設成為和諧幸福的現代化濱海宜居城市。

二、總體目標

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按照法治化、民主化、科學化的原則，建立以規立德、以文養德、以評樹德的德治建設體系，強化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設體系，完善基層民主、群眾參與、社會協同的自治建設體系，積極探索德治、法治、自治融合創新，使社會服務更加完善、社會關系更加協調、社會秩序更加規范，社會風尚更加文明、社會大局更加穩定，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和保障。

三、工作內容

（一）加強德治建設。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一步傳承弘揚“大氣如海、淳樸似鹽”的海鹽精神和“勤善和美”的共同價值觀，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在全社會形成普遍認同的道德標準和價值尺度，營造崇德向善、誠信友愛的良好社會風尚。

1．堅持以規立德。深入貫徹實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建設實施綱要》和《浙江省公民道德建設綱要》，通過選樹道德模范等方式，強化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提升公民道德素質。強化規范約束，強化遵紀守法，以各種規范促進人民群眾德育水平的提高。以道德教育、道德評議、道德引導、道德治理、道德宣傳為抓手，深入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以整合提升征信平臺、推進重點領域信用建設為抓手，切實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和社會誠信建設，引導人民群眾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和家庭責任。

2．注重以文養德。廣泛開展貼近生活、喜聞樂見的基層文化活動，以“我們的節日”為載體，通過開展文化旅游節、一村一品、一鎮一節、文化走親等活動和黨員中心戶（文化

科教示范戶）建設，用優秀的中華文化熏陶、提升全縣人民的整體文化品位和道德修養。深入推進“道德講堂”和“文化禮堂”建設，注重弘揚傳統美德，在潛移默化中引導廣大群眾求真、趨善、臻美。大力開展“講文明樹新風”宣傳和廉政文化建設活動，傳播正能量、提升精氣神。推進農村“春泥計劃”實施和“鄉村學校少年宮”建設，在未成年人中重點開展孝敬、友善、誠信教育，關愛單親家庭、困難家庭和留守兒童，凝聚家庭親情。

3．倡導以評樹德。以文明村鎮（街道、社區）創建為載體，廣泛征集群眾意見，修訂完善村規民約，在鎮（街道）、村（社區）、企業、行業等多層面建立道德評議組織，開展群眾性道德評議和各類鄉風評議活動，發揮輿論影響，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以“最美”精神為核心，在各行業中選樹標桿，開展“最美”系列評選活動，在全縣發現、培育、宣傳一大批“最美”海鹽人，形成全社會崇尚、學習、爭做“最美”海鹽人的良好氛圍。大力宣傳和弘揚群眾身邊看得見、摸得著、學得到的“道德模范”、“身邊好人”、“平民英雄”和“凡人善舉”，引導廣大群眾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二）加強法治建設。以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目標，努力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學會運用法治思維謀劃、推進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各項工作，運用法治方式研究、解決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問題，把基層社會治理納入法治化軌道，使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為一種基本取向。在全社會形成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良好法治環境，積極維護社會主義法律威嚴，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1．嚴格依法行政。推進“一把手”權力陽光行動，健全完善重大事項通報等制度，促進權力公開透明運行。進一步理順行政管理體制，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強執法規范化建設，堅持按法律法規辦事、按規章制度辦事、合情合理合法辦事，著力提高社會治理的公信度、滿意率。強化執法監督，加強對依法行政工作的引導、規范和監測，形成有權必有責、用權守規范、違法要查處、違規要問責的執法管理體系。推行民主決策、專家咨詢、民生事項公證聽證和重大事項通報等制度，充分吸收社情民意，加強資源整合，形成工作合力。

2．強化公正司法。以打造陽光司法和建設高素質政法隊伍為載體，堅持司法為民理念，改進工作作風，通過公正司法、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等手段，讓每一個司法案件都成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具體實踐。完善領導干部下訪接訪等制度，大力推廣民生熱線、網上信訪等做法，構建便捷高效的群眾表達訴求渠道。健全縣鎮村三級矛盾糾紛調解平臺和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相銜接的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拓展行業性專業調解，把法治精神貫穿于化解社會矛盾全過程，提升調解公信力。

3．促進全民守法。深入開展“六五”普法教育，注重創新“法律八進”等普法載體，健全社會普法教育機制，以領導干部、公務員、青少年、企（事）業經營管理人員、農民和農村基層干部以及新居民為重點，著力提高全體社會成員法治觀念，努力形成全社會充分相信法律、正確運用法律、自覺敬畏法律、嚴格遵守法律的良好氛圍。加快建設覆蓋城鄉基本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做大做強公共法律服務平臺、12348法律咨詢專線及電子網絡平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和法律顧問制度，為群眾提供公益性、均等化、便利快捷的法律服務，引導人民群眾自覺把法律作為指導和規范自身活動的基本行為準則，以理性合法方式表達訴求、用法律武器維護合法權益。大力開展“民主法治村（社區）”、依法治校示范單位、誠信守法企業等創建活動，使法律知識廣泛傳播，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三）加強自治建設。進一步完善基層民主自治，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提升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自我教育的水平，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深化“以社區為基礎、以社會組織為載體、以社工為骨干”的“三社互動”品牌建設，正確處理好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強化各類社會組織的社會責任，推進政府購買社會服務，創新政府公共服務提供方式，激發社會活力。

1．推進基層民主建設。進一步鞏固基層民主自治。健全完善基層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自治制度，保障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激發群眾參與服務的主體意識。明確基層自治組織協助政府工作事項，按照“權隨責走、費隨事轉”的原則，承接政府職能轉移，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自治組織的銜接互動。深入推進“五星級”和諧示范社區創建，推行村級民主決策“五議兩公開”工作法，提升基層自治組織自我管理與服務能力。健全完善村規民約、居民公約、自治章程，依托基層自治，運用道德和法治的力量調節關系、化解矛盾。

2．突出群眾主體地位。深入開展群眾路線教育，探索建立群眾參政議政平臺，廣泛吸收社會各界代表特別是人民群眾的意見建議，凝聚各方共識，提高基層社會治理的科學性和民主性。健全社情民意收集網絡，加強分析研究，完善解決反饋機制，通過發揮人民群眾的自主作用和能動作用，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努力把基層村（社區）建設成為政府公共服務的平臺、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

3．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加強社會組織服務平臺建設，開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努力培育一批有影響力的社會組織。推進居家養老、環境保護、慈善幫困等方面服務型、公益型、互助型社會組織，打造一批示范性強的公益服務項目和便民服務品牌。強化社會組織的監督管理，推進社會組織的公信力建設，提高社會組織服務社會的能力，確保社會組織健康發展。積極推進政府購買社會服務，創新政府公共服務提供方式。促進政府與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探索完善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分工協作機制，擴大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范圍、渠道，實現社會協同治理，增強社會活力，使社會組織在互助服務、公益慈善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四、工作要求

（一）深化思想認識。要充分認識推進基層“三治”建設是形勢所需、使命所系、群眾所盼，是應對經濟社會深刻變化挑戰的新課題，是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的新實踐，是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方式的新途徑。各級各部門要科學把握“三治”之間的內在關系，積極引領社會主流價值觀、推進政府部門自身職能轉變，激發全體社會成員參與的熱情，把這項工作作為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深化“平安海鹽”建設的突破口來抓，抓緊抓實。同時，要鼓勵基層大膽探索，激發基層社會治理活力，找準工作切入點和抓手，通過政策創新、實踐突破、由點到面，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

（二）加強組織領導。各鎮（街道）、各部門要把這項工作擺上重要位置，統籌協調，納入本地本部門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縣委將成立由縣委書記擔任組長、縣委副書記任副組長，相關部門負責人為成員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在縣委辦，縣委辦主任兼任辦公室主任，辦公室設立德治、法治、自治三個建設工作小組分別由縣委宣傳部（縣文明辦）、縣委政法委（縣綜治辦）、縣民政局（縣委社工辦）擔任組長單位，各個工作小組實行組長負

責制，并牽頭制定相應的實施方案，各成員單位密切配合，認真履行職責，積極發揮作用。各鎮街道也要相應成立強有力的領導小組和工作班子，制定切實可行的工作方案，推動工作落實。

（三）統籌協調推進。要結合當前正在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加大對三治工作的投入力度，通過抓好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基層系列平安創建、“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等工作，努力實現就地解決問題。要堅持系統治理的理念，加強基層組織建設，鼓勵、支持和引導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要發揮綜合治理的優勢，統籌解決信訪突出問題、新居民服務管理問題、科技信息化手段運用問題等，著力做好公共安全工作、完善社會治安“七網”防控體系和網上網下結合的防控體系、健全應急指揮和聯動處置機制等，有效解決影響基層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要注重運用依法治理的方式，強化公眾的參與意識、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要加大對三治工作的宣傳力度，多渠道多形式集中民意、民智、民力，不斷提升基層平安創建的層次和水平。

（四）強化工作保障。各鎮（街道）各部門要加強指導，及時了解、研究、解決“三治”建設過程中的新情況、新問題，總結推廣典型經驗和成功做法，并形成長效機制。同時要建立三治建設的評價體系，把推進“三治”建設工作情況進行績效評估，納入領導干部綜合評價的重要內容。

中共海鹽縣委

2014年3月4日

第五篇：做實基層服務,“四位一體”創新社會治理(第六期-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做實基層服務，“四位一體”創新社會治理

崇川區是南通市的主城區，“十二五”以來，經濟總量翻番，城市規模和品質也有了較大提升。但隨著群眾工作的不斷深入，來自基層的種種隱憂和危機卻時時困擾和警醒著我：

一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務群眾的距離遠了。現在一個城市社區平均1平方公里上萬居民，社區就十幾名干部，下面居民小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與群眾靠不近、貼不緊，服務做不實，關系也疏遠。二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導群眾的本領小了。居住小區雖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間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際交往，認同感、歸屬感下降，有時一條網絡信息可能就會一呼百應，而我們卻百呼不應。大家普遍感嘆，群眾工作的看家本領不靈了。三是社會更多元了，但凝聚群眾的能力弱了。現在階層分化，訴求多元，各種矛盾日趨復雜，但基層的組織動員能力弱化，協調各方利益矛盾時往往是孤軍奮戰，常陷入前后夾擊的困境，有時甚至連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以黨建為核、服務為本、法治為基、德治為魂，從基層基礎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體”的社會治理創新，具體有四個方面的做法：

（一）做實基層服務彰顯善治。要做實基層服務必須有扎實的基層組織基礎。主要落在三個“實”字上：首先，黨建引領的核心要強而實。健全社區黨組織-鄰里街坊黨支部-樓幢黨小組-黨員中心戶四級黨組織網絡；配強黨組織書記，組織機關黨員到社區報到參加雙重組織生活，認領服務崗位。

特別是今年上半年開展“大走訪”，走訪入戶全覆蓋，服務群眾解難事，基層黨組織核心作用進一步增強。二是社區服務的功能要全而實。2009年以來投入10多億元建設社區服務中心，106個社區實現600㎡以上公共服務中心全覆蓋，中心按“一校兩廳四室”標準，配備60余項服務功能。從前年開始，建設2000㎡左右升級版社區服務中心，進一步提升服務功能。三是鄰里街坊的組織要細而實。從2012年開始，著眼做細網格、做實居民小組，按每300戶左右組建了鄰里828個、沿街每300米左右建立了街坊208個，并以設一個服務處、配一名專職社工、組一個理事會、建一支服務隊、撥一筆經費“五個一”的要求，做實服務群眾的最小單元。

（二）做優公共服務踐行法治。依法治理是社會治理的基石，為社區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重點抓好三個服務：一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務。將區街兩級72項公共服務事項全部下沉社區，社區設置全科服務窗口，全科社工持證上崗；全面推行黨員干部群眾事務代理制，讓群眾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務。二是綜合化的執法服務。將城管、建設等9個部門143項執法職能和力量綜合起來，沉到街道，落到社區，第一時間更有效地解決群眾身邊的煩擾事，中央編辦現場會組織觀摩推廣。三是平臺化的法治服務。社區健全“一辦一委三室”法治服務平臺，社區警務室達到國家一級警務室標準，為每個社區聘請一名執業律師每周到社區免費服務。首創的社會矛盾大調解形成品牌，快樂調解俱樂部、周末法庭、少年法學苑等一批社團平臺為群眾提供法制服務。社區治安安全感（98%）和法治環境滿意率（96%）位居全省前列，刑事案發率連續八年下降。

（三）做強志愿服務倡導德治。把開展志愿服務作為倡導德治的主抓手。關鍵靠三方面支撐：一是靠社團支撐。2010年起大力推進志愿服務、興趣愛好、參與管理三大類社區社團建設，現已有社區社團2214個，志愿服務隊伍3200支，注冊志愿者15.5萬人；開展千家社團服務萬戶居民活動，開發服務項目600余個，每年服務超20萬人次。二是靠典型引領。通過“一榜雙評三講”挖掘宣傳身邊典型，涌現出“孫爺爺談心室”“巾幗挽霞”等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先進典型。三是靠激勵推動。開展公益社團助力計劃，每年區財政對優秀志愿服務組織提供2000多萬元扶持；出臺《志愿者星級評定及嘉許辦法》，實行公職人員志愿服務計時制。

（四）做精評議服務促進自治。把組織群眾議服務事項、評社區干部、選身邊典型作為基層自治的主要內容。具體做到三個有：一是評議有團隊。每個社區都組建群眾評議團，既組織群眾開展議事，又代表群眾評價服務。今年以來就組織評議活動600余場次，議定社區民生實事480項、推舉身邊好人500余人次。二是議事有規章。制訂群眾評議實施細則，重點圍繞群眾關心的難點熱點問題，采取群眾點單-鄰里議單-干部領單-社區評單-公示曬單“五單”法，每年在社區實施為民辦實事項目1000多個。三是結果有運用。把群眾評議結果與社區干部以及下沉人員的績效考核掛鉤，作為評先評優、職務晉升的重要依據，近年來群眾認可度高的17名社區書記提拔到科級領導崗位。

2016年8月李書記來到我區社區視察指導，循循告誡我們，社會治理創新的重心落在基層、根基扎在基層。這些年的探索實踐使我們深深感受到，這不僅是李書記的殷切要求，更是實現社會良治的根本所在。基層社會治理的創新帶來了三個可喜變化：

一是從“對手”多到“幫手”多。全覆蓋的鄰里街坊組織增強了群眾基礎，上千個社區社團成為團結帶領群眾的紐帶。近五年，我們開展群眾全程參與的陽光征收，拆遷房屋800多萬㎡，動遷居民近2萬戶、非居5600余家。拆遷量成倍增加，但因拆遷引發的社會矛盾卻下降35%。

二是從“被動”多到“主動”多。鄰里自理、街坊共治推動“要我做”逐步變成“我要做”。在全國文明城市創建中，我區作為全市的主考點，知曉率、參與率、滿意率等測評得分不斷提高，名列全省前茅，這主要源自鄰里街坊、志愿社團及十萬名志愿者主動參與。

三是從“看法”多到“辦法”多。通過群眾議事把各方的意見轉化成解決的方案。最近三年，實施22個老小區1200多幢樓宇綜合改造，拆除違建100多萬㎡，關停全部24家化工企業、47家印染企業和23家養殖場，沒有引發一起群體性不穩定事件。

發生在基層的這些變化，將激勵我們繼續把社會治理創新做得更深、更細、更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