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創造兩項中國政治神話的知青明星朱克家近況(組圖)

創造兩項中國政治神話的知青明星朱克家近況（組圖）

1969年4月，只有17歲的朱克家從上海的海南中學畢業，來到云南西雙版納勐倉公社勐掌生產隊插隊落戶。登上去云南的火車時，朱克家的母親在月臺上哭得當場昏倒。經過十來天的辛苦顛簸，才到達目的地。這里是傣族聚居區，生活條件艱苦，語言不通，生活習俗不同，他立志在邊疆鍛煉，虛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此，他找到生產隊的指導員，要求住最差的屋子，干最重的活。指導員開玩笑地說；“你還是個看到青蛙打架都稀奇的小娃娃！”他深感自己年幼無知，決心向老鄉們學習。在不長的一段時間里，他學會說傣族語，很快成為耕地、插秧、挑擔的行家里手。還學會了木工活。勐掌寨旁有一座高山，山腰有一個愛伲族寨子，即莫登生產隊。生產隊長下山辦事都要經過勐掌，與朱克家成為朋友。他告訴克家，他們的寨子曾經辦過一所小學，但是先后請來的幾位老師吃不了那里的苦，都陸續走了，五六十名適齡兒童只好輟學。他希望克家到莫登寨去教書。克家明明知道莫登寨的生活和氣候條件比勐掌寨惡劣多了，但是，他堅信“越是艱苦的地方越是需要人，越是艱苦的地方越能夠鍛煉人的意志”。于是他主動向大隊黨支部和公社黨委要求，轉到莫登寨。

1970年12月，他上山了。這里抬頭見山，出門爬坡，他在愛伲族寨子擔任小學教師。但他看到用漢文編寫的課本學生聽不懂時，他決心攻克語言關，逐步掌握了愛伲族語，便利了與這些娃娃溝通。愛伲族婦女白天勞動，晚上舂米到半夜，他看在眼里，和幾個愛伲族青年設法用手扶拖拉機帶動碾米機，減輕了她們的負擔。為了讓電燈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親的機會，收集安裝小型水力發電機的資料，學習電工操作技術，回到莫登寨積極投入小水電站的建設。他還學會修理農具，為愛伲族老鄉裁剪衣服，理發，成為一個多面手。愛伲族老鄉稱他是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輕人。他將先進的現代文明和城市文化傳播到這個處于蠻荒之地的山寨。

1969年初同他一起到西雙版納插隊的上海知青一共有9500余人，分散在幾個縣，大多數是少數民族地區，由于生活條件艱苦，云南當地政府優先將他們分批招工，就地安排工作。到1972年10月僅剩下3000人左右。這時，勐倉公社根據朱克家在愛伲族山寨的突出表現，推薦他去云南師大上大學，但是他放棄了。今天朱克家坦然地說，當時他放棄上大學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走了，莫登寨的學校就沒有老師了，因為當時沒有教師愿意上這個生活艱苦的寨子里來，七八十個愛伲族孩子只能失學。他望著愛伲族老鄉和孩子們渴望的眼睛，被他們感動了，決定留下來。朱克家說；“我的事跡決不是人為地編出來的，有些事是被拔高了，但是，要說我是假典型我也不承認，我的表現是莫登寨的愛伲族老鄉說出來的，因為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我的表現他們最清楚。但是，那個時候的對先進人物宣傳的口徑是高大全，為了宣傳的需要，我的一些事情被拔高了。”1972年，上海市革委會赴云南知青慰問團來西雙版納看望慰問知青，在勐臘，了解到朱克家的突出事跡，發現了這顆好苗子，便寫成《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輕人》文章刊登在《文匯報》內參上。當時，姚文元看到這份內參，立即批示“這個知識青年可請他寫一篇文章”，上海市革委會立刻派出三個人帶著姚文元的批示來勐臘采訪朱克家。他們在莫登寨住了三天，召開座談會，愛伲族老鄉如實介紹了朱克家的事跡。接著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深深地愛上邊疆的一草一木》及《農村也是大學》、《貧下中農的好兒女》等通訊先后在《紅旗》雜志等報刊發表，連《人民日報》也刊登了介紹他的文章《邊疆練紅心，山寨辦學堂》。于是，朱克家立刻成為全國知曉的知青先進典型。

1973年4月中共正在籌備十大，當姚文元獲悉朱克家還不是中共黨員，當即表示；“這樣的人不入黨，要什么人才可以入黨？”，4月27日，上海市委打電話給云南有關部門，要當地黨組織馬上吸收他入黨。電話傳到地委、縣委、公社黨委。當時朱克家正在昆明參加云南省第五屆團代會，當選為團省委的常委，無法趕回勐臘。公社黨委書記只好宣布；“代表公社黨委批準他入黨，日期就從4月27日算起，手續等他回來再補。”，因為，朱克家在一個月前，向大隊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就這樣，從上海打電話起，到他被批準入黨，前后共11個電話，總共只有9個小時。這就是坊間流傳的朱克家“突擊入黨”。后來他自己說，他在參加省團代會后，回到寨子里才補辦入黨手續，包括填寫入黨申請書，履行其他一些手續。

1973年8月，剛剛入黨才4個月的朱克家作為十大代表到達北京，受到中央領導的接見，他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十大主席團名單，并在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23歲的他成為最年輕的中央候補委員，成為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一顆新星。1974年6月他參加了共青團中央十大的籌備組工作，并且當選為共青團云南省委書記。1975年1月，他參加了四屆人大，并且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1975年9月，朱克家和其他12位知青的先進典型去大寨參加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他和柴春澤起草了一封代表知青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充滿激情的信，表示要“橫下一條心，拼命干革命”，爭取在兩三年里把自己所在社隊建設成為大寨式的先進單位。會議以后，根據云南省委的安排，他代職回到莫登寨，下基層鍛煉。

只有23歲的朱克家，幼稚無知，根本不知道政治斗爭的復雜性和殘酷性，他和張鐵生、柴春澤等知青典型被作為“新生事物的代表”，身不由己地卷入當時的政治斗爭的漩渦，特別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朱克家參加了王洪文控制的中央工農讀書班，1976年2月他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的“打招呼”會議，云南只有4個人參加，使他深陷當時黨內路線斗爭的泥潭。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當時，朱克家還在勐登寨參加勞動，對外邊已經發生的驚天動地的變化一點也不知道，以后云南省委派車將他接回昆明，這時，他才看到在昆明的大街上已經貼出揭批他的大字報，他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1977年元月宣布對他進行隔離審查，他一個人被單獨隔離在一座黨校，每天寫交代材料，有時被押到一些省直單位批斗。他說這是他一生最黑暗最痛苦時期。不知道明天在那里？當時他有一點是心知肚明的；就是實事求是地認識自己的錯誤。一直到1978年11月才宣布結束對他的審查，考慮到他犯錯誤的歷史背景，最終對他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下放到基層勞動。但是，安排他的工作遇到麻煩，沒有單位敢要他。這時，曲靖沾益的恩洪煤礦礦長要下他，還說；“一個年輕人犯了錯誤，應該給他一個改正的機會”，省里指定朱克家必須下井挖煤，于是他就來到這個滇北的煤礦下井挖煤，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強，覺得在井下干活比起在莫登寨的艱苦要輕多了。而且這里的干部群眾并沒有歧視他，使他保持著人的尊嚴，職工中有不少也是當年和他一起來云南的上海知青，他們仍然視他為戰友，同學。朱克家在井下干活的時間不長，1979年2月下井，10月份就被抽調上井了。還是那個把他要來的老礦長幫的忙，他讓朱克家寫一個申請，就說高度近視不適合在井下干活。安排他去選煤廠工作。1986年，又調他去廠工會負責電視轉播臺，因為他利用業余時間鉆研無線電技術，所以非常喜歡這工作。1995年，上海知青陳國學擔任煤礦的黨委書記，努力開發第三產業，他非常信任朱克家，任命他去擔任煤礦在曲靖開的賓館經理。他在這里一直干到2005年退休。

在恩洪煤礦，許多職工關心朱克家的婚姻問題，這時，一個姓杜的女孩子走進他的視線，她是煤礦子弟學校的英語教師，畢業于煤礦技校，是出身在云南的河北籍人，其父是一個老地質工作者。紅線是小杜托人牽的。她主動約他見面。那天，朱克家穿著印著“上海清涼油”的廣告衫，前去赴約。姑娘笑了；“久聞大名，但我總覺得對不上號，你這樣豁達，我真沒有想到”，朱克家告訴她，自己是背著沉重“包袱”的人，和自己交朋友將會影響她的前途，請她慎重考慮。

小杜說；“過去的事，我們不去管它，我主要看重你的人品，對今后你會怎么樣我不考慮，當一輩子工人也可以，只要我們倆合得來就行。人家能夠在礦山一輩子，我們也能夠在這里過一輩子”。姑娘熱情似火，非他莫嫁，他被打動了。

但是小杜飽經風霜的父母有些不放心，他們問女兒；“他可靠嗎？

女兒說；“他會成為稱職的丈夫”

小杜的父親很不放心，專程到礦山去問；“朱克家到底是什么性質的問題？”

礦上的回答很簡單；“政治待遇跟工人一樣”

女兒的執著，終于打動了父母。有情人終成眷屬，1983年朱克家與小杜在上海的朱家舉行簡樸的婚禮。那年他33歲。小杜26歲。很快他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星星，她一直在上海的祖母身邊長大，現在在北歐一家物流公司的上海分公司工作。

朱克家特別興奮地向我們介紹；1998年他帶領他工作賓館的十幾位員工專程去勐臘莫登寨第二故鄉的動人情景；這是他1977年離開那里后，第一次回來。愛伲族老鄉們聽說朱克家要回來，提前幾天就做好了接待的準備。那天，全寨子的父老鄉親在寨子口迎候他們。老鄉們擁抱朱克家，令他熱淚盈眶。寨子里宰了兩頭豬，20幾只雞，盛情款待朱克家和他的員工們。特別令他高興的是，他當年在寨子里教過的70多個愛伲族娃娃，現在已經有55個擔任了中小學教師，成為愛伲族教師隊伍的生力軍。聽說當年的朱老師回來了，他們從各地趕來與他相聚。朱克家與他的員工們在莫登寨待留整整兩天，才與老鄉們依依不舍地告別。他為自己青年時代在這里流下的汗水獲得愛伲族人們的認可，感到無限的欣慰。這就是一種人生價值的不懈的追求！

30多年來，朱克家一直生活在曲靖，有時回上海，主要是去看看母親和女兒。他對大上海并沒有太多的留戀，因為他已經把自己的大半輩子的年華都獻給了云南這塊美麗的土地，他沒有一點后悔！30多年來，朱克家一直保持低調，與外界保持有限的接觸，這就是為什么多年來，人們幾乎聽不到他的聲音的緣故。我們非常欣賞他這種平和的心態，這是一種曠達樂觀的胸襟。我向他提問；“這么多年來，你是否有一種失落感，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知青歷史？”

1969年4月，只有17歲的朱克家從上海的海南中學畢業，來到云南西雙版納勐倉公社勐掌生產隊插隊落戶。登上去云南的火車時，朱克家的母親在月臺上哭得當場昏倒。經過十來天的辛苦顛簸，才到達目的地。這里是傣族聚居區，生活條件艱苦，語言不通，生活習俗不同，他立志在邊疆鍛煉，虛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此，他找到生產隊的指導員，要求住最差的屋子，干最重的活。指導員開玩笑地說；“你還是個看到青蛙打架都稀奇的小娃娃！”他深感自己年幼無知，決心向老鄉們學習。在不長的一段時間里，他學會說傣族語，很快成為耕地、插秧、挑擔的行家里手。還學會了木工活。勐掌寨旁有一座高山，山腰有一個愛伲族寨子，即莫登生產隊。生產隊長下山辦事都要經過勐掌，與朱克家成為朋友。他告訴克家，他們的寨子曾經辦過一所小學，但是先后請來的幾位老師吃不了那里的苦，都陸續走了，五六十名適齡兒童只好輟學。他希望克家到莫登寨去教書。克家明明知道莫登寨的生活和氣候條件比勐掌寨惡劣多了，但是，他堅信“越是艱苦的地方越是需要人，越是艱苦的地方越能夠鍛煉人的意志”。于是他主動向大隊黨支部和公社黨委要求，轉到莫登寨。

1970年12月，他上山了。這里抬頭見山，出門爬坡，他在愛伲族寨子擔任小學教師。但他看到用漢文編寫的課本學生聽不懂時，他決心攻克語言關，逐步掌握了愛伲族語，便利了與這些娃娃溝通。愛伲族婦女白天勞動，晚上舂米到半夜，他看在眼里，和幾個愛伲族青年設法用手扶拖拉機帶動碾米機，減輕了她們的負擔。為了讓電燈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親的機會，收集安裝小型水力發電機的資料，學習電工操作技術，回到莫登寨積極投入小水電站的建設。他還學會修理農具，為愛伲族老鄉裁剪衣服，理發，成為一個多面手。愛伲族老鄉稱他是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輕人。他將先進的現代文明和城市文化傳播到這個處于蠻荒之地的山寨。

1969年初同他一起到西雙版納插隊的上海知青一共有9500余人，分散在幾個縣，大多數是少數民族地區，由于生活條件艱苦，云南當地政府優先將他們分批招工，就地安排工作。到1972年10月僅剩下3000人左右。這時，勐倉公社根據朱克家在愛伲族山寨的突出表現，推薦他去云南師大上大學，但是他放棄了。今天朱克家坦然地說，當時他放棄上大學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走了，莫登寨的學校就沒有老師了，因為當時沒有教師愿意上這個生活艱苦的寨子里來，七八十個愛伲族孩子只能失學。他望著愛伲族老鄉和孩子們渴望的眼睛，被他們感動了，決定留下來。朱克家說；“我的事跡決不是人為地編出來的，有些事是被拔高了，但是，要說我是假典型我也不承認，我的表現是莫登寨的愛伲族老鄉說出來的，因為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我的表現他們最清楚。但是，那個時候的對先進人物宣傳的口徑是高大全，為了宣傳的需要，我的一些事情被拔高了。”1972年，上海市革委會赴云南知青慰問團來西雙版納看望慰問知青，在勐臘，了解到朱克家的突出事跡，發現了這顆好苗子，便寫成《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輕人》文章刊登在《文匯報》內參上。當時，姚文元看到這份內參，立即批示“這個知識青年可請他寫一篇文章”，上海市革委會立刻派出三個人帶著姚文元的批示來勐臘采訪朱克家。他們在莫登寨住了三天，召開座談會，愛伲族老鄉如實介紹了朱克家的事跡。接著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深深地愛上邊疆的一草一木》及《農村也是大學》、《貧下中農的好兒女》等通訊先后在《紅旗》雜志等報刊發表，連《人民日報》也刊登了介紹他的文章《邊疆練紅心，山寨辦學堂》。于是，朱克家立刻成為全國知曉的知青先進典型。

1973年4月中共正在籌備十大，當姚文元獲悉朱克家還不是中共黨員，當即表示；“這樣的人不入黨，要什么人才可以入黨？”，4月27日，上海市委打電話給云南有關部門，要當地黨組織馬上吸收他入黨。電話傳到地委、縣委、公社黨委。當時朱克家正在昆明參加云南省第五屆團代會，當選為團省委的常委，無法趕回勐臘。公社黨委書記只好宣布；“代表公社黨委批準他入黨，日期就從4月27日算起，手續等他回來再補。”，因為，朱克家在一個月前，向大隊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就這樣，從上海打電話起，到他被批準入黨，前后共11個電話，總共只有9個小時。這就是坊間流傳的朱克家“突擊入黨”。后來他自己說，他在參加省團代會后，回到寨子里才補辦入黨手續，包括填寫入黨申請書，履行其他一些手續。

1973年8月，剛剛入黨才4個月的朱克家作為十大代表到達北京，受到中央領導的接見，他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十大主席團名單，并在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23歲的他成為最年輕的中央候補委員，成為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一顆新星。1974年6月他參加了共青團中央十大的籌備組工作，并且當選為共青團云南省委書記。1975年1月，他參加了四屆人大，并且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1975年9月，朱克家和其他12位知青的先進典型去大寨參加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他和柴春澤起草了一封代表知青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充滿激情的信，表示要“橫下一條心，拼命干革命”，爭取在兩三年里把自己所在社隊建設成為大寨式的先進單位。會議以后，根據云南省委的安排，他代職回到莫登寨，下基層鍛煉。

只有23歲的朱克家，幼稚無知，根本不知道政治斗爭的復雜性和殘酷性，他和張鐵生、柴春澤等知青典型被作為“新生事物的代表”，身不由己地卷入當時的政治斗爭的漩渦，特別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朱克家參加了王洪文控制的中央工農讀書班，1976年2月他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的“打招呼”會議，云南只有4個人參加，使他深陷當時黨內路線斗爭的泥潭。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當時，朱克家還在勐登寨參加勞動，對外邊已經發生的驚天動地的變化一點也不知道，以后云南省委派車將他接回昆明，這時，他才看到在昆明的大街上已經貼出揭批他的大字報，他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1977年元月宣布對他進行隔離審查，他一個人被單獨隔離在一座黨校，每天寫交代材料，有時被押到一些省直單位批斗。他說這是他一生最黑暗最痛苦時期。不知道明天在那里？當時他有一點是心知肚明的；就是實事求是地認識自己的錯誤。一直到1978年11月才宣布結束對他的審查，考慮到他犯錯誤的歷史背景，最終對他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下放到基層勞動。但是，安排他的工作遇到麻煩，沒有單位敢要他。這時，曲靖沾益的恩洪煤礦礦長要下他，還說；“一個年輕人犯了錯誤，應該給他一個改正的機會”，省里指定朱克家必須下井挖煤，于是他就來到這個滇北的煤礦下井挖煤，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強，覺得在井下干活比起在莫登寨的艱苦要輕多了。而且這里的干部群眾并沒有歧視他，使他保持著人的尊嚴，職工中有不少也是當年和他一起來云南的上海知青，他們仍然視他為戰友，同學。朱克家在井下干活的時間不長，1979年2月下井，10月份就被抽調上井了。還是那個把他要來的老礦長幫的忙，他讓朱克家寫一個申請，就說高度近視不適合在井下干活。安排他去選煤廠工作。1986年，又調他去廠工會負責電視轉播臺，因為他利用業余時間鉆研無線電技術，所以非常喜歡這工作。1995年，上海知青陳國學擔任煤礦的黨委書記，努力開發第三產業，他非常信任朱克家，任命他去擔任煤礦在曲靖開的賓館經理。他在這里一直干到2005年退休。

在恩洪煤礦，許多職工關心朱克家的婚姻問題，這時，一個姓杜的女孩子走進他的視線，她是煤礦子弟學校的英語教師，畢業于煤礦技校，是出身在云南的河北籍人，其父是一個老地質工作者。紅線是小杜托人牽的。她主動約他見面。那天，朱克家穿著印著“上海清涼油”的廣告衫，前去赴約。姑娘笑了；“久聞大名，但我總覺得對不上號，你這樣豁達，我真沒有想到”，朱克家告訴她，自己是背著沉重“包袱”的人，和自己交朋友將會影響她的前途，請她慎重考慮。

小杜說；“過去的事，我們不去管它，我主要看重你的人品，對今后你會怎么樣我不考慮，當一輩子工人也可以，只要我們倆合得來就行。人家能夠在礦山一輩子，我們也能夠在這里過一輩子”。姑娘熱情似火，非他莫嫁，他被打動了。

但是小杜飽經風霜的父母有些不放心，他們問女兒；“他可靠嗎？

女兒說；“他會成為稱職的丈夫”

小杜的父親很不放心，專程到礦山去問；“朱克家到底是什么性質的問題？”

礦上的回答很簡單；“政治待遇跟工人一樣”

女兒的執著，終于打動了父母。有情人終成眷屬，1983年朱克家與小杜在上海的朱家舉行簡樸的婚禮。那年他33歲。小杜26歲。很快他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星星，她一直在上海的祖母身邊長大，現在在北歐一家物流公司的上海分公司工作。

朱克家特別興奮地向我們介紹；1998年他帶領他工作賓館的十幾位員工專程去勐臘莫登寨第二故鄉的動人情景；這是他1977年離開那里后，第一次回來。愛伲族老鄉們聽說朱克家要回來，提前幾天就做好了接待的準備。那天，全寨子的父老鄉親在寨子口迎候他們。老鄉們擁抱朱克家，令他熱淚盈眶。寨子里宰了兩頭豬，20幾只雞，盛情款待朱克家和他的員工們。特別令他高興的是，他當年在寨子里教過的70多個愛伲族娃娃，現在已經有55個擔任了中小學教師，成為愛伲族教師隊伍的生力軍。聽說當年的朱老師回來了，他們從各地趕來與他相聚。朱克家與他的員工們在莫登寨待留整整兩天，才與老鄉們依依不舍地告別。他為自己青年時代在這里流下的汗水獲得愛伲族人們的認可，感到無限的欣慰。這就是一種人生價值的不懈的追求！

30多年來，朱克家一直生活在曲靖，有時回上海，主要是去看看母親和女兒。他對大上海并沒有太多的留戀，因為他已經把自己的大半輩子的年華都獻給了云南這塊美麗的土地，他沒有一點后悔！30多年來，朱克家一直保持低調，與外界保持有限的接觸，這就是為什么多年來，人們幾乎聽不到他的聲音的緣故。我們非常欣賞他這種平和的心態，這是一種曠達樂觀的胸襟。我向他提問；“這么多年來，你是否有一種失落感，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知青歷史？”

第二篇：中國政治神話中的知青明星朱克家

中國政治神話中的知青明星朱克家

朱克家近照

他是上山下鄉年月的知青明星，他的人生創造了兩項中國政壇的神話：9個小時完成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程序，入黨僅僅四個月作為十大代表進京參會，當選中共十大主席團成員，坐在了人民大會堂主席臺上，并在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23歲的他成為最年輕的中央候補委員。1974年6月他參加了共青團中央十大的籌備組工作，并且當選為共青團云南省委書記。1975年1月，他參加了四屆人大會議，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他叫朱克家，當年如雷貫耳的名字，如今已經過了花甲之年朱老過得怎么樣呢？我們一起來看看：

1976年“青年節”參加云南省知青代表大會的上海知青代表，朱克家（中左4）

朱克家給學生上課

當年朱克家在勞動

在田間與農民交流

傳達黨的十大精神 1969年4月，只有17歲的朱克家從上海的海南中學畢業，來到云南西雙版納勐倉公社勐掌生產隊插隊落戶。登上去云南的火車時，朱克家的母親在月臺上哭得當場昏倒。經過十來天的辛苦顛簸，才到達目的地。這里是傣族聚居區，生活條件艱苦，語言不通，生活習俗不同，他立志在邊疆鍛煉，虛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此，他找到生產隊的指導員，要求住最差的屋子，干最重的活。指導員開玩笑地說；“你還是個看到青蛙打架都稀奇的小娃娃！”他深感自己年幼無知，決心向老鄉們學習。在不長的一段時間里，他學會說傣族語，很快成為耕地、插秧、挑擔的行家里手。還學會了木工活。勐掌寨旁有一座高山，山腰有一個愛伲族寨子，即莫登生產隊。生產隊長下山辦事都要經過勐掌，與朱克家成為朋友。他告訴克家，他們的寨子曾經辦過一所小學，但是先后請來的幾位老師吃不了那里的苦，都陸續走了，五六十名適齡兒童只好輟學。他希望克家到莫登寨去教書。克家明明知道莫登寨的生活和氣候條件比勐掌寨惡劣多了，但是，他堅信“越是艱苦的地方越是需要人，越是艱苦的地方越能夠鍛煉人的意志”。于是他主動向大隊黨支部和公社黨委要求，轉到莫登寨。

1970年12月，他上山了。這里抬頭見山，出門爬坡，他在愛伲族寨子擔任小學教師。但他看到用漢文編寫的課本學生聽不懂時，他決心攻克語言關，逐步掌握了愛伲族語，便利了與這些娃娃溝通。愛伲族婦女白天勞動，晚上舂米到半夜，他看在眼里，和幾個愛伲族青年設法用手扶拖拉機帶動碾米機，減輕了她們的負擔。為了讓電燈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親的機會，收集安裝小型水力發電機的資料，學習電工操作技術，回到莫登寨積極投入小水電站的建設。他還學會修理農具，為愛伲族老鄉裁剪衣服，理發，成為一個多面手。愛伲族老鄉稱他是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輕人。他將先進的現代文明和城市文化傳播到這個處于蠻荒之地的山寨。

1969年初同他一起到西雙版納插隊的上海知青一共有9500余人，分散在幾個縣，大多數是少數民族地區，由于生活條件艱苦，云南當地政府優先將他們分批招工，就地安排工作。到1972年10月僅剩下3000人左右。這時，勐倉公社根據朱克家在愛伲族山寨的突出表現，推薦他去云南師大上大學，但是他放棄了。今天朱克家坦然地說，當時他放棄上大學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走了，莫登寨的學校就沒有老師了，因為當時沒有教師愿意上這個生活艱苦的寨子里來，七八十個愛伲族孩子只能失學。他望著愛伲族老鄉和孩子們渴望的眼睛，被他們感動了，決定留下來。朱克家說；“我的事跡決不是人為地編出來的，有些事是被拔高了，但是，要說我是假典型我也不承認，我的表現是莫登寨的愛伲族老鄉說出來的，因為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我的表現他們最清楚。但是，那個時候的對先進人物宣傳的口徑是高大全，為了宣傳的需要，我的一些事情被拔高了。”1972年，上海市革委會赴云南知青慰問團來西雙版納看望慰問知青，在勐臘，了解到朱克家的突出事跡，發現了這顆好苗子，便寫成《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輕人》文章刊登在《文匯報》內參上。當時，姚文元看到這份內參，立即批示“這個知識青年可請他寫一篇文章”，上海市革委會立刻派出三個人帶著姚文元的批示來勐臘采訪朱克家。他們在莫登寨住了三天，召開座談會，愛伲族老鄉如實介紹了朱克家的事跡。接著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深深地愛上邊疆的一草一木》及《農村也是大學》、《貧下中農的好兒女》等通訊先后在《紅旗》雜志等報刊發表，連《人民日報》也刊登了介紹他的文章《邊疆練紅心，山寨辦學堂》。于是，朱克家立刻成為全國知曉的知青先進典型。

1973年4月中共正在籌備十大，當姚文元獲悉朱克家還不是中共黨員，當即表示；“這樣的人不入黨，要什么人才可以入黨？”，4月27日，上海市委打電話給云南有關部門，要當地黨組織馬上吸收他入黨。電話傳到地委、縣委、公社黨委。當時朱克家正在昆明參加云南省第五屆團代會，當選為團省委的常委，無法趕回勐臘。公社黨委書記只好宣布；“代表公社黨委批準他入黨，日期就從4月27日算起，手續等他回來再補。”，因為，朱克家在一個月前，向大隊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就這樣，從上海打電話起，到他被批準入黨，前后共11個電話，總共只有9個小時。這就是坊間流傳的朱克家“突擊入黨”。后來他自己說，他在參加省團代會后，回到寨子里才補辦入黨手續，包括填寫入黨申請書，履行其他一些手續。

1973年8月，剛剛入黨才4個月的朱克家作為十大代表到達北京，受到中央領導的接見，他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十大主席團名單，并在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23歲的他成為最年輕的中央候補委員，成為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一顆新星。1974年6月他參加了共青團中央十大的籌備組工作，并且當選為共青團云南省委書記。1975年1月，他參加了四屆人大，并且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1975年9月，朱克家和其他12位知青的先進典型去大寨參加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他和柴春澤起草了一封代表知青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充滿激情的信，表示要“橫下一條心，拼命干革命”，爭取在兩三年里把自己所在社隊建設成為大寨式的先進單位。會議以后，根據云南省委的安排，他代職回到莫登寨，下基層鍛煉。

只有23歲的朱克家，幼稚無知，根本不知道政治斗爭的復雜性和殘酷性，他和張鐵生、柴春澤等知青典型被作為“新生事物的代表”，身不由己地卷入當時的政治斗爭的漩渦，特別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朱克家參加了王洪文控制的中央工農讀書班，1976年2月他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的“打招呼”會議，云南只有4個人參加，使他深陷當時黨內路線斗爭的泥潭。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當時，朱克家還在勐登寨參加勞動，對外邊已經發生的驚天動地的變化一點也不知道，以后云南省委派車將他接回昆明，這時，他才看到在昆明的大街上已經貼出揭批他的大字報，他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1977年元月宣布對他進行隔離審查，他一個人被單獨隔離在一座黨校，每天寫交代材料，有時被押到一些省直單位批斗。他說這是他一生最黑暗最痛苦時期。不知道明天在那里？當時他有一點是心知肚明的；就是實事求是地認識自己的錯誤。一直到1978年11月才宣布結束對他的審查，考慮到他犯錯誤的歷史背景，最終對他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下放到基層勞動。但是，安排他的工作遇到麻煩，沒有單位敢要他。這時，曲靖沾益的恩洪煤礦礦長要下他，還說；“一個年輕人犯了錯誤，應該給他一個改正的機會”，省里指定朱克家必須下井挖煤，于是他就來到這個滇北的煤礦下井挖煤，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強，覺得在井下干活比起在莫登寨的艱苦要輕多了。而且這里的干部群眾并沒有歧視他，使他保持著人的尊嚴，職工中有不少也是當年和他一起來云南的上海知青，他們仍然視他為戰友，同學。朱克家在井下干活的時間不長，1979年2月下井，10月份就被抽調上井了。還是那個把他要來的老礦長幫的忙，他讓朱克家寫一個申請，就說高度近視不適合在井下干活。安排他去選煤廠工作。1986年，又調他去廠工會負責電視轉播臺，因為他利用業余時間鉆研無線電技術，所以非常喜歡這工作。1995年，上海知青陳國學擔任煤礦的黨委書記，努力開發第三產業，他非常信任朱克家，任命他去擔任煤礦在曲靖開的賓館經理。他在這里一直干到2005年退休。

在恩洪煤礦，許多職工關心朱克家的婚姻問題，這時，一個姓杜的女孩子走進他的視線，她是煤礦子弟學校的英語教師，畢業于煤礦技校，是出身在云南的河北籍人，其父是一個老地質工作者。紅線是小杜托人牽的。她主動約他見面。那天，朱克家穿著印著“上海清涼油”的廣告衫，前去赴約。姑娘笑了；“久聞大名，但我總覺得對不上號，你這樣豁達，我真沒有想到”，朱克家告訴她，自己是背著沉重“包袱”的人，和自己交朋友將會影響她的前途，請她慎重考慮。

小杜說；“過去的事，我們不去管它，我主要看重你的人品，對今后你會怎么樣我不考慮，當一輩子工人也可以，只要我們倆合得來就行。人家能夠在礦山一輩子，我們也能夠在這里過一輩子”。姑娘熱情似火，非他莫嫁，他被打動了。

但是小杜飽經風霜的父母有些不放心，他們問女兒；“他可靠嗎？

女兒說；“他會成為稱職的丈夫”

小杜的父親很不放心，專程到礦山去問；“朱克家到底是什么性質的問題？”

礦上的回答很簡單；“政治待遇跟工人一樣”

女兒的執著，終于打動了父母。有情人終成眷屬，1983年朱克家與小杜在上海的朱家舉行簡樸的婚禮。那年他33歲。小杜26歲。很快他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星星，她一直在上海的祖母身邊長大，現在在北歐一家物流公司的上海分公司工作。

朱克家特別興奮地向我們介紹；1998年他帶領他工作賓館的十幾位員工專程去勐臘莫登寨第二故鄉的動人情景；這是他1977年離開那里后，第一次回來。愛伲族老鄉們聽說朱克家要回來，提前幾天就做好了接待的準備。那天，全寨子的父老鄉親在寨子口迎候他們。老鄉們擁抱朱克家，令他熱淚盈眶。寨子里宰了兩頭豬，20幾只雞，盛情款待朱克家和他的員工們。特別令他高興的是，他當年在寨子里教過的70多個愛伲族娃娃，現在已經有55個擔任了中小學教師，成為愛伲族教師隊伍的生力軍。聽說當年的朱老師回來了，他們從各地趕來與他相聚。朱克家與他的員工們在莫登寨待留整整兩天，才與老鄉們依依不舍地告別。他為自己青年時代在這里流下的汗水獲得愛伲族人們的認可，感到無限的欣慰。這就是一種人生價值的不懈的追求！

30多年來，朱克家一直生活在曲靖，有時回上海，主要是去看看母親和女兒。他對大上海并沒有太多的留戀，因為他已經把自己的大半輩子的年華都獻給了云南這塊美麗的土地，他沒有一點后悔！30多年來，朱克家一直保持低調，與外界保持有限的接觸，這就是為什么多年來，人們幾乎聽不到他的聲音的緣故。我們非常欣賞他這種平和的心態，這是一種曠達樂觀的胸襟。我向他提問；“這么多年來，你是否有一種失落感，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知青歷史？”

朱克家（中）與云南知青合影

他坦然地回答；“我一點也不后悔，歷史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關鍵是我們要過好現在的每一天。在農村鍛煉幾年，磨練了我們的意志和毅力。我認為沒有壞處，只有好處，至少我不怕吃苦。我現在快60歲了，但是可以連續工作幾天不睡覺。在農村那幾年條件很艱苦，但是我都挺過來了。所以知青生活的歷史，我覺得是一種財富。”

現在的朱克家生活依舊非常充實，每天花不少時間讀書，上網，了解世界和社會，保持著一種健康的心態。他在曲靖和昆明有許多朋友，雖然退休多年，他還在繼續做幾項煤化工商務咨詢。他有時也參加曲靖和昆明的知青聯誼活動，每天過得挺充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