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黨內法規清理工作全部完成 691件被廢止或宣布失效

一整套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為8600多萬中國共產黨黨員確立了行為規范，其完善與否關系著從嚴治黨、依規治黨的大局。

剛剛結束的首次中央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在摸清黨內法規制度“家底”的同時，一攬子解決了黨內法規制度中長期存在的不適應、不協調、不銜接、不一致問題，為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奠定了基礎，扎緊了依規治黨的“制度之籠”。

清理黨規勢在必行

中國共產黨執政60多年，一共出臺了多少“紅頭文件”和規章制度?一直沒有一個底數。與此同時，由于從未開展過集中清理工作，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當中也存在著不適應、不協調、不銜接、不一致的問題。

“就數量來講，我們的黨內法規并不少，但現實中的落實情況卻不理想。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些法規不科學，有些制度不切合現實。”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戴焰軍說。

2010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被認為是新時期加強黨員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的一部重要黨內法規。

然而，有心人卻發現，準則規定，禁止黨員領導干部私自從事營利性活動，不準個人或借他人名義經商辦企業。而此前1984年出臺的關于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文件卻規定，黨政機關在職干部在不保留原來職務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公職經商辦企業。文件規定與準則規定明顯不一致。

類似這樣的問題，在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中一度普遍存在——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央出臺了關于三反運動、肅反運動、整風運動，以及干部輪訓、干部審查、干部下放勞動等的規定，時過境遷，事實上早已不再執行;

1985年至2011年間，中央曾先后出臺多個關于防止機構編制膨脹的文件，新舊文件并存造成執行困擾;

??

“這些問題的存在，有損于黨內法規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有礙于黨內法規制度的貫徹執行。”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葉篤初說。

同時，著眼于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也急需通過清理工作系統總結我們黨歷史上法規制度建設的經驗得失，探索黨的制度建設的內在規律，為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提供科學指導。

“黨執政65年來，形勢不斷變化，黨內法規體系的問題已明顯暴露出來，全黨對健全和完善黨內法規體系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央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體部署也對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對黨規進行集中清理勢在必行。”戴焰軍說。

既是“體檢”更是“健身”

從2012年6月起，中共中央部署開展了我們黨歷史上首次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歷時兩年終于摸清了“家底”：自新中國成立至2012年6月，中央出臺的文件總計超過2.3萬件，其中，規范黨組織工作、活動和黨員行為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共1178件。

對于清理出來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中央統一采取了廢止、宣布失效、繼續有效等三種處理方式：

——凡文件主要內容同黨章和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相抵觸，或同憲法和法律不一致的，文件已明顯不適應現實需要的，文件已被新的規定涵蓋或替代的，一律廢止。

例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中央文件關于刑事案件處理程序的規定，與目前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相抵觸。這類文件都在此次被廢止之列。

——凡調整對象已消失、文件事實上已不再執行的，文件適用期已過的，有關事項或任務已完成、文件不需要繼續執行的，一律宣布失效。

例如，上世紀50年代中央出臺了一系列關于黨內監察委員會的規定，由于目前黨內不再設立監察委員會，這些文件事實上已失效。

——凡文件內容不存在問題的，或者雖存在一些問題但不影響繼續執行的，或者目前尚無其他文件可以替代、廢止時機條件還不成熟的，繼續有效。文件內容存在一些問題，需作修改，但修改前也繼續有效。

例如，1959年《中央關于統一管理黨、政檔案工作的通知》、1965年《中央關于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等，雖有一定歷史痕跡，但主要內容和精神仍然適用，對當前工作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在這次清理過程中被保留了下來。

這次清理，不僅摸清了黨內法規制度的“家底”，還給整個黨內法規制度體系進行了一次全面“體檢”和“健身”，使其變得“身輕體健”——1178件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中322件被廢止、369件被宣布失效，二者合計占到58.7%。

“清理工作一攬子解決了黨內法規制度中存在的不適應、不協調、不銜接、不一致問題，為下一步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奠定了良好基礎。”葉篤初說。

記者從中央辦公廳法規局了解到，清理后繼續有效的中央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將匯編成冊，以便各地區各部門遵守執行;廢止和宣布失效的中央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將按有關規定做好存檔、查檔利用等工作，發揮好這些文件的歷史資料價值和資政育人作用。

與此同時，各地區各部門也正按照中央要求開展本地區本部門制定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清理工作，預計今年底明年初全部完成。

“良法之治”重在執行

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是一個不斷向前推進的過程。集中清理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雖然邁出了依規治黨的重要一步，但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目前，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仍然存在著缺失、“碎片化”、“老化”等問題，有的規定不夠科學，有的規定脫離實際、沒有可行性，有的規定過于原則、可操作性不強，有的規定有要求沒有問責、剛性約束力不夠，造成這些規定在實踐中流于形式。

比如，中央2003年印發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有些規定比較原則，操作性不強，約束力不夠，在這次清理過程中雖然保留下來，但亟待修改。目前繼續有效的487件中央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中，像這樣的有42件。

去年出臺的《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明確提出，到建黨100周年時全面建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剛剛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

“要確保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建設目標如期實現，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肖立輝指出，這次集中清理明確了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構成，下一步，要研究制定一批基礎主干性黨內法規，整合形成一批綜合性黨內法規，抓緊制定一批實踐亟需的黨內法規，及時修訂一批不適應現實需要的黨內法規。

古人云，令在必信，法在必行;有法不行，與無法同。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既要實現有規可依，更要保證有規必依、執規必嚴、違規必究。

當前，一些地方和部門在黨內法規的執行上存在著重制定、輕執行問題，有的先緊后松，有的上緊下松，有的外緊內松，有的違反后未得到及時懲處，使黨內法規成了“紙老虎”“稻草人”，形成了“破窗效應”。

專家建議，今后，要把強化黨內法規制度執行力擺到更加突出位置，重點抓好領導干部的帶頭執行，充分發揮黨員監督和社會監督的作用，切實加大督查懲處力度，始終保持對違紀違規行為的高壓態勢，確保各項制度規定真正成為剛性約束。

“要加大黨內法規的公開和宣傳力度，讓廣大黨員最大限度了解黨內法規的內容，使每個黨員知規、懂規、敬規、守規。”肖立輝說

第二篇：宣布失效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目錄

宣布失效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目錄（231）

2、關于調動派遣工會干部的規定（寅159,1950年3月8日）

5、中央關于整黨的指示（辰33,1950年5月1日）

7、中央關于發展黨的指示（辰565,1950年5月21日）

9、對我黨黨員高級干部治病請醫之規定（午77,1950年9月4日）

11、關于在職干部學習問題（酉810,1950年10月17日）

21、關于青年團干部編制的規定（卯62,1951年4月4日）

26、中共中央關于處理共產黨員出國后黨的生活與歸國華僑黨員的黨籍問題的決定（申509,1951年10月4日）

27、中央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改造的指示（戊23,1951年11月12日）

30、關于處理貪污法辦的共產黨員的黨籍的問題（子344,1952年1月29日）

31、關于對待三反運動中杯撤銷或撤職查辦的干部待遇問題的指示（丑460，1952年3月7日）

32、中央關于在三反運動中對黨員犯有錯誤的處分規定（寅352,1952年3月7日）

34、中央關于提撥調整干部精簡機構的指示（寅435,1952年3月29日）

35、關于干部交代和資產階級的關系的指示（卯83,1952年

4月5日）

36、關于處理在三反斗爭中受到行政處分的干部的指示（卯423,1952年4月24日）

37、關于在三反中對干部處分的批準手續（辰194,1952年5月11日）

38、中央關于在“三反”運動的基礎上進行整黨建黨工作的指示（辰284,1952年5月30日）

39、關于處理農村中富農成分的黨員的黨籍的規定（中辰404,1952年6月9日）

41、關于省以上黨委設農村工作委員會的指示（巳351,1952年7月2日）

42、中央關于培養俄文干部指示（未29,1952年8月2日）

45、中央對中央機關參加抗美援朝干部問題的指示（未16,1952年8月22日）

49、關于加強合作社系統的干部的指示（戊152,1952年11月12日）

51、關于大行政區機構改編后有關人員編制幾項決定（亥242,1952年12月17日）

52、中共中央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子43,1953年1月5日）

55、中央關于各級黨委農村工作部門的編制與訓練經費問題復華東并告各局電（子43,1953年1月5日）

56、關于反官僚主義、反命令主義、反違法亂紀斗爭中應注意事項（寅31,1953年3月4日）

59、中共中央關于解放區鄉工作中“五多”問題的指示（寅391,1953年3月19日）

61、關于如何在縣區鄉進行新三反的問題（寅516,1953年3月25日）

62、中共中央關于在中央一級機關中具體執行“中央關于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斗爭的指示”的決定（寅發573,1953年3月28日）

69、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廠礦干部調動的幾項規定（未發55,1953年8月5日）

72、關于精簡行政編制的通知（發戊12,1953年11月9日）73、中共中央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戊210,1953年11月24日）

74、中央轉發東北局關于在基本建設部門建立政治機關與健全黨的組織的幾項規定（試行草案）（亥71,1953年12月8日）

75、關于修改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兩項決議的通知（中發亥145,1953年12月11日）

77、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亥158,1953年12月24日）

80、復關于對脫黨分子黨齡的計算辦法（寅發52,1954年3月12日）

88、中共中央關于輪訓全黨高、中繼干部和調整黨校的計劃（中發亥89,1954年12月17日）

89、關于取消建黨組織員的通知（中發子24,1955年1月5日）

90、關于審查干部工作上幾個問題的答復（發子57,1955年1月8日）

93、中共中央關于調整國營廠礦黨委、行政干部的通知（中發丑108號，1955年2月20日）

94、中共中央關于處理歸國華僑中馬來亞共產黨員黨籍問題的通知（中發丑169,1955年2月20日）

97、中共中央關于對中、小學校教職員進行組織清理的指示（中發卯299號，1955年4月27日）

98、關于干部審查結論的批準手續的通知（中發辰144,1955年5月28日）

99、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省、市委書記處的決定（巳發56,1955年6月10日）

105、關于各省市委書記、副書記等以上主要負責干部審查問題的決定（中發未602,1955年8月22日）

106、中共中央關于各省（市）委書記省(市)長以上干部級別調整意見及級別調整的指示（中發申47號，1955年9月3日）

108、關于肅反運動中干部調動問題的通知（中發申163，1955年9月19日）

109、中共中央關于審干工作桶肅反斗爭結合進行的指示（中發酉230號，1955年10月24日）

112、中央關于配備高等學校政治工作干部的指示（中發亥29,1955年12月14日）

113、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對資產階級分子干部管理工作的決定（中發亥302,1955年12月28日）

114、關于軍隊黨組織參加所在地黨的省代表大會的規定（中發子41，1956年1月5日）

116、中央關于制訂干部工作規劃的通知（中發丑54,1956年2月7日）

119、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組織部關于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計劃的報告（發卯140,1956年4月14日）

121、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組織部關于發展黨員的規劃問題的報告和請示（發辰48,1956年5月8日）

125、中央批發勞動部黨組“關于加強黨組織對于勞動工資工作的經常領導的意見”（中發亥100,1956年12月20日）

127、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關于縣、區、鄉的組織形式和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報告（中發【57】丑17號，1957年2月7日）

128、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關于處理黨員干部歷史上被捕被俘后所犯的各種錯誤的意見的報告（中發【57】丑70號，1957年2月21日）

133、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工作中三項組織措施的指示（中發【57】午48號，1957年7月20日）

144、中共中央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接受黨員工作的通知（中發【57】亥17號，1957年12月10日）

150、中央關于下放干部進行勞動鍛煉的指示（中發【58】124號，1958年2月28日）

160、中央同意中僑委黨組關于歸國僑黨黨員、團員的黨、團籍處理的意見（中發【59】139,1959年2月7日）

161、中央關于降低國家機關三級以上黨員干部工資標準的決定（中發【59】143,1959年2月7日）

162、中共中央關于堅決貫徹執行“各級干部參加體力勞動的決定”的通知（中發【59】160,1959年2月12日）

166、中央書記處同意齊燕銘同志關于對在京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中發【60】633,1960年8月1日）

167、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統戰部“關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幾點意見的報告”（中發【60】754,1960年9月17日）

171、中央關于做好下放干部工作的通知（中發【60】998號，1960年11月28日）

178、中共中央關于輪訓干部的決定（中發【61】592號，1961年9月15日）

179、中央關于處理資產階級分子的黨籍和工會會籍問題的批

示（中發【61】606號，1961年9月26日）

181、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中發【61】716號，1961年11月13日）

182、中央對“中央組織部關于加強對黨員的教育管理工作的報告”的批示（中發【61】742號，1961年11月26提）

189、中共中央關于加速進行黨員、干部甄別工作的通知（中發【62】183號，1962年4月27日）

191、中央轉發中央組織部“關于嚴格控制中央機關從地方調人和提撥干部的請示報告”（中發【62】240號，1962年5月19日）

193、中央關于調查部門干部問題的通知（中發【62】534號，1962年10月16日）

203、中央轉發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于恢復和健全司法行政機構的請示報告（中發【63】426號，1963年6月23日）

222、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關于在四清運動中吸收新黨員預備期問題的意見（中發【65】103號，1965年2月16日）

228、中央關于農村社教干部蹲點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通知（中發【65】709號，1965年12月8日）

230、中央關于高級干部離職審查批準程序的通知（中發【1976】25號，1976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