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指派機制存在的問題和對策

淺析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指派機制存在的問題和對策

北京胡李律師事務所 李樹靜

作為人權保障的一項基本制度，法律援助距今已有500多年的歷史，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后，西方國家開展的“慈善”法律援助，比如西班牙創設的“窮人律師”輪換制度，發展到二戰時期國家主導的法律援助，及至20世紀中期起的社會化法律援助。由于援助理念的差異，援助案件指派制度也各不相同。我國自1994年初才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盡管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刑事援助案件運行機制至今仍不夠順暢，其中案件的指派機制存在很多難以理順的難題，尚需著力解決。本文以刑事案件的指派為例，對此問題展開研究。

一、存在的典型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指派工作公正性與受援人權利保護存在價值沖突

目前，北京市執業律師已經達到2萬余人，但受經濟發展等條件限制，分布不均衡，導致在法律援助指派工作中，從業律師較多的區縣，律師搶案子，從業律師不足的區縣，律師推案子。于是，指派機關在指派案件時就要面臨案件“指派給誰”的難題。為了公平起見，指派機關往往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首先，置辦律師名錄，將符合條件的律師擇優錄入名錄；然后，從律師名錄中按照順序指派律師，并根據律師的檔期，依次順延。另外，一些援助指派機構還采取了律師點援制，將符合條件的律師列示在名單上，交給受援人自行選擇援助律師。這些方式只是形式上的公平，而非實質上的公平。我們都知道，律師協會出于律師服務社會、回報社會的價值考量，對律師提供法律援助工作做出了原則性要求，然而部分執業經驗豐富的老律師雖然報名進入律師名錄，但目的僅在于完成律協分配的任務，由于自身業務繁忙，無暇長時間從事法律援助工作。相比較而言，新執業律師雖然愿意從事法律援助工作，一方面增加自身收入，另一方面借助案件的辦理提高自身執業能力，但這些律師的執業水平往往不夠高。如前所述的“平均分配”方式，并沒有顧及到律師的執業能力以及援助精力問題，所以既沒能充分保護受援人的權利，也沒有照顧受指派律師的感受，如何權衡二者的價值，成為指派工作面臨的一大難題。

（二）指派案件時無法全面審查利益沖突

根據《律師執業行為規范（試行）》第五十條等規定，同一家律師事務所不能為利益相互沖突的相對方同時擔任律師，同一名律師不能夠同時擔任同案不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辯護人。部分辦案機關在向法律援助指派機關送達通知書時未能向指派機關全面披露同案犯情況，導致法律援助指派機關偶爾出現將同案犯同時指派給了同一家律師事務所的情況，當律師會見時經詢問發現系同案，但已經為時尚晚，因為律師在著手處理指派案件時，就已經違反了《律師執業行為規范（試行）》關于利益沖突審查的規定。

辦案機關之所以未全面披露同案犯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兩點：一是為了遵守保密規定，比如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據相關規定，辦案機關不能夠泄露該未成年人的信息，所以在向援助指派機關送達通知書過程中，有時只能列示被害人的姓名，比如李某某被盜案，為指派工作中容易出現利益沖突問題埋下隱患；二是受援人自被刑事立案之日起就享有受援權利，但受案件調查進展程度制約，在案情全部調查清楚之前，偶爾出現同案卻被不同辦案人員分別辦理的情況，由于辦案人員需要遵守獨立辦案、不相互打聽案情的紀律，于是就發生了雖由不同偵查小組分別移送指派通知，但實際上存在利益沖突卻互不知情的問題，其結果就是指派機關違反利益沖突制度規定。

（三）特殊人群案件指派難度大、辦案效果差

特殊人群主要是指聾啞人、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等。北京市的部分區縣推出了聾啞人翻譯專家庫制度，遇有聾啞受援人的，指派機關在指派律師的同時幫助選擇翻譯專家，以便兩人合作辦案。但由于翻譯專家庫人數不多，本就忙碌的援助律師還要等待專家，對于時限較短的刑事案件而言，兩人配合辦案的難度加大。至于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援助案件，因這兩類人的行為能力受限，需要醫院和家屬的全力配合，但實際工作過程中，醫院和家屬配合的積極性、主動性不強，導致案件難以順利開展。因此很多律師不愿接手特殊人群的援助案件。

（四）被羈押人親筆簽名授權委托書存在困難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被羈押后，至判決生效前止，幾乎無法會見親屬，只有等到判決生效，司法機關才允許他們會見親屬。所以客觀上其親屬不可能在申請援助時向指派機關提供授權委托書，但在法律援助指派案件時，又明確要求申請人的委托代理人必須提供經申請人簽字的授權委托書才可以指派案件，兩者相互沖突，導致援助指派工作無法順利開展。

除了以上四類典型問題外，還存在一些雖不典型，但時有發生的指派工作難題，一是辦案機關送達指派通知書過遲，即使援助機關當即指派律師，援助律師也沒有足夠的時間辦理案件，于是援助律師出于自我保護，只能拒絕接受指派，導致援助案件無法派出。二是對于依申請的刑事援助案件，指派機關只能對申請資料作形式審查，無法進行實質性審查，難以查實受援人是否占用了本不應由其享受的公共援助資源等等。

二、完善對策和建議

（一）以保護受援人權利為核心，充分發揮律師點援制的效用，探索建立更為有效的指派措施 為了平衡受援人權利與指派工作公正性之間的關系，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采取律師點援制，受援人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點名要求某位律師提供援助，這一做法符合政府機關權力下放的總趨勢，將律師推向社會，讓社會選擇律師。當前的點援制沒能充分發揮效用，并不是制度本身不好，而是對制度的利用不夠科學。律師點援制的前提是受援人對律師有所了解，知曉律師的優缺點。當前的律師點援制只備有律師名單，受援人往往因無法得到律師的確切信息，只能隨便“點”，導致點援制流于形式。對此，筆者建議由潛在援助律師自備簡介，附在名單之后，但對簡介的內容需要做出原則的限制，比如不得夸大宣傳等，另外，援助機構還要搭建一個潛在援助律師與受援人見面交談的平臺，應受援人要求，受援人和其意向援助律師可以進行簡單交談。當然，為避免利益沖突，保證律師權益，要求談話內容不能與案件有關，最終由受援人決定援助律師人選，為避免所“點”律師沒時間接案，可以要求受援人“點”出不同順位的候選律師。通過完善點援制，充分發揮點援制的效用，能夠有效保護受援人和潛在援助律師的權益。此外，根據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大趨勢，可采取招投標等方式選定優秀律所，中標律所必須高質量完成援助工作，政府驗收合格后支付援助補助費用。

（二）政府主導，促進資源整合，做到辦案、指派、援助三部門無縫銜接，有效配合

法律援助是政府行為，我們不可能讓社會去自動運作，政府的主導作用必須體現出來，組織相關機構應出臺管理辦法或工作制度，理順部門之間的工作關系，對出現的問題及時進行協調、有效溝通，保證辦案、指派、援助這三個部門間的相關資源有效整合。同時，辦案機關首先應當做到內部有效溝通，在不違反獨立辦案原則的基礎上，通過專人或專門機構確定案件的聯系程度，對于同案可能性較大的不同案件，在指派過程中應明確告知指派機構，據此指派機構在指派案件時，盡量避免將這類不同案件派給同一家律師事務所。對于援助律師而言，經會見當事人、了解案情后，要及時與自己所辦理的其他案件以及律師事務所登記的其他案件進行比對，一旦發現存在利益沖突，及時協調指派機構將案件退回，這樣才能有效解決指派機制中出現的問題。

（三）培養專業化的特殊人群援助律師隊伍，擴大聾啞人專家庫與團委合適成年人范圍，提高特殊人群法律援助整體實力

特殊人群更需要法律援助，對于婦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等特殊群體，我們的指派工作應該更順暢，更完善。要解決特殊人群案件指派難度大、辦案效果差問題，首先我們在體制上要培養一批專業化的特殊人群援助律師隊伍，如廣西玉林市的紅色律師服務團走進百姓家，援助特殊人群，關愛特殊群體，無錫市的女律師法律服務援助團，積極投身法律援助、關愛特殊群體、為婦女兒童維權等社會公益事業等；其次要加強與公檢法部門及婦聯，共青團、未保委、老齡委、殘聯等社團以及律協等機構的協作，擴大專家庫與團委合適成年人范圍。在提高特殊人群法律援助整體實力的同時，指派機關要保證援助律師、聾啞人專家、合適成年人三者之間能夠建立起有效的溝通，這樣才能加大對特殊群體的維權力度。

（四）對于被羈押的受援人，依據受援人的親屬代為申請法律援助的，應取消要求代理人在申請援助時提供受援人親筆簽名的授權委托書的規定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其監護人和近親屬可以代為委托辯護人。從學理上來講，該條規定已經通過法律的方式授權近親屬委托辯護，即近親屬在委托辯護律師一事上享有法定代理權，申請法律援助的最終目的同樣是為被羈押人委托律師，所以援助指派機關無需要求提供授權委托書，但需要受援人近親屬提供親屬關系證明，以證實其確實是受援人的近親屬，當然，在無法提供親屬關系證明的情況下，則應當要求代理人提供經受援人親筆簽名的授權委托書。

總之，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我們一要盡量滿足受援人的權利訴求，二要順利接辦案件辦理機關的援助要求，三要特別尊重援助律師的價值追求，要協調處理好這三方面的關系，釋解來自這三方面的壓力，我們的指派機制是否科學合理、運行是否順暢顯得至關重要。

第二篇：法律援助中心案件指派制度

案件指派制度

一、法援中心負責本轄區法律援助案件的統一指派工作，指派應遵循公平、合理、有利受援人的基本原則

二、法援案件優先由法援專職人員具體承辦，確需指派社會律師、法律服務工作者等提供援助的，盡可能以輪流的方式指派，確保轄內有義務提供法援服務的人員，合理承擔援助義務

三、刑事法援案件應當指派法援專職律師或社會執業律師承辦

四、經審查決定提供援助的案件，法援中心應在決定之日起十日內指派具體承辦人員開展工作

五、人民法院指定的法援案件，法援中心應在收到指定函之日起三日內安排援助人員并函告人民法院

六、同一法律案件的同一受援當事人，可酌情指派l—2名援助人員提供幫助

七、指派通知可直接送達受指派人員，也可送達受指派人員所在單位

八、拒絕援助或未按指派要求履行援助義務的，報同級司法行政機關處理

第三篇：北京市法律援助案件指派規定

北京市法律援助案件指派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規范本市法律援助案件指派程序，提高法律援助服務質量，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法律援助條例》、《北京市法律援助條例》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市法律援助機構指派法律援助案件，向在東城、西城、朝陽、海淀四區注冊,名稱漢語拼音首字母為A-K順序的律師事務所指派。

東城、西城、朝陽、海淀四區縣向名稱的漢語拼音字首字母為L-Z的律師事務所指派，其他區縣法律援助機構向在本區縣注冊的律師事務所指派。

第三條法律援助機構為受援人指派法律援助人員，實行機構選任與受援人自主選擇相結合。

第四條為便于受援人自主選擇法律援助人員，以及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選任適當的法律援助人員，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建立法律援助人員名錄。名錄應當載明法律援助人員的姓名、性別、年齡、照片、執業時間、業務專長。

法律援助人員名錄包括民事、行政案件法律援助人員名錄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人員名錄。法律援助機構可以根據指派工作和便民需要，設立民事行政案件法律援助人員名錄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人員名錄的分支名錄。

第五條法律援助機構指派民事、行政訴訟、非訴訟案件時，受援人應當從民事行政案件法律援助人員名錄中自主選擇法律援助人員。受援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

1事行為能力人的，由法定代理人代為選擇法律援助人員。受援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放棄選擇，或者案件屬于先行給予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機構可以根據案情從名錄內的律師事務所中輪流指派，也可以根據本辦法第二條規定的指派范圍從名錄外的律師事務所中輪流指派。

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刑事案件時，應當在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人員名錄內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選任律師。

未納入法律援助人員名錄的律師應當履行法律援助義務，法律援助機構可以指派提供咨詢、代書、代理案件。

第六條法律援助機構建立法律援助人員名錄，應當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

市和區縣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分別建立法律援助人員名錄。

市和區縣法律援助人員名錄應當在本辦法第二條規定指派范圍內形成。

本轄區律師和法律服務工作者的數量較少不足以滿足本地法律援助需求的區縣，可以將法律援助事項指派給市法律援助機構指派范圍內的律師事務所。

第七條法律援助機構應當于每年第二個月在適當范圍內公示上一法律援助事項指派情況。

第八條市司法行政部門應當對設立法律援助人員名錄予以指導。各地律師協會應當為名錄的建立提供相關資料。

第九條在本市執業的律師可以依據本辦法第二條規定的范圍申請分別加入市和區縣法律援助機構法律援助人員名錄。

執業律師申請加入名錄，其所在律師事務所不免除接受法律援助機構的指派承辦其他法律援助事項的義務。

第十條申請加入法律援助人員名錄的律師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熱心于法律援助事業，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和奉獻精神，品行良好；

（二）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身體健康、年齡在60歲以下；

（三）執業兩年以上，于申請當年在北京市司法局注冊，且未受到過行政處罰或者行業協會懲戒的；

（四）具有訴訟工作經驗。

第十一條申請加入法律援助人員名錄，應向法律援助機構提交下列材料：

（一）法律援助人員申請表；

（二）律師執業證原件及復印件；

（三）所在單位出具的品行鑒定材料；

（四）申請人曾承辦的案件卷宗樣卷。

法律援助機構收到申請后，應在10日內予以審查，法律援助機構審查法律援助人員申請，應當向司法行政機關律師管理部門、本地律師協會、申請人所在單位查證。

第十二條法律援助機構每年第四季度接受法律援助人員申請，形成次年法律援助人員名錄，已經加入法律援助人員名錄的律師無需重新提出加入申請。

法律援助人員名錄形成后，應當公示，并向市司法行政機關法律援助監督管理部門備案。

第十三條每位律師一年內辦理法律援助案件超過5件的，法律援助機構不再指派其承辦法律援助案件。

受援人自主選擇、機構選任法律援助人員與本條第一款規定發生沖突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查明情況，依據本辦法

第五條規定指派案件。

本地區律師人數較少不能滿足指派工作需要的，不受本條第一款規定的限制。

第十四條民事、行政案件受援人自主選擇法律援助人員，法律援助人員有正當理由不能接受指派承辦案件的，受援人可以另行自主選擇或者由法律援助機構為其選任法律援助人員。

被告人拒絕指定的律師為其辯護，人民法院予以準許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為其另行指定辯護人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在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人員名錄內另行選任辯護人。

第十五條機構選任或者受援人自主選擇法律援助人員，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查證有無利益沖突并執行有關回避的規定。

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同一案件中有二名以上受援助被告人，或同一案件中既有受援助被告人又有受援助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機構指派案件時，應當分別向兩個以上的律師事務所指派。律師事務所接受法律援助機構指派時，已經接受同案一名被告人或被害人委托的，應當告知法律援助機構，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向其他律師事務所指派。

第十六條律師事務所接到指派通知后，應當于24小時內安排承辦律師，辦理接受案件指派的手續。

法律援助機構指派案件時，根據案件不同情況提供指派通知書、民事法律援助公函、刑事法律援助公函、法律援助案件（事項）結案報告表等與承辦案件有關的必要的格式文書。

第十七條受援人自主選擇或者機構選任的法律援助人員不履行職責，受援人申請更換的，法律援助機構經查證屬實，應當為其更換法律援助人員，更換人員依據本辦法第五條規定進行。

第十八條律師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交由司法行政機關或者律師協會給予相應行政處罰或者懲戒：

（一）無正當理由拒不接受法律援助機構指派的；

（二）向受援人或其家屬收取財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當利益的；

（三）拖延或者擅自終止實施法律援助的；

（四）在援助期間擅自將法律援助案件轉為委托案件或者轉交其他律師、律師助理辦理的；

（五）經法律援助機構或者其它有關機關對案件辦理的監督檢查，認定為辦理質量不合格的；

（六）因人不履行職責而被更換的；

（七）其他違反律師執業紀律或者職業道德的行為。本條第一款的律師列入法律援助人員名錄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強制其退出法律援助人員名錄，第十九條法律援助機構指派法律服務所安排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承辦法律援助案件、安排本機構工作人員，或根據其他社會組織的要求，安排其所屬人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并參照本規定執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是否納入法律援助人員名錄、申請條件以及所占的比例，由區縣司法行政機關確定。

第二十條本辦法自印發之日起執行。

第四篇：刑事自訴案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自訴案件一般都是基層法院審理，但在司法實踐中，此類案件由于法律規定缺乏可操作性，都存在諸多弊端。

一、自訴案件是由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而受理的輕微的刑事案件，從規定的那天起就避免不了一些弊端的產生。

1、一般刑事案件都需經公安機關偵察、人民檢察院起訴等程序，而自訴案件直接由人民法院受理，這無形中給法院

增加了負擔，對于該類案件，自訴人是否舉有足夠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是否夠刑事責任年齡等問題。人民法院是先調查再立案件，還是立了案后再調查呢？法律沒有規定。

2、從審判實踐來看，我們受理的自訴案件一般都是輕傷害案件，該類案件公安機關受理的也不少，而到法院起訴的往往是公安機關不受理的案件，受害人僅憑一份輕傷鑒定書來法院起訴，這就自然而然給法院審理帶來難度，特別取證難。存在著法院、公安機關互相推諉、扯皮現象，使當事人處于兩難境地。

二、人民法院受理自訴案件后，在案件審理中，遇到不少問題和困惑：首先自訴案件不準收費，我們辦理的自訴案件大都附帶有民事訴訟，而最高院關于《刑訴法》解釋第100條規定“審判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除適用刑法、刑事訴訟法外，還應當適用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中的有關規定。”據此，筆者認為，自訴案件同樣應當收費，以防一些當事人濫用訴權。

三、從自訴案件有關法律規定上看，對自訴人、被告人不到庭的法律后果有不公正之處。

《刑事訴訟法》第171條第二款規定“自訴人經兩次依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按撤訴處理。”而對被告人拒不到庭沒有做任何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204條規定：“在自訴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應當中止審理。被告人歸案后，應當恢復審理，必要時，應當對被告人依法采取強制措施。”這種規定脫離實際又缺乏可操作性，“中止審理”對自訴人來說就是不公平的，至于在“必要時”應當對被告人依法采取強制措施，更是有諸多問題難以解決。

四、由于目前缺乏完善的證人作證保障制度，在辦理自訴案件中，造成在場的人不愿作證，而不在場的人應自訴人或被告人的請求而作證，案情往往反復無常，難以把握。

五、從刑事自訴案件的處理結果與一些較輕的公訴程序刑事案件處理結果相比有矛盾。

以輕傷害案件為例，該類案件可由受害人起訴，而成為自訴案件，也可由公安偵查、檢察院起訴，而成為公訴案件，而同一起案件走自訴程序與走公訴程序在處理結果上可能截然不同，對于公訴案件法院只能作出判決，而作為自訴案件在處理方式上除法院依法判決外，還可以調解、當事人雙方自行和解或撤訴或裁定駁回起訴。傷害案件通過自訴程序，自訴人可撤回起訴，包括刑事和民事。而通過公訴程序則不然，調解只能僅就附帶民事部分，被告人即使賠償了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經濟損失，也被判有罪，這就勢必對被告人不公平。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刑事自訴案件在立案、管轄機關、審理和結案等諸多方面存在的種種弊端，筆者建議把自訴案件轉為公訴案件，不僅體現刑事案件在程序上執法的統一性，而且在實際處理上，還當事人特別是被告人一個公平的結果。

第五篇：農村法律援助機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農村法律援助機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摘要 ：農村法律援助是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的重要途徑,是建設和諧社會、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在要求。因此,必須認清我國農村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而加以完善和改進，保證農村法律援助的有效運行。本文對目前農村法律援助機制存在問題作了闡述和分析，進而針對性的提出了完善和改進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具體對策。關鍵詞：農村 法律援助 問題 對策

一、農村法律援助存在的問題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戰略目標。在這一目標的指引下，全國各地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的展開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農民的權益維護能否得到法律支持是至關重要的，而農村法律援助正是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國的法律援助工作面臨著種種困難：

一、援助范圍有限,難以發揮制度設置的最大作用 法律援助工作應當明確一個主導思想，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一切資源，盡可能使更多的困難群眾能夠獲得法律援助，但現實情況是法律援助的范圍受到了以下 方面的制約：

（一）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滿足困難群眾法律援助需求的程度高低，受制于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特別是與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關系較大。《條例》明確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制定經濟困難標準，這就注定了法律援助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掛鉤，讓法律援助與經濟發展一樣出現了區域差異。普遍意義上講，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好的地區，法律援助范圍相對較大，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差的地區，援助范圍相對較小，但從對法律援助的需求上來說，經濟社會發展情況較差的地區正是需求較大的地方，這就形成了一對矛盾。

（二）法律援助“門檻”偏高。《條例》對涉及民事和行政訴訟的事項只規定了一個最基本的法律援助范圍，同時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對《條例》規定以外的事項作出補充規定。另外，也就是說，各省級地方執行的法律援助范圍不得小于《條例》規定的范圍，一些經濟條件好，援助資源豐富的地方，可以在《條例》規定的基礎上，擴大法律援助范圍，科學地制定經濟困難標準，盡可能降低門檻，使更多的公民成為法律援助對象，并做到凡是符合規定條件的困難公民，都能獲得法律援助。但目前，這種標準仍然較高，令諸多公民難以獲得“通行證”。

（三）《條例》對受援條件規定過于苛刻。根據《法律援助條例》規定符合條件的公民，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可以獲得“法律咨詢、代理、刑事辯護等無償法律服務”。這里對法律援助對象和適用情況作了雙重限制，導致法律援助的范圍大受制約。

（四）法律援助形式單一不能適應當今情況。目前，就我國農村法律援助形式而言，大多采取傳統的訴訟代理、法律咨詢等形式，不能適應農村的糾紛的特點，使得大量的案件無法申請法律援助，農民的合法權益難以維護，違背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宗旨。農民的各類糾紛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農村家庭及鄰里糾紛所引發的人身損害賠償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正逐年上升，農民土地被征用、征地拆遷安臵、村委會選舉不公、村務不公開等引發的法律糾紛事件也日益增多等。這些糾紛需要采用不同的法律援助形式予以解決，故而有必要針對農村設定一些特殊法律援助形式，擴大援助范圍。

二、群眾基礎薄弱，增加法律援助的困難

農民的公民意識、權利意識的提高是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農民才會積極申請、爭取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也有賴于此才能發展起來。目前，廣大農民還不很了解法律援助，當其合法權益遭到不法侵害時，大多不知道求助或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機構或者法律服務者，往

[1]往缺少通過合法途徑解決問題的意識，或憑本能、感情用事采取同態復仇的非正常手段去維護自身權益，結果是使自己身陷不法境地，或采用傳統農民運動的形式，引發群體事件，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在一次農村法律調查中發現，農民解決糾紛的方式中“找村干部調解”位居榜首，次之是打官司，第三是“找派出所”，另外就是尋求鄉（鎮）政府的居中裁決，現實中還存在利用宗族力量解決的事例。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絕大多數農民選擇打官司是以“其它方式解決不了”為前提的。農民的公民意識、權利意識、法律援助自主性不強直接性的影響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

三、法律援助機構與法院工作機制不配套

《法律援助條例》規定：“申請法律援助的，應當向審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可見，我國法律援助審批權在法律援助機構。一般來說，當事人只要交齊相關的證明和材料就能夠獲得免交代理費等法律援助。可是，法律援助不僅僅是免交代理費，還包括減、緩、免交訴訟費，而減、緩、免交訴訟費的審批權在法院。在司法實踐中，刑事辯護案件更容易獲得法院的批準，而對于民 事、行政訴訟案件，當事人申請減、緩、免交訴訟費得到批準的可能性很小。這就產生了一個矛盾：法律援助機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民事案件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卻 沒有同意其減、緩、免交訴訟費用，最終導致無法立案。由

[2]于法律服務費的免交和訴訟費緩、減、免的銜接問題未得到很好的解決，經濟困難的農民經法律援助機構審查批準得到免費而不能進入訴訟程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法律援助最終成為空。

四、人員數量不足 質量欠缺 影響法律援助水平從事法律援助事業人員，必須有著相應的法律知識，有依法辦事的能力。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我國從事法律援助的專職人員較少，而農村則幾乎沒有專職的法律援助人員，為數不多的法律援助專職人員都集中在城市，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的質量和效率受到嚴重影響，據權威材料證實，從 2000 年開始全國的基層法律服務所數量急轉直下，從業人員大幅減少。據統計，全國真正在一線從事法律服務的人員不超過3萬人，實際從業的法律工作者與農村人口的比例還不足0.003 ％。目前，基層發展了“調解”這種重要的法律援助形式。調解組織在全國農村得以迅速全面發展，各地村民委員會基本上都建立了調解組織。可是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員常常是村干部兼任，其法律素養不高，他們在解決律糾紛時，難以得心應手地運用法律解決問題，當事人信服的不多。而且村干部調解員往往來自本鄉本土，與案件沾親帶故，常有著利害關系，其調解的公正性令人難以信服，直接影響到社會主義新農村法律援助制度的落實，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村法律援助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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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費來源有限，法律援助步履艱難

任何工作的開展、任何制度的實現都必須依靠經費的支持。法律援助制度順利實現的必要的條件之一是有充足的援助經費作保證，沒有可靠經費保障，法律援助工作將難以前行，法律援助制度設臵也將成一紙空文。為了解決法律援助經費短缺問題，《法律援助條例》第三條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同時在第七條規定：“國家鼓勵社會對法律援助活動提供捐助。”這些規定雖為解決法律援助事業發展的經費保障問題，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但是，這些都是倡導性的、政策性的規定，如果不實行這些規定也不會有任何主體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現實情況是，法律援助經費從傳統的較少到增加不多，總歸還是緊缺狀況。

農村法律援助意義的重大，它關系到扶助貧弱，關系到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保障之社會公益事業的平衡發展，關系到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的實現，關系到社會的公平正義價值理念的實現，對此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多次在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里面提到了“ 建立法律援助體系 ”、“ 積極開展法律援助”等。因此，我們有必要在認清法律援助現狀的情況下提出具體有效的對策，努力完善和推動我國農村法律援助工作。

二、完善農村法律援助的對策分析

一、完善農村法律援助工作機制

法律援助制度需要通過法律援助工作才能夠最終由思想殿堂落實到現實社會生活，才能實現其宗旨。對于農民法律援助，應該建立健全一個行政與司法審批相銜接的、行政系統內上下結合的職責明確的法律援助工作體系，并全面配臵與之相應的軟硬件條件，促進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的發展。

（一）統一法律援助行政與司法審批條件。如前所述在司法實踐中，刑事辯護案件更容易獲得法院的批準，而對于民 事、行政訴訟案件，當事人申請減、緩、免交訴訟費得到批準的可能性很小。這是一對矛盾。為打破這對矛盾，就必須統一法律援助行政與司法審批條件，爭取行政審批的法律援助案件都能被法院立案審理，公正解決。

（二）建立行政系統內上下結合的職責明確的法律援助工作體系。為更有效的推動法律援助工作，有必要在行政系統內部形成一個三級農村法律援助網絡，即以縣級法律援助機構為主導，以鄉鎮法律援助工作站為中心，以村法律援助工作聯絡員為主線的農村法律援助工作體系，為農民開辟一條順暢、高效的、有益的法律援助渠道。

二、本著實際、經濟、效益的原則改造現行機構為農

[4]村法律援助機構

負責農村法律援助的具體部門的建設應該本著實際、經濟、效益的原則，農村法律援助的部門應該是屬于行政機構的組成部分，而行政機構改革要堅持精減的原則，不應該增設一個新的部來承擔法律援助的職責（實際上也不需要），可以將此任務歸并到一個現有的行政機構中。綜觀現行行政 機構設臵狀況，在現行行政機構中，最適合完成這項任務的 是各鄉鎮司法所，理由有三：

（一）司法所的性質與法律援助有著緊密的聯系。司法所是設臵于鄉鎮人民政府的國家司法行政機關，是縣級司法行 政機關的派出機構，其中的司法助理員是基層政權的司法 行政工作人員，他們是中國司法行政機關的最低端，他們最接近農民、最能了解農民的維權需求和特點。

（二）司法所覆蓋面廣，可基本覆蓋各個農村鄉鎮。在基層，大部分的鄉鎮都設立了司法所，沒有設立司法所的，也在鄉鎮政府中設臵了司法助理員這一職務，他們在鄉鎮政府和縣司法局的指導下工作，主要負責調解委員會和法治宣傳教育工作，其工作范圍從解決打架斗毆到山林地界糾紛和離婚調解等。

（三）司法所負責農村法律援助職責，最符合精簡效益原則。具體可以采取兩種形式，或將法律援助機構設立在鄉鎮 司法所之內，或采取“ 一套人馬，兩塊牌子 ”的形式。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同時，應完善司法所的建設，增加一 些經費預算，還要提高司法助理隊伍的整體素質。

三、夯實農村法律援助公民基礎

農民的公民意識、權利意識的提高是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的基礎，夯實基礎才有利于整個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順利開展。夯實農村法律援助公民基層應從一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提高農民的法律援助觀念，提高法律援助的自覺性。法律援助工作是被動地實施的，必須先有農民提出申請才能啟動。因此，必須激發農民運用法律援助法律武器的積極性。必須通過多種渠道，比如通過報紙、雜志、電臺、電視、網絡等媒體，結合農民趕場時間，向他們發放宣傳資料。通過送法下鄉、法律咨詢等方式方法，加大對法律援助的宣傳力度，讓農民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則，明確法律援助的條件范圍，使其在權益受到侵害時知道怎樣去尋求法律保護。

（二）加強農村法律援助服務質量，以實際效果感染農民。農村法律援助案件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農民對法律援助的信任度。無論是負責農村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員，抑或是承辦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師或法律工作者，都必須有著高尚的職業道德和法治精神，對受援人認真負責、以誠相待，認真做好承辦案件的審閱調查和準備工作，切實維護受援人的合法權益。

（三）采取多方舉措，形成農村法律援助的濃厚氛圍。要簡化審批程序，使農民申請法律援助更方便組織法律援助志愿者主動深入村頭地間開展法制宣傳、法律咨詢等服務，作為農民接受法律援助的源頭與突破口。有關組織如法院、法律援助機構、工會、婦聯、殘聯、教育、勞動保障等部門應互相協調與配合共同營造良好的法律援助氛圍。

四、多方籌資夯實農村法律援助經濟基礎

形成一個以政府財政預算撥款為中心，慈善捐款與義務服務相結合的農村法律援助資金籌措體系。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農村法律援助的資金主要來源于政府的財政撥款。因此，作好法律援助的財政預算是政府的法定職責。當然，政府很難在短期內大幅度增加對法律援助的財政撥款，因此還應該廣開財源，多方籌集資金。其一，鼓勵社會成員積極捐款。其二，分出部分福利彩票用于農村法律援助。其三，經濟緩解的當事人適當繳納費用。有些申請法律援助的當事人，在沒有勝官司之前很困難，但是訴訟標的涉及到金錢給付，一旦通過法律援助勝訴之后，就有一定的經濟來源，除了家庭仍困難的當事人之外，其他的當事人可以分擔 部分法律援助費用。這樣減少了法律援助費用的支出，也實際上取得法律援助資金增加的效果。其四，義務承辦人增加盡責力度。《律師法》第四十二條規定：“ 律師、律師事務所應當按照國家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為受援人提供符 合標準的法律服務，維護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每個律師與 律師事務所應該盡心盡責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由于我國國土遼闊，發展不平衡，各地各律師與律師事務所承辦的法律援助案件也及不平衡，因此要建立一個平衡各律師與律師 事務所法律援助義務的制度。承擔了法律援助義務者可以在考核時予以一 定的鼓勵、獎勵。沒有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 律師與律師事務所可以要求交納法律援助金，以求實現法律援助上的公平。其五，加強法律援助基金運作，保證其合法 增值。對于多方籌集到的法律援助資金，應該妥善管理，對 法律援助基金會通過合法運作使其不斷增值，可以增加農村法律援助的資金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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