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概說董竹君革命事跡及其時代意義

概說董竹君革命事跡及其時代意義

學院：教育管理學院 姓名：趙 政

【內容提要】

董竹君，作為第一個參加革命的女企業家，用自己的行動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在充滿荊棘的人生道路上不斷超越自我、為革命事業至死不渝的高尚靈魂；向我們展示了在封建氣息濃郁的舊社會，一個貧家女如何身陷青樓又逃出、嫁入豪門卻出走、最終又名震上海灘、名入青史的豪壯歷程。本文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對董竹君跌宕起伏、崇高偉大的人生進行了概述。在概述的基礎上，根據她一身以革命為最大目標而進行個人求學和創業這一事實，分別從求學與革命、創業與革命兩方面深入地展示了她革命的成長歷程和主要的革命事跡。使人們更加清晰地看到她一生中求學、創業和革命的關系，并凸顯其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堅定的革命立場。最后，文章結合當下的時代背景，闡發了董竹君的成長和革命事跡的歷史價值和時代意義。

【關鍵詞】董竹君 革命事跡 時代意義 “我從不因被曲解而改變初衷，不因冷落而懷疑信念，亦不因年邁而放慢腳步。”這是她對自己一生的總結。①她出生于上海一條臭水浜邊上的貧苦之家，少年時期因家貧被迫輟學，淪為青樓賣唱女，后又結識革命黨人跳出火坑，成為督軍夫人。終不堪忍受丈夫的封建統治，攜帶四個女兒再度沖出封建家庭的牢籠，在上海開創了新的人生。她歷盡艱難險阻，成為上海錦江飯店女老板，被譽為“中國的阿信”。解放后，她連續擔任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她就是董竹君。

一、董竹君傳奇人生的概述

董竹君，1900年生于上海的一戶貧寒人家。父親忠厚善良，性格和藹，職業先是拉黃包車（又叫人力車），母親性格直爽，待人忠誠，生性勤儉，靠給人家洗衣縫補賺取微薄的收入貼補家資。盡管父母親整天拼命地干活，但仍不得溫飽。雙親中，母親不識字，父親識字不多，但他們對董竹君的讀書問題很是重視，把她看做是唯一希望。六歲那年，貧困的父母親就把她送到附近私塾里念書，無奈天不遂人愿，父親因勞累過度害了傷寒，家境邊愈加窮困潦倒。12歲的董竹君不得不中途輟學，轉而學戲并被送到五馬路前面的長三堂子②里去，三百塊錢抵押三年。

在長三堂子里，偶爾會有革命黨青年為避風頭到這里來聚會。董竹君愛聽他們談論國事，這使她明白了不少道理，并從內心佩服他們的救國志向。她還了解到日本女子可以就讀于中學、大學、①② 董竹君,《我的一個世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扉頁。

亦稱青樓或書寓，指豪華精致的樓房妓院。師范學校等，于是，她便萌生了到日本求學的念頭，希望多讀些書，替國家、百姓做事。①在這里，她認識了辛亥革命功臣，當時的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時，并兩情相悅。設法跳出火坑后與夏結婚。當時夏之時27歲，董竹君只有15歲。

結婚沒幾天，便隨新婚丈夫去了日本，開始了全新的求學生涯。后因夏之時父親病危，不得不與丈夫一同回國，從此卷入了舊式封建大家族的復雜生活。剛開始，夏家對其貧賤出身冷眼相看，她于是使出渾身解數，顯示出了過人的精明賢能，很快就贏得了夏家上上下下的尊敬。1919年，夏家遷居成都，這時的夏之時突然被解除軍權，意志的消沉使他逐漸由革命者轉變為一個守舊的鄉紳，開始以搓麻將和抽鴉片打發時光、麻痹自己。1929年，忍無可忍的她毅然放棄了華貴和富裕帶齊女兒來到上海。這個離家出走的壯舉轟動了成都，報紙稱其為將軍街走出的“女娜拉”。

到上海不久，董竹君結識了女共產黨員和靠近共產黨的進步學生。在這些女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的影響下，她讀了馬列主義的一些作品，并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此走上了創業養家、參與革命的道路，開啟了人生嶄新的一頁。她先后開辦了群益紗管廠、錦江川菜館、協森印刷局等實業，成為當時上海灘家喻戶曉的知名人士，故人多稱其“董先生”。1935年，困厄交加的她經貴人相助創辦了錦江川菜館，后逐漸擴展，成就了一生創業的輝煌篇章。后來的多年中，她借助錦江飯店和茶室做為掩護，毫 ①中華女子學院學報，1998年第3期。不猶豫地幫助革命黨人和愛國志士，多方資助革命，協助黨的地下工作，以“一介女流”的身份做出了許多血性男兒才能夠做出的事情。

上海解放后，她將自己一手創辦的錦江飯店(折合當時黃金3000兩)全部奉送給國家。在后來接受《東方時空》采訪時，她說：“我一生參與和支持革命，就是為了這個大的目標。”解放后，連任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在將近百歲高齡時她仍以驚人的毅力和記憶力完成四十余萬字的長篇自傳《我的一個世紀》。1998年，她安詳地走完了自己奮斗不息的一生。

二、董竹君的求學、創業與革命

（一）求學與革命

董竹君一生中較為集中的進行學習是幼年在私塾的學習和1915年到1917年留學日本。

董竹君六歲那年，貧困的父母親就把她送到附近舉人劉老先生辦的私塾里念書。后來，因父親生病，家境更加窮困，連房租都付不起。更不用說董竹君讀書的費用了。于是她不得不在十二歲那年輟學了。在私塾里，董竹君雖然很調皮，但聰慧好學，成績優秀，深得私塾先生的喜歡。

1915年，與夏之時在上海舉行簡單的婚禮后幾天，董竹君就踏上了赴日求學的道路。在日本，她刻苦修習數學、物理、化學、中文、日文等課程，讀完東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全部課程。欲想繼續赴法國求學，無奈四川合江老家有事而不得不于 1917年秋回國。在日本期間，還常在家中與男女留學生談論祖國的大事、日本的動態和國際形勢，尤其是俄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也常談到法國大革命的事和盧梭的《民約論》。這樣的討論交流啟發了她：想待學成回國，多多協助丈夫辦國家大事；想為男女平等、爭取女權多做些事；想創辦事業，從經濟上為革命事業開路。

除去上述兩次是較為集中正規的接受教育外，她在一生中都不斷地進行學習，或是向他人，或是向生活，或聆聽交流，或留心觀察，或讀書看報??

在長三堂子做“小先生”①賣唱的那段時期，她并沒有在烏煙瘴氣、紙醉金迷的環境中沉淪，而任然保持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和對未來的美好愿景。通過觀察聆聽革命黨人的言行進行學習。這使她了解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義和團??到鴉片戰爭后簽訂南京條約，列強要瓜分中國，老百姓越來越受苦等等情況。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她還了解到日本明治維新后的興旺情況，并由此產生了去日本求學的念頭。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成了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且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后，那里的社會主義運動很發達。又因為喜歡法國的自由、平等、博愛，董竹君再一次萌生了去法國留學的念頭，故在成都平安橋法國修道院曾補習過兩年法文。另外，“五四”愛國運動爆發，革命的新思潮涌入了四川這閉塞的內地 ① 亦稱清倌人，是對妓院中賣唱不賣身的姑娘的稱呼。省份。她對“五四”運動后舊禮教遭到沖擊，新思想漸入人心感到異常興奮，于是，訂閱了許多新書和報刊，在忙完一天的家務和子女教育后，在深夜的燈光下開始接受革命新思潮的洗禮，并常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來激勵自己。并日益堅定這樣的信念：女性要站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就要懂得與殘酷的命運作斗爭而自強不息，這是解脫枷鎖的唯一出路。

1929年，在逃離封建家族生活后，董竹君領著四個女兒來到了風云變幻的上海。由于其積極進步、要求革新自強的人生觀，她很快就結識了一些女共產黨員和她們身邊的進步青年學生。此后，他們就常常送書給董竹君看，其中如德國倍倍爾著的《婦人與社會》、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普列漢諾夫著的《歷史唯物論》、辛克萊著的《屠場》、高爾基著的《母親》、羅曼·羅蘭著的《愛與死之角逐》等等。在自傳《我的一個世紀》中她這樣寫到：“我記得我看《大眾哲學》、《歷史唯物論》的時候，激動得夜不欲眠，深深覺得書中對所有事物的分析判斷非常正確，這才是人類社會的真理，是真正能夠給窮人找出路的。”，“同時，我也明白了過去傾向日本明治維新后采取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后來又相信三民主義，都不是完全正確的。它們固然在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階段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們都不能徹底解決人民的痛苦和求得世界大同的。于是，我也相信共產主義了。”

正是通過不斷的學習，她參加革命的思想和要求，就一天天 地強烈起來了，并提出申請：“我想參加共產黨，和你們一起干革命。”

（二）創業與革命

董竹君的第一次創業是在成都夏家。當時，受了日本明治維新后“大正”年間的所謂鏟除封建思想的新教育和“五四”運動后女權運動影響的董竹君，出于對貧苦人民的同情和女子權利的爭取，分別約于1923年和1926年創辦了富祥女子織襪廠和飛鷹黃包車公司。織襪廠除兩名男師傅外，女工都是聘請附近貧苦人家的女子。

但董竹君創業真正的輝煌及與革命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1929年以后在上海開始的，其中又以錦江飯店的開創可經營為代表。

在群益紗管廠于‘一·二八’淞滬會戰中被日機炸為廢墟后，董竹君經貴人相助，在上海開設了川菜館，即錦江川菜館，后因革命工作需要又增開錦江茶室。錦江自開門紅后，營業上一路飄紅，但錦江的另一個很重要的“紅”就是積極掩護和資助革命活動的開展。董竹君在飯店內僻靜處專設了雅間，安裝了電話，供革命同志們使用，這些同志吃飯可以只簽字不付錢。抗日戰爭時期，這里成為了地下黨員、進步人士、左翼文化界人聯絡、接頭、開會的主要據點。當時夏衍同志、潘漢年同志等亦常來“錦江”進餐，董竹君盡量給以一切方便，如：讓他們專用“特別間”（特別間在營業上是日無虛座的），分配最可靠的招待員，菜價也十分優待，甚至簽字了事。董竹君正是憑著錦江川萊館、錦江茶室 和超人的智慧膽識在十里洋場的上海同三教九流的人交往，甚至同“魔鬼”打交道，在隱蔽戰線上，為掩護我黨的干部和革命工作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另外，除去用于養家和子女教育之外，通過創業經營所獲資金，董竹君都大量用于革命活動之中。例如，獨資創辦《上海婦女》半月刊雜志，宣傳革命思想和女權思想；資助黨的活動經費；支持青年學生組織及其愛國活動；資助和培養進步青年；為抗日戰爭募集資金等。又如，抗戰勝利后，董竹君先后獨資創辦永業印刷所、協森印刷局、美文印刷廠，作為地下黨的秘密印刷廠，印刷黨的宣傳品；1947年還獨資為在上海掩護建立地下黨交通站而創辦美化紙品廠等等。總的說來，凡屬于抗日救國和對革命工作有益的事，不管出錢、出力、出人，她總是盡力而為。

三、時代意義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董竹君這位世紀老人，她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堪稱一部活生生的歷史畫卷。回顧她一生的成長經歷和革命事跡，從中尋求她成就其非凡人生的原因，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從中得到的答案肯定是不一樣的，比如：女性從尋求人格獨立的角度；窮孩子從人生奮斗的角度；創業者從創業的角度；母親從子女教育的角度；國家建設者從建設國家的角度??但以下幾點對于今天的任何人都是有重要借鑒意義的，這是不容質疑的。

（一）選擇做成功的人是其它成功的先決條件 縱觀董竹君一生的成功，主要表現在子女教育的成功、創業的成功和革命事業的成功。但這一切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她選擇做一個什么樣的人的基礎之上，選擇做成功的人是其它成功的先決條件。她丈夫夏之時就是一個正反教材結合的鮮活例子，夏之時在1919年突然被解除軍權后，意志的消沉使他開始以搓麻將和抽鴉片打發時光和麻痹自己，遂逐漸由革命者轉變為一個守舊的鄉紳，而董竹君始終是積極向上、追求進步，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天壤之別最終導致夫妻離婚。董竹君做人成功可也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分析，思想觀念上：她永葆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在困境中始終沒有喪失對未來的美好憧憬，堅定不渝的革命信念和飽滿的愛國熱情，重視子女和青年人的教育??道德品質上：同情弱小和婦女，關心和樂于幫助他人，尋求個性和人格獨立，頑強拼搏，從不向困難低頭??行為習慣上：嚴于律己，以身示范，做事力求精益求精，遇事沉著冷靜??所以，我們每個人，不管身處何位，身擔何職，要想獲取事業的成功，都必須首先致力于做一個成功的人。

（二）把個人奮斗同黨和國家的事業聯系起來

董竹君的成長奮斗的一生，不論是求學，還是創業，始終都圍繞革命這個中心，時刻用革命這個最大目標指引自己朝前走。而那個時代，通過革命尋求民族獨立和解放是時代的主流，是黨和國家最大的事業。把個人奮斗與黨和國家的事業聯系起來，這就為個人的成功增加了客觀上的可能性，同時，這也賦予了個人 成功更大的現實意義或歷史意義。另外，正是董竹君把革命作為求學和創業目標的目標，她才從中獲得了更大更持久的動力。因為通過革命尋得民族獨立和解放能給她更大的期待，況且，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革命是必然成功的，這也使她確信自己的努力和行為。今天，我們同樣應該把個人的奮斗同黨和國家的更為宏偉的事業聯系起來，把它作為我們行動的指南，并從中獲得源源不斷的動力。這就要求，我們每個人要關注時代給黨和國家發展提出的命題，并投身其中，貢獻個人才智的同時成就自己有意義的人生。

（三）正視生活給予的苦難，并從中不斷獲得啟示和進步 在董竹君動筆寫自己的自傳時，有人建議說：您現在也是成功人士、榮譽滿身，你不應該把貧苦的出生和被迫入青樓的經歷寫進去。但本著實事求是，她并沒有這樣做，而是正視這些不如人意的生活境遇。事實上，董竹君的成功背后是無數的艱難困苦和采取正視的態度，就說青樓一段，你說要是她逃避、低頭、沉淪，能有后來的董竹君嗎？再說在上海，母親逝世、父親病重、失業、欠債、女兒們的養育費、社會輿論以及捕房還未完全放棄勒索款子等困厄一起涌來的那段日子，要是她消沉、恐懼、腿軟，能有后來的董竹君嗎？相反，在這些困難險阻面前，她始終積極面對，不斷的克服它們，從而獲得了進步。另外，董竹君在其自傳中也講到：正是童年、青年時的遭遇，在我心靈中曾播下一顆種子：我恨世間貧富不公平，并把為苦難深重的大眾謀幸福作為 我一生的追求。這啟示我們，要用積極的眼光去審視生活給予的苦難，只有在這時，智慧之花才從苦難的土壤中開始綻放。

今天，我們個人的成長與黨和國家的事業中也必然充滿了困難，失敗也在所難免，我們同樣要正視它們，要堅定意志、鼓足勇氣，從中獲得成功的啟示和最終實現進步。其實，正是苦難生活給予了我們面對困難不低頭，面對挫折不腿軟的精神和能力。正所謂：失敗是成功派來迎接我們的使者。

（四）不因循守舊，敢于突破，敢于創新

董竹君少年時期被迫輟學淪為青樓賣唱女，結識夏之時后跳出火坑成為督軍夫人，因不堪忍受丈夫的封建統治攜女再度沖出封建家庭的牢籠，這是她一生中兩次最為重大的轉折，從中也折射出她敢于突破，敢于超越的創新精神。其實在董竹君奮斗的人生旅途上，無數大大小小的事實都向我們證明：她是一個個性獨立、具有批判精神、不因循守舊、敢于突破和創新的人；她多姿多彩的一生就是不斷求變求新、不斷超越和自我超越的一生。今天，我們要發展經濟，管理社會，構建創新型國家和學習型社會，就需要像董竹君這樣具有創新意識和能力的各種人才。就需要在學習、研究和工作中善于勤于獨立思考，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和處理事情，結合實際情況大膽創造。

第二篇：于洪君：“一帶一路”的時代意義和歷史價值

于洪君：“一帶一路”的時代意義和歷史價值

引子

2013年秋，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提議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在印度尼西亞提議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短短兩年多時間，“一帶一路”不僅成了中國實現和平發展、全面復興宏圖大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成為世界各國廣泛參與、牽動國際關系走勢的全球行動。

中國倡導“一帶一路”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推動實現“一帶一路”將遵循哪些原則，“一帶一路”的主攻方向和當前著力點集中在哪里？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2014年3月發表的白皮書《一帶一路的愿景與行動》，對此做了具體闡述。各方面權威人士和專家學者，也做了充分論述和解讀。但就目前情況看，可以說人們對“一帶一路”這個劃時代倡議的認識并沒有完全到位。如果我們放寬視野，站在創新區域合作模式、推動國際秩序重建、引領時代發展潮流、促進人類文明進程的歷史高度，深入研究“一帶一路”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價值，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新結論。

第一，“一帶一路”是創新亞洲地區區域合作模式的新思路。

當今時代是經濟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各地區之間經濟上的相互聯系和依存日益緊密。持續發展并不斷深化的區域經濟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則是經濟全球化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和重要表現，也是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升級換代的主要驅動力。中國所在的亞洲地區，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最為活躍、增長潛力最大的一個地區。但是，由于歷史的和現實的種種原因，亞洲國家經濟合作的意愿較低，經濟一體化水平不高。相互間經濟依存度遠低于北美國家，更低于歐盟國家的水平。

在東北亞地區，中日韓三國經濟體量很大，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舉足輕重，但三國間的經濟一體化一直沒有實質性進展。俄羅斯、蒙古和朝鮮三國經濟上存在著明顯的外向性需求，但缺少強有力的政策支撐和內在動力，對外開放與合作力度不夠，朝鮮甚至長期實行封閉式的發展戰略。在中亞地區，原為蘇聯加盟共和國哈薩克斯坦等五個新國家，經濟上曾共處于統一體系之內，地緣和人文方面也有密切聯系，但獨立后相互關系復雜，經濟合作舉步維艱，互聯互通意愿很低，原有的基礎設施互聯體系，如供電網、公路網等，也被人為斷裂。在南亞地區，印度等八個地區國家結成南亞聯盟，但成員國的發展思路和資源秉賦差異巨大，各國雖為共謀發展雖然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成效甚微。唯有東南亞地區，印度尼西亞等國在東盟框架內密切協調與合作，并于十多年前大膽提議構建共同體，在區域合作和一體化發展方面多有建樹，明顯地走在了亞洲其他國家的前面。

全面考察近年來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和中國周邊地區一體化發展的客觀要求，特別是中國與周邊各國發展經貿關系、推進技術合作，尤其是共建基礎設施的成就和經驗，可以說，中國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倡導和引領周邊國家廣泛開展務實合作，爭取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相互協調，取得突破，不僅極為必要，而且完全。在某些條件較好的國家和次地區，可以統一規劃，共同建設，共同使用；暫不具備共建條件的國家和次地區，可以各自規劃，單獨建設，而后相互借用，彼此受益。就這樣，區別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思路，實行不同方式，就可以推動古絲綢之路沿線各國分階段、分步驟地實現互聯互能，最終實現共同發展和繁榮。

中國周邊各國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也說明這一倡議恰逢其時。如果能順利推進，首先實現政策相通，使“一帶一路”與相關各國的發展規劃有機銜接，使上海合作組織、東南亞國家聯盟、南亞國家聯盟、俄羅斯主導的歐亞聯盟以及擬議中的中日韓經濟合作相互協調，“一帶一路”完全有可以成為打造亞洲區域合作新模式、開拓亞洲互利共贏新局面、提升亞洲經濟一體化水平的重要途徑，成為打造中國與周邊國家命運共同體，進而成為打造整個亞洲國家命運共同體的有效手段。

第二、“一帶一路”是重新激發南南合作內生動力的新范式。

二戰結束以來幾十年間，國際社會一直為南北方國家之間，即廣大發展中國家與少數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鴻溝不斷擴大而困擾。上世紀70年代，發展中國家為自立圖強、脫貧解困提出了南南合作的設想，并為此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但是，由于南南合作缺少發達國家的真誠配合與支持，發展中國家相互之間又缺少切實可行的中長期綱領和多邊行動計劃，南南合作始終處于裹足不前、舉步維艱狀態，總體成效非常有效。進入21世紀以來，如何提升南南合作的質量和水平，打造南南合作的升級版，如何激發南南合作的活力并創新合作機制等問題，再次提到國際社會的議事日程上來。

中國領導人發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首要目的是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基礎上，共同破解中國周邊地區廣大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長期滯后、嚴重掣肘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難題。其主要途徑，是通過實現地區國家基礎設施的互聯與互通，同時推動中國與相關國家的產能合作與技術合作，擴大相互間的經貿規模，開辟金融合作的新渠道，并進一步深化人文交往，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最終以中國的快速發展，帶動周邊國家及古絲綢之路沿線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最終不僅惠及中國自身和中國周邊各國，同時也惠及原蘇聯東歐地區的所有轉型國家，同時也惠及非洲及至更遠地區的大批發展中國家。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諸多國際事務中，其中包括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進程中的主要代表。中國倡導并推進“一帶一路”，本身就是南南合作中的重大創舉。也正因為如此，這一倡議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認同和支持，包括遠在非洲、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區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滿懷期望和熱情，與中國探討參與“一帶一路”的可能性，許多國家已與中國政府或相關部門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等文件。對于中國倡導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廣大發展中國家也熱烈歡迎，積極參與。印度、南非、巴西、埃及、阿根廷等新興經濟體無一例外地加入亞投行，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中國是南南合作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在發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同時，中國提出了打造中國—中亞、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新構想，而后又陸續提出了打造亞洲命運共同體、中國—非洲命運共同體、中國—拉美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相關構想和主張。如此下去，南南合作自然而然地將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契機，出現前所未有的廣泛參與、全面推進、聯動發展、利益交織、共同進步的歷史新局面。

第三，“一帶一路”是引領和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的新創舉。

世界上不同國家之間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區域合作與一體化發展，并非始自今日。這一過程往往與國際經濟關系、貿易格局、金融秩序、行為規則、安全機制的構建或重整相聯系，其結果不僅事關參與國的發展取向，而且事關全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國際社會在此方面積累了不少成功的經驗，也有許多沉痛的教訓。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不久，美國為幫助瀕臨破產的西歐國家在廢墟上實現戰后重建，拯救百孔千瘡的西歐經濟和危機四伏的社會，斥巨資實施了馬歇爾計劃，即所謂的歐洲復興計劃。這個計劃對于美國和西歐而言是成功的，其結果是所有西歐國家從此更加仰仗美國人之鼻息，全部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反蘇反共陣線，搭上了美國稱霸歐洲和世界的戰車，這就大大加劇了剛剛開始的東西方冷戰。美國通過所謂的馬歇爾計劃，名為復興歐洲，最初還擺出高姿態，邀請蘇聯和東歐國家參加，但實際推行的是美國主導下的區域合作，實施的是霸權邏輯下的共建理念和集團政治背景下的經濟一體化，從而打造了一個長期服務于美國全球戰略的勢力范圍。如果沒有當年的馬歇爾計劃，甚至也不可能有后來的冷戰堡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當時的蘇聯政府或多或少地意識到了美國的意圖，因而拒絕了美國要蘇東國家參與歐洲復興計劃的建議。但是，在兩個對立陣營、兩種社會制度、兩個平行市場、兩大貨幣體系的思想指導下，蘇聯帶領東歐各國搞起了莫斯科主導下的“經濟互助”，參加經濟互助委員會即經互會的，不僅有東歐各國，后來還有亞洲和拉美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不同于歐洲復興計劃的經合體系和框架內，蘇聯根據壯大自身實力地位并擴張勢力范圍的戰略需要，極力推行國際勞動分工，在內政外交兩大方面嚴密控制經互會成員國，同時建立了以莫斯科為總部的政治軍事集團華沙條約組織。其結果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某些參與“國際勞動分工”的國家日益成為其附庸，嚴重喪失主權與獨立：另一方面，某些不愿蘇聯控制的國家與蘇聯反目為仇，分道揚鑣，導致社會主義大家庭最終瓦解。

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首先基于人類社會的統一性，同時也基于人類利益的共同性，基于人類文明共同發展和進步的崇高理念。這一理念擯棄冷戰思維、拒絕零和游戲，反對叢林法則，超越社會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分歧，超越資源秉賦障礙和自然地理阻隔。它不從根本上打破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去顛覆現行的金融合作機制和產能轉移規則，更不是重劃勢力范圍和重建集團政治，而是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道路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歷史大潮，引導世界各國探索相互尊重并相互支持、共擔風險和共克時艱、互利共贏與合作共贏的新道路，最終形成更為公正合理、更為健康穩定、得到廣泛認同并使各國人民普遍受益的國際關系新體系。

第四，“一帶一路”是中國為人類社會做出更大貢獻的新途徑。

中華民族歷史上曾經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兩千多年前起始于中國的古絲綢之路，將中國的物品和特產帶到歐洲和世界上許多地區，同時也使歐洲和世界各地的物質產品和精神文化傳入中華大地，其偉大意義在于溝通了東西方的直接聯系，實現了廣泛而深刻的文化交流與文明互動。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多次談到，隨著中國的自身發展和逐漸走向強大，中國應當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總書記也多次表示，全面復興和崛起中的中國，應當為人類社會的和平發展與共同進步承擔更多的責任、使命和義務。“一帶一路”是實現當代中國人這一崇高意愿和理想的新途徑。

當今世界屬于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新時代，中國倡導并大力推動建設陸上和海上兩個新絲綢之路，首先著眼于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消除基礎設施建設長期滯后的瓶徑。在這個可能相對較長的歷史時期，中國政府將會盡最大努力，為“一帶一路”的實施提供多種形式的財力、物力和智力支撐。面對不可預測的風險和挑戰，中國政府和企業可能為困難和挫折承擔必要的損失和犧牲。也就是說，為了充分兌現和全面履行中國領導人對世界的莊嚴承諾，中華民族將義無反顧、矢志不移地履行自己的國際義務和責任。

中國倡導并推動實現“一帶一路”宏偉計劃，將使擁有數十億人口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與中國一道，全面加快經濟和社會發展現代化的步伐，這將有助于縮小人類社會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的發展鴻溝，較好地解決全球范圍內的發展失衡與兩極分化問題，從根本上鏟除國家間對立與沖突的土壤，鏟除以國家為背景的極端主義滋生蔓延的溫床。實現這樣一個崇高目標，將是中華民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人類進步事業做出的了不起的新貢獻。

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是開放而不是排他的，是包容而不是封閉的。實施“一帶一路”，不僅要發掘廣大發展中國家自身的潛力，同時也要動員和利用發達國家的富余資源，調動國際金融機構和相關組織的潛能。鄰國間的、次地區的和跨區域的資源配置、金融合作、產能轉移、技術交換、勞動力流動，將使相關國家和地區，首先是歐亞大陸在基礎設施方面實現前所未有的相互連通。這就會帶動并推進更多國家的發展戰略、政策理念相互銜接，進一步夯實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物質技術基礎，使世界上不同文明類型深入展開新形式的互動與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屆時將不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歷史發展新常態。人類社會如能形成這樣一個新局面，中華民族的貢獻不僅無可比擬，也無法估量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