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知識考試：由“疫苗之殤”談到行政公益訴訟

法律知識考試：由“疫苗之殤”談到行政公益訴訟

【導讀】

呈貢中公教育小編為大家帶來法律知識考試《由“疫苗之殤”談到行政公益訴訟》，希望可以幫助各位考生順利備考事業單位考試。近日來，“問題疫苗”事件持續引發全社會廣泛關注。大家在談論如何加強疫苗監管工作的同時，有不少人也關注到了后續事件的進展，以山西省檢察院為代表的檢察機關針對“問題疫苗”提起了行政公益訴訟，今天就帶領大家簡單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行政公益訴訟。

一、行政公益訴訟的含義

行政公益訴訟就是指檢察院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如果發現負有監管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甚至是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遭受了損害的時候，其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相應行政機關依法履行職責。行政公益訴訟往往跟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等領域相關。

二、制度設置的立法目的和任務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我國司法改革提出了明確要求，檢察院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確立就是在呼應本次司法改革，此項制度的設立將對加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人民群眾合法權益司法保障力度方面產生重要的影響。

三、案件來源

更多公職類考試信息和資料

行政公益訴訟主要針對負有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的行為，所以行政公益訴訟的案件來源主要在于檢察機關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包括批準或者決定逮捕、審查起訴、控告檢察等。

四、受案范圍

《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四款將行政公益訴訟受案范圍規定為，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這里考生需要關注的是受案范圍不僅僅局限于以上列舉的領域，也可能涉及到其他范圍，一個“等”字需要關注。

五、管轄

《兩高關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明確規定基層人民檢察院提起的第一審行政公益訴訟案件，由被訴行政機關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可見如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檢察院為基層人民檢察院，在級別上應當由基層人民法院管轄。

六、具體程序

根據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履行職責中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存在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的，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其依法履行職責。行政機關應當在收到檢察建議書之日起兩個月內依法履行職責，并書面回復人民檢察院。出現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損害繼續擴大等緊急情形的，行政機關應當在十五日內書面回復。

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更多公職類考試信息和資料

由此可見在具體程序中，應“先建議再訴訟”。

以上是關于行政公益訴訟的簡單介紹，雖然在法律測查中行政公益訴訟測查比重不大，但是希望廣大考生仍舊要了解此知識，做到充分備考。

更多事業單位考試信息關注呈貢中公教育信息

更多公職類考試信息和資料

第二篇：行政公益訴訟之法理思考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校 黨員干部在職研究生 課

程

論

文

課 程

名 稱：《行政訴訟法學》

課程論文題目：對我國行政公益訴訟的法理思考

班 次、專 業：自治區黨校2009級在職研究生班 行政管理專業 姓

名：劉強 學

號：09041011029 教師評語（成績）：

教師簽名：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校

研

究

生

部 2011年7月10日

訴訟。它是指當事人的利益由于行政機關的決定受到侵害，請求行政法院審查該項決定的合法性并予以撤消的救濟手段。只要申訴人認為某種利益受到行政行為的侵害就可提起，并不要求是申訴人個人的利益。不僅行政決定的直接相對人可以提起越權之訴，如果第三人因為違法的行政決定而受到直接的利益侵害時，亦可提起；各種團體的作用尤其廣泛和活躍，當他們的集體利益受到行政決定的直接影響時，一般也可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越權之訴。行政案件訴訟法規定的民眾訴訟承認原告以不涉及自己法律上的利益而提起訴訟，其目的不是直接保護、救濟國民私人的權益，而在于使公民以選舉人的身份通過訴訟手段制約國家機關或公共性權力機構的行為。民眾訴訟具有客觀訴訟的性質，可以認為是行政公益訴訟的一種形態。其中的居民訴訟起源于美國法，是在判例上形成的納稅人訴訟。這是糾正地方公共團體的職員所進行的違法的財務會計上的管理運作，以確保其公正運行的制度。

從各國行政立法的趨勢看，起訴資格的門檻被大大降低，從而使更多的人能對行政機關的行為提起申訴，促進公民對行政活動的監督和合法利益的維護。可以說，如果充分考慮當今法律制度中的公共利益要求，那么能為公共利益辯護的人的概念必須相應地擴大。法律就是朝著允許公民起訴他們所感興趣的任何行政裁決的方向發展，這是當代行政民主、公民參與行政活動的一種表現。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產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當代社會根基和結構發生深刻變動，政治法律思想進行全面革新的基礎上出現的，它的確立有著深層次的理論和歷史背景。

思考一：公民社會公共性權利的司法保護

公民權利包括社會公共性權利受到尊重和保護的程度，是一國

而經常地調整及調和種種相互沖突的利益，包括個體的利益和社會性的利益。如果最終缺乏司法的權威衡量，“那么這種權益的調整就會取決于或然性或偶然性（而這會給社會團結與和諧帶來破壞性后果），或取決于某個有權強制執行它的決定的群體的武斷命令。” 概言之，公民的基本權利，包括社會公共性權利，除了通過法律的普遍性實體賦予外，還要獲得可訴性；但由于這類權利往往并沒有直接的代表人和請求人，因此必須賦予普通公民為公益提起訴訟的權利，這是公民訴訟制度得以確立的法理基礎之一。從人民主權的角度觀照，“行政訴訟制度本身就是民主政治在某一訴訟領域的具體反映。賦予什幺樣的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不僅僅是一個訴訟程序問題，更重要的是通過行政訴訟這一特定的訴訟制度體現一個國家對公民權利保護的程度。而從行政訴訟制度監督行政職權的依法行使這一特定角度來說，原告起訴資格的賦予就是其民主權利的一個表現。”

思考二：私人力量對國家權力的制約

“監督權力的權利之發展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個有里程碑意義的階段：個體完全匍匐于國家權力之下，無所謂監督權力之權利的存在；受某種國家權力直接影響的個體有利用國家的另一種權力予以抗衡的權利，是一種特定個體可介入其所涉之公權力關系的權利；與公權力行使無涉的個體可以依法對公權力的行使過程或結果予以質疑，并有程序上之保障，這種質疑仍需借助另一種國家權力的力量，但與第二階段不同的是個體的廣泛性與不特定性。” 依我國行政訴訟法法之規定，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自身合法權益時，方有提請司法審查的權利；而如果政府行為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因這種侵害與私人沒有直接利害關

首先，從行政效率上說，不僅中國，各國都可看到，公權無限擴張，行政權無限擴張。任何國家，任何政府，都經常提出“小政府，大社會”，精簡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國以來就提出了精簡的目標，建立廉潔政府、效率政府的目標；不知精簡了多少次，但精簡過后，一段時間又恢復了，又增設了很多機構，只不過換了別的名字罷了。為什么精簡不下去？歸根到底就在于這個基本理論，用公權來控制公權，它必然是要增設機構，增設授權，其結果是惡性循環，行政權呈現出無限擴張的趨勢。

其次，從公務的廉潔性上說，按照現行法律，對國家機關有損公益的違法行為，公民可以向上級機關檢舉；如果上級國家不查處的話，可以再向更上級的機關檢舉；對檢舉有功的公民，國家還可以給予獎勵。人們期望這些行政機關上下左右之間互相監督和制衡，出了問題就查處，任何一種違法行為都不可能逃脫。這在理想上是很好的，但有一個前提，這些國家機關是真正依法辦事的，真正沒有私人利益，廉潔奉公，忠于正義。然而在事實上，政府機關及其公務員并不是超脫一切利害關系之外的，他們本身也組成了若干集團和階層，互相之間也有形形色色的利益關系。不難看到，很多擅權瀆職、貪贓枉法的官員在被查處之前，都受過上級表彰，罩著許多光環，這難道還不能引起人們的警醒？

總之，封閉的權力分立與制衡之設計一方面使得公權系統呈無限擴張的趨勢，運作效率愈來愈低下，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度浪費；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種權力日益聚合為一個擁有自身利益的龐大系統，堵塞了公民管理國家事務、主張各種權益的途徑，違背了人民主權的根本法理。

個人作此種分析，當然“不是主張權力制約的悲觀主義或取消

體之間，按照傳統的“法律權利觀”，是否具有訴的利益是容易識別的。而隨著新型糾紛（環境訴訟、公害訴訟、消費者訴訟等）的出現，往往無從將這些糾紛的事實納入現行法律所承認的權利體制或框架之中，然而，事實上又必須對這些糾紛予以解決。因為其權利義務的內容及權利主體的外延未必清楚，若依傳統的訴的利益的觀念和標準進行審查，可能會不承認其具有訴的利益。因此，基于增加國民接近法院或使用訴訟的機會或途徑，擴大訴訟手段解決紛爭和保護權益的功能，以及實現判決形成政策的機能，應當是盡量擴大訴的利益的范圍，對于訴的利益的衡量，不僅應從其消極功能，也應從其積極功能的角度來進行。

顯然的，在行政訴訟中對利害關系作簡單化、線條化的理解和把握，在現代社會已經不合時宜。細思之下，認為政府的公權力行為與公民個人毫無利害關系，難免顯得絕對。對那些違章建筑，城建部門視而不見，有關居民提起訴訟，要求法院判決責令城建部門拆除；但是法院認為私人與此沒有直接利害關系，沒有訴的利益，當事人不適格，于是駁回此案。可以追問，難道一定要等違章建筑倒塌，那些致傷致死的人們才有訴的利益嗎？這是針對政府不作為的訴訟。還有一種是政府的作為，比方說那些政策性價格壟斷行為，不僅窒息了行業內部競爭機制的形成，而且極大損害了廣大消費者的利益。春運期間，鐵路車票價格動輒漲價20％-30％，而這種政策性抬價是經過鐵道部通知或審批的。現在已經出現了河北律師喬占祥狀告鐵路部門的案例，但是喬占祥只能先乘車，花了票的代價，獲得私人的訴的利益，然后才能提起訴訟。他只能要求鐵道部門返還他本人因漲價而多花去的9元人民幣，而無權代表廣大消費者就公眾利益受損害而起訴，要求鐵道部門停止不合理的漲價行為，賠

發揮效果，必須真正有人具有動力進行訴訟，反對行政機關違反公共利益的不法行為。這類人只能是自己對案件也有起訴資格的人。由于起訴資格和原告所受的損失大小無關，因此在私人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訴訟的時候，往往是原告個人的利益較小，而公共的利益較大。”

參考文獻： 梁遠（1972－），男，江蘇鹽城人，碩士研究生，蘇州大學法學院教師；宋波（1976－），男，湖南岳陽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

3〔美〕伯納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譯，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422頁。王名揚：《美國行政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頁。《美國最高法院判例匯編》第405卷第727、734頁。

參見胡建淼：《十國行政法──比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頁。參見王名揚：《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203頁。

第三篇：試論我國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之構想

試論我國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之構想

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是一種與傳統訴訟具有質的差別的新型訴訟制度，目前，行政公益訴訟形式在我國尚未為法律所認可。但是，從對西方法治國家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經驗和法理思考，以及目前我國國內出現的眾多具有行政公益訴訟性質的案件和民眾對行政行為進行深層次監督的呼聲日益高漲的形勢來看，在我國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既有理論基礎，又是現實需要，并將成為我國下一步行政立法工作的重要議題。本文僅對我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提出一些淺略的構想。

一、行政公益訴訟的法理淵源

(一)行政公益訴訟的概念

行政公益訴訟，簡稱行政公訴，是指長期居住在該國行政管轄范圍內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一說認為應當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使職權的行為違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時，雖與自己無直接利害關系，但為維護公益，而向特定機關提出起訴請求，并由特定機關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訴訟。

(二)行政公益訴訟的起源

行政公益訴訟既然冠名以公益，應當為公益訴訟的一個分支。公益訴訟的概念最早源于古羅馬法。當時的古羅馬法將訴訟劃分為私益訴訟和公益訴訟兩種模式，其中私益訴訟是指為保護個人所有權益的訴訟，僅特定的當事人才可提起;而公益訴訟乃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訴訟，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凡市民皆可提起。可見，古羅馬的市民如果是以維護公共利益為目的，為

維護法律及社會秩序，就可以提起公益訴訟，且并不要求提起公益訴訟的原告與所訴之利益有利害關系，即可以是無利害關系的人。近代西方各國大多引入了這種訴訟制度。

(三)國際社會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先進經驗

現代公益訴訟的創始國美國在《反欺詐政府法》、《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克萊頓法》、《環境保護法》中均對公益訴訟制度進行了具體設定：《反欺詐政府法》規定任何公民個人或者公司在發現有人欺騙政府、索取錢財后，有權以美國政府的名義控告實施該欺騙行為的一方，并在勝訴之后分享一部分罰金;《謝爾曼反托拉斯法》規定對于違反反托拉斯法令的公司，司法部門、聯邦政府、團體乃至個人都可以提起訴訟;后來的《克萊頓法》對《反托拉斯法》進行了補充，增加了訴權的主體;在《環境保護法》中，公民可依法對違法排污者或者未履行法定職責的聯邦環保局提起訴訟，要求違法排污者停止排放、消除污染，賠償遭受污染損害之公民的損失。美國的行政公益訴訟被稱為 私人檢察總長制度，在1943年的紐約州工業聯合會訴伊克斯案件中，法院指出，國會為了保護公共利益，可以授權檢察總長對行政機關的行為申請，國會有權依法律指定其他當事人作為私人檢察總長，主張公共利益。因此在私人代表公共利益進行訴訟的時候，往往是原告個人的利益較小，而公共的利益比較大，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共權力的最大化保護以及保護的可適用性。

在日本，行政公益訴訟 又被稱為民眾訴訟，日本《行政案件訴訟法》第5條中規定：民眾訴訟不限于救濟起訴者本人權益，而是含請求糾正國家機關或公共團體不符合法律的行為的訴訟，具體包括與公職選舉有關的訴訟，與直接請求有關的訴訟，居民訴訟，基于憲法第95條居民投票的訴訟，有關最高法院法官的國民審查的訴訟。這種以作為選舉人的資格或者其他與自己的法律上的利益無關的資格提起的訴訟目的在于使公民以選舉人的身份通過訴訟手段制約國家機關和公共性權利機構的行為。此外，還有法國的越權之訴、英國如果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政

府機關或權力機關濫用權利，致使數千臣民受害，那么最終這些受害人中的任何人都有權訴諸法院要求執行法律的憲法原則等都是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法律體現。

相比之下，我國目前在公益訴訟，尤其是行政公益訴訟的立法或者司法實務方面卻沒有較大進展，這種狀況的持續不利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全面展開及依法治國方針的貫徹落實，不利于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的實現以及市場經濟的長足進步和發展。

二、設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必要性

1996年2月9日，在中共中央舉辦的中央領導法制講座上，江澤民同志強調：實行和堅持依法治國，就是使國家各項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規范化;就是廣大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參與管理國家、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就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制化、法律化。2006年10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中指出：要加強制度建設、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完善民主權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體制機制、公共財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而依法行政、建立完備的行政監督機制正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完善民主權利保障制度的必要前提。依照我國《》之規定，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侵犯其自身合法權益時，方有權利提請司法審查(提起行政訴訟);如果政府權力機關的行為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而這種侵害與個人(私人)沒有直接利害關系，個人則無權就侵害行為提請司法審查。這種封閉的權力分立與相互制衡的立法理念一方面使得公權力呈無限擴張的趨勢，在我國負有監督職責的機關之間又往往存在利害關系或者領導上的關聯關系，這就會出現監督機制貌存實無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種權力日益聚合為一個擁有自身利益的體系，堵塞了公民管理國家事務、主張各種權益的途徑，違背了人民主權的根本法理，也使得社會公平正義、保障民主權利成為水中之花、鏡中之月。

而作為構成社會的最基本元素的私人同時也是公權力運用的最直接利害方，社會利益與其私人利益息息相關，私人永遠是第一個知道自己或者整體利益被侵害的主體，也是最徹底的社會利益維護者，雖然我們有人大、信訪、黨紀政紀等各種對政府機構和人員進行監督的途徑，但真正說來，只有訴訟等法律程序才能將政府機構和人員置于民眾平等的地位，對其行為和權力構成強制性約束，確立其人民公仆的理念。[1]因此，要想解決監督機制所造成的痼疾只能依靠和運用公權力以外的力量--社會力量暨私人力量，賦予公眾力量以對侵害公共利益的公權力行使提請司法審查的權利，這樣更有利于對公權力行使的監督和制約，也是促使權力機關合理、合法運用公權力、依法行政的有效手段，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完善民主權利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我國設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可行性基礎

(一)設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法律依據 行政訴訟制度本身就是民主政治在某一訴訟領域的具體反映。賦予什么樣的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不僅僅是一個訴訟程序問題，更主要的是通過行政訴訟這一特定的訴訟制度體現一個國家對公民權利保護的程度。而從行政訴訟制度監督行政職權的依法行使這一特定角度來說，原告起訴資格的賦予就是民主權利的一個表現。[2]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由此我們可以看出：(1)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的一切權力來源于人民。(2)人民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通過一切正當的途徑和形式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有權對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賦予了公民、監察機關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進行監督的權利。行政公

益訴訟從司法程序上為人民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提供了有效的途徑。因此，基于公益的需要提起行政訴訟符合我國憲法的基本精神。

(二)設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社會基礎 隨著法制建設的深入，我國公民的法律訴訟意識已有很大的提高。近年來，我國出現了多個具有行政公益訴訟性質的案例，但我們也應當看到，現階段行政訴訟過程中出現的不想告、不敢告、告不了的現象仍一定程度的存在。因此，建立完善的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已成為當務之急。

在我國，需要通過行政訴訟保護公共利益的情形和種類很多，大致包括國家公共利益、公眾或群體公共利益、公平競爭的公共秩序等。然而，在我國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大量公共利益遭受違法行政行為侵害而得不到行政訴訟救濟的情形。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國有資產屬于全民所有，人民政府只是代為行使所有權對國有資產進行管理。在國有資產的管理及處置過程中，個別負有國有資產管理職責的公權機構對國有資產疏于管理，更有甚者直接插手各種違法操作，致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或者減值，嚴重侵害了公共利益。現行行政訴訟法將原告資格僅限于私益直接受損之情形，使國有資產被侵犯的行政案件無法進入司法審查的范圍。再如一些企業受于短期利益驅使，在生產中忽視環境保護，使環境污染和破壞問題日益惡化侵害公眾利益的行為，政府在工程的審批、招標、發包過程中的違法行為侵害公眾利益的行為，以及政策性價格壟斷行為等等，也均因為現行行政訴訟制度的局限性，公民無法運用司法權來制約行政權，公益之維護陷入困難重重的境地。沒有一個社會能夠消除公共利益的理念，因為它根植于人性的共有成份中，因此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是人民群眾普

遍愿望和意志的體現，而人民群眾對保護公共利益的這種迫切需要，構成了我國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社會基礎。

四、行政公益訴訟的構建初想

(一)行政公益訴訟原告主體的確定

1、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的含義 行政訴訟原告資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能夠提起行政訴訟所應具備的條件。原告資格、起訴條件、原告，這三個概念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起訴條件指行政訴訟法規定的當事人提起行政訴訟所必須符合的條件。如我國《行政訴訟法》第41條規定，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①原告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②有明確的被告;③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根據;④屬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原告資格、起訴條件、原告三者之間的關系為：原告資格是起訴條件的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條件，具有原告資格的人提起行政訴訟必須同時符合其余的起訴條件時，方能被法院受理，這時具有原告資格的人才采取得了原告的當事人地位。

2、行政公益訴訟原告主體的條件要求 和傳統的私益性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制度相比，公益性行政訴訟原告資格制度在以下方面應有不同： 第一，以享有公益性行政訴訟原告資格以法律法規特別規定為限。基于公益訴訟突破了傳統訴訟利益理論的要求，更多的是一種立法政策，須以法律法規特別規定為限。公益性行政訴訟的提出應當出于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僅限于公共利益受到違法的行政作為或者不作為行為引起的行政爭議。二，涉及侵害國家利益與涉及侵害社會公共利益之訴訟主體應當區分設定。涉及侵害國家利益的案件一般比較復雜，作為私人而言其很難取得相關證據予以證明侵害事實的存在，鑒于私人并沒有國家賦予的公權力的輔助，雖然其擁有國家憲法所賦予的監督權，但在涉及侵害國家利益這種侵害結果相對隱秘、侵害行

為人背景復雜的情況之下行使該監督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應當由擔負監督職責的國家權力機關利用其掌握的國家資源對侵害案件進行調查，在確認侵害事實存在后代替國家對該侵害行為提請司法審查的方式行使監督權。如果受到損害的不是國家利益，而是社會公共利益，那么，可以考慮讓一些代表公共利益的社會團體、協會以及自治組織提起訴訟。至于私人是否有權以原告身份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筆者認為應當是允許的，因為各類團體、組織一旦形成無論其組建目的如何，都將形成不特定的利益組合形式，在利益的驅使下其履行社會監督職責的全面性不得不令人懷疑。而對于私人而言，在不侵害其利益或者關聯利益的情況下，其提起訴訟的幾率非常小，幾乎不可能出現濫用司法資源進行詐害訴訟的情況。

(二)行政公益訴訟案件的受理條件及形式探討

如前所述，行政公益訴訟的主體可以是檢察機關、特定團體、組織，也可以是私人，其中私人作為訴訟主體的過程自不待言，但檢察機關、特定團體、組織對案件的受理形式殊值探討。蓋因檢察機關、特定團體、組織為原告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絕大多數是由私人舉報或要求而為之，而但凡權力機關多多少少都會有官本位思想，但凡團體、組織都會形成相應的利益集團，如何保證私人的舉報或者控告得以合理的執行將成為關鍵性的問題。筆者認為，檢察機關、特定團體、組織應當建立社會舉報、控告登記備案以及相關材料收取備案存檔制度，當舉報或控告人有證明侵害事實的證據，檢察機關、特定團體、組織應當受理該案件并承擔受理后案件證據的收集工作;當舉報或控告人沒有證明侵害事實的直接證據，但檢察機關、特定團體、組織認為可能有相關侵害事實存在時應當進入調查機制，對侵害事實是否存在展開調查并著手收集相關證據，調查認定侵害事實存在的應當正式受理該案;當舉報或控告人沒有證明侵害事實的直接證據，檢察機關、特定團體、組織認為有相關侵害事實存在的可能性不大時，可以書面方式通知舉報或控告人不予受理，但應當對該舉報、控告登記備案并做好詳細的紀錄。當對相同侵害事

項舉報、控告人超過一定人數時，檢察機關、特定團體、組織應當正式受理該案并展開調查，并將調查結果向社會公示。

(三)舉證責任的分配

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行政訴訟的舉證原則是被告負舉證責任。那么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應如何分配，筆者認為應當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由原、被告分別承擔舉證責任。

1、對證明被告的行為損害公益或可能損害的事實方面的證據，由原告負責提供。因為原告以此為由啟動了行政公益訴訟程序，原告應當對自己的觀點及所述事實承擔舉證責任。

2、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與否及依據的相關法律法規，由被告負責提供，這是依法行政的要求決定的，也與一般的行政訴訟的舉證要求相一致。

3、對其他程序上及民事上的有關事實等，仍應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原則。

(四)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適用及集團訴訟的問題

公益性行政訴訟的典型特征就是對一可訴行政爭議提起訴訟并不要求起訴人和行政爭議之間有訴訟利益，原告資格非常的廣泛，可能出現就同一行政行為多數人都可提起訴訟的情形。傳統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就是同一個爭議或者案件法院不能審判兩次。因此，公益性行政訴訟中雖然多數人可以就同一行政行為享有理論上的原告資格，但法院受理的次數只能是一次，才能滿足傳統的一事不再理原則，筆者認為對于一項行政行為如果人民法院已經作出生效的裁判文書，則對該案件的執行申請人可以不局限于提起訴訟之原告，可依確定行政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的方式確定申請主體。里就存在一個選擇的問題，或者賦予首次起訴人一種排他性的原告資格;或者設置一種類似必要共同訴訟的集團訴訟(人數眾多的情況下)。如果賦予首次起訴人一種排

他性的起訴資格，可能會出現這樣一種情形，首次起訴的人因為并不是和案件有訴訟利益的人，也許不會積極行使訴訟權利，案件的最后結果極有可能是公共利益未能得到維護，而且還斷送了其他更有能力維護公共利益的起訴人的司法救濟機會。

因此，筆者主張采用集團訴訟模式來回應傳統一事不再理原則對公益性行政訴訟的要求。法院在受理了某個公益性行政訴訟之后，可以發布公告，讓其他有公益心或者對案情有幫助的個人或組織來參加公益訴訟，如果人數眾多還可以推舉訴訟代表人，這樣一來既可以實現對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遵守，也可以調動廣大民眾對公益維護的積極性。

(五)行政公益訴訟的審判和訴訟費用的承擔

在訴訟費用承擔上，按照訴訟法原則，訴訟費用一般由原告預付，最終由敗訴當事人負擔，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這樣一點，即公益性行政訴訟的建立是為了開辟一條普通民眾督促政府執法的途徑，其性質富有濃厚的公益色彩。普通百姓贏了官司，主要不是自己而是大眾將從中獲得利益;而輸了官司則由個人背上敗訴的名聲和沉重的訴訟費用負擔。因公益性案件一般牽涉面較大，訴訟費用的數額可能很大，往往是公民個人和一般組織難以承受的，如果訴訟費用及相關費用仍由敗訴人承擔，恐怕會使普通老百姓因經濟上的考慮而望而卻步，如果僅因公益訴訟費用問題而將原告拒于法院大門之外，無異于強迫公民放棄對社會公益的保護請求。

因此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不預受訴訟費的做法，如原告勝訴，訴訟費當然由被告負擔;如原告敗訴，可視案件的不同，向原告收取低廉的費用，但原則上應設定原告不負擔訴訟費為宜。對需要進行鑒定、檢測、檢驗的案件，筆者認為，涉及的相關費用應從政府部門成立的專門基金中支取，不管原告勝訴還是敗訴，都由政府部門承擔。如此會促進廣大民眾對公共利益的關心，也加強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高度責任感。

五、結語

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對于依法行政，避免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受損具有積極的意義，在有效監督行政執法權方面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在我國應當盡快建立行政公訴制度，以其更好保護國家和公民雙方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