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比較法視野下我國公證制度的發展和改革

比較法視野下我國公證制度的發展和改革

據制度考察，公證制度的產生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當然，我國古代也有相關的記載，也就是說，公證制度具有在全世界的一種通用性。但是，毫無疑問，各國在對公證制度的價值定位和具體制度設計上存在一定的差別，這也就是當今拉丁公證制度和英美公證制度產生的淵源。就我國而言，曾經我們主要借鑒的是蘇聯的公證模式，但這種公證模式又和拉丁公證制度具有很多切合點，具備許多拉丁公證制度的特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發展的深入和國際交流的加強，近年，我們又有了向英美公證制度靠攏的傾向。于是，如何在我國既有的公證制度的基礎上，整合我國近年來對其他國家相關制度的移植，成為了我國公證制度進一步發展和改革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文章就幾個公證制度中的關鍵問題，借用比較法的研究方法，希望能夠有益于我國公證制度的完善。

一、公證制度的價值取向

要想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公證制度，筆者認為，其首要的任務，就是要明確我們所要建立的公證制度的價值取向。縱觀當今世界，主要存在拉丁公證制度和英美公證制度這兩種公證制度，當然，它們之間在價值取向上有著本質的區別。就其根本目的而言，拉丁公證制度在于保障民事主體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實現國家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重要法律行為與重大經濟活動的適度干預，以實現預防糾紛、減少訴訟這一公證制度的基本功能，從而達到維護經濟活動的正常秩序和社會的和諧穩定。所以，它將公證制度定位于國家準司法制度，表現為國家法律有大量關于強制性規定的公證事項、公證機構的權威組織和公證人員的嚴格選拔，公證人對公證的內容要進行實質性的嚴格審查，且負有較大的責任。但同時公證也具有強大的效力，正如在國際拉丁公證聯盟徽志上寫著的這樣一句古老的拉丁格言“：我們寫的就是法律”。而反觀英美公證制度，其公證機構并沒有類似于拉丁公證制度這樣的權威性，公證人員也具有很大的隨意性，而且它們大多實行“自愿公證”原則，法律很少規定“必須或者應當公證”的內容，公證人只對公證事項進行形式審查，當然，公證文書也不具有法定證據效力和強制執行效力，公證人主持宣誓儀式，由當事人對公證事項的具體內容“宣誓”保證其真實性，作虛假“宣誓”的當事人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就我國目前社會經濟發展對公證的要求而言，我們應該更多的采取類似拉丁公證制度的價值取向，即通過公證的權威性和公正性，達到維護社會公平、保障交易安全、體現誠實信用等功能，實現預防糾紛、減少訴訟等價值。

二、公證證明權的行使主體

明確了公證制度的基本價值取向后，我們就得探討，法律應該將公證的證明權賦予哪個主體行使，才能更好的實現公證的價值。具體而言，就是將公證證明權賦予公證機構還是公證人。縱觀世界各國的公證制度，無論公證人是屬于純粹的公務員，還是半自由職業的準公務員，或是自由職業，其公證證明權基本上都是由國家賦予了公證人個體。如《意大利公證法》第 24 條規定：“自注冊之日，公證人有權行使公證職務”，《法國公證法》第 3 條規定：“公證人必須接受當事人的公證申請”。從上述各國的規定我們可以發現，公證證明權的行使，原則上都賦予了公證人行使，都是由公證人接受公證申請人的申請辦理公證業務。而反觀我國，我國《公證法》沒有采納兩大公證制度都實行的公證人個人行使公證證明權的常態，而是將公證證明權授予了機構———公證機構，從而確立了以公證機構為辦理公證業務的主體資格，這一公證體制目前在世界上是獨特的，如《公證法》第 2 條規定：“公證是公證機構根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

筆者認為，就公證制度本身的運行而言，將公證證明權賦予公證人個人行使應該是更合理的。首先，將公證證明權賦予公證人更符合公證的實際運行情況，因為，公證的運行說到底它是由公證人來操作和推動的，其接受、審查、作成的過程也是由其完成的;然后，將公證證明權賦予公證人個人，有利于明確責任，增強公證人的責任感;最后，將公證證明權賦予公證人個人，便于理清公證中的各種法律關系，也便于事中和事后的監督，利于追究責任。

三、實質公證與形式公證

拉丁公證制度和英美公證制度有一個重要的區別，那就是拉丁公證制度偏向于實質審查，即屬于實質證明的事項應當嚴格從事實和法律兩個層面進行實質審查，公證文書應反映公證對事實審查的內容和結論，對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判斷。而英美公證制度則更偏向于形式審查，即屬于形式證明的事項則明確規定公證員只對申請人的身份、簽名、印鑒、神智、認知能力的審查，公證詞除證明簽名、印鑒屬實，正副本相符外，還應有限定公證的審查范圍和責任范圍的內容。當然，這只是實質公證和形式公證的一個大概的劃分，并非絕對，實際中，拉丁公證制度其實也有形式公證的內容。例如臺灣地區的公證業務就很寬泛，幾乎涉及所有的私權領域，主要包括狹義的公證(實質公證)和認證(形式公證)，狹義的公證是一種實質性的證明，即對公證事項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認證是一種形式證明，即只對契約、票據等文書形式上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原則上，對文書的內容是否真實，不負實質性審查，狹義的公證與認證的最大區別就在于是否審查當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實性、合法性。也就是說，拉丁公證制度為了滿足社會大眾對公證日益廣泛的要求，而逐步引入了一些英美公證制度的特色，即建立了一些形式公證制度。

結合我國目前公證實踐而言，既然我國《公證法》在第 36條、第 37 條和第 38 條分別規定了公證的三大效力，即法定證據效力、強制執行效力及法律行為的成立和生效要件效力。那么，我們在公證制度的具體制度構建時，就應該以實質公證作為一個制度構建的出發點。但社會生活是豐富多彩的，社會需求也是多元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考慮一項制度其本身的包容性或者是適用性。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借鑒臺灣的經驗，那就是擴寬公證的業務范圍，規范認證(形式公證)這種公證形式。即對于那些對國家、社會和個人影響不是很大的事項，當事人只是想證明其本身的合法性或者外觀的有效性時，公證人就可以免去那些復雜的審查程序，而只就法律行為的外觀予以證明。這樣，就可以使得公證制度具有更強的社會適應性，也便于一些無須嚴格審查的法律行為得到方便快捷的證明。

綜合上述，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和全球化的深入進行，我們會越來越多的借鑒和融入其他國家或者國際組織的先進制度。毫無疑問，當前我國的公證制度也有在具備拉丁公證制度基本特征和制度構建的基礎上向英美公證制度傾斜的一個趨勢，那就是公證制度在中國實際上已經從預防糾紛、減少訴訟的目的(行業自認的目的)向快速解決糾紛的目的(社會認知的目的)轉化，大陸法系的法律體系重點在于預防糾紛;而英美法系的法律體系重點在于解決糾紛，中國公證制度已經走向兩個法系的混合體。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明確我國公證制度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必須明確公證制度中幾個基礎性的問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避免進入一個不倫不類的尷尬境地。

本文來自樂博論文發表網，更多信息可點擊進入樂博論文進行查看。

第二篇：我國公證制度的改革與發展

淺談我國公證制度的改革與發展

公證是經過法律授權的公證人執行權威性較高的證明類型活動，這種證明過程在法律方面給予確認，也能夠被稱作是國家證明及國家公證。我國的公證事業伴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的發展也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公證事業的發展也遇到了瓶頸，公證行業在許多方面都呈現出與現代社會需求不甚切合的態勢。因而，公證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必須要與如今的社會新形勢相結合，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不斷與時俱進。

（一）完善我國公證制度立法

根據我國公證制度實際情況，在進行立法過程中應該按照大陸法系國家標準，充分參考公證制度指導理念及設計思想，逐步完善我國公證制度立法，并能夠賦予公證制度相關立法代表我國對經濟及社會活動進行適度干預權力，不斷明確公證立法價值取向，確保社會和諧穩定，為構建誠信社會風氣營造良好基礎。

在修改我國民商事法律過程中，可以規定和國計民生有直接關系的重要事項都要經過公證，以此來不斷規范及引導公民的法律意識。比如可以借鑒其他大陸法系國家法律體系中三類事項必須公證，直接列入我國相關法律法規中。并且在立法過程中就應該特別說明公證本身的法律效力，一是法定必須進行公證的事項而不進行公證的，沒有相應的法律效力；二是賦予相應的公證類型文書直接具有法律效力，能夠作為法定規定的證據；三是能夠賦予一些公證類型證明具有強制執行力度。同時也應該在立法中明確規定公證機構本身的性質，也就是公益性質或是非營利性質，主要表現在公證進行收費和稅收兩個層面，為社會效益做出相應的共享。

立法應該給予公證機構適當的自主權利及事業單位法人地位，能夠自由支配公證機構人，財及其物等資源，能夠獨立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在相關規定中，能夠充分參考法國，德國相關經驗，確保三類必須進行公證的事項，在進行登記之前必須要通過公證手續。通過公證機構認定合格的，才能夠辦理相關登記手續，直接節省實體審查的過程。假如公證存在問題，就由公證機構進行相應的民事賠償。在立法中還要逐步完善對公證員資格認定的問題，合理控制公證機構人員數量編制，研究分析合理的科學布局的有效綜合機制，以實際情況為主要區分公證區域標準，從管理體制上避免利益驅動的影響作用，有效處理公證機構之間出現的惡性不良競爭及公證質量不高的問題。

（二）健全和完善公證工作組織體系。

公證活動的具體組織者、實施者是公證機構，公證組織機構的改革是公證改革的重要內容。從公證機構組織機構改革的情況來看，公證機構的組織形式既要體現公證的基本屬性，又要能充分滿足社會各界對公證服務的需求和期待。

《公證法》確立了公證機構是依法獨立行使公證職能、承擔民事責任的證明機構的屬性，明確了公證機構的公益性、非營利性，是符合我國公證工作改革和發展實際的。公證體制改革應當堅持方向要明確，不能繼續模糊公證機構的性質和定位，要統一公證機構體制的發展方向；也不能搞“一刀切”，要根據各地公證工作發展實際，在保障欠發達地區公證機構生存和發達地區公證機構發展的前提下，區分具體情況，分步驟推進體制改革工作。

對事業體制公證處，一是要爭取有利于公證事業發展的管理模式。二是要確保事業體制公證處的人財物自主權。公證機構負責人要按照《公證法》規定產生，實行公證處主任負責制，進一步理順司法行政機關和公證機構的關系，確保公證機構自主管理權，依法獨立開展業務。三是要加大保障力度。積極爭取各部門的理解和支持，并實行相對靈活的編制管理方式，努力提高公證員辦證積極性。

（三）提高公證工作的公信力。

公證質量是公證工作的生命線，是公證公信力的直接體現，公證改革如果忽視公證質量，一定是不成功的改革。要把提高公證質量，維護公證公信力作為公證改革的首要目標。

一是建立健全質量標準體系。應當制定發布各類公證事項的具體辦證細則，同時，對現有的辦證細則根據新頒布的法律法規進行清理和修訂，以建立健全全國性的質量標準體系。二是完善公證監控方式。當前，各地公證監控的主要方式是進行公證質量檢查，由于這種檢查主要是事后對公證卷宗進行的抽樣檢查，其覆蓋面及對公證質量的反應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建議盡快出臺公證信息化應用標準，推進公證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應用軟件開發和推廣工作，把信息化手段應用到公證質量監管過程當中，實現事前預防、過程控制。三是完善公證質量責任追究機制，建議司法部制定出臺公證質量事故處理相關規定以及公證機構和公證員違反行為處罰辦法，規范公證質量責任的認定、處理和追究。四是建立以辦證質量為中心的考評和收入分配機制，在公證員考核獎懲、收入分配制度的制訂過程中，圍繞公證質量這一核心，真正將評先評優、考核獎懲、收入分配等與公證質量掛鉤。

我們應該在社會主義法治的建設過程中，準確定位公證制度的法律價值和地位，從國情出發，借鑒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和做法，做好公證制度的立法完善和功能完善，健全和完善公證工作組織體系，加強公證宣傳力度，提高公證工作的公信力，改造我國的公證員隊伍，提高執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專業素質，使公證制度能夠吐故納新，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從而更好地發揮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獨特作用。

第三篇：論我國公證制度的改革與發展

關鍵詞：公證；公證制度；公證行業；服務性；改革與發展

一、我國公證行業的現狀及改革

我國現行的公證體制在隊伍素質、服務領域和服務質量等諸多方面，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公證行業在新時期的發展必須從有利于為社會提供優質服務的基點出發，不能單純從司法行政的經費和職能角度看 問題，必須從更高、更遠的角度出發，公證行業現在運行的體制不利于公證行業的發展，出現了種種危機，我們必須改變這種舊的運行模式，尋找到公證行業的發展出路。

（一）存在的危機 1.行業生存的危機

電子 網絡 和電子設備交易的無紙化，對以紙筆為介質基礎的公證行業發展帶來了危機。在這個危機中，由于電子商務網絡化和電子交易的無紙化，我們感到以紙和筆為媒介的傳統公證方式不適應了，我們失去了證明的手段和方式。這種傳統的公證方式與電子方式追求的目標不一樣，傳統的公證方式發生了危機，業務領域發生了危機。許多原有的運作方式不能適應現代社會需求，公證行業可能失去很多領域。許多應由公證員提供服務的領域被律師搶占。我們最大量的業務是證明有 法律 意義的文書，今后由于電子商務，包括電子 計算 機管理系統、計算機網絡化的傳輸，紙介質的法律文書肯定在逐漸減少，我們的工作對象領域隨之縮小，工作方式由于計算機網絡的發展都受到了 影響，今后這方面的影響還會逐步加重。公證行業作為一種法律職業，多年來從選拔人才來看都是專一型的，以法律專業為基礎。今后于高 科技 的發展，公證涉及面的擴大，除法律專業外，更多的是其它專業拔術強、涉及領域廣博的問題，既懂得其它 自然 科學、專業技術又熟悉公證業務，我想這樣的人才不會很多，但今后公證行業對這樣的人才很希缺。以上的幾個新問題都威脅著公證行業的生存。

2.管理體制的危機

公證處是代表國家獨立行使公證權的機構。公證處雖依法受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但它并不是司法行政機關一般的內設機構，不能把它完全等同于司法行政機關的一個職能科室。實踐中，一些司法行政機關對其所領導的公證處從行政管理到業務管理，統包統攬，統得過細、管得過死的方式，使得公證機構既無人權，又無財權，嚴重挫傷了公證機構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發揮，嚴重束縛了公證行業業務工作的開展。陳舊的運行機制使公證行業缺乏尖銳、敏感、危機感和吸引力，工作作風呆板，主動服務意識不強，管理方式落后。許多公證頁還有過去那種“老爺”作風。公證行業是一個法律職業，受到法律體系、法律傳統深刻的影響，我們法律界受到這種傳統觀念的束縛，有一種固有的保守傾向，或者跟社會發展不合諧的地方，這上升到一定層次就形成了固有的管理理念和管理體制，在未來高科技電子化的社會里，公證現行的這套管理機制肯定是不適用了，公證機構將難于生存。3.取證難的危機

由于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老百姓的法律意識不高，對于公證更是了解甚少。于是老百姓辦事力求簡潔、省事和實在，與公證程序，公證條件發生了沖突。很多當事人是為了另一目的來辦理公證的，如辦理分房協議公證是為了到房管部門辦理房產過戶手續。當事人便為了公證書“迫不得以”來辦理公證，但一聽到需要各種證明材料，就大為惱火。可他們不知道在此過程中，公證人員已為他們避免了將來可能出現的糾紛。那么，對于那些拒絕提供證據或惡意提供假證據的當事人，國家也沒有一部法律來保障公證員調查取證的權利。所以我們必須加強宣傳力度，爭取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持，同時也應從立法的角度來保證公證員調取證據、證明材料的權力。

（二）公證改革的必要性

1.內在需求———社會對公證行業的需求 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活動的復雜化，法律規范的調整范圍也隨之擴大。過去法律規范調整范圍相對單一，主要是對行為后果的亨后調整和補救，其調整范圍和調整方式的局限性已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需求。一方面，針對今天社會活動的復雜性，我們要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必須從多領域、多渠道、多方面進行調整，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調整，更好地預防、規范社會行為。人們也越來越意識到公證這種事前的調整手段，能夠更好的預防和減少嚴重后果的發生，對預防糾紛、減少訴訟具有特殊的社會功效。隨著人們法律意識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們選擇了這種預防性的法律手段來保護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法律行為的復雜化和頻繁化，光靠一種事后的法律補救手段已經不能完全解決社會問題了。然而這種事前調整的法律預防手段就必然成為社會規范的一部分，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需求。2.外在改革需求———社會為公證行業提供發展機遇

隨著信息 時代 的到來，網絡經濟的發展及電子商務中的交易安全問題給公證行業提供了拓展業務的機遇，為公證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首先是網絡發展帶來的新的行為方式和經濟方式，通俗地說，就是一個新的社會領域還沒有人占領。所以公證行業在新的電子商務里是有機遇的，現在公證行業也正在朝著這個領域逐步地滲透，正加強這方面的 研究 和拓展。我們要逐步地把現在個體的被動的工作方式轉變為一種主導的、主動的帶有前瞻性的工作方式。

計算機及網絡技術的發展，增強了公證行業實現工作目標的手段和 方法，可以極大地提高工作效率，有助于中介、溝通作用的發揮。改革開放后，我國公證員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對公證對象的真實性核查的方式和手段問題。這個問題對于現有的條件以外能不能利用技術手段來解決呢？這就需要我們充分地利用信息網絡資源。我們這個行業發展了20年，積累了大量的檔案資料，這些都是經過公證核查認可的，但是這些財富利用傳統手段用不起來，沒有力量整理、無法檢索，通過計算機技術，我們完全能把這部分資源利用起來。

公證的目的和意義日益深入人心，為公證工作的開展開擴了廣闊的空間。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法律保護意識也不斷增強。據不完全統計，2001年上半年廣州市民辦理遺囑公證已經超過七百件，其中有不少是已有相當家產的中青年。2001年10月，武漢市產生了一種新的公證形式———火災公證，用以客觀準確地確定受災戶的財產損失狀況。據上海市城調隊的社會測評調查統計，1999年7月至2000年7月，上海市辦理了566萬件公證。來自江蘇省司法廳的數據統計表明，2000年江蘇省經濟類公證事項比前一年增長116%，其中南京市經濟公證年增幅度高速109%.據統計，2001年江蘇省公證機構共辦理各類公證事項474941件，其中經濟公證事項達220528件。涉外經濟公證、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公證、各類貸款合同公證、還款協議公證以及建立現代 企業 制度所需的各類公證事項增長尤其迅速。公證還是作為暫時補充法律空白的一種法律手段，如 目前 相當熱鬧的遺體捐獻，由于現在還沒有一部關于遺體捐獻的法律，所以只能通過公證這種方式使遺體捐獻合法化。昆明市官渡區公證處在今年三月通過證據保全和協議書公證解決了一起法院不受理，公安機關處理不了，醫院 “頭痛”的 交通 意外事件，得到了當事各方的好評。從以上這些資料充 分析 射出廣大群眾法律意識增強了，公證意識已日益深入人心。

二、建立新時期的公證行業體制

“秩序并非是一種從外部強加給社會的壓力，而是一種從內部建立起來的平衡。”良好的秩序并非是在暴力和強制下形成的，外部力量的監管只能恰到好處，否則適得其反。公證制度是基于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由公證機構向其提供證明服務的制度。公證制度的形成，主要還是來自秩序內部本身，公證機構提供的主要是“服務”，具有一種中立性。眾所周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行政行為將更加尊重市場主體的意思自治精神，更加趨于中立和監督職能。但是，政府行為永遠是政府行為，不可能都被中介機構替代和取消，也不能認為被替代和取消得越多越好。中介機構替代和取消的政府職能應當是可以替代和取消的部門，而政府公證部門不屬于披中介替代和取消之列。

（一）重新定位公證行業的性質

公證權在我國當前條件下仍然屬于國家證明權，而不能歸于市民社會的一般公共權力。我國市民社會還不發達，在市場經濟初期，需要大力培育。因為，公證權不同于代理權或辯護權，后者是占有在當事人或委托人的利益的角度而為的行為，與必須由國家行使控訴權和司法裁判權不同，所以，可以將這種角色下放給市民社會承擔。比如拿仲裁權與公證權相類比，仲裁是雙方當事人根據有關規定，事先或者事后達成一定形式的協議，將他們之同的特定爭議提交仲裁機構，由仲裁機構以第三者身份，依照法律和仲裁規則，對當事人之間的糾紛或爭議進行裁決的方式。雖然仲裁權已經下放了，性質上一般認為仲裁權是社會的公共權力，經過國家授權給予市民社會，仲裁委員會成為民間自治機構。但是，仲裁制度實質的效果與行政運行沒有多大區別。主要由政府法制局掌控仲裁制度的運行，許多地方的仲裁委員會同行政機關如出一轍。在操作上公證權也必須屬于政府權力或司法權力的組成部分。這一點二者有相似之處。二者的區分主要在于程序上。仲裁處埋由合同約定適用仲裁解決的糾紛，而公證著重在于事前對糾紛的避免，以及事后當事人在法律允許的前提下對糾紛達成和解的法律事實的固定。也就是說仲裁權有裁決的權利，而且實行一裁終局制。而公證權只能是處在被動的位置固定法律事實，不具有裁決權。另外，仲裁權主要涉及經濟技術、貿易、科技等各種社會層面的技術問題，而公證權可涉及社會各層面的各種問題。《仲裁法》第三條規定：婚姻、收養、監護、撫養、繼承的糾紛不能仲裁。而避免這些糾紛，公證活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仲裁中的證據保全和財產保全等行為是由法院進行的，雖然仲裁授予仲裁委員會以程序中的調查取證權，但是仲裁機構很少使用，這是因為，仲裁的對象一般是合同糾紛，發生糾紛之前，合同都將一般的交易要件通過格式化表達得比較明確，提交仲裁的合同標的額比較大，糾紛雙方一般委托了代理人，從事仲裁程序就可以不需要國家給予強制。公證制度也以雙方共同提交的意見為基礎，但是，公證要做的工作是確認有關事實和法律文件，賦予其公證效力不進行實質性的調查是不行的。一般民間機構無權利用政府有關部門的信息情報，不利用這些情報，就無法做出真實性的認定。如果完全采納進行形式性的審查標準，將會導致公證機構國際和國內信譽的降低，從而損害公證行業的健康發展。在市場經濟初期，社會誠實信用原則尚未確立，如果公證仍然無助于建立社會信用，而被不誠實的行為利用，這不是我國公證制度改革的目標。所以，公證權應當成為國家權力的組成部分，為推動市場經濟信用建設和發展發揮作用。公證機構屬于國家的組成部分，公證員屬于國家的公職人員。這是因為，傳統上，新 中國 法律體系更多地受大陸法系國家的影響，整個司法機制的運作接近大陸法國家，特別是德國和法國，雖然近年來引進了美國法律制度，但是造成了許多制度上的矛盾。把公證人員性質完全改為中介人或自由人的話，將會使得我國的公證制度難以付諸實踐，基于這個理由，將公證員作為行使國家公證權的專職人員不能變，這是 歷史 發展的要求。

第四篇：公證改革與發展調查報告

我國現行的公證制度，產生的時間較短，發展很慢，不完善之處很多，公證界始終也沒有停止過對公證改革的探討，改革了十多年，但收效甚微，幾乎仍是原地不動。究其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明確的目標，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我們的發展只不過是被動的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罷了。

找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公證體制，是當前公證界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了解我國的基本國情，研究我國公證發展的歷史;研究我國的風土人情，研究人們的法制觀念，公證意識。唯有如此才能找出一條真正適合我國發展的道路來。

公證發展的歷史背景

我國歷史悠久，長期深受君主專政統制的影響，人們法治思想相對較弱，人們潛在的意識形態里，官本位思想較濃重，崇尚的是“權”，優其是公權，直至今日依然如此，人們對公權的向往和追求，是中國人傳統的意識，本能的反應，無論外界的影響如何，一定時期內也很難改變，這種對公權崇尚也為公證的存在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在我國的歷史上也早就有了“公證”。據西安出土的鼎上記載，西周，歷王年間，某人買地邀請幾位大夫作為“公證人”證明買地這一事實，并鑄鼎以記之，鼎上詳細記錄了，買賣雙方當事人，宗地的位置、大小、價值、證明人等，這個鼎上的記載與我們今天的公證書非常相似，這也是典型的以公權的形式證明民事活動的方式，可見，此時“公證”已經行成了，這比羅馬要早近千年，有人說“公證”一詞源于羅馬，也許有可能，要說公證源于羅馬，可就錯了，只不過是我國歷史上均是“諸法合體”，沒有劃分部門法，沒有提出“公證”這一法律概念，沒有文字化罷了，然而，這并不能否定我國歷史上公證的存在。再如，我國歷史上無論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對耕牛的保護均可見諸于律文當中，無一例外的是，在交易過程中，必須要蓋有“官印”來證明之，這個蓋印的官員，也類似于今天的公證員吧!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現在，今天的“牛行事”便是由此演變而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方式就是公證的活文物了。由此看來我國的公證也源遠流長，在研究公證改革時不要總是把眼光放在國外，什么德國、法國、意大利，他們的風土人情，思想意識，法律理念，與國人截然不同。他們的公證制度，公證體制也必然不適合我國國情。我們只有認真研究我國的基本國情，量體裁衣，才能找出一條適合我們發展的道路來。

我國歷史上的“公證”是利用公權來加以證明的，這取決于人們思想上對公權的追求，因此公證機構絕不能私有化，是符合我國現狀的。

公證的價值取向

公證的價值取向也就是說我們利用公證來謀取哪方面的利益，在哪些方面發揮作用，用他來為我們做什么，其實公證的價值取向無非兩種，一種是經濟效益，一種是社會效益。如果我們追求前者，即以經濟效益為主或僅僅為了經濟效益。那么，就將公證推向市場，將公證企業化，也無可厚非。社會發展到今天，人們都能清楚的看到經濟實體經營最好的方式，無外乎股份制、合伙制、私有制，這些方式將更有利于效益最大化，有利于爭取更多的經濟效益，同時也將給他的員工們帶來更多的經濟實惠。從經濟效講，似乎也是調動公證人員積極性的最有效的手段，壟斷行業，一夜之間，造就一批百萬富翁(公證員)是沒有多大問題的，從單純經濟效益角度上出發，也沒有哪位公證員會提出反對，人為財死嗎，這也是人的本性。然而這樣的后果會呢，什么公信力、公證質量、公證形象將全部被利所掩蓋了，古人所云，“見利忘義”，便是這個道理了。可見，以公證來謀取經濟利益，是不可取的，借助國家賦予的權力，來謀取私利，這顯然也是不公平的。

只追求經濟利益，已經給我們這個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很多的負面影響，帶來了很多的社會問題。決策者也早已看出了這一問題，“一手抓經濟，一手抓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的。君不見，“以德治國”，“構建和諧社會”的治國方針正在深入貫徹。從北京奧運會也可以看到，我們泱泱大國，孔孟之鄉，禮儀之幫，我們悠久的人文文化，數千年的文明，再現了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這是民族的精髓，一個優秀的民族絕不會丟掉他的優良傳統，這也是成就大國、強國的先決條件，而這些優良傳統是要靠一部分人，有組織的去秉承，去發揚，去光大，我們公證責無旁待。

公證的目的之一是為了預防糾紛，穩定社會，達到一個“和”的目的，這與我國的傳統，孔孟思想，構建和諧社會如出一轍，一脈相承，公證利用其監督、預防的功能，對于維護經濟秩序，維護社會的穩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公證以其溝通、服務的功能對于傳承民族文化和優良傳統也不容忽視。因此公證對于傳承我國人文文化，構建精神文明，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公證也必將成為精神文明建設，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部門，這也就是我們公證的社會效益的體現。

社會的文明程度也制約著國家的發展，不文明，不和諧的社會也絕不能成為強國，要成就強國、大國夢，公證就要勇擔傳承文明的使命。可見，公證的社會效益大有可為，且勢在必為。

我們研究了我國的基本原國情，明確了公證的作用和他的使命后。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的公證形式只能是公有制形式(行政體制)，不能將公證私有化，也不能將公證市場化，公證只能是代表國家行使公證權，這一權利力，直接關乎國家的形象，不能授予任何帶有私有性質的組織和部門，否則他的社會效益就會被削弱退變，甚至會便成謀取經濟利益的手段。

公證的“公有制”，是公證的內在形式，有了內在形式，還要有外在形式，那就是公證的“體”，即以何利形式存在。我們公證體制改革這么多年，“體”幾乎沒有任何改變，這也是我們改革的未果的關鍵所在，從目前來看，制約和束縛公證機構發展的，就是這個“體”的問題，體制不清，權責不明，公證機關的主管機關是誰?他享有哪些權利，應盡哪些義務?職責何在?獨立的公證機關應享有哪些權利?不能獨立該項怎么辦?主管機關濫用權利橫加干涉公證權構內務怎么辦?如果因此出了事將由誰承擔責任?地方司法行政機關的監督權具體是哪些?如此種種，均不明確，而且大多數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都是把公證機構當作自己的科室來對待，直接或間接地撐握控制公證機構的人、財、物。他們對從公證機構取得利益的需求，要遠遠大于對公證改革的需求，一旦兩者出現矛盾，他們便毫不猶豫的拋棄改革而謀取利益，我們一次次的改革都成一紙空文，便理所當然了，更奇怪的是，他們只享有種種權利卻無須承擔任何責任。試問，在這樣的情況下，公證機構能改變什么，又能革掉什么?

針對這一問題我認為，既然，公證機構沒有上下級之別，哪為什么要劃分省、地、縣三個級別呢，矛盾呀!冠個名又有何意義，形式而已，實屬沒有必要啊，婆婆越多越不利于公證的發展，可否將公證機構全部上劃為省級，由省司法行政機關和省公證協會統一管理、指導，全國公證機構一體化。地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對公證機構不享有任何權利(實際上地縣級司法行政機關也沒有能力指導公證機構業務)，不得干涉公證機構的任何事務。以便公證機構擺脫地方司法行政機關的束縛。同時完善省級對公證機構的管理和指導方法辦法。明確各方的權利義務，明確責任范圍，這樣的“體”對公證來說，如魚得水，一定會發展很快，這樣也與我們公證協會的體系相一致。誠如是，則公證也應具有如下幾個特征。

一、公證隊伍精英化

業內曾有人揚言：“辦理公證只要有中學文化就足夠了，不就是出具一份公證書嗎，太簡單了”。我想，說這話的人對公證根本就不了解，是的，僅僅出一份公證書并不難，然而對一個公證事項，是否合法，能否給予公證，該出具何種公證這就需要一定技巧和相當高的法律知識作為基礎，否則，就有可能出錯。現在已不是以前，錯了無所謂，很少有人投訴，而現在人們的法律意識普遍提高了，只要有一點不適當，都有可能當被告。實際操作當中，業務水平越高的公證員，越謹慎，拒辦率越高。而那些業務不高的公證員，卻什么事都敢辦，無知者無畏啊!投訴多了，就麻木了，投訴在他們看來，只是運氣不好，沒遇到好人罷了。象這樣的公證員焉能提高公證質量。

公證法中規定公證員從通過司法考試中錄用，這無疑是正確的，但第十九條的規定卻大大降低了門檻，又留了一個不小的后門，到目前為止，該進的都已經進來了吧!這個后門還是關上為好。

大家都知到木桶效應，那個最低的木板才是決定水平高低的關鍵，這個后門(最低的木板)在一定程度上也將影響公證隊伍素質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們呼吁盡快關閉這個后門，有真本事你就考進來。

未來的公證員，都必須且應當是法律專家;應具有很高的法律水平和熟練技巧，應具有謹慎的態度，個個都是精英。才能確保公證質量和公信力。基于此，我們應當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不合格、不能勝任公證工作的公證員或者通過非法途徑騙取公證員資金格人員分離出去。“將在精而不在廣”，應本著寧缺勿濫的原則，從整體上提高公證隊伍的素質。同時在法律上提高公證員的法律地位，實行高薪養廉，達到風險責任與利益成正比。以利形成良性循環。否則有可能出現后繼無人，事實上，近年來我們公證隊伍已呈下降趨勢。

二、法定化

公證既然是以社會效益為本，公證的作用也越來越顯得重要，那么，就應當在法律中規定一定的事項必須公證，如對國有資產的處置，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重大經濟活動，及招標，拍賣等，對這些經濟活動進行法定，必須公證，更能體現這些機關行為的公平、公證性，也有利于遏制暗箱操作，走形式，走過場等違紀行為，也能預防貪污、受賄等到腐敗行為的發生。

為什么總是有那么多的貪官，這在很大程度，是因為對他們在經濟活動中，缺乏監督造成的，對這些活動法定公證的同時。也填補了國家對這個領域監督的空白。

三、獨立化

公證機構應當完全獨立于政府之外，才能不受干涉地行使公證權，如前所述公證機構全部上劃，獨立于地方之外(類似于法院、檢察院)，這對于公證機構獨立行使公證權，提高公證質量、提高公信力是非常有利的，如對政府某些經濟行為的監督公證時，公證員可以不再擔心個別領導人的可能對自己不利的行為，不被其左右，依法監督，從而真正達到公平、公正。

公證的獨立遠非僅僅是脫離了當地司法行政機關的干預，更重要的是體制上的獨立。成為名符其實獨立的公證機構，也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不受任何干預的行使公證職權，才能更好的服務于人民，也才能更進一步推進民主的進程，進一步促進社會的有序性。

公證的性質

一、國有性

即公證只能是國家所有，不能私有化，這是由公證的本性的決定的，公證的任務之一是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他不是單純的維護申請人的利益，而是以“公正人”的身份出現，依法律為準繩，兼顧各方的利益，優以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為重。如，違背社會公德的行為、規避國家利益的行為，將不予公證。國有更能體現公證的公正性，否則其公正性，就值得懷疑。

二、社會效益性

公證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求而產生的，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和社會性，他從一開始產生便是為了服務于社會各方面的需求，這也正覯和了我們公證的服務、溝通、監督的職能，因此他從產生到現在都不是經濟主體，而是狹義的社會主體，公證不是為了謀取經濟利益的機構，而是服務社會的公益性的組織。這是公證的本質屬性。如果把這種公益性的社會需求，壟斷后，變成謀取經濟利益的手段，那就會變性，就會帶來很多不利的社會效應。

三、公平、公正性

公平、公正即處理事情合情、合理，正直，沒有偏私，不偏袒哪一方。這是公證的基本要求，是公證存在的前提，也是公證的天職，這是公證固有的性質。

四、預防性

眾所周知，公證的預防性，他的作用便是防范于未然，未雨綢繆，從而減少訴訟，降低社會成本，防止糾紛的發生，防止矛盾產生，進而維護社會的穩定和有序進行，促進社會的和諧。例如，經過公證的民間借貸合同百分之九十九都能履行完畢，而未經過公證的民間借貸合同完全履行的連百分之六十都達不到。由此可見公證的預防性非同一般。試想，如果將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經濟活動，列為法定公證，還會有那么多的貪官污吏嗎?可見公證還具有預防貪污、受賄等犯罪行為發生的作用。

綜上所述，在現階段我國的公證形式，應當是公有制，行政主體，相對獨立于政府之外的體制，公證隊伍應是精英化，公證業務法定化，公證機構一體化，以謀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為已任。我們在進行公證改革時，請不要忘記公證的社會屬性，不要忘記公證的社會本位、不要忘記公證的功能。也不能只顧部門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不為利所驅使。應當充分認識到公證不僅僅能取得經濟利益還能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維護社會秩序，更重要的是促進社會文明進程，促進社會文明和諧，傳承民族精神、弘揚祖國優良傳統。這才是我們公證所應承擔的使命。讓我們為這一神圣使命而奮斗吧！

第五篇：淺談我國價格聽證會制度的改革和發展

淺談我國價格聽證會制度的改革和發展

[摘要] 對我國而言，聽證制度是一個舶來品，是從國外引進的一種民主、公正的程序制度。引進這樣一種程序，無疑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憲法權利，有利于完善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促進中國行政法治的發展。但也應當看到聽證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問題。本文擬對聽證制度進行透視，闡明聽證的內涵和種類、價值和功能、淵源、在西方及我國的確立和發展等基本問題，探討我國聽證制度的模式、內容、目前價格聽證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完善，旨在促進我國聽證制度成熟地在行政程序和行政法治中良性發展。

[關鍵詞]價格聽證制度現狀意義完善

一、我國價格聽證制度的現狀及意義

（一）我國價格聽證制度的現狀

聽證制度是指行政主體在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決定之前，由行政主體告知決定理由和聽證權利，行政相對人隨之向行政主體表達意見、提供證據，以及行政主體聽取其意見、接納其證據的程序所構成的一種法律制度。在英國行政法中，具體表現為行政機關必須聽取對方意見的原則，其包含三個內容：

1、公民有在合理時間以前得到通知的權利；

2、了解行政機關的論點和根據的權利；

3、為自己辯護的權利。

我國價格聽證制度的雛形始于1993年深圳率先實行的價格審價制度。截止到1998年，陜西、黑龍江、安徽、江蘇、北京、天津等13個省市相繼建立了價格聽證制度。1998年5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首次將價格聽證制度法制化。目前，全國所有省會城市都舉行過價格聽證會。在近兩年舉行的較有影響的價格聽證會就有60多次。但是，縱觀這些聽證會，包括第一次國家級聽證會，公開、公正原則并沒有全都得到很好的體現。不少地方組織的聽證會暗箱操作的嫌疑很大，有些部門舉行的聽證會沒有實質性內容，聽證會辦事機構工作粗糙，聽證材料不規范；還有的竟然采取“先斬后奏”式的封閉性價格聽證，事先不向公眾通報。在他們手里，聽證會成了一個擺設。

2001年8月1日實施的《政府價格決策聽證暫行辦法》規定了公開、公正、客觀原則。除涉及國家秘密外，聽證會一律公開舉行，聽證過程應當接受社會監督，將公開、公正貫穿于整個聽證程序之中。即：（1）聽證程序原則上應公開舉行。舉行聽證會之前先期公告，告知舉行聽證會的時間、地點、主要內容、旁聽席位，允許群眾旁聽，允許記者采訪和新聞報道。（2）舉行聽證之前，價格主管部門應在合理期限內通知當事人。（3）聽證會代表的選擇有廣泛性和代表性，代表享有陳述、申辯、質證等權利。（4）價格決策部門應當充分考慮聽證會提出的意見。

（二）我國價格聽證制度的意義

價格聽證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管理價格的新形式。聽證制度建立起價格決策部門、申請方與利益相關人共同參與、相互制約的新關系，通過公開聽證的程序，可以避免因調查不充分、論證范圍過窄導致的定價不合理、群眾意見大的矛盾，同時可以加強全社會對政府價格決策行為的監督，促使企業改善經營管理，降低成本。

聽證也是我國政府依法行政的一項重要舉措。對價格主管部門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進一步改進價格工作，有著重要意義。它對于實現政府價格決策的制度化，法制化，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也具有重要意義。價格聽證的實施是價格

主管部門貫徹江澤民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價格聽證要求社會各界最廣泛的代表參加到調定價過程中來，體現了黨和政府對廣大群眾“知情權”和“參與決策權”的尊重，對在價格管理工作中保護廣大人民群眾利益，保障公民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民主權利有重要作用。價格聽證會確立了一個由政府、調定價申請人以及消費者三方共同參與論證、相互制約價格的形成機制，聽證制度是現代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制度。以往的價格決策，雖然也召開座談會、專家評審會等，但是由政府和企業、行業談判來決定，消費者沒有充分參與意見。從而將政府制定的價格聽證行政行為納入法定的軌道和規范的程序，為決策結果更加民主、科學和公正創造條件。聽證會的代表意見將成為政府價格決策的重要依據。如果聽證會代表多數不同意調定價方案，或者對調定價方案分歧較大時，價格決策部門應協調申請人調整方案，也可以再次組織聽證，或者完全否定申請人的方案。

二、我國價格聽證制度存在的不足

自1998年《價格法》實施以來，我國各級價格機構圍繞如何建立聽證制度，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進行了積極探索，價格聽證逐步為社會所接受。從關起門來定價、一紙通知執行到舉行聽證會，讓公眾知情參政，應該說中國在引進民主議政機制、推進民主法制建設跨出了重要一步，這是經濟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發展。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聽證制度尚處于起步階段，在實踐中還存在這樣或那樣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由于真正了解聽證會的人并不多，參與意識也不強，有的聽證會代表對聽指揮的內容知道甚少，有的聽證會代表來不及聽取社會公眾或本利益集團的意見，有的甚至連自己的觀點與意見都未形成。

第一，聽證透明度不高。價格聽證的關鍵和核心就是公開透明的制度安排。價格聽證的公開，既要求聽證內容的公開，又要求聽證程序的公開，包括聽證會之前的代表選拔與名單的公開、聽證會代表發言與論辯的公開、聽證結果的公布與質詢等。但是，相當多的價格聽證會存在著“秘密保護”、“信息隔離”的現象，存在著“暗箱操作”、“民主作秀”的嫌疑。以2000年9月電信資費調整聽證會為例，有關部門煞費苦心：既要親自遴選聽證代表，又要制定嚴格的會議紀律；既要部署人馬監控會場內外，又要告誡榮幸入選的寥寥幾位記者沉默是金不要多嘴多舌；既要在調價方案中切到一塊最大的蛋糕，又要使消費者感激涕零。在塵封4個月之后，有關部門才肯讓中央電視臺揭開聽證內容神秘面紗的一角，由記者錄下的26盤現場錄像帶卻僅被允許引用了短短的十幾分鐘。再如2002年1月的全國鐵路價格聽證會，參加聽證的消費者代表被“秘密保護”，使得參加聽證的代表不能在會前與廣大其他消費者進行交流，從而不能真正代表消費者的意志。可有關方面卻美其名曰：“為使代表免受打擾，以集中精力做好準備，也可防止其公正立場受到影響。”這樣的解釋是不能信服的。因為這12名代表在聽證會上的發言不是個人發言，而是代表消費者群體的發言，因而有必要廣泛聽取其他消費者的意見，以使自己的發言更全面、更有代表性、更符合實際。在這次聽證會上，鐵路經營者提供的資料在會前也是保密的，只是在開會前才發給代表。提前把有關資料全部公開，有利于代表和各方人士了解，也便于他們提意見。此外，聽證會的公開性還包括允許公民旁聽，及時地把聽證會的情況向社會公布；聽證會的公開性也需要大眾傳播媒介的通力協作，注意各媒體所反映的民意，進行科學的民意調查。聽證會是一種公開征求意見的形式，不應該保密。聽證會的作用也正在于其公開性。倘若聽證透明度太低、公開性不高，聽證內容信息不充分，那么聽證的科學性和民意基礎將受到質疑，決策的社會認同度和支持率就會大打折扣。

第二，聽證公正性不足。聽證是防止部門化傾向、保證社會公正的有效手段之一。聽證會的公正性，不僅是聽證會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也是聽證會的組織者和參與者所要達到的共

同目標。所謂聽證的公正性，不僅要保證結果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保證程序的公正性。從法律上講，程序的公正性是保證結果公正性的必要條件。以前，我們強調結果的公正性而不注重程序的公正性，這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因此，保證聽證程序的公正性是聽證的必然要求。按照《價格法》的規定，舉行聽證是政府價格決策的程序，不是最終決策，不享有終局裁定權。但是，聽證會大多數代表的意見和消費者的意見，應該在政府的決策中得到尊重和比較充分的體現。大多數代表的意見應該作為政府價格決策部門作出最終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之一。因為現代民主政府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公眾能夠參與并影響公共決策。聽證的公正性也要求克服非正常的、不合法的“場外交易”。依據西方的管制俘虜理論，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廣大消費者沒有動機去“收買”管理者。而被管制者卻常常去“收買”管制者，因為其“收買”行為所帶來的收益沒有外部性。在當前情況下，現代企業制度已經初步建立，但在關涉聽證的行業多半仍然擺脫不了行政的羈絆，殘留相當多的“政企不分”的陰影，于是在舉行價格聽證會場合當中脫不了“合謀”的干系，同時也預留了相當多的“尋租”空間，致使價格聽證會成為形式主義的“走過場”。以2002年6月24日重慶路橋年票制聽證會為例，在4個小時的聽證會上，共有21位代表發了言，僅有路橋公司在內的3位代表贊成年票制的兩個方案，次日即6月25日晚8時，“多數服從少數”重慶路橋收費標準獲得通過。其實，被市民寄予厚望的年票價格聽證會前7天就已敲定。就重慶路橋公司來說，其下轄重慶“老三橋”均屬政府稅收撥款，既然是用納稅人的錢修的橋，為什么反過來還要納稅人“留下買路錢”呢？更加不合理的是，并非橋梁投資人的路橋公司上市了！市民利益無可奈何地被股民利益侵占了，這樣的上市為政府繼續收費找到了最佳理由，也為未來可能的取消收費制造了最大障礙，于是便有了“路橋公司上市的?怪象?與聽證的失語”。

第三，聽證平等性缺位。消費者和經營者的談判地位是否平等，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聽證會是否能夠保證雙方發言的機會均等，這又表現在發言的人數和每個人發言的時間是否相同；其二，雙方是否都能夠提出舉行的價格聽證會的請求。從第一方面來講，在已有的價格聽證場合中，每個代表的發言機會是均等的且每個人的發言時間均被限制在五分鐘之內，表面上看來消費者和生產者的談判地位是平等的。但由于消費者掌握的信息不充分和時間限定性，難以掌握一些行業生產經營的真實情況，只能從感性認識方面發表意見，致使雙方話語權淪為事實上的不平等，談判地位呈現非對稱狀況，甚至出現消費者“虛位”現象。比如鐵路票價上浮具有很強的技術性，要經過精密的分析，如成本、客流量、客流分布計算等。壟斷行業涉及的技術經濟和成本核算問題非常復雜，縱算給普通消費者更多的認知時間也無濟于事，即使是這方面的專家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從第二方面來講，消費者和經營者的談判地位更加不平等。按照《聽證辦法》，三類機構可以要求舉辦聽證會，一類是欲調價的經營者，一類是欲調價的政府主管部門，還有一類就是消費者。但實際上，即使是在聽證制度已經實行五十多年的美國，也很少有消費者要求舉辦聽證會的情況發生，這一點可以用“集體行動的邏輯”來說明。一般認為，由具有相同利益的個人所形成的集體是要為他們的共同利益而行動的。但事實并非如此，在很多情況下，即使收益遠遠大于成本，群眾仍不會采取任何集體行動，因為付出成本的那部分人不能排斥集體中其它人享受行動帶來的收益，此所謂“搭便車”問題，這樣采取行動的那部分人所承擔的成本和享受的收益就會出現不對稱。于是“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因此，單個的消費者沒有足夠的激勵去提出舉行價格聽證會的請求。實際上，經營者在提出申請前就已經做了詳細的準備工作，消費者只有在聽證會組織者發出公告之后才知道聽證會要舉行，他們能用來做準備的時間比經營者少得多。

三、我國的價格聽證制度的完善

1、完善聽證主持人選任制度

在任職資格、獨立性、職權等方面作出明確規定。借鑒國外經驗，我國可設立行政法官制度，從有律師資格和行政經驗的人員中選任行政法官，其在任命、工資、任職方面獨立于政府價格部門，有其明確的職權和職責，以保證其中立性、獨立性和公正性。

2、確保聽證代表的廣泛性和代表性

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同的代表構成會形成不同的聽證結果。聽證代表的廣泛性、代表性直接關系到聽證結果的真實性、正當性。在代表的產生上，應打破價格主管部門的支配地位，貫徹自愿、公正、公開原則。“自愿”就是所有的利害關系人均可以報名，然后按既定的數量和標準隨即抽取；“公開”就是將代表選取標準、數量、構成、產生辦法等都向社會公布；“公正”就是保證所有利害關系人都有權參與聽證，平等表達自己意見。

聽證會代表應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廣泛性，一般應有經營者代表、消費者代表、政府有關部門的代表以及相應的經濟、技術、法律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參加；二是聽證會的代表可以采取自愿報名、單位推薦、委托有關社會團體推薦產生。如美國肯尼迪聽證會的參加人主要來自政府機關與學術界包括交通部部長與部長助理、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總統工資與價格穩定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司法部反壟斷局局長、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以及一些從事管制改革研究的著名學者。正是這些智囊人物的參加，不但能保證聽證會的專業性與權威性，還能通過聽證的壓力，促進決策的公正化、民主化。三是提高聽證會代表的素質。聽證會要達到預期效果的關鍵，是聽證會代表的素質。聽證會代表應有較強的語言表達能力、綜合歸納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

3、適時公布聽證會的有關內容

聽證會的目的就在于廣泛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以提高政府決策的合理性、公開性、民主性和科學性，因此，必須適時公布有關聽證會的內容，以便讓代表和社會各界人士有充足的時間充分醞釀，提出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反對不反對、高興不高興的不同意見。與此同時，也可以讓聽證會的主持方聽到更多的社會各界的意見，為在訂正會上作出修正與維持做好準備。如香港等地的公共事業價格調整聽證會的資料，往往在半年甚至更早的時間就通告社會。我國可以借鑒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的成熟經驗，結合實際，在公布聽證會內容方面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確定聽證會內容的公布媒體。中央、省、市、縣應確定一至二個報到電臺、電視臺、網站作為詳盡公布聽證會內容的主流媒體，同時，確定其他報刊等媒體為輔助媒體；二是確定聽證會內容的公布時間。聽證會內容最好能在聽證會召開的90天前公布。這樣就能有更多的人知道聽證會的內容資料，關心聽證工作。有的學者提出在舉行聽證會前的6個月公布，本文認為就目前的經濟、社會、法制環境分析，是不經濟的；三是公布聽證會的內容。如《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規定，實行政府價格決策聽證的項目是中央和地方定價目錄中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合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可以根據定價權限確定并公布聽證目錄。列入聽證目錄的商品和服務價格的制定應當實行聽證。制定聽證目錄以外的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其他商品和服務價格，政府價格主管部門認為必要的，也可以實行聽證。

4、聽證會的代表應能充分發表意見

聽證會的代表在聽證會上要有充分的時間發表自己的意見。一是要有一定數量的聽證會代表發言。一般為9—15名代表發言較為理想，其中經營者或決策方的代表占三分之

一、消費者和有關專家代表占三分之

一、其他代表占三分之一。每名代表的發言不超過30分鐘，其中闡明觀點不超過5分鐘，答辯不超過25分鐘；二是聽證會的代表要有高質量的發言。

高質量的發言是建立在對資料和信息掌握的基礎之上，因此，在有條件的地方應當將社會公眾的來電、來函、來郵件等意見進行系統整理，送達給聽證會的代表，做到資源共享；三是認真作出聽證會代表發言的記錄。

5、明確聽證會代表的職責權限

一是聽證會代表應當親自參加聽證。聽證會代表要客觀公正地反映群眾的意見；二是聽證會代表應當遵守聽證紀律，維護聽證秩序，保守國家秘密和商業秘密；三是聽證會代表應當誠實守信；四是聽證會代表有權提出質詢；五是聽證會代表有權對有關方案的可行性、必要性提出意見；六是聽證會代表有權查閱聽證會筆錄和聽證紀要。

6、建立聽證會結果的信息反饋制度

一是要將聽證會獲取的意見、資料向有關部門說明；二是要通過一定的形式向聽證會參與人進行反饋；三是要公開解釋最終形成決定的依據和相關資料。明確規定價格聽證結果的效力。價格聽證的結果應對價格決策部門的決策產生約束力，如果價格決策部門作出不同決定，必須有充分的理由加以說明，包括其定價的決策過程和考慮因素，采納與不采納聽證會上各種意見的理由。

7、規范聽證會的程序

一是要求聽證的，應當在90天前公布聽證內容；二是要在聽證的30日前，通知聽證代表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三是除涉及國家機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會公開舉行；四是聽證會由主辦部門指定與本案無利害關系的擔任主持；五是聽證代表應當親自參加，不得委托他人參加；六是聽證代表按規定的程序和方式發表意見并進行答辯；七是聽證會應當制成筆錄、筆錄交聽證會代表審核無誤后簽字或者蓋章、捺手印；八是通過規定的程序反饋。

[參考文獻]

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26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0 第1版

丁煌.聽證制度：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證政治學研究1999

劉金霞.價格聽證:要的就是經濟民主中國經濟時報2002-01-11

韓振軍、張建平.參加聽證的消費者代表被“秘密保護”受質疑新華社2002-01-08梁小民.政府指導價的民主決策：鐵路價格聽證會啟示錄2002

劉軍、李懷.鐵路客運應當如何定價價格理論與實踐2002

參見于小水.重慶路橋年票制：聽證會成“走過場”2002-07-18

黃少安、宮明波.價格聽證的效率分析2002

楊惠基：《聽證程序理論與實務》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