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劉浩鋒致茅于軾老先生的學術公開信

劉浩鋒致茅于軾老先生的學術公開信

西方文化為何傾倒

中華文化為何復興

——《中國改革究竟選擇什么樣的道路》

（二）（2013年8月18日）

關鍵詞：人性本源 擇優(yōu)不優(yōu) 利己主義悖論 率極均衡

摘要：本文論證了西方文化基礎價值的失衡，以及它的宗教原理認識的荒謬，指出了人性本源于大圓滿的神性、至善之性。同時揭示了西方文化自性危機所在。在此基礎上，作者揭示了經濟學家茅于軾老先生的擇優(yōu)不優(yōu)悖論與利己主義悖論，為他們制造社會兩極分化的困境提出了經濟學新路徑，提出了“效率極致傾向公平”的“率極均衡”原理。這一原理為建設特色社會主義共富社會提供了經濟學與數理哲學基礎。

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老先生曾是我十五年前在天則所從事基層民主與公民自治研究的同事，交往較多。當年我局限于西方自由主義學說身處右派陣營，血性所在，悍然舉民主旗幟沖鋒在前，不幸折戟受折。危難之時，茅先生不僅解囊襄助，還仗義國際呼吁，更甚給我禁中寄書，我很尊敬之。艱難如鐵的十多年過去了，作為民間肇始的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第三任主席，我有幸從中華文化“天道”真義中撥云見日，運用“球容積圓面積最大”普遍數學原理證明了太極圖模型展現的“天道真理”，創(chuàng)建了接納矛盾、徹底兼容形式邏輯系統、與復雜性系統同構的天道辯證邏輯工具，破除了西方文化中心陷入價值虛無主義的迷障，悍然實現了數學、邏輯學、政治、經濟、藝術、心理、歷史、星體、宗教等形而上認識領域的大綜合大突破大還原大轉向。自然，完整的文化自覺直接導致我的政治道路大轉折，遂毅然解散退出了中國民主黨極右組織，邁向一條避免資本主義邪路與僵硬不化老路、符合科學發(fā)展締造和諧社會、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特色社會主義新路。

我在苦難中獲得個體的深切文化覺醒與明心見性。為此，我有責任與義務向我所尊敬的老同事、茅老，以及那段歲月里的朋友們呈現我的部分學術研究成果，從大本大源闡釋五大問題，以供大家深思。

一、人性本源是大圓滿：理解西方文化自性危機為何周期悖論與周期分化 什么是西方文化自性危機？簡而言之，是指形成西方文化周期悖論與不斷分化，對自身不斷解構顛覆動搖，陷入后現代價值虛無主義與文化形式細片化的根由。形成西方文化自性危機的根由，是因為假設基礎上的、局部有效的、線性不完備的、周期悖論的形式邏輯思維失衡所致，以及由此形成的價值失衡。如私惡的人性假設、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利己主義理性人假設。而糾錯這一弊病，正是有賴中華文化復興返本開新，運用符合天道的新方法論與辯證邏輯分析工具，綜合新的科學發(fā)現論證才能完成。

對基礎性問題實事求是的科學梳理，是澄清人類文化迷障的關鍵突破。澄清還原人性本源，是解決整個東西方文化大融合，與世界文化藝術大復興的基礎性問題。中國文化認為，天道陰陽化生天地萬物；中世紀“鄧斯各脫定理”從邏輯上反證了陰陽化生天地萬物。假設形式系統允許矛盾的存在，那么，矛盾可以推理出宇宙一切。而中國人民大學邏輯學博導趙總寬教授的辯證邏輯公理系統則給予了正面證明?，F代物理學證明了，一切正反物質相遇湮滅為光，消失為0；如果正數負數代表陰陽，那么，一切正數負數相加為0；宇宙消亡的時候就是一切歸零的時候。這證明，人性的終極本源是大圓滿的神性。它的數學表達是0?！杜f約圣經》創(chuàng)世記記載，亞當夏娃違背上帝命令，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被逐出伊甸園，成為“原罪”的由來，但在吃果子被逐出伊甸園之前的狀態(tài)是神性。基督的拯救之道，是在人類經歷流放懲戒中，喚醒神性覺醒，積極行善博愛，最后在末日審判得以重返天堂獲得永生。西方對人性的假設恰恰在逐出之后的認定，而非尋求終極本源，這樣為西方私惡假設、理性人假設的叢林秩序與對外擴張?zhí)峁┝俗诮膛c哲學基礎。東方佛學認為，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也終將成佛，說明了人的終極本性是大圓滿的佛性神性。這與《圣經》啟示錄22:13言的思想完全一致?！拔沂前⒗?、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終?！?因此，人性的終極本源是神性光明性大圓滿性獲得耶學與佛學以及數學與物理的共同確立。西方但凡悖逆《圣經》精神、在私惡假設失衡價值基礎上的文化大廈自此傾倒矣。

形式邏輯思維的優(yōu)點在于描述運動瞬間、局部真相，使之精致化與相對精準。它的缺陷在于不能解決“無窮與整體”的問題。西方文化虛擬的邏輯基礎在于，恰恰是因為忽略了它的假設前提與論域的限定，與客觀事物真相并不完全吻合。它的悖論在于形式邏輯推理同時也隱含著非線性的辯證運動。恰如道路做直線延伸最后卻繞地球一周。（參見劉浩鋒著：《和學——中國文化傳承與開新》，九州出版社，2013年7月，P324）它對人性私惡與理性人價值假設、個人利益至上的利己主義假設都是失衡的，看見局部不完整真相而忽略了整體真相。失衡的邏輯推理，導致了數學不完備性與周期的邏輯悖論，形成了對事物不斷解構、不斷分化離散的趨勢，引發(fā)數學危機、邏輯危機、科學危機、心靈危機；失衡的價值設定本質是為缺德行為合理化，它導致自由交易過程中，資源配置的失衡，出現狼群對羊群的吞噬、強勢對弱勢的主宰，社會財富總是周期陷入兩極分化，政治陷入惡斗互損周期更替循環(huán)，引發(fā)整體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文化危機心靈危機。微觀層面的這種線性失衡結構的運行導致周期悖論，就會通過累積效應構成宏觀周期分化的基礎。以致，如今陷入21世紀后現代價值虛無主義與文化形式細片化的深淵。因此，它需要與復雜性系統同構、普遍有效的、圓滿完備、動態(tài)均衡的天道辯證邏輯工具對之駕馭才能做到“降魔成佛”的圓滿功效。由此可知，西方文化發(fā)展加速了器物文明制度文明演進，但它進入大分化的極致之時，必然有賴中華文化復興運用辯證邏輯給予拓展提升，從價值虛無主義與文化形式細片化的肥沃土壤中，通過辯證邏輯新的思維方式還原統一起來，成長為比以往更具合理成熟的21世紀新文明形式。二

天道蘊含的數學真理與兩個三十年“雙腿法則”：為何周期均論與動態(tài)均衡

天道的模型是太極圖，它同時也是宇宙運行結構圖。形式邏輯排斥矛盾追求協調一致，最后總是陷入悖論，當論域為整個宇宙時，恰恰在宇宙形成了悖論狀態(tài)。這個推理證明太極圖表達的正是宇宙運行的結構。不僅如此，太極圖還蘊含了無需假設成立的普遍有效的真理的數學形式“球容積圓面積最大”，指出了萬事萬物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的互根轉化，包括靜中含動、動中含靜，辯證邏輯包含形式邏輯、形式邏輯隱含辯證邏輯等普遍關系。形式邏輯相當于初等數學，只能反映不同層面相對靜止事物的關系揭示局部真相；辯證邏輯相當于高等數學，反映動態(tài)事物的關系揭示整體真相。形式邏輯系統中的邏輯矛盾是一種對立割裂不能統一的悖論，形成大起大落、對外擴張的惡性循環(huán)運動軌跡，它解釋了為何西方有著對外地理殖民與市場擴張、文化殖民的心理沖動與歷史的現實的社會現象；差異性構成了辯證矛盾，它是此岸世界普遍性存在的，實現差異性的互補、避免兩極分化、整體動態(tài)均衡的良性循環(huán)運動軌跡，才是締造共生共榮共享共贏的和諧社會之道，它解釋了中國傳統社會為何有著對外部世界的兼容并蓄、樂善好施、維護內外系統平穩(wěn)、內圣外王的心理與歷史的現實的社會現象。

太極圖模型展示的陰陽互補結構，揭示了陰陽一體為根本，陰陽對立為形式。要實現整體利益最大化的科學發(fā)展模式，就要在陰陽對立中，維護陰陽互補的圓滿結構，否則，就會出現獨陰不生孤陽不長的短命現象。在邏輯層面，即是辯證邏輯的表達，在價值層面即是利人利己均衡之道的均論，微觀層面的這種圓滿結構的運行，就會構成宏觀動態(tài)均衡運行的基礎。恰如人體走路，要兩條腿互補協調行動，才能避免金雞獨立的危局。陰陽均衡才能高速運行。陰陽失衡，就會病態(tài)不可持續(xù)。無論自然與社會乃及生命體都是如此。左腿邁向極致，就要邁出右腿，社會才能螺旋型上升運動，而不是左腿邁向極致，就要砍掉左腿只保留右腿，或者，右腿邁向極致就砍掉右腿，保留左腿。正確的應是，右腿邁向極致，要保護右腿，捧出左腿，這樣運動就會良性均衡，系統就會穩(wěn)定，生命就會強勁。這個原理不妨稱為“雙腿法則”。這解釋了為何習總書記強調，不能用改革開放三十年否定改革前三十年的緣由，也不能用改革前三十年否定改革后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科學發(fā)展之路就是，不能靠打倒左來維護右，或者打倒右來維護左，而是要保護左來捧出右，或者保護右來捧出左。一些人恰恰是利用改革開放前后三十年來互相否定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達到分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瓦解共產黨執(zhí)政的目的，就是邏輯思維上幼稚落后的表現。國家建設要根據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及時邁動左腿或右腿，才能建設平穩(wěn)和諧增益的國家運行秩序，實現黨國人民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從天道的層面掌握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才能摘除非此即彼的西方形式邏輯思維套在中國人民頭上的繩索，擺脫西方文化殖民對中國朝野的心識牽制。就社會資源配置而言，如果中國改革差異化拉大出現兩極分化的極致，那么就需要保護資產階級右腿，同時邁出左腿（如重慶模式）捧出勞工階層擴大社會整體的公平正義實現共富。就企業(yè)管理而言，早期企業(yè)要尋求自身發(fā)展，需要獨善其身以“效率至上”，凝聚勞資意志，合力實現企業(yè)壯大；效率至上必然導致企業(yè)財富的兩極分化，如果不及時調整，每個企業(yè)財富失衡配置的累積效應會導致整個市場產出與市場消費的失衡引發(fā)生產相對過剩、財富分配失衡的經濟危機。此時，企業(yè)富有后就應該邁出左腿，需要兼濟天下以“公平至上”，帶動勞工實現共富。當市場產出與消費大抵均衡之時，又應該及時調整，適當擴大差異。如此協調運行才是符合“陰陽互補均衡之道”。

就企業(yè)改革而言，既要保護資本家在企業(yè)中的中堅位置，也要讓渡股權，或通過政府收購轉讓給勞工，建設一個產權合理差異、整體均衡互補的圓滿結構。還可以“企優(yōu)則仕”。年產值與稅收等指標超一定額度，公益德行超過一定規(guī)模次數，企業(yè)家愿意為社會捐獻企業(yè)產權的，可以獲得公職。中國畸形的“房市腫瘤”而言，若要避免房價虛高與市場消費脫節(jié)形成的兩極分化引發(fā)經濟危機，政府需要保護房市就必須啟動左腿，通過針對性征收房產稅、財政稀釋利益傾斜一般民眾政府給民眾義務或半義務造房，發(fā)動集體集資建房等方式，讓民眾享受經濟發(fā)展的成果，使得民有所產，民有所居，過上體面尊嚴的生活。自然，也遏制土地財政的惡性循環(huán)?！独献印返谄呤哒拢骸疤熘?，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闭紫纫龅绞ト说囊螅龑д蜗蛏品较蜻\動，建立公善的政治倫理基礎。其次，就是政治領袖帶動執(zhí)政黨團上行下效教化朝野。道德復興駕馭經濟發(fā)展，辯證邏輯駕馭形式邏輯思維，人間的社會群體運動就會創(chuàng)建人間凈土。從生命的修行本質而言，以有余奉天下是為行善積德，功德回向眾生，即是菩薩道大修行，在生命的輪回中可以獲得無上的善果，乃至功德圓滿悟道正果擺脫六道輪回脫離苦海。

如此，左右腿互補協調均衡運行，才是維護企業(yè)長盛不衰與市場健康發(fā)展之道，每個企業(yè)與單位如此，累積效應構成了整個市場產出與市場消費的互補均衡、良性循環(huán)發(fā)展，維護社會平穩(wěn)高速和諧發(fā)展。

三

共富的數學經濟學基礎：“率極均衡”原理與“茅于軾悖論”

西方經濟學要解決對稀缺資源的效益最大化配置，實現財富的增加、財富的創(chuàng)造，圍繞的中心主題是“效率與公平”的矛盾關系。只顧效率就會出現局部短期利益至上而罔顧整體長遠利益，發(fā)生兩極分化爆發(fā)經濟危機最后陷入“整體效益最小化悖論”；這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基本特征。只顧社會整體公平，消除差異性，就會出現效率萎縮，整體活力不夠，財富創(chuàng)造力不足，物質生產匱乏的問題；這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這兩種意識形態(tài)，實質上是西方文化在社會意識層面處于“對立而不統一”“二律背反”的彼此割裂的生態(tài)。如何處理好效率與公平，西方經濟學一直不能解決好這個矛盾關系，因為其所依賴的基本的邏輯工具形式數理邏輯“無法處理矛盾系統”的局限所致?？茖W圓滿的解決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不僅是發(fā)展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西方市場國家可持續(xù)性發(fā)展必須解決的課題。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從西方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開始就存在。由于缺乏科學邏輯處理這對矛盾關系，斯密所著的《國富論》提倡利己主義至上的理性追求效率至上實現資本利益的最大化，與《道德情操論》提倡應該具有同情心關注社會公平，就是邏輯上的二律背反的悖論關系。歐洲古典哲學奠基人康德還給“二律背反”提供了哲學理論支撐。但康德的二律背反是局部有效的，并非是終極有效。（參見劉浩鋒：《破解康德“二律背反”與西方文化的周期悖論困惑》，博客中國，和學博客，2013-07-30）

茅老的兩大著作《擇優(yōu)分配原理》與《中國人的道德前景》沿襲了“斯密悖論”的衣缽，未能從邏輯思維與方法論上完成西方經濟學的中國化拓展與提升的徹底改造，從而出現了學理上的“茅于軾悖論”。它包括了“擇優(yōu)不優(yōu)悖論與利己主義悖論”，這兩個悖論是茅于軾悖論的子系統，是追求效率導致的悖論。另一個悖論就是斯密悖論的翻版，茅老在《中國人的道德前景》中也提出了應有幫助弱者的愛心同情心促進社會公平。他在山西搞小額貸款扶貧是一種實踐。這就和擇優(yōu)分配原理效率至上的利己主義認知相悖。雖然，后來茅老在給筆者的來信中，也認識到要在兩者之中取適中。但如何取適中，并沒有找到科學邏輯工具完整的解決，也就不能突破原有的“對立割裂而不能統一”的“二律背反”的悖論困境。由是，我們不難理解茅老著名的 “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價值悖論。

擇優(yōu)分配原理是一種實現局部利益最大化，追求效率的理論。它不能解決公平的問題。在社會整體長遠利益上，恰恰因為只顧局部利益而導致兩極分化發(fā)生經濟系統崩潰。它的數理證明是形式邏輯周期陷入悖論。最簡單的證明就是，擇優(yōu)分配原理悖逆了天道真理法則，不符合“球容積圓面積最大”普遍有效數學原理的要求。茅老2008年11月2日在《新時代管理講堂》講授“擇優(yōu)分配原理”談到了他常談的施肥配置案例：“如果拿化肥在兩塊土地上分配，使得它產出的糧食是最大，現在有兩塊土地，這兩 塊土地大小不一樣，土質（肥瘦）也不一樣，完全不同的兩塊地?，F在有50公斤化肥，怎么分配在這兩塊地上，使得它生產的糧食最大，加起來最多？ 茅老的做法是，減少一公斤在乙土地上，增加一公斤在甲土地上，因為乙土地減少的那一公斤化肥它的產出能力在甲土地能生產更多糧食，最后的結果增產的糧食有所增加。這個推理在局部系統中是成立的。茅老獲得了數學論證。但是，茅老們缺乏的恰恰是關注局部短期利益，而忽略了整體長遠利益。他用形式邏輯思維分析處理，沒有從兩塊土地構成的整個土壤層次來辯證看待。正是這種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擇優(yōu)選擇，導致肥的甲土地更肥，貧瘠的乙土地更貧瘠，從而整體格局出現了失衡狀態(tài)爆發(fā)了生態(tài)危機。天道原理揭示萬事萬物都會走向自身對立面而衰竭。這種物極必反原理，同樣深刻反應于自然界與資源配置過程中。當減少乙土地一公斤化肥用于甲土地發(fā)生甲土地飽和，再增加化肥卻導致甲土地的產量不斷減少。這時需要減少甲土地化肥給乙土地，以增加整體的糧食產量。這個輸送過程的極致，就是使得乙土地產值達到最大的飽和，使得兩塊土地的生態(tài)縮短差距，并趨同，縮短兩塊地產值的差異，避免資源配置結果的兩極分化。這個原理，不僅是微觀經濟交易基礎，也適用宏觀經濟原理。政府看得見的手，既要維護富者權益保持原有的狀態(tài)，也要遏制富者更富走向極端出現系統崩盤，更要避免富者資源增加而產出降低，而是應該將更多的資源輸送扶住給窮人，促進窮人提升逐漸成長為富人，達成合理差異、整體均衡，實現球容積圓面積最大的共富社會。一個國家整體的富裕程度，就等同于這個國家容積的多少，它體現在球的直徑與空間，也體現在密度與質量。而差異化的競爭可以擴大國家的容積與直徑，但要避免系統崩潰，就要在兩極分化的時候遵循“率極均衡原理”，及時啟動公平的左腿，使得國家系統逐漸豐厚圓滿起來，實現共富社會。這是經濟學全新的課題。人的綜合素質、心境不同決定了個人財富飽和度的高低。李嘉誠運作千百億能夠不斷實現財富的增值，有些人幾十上百萬就不知道如何增值，因此，在微觀層面而言，要實事求是對不同的對象系統進行分析評估，提出不同的政策調控。在宏觀層面，一旦社會分配整體陷入兩極分化，政府就有責任在不損富者的基礎上，通過各種政策宏觀調控不斷輸送利益給貧者，這個輸送過程，既有一般性的公共福利增加，也有不同人才標準與項目大小優(yōu)劣的差異性的扶持。并且，要繼續(xù)保持引導富者從事慈善公益與創(chuàng)建各種幫助窮人創(chuàng)業(yè)的基金。使得既保持了社會整體生活水平的不斷上升，縮短社會橫溝，也不斷提升社會活力，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民盡其享的富強文明的和諧社會。

但是現實生活中，受個人利己至上的畸形思想支配，人們從來不以為財富到了飽和，而是無止境的貪求。更不知道用財富來幫助他人與社會，建功立德，創(chuàng)造更大的精神的生命價值。因此，危機的解決最后歸于心靈秩序。心靈秩序重現光明，需要從文化的大本大源運用科學原理打通宗教倫理，洞開精神文明科學大門，這對于拯治心靈危機解決根本尤為迫切重要。在發(fā)展精神文明科學以拯治心靈危機治本的同時，政府作為資源配置的看得見的手，要避免市場看不見手的局限，必須用一定手段鼓勵或約束、獎掖或懲治治標，使多余的財富傾向于更需要資金創(chuàng)業(yè)的勞工與一般市民。判斷一個企業(yè)家是否到了財富飽和的狀態(tài)，就要看這個企業(yè)家是否開始走向了驕奢淫逸不為勞工與社會大眾謀福祉，而是將財富更多用作個人的窮奢極欲。企業(yè)陷入窮奢極欲，政府可以有針對性的減免優(yōu)惠政策，增加對奢侈品的稅收?？傊?，精神文明科學治本與遵循率極均衡原理治標，兩者互補辯證統一，才能化解系統分化危機，導向共富社會，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

鑒此，不妨將效率極致自然傾向公平稱為“率極均衡”原理，即追求效率的極致，必然要求人類注重社會公平、縮小差距、謀求系統的整體均衡運行，才能實現全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益最大化。這個過程，就是從市場效率的右腿到計劃公平的左腿，協調互補運動的過程。率極均衡原理，是擇優(yōu)分配原理的補充與拓展，是化解兩極分化導向共富均衡的微觀經濟學基礎。因此，如果說，1975年前蘇聯經濟學家康特羅維奇因提出了線性規(guī)劃的擇優(yōu)分配原理被授予過諾貝爾，那么，率極均衡原理似乎更應該獲獎。

《中國人的道德前景》，沿襲自由主義的諸多假設基礎，論證的是每個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后達至全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但事實上是，缺失“均衡互利”的道德與辯證思維作為基礎，而是以不惜損人利己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失衡理性”價值作為基礎，導致強勢對弱勢、狼群對羊群的自由吞噬，社會分配必然出現兩極分化困境，發(fā)生“整體利益最小化”的悖論。這個道理的數學證明是“納什悖論”。它證明了各自一方為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不惜損人利己導致的結果，是既不利人也不利己的整體利益最小化格局。西方國家為了化解這種悖論，就是采取化解形式邏輯悖論的方法，不斷擴大論域范疇，不斷對外殖民擴張，從而導致對他國民族的傷害，最后制造全球兩極分化的格局，出現不可持續(xù)發(fā)展。而為了達到自己民族國家的生存目的，不惜采用轉基因食品手段長期無形的衰竭第三世界人口。茅老也對自由主義進行修補改造，彌補顯而易見的漏洞，他將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辯證思維與辯證價值引入，但未能從邏輯根上進行轉化銜接，僅僅是局部修補而已。如果徹底用辯證邏輯與此種價值作為基礎，勢必顛覆了自由主義的價值基礎。茅老認識到擇優(yōu)分配原理最后導致整體危機，數理邏輯陷入悖論發(fā)生系統崩潰，于是發(fā)起提出“人文經濟學”概念，試圖通過人文關懷來消弭追求效率而導致社會的兩極分化割裂，促進社會公平。這種方式充分表達了西方文化的人格分裂的兩面性，一面是鱷魚的兇殘，一邊是天使的憐憫。這種對立割裂的悖論一直充斥在形式邏輯主導的西方文化之中，從康德、尼采、海德格爾、愛因斯坦、麥克斯韋等哲學家科學家到斯密以降的西方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無處不在。要化解西方這種二律背反的困境，根本上是要重新認識形式邏輯工具的優(yōu)點與缺點。（參見劉浩鋒：《基礎失衡悖論：西方經濟學虛擬的邏輯基礎》），草根網，2012-05-12），為此，2013年1月英國諾獎經濟學家科斯(Ronald H.Coase)突然幡然覺醒，公開向媒體指出現有一切經濟學都是飄在空中的理論，呼喚思維方式轉向。

四

西方政治學悖論：相信茅老一定能夠作出最睿智的選擇 茅老作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政治立場上也是自由主義民主憲政學說的倡導者。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憲政，是依托自由主義價值假設基礎上，以形似邏輯工具推理建立的政治學說。它與西方經濟學一樣發(fā)生普遍的悖論關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西方文化社會意識形態(tài)上的二律背反現象。“資本主義”崇尚資產階級主導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社會制度。建立了為資產階級少數人謀利益的資產階級自由政治與民主憲政。在這樣的制度下絕大部分的生產資料歸資本家私有，并借助雇傭勞動契約手段維護這種兩極分化的物質基礎與大起大落的周期經濟危機。比如幾大家族聯合控制美聯儲70%的股份。而美聯儲是依靠霸權建立的單極金融秩序實施對世界資源掠奪殖民的工具。他們通過自由競爭獲得了對財富傳媒學術實體的壟斷。他們通過形式民主來掩飾了隱形的實質專制。社會主義是以資本主義的掘墓者登上歷史舞臺。是對資本主義這種只顧資本家少數人利益的社會制度的反動與革命，建立了為社會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無產階級專政與人民民主憲政；在這樣的制度下，絕大多數生產資料歸國家公有，并借助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維護整體公平發(fā)展的物質基礎。比如銀行是國有控制的。傳媒學術實體的壟斷是國有的。他們以公天下圣賢為首的集中下的民主，盡管民主做的不夠亟待完善，來服務于全體人民。他們都需要通過掌握辯證邏輯工具來借鑒對方的優(yōu)點，實現政治智慧的綜合優(yōu)化。西方政治學的諸多概念，通過辯證邏輯來分析關照就會發(fā)現，他們總是出現各種對立割裂的悖論。如自由悖論、民主悖論、權力悖論、人權悖論、權利悖論等。

自由不是以內心覺醒為前提，而是損人利己的擴張，那么，自由本身不再具有價值魅力。也只有在世界價值受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誘導的語境里，自由被鼓吹成神圣旗幟。背后真實目的是為大獸通吃鋪就道路，為對外殖民與資本擴張掠奪制造自由神話。于是人們陷入“自由悖論”，團結在自由旗幟下遭受深重奴役。政治科學認為，民主本身是矛盾的產物。一方面民眾當家作主，有選舉權與罷免權、監(jiān)督權；一方面通過選票讓渡權力讓人家代理權力組成政府，接受權力管理。民主需要辯證分析。過分民主，并不總是正確的。過分投好民眾意志，往往導致多數人暴政。甚至走向資本主義國家對外侵略戰(zhàn)爭與德意志軍事沙文主義，對世界構成傷害。這是“民主悖論”。從而，只有符合天道宇宙法則，接納陰陽矛盾均衡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才是普遍性有效的民主。

民主競選程序的規(guī)模性與興師動眾，注定是需要大資金大消耗的政治運作。從而，往往最終對民主說了算的，并不是一般民眾，也不是無財勢的民間圣賢人物，而是具有社團組織、財力學術傳媒、幫派階層的核心力量。領導這些社會力量的人物通過滿足自身利益最大化來扶植政治傀儡。精通西方民主歷史的人們都知道，真實的民主游戲規(guī)則是由資金雄厚的各種財團金融利用學術傳媒引導選舉輿情，候選人必須與之達成默契與利益同盟，最后實現操縱議會黨團與政府決策，影響政策制定，民主政治在選民當家作主的表象下，變成了強勢者通吃的畸形狀態(tài)。這又是一個民主的“權力悖論”。鼓吹人權第一至上的國家真實掩蓋了狡猾的資本家鱷魚通吃，為自己的生命至上、財產至上、自由至上，不惜假以公意、人權、自由、民主形式與輿論民意，損害他人與社會的生命、財產、自由，導致周期性的政治經濟文藝等領域互為割裂的“悖論”危機循環(huán)。損人利己基礎上的人權至上結果，是在危機中喪失人權！這是“人權悖論”。

當洛克《政府論》中對“自然權利”界定為：“人們??生來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樣的有利條件，能夠運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應該人人平等，不存在從屬或受制的關系”；“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保╗英]洛克：政府論（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5-6）當美國《獨立宣言》對“自然權利”解釋為：“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有從他們‘造物主’那邊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一方面，他們在前人相應思想基礎上，進一步將個人生命質量在形式上進行了更多量化與維護；但另一方面，繼續(xù)放縱人性私惡至上的個人至上自由至上，恰恰導致了“人人表面的虛擬性、法律形式的平等，實際在生命質量、自由度、幸福權利上處處不平等”的“權利悖論”。當華爾街金融家過渡投機資本家占據社會大量財富的時候，任何自然權利都是自欺欺人的虛妄之談，當美國上世紀二十年代末爆發(fā)周期性經濟危機餓死千萬人之時，當2008年金融維護爆發(fā)與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權利悖論”危機處處展露無遺。鑒于篇幅所限，這里不一一論述。（參見劉浩鋒著：《政治科學原理》）

總之，以茅老的睿智，只要理解了天道法則數學基礎“球容積圓面積最大”普遍有效原理蘊藏的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等豐富的內涵，就一定能夠理解在微觀與宏觀層面從“擇優(yōu)分配原理”到“率極均衡原理”的必然轉向，獲得深切的覺醒。只要掌握了形式邏輯的局限所在，就一定能夠理解西方文化自性危機所在；掌握了辯證邏輯工具，就一定能夠深切認識中華文化復興的真諦與諸多成果，并從中獲得心靈完整的覺悟。茅老的覺醒將代表西方自由主義的真正中國化拓展與重生，重回堅持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大力推動中華文化復興引領世界文化藝術復興運動，造福全人類。

劉浩鋒，1975年生，湘籍。著有“和學”思想體系，分概論、數學邏輯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美學、歷史學、宇宙學八卷。外交部國禮藝術大師。中國邏輯學會會員，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