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和諧社會視野下的公開審判之再探討(梅啟勇 湖北省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和諧社會視野下的公開審判之再探討

梅啟勇

湖北省荊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如果說構建和諧社會[1] 正在成為當前我國的時代主題，那么民主法治則是和諧社會的第一篇章。法治作為和諧社會的利益平衡調節器，對和諧社會建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人民法院作為法治建設的重要力量，公正司法，一心為民，通過一次次生動的司法活動，實現看得見的正義,向社會昭示公正，逐步獲取民眾對法治和司法的信仰，讓民眾把司法作為定紛止爭、維護穩定、促進和諧的自覺選擇。筆者以為，雖然關于公開審判問題的研究不是熱點也不是難點，但從提高民眾的訴訟常識、法律知識，進而提高法律信仰之角度，對公開審判再研究再探討依然有必要。

一、公開審判原則的基本概述

（一）理論淵源

公開審判[2]，這一重要的法治原則是由18世紀意大利杰出的法學家切薩雷?貝卡利亞提出的。貝卡利亞在猛烈抨擊封建社會拷問、秘密審判等制度，極力倡導對刑事制度進行理性主義和人道主義改革時，在1764年出版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指出，“審判應當公開，犯罪的證據應當公開，以便使或許是社會唯一制約手段的輿論能夠約束強力和欲望。這樣，人民就會說，我們不是奴隸，我們受到保護。”[3]

將貝卡利亞這一光輝思想最早用立法形式表達出來的，是美國國會于1791年12月15日批準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6條修正案。這條規定,“在一切刑事訴訟中，被告有權享有：由犯罪發生地的州和地區的公正陪審團予以迅速和公開的審理”[4]。到19世紀，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國相繼實行了這一原則。如法國1793年《憲法》第94條、1795年《憲法》第208條、1848年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國民議會通過的《基本權宣言》與1849年3月的《帝國憲法》也規定了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中的審判公開原則。日本憲法規定了司法公開原則，特別是涉及憲法第3章所規定的保障國民基本人權問題的案件，一般必須公開審判。1877年德國民事訴訟法也貫徹了此項原則。司法公開原則，在經過了100年左右的時間，逐漸被各國所接受。但是人類在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的橫行時恣意踐踏了審判公開的原則，使廣大人民深受其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審判公開原則引起了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的高度重視。1948年12月10日第3屆聯合國大會審議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10條規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由一個獨立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以確定他的權利和義務，并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1966年12月16日通過了于1976年3月23日生效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第14條第1款再次明確規定了司法公開這一原則，并且，該款還規定不公開審理的情形。但無論屬于哪種情況，判決均應公開宣布，即“由于民主社會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國家安全的理由，或者當訴訟當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時，或在特殊情況下，法庭認為公開審判會損害司法利益，因而嚴格需要的限度下，可不使記者或公眾出席全部或部分審判；但對刑事案件或者法律訴訟的任何判決應公開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另有要求或者訴訟系有關兒童的監護權問題的婚姻爭端。”[5] 《歐洲人權公約》也規定了審判公開原則：“在確定當事人的民事權利與義務或審理對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時，人們有權獲得依法設 1 立的獨立、公正的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內公平、公開的審理。判決應當公開宣判。”

（二）公開審判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證

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賴以存在和具有至上權威的基礎，是司法永恒的主題。它是指審判人員在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中應堅持和體現公平和正義的原則。它是由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結合，一般公正與個別公正的統一，公平與效率的一致為特點的。[6] 公開審判作為程序公正的基本標準。“正義不但要伸張，而且必須眼見著被伸張”，這意味著“沒有公開則無所謂正義”。

在現代社會，公開是權力的必要屬性和基本要求。沒有公開性，權力就沒有權威性，其特定性就難以明確，強制性就難以體現。公開能使權力下放的行使具有可預測性。法院是代表國家行使的審判權，其行為當然也需要公開。且公開性越高，法治就越健全。

公開審判在現代法治社會中的意義非常重大。它可以引起社會民眾對國國家法律的認同，進而產生信賴感；可以引導民眾自覺自愿服從法律，以確立法律至上的觀念，從而樹立法律權威。沒有公開審判，司法公正則是一句空話。縱觀中外，許多冤案都是在秘密審判下產生的。毫無疑問，對案件不公開審判，民眾必然懷疑司法的公正性。

二、公開審判原則在我國的實踐

（一）公開審判原則在我國的初步發展

新中國的審判公開原則主要源于革命根據地時期的立法，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裁判部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第16條規定：“審判必須公開，尚有秘密關系時，可用秘密審判的方式，在宣布判決時仍應公開進行。”新中國成立后，司法公開原則被憲法和訴訟法所確立。1950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訴訟程序試行通則（草案）》第36條第1款規定，“起訴的刑事民事案件應經言詞審理者，應定期傳喚訴訟人、證人及其他與訴訟有關之人，公開審理。”第37條又規定，“公開審理時，一般的人均可到場旁聽。但有關國家秘密案件，不公開之。因有關公共利益或涉及個人隱私生活，不宜公開者，亦不公開之。審理不公開時，應將不公開的理由宣布”。1954年通過的第一部憲法確立了公開審判原則。此后，除“七五”憲法以外，“七八”憲法、“八二”憲法、現行的三大訴訟法以及人民法院組織法都確立了公開審判的原則。

（二）審判實踐中審判不公開的表現

盡管我國的憲法和法律確立了審判公開原則，并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長期以來，此項原則尚沒有真正貫徹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公開審理案件，在庭審三日之前未能及時進行庭審公告，或者雖已公告，但由于法庭面積較小，無法容納旁聽人員，或者由于旁聽手續繁瑣而不能隨意旁聽而沒有公開審判。其實際回避了審判活動的社會監督作用，使公開審判完全流于形式；

2、由于習慣作法的作怪，庭審公開流于形式。在長期的庭審實踐中，我國已習慣“四步曲”作法了：第一步，在審閱原、被告的起訴狀和答辯狀后，在不開庭的情況下，分別同當事人談話，詢問了原告又詢問被告，一次沒有談清還要再談。法官找當事人談，當事人也上門找當法官談；第二步，同當事人談話后，法官開始調查取證，四處奔波；第三步，經過談話和調查，法官自我感覺有了主張，開始對當事人分別做工作，進行調解，勸了原告又勸被告，有時，壓了原告又壓被告，甚至與當事人爭吵起來。當然，調解與第一階段的談話一樣，不上法庭，均在辦公室進行；第四步，如果調解不成，就進入 2 開庭審判，而此時的審判只不過是把法官早已形成的處理意見或者上級的意見加以宣判[7]。這樣，公開舉證、質證，只能是空談或只是流于形式；

3、該公開宣告的判決也不公開宣告；

4、第二審案件很少公開審理。雖然《民事訴訟法》第152條規定了“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但同時又規定：“經過閱卷和調查，詢問當事人，在實事核對清楚后，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的，也可以逕行判決、裁定。”因此，承辦法官常常通過閱卷和找當事人談話后就進行裁判，而不開庭審判；

5、判決不說明理由，即判決理由不公開；

6、缺乏實質性公開，公開審判流于形式，如實踐中“先定后審”、“審而不判”、“判而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

三、改進我國公開審判之再探討

雖然我國三大訴訟法都規定了公開審判原則，但由于這些法律規定都較簡單，使得審判公開的內容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僅僅被理解為兩項：一是對群眾公開，除了合議庭評議秘密進行外，允許群眾旁聽案件的審理和宣告判決；二是對社會公開，允許新聞記者報道開庭審判的情況，將案情公諸于眾[8]。筆者以為，隨著司法實踐的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以及立法技術不斷提高，就現在的實際現狀，提出以下幾點意見，以作探討。

(一)提高對公開審判原則重要意義的認識。認識是實踐的先導，認識高，則實踐好。對公開審判這一現代法治原則的重要性認識，要從站在構建和諧社會、定紛止爭、維護穩定的高度來認識。法官是正義的化身，法官的職責不在于審理了多少個案件，而在于多大層面上向社會向民眾宣示了公平正義，公平公正公開審理每一件案件，及時向社會向民眾昭示正義，正是法官職責之所在，也是公開審判原則的目的之所在。由于法官隊伍素質參差不齊，一些法官喜歡在辦公室審案，不愿公開審判，原因即在于“怕出丑”、“怕露餡”。所以一方面要提高認識，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強法官司法能力即駕馭庭審、判斷證據、制作裁判文書等能力的提高。

（二）健全各種制度，確保公開審判的具體落實。法律是為社會為民眾服務的，用法律為社會為民眾解決一個個糾紛、化解一個個矛盾，有必要讓老百姓知曉法律之“游戲規則”，過公開審判就能夠讓老百姓知道怎樣進行訴訟，提高效率，減少訴累，故公開審判要貫穿整個審判實踐，要在立案、庭審、宣判、執行等環節做到公開透明。在立案環節，要嚴格按照訴訟法規定的條件進行審查，明明白白告知當事人所要承擔的訴訟風險。經審查，對符合立案條件的，應當在七日內立案，以書面形式通知當事人；對不符合立案條件的，也應在七日內裁定不予受理，其中對受理與否的理由立案法官應當向當事人書面說明，對于不屬于法院主管的，也要做好解釋說明與溝通工作；庭審公開，即指庭審活動“陽光”進行，均應在雙方當事人在場的情況下進行，不得“暗箱操作”，但審判實務中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公開,比如目前合議庭以及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就還沒有公開；執行公開的內容很豐富，對執行法官來講，主要是要耐心接待當事人，及時將執行工作情況向當事人公開說明白。

（三）裁判文書必須公開。公開僅僅做到法庭審理過程公開和裁判結論的公開，是難以達到司法公正的要求的。這是因為，審理過程的公開只是讓社會公眾了解雙方爭議的展開、證據的提出、雙方的辯論等具體環節；裁判結論的公開也只是使社會公眾得知法院最后解決爭端的意見。但在公開審理過程與裁判結論的形式之間，裁判結論形成的過程、理由和根據 3 卻沒有公開。裁判文書的公開要求法官在文書中盡可能詳盡闡述本案的理由，以獲得當事人及社會的認同，徹底解決糾紛；同時，裁判的理由公開化，也使法官的自由心證暴露在“陽光”下，為公眾所知所感，有利于形成司法權的社會制約機制。“判決書和裁定書是人民法院行使國家審判權的體現，是司法公正的最終載體，它不僅應當在結論上體現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而且應當通過透徹的說理使當事人知道、理解該裁判為什么是公正的”。這意味著通過裁判書的公開，使社會公眾能夠對文書的質量作出評論，才有利于保證各個地區的有同法院對事實大體相同的案件作出大體相同的裁判，從而保證法律可預見性的實現和統一遵守。

（四）對當前公開審判的幾點思考。關于調解是否公開的問題。調查表明，愿意接受調解的人，一般更傾向于問題的解決，但當事人是否愿意公開調解,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不能“一刀切”.筆者以為,調解是基于當事人的自愿進行的,調解人在調解過程中不具有任何強制力,無須以公開來防范權力的濫用。因為調解中的一些信息,當事人不愿將之公開,故需要調解人保密;關于簡易程序是否公開的問題。簡易程序在法律設置上相對普通程序而言，省略了某些步驟，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對當事人訴訟不公的危險，因此對簡易程序更應強調公開;關于案件分配是否公開問題。提高公開透明度，重要的是由誰來審理案件，因此案件分配是否公開也很重要。目前案件分配主要有三種做法：一是由庭長決定；二是實行輪換制，根據法官名單輪換審理；三是由電腦抽簽決定。三種方法相比較,筆者以為,第三種方法較公正些;關于刑事二審公開審判應注意的問題.雖然最高人民法院有司法解釋,但實際中有些問題難以操作。比如高院到各中級法院甚至在犯罪地開庭,按法律規定高院可在本院張貼開庭公告,實踐中一些上訴審法院就是這樣做的。筆者以為,這樣的庭審公開不徹底，庭審的法制教育太有限,法律懲惡揚善的作用未充分發揮,根源在于庭審公告的形式沒有考量社會的實際需求,所以有必要就刑事二審庭審公告擴大化。

四、公開審判應有度

盡管公開審判原則被現代各國的憲法或法律所確定，并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但是公開審判并不是越公開越好，也就是說公開應當有度[9]，因為，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公開審判反而不利于司法公正效率價值的實現，甚至不利于糾紛的圓滿解決，從下列幾方面可以看到公開審判的負面作用：

1、公開審判可能造成被告人羞恥心的過度損害。人皆有羞恥之心，犯罪人也不例外。公開審判，使被告人曝光于眾目睽睽之下，其不光彩的行為也廣為人知，這容易損害被告人的自尊心，使其自感無臉見人，于是破罐破摔，其結果是不利于其改過自新，重新做人。

2、公開審判可能會妨礙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健康發展。未成年人身心處于發育階段，審判公開容易造成其與社會的對應，形成反社會心理或封閉隔膜心理，不利于其心理的健康成長。

3、公開審判可能引發犯罪傳習。公開審判，使犯罪的過程、方法的細節被公開，可能會使潛在的犯罪人學到新的犯罪方法，并誘發那些有犯罪傾向的人仿效被告人去實施犯罪。

4、公開審判可能造成國家秘密外泄，損害國家利益。某些案件涉及國家秘密，不加選擇地一律公開，將會造成國家重大利益遭受損害，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

5、公開審判可能泄露商業秘密，對當事人一方的經濟利益造成損害。訴訟過程中涉及 4 的某些商業利益，一旦泄露，會給受益于這些商業秘密的經濟實體或者個人帶來經濟損失，為了保護當事人的經濟利益，不能不考慮對審判公開的范圍加以適當限制。

6、公開審判可能損害當事人的隱私權，甚至損害公序良俗。隱私是有關個人的信息，隱私權是公民的一項重要權利，保障公民的隱私權是法律的一項重要承諾。一旦披露,可能會給該信息所涉及的人造成名譽、經濟利益等損害或者造成不便。審判公開，導致當事人的隱私被曝光，從而對該人的利益造成損害。當事人隱私中的有關性的丑聞的細節，如果在社會上廣為傳播，不僅對當事人極具殺傷力，而且有可能損害社會的善良風俗，造成公眾利益的損害[10]。

正是由于這些原因，對公開審判的度的要求方面，三大訴訟法只對案件范圍作了限制，而對開放形式方面未明確規定，只能在實踐中靈活把握。筆者以為，審判公開應該注意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尊重社會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原則。這是最基本的訴訟原則，審判公開亦不例外。

第二，尊重當事人對簡單民事案件可以通過默示協議的方式要求不公開審判原則。一方面，我們注意到，國家在法律上確立公開審判原則有其特殊的社會意義，因為國家通過公開審判可以起法制的宣傳教育功能，同時還可以保障公民對司法活動進行民主監督，公開審判中內含有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注意到，公開審判是當事人的公正程序請求權的一項重要內容，屬于私權利的范疇，所以應當尊重當事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享有程序選擇權和程序權利的處分權。但應由法院審查決定。

第三，庭審中的調解是否必須公開？從本質上說，法院調解是雙方當事人合意解決糾紛的活動，法院不過是居中說合，幫助當事人雙方交換意見，或者提出解決糾紛的方案供當事人雙方選擇，從而促使雙方達成合意。這就決定了調解與審判的不同，審判的公開并不意味著由法院主持的調解也要公開。而且，一般來說，調解需要有一種和諧的氣氛，而在有公眾旁聽的公開的法庭上，當事人雙方往往是礙于情面，難以達成調解協議，所以調解不太適宜在公開的法庭上進行。所以在庭審過程中，由法官主持調解時，公開也應有度。在進行調解時，法官可以視情況命令所有的旁聽人員包括新聞記者均應退出法庭。當然，調解需案外人協助進行時，協助調解的人員不應退出法庭；如有必要，法官也可以決定將法庭轉移到適宜調解的地方進行。但是，如果當事人雙方愿意在公開的法庭上進行調解，則應在法庭上進行調解。

注釋：

[1] 胡錦濤同志2005年初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培訓班上提出,要構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充滿活力、誠信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2] 參見〔意〕貝卡里亞著，黃風譯《論犯罪與刑罰》，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頁。

[3] 參見〔意〕貝卡里亞著，黃風譯《論犯罪與刑罰》，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頁。`

[4] 《中外憲法選編》，人民法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頁。

[5]《人權：國際文件匯編》，聯合國出版物出售品號C.83lV，第8-11頁。

[6] 司法改革研究,王利明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1月第2版第12頁。

[7] 參見張柏峰主編《審判方式改革通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頁。

[8] 參見常貽《公開審判》，載江偉、楊榮新主編《民事訴訟機制的變革》，第84頁。

[9] 參見陳桂明著《程序理念與程序規則》，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5頁。

[10] 參見樊宇義主編《訴訟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507-508頁。

來源：中國法院網

第二篇：和諧社會視野下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之比較

和諧社會構建與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創新

陳金明 李衛群

（三峽大學政法學院 湖北宜昌 443002）

[摘 要] 任何一種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各有其利弊得失。因此，在創新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過程中，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始終把維護移民合法權益作為移民安置的出發點，樹立共同分享社會發展成果的新理念，擯棄“社會發展必然要以犧牲部分群體利益為代價”的舊觀念，變行政驅動移民安置為利益驅動移民安置，變傳統農業安置為入股分紅安置，形成“在安置中求發展，在發展中實現可持續安置”的良性循環機制，從而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

[關鍵詞] 和諧社會； 非自愿移民； 安置模式； 利益驅動； 入股分紅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settlement model of involuntary migr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CHEN Jin-ming LI weiqun(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Yichang,443002,China)

Abstract: Any kind of resettlement model of involuntary migration is not perfect, each having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must insist on the rule of people oriented in establishing the resettlement model of involuntary migration, always put the maintenance of the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gration at the first place, set up the new idea of sharing frui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discard the old concepts that “social development is bound to sacrifice some groups’ interests”, change the resettlement by administrative drive into by interests drive, change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resettlement into the resettlement by buying a share, form the virtuous circle that “it develops in setting, and it realizes sustainable setting in developing”, so as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Key words: the harmonious society;involuntary migration;resettlement model;interests drive； buy a share

基金名稱：本文是湖北省社科基金課題“和諧社會視野下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創新研究”（[2009]095）、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課題“差異與和諧：三峽外遷移民與安置地居民社會關系發展研究”（2008d02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非自愿移民一般是指因公共工程建設或公共利益需要而被動員或被強制遷移的群體。中國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因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導致了大量的土地征用、房屋拆遷和人口遷移活動，產生了5000多萬非自愿移民。[1]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未來這種趨勢還將繼續擴大。非自愿移民已對我國社會變遷與社會重構產生重大影響，其安置模式也成為一個關乎社會和諧的復雜性難題，并牽涉到一系列有關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如公平正義、貧富差距、利益沖突、生 1

態環境尤其是群體性事件等。因此，站在促進社會和諧的高度，深入比較各種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優劣利弊，以期更加理性地權衡和選擇新的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顯得尤為必要。

一

以辯證的思維來審視，和諧社會既追求穩定又強調發展；既體現公平又促進效率；既是一種價值目標，又是一個不斷推進的社會歷史過程。按照和諧社會這一目標理念，在創新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時，理應表達以下價值訴求。

1、彰顯民主法治精神 首先，確保非自愿移民的公眾參與。非自愿移民不僅是移民安置的對象和客體，也是公眾參與的主體，這就意味著要尊重非自愿移民的獨立人格和民主權利，十分重視非自愿移民的公眾參與。只有在非自愿移民的民主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礎上，其安置模式才可能得到廣泛認同并有效實施。其次，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確立也要與法治相結合，并服從法制的權威，在公平、公正的社會規范體系的支撐下，依法保障移民在搬遷安置過程中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用法律來規范移民安置活動，做到移民安置有法可依，確保非自愿移民遷出地與安置地和諧穩定。

2、恪守公平正義原則 美國學者羅爾斯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2]在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選擇和實施過程中，應著力恪守公平正義原則，規避“強勢利益集團獲利，弱勢群體受損，政府買單”的社會不公正現象。根據公平正義原則，非自愿移民沒有理由接受這種生存空間的再安排以及由此帶來的貧困風險，因為他們和其他社會成員一樣具有平等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并有共享發展成果的權利，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對其進行強制剝奪。因此，只要存在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導致次生貧困化的風險，就應該對這種模式進行重新選擇，確保給非自愿移民提供公平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以使發展帶來的損失和效益的分配更趨平等，并有效保護非自愿移民享有的經濟權利和人格尊嚴。

3、弘揚誠信友愛美德

誠信友愛是和諧社會的道德土壤。在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實施過程中倡導誠信友愛，就必須以道德作支撐，以制度作保障，促使非自愿移民與政府之間誠實守信、非自愿移民相互之間以及非自愿移民與安置地居民之間平等友愛、融洽相處。從非自愿移民安置實踐來看，社會誠信缺失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建立社會誠信，政府必須發揮主導和關鍵作用，通過法律的執行、制度的建立，對全社會起到引導和示范作用，讓非自愿移民感受到政府強大的公信力。否則，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將引發非自愿移民安置過程中的分配失衡或利益沖突。此外，在非自愿移民安置實踐中，應大力倡導互助友愛的新風尚，建立融洽和睦的新型人際關系，搞好社會救助，幫助弱勢群體，使非自愿移民跟上社會發展的新步伐，共

享社會發展的新成果。

4、確保社會安定有序

由于非自愿移民安置造成了舊的社會組織、經濟結構和文化樣式的破裂，需要重建新的家園。這種重建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有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簡單重復，而是新的社會重構與發展，需要進行新的社會整合。[3]在這一過程中，因涉及社會、經濟、人口、資源、環境、文化、心理等諸多領域，稍有不慎，極易引發非自愿移民與政府或開發商之間、非自愿移民與安置地居民之間以及非自愿移民相互之間的矛盾沖突。因此，在確立移民安置模式時，要把安定有序作為移民安置工作的重要目標，逐步建立起非自愿移民輿情匯集和分析機制，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高度重視和妥善解決移民安置過程中因利益沖突而引發的社會矛盾，力求避免非自愿移民集體上訪、鬧事甚至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確保社會安定有序。

5、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在選擇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時，也會面臨如何應對生態環境脆弱、人地矛盾突出的問題，尤其是后靠移民安置模式所面臨的問題更加嚴重，所以在確立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時，不僅應考慮到人的需要，還要考慮到自然環境的容量，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實現移民安置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二

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要求，對現有各種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進行理性反思，無疑有助于科學合理地選擇新的移民安置模式。

現有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因分類標準不同，可分為不同類別。按補償方式劃分，可分為補償性移民安置與開發性移民安置；按安置產業劃分，可分為農業安置和非農業安置；按安置地距離劃分，可分為后靠移民安置和外遷移民安置；按安置規模劃分，可分為集中建制安置和分散“插花”安置。這些移民安置模式都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其缺陷也相當明顯。

1、補償性移民安置與開發性移民安置

補償性移民安置，即由政府根據相關政策，對非自愿移民的生產生活資料損失以實物或貨幣方式進行一次性補償，以后移民的生產和生活則完全自理。這是一種典型的行政驅動移民安置模式，非自愿移民完全處于被動服從的地位。

這種移民安置模式的弊端顯而易見：一是重工程項目建設，輕移民安置穩定。二是重生活補償與救濟，輕移民就業與發展。[4] 三是重項目的狹義成本收益評估，輕項目的生態成本與環境效益核算。因此，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價值訴求，補償性移民安置模式已經不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

為了克服補償性移民安置模式的弊端，國際移民機構和我國政府提出了開發性移民安置模式，強調把移民安置作為移民發展的一次難得機會，通過為移民創造生產條件和開辟多種就業途徑，恢復和改善移民的生活水平。應該說，開發性

移民安置模式是一個歷史性進步。

但開發性移民安置也充滿各種風險。其一，由于開發性移民安置在實際執行中，仍是由政府以行政方式對移民的全過程進行規劃、組織、安排，移民安置的動力主要不是比較利益而是服從安排的行政驅動，移民安置行為仍是一種非自愿性的被動遷移，移民生產生活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其二，移民作為弱勢群體，應對各種風險的能力較差，如果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他們仍然可能陷入貧困和被邊緣化的境地。

2、后靠移民安置與外遷移民安置

后靠安置往往是非自愿移民首選的安置模式。這種安置模式使得移民不必離開祖祖輩輩生活的故鄉而容易被他們所接受，并且這種安置模式相對簡單易行，成本較低，尤其對政府而言，后靠移民安置是所有移民安置模式中最經濟的一種。但這種移民安置模式也有明顯的缺陷：第一，因毀林開荒導致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第二，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容易引發社會沖突；第三，生產條件差，移民難以脫貧致富，往往導致二次外遷。

而外遷移民安置則有可能克服后靠移民安置的弊端，并能減輕遷出地生態環境所承受的壓力，緩解遷出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可使非自愿移民改善生產條件，獲得安穩致富和可持續發展的機會。當然，外遷移民安置也有其不足之處：一是打破了非自愿移民原有的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造成其在生產開發和勞動就業等方面的困難。二是打破了移民原有的社會組織和社會網絡，對安置地和諧穩定造成不利影響。三是打破了非自愿移民原有的文化樣式，造成移民與安置地居民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均可能產生較大差異，從而出現矛盾沖突。四是可能導致移民返遷的惡果，而返遷又將給國家和移民個人帶來重大經濟損失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返遷意味著外遷移民安置的最終失敗。

3、集中建制安置與分散“插花”安置

移民安置一般遵循就地安置的原則，但如果當地自然環境惡劣，根本不適宜移民居住或者沒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時，就得本著對移民負責的態度，考慮將整個村組的移民搬遷到新的安置區進行集中建制安置或分散“插花”安置。

采用集中建制安置模式的優點在于：不僅可以降低安置成本，有利于農村城鎮化建設，而且能夠順應大多數移民要求，使得移民固有的生產關系、社會結構、生活習慣、語言文化等可以繼續保持，移民傳統的地緣、血緣和業緣關系可以部分留存，移民在心理上也容易產生一種歸屬感、親切感和安全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會整合的預期效果。集中建制安置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利于自然資源的配置，也不利于移民迅速融入當地社會。

為了克服集中建制安置的弊端，政府往往采取分散“插花”安置的措施，即在一個小的安置點安置一戶或幾戶移民。這種安置模式使安置地不會感到壓力太大，也能使移民更容易得到安置地居民的同情和理解，這樣有利于外遷移民盡快融入當地社會。

但分散“插花”安置模式也有其弊端。一是隨著土地承包責任制的推行，移民與當地居民在土地、基礎實施使用等方面存在的矛盾越來越明顯。二是在現實生活中，少數移民因各種原因容易成為安置區中的“孤獨群體”，社會交往少，心理壓力大，很難融入安置區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之中。

4、農業安置與非農業安置

移民安置的產業模式無外乎二類，即農業安置與非農業安置。所謂農業安置，是指依靠土地資源，以農業生產為出發點，每個移民有一份土地作為維持基本生活的依托。在此基礎上，移民可以發展多種經營，或亦工亦農，可進可退。但由于廣大農村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要重新調整土地特別是大規模調整土地有一定難度，所以對非自愿移民進行農業安置也遇到較大阻力。

非農產業安置是通過行政驅動使移民擺脫土地的束縛，有了更多選擇職業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對適應能力強、社會關系網廣的移民來說，這種安置無疑是一個難得的契機，有利于提高移民綜合素質，改善移民生活質量。但是，非農產業安置模式要受到移民文化水平、就業能力等各種因素的制約，而農村移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勞動技能相對較差，這就給移民進行非農產業安置帶來了困難。安置在非農產業的部分移民，因無法適應新的生活又要求重新安置，有的移民甚至聚眾鬧事，成為社會不和諧的因素。

三

綜上所述，任何一種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各有其利弊得失。因此，在確立新的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時，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整體把握。第一，樹立正確的指導思想，那就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目標，走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移民安置之路，既立足于移民安置的客觀實際，又著眼移民安置的長遠發展；既考慮到國家和集體利益，又高度重視移民的個人利益；既關心移民生存的需要，又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綜合權衡移民安置目標、環境容量及人力資源等因素，遵循多種安置模式并舉和風險最小等原則，避免簡單化、單一化的移民安置模式，促進移民與移民之間、遷出地與遷入地之間的和諧發展。

第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和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隨著非自愿移民的自主意識、權利意識、公民意識的成長，移民安置模式也必然需要改革創新，由行政驅動移民安置向利益驅動移民安置轉變；把移民安置盡可能建立在個人自愿的基礎上，變移民被動服從安置為主動自愿安置，形成“在安置中求發展，在發展中實現可持續安置”的良性循環機制，從而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

第三，非自愿移民的實質是利益關系的調整與再分配問題。創新移民安置模式，必須始終把維護移民合法權益作為其指導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移民安置作為移民發展的一次重要機遇。樹立利益均衡、共同分享社會發展成果的新理念，擯棄“社會發展必然要以犧牲部分群體利益為代價”的舊觀念，確保移民損失得到合理回報，以體現社會公平正義。

基于上述三方面的考慮，筆者認為，利益驅動移民安置和入股分紅移民安置是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兩大創新選擇。

1、利益驅動安置模式

利益驅動移民安置是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創新選擇之一。確立這一新的移民安置模式的重要理論依據是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認為，在城市存在失業率的條件下，農村勞動力仍然會作出主動、自愿移入城市的選擇，而促使人口流動的基本動力是比較利益與成本的理性經濟考慮，是預期的而不是現實的城鄉收入差異。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對如何做到主動移民、自愿移民、科學移民和開發移民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利益驅動移民安置模式強調對人力資源、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綜合開發，不是將移民勞動力進行簡單的復制性安置，而是從傳統農業向大農業及二、三產業轉移；移民勞動力的工作區域主要從農村向城鎮轉移。同時，由于移民安置的對象不僅僅是一個個家庭的主勞動力，而是整個家庭成員，所以政府在肯定移民勞動力為決策主體的前提下，對勞動力流向進行引導和協調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利益驅動移民安置模式是一種有行政協調的主動、自愿移民安置模式。它與各種傳統的行政驅動移民安置模式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其指導思想符合比較利益原則，包括現實的利益和預期的利益,能讓移民看到更大的利益所在。當然，利益驅動移民安置模式的實現需要相應的條件，那就是：工業化不斷發展，社會保障更加健全，勞動力市場全面開放，移民勞動者素質進一步提高。

從長遠來看，利益驅動移民安置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其一，各種傳統的行政驅動移民安置模式都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已經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也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所以，必須通過利益驅動來調動移民在安置過程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實現非自愿移民的自愿化。其二，利益驅動移民安置也是建設現代農業、提高農民收入的需要。因為現代農業的前提之一就是適度規模經營，只有達到適度的規模，才能使各種生產要素獲得最佳和最為經濟的使用，實現土地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而目前我國農村的現狀是有限的土地所承載的勞動力過多，且分散經營，難以形成規模，廣大農民也難以致富。因此，需要通過利益驅動，使部分農村移民自愿主動離開土地，在新的領域從事新的工作，使他們所獲得的收入也比務農種地高出許多，這樣既有利于建設現代農業，也有利于提高廣大農民包括農村移民的收入。其三，有利于農村城鎮化建設。通過利益驅動將農村移民相對集中在城鎮安置符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其四，從現實和發展來看，完全依靠土地謀生的移民越來越少，絕大多數移民在利益驅動之下從事二、三產業。今后，隨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利益驅動移民安置將會大力推廣。

2、入股分紅安置模式

入股分紅安置模式是非自愿移民安置模式的創新選擇之二。國家為適應

移民安置發展的需要，近幾年出臺了相關政策提倡和支持這種模式。早在2004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首次提出“入股分紅”的安置模式，隨后國土資源部又頒布了《關于完善征地補償安置制度的指導意見》，對“入股分紅”安置作了進一步細化。這種模式對移民安置不再采取以土地換土地等傳統的農業安置方式，而是將被征用的農地、林地等有形資產使用權的市場價值轉化為對企業的投資，移民則成為企業的股東之一，與工程業主和其他投資者通過資本這條紐帶形成利益共同體。通過這種以土地換資本進行入股分紅的安置模式，移民由過去的土地使用者變成企業所有者，股息、紅利等財產性收入成為移民收入的重要來源。移民的就業不再采用傳統的以土地安置為主的方式，而是自主擇業。有關政府部門的主要責任也由安置移民轉變為如何開發移民的人力資源，為移民創造自主擇業的環境和條件。

入股分紅安置模式是建立在利益共享的基礎上，符合利益相關者理論和企業股權多樣化、分散化的趨勢，順應農村土地資本化經營的方向。這種安置模式將經濟激勵機制引入移民安置，變一次性補償為長期補償并且動態調整，為解決移民長期穩定與致富問題提供了一種途徑，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原則和共享發展成果的時代要求，能最大限度地規避大規模移民安置所產生的貧困風險，并從制度上保障移民的基本收入來源和分享工程效益，有利于實現安置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移民家庭可持續生計系統的重建，對逐步恢復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將無疑發揮重要作用。[5]

同時，入股分紅安置模式能夠克服傳統農業安置模式的缺點，不需要大規模開荒造田，基本上保持土地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相對平衡。此外，移民一般可遷移到附近的城鎮或通過居民點集中進行安置，原來的社會關系得以繼續維系，避免大規模外遷給移民帶來負面影響，從而保持移民安置區的社會和諧穩定。

當然，由于入股分紅安置模式涉及到相關工程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調整，工程業主、政府和移民之間利益關系的重新定位等一系列問題，因此，要保證這種新的模式在實施中具有可行性和達到預期的效果，還有諸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1] 施國慶.非自愿移民：沖突與和諧[J].江蘇社會科學,2005(5):22-25.[2] [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3.[3] 黎昕.社會學視野下的工程移民問題研究[J].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2001(9):74-77.[4] 段躍芳.開發性移民政策:概念框架、應用及發展[J].江漢論壇,2007(7):131-134.[5]段躍芳、趙彪、黃廷政.投資型補償與安置模式:概念、制度創新及應用前景[J].湖南社會科學，2009(1)：64-67.作者簡介

陳金明(1966-),男,湖北京山人，三峽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社會學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聯系電話：***，郵箱：chjm@hqu.edu.cn 李衛群（1986-），女，湖北長陽人，三峽大學政法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聯系電話：***，郵箱：weiqunli_1986@126.com

第三篇：生活教育理論視野下小學作文教學之再認識

生活教育理論視野下小學作文教學之再認識

俞 翔

一、人的教育，即是“人”的作文教學，而非“物”的作文教學

教育之可悲，莫過于目中無“人”。學生被異化為知識的容器和能力的測量儀。如此，在小學作文教學中顯現的鄙端尤甚。既有讓學生背誦幾篇“范文”，改頭換面、對號入座的“廢紙簍教學”（假如也算一種教學的話）這樣的極端案例；也有假“模仿借鑒”之名，行“畫虎不成反類犬”之實的“復寫紙教學”（自然沒有復印機的效果）；還有一堆詞語一摞空格，一棵青苗一個坑的“插秧機教學”，比如一個文章開頭，就需要將時間、地點、人物、事件一個不落交待清楚，還美其名曰“開門見山”，似乎缺了一個所謂的“要素”，就會造成“山不是那個山”的“惡果”。不一而足，作文教學之惡，可見一斑。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即教育》里申明：我們這里主張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來達民之情，遂民之欲，把天理和人欲打成一片，并且要和戴東原先生的哲學聯合起來。

（戴東原即戴震，代表清朝中葉學術高峰的人物，也就是那個指證“理教殺人”的著名學者。宋朝的朱熹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存天理，滅人欲”，被后世不斷闡釋和發揮，才變得那么“恐怖”。戴東原認為，所謂的“天理”并不是我們想象中固有的、抽象的、身外的“天理”。他提出“理存乎欲”，模糊了“理”“欲”的界分，反對“理”“欲”對立的觀點。這是題外話，暫且不表。）

陶先生所謂的“情”，是指情緒、情感、情懷等人之常情；其所謂“欲”，自然指想法、欲望、理想等身心追求。陶先生的觀點明確地告訴我們：教育面對的首先是“人”，其次且是有七情六欲的人，而不是沒有心跳沒有溫度沒有人情味的器物。落實到作文教學層面上，我們同樣必須牢記這兩層含義。1．目中有“人”

學生是“人”，不能當作可操縱的機器或其它物件。學生具有與生俱來的主觀能動。他(她)除了接受他人的引導、教誨之外，更多時候是在主動地接觸世界、認識社會、感受生活，并主動構建起自己的知識體系和道德標準。誠然，這一體系也許不完備，這一標準也許不恰當，也就需要“教育”來參與建構。也就是說，“教育”在具有主體性的“人”面前，充其量就起到一個輔助作用而已。也就是陶先生說的：用教育的力量，來達民之情，遂民之欲。

《語文課程標準》關于寫作的基本理念是：寫作是運用書面語言進行表達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認識世界、認識自我、進行創造性表述的過程。這里隱含了一個前概念，即人的主體存在性。假如剝奪了“人”的主體地位，也就不成其為

“寫作”了。作文教學中忽視學生的主觀能動，乃至不把學生當“人”，自然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作文教學。

作文教學中活生生的學生，既不是等待擺放家具的空房間，也不是僅供涂抹的白紙張，而是有著豐富情感和諸多認識的“人”。教師在作文教學中要做的，首先是發現并尊重學生，其次是依據學生在作文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和挫折，給予適度的指導和幫助，僅此而已。任何借著各種或正當或無奈的“理由”，而“滿懷熱情”以至“拼了性命”代替學生“認識世界、認識自我、進行創造性表述”的所謂的作文教學，都是“美麗的謊言”和“惡意的騙局”。2．人有“情”“欲”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現代科技證明，即便是草木鳥獸，也有豐富的情感體驗和表達方式，更何況自居于萬物之靈長的人呢？古往今來，個體生命也罷，人類群體也好，既有“逝者如斯乎”的浩然喟嘆，也有“長歌當哭”的悲涼情懷，既有“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遺世獨立，也有“慨當以慷”的激越高蹈。所謂文字，所謂文學，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表達人類內心的情感世界，以及對客觀世界、社會生活、具體事物的認識。

學生是人，自然也有其與人共通又極具個性化的情感世界；學生無時不刻生活在社會里，當然隨時隨地在認識和體驗之中。學生作文，無非是用略顯稚嫩的筆觸表達自己的情感，闡述自己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他的認識有幾分，就寫幾分，他的體驗有多深，就寫多深，或者筆力不逮、力不能及，有所欠缺。教育之力，大致就是彌補這欠缺的部分而已。忽視學生的主觀認知和情感體驗，而“賜予”一個“世界”或一種“情感”，這種認識和做法是可笑的；以為教育全能，越俎代庖，整個兒包辦代替，同樣是可鄙的。

作文教學，就是在學生已有的認知體驗和表述能力的基礎上，給予一個適度的引導，達到“以我口說我心”，可謂善莫大焉；正視學生的基本狀態，確定一個可達成的理想高度，使之和諧共生并逐步發展，已然功德無量。

由此可見，作文教學的前提是“發現”人，“尊重”人。

二、兒童的教育，即是“兒童”的作文教學，而非“成人”的作文教學 兒童教育之所以失敗，完全可歸罪于以成人的視角規劃兒童的生活，有的是頤指氣使的指手畫腳，有的是唾沫橫飛的陳詞濫調，就是看不到簇新如葉芽、嬌嫩似花苞的兒童。家長把孩子當作實現自我理想的“替代品”，君不聞“爸爸（媽媽）當年生活條件差，想讀也讀不到書，你現在條件好了，一定要替爸爸爭口氣”？老師把學生看作體現自我價值的“試驗品”，沒聽說“你給我好好做，我就不信多做幾遍還不會”？成人主宰的社會呢？直接把孩童看作社會大廈的一段材料，如雷貫耳的不是“明日社會棟梁之材”嗎？唯獨不見——“兒童”。顯現在作文教學中，就是兒童習作成人化，裝腔作勢，拿腔捏調，把肉麻當有趣。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即教育》里強調：我們主張生活即教育，要是兒童的生活才是兒童的教育，要從成人的殘酷里把兒童解放出來。

陶先生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是兒童的生活，才有兒童的教育，兒童的生活被漠視、被消解，那就不是兒童的教育了；之所以造成這種嚴重后果的罪魁禍首是誰？就是殘酷的成人以及成人的殘酷！聯系到作文教學，他指明一個道理：沒有兒童的生活，就不可能有兒童的作文教學。現實庶幾近之。面對當下作文教學中的荒腔走板，我們必須做好以下兩點: 1．解放兒童

兒童的被禁錮，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兒童被禁錮在課本里，兒童被禁錮在教室里，兒童被禁錮在成人的視線里。更可惶恐的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兒童，像慢火燉青蛙的“青蛙”一樣，已經逐漸適應了被“消亡”的命運。而成人看著一手鑄造的“鐵屋子”還意猶未盡、層層設防。殊不知，縛人者亦自縛，吃人者亦被吃。

個體生命空間如此逼仄，又怎么來“留心周圍事物”，“養成留心觀察周圍事物的習慣，有意識地豐富自己的見聞”？個體生命體驗完全被消解，又怎么來“表現自己覺得新奇有趣的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動的內容”？又哪有什么“個人的獨特感受”呢？

若要學生“表述自己的意思”，必須先解放學生。陶先生在《創造的兒童教育》一文中指出：“解放學生的頭腦，使他們思想；解放學生的雙手，使他們能干；解放學生的嘴巴，使他們能問；解放學生的空間，使他們能到大自然大社會里擴大知識和眼界，獲得豐富的學問；解放學生的時間，使他們有時間學一點他們渴望要學的知識，干一點他們高興干的事情。”

解放了學生，才有了自我生命成長體驗的可能，才有表達“真情實感”的可能。

2．還原童真

解放了的兒童，還會面臨“娜拉出走后怎么辦”的困境。此刻唯一的出路是：還原童真。童真是與生俱來的，卻是被成人剝奪了。從教師的角度而言，必須警惕成人化，并努力戒除成人化傾向的教學。

在作文教學中，老師要戒除成人化的視角。眼界決定認識。那就蹲下身來，以兒童的視角打量世界。也許不能完全重疊，也不需要完全重疊，需要的是挨近；保留適當的高度——孩子可以想望、努力起跳就可觸摸到的高度，并給予孩子切實需要的幫助。引導學生描述自己眼里的社會萬象，大到宇宙大觀，小到螻蟻塵埃。沈復在《浮生六記·閑情記趣》中記述道：“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之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他看到蚊蟲，視為“仙鶴”，“為之怡然稱快”；“以叢草為林，以蟲蟻為獸，以土礫凸者為丘，凹者

為壑”，則“神游其中，怡然自得”。“此皆幼時閑情也”——這才是兒童的視角，兒童的快樂。

在作文教學中，老師要戒除成人化的思考。急功近利是成人世界的痼疾之一，兒童的渾樸，保持了心靈的凈土。努力貼近孩子的心靈，以孩子的方式接近并思考孩子的生活。必要的時候（也許是更多時候），就像龍應臺女士那樣，“坐在斜陽淺照的石階上，愿意等上一輩子的時間，讓這個孩子從從容容地把那個蝴蝶結扎好，用他五歲的手指”，無限溫情地對他說：“孩子，你慢慢來，慢慢來。”此時，任何高遠的理想、嚴苛的目標、僵死的程序，統統可以棄之不顧。此刻，還有什么比得上“讓這個孩子從從容容地把那個蝴蝶結扎好，用他五歲的手指”來得重要？

在作文教學中，老師要戒除成人化的語言。兒童的言語密碼與成人的言語符號并不完全吻合。兒童在學習、運用語言的過程中，會形成一套只屬于他們的話語系統，來表達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這套話語系統獨特而富有情趣，詞匯雖然不豐富但很生動，不夠規范但有創意，表達不精確但足以描述他們的生活。老師在作文教學中要做的，其實僅僅是喚醒和呼應。有一個耳熟能詳的例子，教師問學生：“花兒為什么會開?”第一個學生說：“她睡醒了，想看看太陽。”第二個學生說：“她一伸懶腰，就把花骨朵頂開了。”第三個學生說：“她想和小朋友比比，看誰穿得漂亮。”突然，有個學生問：“老師，您說呢?”老師想了想，說：“花兒特別懂事，她知道小朋友都喜歡她，就仰起臉，笑了。”其實，教師課前準備的答案是：花兒開了，因為春天來了。誠如作家王旭峰說的：“兒童寫的東西，可以說是天使在說話。”老師不能扼殺“天使”。

綜上所述，作文教學的基礎是“解放”兒童，“還原”兒童。唯有如此，才能建構起真正意義的作文教學。

第四篇：生活教育理論視野下的小學作文教學之再認識

生活教育理論視野下小學作文教學之再認識

浙江省桐鄉市實驗小學教育集團振東小學

俞 翔

郵政編碼：314500 工作電話：0573-88117720 電子郵箱：jx.yx@163.com

一、人的教育，即是“人”的作文教學，而非“物”的作文教學

教育之可悲，莫過于目中無“人”。學生被異化為知識的容器和能力的測量儀。在小學作文教學中顯現的鄙端尤甚。既有讓學生背誦幾篇“范文”，改頭換面、對號入座的“廢紙簍教學”；也有假“模仿借鑒”之名，行“畫虎不成反類犬”之實的“復寫紙教學”；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作文教學之惡，可見一斑。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即教育》里申明：我們這里主張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來達民之情，遂民之欲，把天理和人欲打成一片，并且要和戴東原1先生的哲學聯合起來。

陶先生所謂的“情”，是指情緒、情感、情懷等人之常情；其所謂“欲”，自然指想法、欲望、理想等身心追求。陶先生的觀點明確地告訴我們：教育面對的首先是“人”，其次且是有七情六欲的人，而不是沒有心跳沒有溫度沒有人情味的器物。落實到作文教學層面上，我們同樣必須牢記這兩層含義。1．目中有“人”

學生是“人”，不能當作可操縱的機器或其它物件。學生具有與生俱來的主觀能動。他(她)除了接受他人的引導、教誨之外，更多時候是在主動地接觸世界、認識社會、感受生活，并主動構建起自己的知識體系和道德標準。誠然，這一體系也許不完備，這一標準也許不恰當，也就需要“教育”來參與建構。也就是說，“教育”在具有主體性的“人”面前，充其量就起到一個輔助作用而已。也就是陶先生說的：用教育的力量，來達民之情，遂民之欲。

《語文課程標準》關于寫作的基本理念是：寫作是運用書面語言進行表達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認識世界、認識自我、進行創造性表述的過程。這里隱含了一個前概念，即人的主體存在性。假如剝奪了“人”的主體地位，也就不成其為“寫作”了。作文教學中忽視學生的主觀能動，乃至不把學生當“人”，自然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作文教學。

作文教學中活生生的學生，既不是等待擺放家具的空房間，也不是僅供涂抹的白紙張，而是有著豐富情感和諸多認識的“人”。教師在作文教學中要做的，首先是發現并尊重學生，其次是依據學生在作文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和挫折，給予適度的指導和幫助，僅此而已。任何借著各種或正當或無奈的“理由”，而“滿懷熱情”以至“拼了性命”代替學生“認識世界、認識自我、進行創造性表述”的所謂的作文教學，都是“美麗的謊言”和“惡意的騙局”。2．人有“情”“欲”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現代科技證明，即便是草木鳥獸，也有豐富的情感體驗和表達方式，更何況自居于萬物之靈長的人呢？古往今來，個體生命也罷，人類群體也好，既有“逝者如斯乎”的浩然喟嘆，也有“長歌當哭”的悲涼情懷，既有“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遺世獨立，也有“慨當以慷”的激越高蹈。所謂文字，所謂文學，都是對客觀世界、社會生活、具體事物的認識，以及表達人類內心的情感世界。

1戴東原即戴震，代表清朝中葉學術高峰的人物，也就是那個指證“理教殺人”的著名學者。宋朝的朱熹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存天理，滅人欲”，被后世不斷闡釋和發揮，才變得那么“恐怖”。戴東原認為，所謂的“天理”并不是我們想象中固有的、抽象的、身外的“天理”。他提出“理存乎欲”，模糊了“理”“欲”的界分，反對“理”“欲”對立的觀點。這是題外話，暫且不表。學生是人，自然也有其與人共通又極具個性化的情感世界；學生無時不刻生活在社會里，當然隨時隨地在認識和體驗之中。學生作文，無非是用略顯稚嫩的筆觸表達自己的情感，闡述自己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他的認識有幾分，就寫幾分；他的體驗有多深，就寫多深。或者筆力不逮、力不能及，有所欠缺，教育之力，大致就是彌補這欠缺的部分而已。忽視學生的主觀認知和情感體驗，而“賜予”一個“世界”或一種“情感”，這種認識和做法是可笑的；以為教育全能，越俎代庖，整個兒包辦代替，更是可鄙的。

作文教學，就是在學生已有的認知體驗和表述能力的基礎上，給予一個適度的引導，達到“以我口說我心”，可謂善莫大焉；正視學生的基本狀態，確定一個可達成的理想高度，使之和諧共生并逐步發展，已然功德無量。

由此可見，作文教學的前提是“發現”人，“尊重”人。

二、兒童的教育，即是“兒童”的作文教學，而非“成人”的作文教學

兒童教育之所以失敗，完全可歸罪于以成人的視角規劃兒童的生活。家長把孩子當作實現自我理想的“替代品”，社會把孩童看作大廈的一段“材料”，如雷貫耳的不是“明日社會棟梁之材”嗎？唯獨不見——“兒童”。顯現在作文教學中，就是兒童習作成人化，裝腔作勢，拿腔捏調，把肉麻當有趣。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即教育》里強調：我們主張生活即教育，要是兒童的生活才是兒童的教育，要從成人的殘酷里把兒童解放出來。

陶先生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是兒童的生活，才有兒童的教育。兒童生活被漠視、被消解，那就不是兒童的教育了。之所以造成這種嚴重后果的罪魁禍首是誰？就是殘酷的成人以及成人的殘酷！聯系到作文教學，他指明一個道理：沒有兒童的生活，就不可能有兒童的作文教學。現實庶幾近之。面對當下作文教學中的荒腔走板，我們必須做好以下兩點: 1．解放兒童

兒童的被禁錮，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兒童被禁錮在課本里，兒童被禁錮在教室里，兒童被禁錮在成人的視線里。更可惶恐的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兒童，像慢火燉青蛙的“青蛙”一樣，已經逐漸適應了被“消亡”的命運。而成人看著一手鑄造的“鐵屋子”還意猶未盡、層層設防。殊不知，縛人者亦自縛，吃人者亦被吃。

個體生命空間如此逼仄，又怎么來“留心周圍事物”，“養成留心觀察周圍事物的習慣，有意識地豐富自己的見聞”？個體生命體驗完全被消解，又怎么來“表現自己覺得新奇有趣的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動的內容”？又哪有什么“個人的獨特感受”呢？

若要學生“表述自己的意思”，必須先解放學生。陶先生在《創造的兒童教育》一文中指出：“解放學生的頭腦，使他們思想；解放學生的雙手，使他們能干；解放學生的嘴巴，使他們能問；解放學生的空間，使他們能到大自然大社會里擴大知識和眼界，獲得豐富的學問；解放學生的時間，使他們有時間學一點他們渴望要學的知識，干一點他們高興干的事情。”

解放了學生，才有了自我生命成長體驗的可能，才有表達“真情實感”的可能。2．還原童真

解放了的兒童，還會面臨“娜拉出走后怎么辦”的困境。此刻唯一的出路是：還原童真。童真是與生俱來的，卻是被成人剝奪了。從教師的角度而言，必須警惕成人化，并努力戒除成人化傾向的教學。

在作文教學中，老師要戒除成人化的視角。眼界決定認識。那就蹲下身來，以兒童的視角打量世界。也許不能完全重疊，也不需要完全重疊，需要的是挨近；保留適當的高度——孩子可以想望、努力起跳就可觸摸到的高度，并給予孩子切實需要的幫助。引導學生描述自己眼里的社會萬象，大到宇宙大觀，小到螻蟻塵埃。沈復在《浮生六記·閑情記趣》中記述道：“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之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他看到蚊蟲，視為“仙鶴”，“為之怡然稱快”；“以叢草為林，以蟲蟻為獸，以土礫凸者為丘，凹者為壑”，則“神游其中，怡然自得”。“此皆幼時閑情也”——這才是兒童的視角，兒童的快樂。

在作文教學中，老師要戒除成人化的思考。急功近利是成人世界的痼疾之一，兒童的渾樸，保持了心靈的凈土。努力貼近孩子的心靈，以孩子的方式接近并思考孩子的生活。必要的時候（也許是更多時候），就像龍應臺女士那樣，“坐在斜陽淺照的石階上，愿意等上一輩子的時間，讓這個孩子從從容容地把那個蝴蝶結扎好，用他五歲的手指”，無限溫情地對他說：“孩子，你慢慢來，慢慢來。”此時，任何高遠的理想、嚴苛的目標、僵死的程序，統統可以棄之不顧。此刻，還有什么比得上“讓這個孩子從從容容地把那個蝴蝶結扎好，用他五歲的手指”來得重要？

在作文教學中，老師要戒除成人化的語言。兒童的言語密碼與成人的言語符號并不完全吻合。兒童在學習、運用語言的過程中，會形成一套只屬于他們的話語系統，來表達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這套話語系統獨特而富有情趣，詞匯雖然不豐富但很生動，不夠規范但有創意，表達不精確但足以描述他們的生活。老師在作文教學中要做的，其實僅僅是喚醒和呼應。有一個耳熟能詳的例子，教師問學生：“花兒為什么會開?”第一個學生說：“她睡醒了，想看看太陽。”第二個學生說：“她一伸懶腰，就把花骨朵頂開了。”第三個學生說：“她想和小朋友比比，看誰穿得漂亮。”突然，有個學生問：“老師，您說呢?”老師想了想，說：“花兒特別懂事，她知道小朋友都喜歡她，就仰起臉，笑了。”其實，教師課前準備的答案是：花兒開了，因為春天來了。誠如作家王旭峰說的：“兒童寫的東西，可以說是天使在說話。”老師不能扼殺“天使”。

綜上所述，作文教學的基礎是“解放”兒童，“還原”兒童。唯有如此，才能建構起真正意義的作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