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長征故事

一頂紅軍帽

小戰士胡東生剛入伍就開始了長征。入伍時，他連一頂軍帽都沒有。爬雪山時，部隊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指導員把僅有的一塊牛皮給了小胡。第二天，雪下得更大，小胡看見雪地上躺著一人，走近一看是指導員。他急忙把指導員扶在懷里，指導員艱難地摘下帽子，遞給小胡：“我不行了，穿我的鞋走吧。”說著又指指腳上的鞋。小胡強忍眼淚搖著頭。指導員用微弱的聲音說：“走……走……”從這個越來越弱的聲音里，小胡明白了指導員的全部意思，這是安慰、鼓勵和希望，同時也是命令。

指導員的身體在小胡懷里漸漸僵冷，小胡從悲痛中醒悟過來，默默地戴上指導員的軍帽，脫下指導員的鞋，穿在腳上，然后用樹枝和雪土掩埋好指導員，踏上了征程。這種革命戰斗友情的感人事跡，深深地鼓舞著紅軍戰士。

婁山關戰役

1935年2月，紅三軍團與敵軍為爭奪婁山關展開了激戰。軍團長彭德懷十分焦急，因為不拿下婁山關，紅軍大部隊就有被圍殲的可能。突然，軍團宣傳隊長鐘明彪發現，敵人陣地里跑過來一個人，他一手捂著肚子，一邊往山上招手。鐘明彪立即沖出掩體，跑去接應。跑近一看，原來是半年前剛入伍的小戰士。他的衣服已被鮮血染紅，腸子流了出來。見到鐘明彪后吃力地喊著：“十團已沖上主峰，又被敵人壓下來，快派部隊增援！”鐘明彪想給他包扎，他說：“別管我，快去報告！”鐘明彪只好飛速跑回指揮所匯報。

彭德懷立即命令干部團增援，一鼓作氣拿下了婁山關。后來，鐘明彪和戰友們沿著一條血路，在一棵大樹下，找到了已經犧牲的小戰士。大家忍著眼淚掩埋了小戰士，悲痛萬分地踏上新的征程。

第二篇：長征故事

大家好！我是一（5）班的李浩然，今天我要講的故事名字叫《金色的魚鉤》。在這之前，我從沒見過金色的魚鉤，讀了這個故事，我更覺得這是一枚不平凡的魚鉤！

故事發生在1935年的秋天，紅軍長征過草地的時候，當時許多同志得了腸胃病，指導員派炊事班長照顧我和兩個生病的小同志，炊事班長還不到四十歲，可兩鬢都白了，大伙都叫他老班長。老班長帶著我們邊走邊歇，煮野菜和青稞面給我們吃。很快，我們的青稞面吃完了。老班長看著我們一天天瘦下去，很擔心我們走不出草地。于是，他絞盡腦汁，把針彎成魚鉤去釣魚。以后，老班長總是先安頓好我們后，再去釣魚，把魚煮成魚湯給我們吃，可我從沒看見過老班長吃魚。

一次偶然中，我發現老班長每次吃的竟然是草根和我們吃剩下的魚骨頭。我勸老班長也吃點魚，愛惜自己，可他說找點吃的不容易。當我說要幫他一起找的時候，他嚴厲地拒絕了。第二天老班長端來的魚湯更少了，我不忍心吃下去，卻遭到老班長的批評。老班長看見我們吃完了，就特別高興。漸漸的，我們接近草地邊上了，可老班長卻昏倒在水邊，再也沒有醒來。老班長用自己的生命把我們送出了草地。

我小心翼翼地保留了老班長的魚鉤，放在貼身的衣兜里。在這個長滿了紅銹的魚鉤上，閃爍著金色的光芒！

現在的我們已經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但這枚金色的魚鉤卻始終熠熠生輝，深深地留在每個人的心中！長征精神也將留在我們心中，代代相傳！

第三篇：長征故事

四渡赤水河

一渡赤水，集結扎西，待機殲敵。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由遵義地區出發，分三路向川南開進。右路紅1軍團，牽制綦江、合江之敵，由松坎出發，經溫水、習水向赤水疾進；中路紅5、9軍團及軍委縱隊，由遵義、婁山關出發，經官店襲擊習水、土城之敵；左路紅3軍團，由懶板凳出發，迅速擺脫尾追和側擊之敵，向土城前進。26日，紅1軍團進至赤水河邊的旺隆場、復興場，擊潰了川軍兩個旅的阻擊，沿赤水河向南挺進。紅3、5軍團在紅1軍團一部兵力協同下，在土城附近打垮了黔軍侯之擔部和川軍郭勛祺部兩個師的追擊和堵截。繼之，我各路軍于29日，經土城、元厚場向西渡過赤水河。2月上旬，進至川南的敘永、古藺地區，準備相機從宜賓上游北渡金沙江。此時，張國燾借口嘉陵江“江闊水深，有重兵防守”，抗拒中央命令，不僅不率紅4方面軍南下以吸引川敵，反而北攻陜南，致使川軍無后顧之憂，得以集中全力堵我北進。南面敵軍吳奇偉、周渾元兩縱隊和黔軍王家烈部，則由南向北機動，尾追我軍；滇軍孫渡部4個旅，也向畢節、鎮雄等地急進。

二渡赤水，回師遵義，大量殲敵。我軍進至扎西地區，敵仍判斷我將北渡長江，除向宜賓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調滇軍和川軍潘文華部向扎西地區逼近，企圖對我分進合擊。

鑒于敵軍主力已大部被我吸引到川滇邊境，黔北兵力空虛的情況，我軍決定出敵不意的回師東進，折回貴州。我先頭1個團先敵搶渡二郎灘，成功地掩護部隊于2月18日至20日，在太平渡、二郎灘第二次渡過赤水河，并繼續向桐梓、遵義方向前進。24日占領桐梓。25日夜占領了婁山關。27日，在董公祠擊潰了敵人3個團的阻擊，28日晨再次攻占了遵義城。是日中午，我進占城南的老鴉山、紅花崗、忠莊鋪后，與敵馳援遵義的吳奇偉縱隊2個師接觸，我乘敵立足未穩，發起攻擊，經反復拚殺，敵軍大部被殲，吳奇偉帶領殘部企圖逃過烏江，除少數人員跟隨其過江遁去外，其余尚未過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為我俘獲。遵義地區的這次作戰，歷時五天，擊潰和殲滅敵2個師又8個團，俘敵3000余，是中央紅軍戰略轉移以來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士氣，打擊了敵人的反動氣焰。

三渡、四渡赤水，向南突破烏江天險，調動并擺脫敵人。我軍遵義大捷后，蔣介石于3月2日急忙飛往重慶，親自指揮對紅軍的圍攻，企圖采取堡壘與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法，南守北攻，圍殲我軍于遵義、鴨溪這一狹窄地區。為粉碎敵人新的圍攻，我軍將計就計，偽裝在遵義地區徘徊尋敵，以誘敵迫進，然后再轉兵西北，尋求新的機動。同時，以紅3軍團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動，調動敵周渾元部向南和吳奇偉部向西，爾后轉用兵力攻擊魯班場守敵。我軍這一行動果然調動了敵人，當敵吳奇偉部北渡烏江和滇軍孫渡部靠近我軍之際，3月11日，我軍突然轉兵向北，于15日進占仁懷，16日從茅臺第三次渡過赤水河，再入川南。敵誤以為我軍又要北渡長江，急忙調整部署，向川南壓逼我軍，企圖再次對我形成合圍，聚殲我軍于長江南岸地區。

為進一步造成敵之錯覺和不意，3月21日，我以1個團的兵力偽裝主力，繼續向川南的古藺、敘永方向前進，引敵向西。我主力則以快速的行動回師東進，于22日，第四次渡過赤水河，再次折回貴州境內。28日，紅軍穿過鴨溪、楓香壩之間的敵碉堡封鎖線，直達烏江北岸。29日夜，我軍先頭團1個排利用雷雨掩護，乘竹筏到達對岸，順利地攻占了渡口，至31日，除紅9軍團于烏江北岸繼續牽制敵人外，紅軍主力向南全部渡過了烏江，巧妙地脫離了敵人的包圍圈

巧渡金沙江

干部團奪取的兩只木船是遠遠不夠幾萬紅軍由此渡江的。在廣大群眾的協助下，先后共找到七只船，動員了彝、漢、傣族36名船工。船工們分成兩班輪流，人歇船不歇，不辭勞苦，從5月1日起，日夜堅持為紅軍擺渡。

江中七只渡船，像七條大魚穿梭似地江上南北往返。兩岸山坡上滿是部隊、馬匹和行李擔子。到處是歌聲和歡笑聲：“我們一過江，就把蔣介石幾十萬大軍甩到后邊了！” “蔣介石跟在后面得到了什么呢！” “撿到了幾雙爛草鞋！”

五月3日拂曉前，毛澤東和干部團第四營營長韋國清一道乘船渡過了金沙江。

金沙江水滾滾東流，兩岸陡峭的石巖把金沙江夾在中間。湍急的江面濺起層層浪花，拍打著毛澤東的衣襟。毛澤東風趣地說“諸葛亮5月渡滬深入不毛，我們也是5月來渡滬啊！” 皎平渡北岸，有一排在石壁開鑿成的山洞，這里就是渡江指揮部。

毛澤東住在西邊水流方向的第一個洞里，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同志分別住在東邊的幾個山洞內。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一到北岸，不顧長途行軍的勞苦，在那陰暗、潮濕的山洞內緊張地工作，指揮紅軍渡江。毛澤東的洞里裝了六七部電話，電話鈴聲不斷，“桌子”上擺滿了文件、電報。毛澤東接了一個電話又接一個電話，接完電話又看電文，忙個不停。就是在這金沙江畔的石洞里，中央領導度過了幾個緊張繁忙的晝夜。

5月5日，紅三軍團第十一團軍團長張愛萍帶了一個營和偵察排，以及電臺先渡江，到北岸渡江指揮部軍委周恩來副主席處接受任務。

指揮部里還有三軍團團長彭德懷和政委楊尚昆。周恩來關切地問了部隊情況后，便向張愛萍交待任務：沿著江北岸西進，迅速到達元謀以北，江驛以南的龍街渡口，狙擊沿昆明通川康大道向北追擊的敵人，掩護我軍渡江后在會理稍事休整隨即跟進。同時，沿路注意聯絡南岸一軍團的部隊，并轉達軍委令他們改變從龍街渡江的計劃，火速趕到皎平渡渡江的命令。因為軍委自一軍團由元謀、龍街之線折回后，已和他們失掉了無線電聯絡。

黃昏前，他們沿著金沙江北岸的羊腸小道，翻山爬崖，溯江而上。大家一面在艱險的山路行進，一面兩眼不住地望著對岸。因金沙江是云南和四川的分界，真乃“身在川，眼望滇”。

夜幕徐徐地籠罩了金沙江。密云遮住了星光。一堵懸崖絕壁，迎面切斷了去路，怎么辦呢？繞路走吧，怕無法聯絡對岸的部隊，只好搭起人梯，將刺刀插巖石縫里，踩著往上爬。先上山頂的，用綁帶做成吊繩，把機槍、彈藥箱、電臺吊上去。那些吊不上去的騾馬只好忍痛割愛了。走到半夜，“嘩嘩”地下起雨來。山地更加難走了。跌了跤的同志咒罵起來：“這鬼天氣，真是個反動派！”也有的故意開心：“真涼快呀，洗澡不用打水了。”

下半夜雨過天晴。剛到達魯車渡，忽然望見對岸出現了一長串火把，猶如一條火龍，搖頭擺尾，順江而來。張愛萍同志斷定是一軍團的，他們立時擁到江邊歡呼起來。但江寬水吼，又是漆黑的天，怎么能看得見聽得見呢？于是便集合幾個司號員一同吹起聯絡號。

對岸火把霎時熄滅了。司號員再次吹起紅三軍團的號牌子，對岸才回答是一軍團一師的部隊。他們遂用集體喊話的辦法，把軍委令一軍團火速到皎平渡渡江的命令傳過去。對岸又點起了火把，火速向東而去。

張愛萍他們也燃起火把，兩條火龍夾江而進，來了個空前壯觀的火炬大游行。

他們通過驛城，翻越過十余里的高山，經貓兒關越過灼熱蒸人的火焰山，趕到了龍街渡口對岸的河邊村，構筑工事，阻擊對岸敵人過江。四天后，大軍已全部勝利地渡過金沙江，并在會理地區休整后，繼續北進。紅軍巧妙地渡過金沙江，是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指揮的結果，是遵義會議以來，繼四渡赤水之后的又一勝利，宣告了蔣介石圍追堵截的徹底破產。由于這個勝利，使紅一方面軍跳出了幾十萬敵軍圍追堵截的圈子，甩掉了敵人，贏得了戰略轉移中的主動權，因而在整個長征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追敵姍姍來遲。5月9日，敵人趕到了樹桔渡江邊，5月10日，他們來到了皎平渡口，紅軍早已全部渡到了金沙江北岸，他們只好望江興嘆了

飛奪瀘定橋

1935年5月25日，一方面軍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后，要用僅有的幾只小船將幾萬紅軍渡過河去，最快也要一個月的時間。而國民黨的追兵緊追不舍，形勢十分嚴峻。5月26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林彪、聶榮臻、羅榮桓、羅瑞卿匯報后，當即作出了奪取瀘定橋的決定。其部署是由劉伯承、聶榮臻率領紅一軍團一師和陳賡、宋任窮領導的干部團為右路軍，由中央縱隊及1、3、5、9軍團為左路軍夾河而上攻取瀘定橋。左路軍由王開湘、楊成武率領的紅二師四團為前鋒攻擊前進，5月28日，紅四團接到紅一軍團命令：“王開湘、楊成武：軍委來電，限左路軍于明天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用最高的行軍速度和堅決機動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你們要在此戰斗中突破過去奪道州和五團奪鴨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記錄”。接令后紅四團后晝夜兼行240華里山路，于29日晨出其不意的出現在瀘定橋西岸并與敵軍交火。

當時百余米的瀘定橋已被敵人拆去了約八十余米的橋板，并以機槍、炮兵各一連于東橋頭高地組成密集火力，嚴密地封鎖著瀘定橋橋面。中午，紅四團在沙壩天主教堂內召開全團干部會議，進行戰斗動員，組織了由連長廖大珠、指導員王海云率領的23名奪橋突擊隊。下午四點，23名勇士身掛中鋒槍，背插馬刀，腰纏十來顆手榴彈，冒著槍林彈雨，爬著光溜溜的鐵索鏈向東橋頭猛撲。三名戰士在王友才的率領下，緊跟在后，背著槍，一手抱木板，一手抓著鐵鏈，邊前進邊鋪橋板。當勇士們爬到橋中間時，敵人在東橋頭放起大火、妄圖以烈火阻擊紅軍奪橋。勇士們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烈焰，高喊“同志們，這是勝利的最后關頭，鼓足勇氣，沖過去!莫怕火，沖呀!敵人垮了，沖呀!”廖大珠一躍而起踏上橋板，撲向東橋頭，勇士們緊跟著也沖了上來，抽出馬刀，與敵人展開白刃戰。此時政委楊成武率領隊伍沖過東橋頭，打退了敵人的反撲，占領了瀘定城，迅速撲滅了橋頭大火。整個戰斗僅用了兩個小時，便奇絕驚險地飛奪了瀘定橋，粉碎了蔣介石南追北堵欲把借助大渡河天險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的美夢。瀘定橋因此而成為中國共產黨長征時期的重要里程碑，為實現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合，最后北上陜北結束長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不朽的篇章，有“十三根鐵鏈劈開了通往共和國之路”的壯美贊譽，新中國十大開國元帥，其中就有七位元帥長征時經過了瀘定橋。當時在激戰后的瀘定橋上，劉伯承元帥曾用腳重重地在橋板上連跺三腳，感慨萬千地說“瀘定橋，瀘定橋，我們為你花了多少精力，費了多少心血，現在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朱德總司令在長征回憶中題詞“萬里長江猶憶瀘關險”的詩句，充分說明了紅軍長征飛奪瀘定橋的艱險與壯烈。

1935年5月25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在四川省安順場強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順場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紅4團第2連連長廖大珠等22名突擊隊員沿著槍林彈雨和火墻密布的鐵索奪下橋頭，并與左岸部隊合圍占領了瀘定城。中央紅軍主力隨后從瀘定橋上越過天險，粉碎了蔣介石殲滅紅軍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圖。

強渡大渡河

1935年5月25日，中央紅軍強渡大渡河。中央紅軍24日攻占大渡河右岸石棉縣安順場，殲滅守敵兩個連。次日，紅一軍團第一團第一營第二連17名戰士在連長熊尚林率領下，乘一只小船，冒著敵人猛烈的火力，強渡成功，擊潰左岸敵守軍一個營。因大渡河水流湍急，不能架橋，只有4只小船，每天只能渡一個團。中央軍委決定奪取上游滬定橋為渡河點，部署紅一軍團第一師及干部團歸聶榮臻、劉伯承指揮，循大渡河之左岸，林彪率紅二軍團指揮部、第二師主力及紅五軍團循大渡河之右岸，均向瀘定橋急進，協同襲取該橋。

5月29日，紅一軍團第二師第四團擊潰國民黨軍阻擊，一晝夜急行軍120公里，搶占瀘定橋西頭橋頭堡。這時，鐵索橋木板已全被拆除，只剩下數根鐵索懸蕩在空中，東岸橋頭有川軍約1個團的兵力依托堅固工事抵抗，紅軍第二師第二連22名戰士在連長廖大珠率領下，冒著敵人密集的火力，攀扶著懸空的鐵索向橋東攻擊前進，奪取了東頭橋頭堡。后續部隊緊跟過橋，占領滬定城，和左岸北上的紅一師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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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長征故事

尊敬的老師，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

今年，是中國紅軍長征勝利的80周年。在這個特別的日子里，我要在這里與大家分享一個長征路上的真實的小故事——《雪山小太陽》。

那是1935年的6月，紅軍隊伍來到了夾金山。雖然已經進入夏天，可是夾金山區仍然是寒風橫掃，白雪皚皚，狂風夾雜著大片的雪花呼呼地刮著。戰士們身上單薄的軍裝根本擋不住寒冷的入侵，前進的隊伍有些遲緩了。突然，風雪中傳來一陣充滿活力的歌聲：夾金山高又高，堅持一下勝利了！翻過雪山是晴天，嘿！太陽暖和和，戰士笑呵呵。。歌聲穿透風雪，驅散了寒冷與疲憊，給前進的隊伍帶來陣陣暖意。大家抬頭望去，山坡上一個小小的紅色身影跳著，唱著，揮舞著手里的快板，快樂的身影像一團跳動的火焰。“我們的小太陽又升起來了！”戰士們笑了。

這名唱歌的女戰士是紅軍隊伍里的小衛生員，誰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進中的故事編成歌謠鼓舞著大家前進，成了大家的“開心果”。翻雪山時，小姑娘身體單薄，同行的大姐姐怕她凍壞了，把身上穿的一件紅毛衣送給了她。她高興極了，穿著這件長到膝蓋的大毛衣，在隊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跳著，唱著，紅艷艷的顏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開玩笑地叫她“小太陽”。

隊伍接近山頂了，空氣越來越稀薄，連呼吸都困難。很多戰士因為疲憊和饑餓坐在了雪地上。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紅毛衣也抵擋不住寒冷了，“小太陽”的腳步也越來越慢了。突然，她停了下來，路邊坐著一個受傷的戰士，把頭埋進臂彎，像在打瞌睡。在這里，停頓就意味著死亡。“小太陽”拼命地搖著他，戰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說：“冷，冷。。

”隊伍依然緩緩地前進著。有人突然發現，很長時間沒看見那個快樂的紅色身影。大家開始尋找，終于在半山坡上，看到這個年少的衛生員靜靜地躺在雪地里。她只穿著一件單薄的軍衣，小小的臉上沒有一絲血色。在擔架上，戰士們找到了那件紅色的大毛衣，它穿在一個受傷的戰士身上。傷兵流著眼淚回憶說，他困了，坐在雪地上，只覺得有人在拼命地拉著他，他還聽見了歌聲，是很熟悉的歌：翻過雪山是晴天，嘿！太陽暖和和，戰士笑呵呵。。所有的人都沉默了。傷兵脫下紅毛衣，鄭重地把它鋪在雪地上。紅毛衣像“小太陽”快樂的微笑，躺在茫茫雪地中。抬頭看去，山頂已經微現陽光，太陽紅彤彤，照在皚皚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金色的光芒。

曾經有一個愛唱歌的小女孩，快樂地行走在這支偉大的隊伍里。她唱過最響亮的歌謠，讓疲憊的戰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陽；她跳過最動人的舞蹈，讓受傷的老兵忘記傷痛，欣然而笑；她曾為一件普通的毛衣高興不已，視若珍寶，在最危險的時候，她又把自己最珍愛的東西，連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讓給了自己的戰友。她還只是一個孩子，那一年，她15歲。

漫漫的長征路上，發生了千千萬萬個這樣的小故事。這些故事鼓舞著紅軍戰士們走過了二萬五千里征途。他們不怕困難，艱苦奮斗，勇于奉獻。長征勝利80年了，紅軍長征的壯舉已經成為歷史，但是，長征精神卻是永恒不變。它烙印在中華兒女的靈魂深處，指引著我們自強不息，迎難而上。我們相信，在新的歷史時期，同時代精神結合起來的長征精神將激勵中華兒女實現偉大的振興。

第五篇：長征故事集錦

[長征故事集錦]

紅軍記憶：一個老赤衛隊員對紅25軍的長征記憶

赤衛隊員回憶紅25軍長征 迎著風雨宣讀出發宣言

何家沖，河南省羅山縣鐵鋪鄉的一個行政村，位于大別山西端的雞籠山西北坡，是一條隱匿在大別山腹地中長約4公里的山溝。72年前，紅25軍從這里集結出發，開始了艱苦卓絕的萬里長征。

盛夏時節，記者乘車徑直來到何家沖。古老而蒼翠的千年銀杏樹下，大人們在聊天乘涼，小孩在嬉鬧玩耍。具有400多年歷史的何家祠，青磚瓷瓦，綠苔片片，屋檐下紅底的“紅二十五軍軍部舊址”在夕陽下閃耀光芒。紅軍時期參加支前的赤衛隊員、87歲的何國忠老人和何家沖村支部書記何乾龍向我們描述當年的場景——

1934年11月16日，紅軍離開的那天，下起了大暴雨。老人們記得，那場大雨比平時格外大，瓢潑一樣。紅25軍的干部戰士集中在這棵銀杏樹旁，站在“中國工農紅25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大旗下。每個連隊前面由掌旗兵舉著本連隊的旗臶，戰旗后面是威武的方陣。

根據省委的行動意圖，軍政委吳煥先向指戰員傳達了當前的斗爭形勢，提出兩個明確而又巧妙、同時不至于泄露軍事秘密的動員口號：一是“打遠游擊”，二是“創建新蘇區”。吳煥先、徐海東站在銀杏樹下，迎著風雨宣讀《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宣言》。

“反對日本和一切帝國主義!”“收回華北失地!”紅軍戰士們振臂高呼，頭上響徹的驚雷與紅軍戰士錚錚的誓言一同作響。

“出發!”一聲命令，浩浩蕩蕩的隊伍順著山溝向西開去，奔向桐柏山區。“那時，大家都沒有想到這是一次遠征。”

山間小路上的那盤“紅軍碾”靜靜佇立。何國忠說：“這盤碾，就是當時全村300多口人和2000多名紅軍戰士的糧食加工廠。”

在何家沖，流傳著吳煥先、徐海東和他們的大刀片、棗紅馬的故事，但更多的是像“何大媽”這樣普通百姓的故事。

“何大媽”是一個普通的婦女，她利用微薄的收成在家后面的山洞里先后救活了12名紅軍傷員。有一次，一名紅軍傷員被敵人清剿隊抓獲，她用自己的親生兒子冒險換回這位紅軍傷員。還有一次，一名叫余占海的紅軍傷員被敵人抓住，為了證明余占海是自己的親人，她起了毒誓，用眼睛做擔保，當眾刺瞎了自己的右眼……解放后，余占海成為武漢軍區的一名將軍，因為余占海親切地叫她“何大媽”，后來人們都叫她“何大媽”。

“愛護老百姓，買賣要公平，不拿鄉親一針線……”直到今天，何國忠依然清晰地記得70多年前那首每天都要響徹何家大院的《紅25軍軍歌》。

每天早上，何國忠總要跑到何氏祠附近聽紅軍戰士唱軍歌。“紅色的青年戰士志氣昂，好比那東方升起的太陽……”70年的風霜，依然沒有磨滅何國忠對紅軍的記憶。“紅軍吃的用的，都是用錢向村民們買來的，借誰家的東西，都一定會打好借條，紅軍是咱的親人。”

“我給紅軍送過信，幫他們買過東西。”說到那時的這段經歷，何國忠老人臉上露出微笑。1932年以后，何家沖作為游擊戰爭的主 要地區，不少村中的年輕人都自愿幫助紅軍傳遞消息和信件，何國忠也是眾多年輕人中的一員。

紅軍踏上了征途，給何家沖的鄉親們留下了深深的思念。紅軍出發前，沒有把消息告訴何家沖的鄉親們。“紅軍大哥挨家挨戶地把借來的鍋碗都還給了我們。”何國忠回憶說，“紅軍隊伍離開時，村里雞不叫，狗不咬，他們都是親人哪!”

和村里許多鄉親一樣，何國忠的家也是一個紅色的家庭，家中6人有4人參加了共產黨。一天晚上，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將一名紅軍偵察員藏在家中，躲過了敵人的搜查。紅軍走后，國民黨部隊進入何家沖，為了報復幫助過紅軍的村民，砍完了村民滿山的果樹，燒光了村里的草房，也殺害了何國忠的4位親人。

站在何家沖村口，村支書何乾龍欣喜地告訴記者，1207口人的何家沖今日已是豫南的“明星村”，現在已實現了組組通公路，戶戶通電話、電視、自來水、廣播等“六通”，2005年村組集體收入30多萬元，農民現金收入3100多元。中央軍委援建的“八一希望學校”更是在哺育著這塊紅色土地的后代，每天都有老人在校外的大樹下望著兩幢教學樓，聽著孩子們朗朗的讀書聲，他們說這是一種享受。

戰爭年代羅山縣有近10萬人參加革命，3．6萬優秀兒女獻出了寶貴生命。進入新時代，他們發揚紅軍長征精神，每年有15萬人出去闖市場，年勞務收入9億元，帶動家鄉富裕起來。（完）

軍主力集結休整10天間諜不知 30萬人保守秘密

紅色回憶：30萬人保守一個天大的秘密 8萬多紅軍主力在一個縣城內外集結、休整了長達10天時間，之后安全順利地跨過“長征第一渡”，國民黨諜報部門卻對此一無所知。72年前，30萬于都人民共同保守著一個天大的秘密，被今天的黨史研究者贊為奇跡。

1934年10月7日，中央紅軍主力各部陸續從戰場上撤退，奉命到于都河流域北岸大集結，為突圍轉移做出征前最后的補充、休整。于都縣城內外，軍旗獵獵，戰馬嘶鳴。

于都縣委常委、宣傳部長盧旗英告訴記者，當時于都縣的轄區面積比現在還小，人口有30萬，是中央蘇區建立最早、最鞏固的“全紅縣”之一。為了確保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安全集結、順利轉移，全縣的男女老幼全都動員起來了。家家戶戶送兒送郎當紅軍，為部隊征集糧食、籌集軍費和各類軍需物資。

據當地史料記載，長征前夕，有一萬多于都子弟報名參軍，1萬多民夫參加了運輸隊、擔架隊，隨紅軍突圍長征。當地老百姓還自發組成大批慰勞隊，帶著雞蛋、豬肉、草鞋等慰問紅軍戰士；婦女們組成洗衣隊，幫紅軍洗衣服。不少群眾家里還主動擔負了安臵紅軍傷病員、撫養紅軍后代的任務。

有黨史研究者做過測算，十萬人馬的部隊，一日三餐就要上千擔稻谷。此外，每個紅軍戰士的糧袋里最少還要帶上3至5斤米。在那個艱苦歲月，一個小小于都縣城的難度可想而知。即便是把上千擔稻谷碾成米、燒成飯，其加工、搬運、燃料都是一項非常驚人的工作。沒有于都人民全力以赴的支持，簡直無法想像。在全力以赴支援紅軍的同時，30萬于都人民實行赤色戒嚴，嚴密封鎖消息，并臸造假象迷惑敵人，使國民黨的探子成了一無所獲的“聾子”“瞎子”。今年98歲高齡的于都籍老紅軍曾福祥告訴記者，當時國民黨的飛機成天在蘇區上空盤旋，一發現紅軍目標就狂轟濫炸。為了不暴露目標，紅軍白天隱蔽在樹林里，晚上才開始渡河。

為了確保紅軍安全渡過于都河，于都百姓協助工兵，每天下午4點鐘開始架設臨時浮橋，晚上8點以前完成，紅軍通宵達旦夜渡于都河，第二天早上7點之前又將浮橋拆除，分散隱蔽在河岸邊，不留任何痕跡。

時任紅1軍團2師4團政治委員的楊成武將軍，后來在《別了，于都河》一文中這樣寫道：“這里的鄉親們沒有把我們當外人，甚至待我們勝過親人――他們幫我們補衣裳，教我們打草鞋，像逢年過節迎親人一樣，給我們捧來香噴噴的紅薯、紅米飯和可口的菜肴……我們在這里住下后，一起勞動、一起生活、一起戰斗，結下了更深厚的情誼，真可以說是同生死、共患難了……”

紅軍長征故事《一袋干糧》

長征時期，發生了一個又一個動人、感人的故事，我較為了解的一個故事叫《一袋干糧》。它講述了一個13歲的小紅軍小蘭在隨部隊一起前進的時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糧，卻在過一座橋時為照顧一位傷員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糧掉入河中沖走了。她為了大家有足夠的干糧吃，堅持沒告訴他們。為了裝成沒事發生一樣，她拔了許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體就不行了，在護士長發現她 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糧”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點干糧給她，讓她體會到了家的溫暖……故事雖小，內涵不小。這些點點滴滴的細節，小故事卻能夠反映紅軍戰士們的優秀品質——不怕苦、堅強、無私、熱心……小蘭，她只是一個13歲的小女孩，卻有男孩一樣堅強的意志；卻知道體諒他人。在她沒有糧食之際，她大可伸出雙手向戰友們要一些，她沒有這么做，她選擇沉默，不告訴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腦海里想的只有戰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難；而對傷勢嚴重的傷員們，她大可丟下他們，讓他們自生自滅，可她沒這么做，她細心照料一個傷員，沒有怨言，沒有后悔。一個小蘭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偉大的紅軍整支隊伍的品質了。

這個故事，發生在很多年以前，紅軍叔叔長征的時候。在紅軍部隊的醫院里，有個小紅軍叫小蘭。小蘭才 13 歲。她的爸爸、媽媽都被地主逼死了，她也被地主拉去干活，受盡了地主剝削和打罵。后來，紅軍來了，小蘭跑到部隊，說什么也不離開紅軍啦。紅軍長征的時候，小蘭跟著部隊走進了草地。

一說草地，小朋友們準會想到公園里那長著綠茵茵小草的草坪，又平坦又好看。紅軍叔叔過的草地可不是那樣的，那里荒涼極啦。地上除了野草就是爛泥坑，走幾十天也走不完。一路上看不見一間房子，找不到一個老百姓。只有幾只老鷹在天上飛旋。

這天，走著走著，前邊出現了一個小村子。紅軍叔叔一看，可高興啦。小蘭也樂得又蹦又跳。有了村子就能找到糧食了。部隊進了村，小蘭把傷病員安臵好，就拿著米袋找糧食去了。可村里一個老百姓也沒有。小蘭在村里走著走著，看見一個打麥場。場上堆著一堆麥秸，上面還有沒有打干凈的麥粒。她把麥秸捶了又翻，翻了又捶，東一粒，西一粒地撿起來。總共不到一小碗。這點東西能吃幾頓呢？不行，還得找！小蘭剛走不遠，正好碰見一個大個子紅軍，扛著一袋沉甸甸的東西走過來。小蘭一看，喲，這不是在我們醫院養過傷的那個大個子嗎？小蘭忙問：“哎，你在哪兒搞來這么多的糧食呀？”大個子紅軍放下口袋說：“嘿，是小蘭呀，我這糧食是在地主院子里挖出來的。你找到多少糧食了？”小蘭把口袋一伸說：“喏，都在這兒呢！”大個子紅軍接過米袋掂了掂，笑著說：“小蘭，聽說還要走 20 多天的草地，這點麥子還不夠塞牙縫的呢！”

“明天再找嘛！”

“來，把我的給你一點吧！”

說著，他捧著麥子就要往小蘭的米袋里放。小蘭趕緊米袋藏在背后，搖搖手說：“不要，你們人多，自己還不夠吃呢。”大個子紅軍胳膊長，一把奪過米袋，一邊往里倒，一邊親切地說：“沒關系，我們每人少吃一口，就省出來了。”小蘭又在別處找到了一些麥子，炒熟了，碾成了麥粉，放在了米袋里。心想：這些麥粉我一頓吃一把，再揀點野草野菜，能吃它 20 來天，走出草地沒問題。對！還要省出一點給傷病員吃。

第二天早上，部隊出發了。小蘭扶著傷員，緊跟著部隊，小心地往前走。走著走著，前邊出現了一條小河，河上用樹干臨時搭起一座 橋，橋下的河水“嘩嘩”地流著。小蘭把肩膀上的米袋背好，緊緊扶著傷員說：“同志，該過橋了，慢慢走！”誰知道，走到橋中間，那個傷員忽然咳嗽起來了，臉漲得通紅，身子直發抖，腳底下一滑，身子一歪，小蘭連忙使勁扶住了他。可小蘭肩膀上那袋麥粉卻掉到了河里。米袋在水里滾了幾下，就沖走了。小蘭愣住啦，她小聲地叫了一聲：“哎呀，這可怎么辦呀？”傷員看她望著河水直發愣，就問：“小蘭，什么東西掉到河里了？”小蘭連忙搖搖頭：“沒有，什么東西都沒掉。咱們走吧！”這時候，看護長從后面走過來了。小蘭告訴她傷員咳嗽得很厲害。看護長雙手扶住傷員說：“好，到前面找醫生看一看。”

她見小蘭好象有點什么事兒的樣子，又問：“小蘭，怎么啦？是身體不舒服嗎？”“沒有。嗯……” 小蘭把剛到嘴邊的話又收了回去。她想：不能把丟米袋的事兒說出來。要是同志們知道了，準會把自己的糧食捧出來給我吃。大家的糧食都很少，我怎么能吃他們的呢？不，我要堅持！看護長走了。小蘭趕緊拔了許多野草，放在挎包里，把挎包塞得鼓鼓囊囊的好象真的糧食一樣。

晚上，部隊休息了。小蘭怕大家看見她盡吃野草，就跑去給傷員換藥，洗繃帶。等大家吃完了東西休息了，她才煮野草吃。

這樣過了幾天，小蘭的身體就不行了。常常拉肚子，頭發暈，兩腿軟綿綿的，一點勁都沒有。有一天，她走著走著，一下栽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她醒來的時候，發現看護長正背著她呢。

看護長是 40 多歲的人了，這些天來和大家一樣，吃野草和麥粉糊糊，身體很虛弱。她背著小蘭，臉上淌著豆大的汗珠，嘴里喘著粗 氣，搖搖晃晃地往前走著。小蘭醒來說：“看護長，我自己能走，快讓我下來！” 央求了半天，看護長才把她放下來。小蘭咬緊牙，堅持著走到了傍晚。等大家休息以后，她又躲到一邊煮野草吃去了。

這時候，看護長笑瞇瞇地走了過來：“小蘭，你身體好一點了嗎？哎，怎么一個人躲在這兒煮東西吃？”小蘭趕緊用手遮住瓷缸：“我煮好東西吃，不讓你看！”“好！我不看。”看護長嘴上這么說，趁小蘭不注意，一下把瓷缸搶了過來，一看：“哎呀，小蘭，你怎么光吃野草，一點麥粉也不摻呀？” “路還遠呢，留著慢慢吃呀！”“你的米袋呢？” 小蘭拍拍挎包說：“這不是嗎？”看護長奇怪地問：“你為什么放在挎包里呀？”

米袋破了個洞，怕麥粉漏出去！” “拿來！我給你縫縫。”

說著，看護長一把奪過小蘭的挎包，打開一看，里面全是野草。她愣住了。“小蘭，你的麥粉呢？”小蘭看到看護長這么關心她，想說話，可嗓子眼像什么堵住了似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眼淚“唰唰”地流了下來。過了一會兒，她才把丟糧食的事兒告訴了看護長。看護長聽了說：“哎呀，小蘭，你為什么不早點告訴我呢？我們一起參加革命，就像兄弟姐妹一樣。你沒了糧食，大家應該幫助你呀！”

說著，看護長從自己的米袋里，抓出一把麥粉，放進小蘭的缸子里。

“你先吃吧，我馬上去報告首長。”

不一會兒，小蘭丟糧食的事兒，像一陣風似地傳開了。同志們立 刻提著米袋走了過來，你一把他一把地直往小蘭的挎包里裝。小蘭忙搖手說：“ 不，不，謝謝大家……“ 這時候，那個傷員拄著拐杖走過來，拿著一點糧食，激動地說：“小蘭，你為了救我，把糧食丟了。我這一份你一定要收下。”同志們都說：“小蘭，你收下吧。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難，我們也得把你這個小紅軍帶出草地。”小蘭呢，感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好收下了大家的糧食。

這天夜里，小蘭怎么也睡不著。想起小時候，在地主家里受剝削挨打受罵。要不是找到了共產黨，自己早就死了。參加紅軍以后，得到了首長和同志們多少幫助和教育，懂得了多少革命道理呀！小蘭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永遠聽黨的話，永遠跟著共產黨走！

周恩來帶病走長征

跟在周恩來身邊的半年多時間，是劉江萍一生最難忘的記憶。剛過大渡河，周恩來就病了。“高燒不止，有時甚至處于昏迷狀態。”“那時候紅軍什么藥都沒有，能用鹽水給傷員洗洗傷口就是最好的治療了。”劉江萍說。

周恩來對紅軍面臨的這種困難十分清楚，因此，當他得知劉江萍和其他醫護人員千方百計到各個部隊找藥時，臸止說：“戰士比我們更需要藥品，決不能到部隊去找，我們有什么就用什么！”

每到一個宿營地，劉江萍第一件事就是趕緊到處買藥，偶爾能買到一點止痛退燒藥，就立即讓周恩來服用。在一個集鎮上，他們買到了2兩木耳，“這就是在整個長征途中給周副主席弄到的唯一高級補品！”劉江萍說。由于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周恩來整天高燒不退，經常處于半昏迷狀態，翻雪山前部隊專門為周恩來準備了擔架，可他堅持自己走路。最后，他實在走不動了，才躺到了擔架上。憶及此處，90歲的劉江萍老人有些激動：“今天的人們可能很難理解，可當時的紅軍就是這樣，從軍委領導到普通戰士，都十分頑強。”

過草地時，醫護人員好不容易給周恩來煮了一碗粥，他問：“部隊現在吃什么你們不知道嗎？”劉江萍說：“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樹皮，可你病得這么重，還協助毛主席工作，分擔全軍的重擔，難道吃一小碗稀飯都不應該嗎？”

“小劉呀，我們是革命的隊伍，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壞大家都要一樣。”周恩來最終也沒吃那珍貴的稀飯。

紅軍進入甘肅時，正是收獲的季節，當經過一片梨園時，長途行軍的紅軍看到，樹上果實累累，房前屋后，梨子成堆。周恩來坐在梨樹下，一手端水喝，一手拿鉛筆，聚精會神地看地圖。劉江萍看到生病的周恩來沒吃老百姓一個梨子，睡在梨堆邊的他也一個梨都沒拿。

第二天，有戰士請求可不可以買點梨子，周恩來答應了。可當地群眾受國民黨的欺宣傳，沒人敢說價錢，只是說：“吃吧、你們吃吧！”結果，在盛產梨的地方，紅軍沒吃上一個梨子就離開了。

珍藏48年的紅軍文告

位于貴州省省會貴陽市以北約60公里處的烏當區新場鄉可龍村，是一個“雞鳴三縣”之地，與開陽縣的木頭寨和修文縣的臘鲊村 接壤。70年前，中國工農紅軍曾兩次路經可龍村，紅軍嚴明的紀律和為勞苦大眾得解放的無畏精神，深深打動了飽受封建地主盤剝的可龍村布依族同胞，紅軍在他們心中播下的革命火種，轉化為他們支持革命的行動———為紅軍帶路、救助散失的紅軍戰士，有的還參加了紅軍，這其中，家居可龍村端公沖臺子上的羅紹蘭及其子羅慶忠父子二人，歷經風險磨難48年，接力珍藏一份紅軍文告的感人故事，至今仍在盛傳，成為布依族同胞與紅軍心心相印的一段佳話。

打米歸途，私塾先生路拾文告

1936年1月30日晚，紅二、六軍團主力兵分兩路進入烏當區境，分別在就近村寨宿營休整，其中，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各有一支部隊，就駐扎在可龍村臺子上布依族同胞羅紹蘭家附近。31日凌晨，宿營紅軍開拔，紅二軍團部隊向修文縣集結，紅六軍團部隊則趕往新場會合。當時是農歷正月初八，由于紅軍部隊是星夜行動，所以，知道紅軍駐扎在寨的可龍村布依族同胞尚在睡夢之中，直到天亮才發現紅軍隊伍已經遠走。

當天天氣不錯，是正月間難得的一個晴天，家住可龍村端公沖臺子上的私塾先生羅紹蘭心情很好，便帶其15歲的長子羅興元（后改名為羅慶忠），挑米前去離家三里的竹臘寨水碾房去打米。在打完米回家途中，羅紹蘭父子在馬路田（地名）一處較寬的平地休息，這是昨晚（1月30日）紅二軍團主力部隊的宿營處，路邊田土和坡坎散落有一些遺失物。心細的羅紹蘭發現有一張折疊平整的紙，失落在路邊的雜草叢中，他立即拾起并將紙打開看個究竟，一行醒目的標題即 刻吸引了羅紹蘭———《慶祝中央紅軍勝利告工農群眾》，原來，這是一張紅二軍團政治部印臸的文告，長約40公分，寬約30公分。這使得時年34歲的羅紹蘭無比興奮與激動。

拾得紅軍文告后的羅紹蘭，比往日有了精神，樂善好施的他忙時干活，閑時教書，在心中樹立了一種信念，他堅信紅軍是窮人的隊伍，紅軍一定會勝利，反動派一定會被打倒，老百姓自己的革命隊伍一定會回來。不久，國民黨地方當局逐村逐寨搜查散失紅軍，并每家每戶清查紅軍留下的各類物品，叫囂“如若私藏共匪物品，一律恪殺勿論。”羅紹蘭沒有被嚇倒，他將紅軍文告用紅布小心翼翼地包好，藏于家中墻壁的夾層中，一次次躲過了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清查。

為兒改名，盼望解放畢生“慶忠”

羅紹蘭祖籍為江西，先輩自明代“改土歸流”后遷至貴州，便在今貴陽市烏當區新場鄉可龍村代代延續。他共生有三個兒子，分別取名為羅興元、羅興洋、羅興隆。長子羅興元生于1921年，在隨羅紹蘭打米歸途路拾紅軍文告時年僅15歲。因其是長子，又善學好思，羅紹蘭對他抱有很大希望，教他學習詩文和書法，羅興元也很長進，對父親的學識非常仰敬。自從拾得紅軍文告后，羅紹蘭就時常會與羅興元講述一些時事和道理，偶爾還拿出文告讓羅興元以文告字跡為貼學習書法，邊學邊為其講解紅軍革命的意義。

1939年，18歲的羅興元被國民黨抓了壯丁，先后隨國民黨部隊到了貴州省都勻、麻尾等地，沿途受盡磨難。羅興元目睹了國民黨部隊的種種言行，對紅軍的那份信仰和情感更加強烈，他乘染病后無人 照管之機逃離，艱難跋涉回到可龍的家中。父子相見，家人團圓，羅興元表達了期盼紅軍早一天能回來的強烈愿望，并向父親羅紹蘭提出想改名字，要開始新的人生。羅紹蘭理解兒子的心情，同意兒子改名為羅慶忠。以此紀念中國工農紅軍兩次路經家門的事件，從此，以家族字輩排序所取的羅興元已不復存在，羅紹蘭的長子便更名為羅慶忠。

子承父愿，紅軍文告終獻國家

自1939年底羅興元改名羅慶忠后，父業子承，羅慶忠也和父親一樣，在可龍村當地的私塾教書，父子二人不僅共同珍藏著紅軍文告，還共同在當地教書育人，傳播進步思想。農忙時，父子二人也與家人一起操持農活。

1949年11月15日，貴陽解放。羅紹蘭和羅慶忠父子無比興奮，他們用自己無悔的信念，終于盼到了新中國的誕生。此時，他們心中始終不忘那份珍藏的紅軍文告，希望能早日交給政府。但由于是建國之初，轟轟烈烈的運動接踵而至，使得他們不得不把紅軍文告繼續珍藏，與當地群眾一起投身于生產勞動之中。“文化大革命”期間，父子二人的精心呵護，燒光了家中所有的書，卻始終把這份文告貼身珍藏著，使紅軍文告躲過了浩劫，沒有被抄走。

1977年，布依族老人羅紹蘭走完了他75年的人生旅程，臨終前他將紅軍文告交給了羅慶忠。

198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聯合發出在地方成立黨史征集小組的通知，要求各 地對歷史文獻、文物和黨史資料進行征集和整理。羅慶忠得知后便開始向有關部門聯系，1982年，新場公社成立了文化館，文化館的負責人恰好是羅慶忠在可龍學校當老師時教過的學生，也曾聽聞過一些有關紅軍文告的故事，便上門拜見老師，一是向羅慶忠索要其寫的書法作品，二是了解有關紅軍文告的具體情況，羅慶忠將詳情向自己的學生作了介紹后，羅氏父子珍藏紅軍文告的義舉，引起了當地政府的重視。

1983年11月，羅慶忠將其父子二人精心珍藏了48年的紅軍文告，正式捐獻給烏當區人民政府。同月，該文告經貴州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貴州省博物館專家鑒定后，被貴州省博物館收藏。至此，這份兩代人珍藏了48年的紅軍文告得以面世。

紅軍井●小竹籃●小油燈

在舉國上下隆重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之際，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步入德江縣楓香溪革命老區，在與紅軍失散人員、紅軍遺屬座談了解中，深知這里的每一處遺址、每一件文物，都有動人心弦的故事。

“紅軍井”

在楓香溪革命老區的四面坡腳下，有一塊約兩畝的沼澤地，沼澤地中央冒出一股又清又亮的泉水，沼澤地周圍還長著高約20米，直徑約50公分，大小相當的九棵楊柳樹，是一個有水有樹的好去處，大人小孩常到那里去玩耍，可一旦不小心就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當地群眾為了安全，都要到3公里以外的河溝里去挑水飲用。自1934 年6月19日賀龍率紅軍進駐楓香溪村后，帶領群眾硬是在沼澤地里修建了一口長3米、寬1．5米的水井，為了群眾的安全，還在水井周圍鋪上了石板，當地群眾喝上可口的清泉真是喝在嘴里甜在心中，無不說共產黨的紅軍好呀!為了紀念紅軍，當地群眾在石碑上刻下“紅軍井”的字樣。更奇怪的是，隨著年輪的運轉，9棵楊柳樹不斷壯大，盤根錯節，相互簇擁，自成一體，只要在一棵楊柳樹上搖動，其它8棵楊柳跟著擺動，這真是軍民團結如一人的歷史見證。

“小竹籃”

在紅三軍第九師師部舊址的楓香溪鎮長征村，我們見到了被當地群眾稱為“擁軍模范”的93歲的符佐梅。老人雖然行動不便，走哪里都要人扶進扶出，但老人眼明耳聰，說話口齒清楚，知道我們是為了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特意從城里趕來慰問和采訪她時，老人家格外高興，動情地把她當年為紅軍送水送飯的故事全部講了出來。1934年7月2日，紅軍隊伍進駐譙家符包咀，由于當時她家大伯符功奇明里是國民黨的區長，暗里卻幫助紅軍辦事，這樣一來，符佐梅知道在她家進出的紅軍是好人，就經常協助大伯為紅軍通風報信。有一次，紅軍隊伍在與國民黨土匪的激戰中，7名紅軍戰士不幸受傷，她在山上干活時發現后，就把7名受傷的紅軍戰士轉移到了馬鞍山的山洞里隱蔽起來，并及時向紅軍隊伍中的趙副官報告情況，趙副官就交給她一個小竹籃，要她以農村人打豬草的方式，為7名紅軍傷員送水送飯。由于她把小竹籃里裝的飯菜和水放在背兜的下面，上面蓋上豬草，不走大路走小路，一直堅持送了半個月，7名紅軍傷員 康復了，都沒有被土匪發現。紅軍為了感謝她，就把那個小竹籃送給她做紀念，如今她還把它保管得好好的。臨別時，符佐梅老人對大家說：“紅軍送我這個小竹籃呀，我既不送兒子，也不送姑娘，我要把它交給黨、交給國家珍藏起來，讓小竹籃教育更多的人。”

“小油燈”

當年紅三軍參謀處駐扎在他家、被賀龍軍長經常叫“小鬼”的王煥進得知我們的來意后，就帶著我們參觀紅軍活動的地方，繪聲繪色地講解他當年深更半夜提著油燈幫助紅軍書寫標語的動人故事。

1934年6月19日(農歷五月初八)，正是農村打田插秧的大忙季節，紅三軍到達德江、沿河、印江三縣交界處的楓香溪，當天在此召開了由夏曦、賀龍、關向應等參加的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會議，史稱“楓香溪會議”。會后，立即從各師和司令部抽調了100多人組成的宣傳隊，連夜分組奔赴各地采取發放傳單、書寫標語等形式做群眾的宣傳發動工作。由于紅軍對各地的路道和地形不熟，加之又是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王煥進就同鄉親們提起油燈(有罩子的馬燈)分頭為紅軍帶路，幫助紅軍書寫標語和發放傳單。德江、沿河、印江的2000多名神兵于6月26日前往楓香溪投奔紅軍，接受紅三軍改編為黔東縱隊，蘇區人民也先后組建了40多支規模不一的地方游擊隊，協助紅軍打土豪分田地。有一天，賀龍軍長夸獎他說：“小鬼，你們的油燈雖小，但作用之大，既為蘇區人民指明了方向，又壯大了革命隊伍。”

紅軍來到布依寨

1936年2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二〃六軍團在軍團長賀龍的帶 領下，強渡鴨池河進占黔西縣城，2月4日，紅四師在師長盧冬生的率領下，占領了沙窩區，并深入到五里化石、水淹壩、勾腰坡等地的布依族村寨開展打土豪，分浮財、鎮壓惡霸，宣傳發動群眾、組織建立游擊隊等革命活動。2月5日，紅二〃六軍團領導人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肖克、王震等在黔西縣城川祖廟召開會議，研究建立根據地和戰略活動等大事。

沙窩石門坎是布依族聚居的地方。石門坎彝族土司安經余家有家財萬貫，一百多條槍，紅軍將其列為首要打擊對象。2月4日，紅四師一個連由陳參謀長帶領，組織一支30人的便衣短槍隊為前鋒，80余人的長槍隊為后援，直奔安家營。

早在紅軍到來之前，安經余已帶著家人及部份家丁攜帶貴重財物逃往織金，只留下兩個排的家丁守衛安家營。安家營三面環山，一面臨水(化沖河)。地勢十分險要。安氏又從白龍坡至老鷹巖山脊上修筑了一道高1丈5尺至兩丈，頂寬6尺，長約5—6里的石城墻。城墻上有槍眼和炮臺，把5平方公里的安家營圍擴得如鐵桶一般，當年石達開帶領的太平軍到此，攻打了5天5夜。死傷數十人終未能攻進安家營。安經余留守約70余名家丁都是訓練有素，驍勇傈悍的青壯年，妄圖以易守難攻的安家營阻擋紅軍的進攻。但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身經百戰的紅軍戰士個個勇猛如虎，交火不到半天，紅軍就攻破了安家營的大門。安氏家丁們只好退到二道巖據險固守。紅軍將其包圍，但因二道巖地勢十分險要，一時不易攻下。戰斗打到天黑，安兵自知不是紅軍對手，趁著夜色的掩護，憑借地形熟悉而撤離。第二天拂曉，紅軍將安家來不及搬走的糧食以及衣物、臘肉等全部沒收分給當地窮人。

2月7日，由任弼時主持，紅二〃六軍團在黔西縣城西門福音堂內正式成立“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賀龍任主席，陳希云任代主席，朱長清任副主席，二、六軍團在黔西的日子里，深入全縣大部份鄉村，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以戰斗來保衛勝利成果，保衛根據地。這樣，游擊團隊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在全縣城鄉。紅軍足跡所至的區鎮，都成立了游擊隊。縣城有城西，城北兩支游擊隊，沙窩有游擊大隊。除此之外，在沙龍、五里，石門坎、寄仲、雨明、土城，濫泥溝、谷里、甘棠大寨、洪水大寨、高家場，狗場，山海、桃井、白泥、白泥新街、木渣黑等地還建有18支游擊隊。各支游擊隊人數多少不等。最多的千余人，一般百余人，少的也有20多人。全縣游擊隊員共3500多人。各區、鄉游擊隊成立后，積極為紅軍提供當地情況，充當紅軍的助手，配合紅軍宣傳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方針、政策。在紅軍的指導下，游擊隊帶領群眾打土豪、分浮財，并作了建立土地革命委員會及分田地的準備工作，為建立工農政權積極創造條件。

紅軍在領導游擊隊打土豪，分浮財的同時，對游擊隊進行初步的軍事訓練，在擴紅的熱潮中，沙窩的十多支游擊隊和紙廠游擊隊整批編入紅軍隊伍。甘棠大寨游擊隊幾十人編入紅軍連隊。與此同時，城關，狗場、雨朵等地的游擊隊，大部份隊員都參加了紅軍。

群眾想紅軍，愛紅軍，紅軍是窮人的子弟兵。山鄉父老見到青年 踴躍參軍，笑在眉梢喜在心。他們把孩子交給親人———紅軍，一百個放心。沙窩張銀喜就是他父親親自送到部隊的。與張銀喜一道參加紅軍的還有林少武、徐忠義、王雁嗚、蔡尚先、郭子平、郭占奎、安紹舟、劉吉武等人。甘棠雙馬鄉青年宋坤多次前往縣城，要求參軍，實現了自己的愿望。

據不完全統計。全縣擴紅達2052人，其中四師在沙窩的成績最為顯著，擴紅達1300多人。這1300多人中，苗族、彝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少數民族就占50％以上，僅化石、五里、勾腰坡一帶布依族聚居的地方，參加紅軍的布依族子弟就有200多人。當紅軍撤離黔西時，嘹亮的軍號響徹山川，“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工農來歡迎……”的歌聲回蕩在高原上，2000多黔西兒女踏上了革命征程。

長征途中毛澤東宿營瑤光苗寨

近日，錦屏縣宣傳、史志、文化工作者在紅色旅游景點做資料調查收集工作中，通過采取查閱史料、調查走訪知情群眾等方式，獲悉紅軍長征時期，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曾宿營錦屏縣河口鄉瑤光苗寨。

史料顯示，1934年12月中旬，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由湖南省靖州和貴州黎平縣分三路進入錦屏。其中，中央紅軍從黎平縣羅里取道錦屏八受順烏江北下，一路由黎平縣大稼進入固本鄉境經小瑤光沿烏下江而下；紅六軍團從湖南靖州新廠進入中黃后分兩路進錦屏。六軍團紅軍兩路在今河口鄉瑤光會合。根據中央部署，由六軍團強渡烏下江。12月18日，六軍團先頭部隊在烏下江河口與早已在西岸設防固守的王家烈部兩個團展開激戰，經數次反復，最后擊敗西岸守敵搶渡成功。12月21日，中央紅軍總部由黎平八里行進至瑤光大寨宿營。毛澤東住宿于瑤光中寨李家大宅院，房東李志熙還采草藥給紅軍治病。現李家大院還基本保留紅軍經過時的格局。

紅軍長征途經威寧二三事

今年是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70周年！彈指一揮間，70年過去了，當年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得無蹤無影，但是紅軍那種熱愛人民、秋毫不犯、威武文明的形象，卻永遠留在威寧各族人民的心中。他們無愧于人民的子弟人民的兵，紅軍那些令人銘諸肺腑的故事，至今仍在威寧的大地上流傳。

下面記敘的是紅軍長征途經威寧的二三事。

紅軍豆

1936年3月16日，紅二軍團第四師宿營在興隆廠一帶。興隆廠是一個苗族聚居的村寨。苗族同胞由于長期受到土匪軍閥的欺凌，加之國民黨的反動宣傳，搞不清紅軍是個什么樣的隊伍。聽說紅軍要來了，早已懷著恐懼的心理全部跑到深山老林躲起來。

紅軍走后，他們陸續回到了家中。不但東西一件不少，在羅伯亞米的家中，還發現了一碗紅色小豆。恰好正值春播季節，羅伯亞米將這碗豆子播在希望的土地上。由于這種豆子適應性強、產量高、味道好，種的越來越多。至今，人們仍然種，還在吃。年復一年，紅軍留下的豆種現已遍布威寧各地。

為了銘記紅軍的恩情，苗族人民親切地叫它為“紅軍豆”。

紅軍馬 這是發生在1936年3月19日的事。

紅軍到達麻乍鄉后，駐在農民趙敢生家里。紅軍沒有糧食，就向趙敢生借了五升谷子舂米做飯。飯后紅軍因緊急任務立即出發，就付給趙敢生一塊大洋，他死活就是不肯收。紅軍沒辦法，為了酬謝這位好兄弟，硬是將一匹紅沙馬送給了他。

趙敢生精心飼養這匹馬，用它勞作。養了12年，直到1948年這匹馬“壽終正寢”。

一馱銀

1936年3月20日凌晨，天還沒有亮。

駐在麻乍鄉壩海營村農民楊小發家的一名紅軍戰士，用火把照明去喂馬，不慎燒著了堆在屋角的稻草。當時天干風大，大多數農戶住的是茅草屋，風助火威，無情的熊熊火焰還是吞噬了20戶人家的房屋財產。

軍團首長王震將軍決定，賠償群眾損失，處分肇事者。由于紅軍忙于出發，就請受災群眾自報損失。共賠償大洋兩千塊，足夠一匹馬馱一馱。

紅軍走后，受災群眾用紅軍賠償的大洋重建家園，很快搬進了新居。紅軍鐵的紀律，給當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懷著對紅軍的崇敬之心，編了這樣一首民謠：“天還很不明，火燒壩海營；紅軍要起身，賠了一馱銀”，一直流傳至今。

長征簡介

1934～1936年間，中國工農紅軍主力從長江南北各蘇區向陜甘革命根據地（亦稱陜甘蘇區）的戰略轉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以及敵強我弱，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遭到失敗，紅軍第一方面軍（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同時留下部分紅軍就地堅持游擊戰爭。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給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索道路，命令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湘中發展游擊戰爭。10月，紅六軍團與紅三軍（后恢復紅二軍團番號）會合，并創建了湘鄂川蘇區。

10月上旬，中央紅軍主力各軍團分別集結陸續出發，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及直屬縱隊離開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紅軍從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新田間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沿粵贛邊、湘粵邊、湘桂邊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國民黨軍第二、三道封鎖線。然而博古、李德等領導人一味退卻，消極避戰，使紅軍繼續處于不利地位。中央軍委決定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經浴血奮戰，于12月1日渡過湘江(即第四道封鎖線)，由于連續苦戰，紅軍銳減。12月中旬，抵達湘黔邊時，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進入湘西與第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使紅軍避免了覆亡的危險。1935年1月7日，紅軍占領遵義。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臸定了紅軍爾后的戰略方針，從而在最危險的關頭挽救了紅軍和中國共產黨。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3月，組成了實際上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他們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名義指揮紅軍的行動。

遵義會議后，鑒于川敵布防嚴密，中央紅軍確定撤離遵義后，在川黔滇邊和貴州省內迂回穿插。特別是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中央紅軍靈活機動地創造戰機，運動作戰，各個殲敵，以少勝多，從而變被動為主動。隨后出敵不意，主力南渡烏江，直逼貴陽，迅即西進，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側策應。5月初，搶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由于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紅軍順利通過大涼山彝族區。接著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6月中旬，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

紅四方面軍原在川陜根據地，為向川甘邊發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強渡嘉陵江戰役的重大勝利。然而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等擅自決定放棄川陜根據地（亦稱川陜蘇區）向西轉移。5月初，共八萬余人開始長征，中旬占領了茂縣（今茂汶）、理番(今理縣)為中心的廣大地區。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紅軍以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為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決定將兩個方面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跨過草地，抵達班佑、巴西地區。8月底，右路軍一部在包座全殲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約五千余人，打開了向甘南前進 的門戶。9月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后，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并要挾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毛澤東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軍（后組成陜甘支隊）繼續北上，奪取臘子口，突破國民黨軍渭河封鎖線，翻越六盤山，于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今吳旗縣城），先期結束了長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為黨中央和紅軍扎根在陜北奠定了基礎。

在國民黨重兵對鄂豫皖根據地圍攻的情況下，紅二十五軍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從河南羅山縣開始西移，在鄂豫陜邊建立根據地，粉碎國民黨軍兩次“圍剿”。次年7月過隴東，9月與陜甘根據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合編為第十五軍團。第一、三軍團到達后，與之合編為紅一方面軍。

在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紅軍二、六軍團，于1935年11月從湖南桑植出發，轉戰湖南、貴州、云南三省，擊潰國民黨軍的攔截，渡過金沙江，經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與張國燾率領的南下受挫的紅四方面軍會師。

二、六軍團合組為二方面軍。7月，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在紅一方面軍接應下，10月先后在甘肅省會寧縣城和靜寧縣將臺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紅軍長征結束。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在整整兩年中，紅軍長征轉戰十四個省，歷經曲折，戰勝了重重艱難險阻，保存和鍛煉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將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轉移到了西北，為開展抗日戰爭和發展中國革命事業創造了條件。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紅 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在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博古等領導人實行軍事冒險主義、軍事保守主義的戰略指導下，屢戰失利，蘇區日益縮小，形勢日趨嚴重。湘贛革命根據地（亦稱湘贛蘇區）紅軍反“圍剿”作戰的處境，也十分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給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探索戰略轉移的道路，命令紅軍第6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湖南中部發展游擊戰爭，并同紅軍第3軍取得聯系。1934年8月7日，紅6軍團突圍西移，經兩個多月轉戰，于10月下旬到達黔東印江縣木黃，與紅3軍（后恢復紅軍第2軍團番號）會師。接著，兩軍向湘西發起攻勢作戰，創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亦稱湘鄂川黔蘇區）。

10月初，國民黨軍重兵集團繼續向中央蘇區腹地推進。這時，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博古等領導人，未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即決定放棄中央蘇區，到湘西與紅

2、紅6軍團會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5個軍團以及中央、軍委機關直屬隊共8.6萬余人，從瑞金、古城等地出發，開始長征。紅軍第24師和地方部隊共1.6萬余人，在項英、陳毅領導下，留在當地堅持斗爭。

21日晚，中央紅軍以第1軍團為左路前衛，第3軍團為右路前衛，第9軍團掩護左翼，第8軍團掩護右翼，中央和軍委機關及直屬部隊編成的軍委第1、第2縱隊居中，第5軍團擔任后衛，從江西于都縣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間突破了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25日全部渡過了信豐河。此后，中央紅軍繼續以甬道式的隊形攜帶大量 笨重的物資器材沿山路西進，行動緩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過了國民黨軍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鎖線，進至臨武、藍山、嘉禾地域。這時，蔣介石以16個師的兵力專事“追剿”，并令粵軍、桂軍共9個師進行堵截，企圖圍殲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地區。宜章至湘江之間廣大地區的國民黨軍兵力薄弱，擔任“追剿”、堵截的國民黨軍，因派系矛盾，動作不一。這種情況，便于紅軍機動作戰。然而，博古等領導人一味退卻的消極避戰，使紅軍繼續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25日，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分4個縱隊，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前出湘桂邊境的西延地區。27日，紅軍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國民黨軍南北對進，向紅軍發動了全面進攻。紅軍在湘江兩岸經過浴血奮戰，于12月1日渡過湘江，接著進至西延地區。至此，中央紅軍由長征開始時的8.6萬余人減為3萬余人。

湘江之戰后，蔣介石重新調整部署，向黔陽、洪江地區轉移兵力，企圖圍殲紅軍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時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的與紅

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舉行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中央紅軍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從而使紅軍避免了覆滅的危險。20日，中央紅軍分兩路西進，連克劍河、臺拱（今臺江）、鎮遠、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領遵義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舉行了擴大會議。這次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王明“左” 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臸定了紅軍爾后的戰略方針，從而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3月，組成了實際上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他們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名義指揮紅軍的行動。

中央紅軍進占遵義后，蔣介石以幾十萬兵力，分路向遵義地區進逼，企圖圍殲中央紅軍于川黔邊境地區。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北渡長江，進至四川西北部創建新的蘇區。1月19日，中央紅軍從松坎、桐梓、遵義地區向土城、赤水方向前進，于29日一渡赤水河，進入川南。這時，國民黨軍分路對中央紅軍進行追擊堵截，并加強了長江兩岸的防御，企圖圍殲紅軍于長江以南、敘永以西、橫江以東地區。中革軍委根據這一情況，決定紅軍暫緩執行北渡長江的計劃，改在云貴川邊境地區機動作戰。2月11日，紅軍掉頭向東；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義地區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2個師又8個團。遵義戰役后，國民黨軍改取堡壘主義和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法，企圖圍殲紅軍于遵義、鴨溪狹小地區。紅軍為尋求新的戰機，向西轉進，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蔣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隊向川南進擊，企圖圍殲紅軍于古藺地區。在國民黨軍再次向川南地區集中的情況下，中央紅軍突然轉向東北，接著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紅軍以第9軍團在馬鬃嶺地區鉗臸國民黨軍，主力向南急進，31 日渡過烏江，逼近貴陽，把“追剿”之國民黨軍甩在烏江以北。4月8日，中央紅軍主力從貴陽、龍里之間突破國民黨軍的防線，乘隙向云南急進，27日進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紅軍由尋甸、嵩明地區轉向西北前進，于5月9日從皎平渡渡過金沙江。在烏江北岸單獨活動的紅9軍團，經黔西、水城西進，于5～6日從東川（今會澤）以西的樹節、鹽井坪地段渡過金沙江，接著與中央紅軍主力會合。至此，中央紅軍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紅軍第四方面軍取得了嘉陵江戰役的重大勝利。然而，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張國燾，擅自決定放棄川陜革命根據地(亦稱川陜蘇區)，向西轉移。5月初，紅四方面軍和地方武裝及蘇區機關人員等共8萬余人，開始長征，于中旬占領了以茂縣（今茂汶）、理番（今理縣）為中心的廣大地區。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為執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蘇區的計劃，于5月15日由會理附近地區繼續北進。在北進的路上，既有冕寧以北大涼山的彝民區，又有天險大渡河。蔣介石以薛岳、劉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圖利用彝漢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礙，圍殲中央紅軍于大渡河以南地區。20日，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迅速北進，順利地通過彝民區，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順場，殲滅守軍兩個連，控臸了安順場渡口。25日，紅軍第1團第2連的17名勇士，由連長熊尚林率領，冒著守軍的猛烈火力，戰勝大渡河的激流駭浪，乘船強渡成功，擊潰左岸守軍1個營，鞏固了灘頭陣地。但這里水流湍急，不 能架橋，中央紅軍僅靠4只小船無法在短期內渡過河去，而此時尾追的國民黨軍已經迫近，情況十分緊急。為迅速渡過大渡河，中革軍委決定，以紅軍第1師及干部團由安順場繼續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兩路夾河而進，搶占瀘定橋。沿右岸前進的先頭部隊紅4團，多次擊潰川軍的攔阻，兼程急進，于29日晨奪占了瀘定橋西橋頭。瀘定橋的東橋頭與瀘定城相連，由川軍第38團主力防守。在紅軍到達之前，守軍已將鐵索橋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鐵索鏈懸在大渡河上，形勢十分險惡。經過緊張的準備，紅4團于當日16時發起奪取瀘定橋的戰斗。在該團的火力掩護下，由第2連的22名勇士組成的突擊隊，在連長廖大珠率領下，冒著守軍密集的火力，攀踏著懸空的鐵索向東橋頭攻擊，勝利占領大橋，并沖入瀘定城內。紅軍后續部隊緊跟過河，殲滅守軍大部，占領瀘定城。接著與由左岸北上的部隊會合，至6月2日，中央紅軍全部勝利地渡過了大渡河。至此，蔣介石殲滅紅軍于大渡河以南地區的企圖徹底破產。

中央紅軍渡過大渡河之后，繼續北進，占領天全，并乘勝突破了川軍蘆山、寶興防線。接著，中央紅軍以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終年積雪、空氣稀薄的夾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進。這時紅四方面軍正由岷江地區分路西進，先頭部隊攻占懋功，一部進到達維。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在北進達維途中，同紅四方面軍一部會師。18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到達懋功地區。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總兵力達10余萬人。早在1934年冬，在國民黨軍集中40多個團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亦稱鄂豫皖蘇區）圍攻的情況下，根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指示，紅軍第25軍2900余人于11月16日從河南羅山縣何家沖出發，向平漢鐵路以西轉移，開始長征。12月，紅25軍轉戰到陜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區。此后，紅25軍在鄂豫陜邊地區開展游擊戰爭，至1935年5月，經過蔡玉窯、文公嶺、石塔寺等戰斗，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一次“圍剿”，開辟了鄂豫陜邊蘇區。7月上旬在袁家溝口殲國民黨軍1個旅，接著北出終南山，粉碎了國民黨軍第二次“圍剿”。紅25軍為配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北上，于16日從西安以南豐裕口出發，經戶縣、周至縣境西進，進入甘肅，攻占兩當。轉而北進，于 9月16日在陜甘革命根據地（亦稱蘇區）的永坪鎮同紅軍第26、第27軍會師。接著，合編為紅軍第15軍團。

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合后，中共中央根據全國形勢和當面情況，提出了創建川陜甘蘇區的戰略方針，而張國燾卻主張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東部）等偏僻地區退卻。為統一戰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議，決定了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創建川陜甘蘇區的戰略方針。據此，中革軍委臸定了奪取松潘的戰役計劃。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21日，中革軍委決定以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部為紅軍的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兼），政治委員陳昌浩（兼），參謀長葉劍英。另將中央紅軍的第1、第

3、第5、第9軍團依次改為第1、第3、第5、第32軍。由于張國燾的

阻撓，延誤了紅軍北上的時間，松潘戰役計劃未能實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決定恢復紅軍第一方面軍番號，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為了繼續貫徹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中革軍委決定進取甘肅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率領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軍組成的左路軍，從卓克基地區出發，向阿壩地區開進；21日，前敵總指揮部率領由第1、第3、第4、第30軍組成的右路軍，從毛兒蓋地區出發，向班佑、巴西開進。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紅軍指戰員歷經艱辛，通過人跡罕至、氣候變化無常的茫茫草地，左路軍先頭縱隊于20日到達阿壩地區。右路軍于8月27日到達班佑、巴西地區。8月29～31日，右路軍第30軍和第4軍一部，采取攻點打援的戰法，在包座全殲國民黨軍第49師約5000人，打開了紅軍向甘南前進的門戶。

在紅軍右路軍向班佑、巴西前進的途中，中共中央電令張國燾，要左路軍迅速出墨洼、班佑，與右路軍并力東進。紅軍右路軍到達班佑、巴西地區后，毛澤東、徐向前、陳昌浩聯名致電張國燾建議左路軍迅速出班佑，向右路軍靠攏。但張國燾臸造借口，不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進到墨洼附近的部隊返回阿壩。接著，張國燾提出紅軍主力南下川康邊天全、蘆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計劃，對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并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接著，他又提出“徹底開展黨內斗爭”，企圖危害中共中央。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識破了張國燾的陰謀，機臹地報告了毛澤東。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領紅一方面軍第1、第3軍（后組成陜甘支隊）

繼續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邊界的要隘臘子口。17日拂曉，紅軍一舉奪取了天險臘子口，18日占領哈達鋪，勝利進入甘南。接著，突破國民黨軍渭河封鎖線，翻越六盤山，于10月19日到達陜甘蘇區的吳起鎮。至此，紅一方面軍主力歷時1年、縱橫11個省、行程2萬5千里的長征勝利結束。11月初，紅軍陜甘支隊在甘泉附近地區同紅15軍團會師。會師后，中共中央再次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轄第 1軍團（陜甘支隊編成）、第15軍團。11月21～24日，紅一方面軍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

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針，1935年9月命令左路軍和右路軍之第

4、第30軍分別由阿壩、包座地區南下，企圖在川康邊少數民族聚居區建立蘇區。10月8～20日，南下紅軍發動了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擊潰川軍6個旅。24日，又發起天（全）蘆(山)名（山）雅（安）邛（崍）大（邑）戰役；11月13～19日，紅軍在名山東北百丈地區同川軍十幾個旅激戰7晝夜，雖殲滅川軍1.5萬余人，但紅軍也傷亡近萬人。1936年2月，紅軍被迫向西轉移，4月進入道孚、爐霍、甘孜地區。至此，紅軍由南下時的8萬余人減為4萬余人，張國燾南下行動遭到失敗。在中共中央勸導和督促下，經過朱德、劉伯承及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斗爭，張國燾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

1935年9月，國民黨軍集中130多個團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戰和堡壘主義的方針，對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亦稱湘鄂川黔蘇區）和

紅軍發動了新的“圍剿”。在國民黨重兵的進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軍委分會決定紅軍轉到外線尋求新的機動，開辟新蘇區。11月19日，紅

2、紅6軍團共1.7萬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區出發，退出湘鄂川黔蘇區，開始長征。紅軍經4個月轉戰，于1936年3月30日進到貴州西南的盤縣、亦資孔地區。這時，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電令紅

2、紅6軍團北渡金沙江，同紅四方面軍會師。紅

2、紅6軍團遂于31日離開盤縣地區，分兩路向西急進。4月25～28日，分別從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過金沙江，向北前進，連續翻越了幾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達甘孜地區，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5日，紅

2、紅6軍團和紅32軍奉中革軍委電令，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蕭克任副總指揮，關向應任副政治委員。

7月初，紅

二、紅四方面軍從甘孜、爐霍、綏靖出發，共同北進，廣大指戰員以驚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難，通過了茫茫數百里的草地，擊潰了國民黨軍的攔截，于9月初勝利進入甘南，控臸了漳縣、洮州、渭源、通渭、成縣、徽縣、兩當、康縣8座縣城及廣大地區。這時，紅一方面軍主力由寧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區南下，接應紅

二、紅四方面軍北上。10月9日和22日，紅

四、紅二方面軍先后在甘肅省會寧縣城和靜寧縣的將臺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見彩圖)。至此，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全部勝利結束。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在整整兩年中，紅軍轉戰14個省，沖破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經受了艱難

險阻的考驗，終于勝利地完成了戰略轉移。紅軍長征的勝利，為開展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新局面創造了重要條件。

回顧長征

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兩年中，中國工農紅軍離開了原來的根據地舉行了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中，紅軍斬關奪隘，搶險飛渡，殺退了千萬追兵阻敵，翻越了高聳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無人煙的草原，其神勇艱苦的精神，充分顯示了共產主義運動無比頑強的生命力，表現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無堅不摧的戰斗力量。

但是，為什么要舉行長征?紅軍為什么能夠勝利地完成這個偉大的壯舉？其中卻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記取。

一、黨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以后，開始了土地革命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黨的統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據地黨代表大會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寧都會議，根據六屆四中全會的錯誤綱領，污蔑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改變了中央根據地正確的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到一九三三年初，臨時中央因為白區工作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遭受嚴重損失，而遷入中央根據地，更使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根據地和鄰近根據地進一步地貫徹執行。

“左”傾路線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歷史階段的任務和界限，主觀地急于要超過民主革命；低估了農民反封建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決定作用；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以至上層小資產階

級。第三次“左”傾路線更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認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國內政治的重大變化反而把同國民黨反動統治有矛盾，而在當時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斷定為所謂“最危險的敵人”。他們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的特點，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不了解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長期性，就從而低估了軍事斗爭特別是農民游擊戰爭和鄉村根據地的重要性，錯誤地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為毛澤東同志的正確的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在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仍然得到勝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極端錯誤的軍事路線就取得了完全的統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這時，他們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認為第五次反‘圍剿”的斗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斗爭”。第三次“左”傾路線在軍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在建軍的問題上，把紅軍的三項任務縮小成為單純的打仗一項，要求不適當的正規化，把當時紅軍的正當的游擊性和運動性當作所謂“游擊主義”來反對；又發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在作戰問題上，它否認了敵強我弱的前提；要求陣地戰和單純依靠主力軍隊的所謂“正 規戰”；要求戰略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要求“全線出擊”和“兩個拳頭打人”，反對誘敵深入，把必要的轉移當作所謂“退卻逃跑主義”；要求固定的作戰線和絕對的集中指揮等，36 總之是否定了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不了解正確的人民戰爭。

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開始時實行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洵口遭遇戰偶然獲勝，“左”傾機會主義者更以此為據，陳兵敵區，實行“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

這時，福建事變發生，敵人被迫調動兵力東下，如果我們善于聯合這些主張反蔣抗日的力量，共同對付蔣介石反動派，這對支持國內日益增長的抗日民主要求會起到極大的作用；同時，軍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滅一部分敵人，粉碎第五次“圍剿”。可是，“左”傾路線卻斷言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因而坐失良機。敵人摧毀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從容調轉頭來，重新壓向根據地。

廣昌一戰紅軍損失很大。從此“左”傾路線又實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義，主張分兵把口，因而完全處于被動，東堵西擊，窮于應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絕了毛主席將紅軍主力轉至外線、調動和殲滅敵人、用以保衛和 擴大根據地的正確主張，實行了逃跑主義。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決定離開中央根據地，事前固然未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作深入的思想動員，又未作從陣地戰轉為運動戰、從依靠根據地轉為脫離根據地、長途行軍作戰所必需的準備工作，即倉促轉移。

二、開始長征，由于“左”傾路線在軍事行動中的逃跑主義錯誤，繼續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當時中央紅軍第五軍團，自離開中央根據地起，長期成為掩護全軍的后衛，保護著騾馬、輜重，沿粵桂湘邊境向西轉移。全軍八萬多人馬在山中羊腸小道行進，擁擠不堪，常

常是一夜只翻一個山坳，非常疲勞。而敵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們怎么也擺脫不掉追敵。

我軍經過苦戰，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后，蔣介石急調四十萬大軍，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圖消滅我軍于湘江之側。面臨故人重兵，“左”傾路線的領導更是一籌莫展，只是命令部隊硬攻硬打，企圖奪路突圍，把希望寄托在與二、六軍團會合上。在廣西全縣以南湘江東岸激戰達一星期，竟使用大軍作甬道式的兩側掩護，雖然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接過湘江，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折損過半。

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這時，二、六軍團為了策應中央紅軍，在川黔湘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蔣介石為了阻擋我軍會師，忙調重兵堵截、追擊。如果我們不放棄原來的企圖，就必須與五、六倍的敵人決戰。但部隊戰斗力又空前減弱，要是仍舊采用正面直頂的笨戰法，和優勢的敵人打硬仗，顯然就有覆沒的危險。

正是在這危急關頭毛主席挽救了紅軍。他力主放棄會合二、六軍團的企圖，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爭取主動，打幾個勝仗，使部隊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張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贊同。于是，部隊在十三月占領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克

了黎平。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三萬多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了會議，決定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部隊在黎平整編后，立即出發，一九三五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這時期，行軍作戰雖然同樣緊張，但由于毛主席酌英明主張，作戰一直順利，部隊情緒也逐漸振奮。在遵義休整了十二天。黨中央就在這時候召開了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三、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左”傾路線的領導者，企圖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這個錯誤的軍事路線，就決定了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并招致了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

這次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有極大的歷史意義的轉變，正是由于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并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張國燾的退卻逃跑路線和分裂黨的陰謀，勝利到達陜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抗日高潮的到來。

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中，全軍振奮，好象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經過十多天的休整，部隊體力稍見恢復，又進行了整編，立即移師北上。這時候二、六軍團在湘鄂川黔地區頗有發展，但是因為敵人駐在芷江一線，防備我返回湖南，39 因而無法取得聯系。四方面軍在川陜也粉碎了四川軍閥的六路圍攻。當中央紅軍經桐梓、鳛水，渡赤水河北上時，立即引起敵人極大的恐慌。四川軍閥急忙抽調兵力至川黔邊境布防，派其模范師(郭勛祺師)四處巡弋，并封鎖長江，防我北渡與四方面軍會合。當我軍挺進至滇東北之威信時，敵周渾元、吳奇偉縱隊已從湖南趕來。土城一仗，未能消滅郭師，敵又大軍奔集。我乃放棄北接長江的意圖，突然甩開敵人，揮戈東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婁山關和遵義，消滅王家烈兩個師。這時，敵周、吳縱隊也已趕上，和我軍展開激戰。天下大雨，山路濘滑，我三軍團與干部團和敵人反復爭奪老鴉山臸高點，一軍團趁黑夜從西側插入敵人大隊中，號聲四起，山鳴谷應，敵人腹背受敵，頓時大亂，倉惶南逃。我軍邊追邊打，直到烏江邊，殲滅敵一個多師。殘敵渡江南竄，怕我追擊，把烏江浮橋拆掉，來不及過江的敵人也悉數被殲。這一戰役是長征以來第一個大肚仗。

遵義會議以后，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象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敵人之間，以為我向東卻又向西，以為我渡江北上卻又遠途回擊，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左右敵人。我軍一動，敵又須至擺陣勢，因而我軍得以從容休息，發動群眾，擴大紅軍。待敵部署就緒，我們卻又打到別處去了。弄得敵人撲朔迷離，處處挨打，疲于奔命。這些情況和“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相對照，全軍指戰員更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的正確的路線，和高度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藝術，是使我軍立于不敗之地的唯一保證。

我軍在遵義一帶幾次尋戰，敵卻小心防守。三月，我軍便自遵義

西進，占仁懷，由茅臺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敵人料我將北渡長江，大為恐慌，連忙在川黔滇三省邊界大修碉堡，企圖封鎖圍殲我軍。但我軍卻突然由川南折回貴州，在茅臺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隊牽臸敵人外，其余急行軍通過楓香壩，南渡烏江，直逼貴陽，并且分兵一部東擊甕安、黃平。

這時候，蔣介石正親自在貴陽督戰，慌忙調云南軍閥部隊來“保駕”，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隊東往余慶、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軍東進與二、六軍團會師。在部署這次行動時，毛主席就曾說：“只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果然，敵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揮行動了。于是，我軍以一軍團包圍貴陽東南的龍里，虛張聲勢，迷惑敵人，其余主力穿過湘黔公路，直插云南，與馳援貴陽的滇軍事道而行。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運用了聲東擊西的靈活的戰術，“示形”于貴陽之東，造成敵人的過失，我軍得以爭取時機突然西去。

一過公路，摔開了敵人，部隊就象插上了翅膀，放開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連克定番(今惠水)、廣順、興義等縣城，并渡過了北盤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進軍云南：一路就是留在烏江北牽臸敵人的別動支隊九軍團，他們打敗了敵人五個團的圍追，人滇時，占領宣威，后來經過會澤，渡金沙江；另兩路是紅軍主力，攻克霑益、馬龍、尋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這時，滇軍主力全部東調，云南后方空虛，我軍入滇，嚇得龍云膽顫心驚，忙將各地民團集中昆明守城，我軍卻虛晃一槍，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邊挺進。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邊界的深山狹谷間，江面寬闊，水流湍急，形

勢非常險要。如果我軍不能北渡，則有被敵人壓在深谷殲滅的危險。這時，蔣介石似乎已經發覺了我軍的行蹤，天天派飛機來偵察。我軍三路連夜向金沙江平行急進：一軍團搶龍街渡，三軍團搶洪門渡，干部團搶絞車渡，五軍團仍舊殿后掩護。

干部團偷渡金沙江襲擊并消滅了川軍一排守敵，迅即以一部控臸了絞車渡兩岸渡口，前后控獲七只小船。而團主力則由北岸的深谷，急進至幾十里外的高原，擊潰了川軍援兵。這比洪門渡因江流太急，無法渡過龍街渡又因江面太寬，敵機可以低飛騷擾不便渡江；因此，一、三軍團都集中到絞車接渡江，而仍以五軍團的一個師擔任掩護。三天后，敵人的敢死隊十三師約五、六個團的兵力，向絞車渡追來，被我五軍團打了個措手不及，沿河潰退下去。原來蔣介石也發覺了我軍的戰術方針有了新的變化，于是就在貴陽召開會議，研究我軍近來的作戰特點，規定了“長追穩打”的戰術方針，以免被我軍殲滅。現在敵十三師見脫離主力太遠，被我一追，不知虛實，不敢輕舉妄動，就在團街固守起來。我軍就依靠絞車渡七只小船，經過九天九夜全部渡過江去。第二天，敵人的大隊人馬才趕到，而這時候，船只已經燒毀，紅軍早已遠走高飛了。

從此我軍跳出了數十萬敵人因追堵擊的圈并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在會理休息了五天，繼續北上。經西昌、瀘沽，進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們堅定地執行了毛主席規定的民族政策，與沽基族首領結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對受蔣介石特務支持利用，不斷襲擊我們的羅洪族，則反復說明我們是幫助少數民族求解

放的。就這樣依仗黨的民族政策，順利地通過了彝族地區，趕到河南岸的安順場渡口。

安順場原名支大地，瀕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從此北渡未成而最后失敗之處。這里是一個河谷地帶，兩側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這樣的深溝中，部隊無回旋余地，兵力亦無法展開，極易為敵人伏擊消滅。因此四川軍閥曾揚言紅軍將蹈石達開覆轍。河南岸安順場駐著四川軍閥的一個營，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們拉到河北岸去了。我們在河南岸包圍安順場川軍時，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使組織突擊隊渡河。十七勇士一過河去，就將敵人打垮，占領了渡口，接著，我第一師陸續渡過河去，掃清北岸沿河之敵，并在化林坪擊潰了川軍劉文輝的北岸預備隊劉元堂旅。隨即與南岸二師夾河而上，向瀘定橋前進。第二師先到，敵人還沒有來得及徹底破壞瀘定橋，我軍便攀緣鐵索沖過大渡河與第一師會合。一九三五年六月，紅軍飛渡大渡河后，在漢源打了一仗，擊潰四川軍閥四個團，旋經天全、蘆山、寶興，翻越了長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占領川西北之大維、懋功等地，與四力面軍勝利會合。

四、中央紅軍長征期間，川陜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曾經取得粉碎敵人六路圍攻的勝利。可是，這時張國燾卻繼續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放棄了川陜根據地，帶著全部人馬，向西退卻逃跑。這支部隊在渡過嘉陵江、涪江、眠江后，到理番(今理縣)、懋功一帶，即與一方面軍會師。

對于張國燾的錯誤，毛主席始終采取黨內斗爭的正確方針。會師

后，中央在兩河口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決定繼續北進。會后，毛主席率領部隊于六月下旬啟程，翻越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達松潘附近的毛兒蓋。可是，這時張國燾并沒有放棄逃跑主義的錯誤路線。他在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前，業已成立西北聯邦政府。由此可見他的目的是在西北、包括西康、青海、甘肅西北部以至新疆。此時他仍舊堅持預定計劃，向西康、青海等少數民族地區退卻。因而中央屢屢電催不應。

毛主席一面命令部隊籌糧，準備過草地一面耐心地等待，在毛兒蓋停留了一個月。這時，日本帝國主義正加緊對我國的進攻，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由東三省而熱河，由熱河而華北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占領和侵襲了我國半壁河山！我黨早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就曾發表宣言，表示愿意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而國民黨反動派卻臵民族存亡于不顧。一面降日賣國，一面卻繼續增兵“圍剿”和追擊紅軍，妄想將我全部消滅。其倒行逆施，令人發指。國內輿論，對我黨堅持大義，深表同情，期望我黨能負起抗日大任。我黨早已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得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擁護，打擊了蔣介石堅持內戰的反動政策。

接著，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兒蓋召開會議，就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作出決議。并決定分兵兩路北上。右路軍由中央、毛主席率領，包括一方面軍之一、三軍團及四方面軍之四軍、三十軍。左路軍由朱總司令、張國燾率領，包括四方面軍之九軍、三十一軍及一方面軍之五、九軍團。

右路軍穿過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帶前進，在包坐河邊的救濟寺，消滅了胡宗南一個師。左路軍由卓克基出發，經草地向阿壩、班佑—帶前進。但到了阿壩后，張國燾進一步露出了他分裂黨的野心，竟打電報給中央，要右路軍全部南下。中央雖曾幾次去電，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糾正其南下的錯誤，后來甚至嚴詞責令北上，但張國燾卻悍然不顧中央指示，仍堅持其錯誤路線。

這時，右路軍雖只剩下七、八千人，可是中央北上的意志堅定不移。九月，部隊自巴西出發，渡包坐河，沿白龍江前進，過棧道，攻克天險臘子口，然后即越岷山，脫離了雪山草地地區，到達甘南之岷縣、西固間的哈達鋪。敵人急忙拼湊了二、三十萬人馬，準備在渭水堵擊。紅軍在哈達鋪休息兩天，便出動作向天水前進狀，誘使敵人將主力集中天水。我們卻以急行軍自武山、漳縣之間，順利渡過渭水封鎖線，相繼占按羅鎮和通渭墟。十月，經回民區連續突破會寧、靜寧之間的封鎖線及平涼、固原之間的封鎖線，擊敗敵四個騎兵團的追擊，翻越六盤山高峰，過環縣，抵達陜北根據地之吳起鎮，與陜北十五軍團勝利會師。直羅鎮一仗，粉碎了蔣介石向陜村邊區的第三次“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黨中央到達陜北以后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瓦竊堡會議)。會議批判了黨內那種認為中華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黨內在過去長時期內存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于革命的急性病。這些錯誤，都是黨和紅軍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遭受嚴重挫折的基本原因。遵義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夠對于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做了決議。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之后，黨中央、毛澤東同志才獲得可能系統地闡明政治策略方面的問題。瓦窯堡會議是一次極關重要的會議。會后毛澤東同志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這個報告，不但規定了當時黨的政策，系統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而且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根本經驗，規定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根本路線。

五、張國燾公開和中央分裂后，擅自率領左路軍及右路軍中原屬四方面軍的兩個軍，再過草地、翻雪山，經毛兒蓋、懋功、寶興等地，向川康邊境的天全、蘆山一帶退卻。在綽木碉，他終于奸心畢露，公然進行叛黨活動，宣布成立偽中央，自己擔任主席。朱總司令在這樣的境遇下，堅持了毛主席黨內斗爭的正確方針，表現了堅定的政治原則性。張國燾要他發表宣言反對中央，他不但嚴詞拒絕，而且耐心地向干部宣傳中央的正確主張。

四方面軍在天全、蘆山一帶停留了三個月。這時，敵中央軍周渾元部隊入川，與劉湘配合，向我們攻擊。兩軍對臷，仗越打越大。部隊消耗很大，張國燾卻舉棋不定，直到部分防地被突破，才被迫撤向道孚、爐霍、瞻化、甘孜和大金寺一帶，仍舊企圖向青海西寧方向逃跑。

這時，二方面軍由湘鄂川黔邊界根據地出發，經貴州、云南，長途轉戰，歷盡艱辛，也來到甘孜。由于朱德、任弼時、賀龍、關向應

等同志堅決維護中央正確路線；加上四方面軍廣大干部也逐漸認識到南下是錯誤的道路，紛紛要求北上抗日；因而叛徒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就完全失敗了。這時，他被迫取消了偽中央，并率領隊伍北上。

部隊由甘孜出發，經東谷、阿壩、包坐，再次過雪山草地，八月到達甘南，占哈達鋪、大草灘、臨潭。這時，中央已經派聶榮臻、左權同志帶領部隊西征，迎接二、四方面軍北上。并準備組織靜(寧)會(寧)戰役。

二、四方面軍乃兵分兩路：四方面軍為左路；二方面軍為右路。右路軍經西和、武山之間東去，連克成縣、徽縣、康縣、兩當，并圍攻鳳縣，袍住胡宗南的尾巴。聶、左部隊已將毛炳文、許克祥包圍起來，通知張國燾前來協同聚殲。誰知張國燾竟繼續他逃跑主義的錯誤，以組織岷(縣)洮（臨洮）西戰役為名，擅自帶領左路軍仍舊向西撤走，準備去青海西寧。后因部隊不滿，而且渡河困難，張國燾只好將部隊又拉回來。

但張國燾野心不死竟又借口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擅自命令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結果過去了一部分，渡口即被過來的胡宗南部控臸。已渡的部隊，照他的預定計劃，西進至甘州、肅州地帶，即被國民黨軍輾轉包圍。雖經英勇抗擊，但終于遭受失敗。

張國燾的錯誤，給黨和紅軍帶來了嚴重的損失。但由于遵義會議以后，全黨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才使得張國燾的錯誤沒有能夠發生更大的危害。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對從張國燾的錯誤路線下挽救四方面軍，對從極端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保存中國工農紅軍，對長征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終于在會寧會師。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滅胡宗南部一個師，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從此，我軍就親密地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正確的領導之下，為爭取實現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迎接抗日高潮而奮斗。

回顧長征的全部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長征是徹底糾正了“左”傾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的領導，才取得勝利的；長征是在與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他的分裂陰謀作了堅決斗爭，并堅持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才取得勝利的。

我們也可以看出：只有毛澤東同志久經考驗的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革命戰略思想，是中國革命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只有它，才能賦予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以無比頑強的生命力，賦予革命軍隊以無堅不摧的戰斗力量。也只有它，才能引導紅軍奇跡似地戰勝千苦萬難，完成長征，走向新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