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浙江高利貸調查：銀行資金違規入市搶食高利息

浙江高利貸調查：銀行資金違規入市搶食高利息

花姐脫掉破了小洞的黑色長筒絲襪，將它像一截蛇皮一般扔到垃圾筒上。

“你想問什么？我投錢的方向，還是月息、年息？”8月24日，在溫州五馬路一家銀行門口，民間借貸業者花姐對本報記者說。最近貨幣政策持續收緊，每個月底資金都非常緊張，30萬以內的小單子，她都推掉不做了。

這位鼎盛時期放貸高達4個多億的溫州女人抱怨稱，“大銀行違規放貸，搞壞了民間金融的市場環境”。

“錢荒”危機

浙江鹿邦羊絨制品有限公司總經理葉松海苦笑不已。由于銀根收緊，急需擴大生產規模的他告貸無門，欲哭無淚。

“現在銀行卡得很緊，中小企業通過民間借貸來墊資還款的現象快速蔓延。”中國工商銀行臺州分行個人金融業務部經理馮新宇說，該行要求對個人放貸一般不超過200萬元，而對一些中小企業借貸規模在緊縮，放貸前要嚴格審核。現在到期貸款客戶最關心的不是貸款價格，而是什么時候能轉貸下來。

“中小企業面臨的生存壓力，比2008年還復雜，最突出的就是‘錢荒’危機。”浙江富潤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指出，與去年同期相比，除基準利率提高1個百分點外，利率普遍提高10%~20%，對中小企業上浮幅度達40%~50%，使得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驟增。

“缺錢”，在浙江民企中有一定的普遍性。據浙江省統計局調查，在全省230多萬家大中小企業中，僅有20余萬家獲得了銀行貸款，覆蓋率不足10%。

而全國工商聯剛剛對17個省市中小企業的大調研結果顯示，過去三年中，有90%以上的受訪民營中小企業無法獲得銀行貸款，小型企業選擇民間借貸的高達67.8%，中型企業為48.3%。

“金融危機之后，浙江省民間借貸規模總量逐漸擴大”。浙江省民間融資研究報告顯示，2010年浙江省民間融資規模超過1.5萬億元。而2008年到2010年，浙江省一個地級市非法集資案件就發生61起，涉案金額18.3億元。

正規渠道的告借無門，導致民間借貸的畸形繁榮。7月21日，人行溫州中心支行發布《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大約89%的家庭個人和59%的企業參與了民間借貸。7月份，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年利率水平為24.4%，月息為4%至6%，年化收益最低可達48%，扣除資金閑置、壞賬和成本，此回報率仍遠遠高于大多數實業企業。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調查，溫州典當行3個月以上的長期借貸月利率從去年的2.2分（約合年利率26%）漲到3分（36%），而短期借貸已普遍超過8分（96%）。

“高利貸嚴重影響了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周德文憂心忡忡地表示，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如果外部環境得不到改善，今年下半年，國內存量中小企業中的40%將會半停產、停產甚至倒閉。

食利“蟻族”

“我越做膽子越小！”花姐對本報記者說，兩年前上億的錢放出去，她手上都很少有借條，如今超過10萬都必須收抵押了。

花姐早年靠印刷作業本起家，后來在南方某地注冊了表鏈廠、汽配廠和外貿公司等實體企業。經過多年經營，結交了5家銀行營業部經理，“投資”業務鼎盛時期每年的銀行授信超過三千萬元。而通過轉按揭、二次抵押等一系列操作，其高利貸總量可以做到4個億。

而作為回報，除傭金及節慶禮金外，花姐必須協助銀行攬儲和轉貸業務。但有些銀行業務員自己也做“投資”，這種“惡性競爭”影響到了花姐的“正常經營”。

最近，花姐就碰到了一起“惡意騙貸”事件。今年6月份，公務員許某帶著一套排屋的房產三證來借錢，用于支付轉按揭貸款，該房產已有600萬的銀行貸款，但按照貸款銀行評估報告其價格為1100萬元。花姐認為這套房的“凈資產”有500萬元，就決定借130萬元，借期30天、日息3‰。扣除利息11.7萬元，許某獲得了118.3萬元現金。

花姐說，按照行規，民間借貸人放款都以個人名義訂立借據，走個人賬戶或現金交易，而且利息會提前扣除。這樣不僅可以避稅，也有利于在糾紛中占據主動地位。

就在一個月后，許某表示無力還錢。花姐趕去實地調查發現，這套排屋因嚴重質量問題，市價只有750萬元，遠遠低于銀行評估的1100萬元。如果處理房產，她首先要還上銀行的600萬貸款，若再加各類交易稅費，這筆買賣必虧無疑。無奈之下，花姐將對方告上了法院。

“我敢肯定，那家做評估的銀行跟許某串通一氣，‘黑’了我的錢！”花姐很氣憤。當然，花姐也有自己的“金主”。去年，她曾為鄰省一家內衣廠老板馬先生牽線，以一套住宅抵押獲得某銀行70萬元貸款。銀行事先將抵押房產按9折評估，再按7折放貸款，誰料到期后還是成了“死單”。“這個單子跟我沒有任何關系，我只收了馬先生幾萬元勞務費。”花姐說，因為擔心“死單”影響她跟銀行往來，她被迫為馬先生墊資8天，后通過當地某夜總會大哥成功追債。

類似民間借貸債務糾紛，充斥包括個人、民企、租賃公司、典當行、寄售商投資公司及擔保公司在內的各個環節。

溫州市中院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多出474件；總標的額高達9.3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億元。

浙江光正大律師事務所金融領域案件律師林達認為，大多案例背后都攪合著銀行資金。尤其案件標的超過1000萬的案例，基本不會例外。

問責“黑金通道”

在高利貸金字塔的頂端，那些違規入市的銀行資金閃耀著冰冷的光芒。

溫州大學教授馬津龍對本報透露，他有一位做農業高科技的朋友，從銀行獲得3個億的授信，但是眼下并不需要這么多資金。這位老板算了一筆賬：從銀行貸出來一個億，5000萬用于企業發展，再將5000萬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萬的利息。

“我從銀行總共貸了一個億，付給銀行才600萬利息，凈賺息差1900萬。”這位老板表示。

而溫州永嘉某鞋革生產商同樣沒閑著。他牽頭多家當地企業設立某擔保公司，各股東單位從銀行獲得貸款，向擔保公司注資規模超過10億元。這個“現金池”不僅向股東及關聯企業借款，也對外放貸。

據人民銀行溫州支行的工業監測企業景氣調查顯示，二季度資金周轉狀況指數35.72，較上季大幅回落9.52個百分點；銀行貨款回籠能力指數30.96，較上季回落4.76個百分點；企業應收賬款與銷售產值的比重，同比提高10.8個百分點。

“這表明銷售收入并未轉變為當前的現金流，企業資金周轉速度趨于放慢。”人行人士分析認為，企業的經營意愿在降低。

有跡象表明，浙江民間借貸市場還有較多變通操作手法和“合法”收入來源。例如，銀行從中小企業貸款中所獲得的不僅是上浮的利息收入。在一些地方，如果企業貸款500萬元，銀行會“扣押”100萬元作為“存款”，還會向貸款企業搭售基金、收取咨詢費等。因此，一年期貸款綜合融資成本普遍達12.3%左右，高的甚至超過15%。而在紹興，則出現了一種類似傳銷的“轉貸”業務——當地的資金中介會雇傭人員走村串巷，以2%的額外收益攬儲，再經過2.5%~4%的價格層層轉賣到最上層的大莊家，匯總存放至溫州、臺州等地的指定銀行。

知情者介紹，存款人的資金存到異地正規銀行，沒有任何風險；貸款人只需額外支付這部分資金的利息4%左右，即可獲得授信套出資金再放貸；而資金中介也能獲得大致1%的收益。

“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不是主流。”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坦言，因為銀行資金便宜，國家基準利率和民間借貸之間存在利差，在利益驅動之下，企業會拿出一部分資金以高利放給那些得不到銀行資金的中小企業。

而放貸者勾結銀行員工的案件也不鮮見。

今年7月22日，一起由“高息攬儲”引發的特大詐騙案在杭州市中級法院開庭。據了解，一個叫李陽的中間人勾結光大銀行內部人員，將多名儲戶的4000多萬巨額存款騙入地下高利貸市場。

據了解，在李陽之前同案的9名被告人（其中有兩名銀行工作人員和另兩名在銀行上過班的被告人）已被法院認定詐騙罪，并判刑。

無獨有偶，8月初，中信銀行樂清柳市支行一位姓高的客戶經理神秘失蹤，她被曝挪借客戶7000萬左右放高利貸。

“民間借貸已累藏著巨大的風險，應引起政府高度的關注。”被譽為溫州民企守夜人的周德文認為，溫州經濟不會崩盤，但民間資金投向值得重視。他建議中央應適度放松貨幣政策，對中小企業貸款給予更多的支持，并建立民間借貸法規制度，讓民間借貸走向規范化。（21世紀經濟報道）

銀行資金借道國企流入高利貸 擔保公司就地坐

莊

2011年08月12日22:58華夏時報吳麗華 林曉我要評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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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東東營市河口區的一位銀行業人士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近期當地正在開展抵制高利轉貸違法行為的相關工作。

所謂高利轉貸，是指企業從銀行貸出資金后，由于未能立即投入使用而使其成為閑置資金，為了減少利息損失并獲取一定利益，這些企業將貸款所得資金借予他人，并收取高額利息。

貨幣政策一緊再緊之下，民間借貸成本不斷提高，達到年率40%、50%甚至超過100%。與此同時，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利率只有6.31%。高額利差之下，企業貸款投資遠不如高利貸市場回報率高。

該區銀行業人士告訴記者，許多地區都存在高利轉貸這種情況。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信用好，容易得到貸款，而且成本也低，這些貸款他們用不了，就可能轉貸出去。

最近一份在業內流傳但未經確認的銀行業監管高層的講話稿顯示，監管部門已經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檢查這種違法行為。

這份講話稿明確提出，由于信貸需求旺盛，一些地區擔保公司、投資公司、咨詢公司紛紛轉行從事高利貸業務，而放貸的資金很大一部分來自銀行，是銀行給大型企業的貸款。

高利貸利益鏈

在民間借貸市場發達的浙江，很容易找到銀行資金流入高利貸行業的例證。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就表示，在當地的民間借貸市場，確實存在擔保公司或者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以更高的利息轉借給需要資金的民營企業。

記者了解到的一個真實的案例則是，一家農業高科技企業資信狀況良好，從銀行獲得3個億的授信，但是企業眼下并不需要這么多資金。

于是企業的老板算了一筆賬：從銀行貸出來一個億，5000萬用于企業發展，再將5000萬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萬的利息。“我從銀行總共貸了一個億，付給銀行才600萬利息，光利息我就賺了1900萬。”這位老板表示。

事實上，不少融資能力強的企業確實就是這么干的。周德文則表示，在浙江的民營企業中這應該不是主流，因為民營企業本身很難得到貸款，他們更愿意投資實業，而國有企業更容易獲得貸款。普遍的情況是，民營企業通過民間借貸方式高價獲得國有企業從銀行借來的低成本貸款。

在商業銀行、國有企業、擔保公司和中小企業的融資鏈條中，市場的譴責都直指國有企業和咨詢、擔保公司。

變味的擔保公司

一邊是不斷收緊的貨幣政策，另一邊是中小企業對資金的饑渴，這使得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非理性上漲。

“銀根收緊的時候，銀行貸款首先滿足政府的項目需求和大企業需求，被擠壓的是小企業，這是肯定的。因為政府的項目是壓不下來的，而貸給大企業的成本和風險都遠比中小企業的低。”溫州市金融辦的一位負責人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銀行為了降低風險，不直接放款給個人，而是要求借款人找擔保公司做擔保，擔保公司從中收取相應的服務費用。這個鏈條看起來很正常，然而記者在調查中卻發現，很多擔保公司看中的不是一點服務費，而是直接取代銀行放起了貸款，不同的是一些擔保公司放的根本就是高利貸。

記者以借款名義聯系了北京的多家擔保公司，服務人員無一例外地建議記者直接向擔保公司借款。北京某擔保公司員工甚至直接表示，其實公司變相地放高利貸。

按照國家相關行業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而此類擔保公司放貸利率為銀行的十倍，甚至幾十倍。

中國投資擔保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馬占春說，在高額利益的驅動下，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擔保公司經常出現違規操作的情況，收取高額的利息是他們的主要業務。很多中小企業需要短時間內周轉資金，也是迫于無奈，擔保公司已經不是金融媒介，而是高利貸者。

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擔保公司的資金來源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是民間的集資，包括從企業實體經濟里轉移過來的資金、社會的閑散資金等；二是通過各種方式渠道從銀行流出來的資金。但是接受采訪的不少人士認為，民間資本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的民間借貸資金是從銀行流出來的。而利用銀行的管理漏洞和虛構項目是銀行資金流入民間高利貸市場的主要渠道。

“幾乎所有稍成規模的擔保公司都有銀行力量的介入，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銀行不介入，這一切無法做到。”浙江一位擔保行業人士告訴記者。

據了解，在江浙一帶甚至出現了代辦擔保公司營業執照的業務。注冊資金1000萬的擔保公司，一個月就可以辦下來，手續費只要10萬元。業內人士則告訴記者，這些違規辦下來的擔保公司，根本不接普通的擔保業務，而是私下通過在銀行的人脈關系及社會資源，低息向銀行拿錢，再高息放給資金需求者，也就是金融市場 里搬運資金的“二道販子”。

誰制造了高利貸

民間借貸利息不斷提高，浙江一些地區年利率達到180%甚至更高。按照價值規律，供求決定價格，更通俗地講，什么貴一般什么東西一定缺。

但是在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燕生看來，實際上銀行的錢并不貴，一年期貸款利率只有6.31%，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錢也不貴，最高也就是25%。民間的錢之所以這么貴，是因為現在的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對于民間借貸活動的滿足程度很低，需要的人得不到這些錢，所以就要付出更高的價格。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黃益平則表示，這實際上是借貸雙方都有一個官方系統的利率扭曲的問題。

扭曲的結果則是占有更多資源、規模更大的國有企業和具有更多關系和運作手段的擔保公司能夠更容易獲得銀行的低息貸款，而真正缺錢的中小企業只能以更高的成本獲得資金。

一位監管高層就曾經在一次內部研討會上表示，由于中國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存在著內外有別、政府與企業有別、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有別、中央國企與地方國企有別、大小企業有別，這就存在一定的“信用配額”。政府都把資金分配給了央企和地方政府，國有銀行把大量貸款給了央企。但是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或者信貸方面的行政收縮，只是極大地加劇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于是，在中小企融資難極大加劇之時，手握資金的體制內企業高利轉貸便很好理解。本報記者拿到的一份中國人民銀行長春中心支行調查報告就顯示，企業存在“貸而未用”現象，潛藏一定風險，值得密切關注。報告顯示，2009年全年，長春市10家金融機構累計發放企業貸款比上年增加479億元，增長54.6%。其中貸而未用貸款比上年增加126.3億元，增長了836.4%。占當年累計發放企業貸款的10.4%。2010年1-2月份，貸而未用貸款20.1億元，占當年累計發放企業貸款的9%以上。“貸而未用”貸款中大中型企業最多，在規模上屬于大型企業的占67%，中型企業的占7%，國有銀行“貸而未用”貸款最多占86%。

“國有大型企業信貸資金閑置，中小企業嗷嗷待哺，而相對于銀行存款利息，民間借貸資金高出好幾倍，這些閑置資金借給中小企業一些，不但盤活了資金，而且拯救了中小企業，國有大型企業還可以從中獲取不菲的收入，何樂而不為呢？”一位證券公司的人士這樣調侃地說。

張燕生表示，實際上在中國經濟中并不缺錢，缺的是分配到最有效、最合理地方的市場、機構和產品，說到底就是目前的金融市場、金融體系和金融產品的發展存在問題，嚴重扭曲。

發改委投資研究所原所長張漢亞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則指出，其實他更傾向于加息而不是提高存款準備金來緊縮貨幣，因為提存造成資金緊缺，實際上已經變相提高了市場的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