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上海大火真相調查--城市消防能力面臨的拷問

2010年11月19日的上海，天氣陰沉，4天之前的11月15日，一場致使58人罹難的高層建筑大火，讓這座黃浦江畔的特大型城市，籠罩在一片肅穆之中。

從火災發生的11月15日上溯一周，上海市剛剛舉行了一場多兵種全方位的高層建筑應急滅火演習。然而，就在7天之后，當靜安區膠州路728弄膠州路教師公寓大火已致58人遇難——這一天，僅僅是上海世界博覽會閉幕后的第15天。

巨資采購的高層滅火裝備、“演練純熟”的大火救援方案，卻并未能逆轉“11·15”特大火災事故的命運，一場大火所暴露出的城市應急指揮能力、消防基礎設施配備以及工程建設的施工監管的紕漏與缺失，均無法回避。而這恐怕也不只是上海一個特大型城市，將要面對的詰問。

奪命4小時：城市安全應急答卷

只有一支高壓水槍開始把水柱射向通體燃燒的教師公寓1號樓，而此時，這座28層的建筑，已經燃燒了1小時15分鐘——這是發生在上海“11·15”特大火災事故現場的一個場景。

這里是靜安區膠州路728弄，是上海“11·15”特大火災事故的現場。與這條街道一街之隔的膠州路397號，是上海靜安消防支隊的駐地所在，然而，即便如此，直到火警之后的第18分鐘，方才有消防車輛出現在火災現場進行救援。

截至11月19日，“11·15”特大火災事故已經造成58人罹難。而就在一周之前，這座高樓林立的城市，還通過一場多兵種的高層建筑滅火救援演練，向外界昭示了自己面對高層大火滅火與救援時的足夠信心。

上海交出的城市公共安全答卷成績幾何？

市民質疑：18分鐘消防車才趕到

11月15日下午2點15分，與膠州路728弄3幢教師公寓只隔一條余姚路的上海戀家房地產經紀事務所員工童杰剛走出屋外，就發現對面1號教師樓中部已經開始燃起熊熊大火。

童杰意識到發生火災了，立即撥打119報警。而報警后，他特意看了下手機通話記錄，當時手機上顯示的時間是15日14時16分，這與火災發生后上海消防部門公布的“15日14時16分”接到火警的時間十分吻合。

童杰報完警后迅速用手機拍攝了一組照片，這組照片分別記錄了大火先從1號樓中部著起，之后迅速往下蔓延，最后直至燒到大樓底部。“從大樓中部燒到一樓前后大概就15分鐘，在我報警前，火已經在大樓中部燒了有兩三分鐘，最初的著火面積大概只有一個直徑一米左右的桌面那么大。”童杰說。

據他介紹，在大火發生至少有十七八分鐘后，才有消防車趕到現場，“最開始來了兩輛，一輛停在余姚路上，一輛停在膠州路和余姚路路口，再過七八分鐘才有近10輛消防車趕到”。

在童杰拍攝的這組照片里，最后一張清晰記錄下了第一輛消防車抵達余姚路后消防員展開撲火的場景。而據膠州路和余姚路附近多位居民說，最開始來的兩輛消防車人手根本就不夠，消防員只顧撲火，而無暇去樓里面救人，并且消防車只能噴水到五六樓，再高樓層根本就噴不上去。

《中國經營報》記者也在失火1號樓看到，位于大樓西北方向的1~4樓幾處樓層被火燒過的痕跡不是很明顯，幾處房屋的玻璃還保持完整。附近居民告訴記者，這是因為最先抵達的消防車在這里展開了撲救，所以較低的幾個樓層火撲滅得早。

包括童杰在內的周圍很多群眾質疑，為什么在火災發生近十七八分鐘后消防車才趕到，如果能早點趕到的話，大火也許就不會從大樓西北面再燒向其他方向。

根據記者調查了解到，距離失火地點膠州路728弄最近的地方有三個消防單位：位于普陀區宜昌路216號的宜昌消防中隊，位于靜安區愚園路350號的靜安消防中隊，位于靜安區膠州路397號陽光科技大廈的靜安消防支隊。

16日下午2點前后，記者分別從宜昌路216號的宜昌消防中隊門口和愚園路350號的靜安消防中隊門口打車前往失火大樓地點，前者費時5分鐘，行車里程1.6公里；后者費時6分鐘，行車里程2公里。而這些時間包括出租車等待紅燈的時間和膠州路交通管制而堵車的時間。如果這兩個消防中隊出警迅速，在路面管制的情況下，10分鐘之內是完全可以抵達火災現場的。而據消防系統內部人士告訴記者，接到出警的通知后，停在車庫里的消防車必須在1分鐘后立即出庫。

同時，記者也了解到，宜昌消防中隊和靜安消防中隊戰備車庫里面都各停放了3輛消防車，唯獨膠州路397號的靜安消防支隊沒有消防車。而據陽光科技大廈的物業稱，這里只是靜安消防支隊領導機關的辦公場所，所以沒有停放消防車。記者看到，靜安消防支隊所在膠州路397號與失火地點膠州路728弄1號樓只隔一條馬路。

因此，也有不少居民質疑，如果離失火地點最近的這兩個中隊6部消防車全部投入，并迅速展開撲救的話，火勢是能夠得到一定控制的。

在16日下午舉行的上海“11·15”特大火災事故新聞發布會上，上海消防局局長陳飛也重點提到靜安、宜昌這兩個中隊在接到報警后迅速出動，但他并沒有透露消防車是何時到達失火現場的。據他介紹，消防局接到報警后，迅速調集靜安、宜昌等45個中隊，各類消防車122輛，官兵1300多人趕赴現場撲救，但當首批消防力量到達火場時，該高層建筑已處于立體燃燒狀態。

1小時15分鐘： 市民稱高層滅火裝備遲到

當地一位經過昌平路的居民也用相機記錄下了火災發生近一個小時后的情景。據他描述，15點31分，起火1個小時15分鐘后，失火大樓的東南面才有了一根高壓水槍，一直到16點20分，這個方向都只有這一根。直到16點29分，這個方向終于有了三支水槍射向高層。同時，旁邊一棟樓的頂樓也有兩支水柱射向失火大樓樓頂，但這時已經無法阻止火勢的蔓延。

一位長期在地鐵7號線常德路站拉客的摩的師傅向記者反映，高架云梯和高層水槍是在當日下午3點30左右才達到的。

11月9日，也就是距離上海“11·15”特大火災事故發生前一個星期，上海消防部門舉行了一場10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大型應急救援綜合演練。當日的演習上，出動救援人員1000余人，搶險救援車輛超過100輛，高層建筑救人滅火、化工裝置爆炸事故處置、地震災害救助、大流量水炮車遠距離射水、直升機快速空降實施救助等科目依次進行了實戰演練。據官方稱，這是上海首次整合資源，動員全市各類專業隊伍共同舉行的一次演練。

然而，就是在這一次“10年來規模最大一次”演習不到一個星期，上海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一次火災就發生了。

11月9日，上海消防演習時還展示了最先進的設備壓縮消防車，能處置300米高空的火情。在這次膠州路特大火災中起火大樓僅高85米，該設備是否使用？為何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據陳飛在16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上海消防裝備這幾年有了很大的發展，常規的主戰車現在普遍采用的是壓縮空氣泡沫車，壓縮空氣泡沫車和常規的水管車不一樣，使用的是壓縮空氣。從消防部門多次的演練和實戰演練抽查的情況來看，可以單車攻到300米以上，這次火災撲滅也當中使用了。火災發生的這幢高樓沒有到達300米以上的高層，是一般高層，85米。這次的火災，消防車到現場以后，大樓已經形成了立體性的全面的燃燒，但是消防官兵還是進行了內攻和外攻相結合滅火救援的方式和方法。

有附近居民質疑，當時最開始失火部位在整個大樓的中部，這里只有40米左右的高度，如果這些先進設備及時趕到，并且能及早加入撲火，火勢是能得到一定控制的。

據記者了解，事發當日，消防部門共出動了14臺云梯車，但90米高的云梯車僅有一臺，其余高度為57米、63米、67米不等。由于失火大樓有28層高，90米的云梯車要居高臨下壓制火勢很吃力，其余云梯車更是顯得力不從心。

記者了解到，在救援過程中，90米的云梯滅火時較為吃力，射壓嚴重不足。按《建筑設計防火規范》規定，水槍的充實水柱，在甲、乙類廠房、層數超過6 層的公共建筑和層數超過4 層的廠房(倉庫)，不應小于10米；高層廠房、體育館、車站、機場建筑等，不應小于13米；其他建筑，不宜小于7米。比照這個規定，事發地的水壓應該在13米左右，不過，據現場人員及其拍攝到的圖片反映，“當時水壓很可能沒達到，因為即便經過消防車的增壓，也只噴到了六七層高。”

4小時：低效的先進設備

根據上海消防部門的說法，火勢是在當日下午15時22分控制的，18時30分基本撲滅，然后進入消滅殘火和搜索遇難人員階段，至此大火已整整燃燒了四個半小時。

緣何一幢僅28層高的大樓，滅火時間要如此之長？

對此，陳飛表示，高層建筑滅火是國際性的消防難題，一旦發生火災，很容易產生煙囪效應，擴大災情；消防力量到場時，已經形成了較為猛烈的火勢；居民家庭中易燃物較多，管道燃氣關閉后還有一定余量；起火的建筑為塔式建筑，體量大，火災控制難度大；起火建筑的東側、南側都沒有消防登高面，云梯車、舉高車無法靠近實戰。

據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長朱力平介紹，消防官兵到火災現場后，立即在起火建筑旁邊布置水槍陣地，有效堵截和撲滅了快要燒到東側相鄰建筑的火勢，“否則旁邊兩幢建筑里的數百名居民也將遭受滅頂之災，后果不堪設想”。

但不少民眾對消防出警速度仍存疑慮，特別是對高層消防設備姍姍來遲表示不滿。就消防車首次到達時間以及高層滅火裝備到達時間，上海消防部門均未接受記者采訪。

據了解，上海消防部門的消防設備一直處于世界一流水平。

根據官方報道，2006年，上海消防花費2億元從美國、德國、奧地利等國定制了包括二點三米一七式低平消防車兩輛、坦克式陸虎六O高壓滅火雪炮車兩輛、奔馳城郊消防車兩輛、美國大力大型A類泡沫車兩輛、美國大力小型A類泡沫車兩輛、ATV單人摩托消防車一輛和ATV三人消防摩托車一輛，申城消防部門的裝備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世博會前期，上海消防部門又采購了大批先進設備。

可這些先進設備，在鬧市區一棟并非最高的建筑面前居然“失靈”了。

本報記者在事故火災現場調查發現，一些地面消防設備也存在隱患。

距離火場不到30米的百貨店一位店主向記者表示，事故發生時，消防車就近連接地上的消防栓，發現水壓不足，即便經過消防車增壓，也只能噴射到六七層樓的位置，水柱當時呈現拋物線形狀，完全達不到預定高度，那些消防員只能眼看著整座大樓被大火燒毀。“那些地上的消防栓完全沒有起到作用。”百貨店店主說。

據記者了解，在上海，市政工程配套局負責消防栓的安保，公安消防機構負責對消防栓進行定期檢查和維修，而自來水公司負責檢查水壓、水質。而截止到2006年，上海靜安區共有消防栓392個，此前曾存在老化等問題，不過在2006年曾被靜安區市政工程配套局進行過大規模的整改。

11月17日，記者圍繞事故小區四周尋找消防栓，共發現7個。為了解當日消防雙使用情況，記者多次聯系該區消防部門，均被拒絕接受采訪。11月18日，記者來到靜安區市政工程配套局，一位宣傳部門負責人拒絕了記者的采訪，并表示不清楚情況，“你去找消防局”。

據了解，世博會結束后，世博的消防安全保衛工作雖然告一段落，但整個上海世博會安保在世博結束后，并沒有松懈。根據上海公安消防內部一位人士介紹，世博會結束后，整個公安系統的安保狀態并沒有解除，一直要把世博期間的安保狀態延續到11月15日，之所以延續半個月就是怕世博會之后出意外。而11月15日安保解除后，市區層面上還要再延續到廣州亞運會才能結束。“其實只要再隔一天，大家都可以輕松了，但沒有想到15日，卻發生了這樣重大火災。”上述公安系統內部人士說。

“惑”起分包：誰主佳藝？

距離“11·15”特大火災事發之地僅百米之遙，便是上海佳藝建筑裝飾工程公司的辦公地址，這家位于常德路618弄21號的公司，是此次著火大樓的工程分包商，當它于2010年9月從靜安區交建委拿下這個工程之時，或許不會料想到11月15之后的命運。

火災發生兩天之后，國務院調查組確認，這項工程曾出現層層分包行為。而《中國經營報》記者也了解到，就在這起事故發生的前一個月內，該工程曾出現安全隱患，遭到監理公司的警告，但并沒有引起施工單位足夠重視。

國務院事故調查組組長、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駱琳11月17日表示，“11·15”火災發生時，上海膠州路728號大樓正在實施今年的靜安區政府節能綜合整治項目。靜安區建交委2010年9月通過招投標，確定工程總包方為上海市靜安區建設總公司，分包方為上海佳藝建筑裝飾工程公司。2010年11月，靜安區建交委選擇上海市靜安建設工程監理有限公司承擔項目監理工作，上海靜安置業設計有限公司承擔項目設計工作。

此外，該項工程部分作業分包情況為：腳手架搭設作業分包給上海迪姆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施工，搭設方案經公司總部和監理單位審核，并得到批準；節能工程、保溫工程和鋁窗作業，通過政府采購程序分別選擇正捷節能工程有限公司和中航鋁門窗有限公司進行施工。

佳藝是誰？

11月16日下午5時許，本報記者來到位于常德路618弄21號的上海佳藝建筑裝飾工程公司。

該公司設在一個偏僻的弄堂深處，共上下三層，一層為一間狹小的倉庫，三層為閣樓，只有第二層為辦公場所，共有3間辦公室。記者到達時，雖然辦公室亮著燈，但已人去樓空。而記者在晚上7時再進去時，里面共有5人，此時一位負責人表示不清楚情況，并拒絕了記者的采訪。

據記者了解，在2002年到2010年間，上海佳藝分別在青浦區和盧灣區設立了兩個分公司，在靜安區的余姚路和長壽路設立了兩個裝潢部，不過，這些分支機構卻不知為何在過去的幾年中被陸續注銷。

資料顯示，上海佳藝成立于1987年，最初的注冊資金24萬元，而此后業務增長迅速，在2007年至2010年9月拿下了60多個工程項目，其中主要為政府工程，而且大部分集中在靜安區，僅教育領域就達到了29個，而且發包方均為靜安區教育局基建校產管理站，這些工程有教育局大樓大修工程、愛國中學裝修、華山幼兒園大修工程等。

而上海佳藝一路瘋狂拿項目之時，其公司在2006年被列入了“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但已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建筑企業名單”。此次事發項目的發包方靜安區建總在2008年也被列入了“2008年度未按規定開展年度安全質量標準化考核”的名單。

而記者了解到，上海靜安區建設總公司為上海佳藝的全資股東，是由靜安區建交委出資5000萬元全資持股的一家國企，持有建筑工程施工總承包資質。事故發生后，靜安建設總公司極力回避與上海佳藝的關系，16日下午，記者來到該公司采訪時，其工會主席應庸吉稱，總公司通過招投標獲得項目后，再通過“正常合法”的招投標分包給了上海佳藝，對于各項材料和各個項目的操作，都有嚴格的規定。但是分包公司是否完全按照設計走，是否將工程再層層分包，尚不可知。

記者查閱上海佳藝公司工商登記資料顯示，上海佳藝最開始注冊資本金24萬元，屬于國有性質，由靜安建交委前身靜安區城市規劃建設辦公室批準成立，最后不斷通過增資擴股，到2010年才由上海靜安區建設總公司增資擴股到500萬元。上海佳藝主營建筑裝飾裝修工程資質為施工二級，與裝飾工程范圍內相配套的建筑和設備安裝工程施工等。董事長為黃佩信。

根據該公司近三年的年檢報告顯示，2007年，上海佳藝銷售收入就已經達到3990萬元，2008年是5100萬元，2009年更是達到了1.1億元，比2008年翻了一番，但利潤2007年僅有13萬元，2008年增長到29萬元，而2009年全年利潤也只有43萬元。

而據滬上多家裝飾公司介紹，裝飾公司中，做家庭裝飾的公司利潤一般都在5%左右，但做大型工程項目的公司特別承接政府工程的企業利潤更高，可以達到8%。

政府工程“大戶”

上海佳藝也在早年的年檢報告里承認，該公司在上世紀90年代利潤就有10%，而在1992年前，上海佳藝已經將經營范圍從利潤較低的建筑五金、大樓清洗、屋面地下室防水維修工程擴展到利潤更高的與裝飾工程范圍配套的建筑和設備安裝工程施工等。資質由建筑裝飾施工三級升級為二級企業。

經營范圍擴展后，上海佳藝在上海建筑裝飾領域就已經小有名氣了，上世紀90年代初，上海佳藝就承建裝潢了大型百貨商店、電影院、銀行等大型建筑，近些年，在靜安區舊城改造中，上海佳藝就一直活躍在政府的舊城改造中，其中標項目主要集中于學校、政府及事業單位。

而靜安區政府網站信息公開欄資料也顯示，自2007年6月至2010年9月，上海佳藝在靜安區政府對外招標的裝修工程中中標共36項，其中35項附有中標價，合同總金額為2800多萬元。

火災發生當晚，上海佳藝施工現場的一位工人稱，膠州路教師公寓工程10月曾被監理單位指出問題并被要求改進，他們的包工頭曾向佳藝公司董事長黃佩信請示，但黃指示他們繼續施工，其他問題由他去解決，目前，黃正在接受上海警方調查。

今年8月4日，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表彰了一批“迎世博建筑整治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在總共124名先進個人中，佳藝公司董事長黃佩信赫然在列。

據了解，膠州教師公寓工程的監理單位是靜安建設工程監理有限公司，據該網站消息，10月15日技術顧問室巡查了教師公寓外墻外保溫工程時發現，腳手架已搭至7層左右，但腳手架專項方案尚未報審，且其他安全施工專項方案也未送審，工地存在部分安全隱患，針對以上問題，技術顧問室巡查組要求監理人員督促施工單位落實整改。

11月9日，該網站曾再次發布消息稱，將在下星期一對工地的所有設施、環境進行安全檢查，并做好記錄，發現問題要求施工方整改，并再次進行復查，直至整改完畢。消息中的“下星期一”就是11月15日，即火災發生的當天。而在上海市城鄉建設和交通委員會的記錄中，上海佳藝因不具備安全條件的問題被兩度“點名”。

該到反思的時候了

上海世博會的煙花未冷，15日靜安區4全多小時的無情大火卻讓50多人罹難、七十多人入院治療，一個個觸目驚心的數字，讓世博會的入園人數、環球金融中心的高度，在一場大火面前，顯得如此蒼白無力。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一個星期前，上海市還舉行了一場“神兵天降伏火魔”的消防演習，無一例外地取得了圓滿成功。然而，面對真實的大火，這棟不足一百米高的28層建筑，消防救援力量似乎并沒有演習中那般給力。事后，上海市消防局有關領導表示，在這次火災撲救中，無論是內攻救人還是外攻滅火，都已經投入了目前最先進的裝備和最精干的力量。然而現場目擊者稱，水槍多數只能到六七層高樓處，僅看見一架云梯可以噴到20樓以上，其余的云梯最多能噴到十幾樓，而大火就是從十層左右開始燃燒的。欲雄心勃勃打造全球金融中心的上海，可以修建492米高的環球金融中心，卻無力救援不足一百米的高樓火災。

世博會的煙火、林立的摩天大樓、節節攀升的GDP，向來是上海的榮耀，也是展示城市經濟實力，炫耀城市形象和政績的絕佳標桿，但城市安全仍是最基本命題。

當發達國家因為城市安全的原因，在逐漸拆除摩天大樓時，各地方政府卻在癡迷于超高樓層的建設。上海早在幾年前就豪情萬丈地宣稱，到2010年，上海將成為全球摩天大樓最多的城市。不知這場大火，能否澆息這股攀高的熱潮？

關于失火的原因，官方的調查結果歸咎于無證電焊工違規操作、工程層層分包、使用大量易燃材料、管理混亂、監管不力等種種原因，無一例外地集中于生產安全層面的問責，并未有更深層次的反思，遑論對城市安全的完善。

不僅如此，有關當局還火速抓捕了8名焊工，與央視大火抓捕運送煙花的民工，如出一轍，仿佛迅速抓捕到替罪羊，就可以平息民憤。殊不知，缺乏深層次的問責，那些在腳手架上揮汗勞作的農民工，他們的肩膀，不足以扛起上海大火幾十個人死亡的職責。

美國是擁有摩天大樓最多的國家。

1911年3月25日，美國紐約市華盛頓廣場三角內衣工廠高樓發生火災，造成141人死亡。這場火災引發了一系列改革，紐約成立了安全委員會，到1914年，紐約州共通過了34項相關法律，并被看做是“進步時代”最重要的成果。這場火災后來被寫進美國高中歷史教材，并嬗變為美國現代主流價值觀之一：生命的價值重于財富。

“9·11”恐怖襲擊后，美國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完備的五級國家威脅預警系統，2003年組建了超級危機管理機構——國土安全部，休斯頓應急管理中心也成為全美現代化水平最高、規模最大的應急中心之一。

實際上，早在2001年年初，上海市就啟動了《上海市災害事故緊急處置總體預案》編制工作，這是省級政府中最早編制應對災害事故的預案。2006年1月，上海市政府發布正式的《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從應急體系到制度建設，上海無疑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但是，它的實際效果如何呢？從救援速度到問責處理，與一周前花拳繡腿的消防演習一樣，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形式主義。

是時候反思我們的城市建設和城市安全了！中國的城市急劇膨脹，城市人口越來越多，大樓越修越高，城市建設、公共設施、政府服務、行政管理卻捉襟見肘，各種安全隱患正越來越成為特大城市的心頭之患。我們的政府部門，與其緊盯著摩天大樓，執著于冰冷的GDP數據，不如切實地完善城市公共安全應急機制。與其急匆匆滅輿論之火，不如加強訓練，提高消防救援的實戰能力。

城市安全才是城市繁榮的基石，唯有安全的城市，才可以讓生活更美好。特約評論員 唐黎明

索命保溫層

目前，多方證據顯示保溫材料為此次火災的罪魁禍首。

這個原本讓人們的住宅變得更節能、更環保的材料卻成為此次火災最為致命的物品，瞬間奪去58個居民的生命。

11月17日，上海“11·15”特大火災中央調查組成員、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長朱力平對外表示，大樓火災存在多種致災因素：一是樓房四周搭得滿滿的全是腳手架，將整幢樓完全包圍；二是外面還包裹著尼龍織網；三是腳手架上都是毛竹片做的踏板；四是樓房外立面上有大量的聚氨酯泡沫保溫材料。

“而這些尼龍織網、毛竹片、聚氨酯泡沫都是易燃物，特別是聚氨酯泡沫，一旦燃燒就會產生含有劇毒氰化氫的氣體，人如果吸入一口就會中毒死亡。”朱力平稱，他說，值得注意的是聚氨酯泡沫燃燒速度非常快，在不到一分鐘以內，整幢高樓都將被濃煙包圍，瞬間就會形成一個大面積、立體式的火場。

三家保溫材料供應商

《中國經營報》記者通過詳細調查獲悉，在此次節能環保工程中，施工方共采用了三個公司的建筑節能保溫材料，可能涉及材料不合格。

它們分別是由上海亮迪化工科技公司(以下簡稱“上海亮迪”)生產的“LD—R型抗裂無機保溫材料”和聚氨酯(PU)材料，上海大道包裝隔熱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大道包裝”)生產的聚苯乙烯泡沫(也俗稱聚苯板，EPS)，日本聚氨酯工業株式會社生產的多苯基多亞甲基多異氰酸酯(PAP，也屬于PU——編者注)。

而這三種材料除了“LD—R型抗裂無機保溫材料”為不燃材料之外，其余皆為易燃材料，其中PU的燃點僅在130度左右，與普通紙張相同，而EPS的燃點是346℃，僅比木料燃點高一點兒，而PAP的燃點為218℃，以上三種材料均為易燃物品，為此次“11·15”大火迅速蔓延，短時間造成多人傷亡之導火索。

據中國聚氨酯工業協會副秘書長李建波表示，失事大樓的外墻保溫采用的是硬泡聚氨酯噴涂薄抹灰結合EPS板薄抹灰保溫系統，其中硬泡聚氨酯噴涂薄抹灰主要用于大樓主體，EPS板薄抹灰用于建筑陽角和窗口部位。

從相關新聞報道得知，大樓硬泡聚氨酯噴涂保溫工程只是施工到12層左右，其中10層以下已經進行了砂漿找平。

這也是為何大火從10層開始燃燒之原因所在。

官方公布信息顯示，分包此次節能保暖工程的為上海正捷節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正捷”)，按照分包原則，該企業需包工包料，即以上三家公司保溫材料均為上海正捷采購，而后用在施工中。一位了解案情的業內人士也向記者表示，原料采購均為上海正捷直接采購，“而后要把試用材料名稱報給上海佳藝建筑裝飾工程公司看，不過這也只是走過場。”

工商資料顯示，上海正捷成立于2010年3月25日，注冊資金為200萬元，經營范圍為節能保溫工程設計、建筑裝飾工程施工、防水堵漏工程施工、五金機電、家用電器等，注冊地為上海市奉賢區奉浦開發區大葉公路2826號。

11月17日上午，本報記者沿大葉公路一路來回尋找，均無該公司蹤影，對周邊居民進行了大量走訪，應者茫然，均無人知曉。為此記者進入當地派出所詢問民警，一位該地區片警告訴記者，他在此地任職數年，均未聽說過此公司名稱，“很有可能注冊地址在民房，這一片大規模拆遷，門牌號碼也就亂了，沒法查。”

一位在上海從事節能保溫行業多年的人士告訴記者，他也從未聽說過上海正捷，對于靜安區將如此重要的工程分包給這樣一個小公司感到驚訝。

記者獲悉，目前該案件焦點在于這些節能保暖材料是否為劣質材料或不合格產品。一位行業人士對記者透露，目前調查組已對供應商進行調查，部分企業負責人已被問話并令做出詳細解釋，而此也在上海節能、保暖材料業內引起一陣恐慌。對此，這幾日，本報記者連續三天欲采訪設于常德路上的火災調查、指揮中心，均被告知，“不接受任何采訪。”

據本報記者了解，此次工程供應商之一的上海亮迪此前曾拿下上海多個保溫工程大單，其中包括上海萬里城、同濟科技園科技大樓、中遠兩灣城、錦繡華城6期B地塊EPS外保溫、大華陽城花園等多個工程，此外其業務也涉及到江蘇、浙江、山東等多個省份。

該公司網站顯示，其成立于1995年，占地逾50畝，前身為上海亮迪涂料有限公司，不過，記者查的工商資料顯示，上海亮迪成立于2005年8月18日，注冊資金200萬元。11月18日，記者撥通該公司總機，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領導都“放假了”，好幾天都沒出現在公司了。

而另一個供應商上海大道包裝為中外合資企業，發起人為上海浦東新區曹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和新加坡大道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注冊資本為525萬美元。11月17日、11月18日，記者多次聯系該公司負責人，11月18日下午，該公司一位名為魏紅的負責人對本報記者說，“施工方確實從我們這里買了一點兒材料，不過是用于非保暖項目的，不過具體的情況我也不知道。”

日本聚氨酯工業(株)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角田正平向記者承認，現場發現的包裝確實是他們公司生產的液體聚氨酯，這種原料既可以做成板材也可以直接噴涂在建筑物外表面。

據他介紹，該公司每年在中國銷售40萬噸的聚氨酯，但作為原料供應商，他們一般賣給下游經銷商，再由經銷商賣給施工單位，所以他們公司的產品一般不直接賣給施工單位，在現場發現的他們公司生產的聚氨酯并不是他們直接銷售的。

危險的保溫材料

在近年來多起重大火災事故中，聚氨酯泡沫等易燃保溫材料已經成為致人死命的罪魁禍首。

2008年深圳市龍崗區舞王俱樂部“9·20”火災中，由于大量使用聚氨酯材料裝修，表演人員使用道具槍引燃頂棚聚氨酯材料，現場監控錄像顯示，火災發生后僅46秒，有毒濃煙就籠罩了整個大廳，造成44人死亡。

此外，包括央視新址大樓火災，濟南奧體中心體育館兩次失火，哈爾濱“經緯360度”雙子星大廈火災中，跟外墻保溫材料有關的也不在少數。而央視大火后國家出臺相關規定要求提高保溫材料的耐火性，但聚氨酯等并未被禁用。

據火災發生后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指揮滅火救援和事故調查工作的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長朱力平表示，不僅是這次火災，從更多火災來看，聚氨酯泡沫等易燃裝修材料已經成為當前火災亡人的罪魁禍首。因此他建議有關部門應盡快出臺規定，建筑工地腳手架必須用難燃和不燃材料搭建，杜絕聚氨酯泡沫用于外墻保溫和室內裝修，必須用難燃的物質代替。

不過，角田正平則認為作為保溫材料，聚氨酯是最好的，建筑物外表面只有使用聚氨酯才能起到節能的效果，是建筑保溫的發展趨勢，而如果換成水泥的話，根本就起不到保溫節能的作用。

現在生產的聚氨酯有阻燃性的，有易燃性的，但聚氨酯作為有機物其特性決定它有一定的易燃性，所以在施工過程中安全防范措施一定要做好，要注意杜絕明火。

上海這次失火大樓這么快就燃燒起來，對此，角田正平也覺得不可理解，他表示，中國國內有很多這樣的手工作坊，質量也不一定能達標，因此他懷疑這次失火大樓施工單位使用的聚氨酯是易燃的或者使用的是阻燃性能不強的產品，像聚苯乙烯泡沫(EPS)。

據了解，由于涉及嚴重的火災隱患，美國早已禁止使用EPS;在英國，18米以上建筑不允許使用EPS板薄抹灰外墻保溫系統；德國則規定22米以上的建筑不允許使用該系統。

角田正平指出，國外很多化工醫藥巨頭像巴斯夫、拜耳、陶氏等生產的聚氨酯一般阻燃效果比較好，但價格也貴，價格一般每噸在2萬元，今年因為原材料漲價，價格漲至每噸2.5萬元，而國內生產的每噸一般都在1.7萬~1.8萬元左右，所以不排除施工單位為了降低成本使用沒有達到規格的聚氨酯產品。

據記者了解，目前的保溫材料分為B1(難燃)、B2(可燃)、B3(易燃)三個等級，共有兩大類，一為無機保溫材料，其特性是不燃，但保溫效果差，只有20%左右的市場份額，另一個為有機保溫材料，占據80%的市場，特性是保溫效果好，但易燃燒，為此，就需要在材料中添加一定量的阻燃劑，使其阻燃性能達標，而阻燃劑價格昂貴，其中以EPS中的添加的溴系阻燃劑價格就按種類不同在2萬元/噸到3萬元/噸之間，而據一位上海本地從事節能材料生產的企業人士透露，如今的情況是，很多廠商為了節省成本，少加阻燃劑，或者干脆不加。“這可能是導致這場慘劇的元兇。”

“目前，保溫材料是最為混亂的市場。”上述人士告訴記者。資料顯示，我國在1997年頒布的《建筑材料燃燒登記標準8624—1997》中，EPS和PU是符合標準的，而后在2006年推出的《建筑材料燃燒性能分級方法登記標準8624——2006》中，則提高了保溫材料的阻燃等級，按照新標準EPS和PU是不合標準的，不過，國家又為此設立了一個新老過渡期，讓老材料仍然可以使用，“不過四年過去了，過渡期仍沒有過去。”

2009年9月25日，公安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聯合制定《民用建筑外保溫系統及外墻裝飾防火暫行規定》。

規定指出，非幕墻類居住建筑，高度大于等于100米，其保溫材料的燃燒性能應為A級；高度大于等于60米小于100米，保溫材料燃燒性能不應低于B2級。如果使用B2級材料，每層必須設置水平防火隔離帶。

業內人士指出，上海失火大樓高28層，屬60米以上100米以下范圍，而其使用的PU板為B2級。如果不存在偷工減料或者以次充好，保溫材料防火等級上不存在問題。

據記者了解，現在市場上唯一保溫好又阻燃的就是酚醛，不過價格高昂，在3000元/立方米，PU則在1500元/立方米，而EPS等只有500元/立方米，由此酚醛基本很少使用。上述業內人士表示，在央視大火之后，國家出臺了46號令規定，大型公共場所必須使用難燃或不燃的保溫材料，而高層住宅并沒有被納入到這個范圍中來。“這是個嚴重失誤。”

上述人士對記者說，除了這兩年剛修建的機場、火車站等大型公共項目使用的是酚醛之外，大多都是用的廉價的EPS或PU等材料，這將是個巨大的風險。“目前的保溫材料市場還被外資巨頭控制著，他們把國外很少用的或已不用的PU或EPS等落后的產品源源不斷地銷售到中國賺取高額利潤。”

目前尚無法核實，此次節能工程所使用的節能材料是否為劣質或者不合格產品，不過即便這些材料為合格產品，而按它們的產品特性也蘊藏著巨大風險，這場災難從9月23日，施工隊進入膠州教師公寓一刻起就悄然埋下。

最終在11月15日，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這堆危險的材料被焊槍火花所點燃，它以一種夸張的速度瞬間吞噬了整座高樓，讓人們逃無可逃、躲無可躲，這一天，整個城市被定格為黑色。

第二篇：上海城市農民工養老保險問題調查及對策研究

上海城市農民工養老保險問題調查及對策研究

【摘要】 隨著農民工這個群體的不斷壯大，他們對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農民工問題也成了社會熱點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問題。本文在對上海城市農民工進行問卷調查的基礎上，分析了目前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關鍵詞】 農民工 養老保險 問題 問卷調查

國家衛生計生委2014年11月18日發布《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4》顯示：2013年末，全國流動人口達2.45億，超過總人口的1/6，其中“80”后新生代農民工占到了勞動年齡流動人口的近一半。2015年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14年末，中國城鎮常住人口達到7.5億，城鎮化率達到了54.77%，意味著中國已經進入到以城市型社會為主體的新城市時代。

從十八大以來中央方方面面的會議，都非常重視“推進城鎮化”，我們站在又一個歷史節點上，作為城鄉之間的紐帶、推進城鎮化最重要動力元素之一的農民工是問題的關鍵，而解決農民工養老保障問題，使他們安心地在城市工作，不但是促進我國農村和農業發展的一個有效方案，也是推進城鎮化的一劑對癥良藥，解決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問題迫在眉睫。

一、城市農民工養老保險情況問卷調查

我們這次的問卷采取實地調研，主要選取了外來務工人員比較集中的上海火車站以及上海南站這兩個地方，共發放問卷180份，回收有效問卷140份，回收率達到77.78 %，獲得了大量的真實數據。

在140位被訪問者中，大部分農民工來自山東省、河北省、河南省、湖南省、東北三省及安徽省等地。其中，男性人數占到84.29%，在總數上男性大于女性。他們的年齡以20歲―30歲的人數最多，占到總數的45.71%，30歲以下的人數占總數的50.71%，30―40歲的占總數19.29%，40―50歲占到14.29%，50歲以上的同為14.29%。從統計出的數字來看，目前，城市農民工中，青年人是主體，這次調查中，95%的農民工都來自外省，而其中56.43%的人為已婚，42.86%的人未婚，因此，現在到城市務工人員雖然以年輕人居多，但很多都是已婚的青年農民工，他們不但要解決自身在城市生存的問題，還要解決一家人的生計問題。而我們調查得出他們的月平均工資，75.53%的人在1000―3000元左右，5.11%的人還在1000元以下，15.57%的月平均工資在3000―4000元，只有3.79%的人在5000元以上，而且，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這部分人往往從事的是高危險的行業，例如：駕駛土方機、高樓修繕、清潔等工作。

從受教育程度上，高中或中專文化程度的僅為整體的12.5%，大專以上的僅為4.42%，一般以小學和初中文化程度居多，小學畢業的占總數的45.78%，初中畢業的占27.31%，沒上過學的占8.99%。可以看出，我國目前城市務工人員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有的農民工識字很少，更別說要其與企業主、工地老板去簽訂勞動合同，或者當其權益受到侵害時去維權，這些對他們來說都是極為陌生又難以操作的事情。

在本次調查中，85%的務工人員選擇來城市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能賺到錢，57.75%的農民工在農忙時要回去處理農務，有時需要回去的為23.34%，基本不需要回去的為17.04%。而且75.67%的農民工表示，他們在城市工作15年的可能性較小，15.26%的人表示不可能在城市連續工作15年。由此可見，大多數農民工在城市都是以打短工為主，他們工作的時間既有季節性又有不穩定性特點，這就決定了他們在城市工作的高流動性。農民工們由于不長時間待在一個城市、經常要換工作地點，所以他們更多的人選擇回鄉參保。參保情況見圖1。

當問到未來哪種養老方式可靠時，60.77%的人都選擇了靠自己，10.54%的人選擇了靠家人，只有15.41%的人才覺得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可靠。面對是否認為社會養老保險能否對老年生活起到保障時，70.47%的人都選擇了“不好說”，20.23%的人認為基本能保障，而認為完全能保障的人僅為1%。而當問起“國家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個人養老問題持什么態度”時，只有7%的人有很高期望，20.1%的人有較高期望，將近72.9%的人有較低期望和不抱期望。采訪中的73.21%的人都不愿意或者對參加社會養老保險采取“不好說”的態度，只有26.79%的人愿意參加社會養老保險。而面對“養兒防老”的說法大家似乎都比較認同，這說明以前農村的老觀念、舊觀念還是根深蒂固的。

當涉及到個人繳納的養老保險費占工資多少比例時，農民工們都覺得占的比例越少越好，因為他們平時的生活負擔已經太重了，承受不起高額的額外支出，更多人寧愿選擇不交養老保險。具體見圖2。

當問到養老保險金的繳費年限時，多數農民工都表示年限越少越好，其中48.76%的人選擇繳費年限在10年以下，20.44%的人選擇繳費年限在15年以下，17.23%的人選擇繳費年限在20年以下，12.89%的人選擇繳費年限在25年以下。

當涉及到愿意選擇在哪兒參加社會養老保險時，80.13%的農民工表示愿意回鄉參保，選擇在工作所在城市參保的僅為10.56%，選擇暫時不愿參保的為6.47%，可見農民工們對企業主、老板、社保部門極度的不信任，寧愿回鄉參保，也不愿在城市“浪費”這一部分的錢。這就造成了城市農民工盡管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工作，但最后還是被區別對待，甚至回鄉養老的尷尬局面。

這次問卷調查中，有一個問題得到了大家的認同。題目是“如果單位和您個人每月各出一部分資金，并將此兩項金額的合計數以類似銀行儲蓄存單的形式發放到您手中，作為你的個人財產，由您自己保管和攜帶，專門用于您將來的養老保障，您愿意接受這種做法嗎？”對此，絕大多數人表示贊同，并且大家認為，在社會養老保險金的管理上，以后應該多多采取這樣的方式。如圖3。

最后是我們關于參加社會養老保險中最大困難的探討，多數的原因就是因為收入不夠高，平時的月收入只夠解決日常的溫飽問題，甚至還不夠用，對農民工來說又怎么愿意從本身低水平的工資中再拿出一部分用于繳納養老保險呢？見圖4。

二、城市農民工養老保險方面存在的問題

根據對已有文獻資料的查閱和通過對140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不難發現城市農民工養老保險方面存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各地農民工養老保險規定的口徑不統一，差異巨大

據調查：農民工能夠穩定在同一個地方工作的時間為2年左右，在一年內換工作的比例超過50%。許多農民工的文化程度不高，在頻繁的換工作、換工作地點的同時還要去了解學習每個地區不同且繁復的養老保險制度的相關規定，這對于他們來說難度巨大。另外我國農民工養老保險的立法現狀是全國性立法滯后，地方性立法差異大、立法層次低。這些使得近3億的農民工養老保險覆蓋率很低。

2、農民工參保率低、退保率高

正如問卷調查顯示，由于大多數農民工自身的文化不高，自身收入水平比較低，再加上許多私營企業的業主社會責任感不強，一般不會主動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費，導致農民工參保率低。

另外，農民工退保現象長時間以來就存在，近年來這種現象并沒有消失。一方面農民工社保問題得不到充分解決，這必然會損害農民工自身利益；也正是因為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完善，打擊了企業以及農民工繳納保費的積極性。同時，制度本身也不能為農民工參保提供便利條件。這些都是農民工退保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3、轉移銜接機制不完善

由于我國農民工流動性強，他們有著在不同城市參加過養老保險的特點。轉移接續機制尚不完備，但在實際操作中農民工很難合并其他各地已繳納的社會養老保險。新的《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辦法》規定了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和參加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可以進行轉移接續，但目前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尚未在全國范圍內形成統一的、成熟的制度，新制度與農保的接續也就無從談起。另外按有關規定，農民工可以選擇：一是，只在一個城鎮參保，隨后就一直在這里，積累繳費至規定年限。二是，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轉移到社會養老保險機構統一接收農民工在其他城市繳納的個人賬戶余額。三是，農民工將已繳納的個人賬戶余額轉入其戶口所在地。這幾種方法看似容易，但在實際操作中執行起來卻不盡人意。

4、農民工養老保險繳費年限過長、資金過高

按現有的政策規定，和城鎮居民享受養老保險的年紀一樣，男性達到60周歲，女性達到55周歲，并且持續繳費達15年以上。由于農民工基本上從事的都是餐飲業、服務業、建筑、搬運、工廠流水線等技術含量低的行業，流動頻繁，他們最多在一個地方持續干上5、6年，一般純體力的農民工大概為2―3年。這就導致許多農民工在同一社會養老保險統籌很難達到累計繳費15年。而農民工大多數從事的是低報酬的工作，所以15年的繳費年限對于他們來說是個不小的經濟壓力。

5、缺乏對用人企業應負法律責任的相關規定

處于降低成本的考慮，在農民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際運行時，必然有一些企業會千方百計不按規定繳納養老保險費。不繳、欠繳、緩繳、瞞報參保人數、繳費工資、不辦理養老保險登記、不提供有關資料等行為都可能出現，現在還沒有制定嚴格的監督和懲罰辦法，來遏止以上行為的發生，這勢必會使農民工的參保積極性和權益受到損害。

三、完善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議

1、加強培訓，提高農民工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認識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有18%的農民工表示不擔心自己的養老問題，21.5%的農民工表示沒有考慮過自己的養老問題，兩項相加的比例高達39.3%，這說明目前仍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工自我保障意識薄弱，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在養老保險上的需求。因此政府相關部門急需加強養老保險的宣傳力度，可借助網絡、新聞媒體、講座等渠道，向農民工宣傳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重要性及其相關知識，從而幫助他們轉變觀念，提高參保積極性。另外，要對村里和城鎮企業中的農民工進行法律知識培訓，讓他們的社會養老保險有更強的法律保障。

2、加強立法，出臺更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任何一項制度只有被法律形式明確后，實施起來才有合法依據。因此，為了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基本權益，應盡快出臺一部針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法律，把為農民工辦理養老保險作為每個用人單位應盡的法定義務；將農民工繳納的養老保險費進行專項管理，確保農民工養老保險基金的支付風險；同時還要用強制手段對農民工保險進行約束，明確法律責任和法律制裁措施，依法懲處虛報用工人數、逃避繳納保險責任等現象，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基本權益。

鑒于我國的現實國情，本文認為現階段應該采取分類、分層的方法，分步驟地解決農民工的養老問題。我國農民工群體可以分為以下三大類：一是完全市民化的農民工，這一類農民工相對固定，易于管理而且大部分已是熟練工人；二是市民化程度較高、流動性也較強的農民工，這類農民工具有亦工亦農、亦城亦鄉、工作流動性大、收入不穩定且偏低等特點；三是市民化程度較低的農民工，即間斷性在城鎮務工和回鄉務農，以農業為主，以務工為輔。對于第一類農民工應納入城鎮養老保險制度，實行與城市職工相同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企業繳費比例由各地方政府確定。第二類農民工建立完全積累的個人賬戶制度。農民工可以憑借身份證和工作證明在務工城市的社會保險機構辦理個人賬戶，并能夠隨時查詢。采取完全積累的個人賬戶模式，就等于每年都為其賬戶注入資金，在其老年時就可積累一部分資金，使農民工的權益得到有效保障。對于第三類農民工，進城務工只是他們的短期行為，他們的“根”仍在農村，本質上還是純粹的農民。因此，隨著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逐步建立，把他們納入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比較可行。

3、加強對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實施的監管力度

近年來，中央政府陸續出臺了許多文件、法案，對農民工養老問題有了足夠的重視，但是，各個地方執行情況并不理想，可見，在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的問題上，光有辦法是不夠的，還需要對各個地方政府、企業實施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過程進行強有力的監督。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當地地方政府只注重本地的招商引資，而對于一些不規范的企業不給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金采取了默示態度，建議成立相關的協會組織，專門監督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執行情況。這一組織獨立于政府部門，但有權在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問題上監督政府、監督企業，并且對于這類維護農民工權益的組織，政府應給予相應的支持和引導。這樣，就能更有力地確保從中央到地方關于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各項法案、規定的執行效率不斷提升。

4、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中國目前社會結構是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容易人為拉大城鄉之間的差距，造成管理上的不便。可以說我國目前的戶籍制度阻礙了中國城鎮化進程，農民工進了城，在城市工作，但他的財產和人身權利仍然在農村，因此改革我國目前的戶籍制度勢在必行。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徐憲平表示，未來中國城鎮化發展的主要戰略任務，“第一就是要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決現有2億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萬農民工的半市民化問題。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按照分類推進的原則，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民工轉為城市居民，全面放開小城鎮的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小城鎮的限制”。

5、加大信息網絡平臺建設，提高養老保險金管理效率

農民工養老保險存在“兩難”，一是用工企業或單位繳費難征收到位；二是保費轉移、接續難。這嚴重挫傷了農民工參保的積極性，也給農民工下一步的續保造成了困難。另外，轉移手續繁瑣和辦理手續所涉及的部門多，一些文化程度低的農民根本無法辦理，或者去辦理浪費了大量精力，因此，社會養老保險有必要實行信息化和網絡化管理，這樣既能夠提高管理效率，又更加準確。

【參考文獻】

[1] 陳桐、林婷婷：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現狀及完善對策探析[J].經濟研究導刊，2012（6）.[2] 張轉玲：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際運行中的困境及出路[J].深圳大學學報，2012（7）.[3] 范琛：構建適合我國當前國情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J].農業經濟，2012（3）.[4] 沙治慧、羅靜：農民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機制研究[J].經濟體制改革，2012（2）.[5] 李志良、雷曉康：基本養老保險者權益記賬制度研究――基于基本養老保險全國轉移接續的視角[M].經濟研究參考，2011.（責任編輯：張瑤瑤）

第三篇：調查稱北京上海等城市中產家庭處于偽幸福狀態

調查稱北京上海等城市中產家庭處于偽幸福狀態2010年03月18日

一份名為《中產家庭幸福白皮書》的調查于近日發布，根據調查結果，江蘇、四川、福建、重慶四地幸福指數最高，有近半數的被調查者對家庭生活現狀表示滿意。而經濟最為發達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數最低，成為中產家庭心中“不幸福”的城市，或者稱為“偽幸福”。

深圳幸福指數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這份《中產家庭幸福白皮書》是通過對全國10個城市7萬余名20歲~40歲中產收入人群發放關于“中國中產家庭幸福指數調查”的問卷統計結果所得，選擇中產家庭的標準為年收入在5萬元以上。

調查發現，從收入看，家庭年收入在11萬~20萬的人群幸福感最強；從年齡看，30歲~35歲的人群家庭幸福感最強；從地區看，生活在二線城市中產家庭的幸福感較一線城市強。

調查結果顯示，廣東居民的幸福感雖然處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深圳等一線大城市的幸福平均指數卻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該《白皮書》分析，健康、情商、財商、家庭責任以及社會環境被絕大多數被調查者認為是影響家庭幸福的最重要因素。同時，家人之間的溝通也是影響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并且與其他四個重要因素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缺少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也成為一線城市中產家庭低幸福感的原因。

記者了解到，深圳等城市之所以幸福感指數低下，是由于家庭經濟壓力較大，尤其是高昂沉重的房價負擔，加上工作競爭激烈、交通擁擠、子女教育成本高等因素。

房貸、子女教育壓“悶”中產家庭

馮珞和左誠仁夫婦二人，在深圳安家四年了，有車有房有孩子，家庭年收入在20萬元左右，拼搏在這座競爭異常激烈的移民城市也讓這對夫婦感到壓力。“在深圳錢是賺不完的，有那么多標桿人物在那兒，很多大學同學已經自己創業小有成就。”左誠仁說。然而沉重的房貸、孩子日后的教育經費以及父輩養老問題讓他們覺得難以松懈。

妻子馮珞告訴記者，他們2007年買了一套90平方米的小高層，目前還欠銀行近80萬元。她給記者算了每月的支出，兒子上幼兒園要2500元，養車在2000元左右，房貸每個月4500元，再加上日常開銷大概3000元，如果請客吃飯聚會一次動輒千元。“我們還是想盡早將房貸還完，這樣算下來每個月所剩真的不多。”

他們的憂慮除了現實問題，還有將來的長遠負擔。由于他們所買的房子附近學校不是重點小學，將來孩子讀小學可能還要交一筆高昂的擇校費。

此外，兩人均來自農村家庭，雙方父母醫保都比較低，老人年事已高，一筆用于將來抵御疾病風險的錢也需要存下來。馮珞說：“父親年紀大了，有高血壓。婆婆身體也比較弱，最怕的就是他們生病。”

專家——

不要將工作當做生命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劉軍教授認為，這項調查結果符合實際，深圳確實存在住房、工作以及缺少與家人相處的問題，難以擁有幸福感。

他表示，目前我國正處于“富而求貴”的狀態，開始從注重工作，逐漸過渡到需要提升生活質量、注重親情。他建議，不要將工作當做生命，本末倒置，進入這樣的狀態，很容易不幸福。另外他還表示，要加強自我能力的提升和修煉，一般而言能力強，思維更活，做起事情游刃有余的話，就不用太拼命，這樣幸福感更容易獲得。

從社會層面而言，不幸福更多是社會公平感的缺乏，這需要社會和政府營造一個寬松有溫情的環境。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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