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7.6.2 快訊-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年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典型案例
http://hlj.ifeng.com/a/20170425/5609518_0.shtml 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年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典型案例 關鍵詞: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典型案例。2017-04-25 來源:鳳凰黑龍江
描述:2017年04月25日,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年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一:“窗友”商標侵權糾紛案 【案情簡介】
鋒涇(中國)建材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鋒涇公司)是“窗友”商標的權利人,核定使用商品為:聚胺脂;氯丁膠;工業用膠;填漏劑;填隙劑;墻磚粘合劑;工業用粘合劑;未加工的人造合成樹脂;酯;硅酮,有效期限為2008年12月14日至2018年12月13日。2010年11月28日,劉某獲準注冊“窗友”商標,核定使用商品為:膨脹接合填料;非金屬軟管;絕緣材料,有效期限為2010年11月28日至2020年11月27日。2012年3月6日,鋒涇公司對劉某的“窗友”商標申請復議。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商標評審委員會)認為:劉某的“窗友”商標與鋒涇公司的“窗友”商標在文字構成、呼叫方面相同;劉某的“窗友”商標核定使用的膨脹接合填料商品與鋒涇公司的“窗友”商標核定使用的填隙劑等商品功能、用途關聯密切,如劉某的“窗友”商標使用在上述核定商品上,易使消費者對商品的來源產生混淆誤認。裁定:劉某的“窗友”商標在膨脹接合填料商品上予以撤銷。2011年10月1日,劉某與北京市居歡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居歡公司)簽訂《商標使用許可合同》,許可居歡公司為其產品的生產商。窗友公司系股東為劉某的一人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獨資),法定代表人為劉某,成立日期為2012年9月14日,經營范圍為經銷五金、建材、保溫材料、裝飾材料、汽車配件。鋒涇公司向法院提起訴訟稱:劉某許可居歡公司生產并自行銷售“窗友”聚氨酯泡沫填縫劑,屬于鋒涇公司“窗友”商標核準使用商品范圍,屬商標侵權行為。窗友公司、居歡公司作為侵權產品的監制、生產方,應承擔賠償責任。請求法院判令:劉某、窗友公司、居歡公司立即停止侵害鋒涇公司的“窗友”注冊商標權的行為,賠償鋒涇公司損失1464000元及維權合理開支57103元,合計1521103元,并負擔本案訴訟費用。劉某、窗友公司辯稱:劉某的“窗友”注冊商標系合法取得,劉某委托居歡公司生產及銷售“窗友”商品合法。
法院經審理認為:商標評審委員會已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裁定,對劉某的“窗友”商標在膨脹接合填料商品上予以撤銷,在此情形下,劉某、窗友公司、居歡公司的抗辯事由不成立。鋒涇公司的“窗友”注冊商標核定使用的商品為:聚胺脂;氯丁膠;工業用膠;填漏劑;填隙劑;墻磚粘合劑;工業用粘合劑;未加工的人造合成樹脂;酯;硅酮。劉某、窗友公司生產、銷售的被訴侵權產品的名稱為“膨脹接合填料”,但該商品名稱不是國家有關部門審定的商品名稱,亦沒有相關的產品標準。被訴侵權產品從成分、功能、主要用途以及消費群體上看,均與鋒涇公司的“窗友”注冊商標有較大的關聯性。故劉某、窗友公司、居歡公司生產、銷售的被訴侵權產品與鋒涇公司的“窗友”注冊商標核定使用的商品構成類似。“窗友”是無固定含義的臆造詞,具有較強的固有顯著性。經多年經營和宣傳,鋒涇公司生產的“窗友”聚氨酯泡沫填縫劑已經具有了較高的市場知名度,為相關公眾所熟知。劉某、窗友公司、居歡公司作為該商品領域的生產、銷售商,應知曉鋒涇公司“窗友”聚氨酯泡沫填縫劑產品的知名度,劉某在此情況下成立窗友公司,并在其生產、銷售的產品上使用“窗友”商標,易使相關公眾將被訴侵權產品與鋒涇公司的產品混淆,或認為產品來源于鋒涇公司。判決:
一、劉某、窗友公司、居歡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停止侵害鋒涇公司“窗友”注冊商標權的行為;
二、劉某、窗友公司賠償鋒涇公司損失及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150萬元,居歡公司對其中的50萬元承擔共同賠償責任,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清;
三、駁回鋒涇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
本案所涉案情復雜,主要體現在:一是被侵權人索賠金額較高。因被訴侵權行為持續時間較長,影響較大,范圍較廣,被侵權人索賠金額高達一百五十余萬元,在我省同類案件中較為罕見;二是侵權人“傍名牌”的主觀惡意明顯,侵權方式特殊。劉某在“膨脹接合填料”等商品上注冊“窗友”商標,并以“窗友”為名成立公司,以“膨脹接合填料”為名稱生產、銷售或委托他人生產、銷售相應商品,貌似規避了鋒涇公司的“窗友”商標權利;三是法院對侵權行為的懲罰力度加大。
一、二審法院判決劉某、窗友公司賠償鋒涇公司損失及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150萬元,居歡公司對其中的50萬元承擔共同賠償責任,基本上完全支持了鋒涇公司的訴請。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涉及的另一重要問題是劉某以其享有“窗友”注冊商標權、對商標評審委員會的裁定不服已提起行政訴訟、待行政訴訟判決作出后再行裁判為由,要求法院中止審理。一審法院以該商標屬于惡意注冊為由對其抗辯不予支持。二審法院對此問題進行了反復研究,認為商標評審委員會基于劉某與鋒涇公司的“窗友”商標在核定使用的商品功能、用途關聯密切,易使消費者對商品的來源產生混淆誤認為由作出了裁定,雖然劉某已提起行政訴訟,但該裁定被法院判決撤銷的可能性較小,如等待行政程序的判決結果,則會為侵權人繼續侵權、逃避責任提供機會,或進一步增加被侵權人的損失。二審法院致力于實質性解決糾紛,既依法保障了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又提高了審判質效,確保當事人及早獲得公正結果。
案例二:“無名緣”商標及著作權侵權糾紛案 【案情簡介】
哈爾濱街上緣餐飲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街上緣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主營米粉快餐。2011年7月6日,街上緣公司取得注冊商標,核定服務項目為第43類:飯店、酒吧、茶館、餐館等。經過街上緣公司多年經營,“無名緣”米粉已成為在全國擁有近四千家連鎖加盟店的全國性快餐品牌。2013年,街上緣公司創作完成美術作品,并取得國家版權局頒發的《著作權登記證書》。哈爾濱快客餐飲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快客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10日,經核準擁有注冊商標,核準使用范圍為第43類飯店、快餐館、自助餐館、流動飲食供應等,期限為2012年1月7日至2022年1月6日。哈爾濱快客無名緣餐飲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快客無名緣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20日,經核準擁有注冊商標,核準使用范圍為第44類飲食營養指導、衛生設備出租、眼鏡行等,期限為2012年2月7日至2022年2月6日。自2013年起,快客公司、快客無名緣公司未經許可,授權多家加盟商使用“無名緣米粉”字樣進行經營。街上緣公司遂提起訴訟,請求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權行為,賠償侵害商標權經濟損失200萬元及侵害著作權經濟損失50萬元,以及維權合理開支10萬元。
法院經審理認為:快客公司、快客無名緣公司未經許可,擅自使用與街上緣公司注冊商標近似的商標,屬于以改變顯著特征方式使用注冊商標,足以造成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侵害了街上緣公司的注冊商標專用權,同時侵害了街上緣公司對作品享有的著作權。判令快客公司、快客無名緣公司停止侵權行為并賠償經濟損失100萬元。
【典型意義】
“無名緣”米粉為在全國享有較高知名度的服務商標,快客公司、快客無名緣公司未經許可,以改變注冊商標顯著特征、超越商標核定使用范圍等方式,通過線下加盟、網上宣傳等多種方式,在全國范圍內吸引相關公眾加盟,具有較大影響。在本案訴訟中,快客公司、快客無名緣公司幾乎用盡了商標侵權訴訟的所有抗辯事由,法院均予以回應,較具典型意義。
案例三:KTV經營者侵犯著作權糾紛案 【案情簡介】
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簡稱音集協)為依法成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張某經營的金莎國際娛樂會所未經許可,使用了音集協授權管理的《最炫民族風》等53首歌曲的MTV,音集協遂提起訴訟,要求張某停止侵權行為并賠償經濟損失。
法院經審理認為:音集協作為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享有涉案《最炫民族風》等53首歌曲的著作權,張某經營的金莎娛樂會所未經許可,將上述歌曲用于經營活動,侵害了音集協對涉案作品享有的著作權,應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KTV點歌系統的制造、銷售商未經許可使用涉案作品的行為,與張某未經許可在經營活動中使用涉案作品的行為屬各自獨立的行為,音集協有權選擇向任何一方主張權利。KTV點歌系統的制造、銷售商是否實施侵權行為并不影響張某實施侵權行為以及是否承擔侵權賠償責任的判定。張某關于音集協應起訴KTV點歌系統的制造、銷售商的上訴主張于法無據,不予支持。
【典型意義】
近年來,我省法院受理的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以其管理的音樂作品著作權受到侵害為由起訴KTV經營者的案件數量逐年增長,維權范圍也從哈爾濱市向省內其他各大城市擴展。此類案件多為相關KTV經營者未將音樂作品的許可使用費列為其經營成本,對支付許可使用費存有較強的抵觸情緒,且極少主動繳費、重復侵權現象嚴重。審判實務中,KTV經營者多以所購買的KTV點歌系統(包括硬件設施及軟件系統)自帶卡拉OK音樂作品、已支付KTV點歌系統的價款、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為由,抗辯不構成侵權,或主張音集協應向KTV點歌系統生產商主張權利。此案的典型意義在于KTV點歌系統的生產商并無相關音樂權利人的任何授權,KTV經營者在購買產品時即應當知曉點歌系統屬侵權產品,其合法來源抗辯依法不能成立。未經許可,制造、銷售、使用他人作品的行為均屬侵權,權利人對于向誰主張權利擁有選擇權。在權利人未申請追加被告的情況下,法院無需主動追加。
案例四:趙某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 【案情簡介】
吳某于2014年10月28日申請,2015年2月18日獲得專利號為ZL 2014 2 0631539.2“一種箱式傳動機構及包含該傳動機構的水田筑埂機”實用新型專利權。2014年9-10月,趙某自灌云縣黃海機械有限公司、灌云新海機械有限公司購買20臺水田筑埂機,從2015年2月8日開始銷售。吳某以趙某銷售的水田筑梗機侵害其實用新型專利權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
法院經審理認為:《專利法》第四十條規定:“實用新型專利權自公告之日起生效。”第十一條規定:“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權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都不得實施其專利,即不得為生產經營目的制造、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其專利產品,或者使用其專利方法以及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依照該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依據上述規定,專利權人對他人在實用新型專利權公告日前實施該專利的行為,并不享有請求他人停止實施的權利。對于實用新型專利授權公告日之前已經生產、銷售完畢產品的后續行為,包括使用、許諾銷售和銷售,即便其行為延續至專利權授權公告日之后,也應得到允許。本案中,趙某所銷售的被訴侵權產品于吳某案涉專利公告日之前即已生產完畢并開始銷售,不構成侵權,判決駁回吳某的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
《專利法》第四十條規定:“實用新型專利權自公告之日起生效。”該條為實用新型專利權保護期限的規定。而《專利法》第四十二條關于“實用新型專利有效期十年,自專利申請日起計算”的規定,為專利權有效期限的規定,并非專利保護期限的規定,不應將二者混淆。
案例五:APP軟件開發合同違約糾紛案 【案情簡介】
2016年1月19日,錢某與江辰公司簽訂《合同書》。主要內容為:錢某委托江辰公司開發“超市配送外賣APP”,該APP在Apple iOS和Android環境下運行;APP應用開發的欄目架構及相關功能細節由《APP開發需求表》載明;開發總金額為105,000元,開發前錢某向江辰公司預付首款4萬元,第二期款項待任務完成一半即2016年2月25日之前再付4萬元,待江辰公司交付軟件當日,錢某驗收合格后向江辰公司結清余款25,000元;江辰公司自合同簽訂日起,在60個工作日內完成APP客戶端的開發。2016年1月21日,錢某指派案外人韓某向江辰公司匯款4萬元。至2016年2月25日,江辰公司完成APP項目50%的開發任務,錢某未再支付任何開發款項。至合同履行期屆滿,江辰公司未能完成整個APP項目客戶端的開發。錢某訴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由江辰公司返還其已交付的4萬元費用及利息。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江辰公司舉示的電腦網絡打印件及二審期間新提交的視聽資料的當庭演示,能夠證實其已經按照雙方合同約定,于2016年2月25日前完成案涉軟件開發工作50%以上,而錢某未按合同約定在此期限前支付第二期款項4萬元,錢某的行為構成違約。江辰公司以其享有先履行抗辯權為由中止履行合同的理由成立。因錢某違約在先,故應對案涉合同的解除承擔全部責任。江辰公司已按合同約定完成了相應開發工作,因錢某的違約行為導致案涉合同無法繼續履行,其有權要求錢某支付相應對價,故錢某對其已支付的4萬元合同價款,無權主張返還。據此判決:解除錢某與江辰公司簽訂的《合同書》,駁回錢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
目前,技術合同糾紛案件的爭議焦點多集中于合同應否解除以及法律責任的承擔問題。由于此類案件通常具有時間跨度大、證據多、證據真實性難以判斷的特點,因此對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實增加了難度,對導致合同解除的過錯責任的評判提出了挑戰。在審查當事人履行合同是否符合約定、是否構成違約的判斷上,對當事人是否履行了合同約定的階段性義務,顯得尤為重要。本案中,江辰公司雖然未能在合同期限屆滿前完成整個APP項目客戶端的開發,但其按期完成了APP項目50%的階段性開發任務,而錢某未在合同約定的期限前支付當期軟件開發款,沒有履行相應階段性義務,已構成違約。對此,江辰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辯權,其中止履行合同不構成違約。錢某因沒有履行合同約定的階段性義務,應對合同的解除承擔全部過錯責任。本案對于指導當事人誠實、守信地行使合同權利,履行合同義務,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案例六:橡膠制品虛假宣傳糾紛案 【案情簡介】
2013年12月2日,廣州大明聯合橡膠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明公司)的奧妮橡膠避孕套被吉尼斯世界紀錄有限公司認定為新的薄度紀錄保持者。安興大藥房銷售的“岡本”橡膠避孕套,生產日期為2014年,但仍然宣稱是薄度紀錄保持者,大明公司認為該商品構成虛假宣傳,屬不正當競爭。請求法院判決:安興大藥房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停止銷售帶有“薄度紀錄保持者”標識的橡膠避孕套,并負擔訴訟費用。
法院經審理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經營者不得利用廣告或者其他方法,對商品的質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產者、有效期限、產地等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規定:經營者具有下列行為之一,足以造成相關公眾誤解的,可以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的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行為:
(三)以歧義性語言或者其他引人誤解的方式進行商品宣傳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日常生活經驗、相關公眾一般注意力、發生誤解的事實和被宣傳對象的實際情況等因素,對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行為進行認定。本案中,大明公司沒有舉證證明安興大藥房在被訴前已知大明公司獲得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紀錄、涉案“岡本003”安全套上所宣稱的原吉尼斯世界紀錄已被打破,故不能判定安興大藥房實施涉案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主觀過錯,不應判定安興大藥房承擔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但是,安興大藥房作為涉案“岡本003”安全套商品的銷售者,在知道涉案“岡本003”安全套上所宣稱的原吉尼斯世界紀錄已被打破、大明公司獲得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紀錄后,即應停止銷售帶有“世界最薄”“GUINNESS WORLD RECORDS”(吉尼斯世界紀錄保持者)等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宣傳語及標識的涉案“岡本003”安全套。判決:安興大藥房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停止銷售帶有“世界最薄”“GUINNESS WORLD RECORDS”(吉尼斯世界紀錄保持者)等宣傳語及標識的涉案“岡本003”安全套商品。
【典型意義】
生產者與銷售者實施的經營行為是否構成虛假宣傳應有所區分。銷售者與生產者相比,處于流通過程中的“下游”,其對商品信息的掌握很大程度依賴于生產者的標注說明,因此在確保商品信息的真實性方面,生產者與銷售者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銷售者在銷售商品的過程中,若履行了與其能力相應的審查義務,如實按照商品描述信息宣傳、銷售,即使信息虛假也不構成不正當競爭。本案較好地把握了上述區分,未苛以銷售者過高的審查義務,并從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角度,在確認銷售者不構成虛假宣傳的前提下,判令銷售者停止銷售帶有虛假信息的商品,以促進公平競爭,維護利害關系人的合法權益。
案例七:“三精”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案情簡介】
2007年1月1日,哈藥集團三精制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哈藥三精公司)與北京三精國藥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京三精日化公司)簽訂《品牌使用協議》,將第3396525號“三精”商標及正在申請注冊的核定使用在第3類染發劑、護發素、燙發劑、焗油膏等商品上的“三精”商標、“ ”圖形商標許可給北京三精日化公司在中國非獨占性使用,并許可北京三精日化公司使用“三精”字號,期限為2007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許可期限屆滿后,哈藥三精公司終止了北京三精日化公司對三精系列商標及“三精”字號的使用。后北京三精日化公司于2013年7月8日更名為北京中科精彩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京中科公司),2015年5月6日更名為北京三精公司。北京三精公司使用“三精”字號,并一直以“三精”品牌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宣傳和銷售,在其網站企業簡介中表述“其作為三精制藥向日化領域擴張的平臺”“以‘制藥’的嚴謹態度開發”“擁有三精醫藥研發的深厚實力”。精彩染發店銷售了北京三精公司生產的被訴侵權商品。哈藥三精公司認為,北京三精公司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北京三精公司與精彩染發店應當停止侵權并連帶承擔賠償責任。
法院經審理認為:北京三精公司于2015年11月12日在其網站上宣傳其植物染發、植物清涼柔順洗發液等美發護發商品時,使用了“三精”“ ”標識,其行為構成商標法意義上的使用。北京三精公司在《品牌使用協議》到期后,違反哈藥三精公司的授權許可和承諾,使用與涉案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標識,生產與涉案注冊商標核定使用商品同種或者類似的被訴侵權商品,既構成違約,亦構成侵權。北京三精公司是在明知《品牌使用協議》到期后其無權使用“三精”字號,且已經為履行終止協議相關約定而終止使用“三精”字號,并將字號變更為“中科精彩”的情況下,又再次變更企業名稱為北京三精公司,其再次更名使用“三精”字號,既構成違約,亦構成不正當競爭。精彩染發店銷售北京三精公司生產的侵犯涉案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被訴侵權商品,侵害了涉案注冊商標專用權,構成商標侵權。精彩染發店不知道被訴侵權商品系侵犯涉案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能夠證明被訴侵權商品系合法取得并能說明提供者,其關于不應承擔賠償責任的抗辯主張成立,予以支持。判決:北京三精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停止使用以“三精”作為字號的企業名稱、停止生產、銷售被訴侵權商品;精彩染發店停止銷售被訴侵權商品;北京三精公司賠償哈藥三精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支出合計50萬元;駁回哈藥三精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
商標使用許可合同與其他合同一樣,受《合同法》的調整。《合同法》規定合同履行完畢或終止后,當事人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協助許可人妥善處理合同終止后的各項事務。本案中商標使用許可合同終止后,被許可人負有相應的不作為義務,即不得實施任何損害或可能損害被許可使用商標的行為,違反此項義務給許可人造成的損害,應根據侵權行為的性質確定其責任。該案較好的利用合同法原理解決了商標使用許可合同終止后,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準確劃分和認定責任,具有較好的示范作用。
案例八:“寶宇”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案情簡介】
咸陽市秦都區寶宇大連海鮮漁港(以下簡稱秦都區寶宇海鮮漁港)是從事餐飲服務的個體工商戶,于2008年7月28日注冊了第4396502號“寶宇”商標,核定使用服務第43類,2014年被評為“陜西省著名商標”。黑龍江圣寶宇餐飲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圣寶宇公司)和黑龍江圣寶宇餐飲有限公司立都時尚分公司(以下簡稱圣寶宇立都分公司)在經營牌匾、宣傳資料、名片、餐后結算單以及網絡微博等處加以突出使用“寶宇”字樣并進行企業宣傳,秦都區寶宇海鮮漁港認為二被告使用商標及字號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請求法院判令:1.圣寶宇公司、圣寶宇立都分公司停止侵權行為,立即停止在企業名稱中使用“寶宇”字號,銷毀帶有“寶宇”字樣的商品宣傳資料、店面招牌和商品外包裝等裝飾,停止并撤下相關網絡宣傳;2.圣寶宇公司、圣寶宇立都分公司賠償秦都區寶宇海鮮漁港經濟損失300萬元,其中包括律師費、公證費及調查取證等費用。法院經審理認為:圣寶宇公司、圣寶宇立都分公司在網絡宣傳和實際經營中使用與涉案注冊商標相同的“寶宇”、“寶宇?”等字樣,使用與涉案注冊商標相近似的“寶宇餐飲?”、“寶宇餐飲”、“寶宇美食”等字樣,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但不能認定圣寶宇公司、圣寶宇立都分公司使用“寶宇”或者“圣寶宇”作為企業名稱中的字號系為了利用秦都區寶宇海鮮漁港的涉案注冊商標及其字號的知名度以誤導公眾、混淆市場經營主體、“傍名牌”、“搭便車”,獲取不正當利益,故不能認定圣寶宇公司、圣寶宇立都分公司注冊以“寶宇”或者“圣寶宇”為字號的企業名稱構成商標侵權或者不正當競爭。判決:圣寶宇公司、圣寶宇立都分公司停止使用帶有“寶宇”字樣的經營、宣傳行為,停止并撤除相關的網絡宣傳,銷毀帶有“寶宇”字樣的商品宣傳資料、店面招牌和商品外包裝等裝飾,賠償秦都區寶宇海鮮漁港20萬元;駁回秦都區寶宇海鮮漁港的其他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
本案被控侵權行為表現形式多樣,商標侵權與不正當競爭相互交織,如何適用法律是本案難點所在。法院通過對侵權行為進行歸類、梳理,準確認定被控侵權行為的性質,據此尋找法律依據,較好的把握了商標侵權與涉商標不正當競爭之間不同的保護方法和裁判標準,對類似案件的審理具有較強指導意義。
案例九:李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案 【案情簡介】
2015年9月至11月期間,被告人李某與張某、庫某(均另案處理)三人為牟取非法利益,預謀通過手機微信發布銷售三星、蘋果牌移動電話機的廣告信息。在買方支付定金后,由李某將錢款轉賬給張某,由張某負責從哈爾濱市大世界進貨假冒品牌手機并發貨,由庫某負責取貨,最后由張某或庫某冒充同城快遞給買方送貨并收取余款。通過上述方式李某等三人共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手機31部,銷售金額51900元,非法獲利5650元。經鑒定:涉案的三星牌手機系他人冒用三星電子株式會社注冊商標生產、銷售的侵權產品。
法院經審理認為: 被告人李某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而予以銷售,銷售金額較大,其行為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鑒于被告人系初犯、坦白犯罪,主動退贓并交納罰金,可對其從輕處罰。依照刑法有關規定,判處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000元。宣判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義】
本案是通過微信朋友圈的方式宣傳、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的典型案例。與傳統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相比,此類犯罪作案手段相對隱蔽、銷售行為傳播面廣、推廣速度快、社會影響惡劣。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行為不僅侵犯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也破壞了國家商標管理制度及市場管理秩序。本案的裁判結果充分反映了人民法院堅持依法從嚴懲處侵犯知識產權行為的政策導向,有助于打擊擾亂市場經營秩序的不良行為,營造公平、誠實、信用的經濟發展環境。
案例十:“勃錦”商標侵權行政處罰案 【案情簡介】
勃利縣勃錦農機修造廠(下稱勃錦修造廠)是“勃錦”圖文組合商標的權利人,核定使用商品為:農業機械、犁、收割機、中耕機、谷物脫粒機、除草機、播種機(機器)、非手工操作農業器具、機動耕作機、插秧機,有效期限為2010年3月28日至2020年3月27日。2014年2月15日,黑龍江勃錦悍馬農業機械設備有限公司(下稱勃錦悍馬公司)與濰坊菲爾農業裝備有限公司(下稱菲爾公司)簽訂委托加工協議書,委托菲爾公司生產玉米脫粒機及其配件。2014年3月5日,菲爾公司將其生產的兩臺型號為5TY-150、5TY-190玉米脫粒機樣機運送到黑龍江汽車農機大市場參加展覽,機身顯著位置噴涂了“勃錦悍馬”字樣。2014年4月15日,勃錦修造廠向黑龍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投訴勃錦悍馬公司商標侵權行為。2014年9月19日,哈爾濱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原哈爾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哈工商經檢處字[2014]第2001號《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菲爾公司在同類的玉米脫粒機上使用“勃錦悍馬”名稱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行為,決定沒收侵權“勃錦悍馬”玉米脫粒機兩臺,上繳財政。菲爾公司不服訴至法院,要求撤銷該處罰決定。
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均屬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
(二)未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近似的商標,或者在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容易導致混淆的;?
(七)給他人的注冊商標專用權造成其他損害的。”本案中,“勃錦”圖文組合注冊商標的顯著識別部分為“勃錦”文字,菲爾公司生產的玉米脫粒機上使用的具有標識作用的“勃錦悍馬”文字,完整包含了“勃錦”圖文組合注冊商標的文字部分,二者相比近似,以相關公眾對商品的一般認識綜合判斷,容易造成混淆,二者構成近似商標。同時,勃錦修造廠2010年取得“勃錦”文字圖形組合的注冊商標使用權后,在其生產銷售的玉米脫粒機顯著位置上使用了“勃錦悍馬”字樣,在同類產品市場中具有較高的知名度。菲爾公司在勃錦悍馬公司委托生產加工的兩臺玉米脫粒機上使用“勃錦悍馬”文字,屬于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標的行為,容易造成消費者的混淆,使消費者誤認為是勃錦修造廠的商品。故哈爾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認定該行為為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并無不當。菲爾公司關于“勃錦”圖形與“勃錦悍馬”文字明顯不同,不存在侵權的主張不能成立。
關于行政處罰對象是否正確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本法所稱商標的使用,是指將商標用于商品、商品包裝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書上,或者將商標用于廣告宣傳、展覽以及其他商業活動中,用于識別商品來源的行為。”本案中,菲爾公司將5TY-150、5TY-190兩臺玉米脫粒機運到黑龍江汽車農機大市場參加展覽,屬于前述規定中的將商標用于展覽的情形。雖然濰坊市濰城區人民法院(2015)濰城于民初字第932號民事判決認定兩臺玉米脫粒機的所有權人是勃錦悍馬公司,菲爾公司為受委托加工方,但菲爾公司未經勃錦修造廠許可在玉米脫粒機上使用“勃錦悍馬”字樣并參加展覽,亦是使用注冊商標的行為,哈爾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將使用注冊商標的菲爾公司作為被處罰人實施行政處罰并無不當。菲爾公司和勃錦悍馬公司關于兩臺玉米脫粒機的所有權人為勃錦悍馬公司、行政處罰對象錯誤的主張不能成立。判決駁回菲爾公司的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
本案是行政機關依法查處侵犯商標專用權的典型案例。哈爾濱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作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具有對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依法查處的職權,其對菲爾公司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履行了知識產權保護職責,打擊了侵犯商標權行為,有效維護注冊商標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對于肅清市場內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規范市場經濟主體誠信經營,增強生產者、經營者的守法意識和維權意識具有重要意義。法院以裁判的方式支持行政機關依法履職,彰顯了人民法院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的宗旨。
第二篇: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5黑龍江省行政審判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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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2015檢察機關保護知識產權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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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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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1月11日四川省法院發布2016全省法院十大典型案例,均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其中刑事案例4件、民商事案例4件、行政案例1件、執行案例1件。
馬榮龍、樊永先、李澤華等污染環境案
宜賓市南溪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馬榮龍等開辦的煉油廠所泄漏的輪胎油嚴重污染環境,其行為已構成污染環境罪,遂依法判決被告人馬榮龍、被告人樊永先、被告人李澤華犯環境污染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并分別處罰金五千元;三被告人以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陳紹輝、胡孝坤、譚剛共同賠償宜賓市南溪區黃沙鎮的經濟損失共計52015元,共同賠償宜賓市南溪區環境保護局的經濟損失共計135803元。本案在法定期限內沒有上訴、抗訴,一審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左衛民指出,近年來,全國的環境污染治理有進步,但某些方面依然令人擔憂。僅從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裁判文書看,全國范圍內環境污染犯罪的案件數量逐年遞增且增幅不小。2011年,全國范圍內查處的環境污染犯罪且上網公開的案件數僅為6起,2016年,這個數字增加到1039起,四川的趨勢也基本與全國相同。當越來越多的環境污染犯罪進入法院審判,法官也亟需樣板案例來指導手頭案件的審理與判決。
粟天云非法營運校車危險駕駛案
崇州市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粟天云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規,無駕駛校車資格駕駛未取得校車許可的汽車從事接送小學生業務,且嚴重超過額定乘員載客,其行為違反校車管理規定,危害社會公共安全,構成危險駕駛罪;遂依法以危險駕駛罪判處被告人粟天云拘役三個月,并處罰金三千元。一審宣判后,本案在法定期限內沒有上訴、抗訴,一審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省律協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袁志認為,本案被告人違反道路安全管理相關法規,非法從事校車營運業務且超員運輸,其行為已符合“危險駕駛罪”的構成要件,人民法院依法對被告人定罪處罰,充分彰顯了司法判決在實現法律目的、發揮法律作用、保障法律權威和維護社會秩序方面的功能,必將極大程度遏制非法營運校車的現象,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也保障社會的未來、家長的期望——廣大中小學生的安全。
濫用職權違規辦理失地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從中受賄案
被告人廖衛東等人相互聯系、互相配合,利用廖衛東作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負責審核上報失地農民參加社保花名冊和相關資料的職務便利,明知王某某等41人是不符合規定的參保人員,徇私舞弊、濫用職權為其購買社保,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三人的行為均已構成濫用職權罪,且系共同犯罪。宣漢縣人民法院一審認為,依照相關法律規定,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數罪并罰,判處崔吉林有期徒刑二年十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以濫用職權罪分別判處廖衛東、葉多序有期徒刑二年、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以受賄罪判處崔海慶均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
一審宣判后,崔吉林不服,向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韓旭指出,本案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于涉案人員主體身份的多元性,既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也有村社基層組織人員,還有無“權”可以行使的普通農民。本案屬于典型的非國家公職人員與國家公職人員相互勾結、共同實施的犯罪。崔海慶雖系普通農民,但其與崔吉林勾結并利用后者的身份和職務之便共同收受他人錢財,仍應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趙雄建、楊康、趙威威電信詐騙案
被告人趙雄建伙同被告人楊康等人,被告人趙威威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互聯網發布虛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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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信息,虛構可以代為辦理高額度信用卡的方式,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詐騙,數額巨大,三人的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崇州市人民法院依法以詐騙罪分別判處被告人趙雄建有期徒刑九年,并處罰金十五萬元;被告人楊康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并處罰金六萬元;被告人趙威威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五萬元。
一審宣判后,趙雄建、楊康、趙威威不服,向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依法維持了一審法院對各被告人的刑事處罰。
法學博士、成都大學法學系講師趙琦指出,詐騙犯罪的手段通常具有較強的時代特色,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社會現實。采用代辦信用卡的詐騙方式,是近幾年詐騙犯罪的典型方式之一。受過度消費、經濟下行等因素的影響,一些公民可能出現資金周轉不靈,而通過信用卡進行小額融資,是不錯的緩解方式。然而通過正規途徑辦理信用卡不一定能申領成功,申請的額度也較為有限。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了人們的這種需求,承諾代辦信用卡、發卡時間快、透資額度高。最終,有的提供給被害人假卡并騙取中介費,有的利用被害人信息盜刷信用卡,有的利用被害人信息辦理貸款。
本案既打擊了罪犯、震懾了潛在的不法分子,又提醒了公民高收益伴隨著高風險,應通過正規渠道滿足自己的正當需求。本案的審理與發布,具有良好的社會效果。
川化股份破產重整成功轉型案
川化股份重整從法院裁定受理到重整程序結束歷時6個月左右。重整期間,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指導并監督管理人依法推進重整相關工作,并加強與相關監管部門及地方政府主管部門的溝通,推動形成《川化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計劃(草案)》(以下簡稱《重整計劃(草案)》)。2016年9月23日,管理人組織財產擔保債權組、職工債權組、稅款債權組、普通債權組等債權人會議及出資人組會議分別表決,各表決組均通過《重整計劃(草案)》,遂請求法院批準川化股份重整計劃。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根據川化股份債權人會議對《重整計劃(草案)》的表決結果以及出資人組對出資人權益調整方案的表決結果,管理人申請批準川化股份重整計劃符合法律規定,應予準許,遂于2016年9月29日依法裁定,批準川化股份重整計劃,終止川化股份重整程序。
西南財經大學民間金融及法律規范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唐清利認為,川化股份通過申請破產重整的方式提供了一起讓企業“起死回生”的典型案例,為破產法在經濟新常態下如何適用和獲得最大公約數提供了范例。特別是在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新形勢下,形成了法院如何為四川省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助力的新經驗。
因遭受家暴申請人身保護令案
隆昌縣人民法院認為,申請人王某的申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的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條件,遂依法裁定,禁止被申請人汪某威脅、毆打申請人王某及其家屬;本裁定有效期為六個月,自送達之日起生效,送達后立即執行;如被申請人汪某違反上述禁令,法院將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視情節輕重,處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竹表示,“清官難斷家務事”并不代表法律不對家庭暴力進行救濟,而是要考慮到法律救濟對家庭這一特殊法律關系的現實影響。反家庭暴力法的一大創舉,就是借鑒了英美法的禁令制度,2016年7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相關程序問題的批復》明確,向人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不收取訴訟費用,申請人不需要提供擔保,進一步解除了申請人的顧慮。
本案中,法院根據對情況緊急程度的判斷,依法在二十四小時內及時作出人身安全保護令,內容明確有力,對家暴實施者達到了震懾的目的。該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發布,最終促使當事人感情和好,挽救了婚姻,為出生后的未成年人創造了更好的成長環境,應當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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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路虎”商標專用權案
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由于捷豹路虎公司并未證明其于2012年5月4日前享有第3004861號商標專用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二條關于侵害包括商標專用權在內的民事權益,應當依法承擔侵權責任之規定,民事侵權行為的構成應以權利人享有相應民事權利為前提,沒有權利則沒有侵權,因四被告的被控侵權行為發生在捷豹路虎公司取得涉案注冊商標專用權之前,沒有侵犯捷豹路虎公司的第3004861號商標專用權,四被告不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故捷豹路虎公司關于被告行為侵犯其權利的主張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遂判決駁回捷豹路虎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捷豹路虎公司不服,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改判成都路虎公司、誠榮公司、吳曉春立即停止生產、銷售侵犯捷豹路虎控股有限公司第3004861號“LANDROVER”商標專用權的侵權產品,連帶賠償捷豹路虎控股有限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455512元。
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高晉康指出,我國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均將經營者利用商業標識實施市場混淆行為認定為違法并引入了懲罰性賠償機制。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工作報告中指出,需要通過司法實踐“加大對馳名商標的保護力度,遏制惡意搶注商標、‘傍名牌’等行為”。本案法官在審理中堅持誠實信用原則對商標案件審理的價值引導作用,認定成都路虎公司非法生產、銷售相關產品構成對國際知名品牌捷豹路虎的侵權行為,要求其停止侵權并賠償損失,有利于適當擴張具有較高知名度商標的司法保護范圍和強度,有利于營造公平有序、和諧誠信的市場秩序,有利于樹立我國保護知識產權的良好形象,具有較強的法律適用的典型意義及較大的社會影響。
因耕牛上高速導致事故訴廣巴高速公司合同糾紛案
廣元市昭化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川HU8656小型轎車在正常行駛過程中,突然發生與耕牛相撞的事故,與高速公路管理經營者疏于管理、未及時發現和消除安全隱患存在因果關系,盡管廣巴高速公司提交了事故發生時的巡查記錄,但其中并未有該事故發生的記載,也說明了廣巴高速公司的巡查工作存在一定的疏忽,對因此不當履行義務給原告造成的損失應當承擔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川HU8656小型轎車駕駛人未保持安全車速、臨危措施不當,廣巴高速公司疏于管理、未及時發現和消除安全隱患,雙方均有違反合同義務的情形,其損失應由雙方均擔,遂依法判決廣巴高速公司賠償肖光潔經濟損失13632.5元。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均沒有提起上訴,一審判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
省律協金融證券專業委員會主任王坤林指出,現實生活中,高速公路與人們出行息息相關。當汽車從收費站進入高速公路后,汽車駕駛人與高速公路管理方就形成了一種合同關系,雙方就應嚴格履行合同義務。本案中,事發公路是一條全封閉的并實行收費服務的高速公路,被告廣巴高速公司作為高速公路經營者與管理者,應嚴格按照規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保證通行車輛在高速公路的安全暢通行駛。小型轎車在正常行駛過程中,突然發生與耕牛相撞的事故,與高速公路管理經營者疏于管理、未及時發現和消除安全隱患存在因果關系,因此應當對小汽車損失承擔賠償。
本案警示公共管理部門要認真履行職責,怠于或消極履行職責造成后果的,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同時,當訴訟當事人面臨著多種司法救濟途徑時,人民法院有職責、有義務向當事人進行釋明,積極引導當事人正確進行訴訟。本案對今后審理類似的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具有指導意義。
成都市人社局因舉證不利導致工傷認定敗訴案
成都市雙流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書》的行政行為,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法規錯誤,應當撤銷,遂依法判決:撤銷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于2016年2月5日作出的《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書》;責令被告成都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為。一審宣判后,成都市人社局不服,向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該案二審庭審時發現,成都市人社局負責人委托了成都市新都區人力資源和社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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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障局工作人員作為“相應的工作人員”代為出庭,不符合行政訴訟法及國務院《關于加強和改進行政應訴工作的意見》相關要求,遂向成都市人民政府和成都市人社局發出司法建議,要求成都市人社局依法履行出庭應訴職責。
省律協行政法專業委員會主任張志認為,工傷認定涉及到勞動者遭遇事故后勞動者及其家人的切身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作出工傷認定的社會保險行政部門依法履行職務是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應有之意。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除了工傷認定受到社會廣泛關注以外,還在于在交警部門對案涉交通事故現場調查后無法作出事故責任認定的情況下,針對原告(即工傷認定申請人)提出的撤銷社會保險行政部門作出的《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書》的訴求,審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參照最高法院發布的第69號指導案例進行裁判說理時,依法對《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六)項作出了加重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審查義務的補漏性解釋,司法公正的天平再一次向勞動者傾斜的同時,積極倡導公共社會應當對勞動者的人身和財產合法權益給予充分的關注。
透過本案的審判活動和裁判結果,我們欣喜地看到人民法院在程序上和實體上給予了勞動者充分的權利保障。
王明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被依法處刑案
廣漢市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被告人王明建明知其管理、使用的德陽市建英機械廠所有的機械設備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在所涉民事案件已進入執行程序后,擅自變賣以上財產,致使人民法院已生效判決無法執行,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被告人王明建案發后能夠主動到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遂依法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判處被告人王明建有期徒刑兩年。一審宣判后,王建明不服,向德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德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省律協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袁志指出,近年來,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來解決困擾司法實踐多年的民商事案件“執行難”問題,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其中一個有效且重要的措施就是利用刑法手段對那些有能力執行,但故意逃避執行義務的人予以制裁。
為此,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7月出臺了《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從入罪標準、訴訟程序等方面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案件相關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對充分發揮刑罰功能,解決“執行難”問題提供了法律適用標準。本案的判決,不僅充分彰顯了人民法院在解決“執行難”問題上的決心和信心,而且也極大震懾了那些故意逃避法院執行的被執行人,為徹底解決“執行難”問題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
來源: http: www.tmdps.cn kx19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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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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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日前,江蘇省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2016年全省法院審判執行工作情況,并發布了2016十大典型案例。
一、韓彩菊等六人加入境外詐騙團伙冒充司法機關工作人員詐騙案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18日至2014年8月26日期間,蔡秉喨(又名蔡可名,由臺灣另案處理)等人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設立詐騙窩點組織電信詐騙。后被告人韓彩菊、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李情文至該詐騙窩點擔任話務員。在詐騙窩點內,被告人韓彩菊、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李情文伙同組織中的其他人員假冒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相關單位客服人員等身份,通過發送詐騙語音信息誘使被害人撥打詐騙窩點電話等電信技術手段,虛構國家工作人員查案需要查驗資金、收取保證金等事實,向不特定的多數人實施詐騙。通過上述方式,該詐騙窩點共計騙取人民幣2200余萬元。其中被告人韓彩菊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2100余萬元,被告人宋秀芳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2000余萬元,被告人吳勇強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2000余萬元,被告人郭東明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700余萬元,被告人崔春香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600余萬元,被告人李情文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500余萬元。
【裁判結果】
昆山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5)昆刑二初字第00568號刑事判決,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韓彩菊有期徒刑十年三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宋秀芳等五人十年六個月至五年六個月不等有期徒刑,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并處罰金。一審宣判后,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等四人不服,提起上訴。
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韓彩菊等六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數額均屬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且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韓彩菊等人起次要作用,均系從犯。六被告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均依法予以從輕處罰。本案中,被害人陳述、銀行匯款記錄、詐騙機房賬務報表、相關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及辯認筆錄等證據均能相互印證,足以證實上訴人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參與分工明確的詐騙犯罪組織,四上訴人共同協作參與詐騙共同犯罪,各自應對其參與實施的共同犯罪后果承擔全部責任。原審判決綜合考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參與實施詐騙的金額,造成的社會危害后果,歸案后的認罪、悔罪表現及被告人吳勇強父母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的相關量刑情節,量刑適當。據此,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蘇05刑終393號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系國內人員加入境外詐騙窩點進行電信詐騙的典型案件。由于我國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一直保持高壓態勢,一些詐騙窩點轉移到境外,甚至將撥打詐騙電話、網絡平臺、轉賬取現等設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給案件偵破和贓款追繳帶來了不少困難。隨著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國際合作的進一步開展,對境外詐騙窩點的打擊力度將持續加強。同時,也提醒廣大群眾,加大對冒充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公安機關工作人員、稅務工作人員等詐騙電話的警惕,遇有此類情形要理性分析,必要時應及時向警方求助。
二、徐州市人民檢察院訴徐州市鴻順造紙有限公司環境侵權公益訴訟案 【基本案情】
2013年至2015年,被告徐州市鴻順造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鴻順造紙公司)連續三年被查獲以私設暗管方式向蘇北堤河偷排濃度嚴重超出排放標準的生產廢水2600噸。徐州市銅山區環境監測站對該公司外排廢水監測數據顯示:化學需氧量、氨氮、總磷等污染物指標分別超過《紙漿造紙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GB3544-2008)12.1倍、2.5倍、1倍。徐州市銅山區環保局曾經于2014年、2015年兩次對鴻順造紙公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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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罰款合計人民幣15萬元。2015年12月28日,徐州市人民檢察院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向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請求法院判令鴻順公司將遭受污染的環境恢復原狀或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其中修復費用以環境污染損害咨詢意見所確定的人民幣26.91萬元為基準的三至五倍確定。
【裁判結果】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2015)徐環公民初字第6號民事判決:鴻順造紙公司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及服務功能損失共計105.82萬元。宣判后,被告鴻順造紙公司提出上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鴻順造紙公司排放廢水污染環境,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五條之規定承擔侵權賠償責任。該公司多次以私設暗管的方式偷排,非法排放行為隱蔽,在環保機關查處后依然違法排放,過錯程度嚴重。該公司連續三年被發現私設暗管排放廢水,查獲的廢水排放量逐年增多,有理由相信該公司實際排放廢水量遠高于被查獲的排放量。徐州市人民檢察院要求以2600噸廢水的生態環境修復費用為基準,判決鴻順造紙公司在該基準的三至五倍承擔賠償責任,系主張鴻順造紙公司實際偷排廢水為查獲量的三至五倍。鴻順造紙公司有能力對該公司廢水實際排放量進行舉證卻未提交相關證據予以證明,應當認定徐州市人民檢察院所提主張成立。一審法院認定鴻順造紙公司應當以實際查獲偷排量2600噸的四倍計算侵權賠償費用并無不當。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蘇民終1357號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以來全國法院首批受理、最先開庭審理并作出判決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為全國法院審理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案件提供了可借鑒經驗。本案在審理中高度重視司法公開和公眾參與,合議庭由三名審判員和兩名人民陪審員組成,于當庭作出宣判;庭審向社會公開并且在新浪網等網絡進行了全程視頻直播,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光明日報、法制日報等多家媒體進行了報道,社會反響良好。本案的審理體現了環境資源審判專業性特點,法庭邀請專家輔助人就環境保護專業技術問題提出專家咨詢意見,較好地解決了環境資源案件科學性和公正性銜接問題;科學分配舉證責任,確定在公益訴訟人提供證明被告排污量的初步證據后,由偷排污染物的污染者對排放量承擔舉證責任的證明規則,為解決環境侵權案件中原告取證難問題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徑;初步探索了根據被告主觀惡性程度裁量具有一定懲罰因素的修復費用計算方法,對于從源頭上遏制企業違法排污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三、江蘇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案件審理情況】
江蘇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舜天船舶)系江蘇最大國有上市船企。自2014年起,因受航運與船舶市場持續低迷影響,加之企業管理不善,舜天船舶經營陷入困境。2015年,公司股票被處以“退市風險警示”特別處理,面臨退市風險。2015年12月22日,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簡稱中行崇川支行)作為債權人,以舜天船舶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且現有資產已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為由,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對舜天船舶進行重整。經層報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南京中院于2016年2月5日裁定受理舜天船舶重整案。針對舜天船舶資產效能低、債務負擔重、面臨退市風險等多重困難,南京中院經充分研究論證并主持重整參與各方協商后,在江蘇國信集團支持下,最終確定了重整與重大資產重組同步實施的重整方案,通過剝離虧損資產、注入優質資產,同時實施市場化債轉股,把握時機,高效挽救企業。重整方案經債權人會議和出資人組會議表決,在各表決組均獲得超過98%表決權的高票通過。經逐級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啟動與證監會的會商機制,參考證監會并購重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出具的專家咨詢意見,南京中院于2016年10月24日裁定批準重整計劃,終止舜天船舶重整程序。12月16日,舜天船舶完成了證券監管部門對于重大資產重組的行政審批工作。目前,重整計劃已基本執行完畢,債權人債務得到全額清償,公司出資人權益調整方案涉及的資本公積金轉增及股票劃轉等有關事項均已完成,經公司向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12月28日上午開市起復牌,舜天船舶重整取得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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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義】
舜天船舶在實施重整過程中同步進行重大資產重組,開創了我國上市公司破產重整實踐先河,通過首創式同步操作,高效化解了企業危機,成為困境企業反轉投資策略的最佳選擇,其開拓性和創新性對未來上市國企脫困具有廣泛的示范效應。通過同步實施重整與重大資產重組,舜天船舶擺脫了退市危機,實現了去產能、調結構的目標,使企業重回健康發展軌道,近86億元債務均得到100%清償,創下歷年上市公司重整最高債權清償率。通過提升資產盈利能力,實施市場化債轉股,全案近55.86億元金融債權得到全額保護,地區金融生態環境得到進一步優化。同時,舜天船舶重整成功,有效維護了3.1萬戶股東利益,為國家挽回稅款2億元,維護了民生和地方發展。舜天船舶重整案是人民法院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妥善處置僵尸企業的典型案例。本案首次采用層報最高人民法院啟動與證監會的會商機制,有效解決上市公司重整中涉及的司法程序與行政程序的銜接問題,為我國上市公司重整案件的審理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樣板。本案入選人民法院報評選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
四、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訴南京水務集團有限公司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 【基本案情】
南京水務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京水務集團)制定的《供用水合同》中約定,用戶逾期交納水費的,除應補足應繳納的水費外,還應當支付從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應繳納水費數額0.5%計算的違約金。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認為,上述規定中違約金比例明顯過高,遠遠超過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金融機構計收逾期利息的標準,系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不公平格式條款,不合理加重了消費者的責任。為此,江蘇省消費者協會曾多次約談南京水務集團,但該公司只是將違約金條款以留白的形式進行合同備案,并未按照江蘇省消費者協會建議的示范條款進行整改。后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訴至法院,要求確認該違約金條款無效。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在詳細閱卷、厘清爭點后,立即組織雙方就違約金條款問題進行了充分溝通,最終雙方達成和解,南京水務集團提交書面承諾,將原條款修改為 “??每逾期一日還應支付欠繳水費金額同期同檔貸款利率1.3倍的違約金”,并將修改后的條款報工商部門備案。
【裁判結果】
南京水務集團修改涉案條款后,江蘇省消費者協會以南京水務集團已對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予以糾正為由,向法院提出撤訴申請,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蘇01民初2034號裁定:準許原告撤回起訴。
【典型意義】
本案是江蘇省首例針對公共服務行業提起的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城市供水、供電、供氣等行業屬于具有公益屬性的公共事業,同時也屬于壟斷行業,當出現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不公平條款時,消費者個人往往難以維權。本案中,江蘇省消費者協會代表廣大消費者群體針對南京水務集團的不合理違約金條款提起民事訴訟,經過法院的組織協調,案件得以圓滿處理,維護了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促進了相關行業收費標準的規范化。本案是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施行后的一次實踐探索,對類案的處理和糾紛的解決具有引導示范意義。
五、顧某訴教育局重新劃分施教區案 【基本案情】
顧某出生于2008年10月13日,戶籍地為南京市建鄴區某住宅小區,系應于2015年9月入學的適齡兒童。南京市建鄴區教育局于2015年3月1日委托轄區內各小學對2015年入學的適齡兒童數量進行調查摸底;于同年5月20日召開建鄴區義務教育招生工作公眾參與研討會,由參會代表對《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意見征求稿》提出建議;于同年5月21日召開建鄴區義務教育招生工作專家論證會,由參會代表對上述文件提出建議;于同年5月25日召開辦公會議,專題研究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實施辦法;于同年5月26日作出《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實施辦法》,在附件中對2015年建鄴區公辦小學招生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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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及施教區進行了規定,并于當日將該辦法及附件上網公示。根據上述辦法,顧某戶籍所在地屬于南京市南湖第三小學施教區范圍。顧某對施教區劃分的行政行為不服,于2015年6月12日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撤銷建鄴區教育局的施教區劃分行為,并責令被告重新作出施教區劃分行政行為。
【裁判結果】
南京市建鄴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建少行初字第2號行政判決:駁回顧某的訴訟請求。顧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建鄴區教育局委托轄區內各小學對適齡兒童數量進行調查摸底后,根據建鄴區學校分布及適齡兒童數量、分布狀況劃分施教區,分別召開公眾參與研討會以及專家論證會,對本小學入學方案征求意見,并在作出《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實施辦法》后,將該辦法及附件上網公示,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本案被訴行政行為雖確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會造成部分適齡兒童未能被安排至離家最近的學校入學,但由于建鄴區目前教育資源不均衡、適齡兒童及學校分布不均勻、街區形狀不規則,因此“就近入學”本身并不意味著直線距離最近入學。本案被訴行政行為雖未能完全滿足上訴人的利益訴求,但其在盡可能滿足個體利益的前提下,綜合考量社會整體現狀,兼顧了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與個體利益的維護,符合行政權行使的基本價值取向。被訴行政行為對施教區的劃分符合建鄴區教育現狀,符合義務教育全員接納、教育公平、就近入學原則,不屬于法律規定的“明顯不當”情形。但同時,法院認為,被訴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尚有提升空間,被上訴人應盡可能在今后的施教區劃分工作中進一步完善程序,提升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據此,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6)蘇01行終139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顧某訴教育局重新劃分施教區案入選人民法院報評選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南京法院2016十大典型案件。本案所涉劃分施教區問題,因關系到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本案在裁判中正確把握行政訴訟合法性審查原則,提出“就近入學”不等于直線距離最近入學,而應綜合考慮學校分布以及適齡兒童、少年的數量和分布狀況;“廣泛聽取意見”的“廣泛”不一定及于每個相對人,行政機關有一定裁量空間。因此,本案中行政機關的行為并不構成明顯不當,法院依法不應予以撤銷。但同時,本案體現了人民法院對合理性存在瑕疵的行政行為的積極作為,文書說理中直接指出:“被訴行政行為雖具有合法性,且不構成明顯不當,但其合理性仍存在提升空間,行政機關應盡可能在今后的施教區劃分工作中進一步完善程序,提升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從而回應了社會各界對教育熱點問題的關切,推動了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對教育資源分配問題的再思考。
六、張愛民等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破壞環境資源案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間,被告人張愛民、李楠、王杰、王學義等十五人利用張愛民設立的“蘇州鷹隼交流群”、王學義設立的“西北鷹獵群”以及“西安鷹獵群”、“寵物石猴買賣交流群”等騰訊QQ、微信網絡交流平臺相互結識,并通過支付寶、微信、銀行轉賬等支付方式,采取長途客運車輛快遞運輸等手段將非法獵捕的野生動物予以出售或非法收購,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二級重點保護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金雕、獵隼、游隼、雀鷹、獼猴、網紋蟒等。
【裁判結果】
徐州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野生動物資源屬于國家所有,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具有較高的生態、經濟和科研價值。保護、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對于維護生態平衡、改善自然環境、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由于過度狩獵、棲息地喪失、黑市交易等,野生動物的滅絕速率呈逐步上升趨勢。案涉金雕、獵隼等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本身屬于生物鏈頂端的物種,且繁殖率低、數量稀少,極易受環境影響,如再亂捕濫獵、非法交易,更易使其瀕臨滅絕,導致生物鏈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樣性被破壞,進而破壞整個生態環境,因此更需刑事司法保護。行為人非法收購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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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使未予以出售獲利而是自行飼養,或者在非法運輸、出售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過程中沒有獲利,但其行為均侵害了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資源,應以犯罪論處。
根據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和犯罪情節,徐州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2016)蘇0302刑初189號刑事判決:被告人張愛民犯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被告人李楠犯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五千元;被告人王杰犯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對其他被告人亦處以相應刑罰。
一審宣判后,十五名被告人均未在法定上訴期間內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亦未抗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義】
本案是迄今查獲的全國最大網絡販賣野生動物案,涉及10個省級行政區23個地市。當前,隨著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不法分子愈發熱衷于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非法收藏、販賣與食用,同時,網絡平臺和物流業的發展無形中為犯罪分子打開了方便之門。野生動物走私已成為世界上僅次于毒品、軍火的非法貿易,嚴重威脅到自然生態平衡與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對此類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已刻不容緩。本案的審理被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今日說法》、《新華日報》、《法制日報》、《人民法院報》等全國30余家媒體報道,不僅有效提高了民眾的法治意識和環保意識,更彰顯了我國堅決打擊有關野生動物類犯罪、致力于維護生態平衡、保障國家生態穩定與安全的態度和決心。本案入選人民法院報評選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七、櫻花衛廚(中國)股份有限公司訴蘇州櫻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屠榮靈等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基本案情】
原告櫻花衛廚(中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櫻花衛廚公司)成立于1994年,營業范圍包括熱水器、燃氣灶、吸油煙機等的生產、銷售。
被告屠榮靈曾于2005年5月10日出資設立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并擔任法定代表人。2008年6月18日及7月29日,櫻花衛廚公司以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侵害其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為由,分別提起訴訟。兩案均經過一、二審,最終認定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判定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變更企業字號、賠償損失等。
2009年5月8日,被告屠榮靈與案外人共同投資設立蘇州櫻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州櫻花公司),2009年6月29日成立蘇州櫻花中山分公司,負責人屠榮靈;2011年6月2日,屠榮靈與案外人共同投資設立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其中屠榮靈均占股90%。
2009年12月7日,被告余良成與被告屠榮靈共同投資設立中山櫻花山水凈化電器設備有限公司,后該公司2012年10月被核準注銷。2011年12月1日,被告余良成與案外人共同投資設立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其中余良成占股90%。
被告屠榮靈、余良成成立的上述公司均從事廚房電器、燃氣用具等與櫻花衛廚公司相近的業務,不規范使用其注冊商標,使用與櫻花衛廚公司相近似的廣告宣傳語,導致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
【裁判結果】
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蘇州櫻花公司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被告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被告中山櫻花衛廚公司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上述公司均應依法承擔停止侵權、賠償損失、消除影響的民事責任;同時認為,原告櫻花衛廚公司的現有舉證并不能證明被告屠榮靈、余良成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的濫用各自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進而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情形,蘇州櫻花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以和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僅為屠榮靈、余良成實施涉案侵權行為載體的事實依據不足。據此,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蘇州櫻花公司停止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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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當競爭行為,賠償損失20萬元;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停止侵害商標權的行為,賠償損失30萬元;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停止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賠償損失50萬元;上述公司刊登聲明,消除影響。一審判決后,櫻花衛廚公司、蘇州櫻花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均提起上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蘇州櫻花公司等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屠榮靈作為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經有過侵犯櫻花衛廚公司知識產權的歷史,在法院判決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構成侵權的情況下,屠榮靈又相繼成立了蘇州櫻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其主觀惡意明顯。余良成作為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明知櫻花衛廚公司的“櫻花”系列注冊商標及與其自身注冊商標的區別。蘇州櫻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成立至今系以侵權經營為主業,屠榮靈與余良成應對此承擔相應責任。綜合上述分析,足以認定屠榮靈與余良成在明知櫻花衛廚公司“櫻花”系列注冊商標及商譽的情況下,通過控制上述公司實施侵權行為,其個人對全案侵權行為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與上述公司構成共同侵權,應對上述公司所實施的涉案侵權行為所產生的損害結果承擔連帶責任。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8日作出(2015)蘇知民終字第00179號判決,撤銷一審判決,改判蘇州櫻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有限公司、中山櫻花衛廚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將“櫻花”作為其企業字號;停止侵害櫻花衛廚公司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刊登聲明,消除影響;屠榮靈、余良成與上述公司連帶賠償櫻花衛廚公司經濟損失(包括合理費用)200萬元。
【典型意義】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重復侵權、惡意侵權糾紛,屠榮靈在前案判決后,陸續成立新的公司繼續實施侵權行為,公司成為其實施侵權行為的工具和載體。本案二審判決在判定蘇州櫻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有限公司、中山櫻花衛廚有限公司等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停止使用“櫻花”字號等的同時,結合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主觀惡意、公司股東構成及公司的侵權行為,最終認定屠榮靈、余良成與上述公司構成共同侵權,判令屠榮靈、余良成對公司的涉案侵權行為承擔連帶責任。本案的判決,充分體現了對重復侵權、惡意侵權加大懲治力度的司法裁判引導作用,對于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具有典型意義。
八、程春穎訴張濤、人保南京分公司網絡約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張濤為其所有的蘇AT9M32號轎車在被告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簡稱人保南京分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和保險金額為100萬的商業三者險,保險期間均自2015年3月28日起至2016年3月27日止。蘇AT9M32號轎車行駛證上的使用性質為“非營運”,保單上載明的使用性質為“家庭自用汽車”。
2015年7月28日,張濤通過打車軟件接到網約車訂單一份,遂根據訂單駕駛蘇AT9M32號轎車搭載網約車乘客,行駛至清水亭東路丁字路口右轉彎過程中,遇原告程春穎駕駛電動自行車直行通過該路口發生碰撞,致程春穎構成傷殘、車輛損壞,張濤負事故全部責任。后程春穎訴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張濤、人保南京分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裁判結果】
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保險合同是雙務合同,保險費與保險賠償金為對價關系,保險人依據投保人告知的情況,評估危險程度而決定是否承保以及收取多少保險費。保險合同訂立后,如果危險程度顯著增加,保險事故發生的概率超過了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對事故發生的合理預估,如果仍然按照之前保險合同的約定要求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對保險人顯失公平。基于此,我國保險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在合同有效期內,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的,被保險人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保險人可以按照合同約定增加保險費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險人未履行通知義務的,因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人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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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車輛保險領域中,保險公司根據被保險車輛的用途,將其分為家庭自用和營運車輛兩種,并設置了不同的保險費率。相較于家庭自用車輛,營運車輛的運行里程多,使用頻率高,發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自然更大,故營運車輛的保費接近家庭自用的兩倍。本案中,張濤將以家庭自用名義投保的車輛用于網約車營運活動,使被保險車輛危險程度顯著增加,其依法應當及時通知人保南京分公司。因張濤未履行通知義務,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業三者險內不負賠償責任。據此,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蘇0115民初5756號民事判決:原告程春穎因本次交通事故產生各項損失合計279236.34元,由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在交強險責任限額內賠償120000元,由被告張濤賠償159236.34元。判決后,雙方均未上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義】
網約車滿足了社會公眾多樣化出行需求,但由于尚處起步階段,相關配套制度并未健全,網約車參與人的權利義務缺乏清晰界定,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行業的健康發展。本案中,人民法院在現有法律框架內積極探索糾紛解決方案,對交強險和商業三者險進行區分處理,并認定由于以家庭自用名義投保的車輛從事網約車載客活動增加了車輛的風險,被保險人應當及時通知保險公司,被保險人未通知的,因載客活動發生的交通事故,保險公司在商業三者險內不負賠償責任。該裁判規則基于對各方合法權益的平等保護,體現了對保險法基本原則的貫徹,對于規范網約車保險行為、促進網約車行業和保險業的健康持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九、全朝暉、韋軍等九人販賣、運輸毒品、非法持有槍支案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15日,被告人全朝暉和被告人韋軍電話聯系販賣毒品事宜后,全朝暉指使被告人方剛橋及陳新華(另案處理)駕車攜帶毒品從廣州市出發赴寧與韋軍進行毒品交易。抵寧后,方剛橋將約5千克冰毒和469顆麻古交予韋軍。韋軍指使被告人朱靳將上述毒品向陳兵(另案處理)及被告人楊聯合、陳雪、劉金城等人販賣后,又指使朱靳先后向全朝暉提供的銀行賬戶匯付毒資共計人民幣66萬元。
2013年8月3日,全朝暉與韋軍再次商議販毒事宜后,全朝暉與方剛橋、陳新華一同駕車攜帶毒品從廣州市出發赴寧,途徑江西撫州時,全朝暉下車留宿撫州,并安排方、陳二人繼續駕車來寧。8月4日,方、陳二人抵寧后將毒品交給受韋軍指使前來取貨的朱靳,后朱靳攜帶毒品至其暫住處附近時被公安機關抓獲,當場查獲毒品甲基苯丙胺5988.25克、氯胺酮823.36克,甲基苯丙胺含量均在85%以上。偵查人員從朱靳暫住處另查獲海洛因1.577克、氯胺酮38.948克,并查獲韋軍于2013年6月以來藏匿于該暫住處的手槍2支、獵槍1支、子彈11發,經鑒定,上述槍支均具有致傷力。當日,韋軍在其住處小區內被公安機關抓獲。8月5日,全朝暉在江西省撫州市環城南路附近被公安機關抓獲。
本案中,韋軍以販賣為目的共向全朝暉購買甲基苯丙胺約10988.25克、麻古469顆、氯胺酮823.36克。其中,韋軍指使朱靳向陳兵販賣甲基苯丙胺約500克、麻古200顆;韋軍指使朱靳四次共計向楊聯合販賣甲基苯丙胺1027克、麻古200顆,楊聯合向白云容(案外人)販賣甲基苯丙胺約6克;韋軍指使朱靳四次向陳雪販賣甲基苯丙胺925克,陳雪將其中約500克甲基苯丙胺販賣給被告人王毓彬,王毓彬向羊磊(另案處理)販賣甲基苯丙胺約12克并被公安機關抓獲;韋軍指使朱靳三次向劉金城販賣甲基苯丙胺1250克,劉金城將其中500克甲基苯丙胺販賣給被告人楊國華。
【裁判結果】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2014)寧刑初字第38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全朝暉犯販賣、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韋軍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非法持有槍支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方剛橋犯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朱靳、楊聯合、陳雪、劉金城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楊國華犯販賣、運輸毒品罪,判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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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王毓彬犯販賣毒品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一審宣判后,九名被告人均提出上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上訴人全朝暉、楊國華違反國家毒品管理法規,向他人販賣、運輸毒品,其行為已構成販賣、運輸毒品罪;上訴人方剛橋明知是毒品而運輸,其行為已構成運輸毒品罪;上訴人韋軍、朱靳、楊聯合、陳雪、劉金城、王毓彬違反國家毒品管理法規,向他人販賣毒品,其行為均已構成販賣毒品罪;上訴人韋軍、朱靳違反槍支管理規定,非法持有槍支,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持有槍支罪。上訴人韋軍、朱靳犯數罪,依法應數罪并罰。全朝暉指使方剛橋運輸毒品,韋軍指使朱靳向他人販賣毒品、非法持有槍支,均系共同犯罪。方剛橋、韋軍、劉金城、王毓彬、楊國華均曾因故意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在刑罰執行完畢后五年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系累犯,依法應從重處罰。劉金城、王毓彬曾分別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販賣毒品罪被判過刑,又犯販賣毒品罪,楊國華曾因販賣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判,又犯販賣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均系毒品再犯,依法應從重處罰。朱靳、楊聯合、王毓彬歸案后對部分事實如實供述,均構成坦白,均可從輕處罰。原審判決對九名上訴人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蘇刑一終字第00096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近年來,我省毒品犯罪持續高發蔓延,案件數量急劇增長,毒品犯罪態勢極為嚴峻。與此同時,毒品犯罪日趨隱蔽化、集團化、智能化,犯罪手段不斷翻新,犯罪分子為了逃避打擊,不斷提高反偵察意識和措施,給毒品犯罪案件的證據收集和審理提出了很多難題。本案中,被告人全朝暉、韋軍在涉案毒品犯罪團伙中分別處于第一、二層級,二人均是零口供,且涉案毒品交易方式多采取安排馬仔取貨、存貨、送貨,從而實現二人與毒品的“人貨分離”,因此,如何通過口供之外的其他證據,特別是一些重要的客觀證據形成證據鎖鏈對于定案十分關鍵。經法院審理查明,雖然被告人全朝暉、韋軍對于犯罪事實均不供認,但是通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證人證言、手機通話資料、聲紋鑒定、銀行轉賬記錄、記賬本等一系列客觀證據形成的鎖鏈,足以鎖定二人的犯罪事實。本案涉案毒品數量大、層級多、分工明確,在南京地區形成了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販毒脈絡,且顯現出“槍毒合一”的特征,社會危害性極大,最終判處兩名被告人死刑、六名被告人死緩、一名被告人無期徒刑,對于嚴厲打擊和預防毒品犯罪具有重要意義。
十、如皋市金屬冷拉型材有限公司訴如城街道辦事處、如城街道宏壩居委會等房屋拆除行政強制案 【基本案情】
2003年9月18日,如皋市金屬冷拉型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冷拉型材公司)與如城街道宏壩社區居民委員會(以下簡稱宏壩居委會)簽訂《土地租賃協議》,土地租賃期限自2003年10月起算至2021年10月止。2011年8月20日,冷拉型材公司的房屋被強制拆除。冷拉型材公司主張,涉案房屋系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如城街道辦事處共同拆除,遂訴至法院,要求確認三被告共同拆除涉案房屋的行為違法;宏壩居委會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裁判結果】
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通中行初字第00073號行政判決,確認如城街道辦事處拆除冷拉型材公司房屋的行為違法,駁回冷拉型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一審判決后,冷拉型材公司、如城街道辦事處、宏壩居委會均提起上訴。冷拉型材公司主張涉案房屋系三被告共同拆除;如城街道辦事處主張其未拆除涉案房屋;宏壩居委會主張涉案房屋系由其拆除而非如城街道辦事處拆除。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本案一審庭審中,冷拉型材公司申請證人出庭作證,該證人證言證明,房屋拆除現場有如城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冷拉型材公司提供的房屋拆除視頻資料證明,房屋拆除現場有多名如城街道辦事處的城管人員;冷拉型材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的《證人出庭作證申請書》亦主張,錢德圣(案外人)曾經受如城街道辦事處某領導的指派參與強拆前后與上訴人原法定代表人的談判。據此,冷拉型材公司已完成初步舉證責任,在如城街道辦事處無相反證據予以反駁的情況下,一審法院認定如城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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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辦事處強拆房屋正確。同時,冷拉型材公司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強制拆除其房屋,故冷拉型材公司主張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強制拆除其房屋無事實依據。第三人宏壩居委會并無賠償能力,且與涉案土地開發無關,其主張涉案房屋系其組織人員拆除不符合常理,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的情況下,法院對其主張不予采信。由于涉案房屋被強拆前未給予冷拉型材公司補償安置,如城街道辦事處亦未提供強拆涉案房屋的法律依據,一審法院判決確認如城街道辦事處拆除涉案房屋行為違法并無不當。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蘇行終387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行政機關拆除房屋均應依法拆除。實踐中,在難以達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情況下,違法強拆的情況時有發生。行政機關拆除房屋時,往往并不通知所有權人到達現場,導致權利人在行政訴訟中對于確定強拆主體的舉證發生困難。本案裁判明確,在房屋所有權人提供了行政機關實施強拆的初步證據,而行政機關不能提供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應當推定權利人關于強拆主體的主張成立,避免出現權利人房屋被拆除后行政機關推諉承擔責任的局面。該裁判標準對于規范行政機關依法強拆行為、促進法治政府建設具有重要積極意義。
來源: http: www.tmdps.cn kx19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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