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半月談：弱化虛化邊緣化,農村基層黨組織整頓刻不容緩

半月談：弱化、虛化、邊緣化，農村基層黨組織整頓刻不容

緩

目前，我國農村基層黨組織存在不少短板，甚至出現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在一些地方的農村，發展黨員優親厚友，優秀人才被拒之門外，先鋒模范作用難以發揮，老弱病殘嚴重，組織生活有名無實，甚至被黑惡勢力把控，最終嚴重阻礙了組織力的提升。

2月4日-2月5日，《半月談》連發多篇文章指出，農村黨支部是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基礎，更是引領鄉村振興、建設美麗鄉村的先鋒隊和主力軍，面對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艱巨任務，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清理整頓和“強本固基”刻不容緩。

而要做到這一點，既要把好基層黨組織“入口關”，扎緊扎牢制度的籬笆，又要抓好“帶頭人”，在“村域”之外的更大范圍內公開引智、引才，強化嵌入型村干部的“村民”意識。半月談評論：基層黨組織“入口關”豈容失守

最新一期《半月談內部版》刊發的專題報道《有“形”無力的農村黨支部》中披露，有的農村基層黨支部發展黨員優親厚友，支部變成“自家后院”；有的支部將優秀人才拒之門外，卻把文盲、地痞流氓、“村霸”發展入黨；有的支部多年沒有發展過黨員，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嚴重，甚至連支部大會都開不起來，上述亂象讓群眾敢怒不敢言，甚至被詬病為“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

這些亂象，無疑凸顯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亟待加強，基層組織力亟待提升。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

從主觀方面看，部分地方的村支書作為支部的帶頭人，在政治素養上不合格，行為做派上“一言堂”，權力觀上出現偏差。要么背棄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專權、弄權、貪權；要么專門在“自己人”中發展黨員以鞏固自己的地位，維護宗族和小圈子私利；要么借口壓力大、任務重、待遇低而干脆“撂挑子”；要么工作思維簡單粗暴，“誰聽話發展誰，誰的拳頭大發展誰”。

從客觀方面看，部分鄉村凋敝、人才外流導致農村黨員隊伍老弱化或無人可發展，是個不爭的事實。另外，基層組織制度缺乏剛性約束，管理制度缺乏科學細化，監督制度和黨員權利流于形式，導致民主程序上隨意性較大，對流動黨員的管理跟不上時代發展，黨務公開和組織生活成了一本“糊涂賬”。央視此前曝光的河北定州“最牛村主任”（右）

基層黨組織“入口關”不能失守！

面對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艱巨任務，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清理整頓和“強本固基”刻不容緩。

重中之重，是加強“縣鄉巡察”，對群眾反映強烈的薄弱村黨支部和村支書進行重點巡察，將違規發展的黨員和少數村霸式的村干部堅決清除出隊伍，防止“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再次，針對部分農村黨員老弱化、流動性大以及人才緊缺等問題，應綜合發力，探索“強村帶弱村”、政策激勵保障、創新流動黨員組織生活機制、創建返鄉人才庫等措施，讓基層黨組織活起來、動起來、強起來。弱化、虛化、邊緣化：農村基層黨組織清理整頓刻不容緩！

政治功能是黨組織第一位的功能，提升組織力是加強基層黨組織政治功能建設的必然要求。針對農村黨支部特別是經濟落后、地處偏遠的黨支部面臨的各種難題，應該怎么辦？

鄉村振興了，選人問題才好辦

河南某縣委組織部長說，之所以出現基層組織力下降現象有三大原因：

其一是農村空心化。有知識、有文化、有能力的人都外出了，導致無人可選，無人可用。這也是客觀上造成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老化、弱化、宗族化的主要原因。

其二是村干部壓力大待遇低。特別是近幾年，脫貧攻堅任務重，要求嚴，一些村干部有厭倦情緒，還有些人撂挑子不干。個別村莊，別說選“雙強”黨員和村干部了，連班子都配不齊，而這恰恰又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機。

其三是干部走讀現象嚴重。一些村干部自己就不在村里住，只有開會或上級檢查時才回到村里。在一些偏遠村莊，現在村里的工作主要靠上級選派的“第一書記”和大學生村官來支撐。這些人積極性較高，能力也強，但他們大多是“飛鴿”牌的，不是“永久”牌的。記者觀點：

記者在調研中發現，現在中央對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十分重視，投入也很多。許多村黨員活動室建起來了，設備買來了，活動場所也有了，但缺乏有能力、有水平的“帶頭人”。

不少干部認為，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要想真正實施到位，基層組織建設必須加強。基層組織建設要想加強，人才是個大問題。

不然，思路有了，規劃有了，資金有了，沒有人來干，鄉村依然沒辦法振興。只有鄉村振興了，大家才愿意回農村發展和生活，那樣選人的問題就迎刃而解。

關鍵還是抓好“帶頭人”

陜西省永壽縣店頭鎮黨委書記王高林：加強農村組織力建設，關鍵在于抓好帶頭人隊伍建設。

陜西省永壽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王從強：近年來，永壽縣注重從年富力強的村干部、熱心村上事業的退休或退二線回鄉居住干部、外出打工致富返鄉人員、退伍軍人、學校畢業未就業學生等“五類人”中發展黨員，并擇優選拔村級后備干部隊伍，成效明顯。目前，全縣有26名經濟能人進入村級班子，其中7人已經擔任村黨支部書記。

陜西省委黨校黨建教研部副教授曹武軍：在解決好農村無人可供培養這一嚴峻問題的同時，對于那些個別村支書在發展黨員時優親厚友的問題一定要嚴肅追責。否則，黨組織在群眾中的威信會大大降低，對于實現鄉村振興，將會產生不利影響。

記者觀點：

在推進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過程中，基層黨組織中懂黨務、精黨務、善抓黨務的干部嚴重不足。

在“村域”之外引智引才

基層干部建議：在一些基層組織薄弱卻也后繼無人的農村，在培養選拔黨組織帶頭人時，可以嘗試突破本村、本鄉限制，拓寬選人視野，探索公選、公開招聘等方式，在“村域”之外的更大范圍內公開引智、引才。

記者觀點：

記者在山東濰坊、德州、濟寧等多地調研了解到，如何真正把“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人才吸引到農村、扎根在農村，是各地普遍面臨的困境之一。

目前，外來精英中的嵌入型村干部普遍存在定位模糊問題，許多人存在鍍金想法，有的長期“走讀”，有的大學生村官被長期“借調”到縣鄉機關。

因此，有必要強化嵌入型村干部的“村民”意識：

一是規定第一書記駐村期間，必須全身心投入村莊幫扶工作，不得走讀；

二是規定大學生村官駐村期間不得借調，要讓大學生村官樹立“村里人”的意識。相關閱讀：《有“形”無力的農村黨支部》 半月談 《半月談內部版》2018年第2期，記者：陳晨 龐明廣 王建 蔡馨逸 葉婧

缺合格黨員，缺優秀人才，缺好帶頭人

十八大以來，隨著全面從嚴治黨深入黨心民心、不斷落地生根，各地基層黨組織堅持按照控制總量、優化結構、提高質量、發揮作用的總要求，嚴把黨員入口關，新發展黨員的質量得到顯著提升。

與此同時，記者在調研中也發現，在一些地方的農村，發展黨員優親厚友，優秀人才被拒之門外，先鋒模范作用難以發揮，老弱病殘嚴重，組織生活有名無實，甚至被黑惡勢力把控，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仍有不少隱患。

而根源還在于大量農村青壯年外出、優秀人才外流，以至于農村黨支部建設中缺合格黨員、缺優秀人才、缺好帶頭人。

入黨門檻低，黨員素質堪憂

有一些黨員文化水平非常低，入黨申請書都不會寫，上臺去讀都讀不通順，字都能認錯。有的抄網上的入黨申請，甚至把名字地址都抄上去了。

“關系好”能入黨。西部某省一個村的第一書記介紹，因區劃調整，2016年7月，另一個行政村被并進本村。據他了解，在被并入的村中有一名黨員，既不識字、又不講理，喜歡惹是生非，群眾基礎很差，但當初因為他與村支書關系較好，就順利入了黨。

西部某省份駐村扶貧隊一名隊員對記者說：很多時候，支部書記和誰關系好，就讓誰先入黨；如果支書跟你玩得不好，他就會說今年名額不夠，讓你明年再寫申請。

在這種情況下，基層黨組織就出現了很多素質不過關的黨員。

我們幫扶的村寨有一名黨員扎某（化名），今年30歲了，屬于文盲，沒讀過書，在村子里也很懶散，不愛干活，在這個深度貧困村寨里都算是比較后進的年輕人。

黨支部找他去帶頭參加勞動，他就直接提出：“我不當黨員了，你們拿給某某某去當。”

“夠蠻橫”成優勢

西部某縣一名有7年黨齡的農村黨員邵某說，農村黨員總體來說是好的，但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我們村有的黨員就吃喝嫖賭，有的還是村里的地痞流氓。

這些人說不定在鄉上說話比支書還管用，他想要入黨，村支書都要給他點面子，沒準還會給他弄個什么職務。

一些品質不好的人，有些村支書也愿意他們入黨，因為他夠蠻橫，一些工作推動得起來。比如村里修路要占誰家的田，這家如果不愿意，他沒準就會動手威脅，用比較野蠻粗暴的方式去開展工作。

“拉人頭”湊任務。秦巴山區一個貧困村的駐村第一書記說，由于村里大多是文化程度偏低的留守老人，沒有合適的培養對象，他們村已經5年沒有發展黨員了。按照鎮黨委要求，去年需要發展一名年輕黨員，恰好該村一名在外打工的大學畢業生暫時回村休整一段時間，村干部就立刻上門做工作，很快將之發展為預備黨員。

“按照正常程序，應當是本人先寫入黨申請書，之后再確定為入黨積極分子和發展對象。但為了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這些環節的時間只能壓縮，連入黨申請書的時間都是往前填的。”這位第一書記坦承，這類情況在一些地方的農村并非個例。

“我在調研中也了解到，在個別地方，為了完成上級要求的發展年輕黨員的任務，有村干部主動上門勸說年輕人入黨，甚至給予其一定承諾和好處。”一位黨建研究專家告訴記者。

“一言堂”先定調。西北某省一位農村黨員透露，前些時候，該村黨支部開會討論接收一名預備黨員，村支書先定下調子，但討論的人選還不是入黨積極分子。在無記名投票環節，有3名黨員甚至沒有領到表決票，“在村支書的堅持下，最終還是通過了。”

“現在我們開會討論發展預備黨員，連人都不認識，面都見不到，就是走走形式。”西南某省農村黨員老葉說，“現在基層發展黨員有很多不規范的地方。我覺得應該規范起來，開會時讓積極分子都互相介紹一下，充分了解下情況。”支部小圈子，戰斗堡壘變味

“自家后院”，發展黨員優親厚友。記者在北方某市城鄉接合部一個村采訪時了解到，該村原支書2014年因妨害公務被公安機關采取強制措施，后被開除黨籍并被判處有期徒刑。

該村多位群眾向記者透露，這位村支書在任10年的時間里，幾乎把黨支部變成了“自家后院”，大多在親戚朋友和“自己人”中發展黨員，儼然成了“黨內個體戶”。

如果一些黨員“不聽話”，其組織關系就被強迫轉出該村。久而久之，該村黨員中有超過一半的人是此人的親屬或親信。

該村一位曾擔任過村委會副主任的人說，為使一位親信的兒子順利入黨，這位原村支書曾在村里策劃了一起小小的火情，讓人專門拍下親信之子英勇救火的場景，以此作為“良好表現”，助其順利入黨。還有一個人在外開設賭局，因其父與原村支書關系密切而順利入黨。

“雖然原來的支書被判刑了，但當初他發展的黨員都還在村里，影響還在。有的黨員就沒個黨員的樣子，更別提什么先鋒模范作用了。我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頭！”有村民無奈表示。

西南某省一位農村黨員老葉告訴記者，他們村有10名入黨積極分子，其中一名老師大學畢業比較優秀，但開支部會議發展的是另外一名只有初中文憑、在村子附近當保安的普通年輕人。“他是支書家的侄子。”老葉說，當天晚上，支書召集全村黨員開會，討論選出一名預備黨員，支書明說了就要大家選這個人。

“我就覺得很不公平，選上的人普普通通，有好幾個入黨積極分子都比他優秀。這幾年發展黨員要求很嚴格，但我們書記上任這四五年來不光發展了他侄子，還把他兒子也發展成了黨員。”老葉說，在他家附近村子的黨支部這種現象并不少見，黨支部發展黨員，書記會提前說讓大家選誰，投票只是走走形式。

“武大郎開店”，優秀人才拒之門外

多位受訪基層干部群眾反映，在一些地方，有村支書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在發展黨員時將優秀的人才拒之門外，甚至憑個人好惡發展黨員。

“有的村支書當得時間久了，眼界受限，產生了錯誤的觀念‘你比我行，我就不發展你’，怕對自己形成挑戰。”西部地區一位鄉鎮干部說。

據他介紹，該鎮有一名群眾日常表現很好，一心為鄉親們服務。在近年當地一起洪災中，該群眾曾跳入水中英勇搶險，在村民中威信很高。盡管這位群眾寫了多年入黨申請書，但因為所在村的支書總是提反對意見，一直未能入黨。

農村黨員老葉說，之所以說一些基層黨員素質差，一個原因就是村里優秀的人反而入黨難。在村里面當干部要看家族的，誰家里人多，誰的票就多。基層黨支部每三年換屆一次，書記把家人拉進來做黨員，投票選支委時候自己就得票多了。

部分村干部“黑惡化”操縱控制村兩委。為保障山東農村“兩委”換屆順利進行，山東省打黑辦依法嚴厲打擊農村地區黑惡霸痞勢力違法犯罪特別是“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組織力量對全省8.29萬個行政村和30.37萬名“兩委”成員進行“拉網式”排查，對有違法犯罪前科的4240名村“兩委”成員逐人建立臺賬，偵辦村干部涉嫌黑惡霸痞犯罪案件57起，打擊處理村干部47名，其中村書記16名，村主任29名。

2017年8月，黑龍江省紀委通報的哈爾濱市南崗區紅旗滿族鄉曙光村原黨總支書記兼村委會主任于福祥案令人反思。

于福祥把曙光村當作“自留地”和“獨立王國”，大肆貪占公款，腐化墮落、極度奢靡，涉案金額達2億多元。于福祥屬于典型的“村霸”，橫行鄉里、欺壓群眾，2010年7月，糾集社會閑散人員20余人，將哈爾濱市農電局4名工人砍傷。

于福祥被審查期間，對抗組織審查，并恐嚇威脅執紀審查人員。2017年6月，于福祥被開除黨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一位熟悉情況的工作人員介紹說，于福祥集人財物三權于一身，拉攏自己的親朋好友入黨，打擊持不同意見者，組織生活形同虛設，民主決策也成了“一言堂”。

記者從山東省政府新聞辦2017年11月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獲悉，農村地區黑惡霸痞勢力違法犯罪活動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和特點，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危害基層組織建設。

有的農村黑惡霸痞勢力借助家族、宗派勢力，操縱、控制農村“兩委”換屆選舉，把持基層政權，侵吞集體財產，強占集體資源，為個人、家族牟取非法利益，有的橫行鄉里，欺壓、迫害百姓，人民群眾深惡痛絕。

黨員老弱殘，先鋒模范難當

調研中記者發現，在一些地方特別是偏遠貧困地區的農村，黨員年齡老化后繼無人、文化程度偏低、帶動能力不強的情況依然普遍存在。

“有能力的人都在外面”。在北方某省一個鄉鎮，全鎮28名村支書中50歲以上的就有24人，沒有一名40歲以下的村支書。該鎮一位村支書說，他們村29名黨員中有13名流動黨員，在村里的16名黨員，老弱病殘、行動不便者就有6人，平時能正常參加組織生活、集體學習的不足10人。黨員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以下，還有個別文盲。

“在家的黨員里，絕大多數都不會上網，也不會用智能手機。村里只有我一個人能寫材料。每次組織黨員學習，大家都很認真，但畢竟大多數都是老齡黨員，學完之后的帶動效果比較有限。”這名村支書說，該村近兩年來沒有收到1份入黨申請書，因為“有能力的人都在外面”。

“更多的是無人可發展”。多位從事組織工作的基層干部分析說，一些地方農村黨支部出現的老化、邊緣化、后繼無人問題，與農村整體人口結構密切相關。

在不少偏遠山區和貧困地區，農村空殼化現象普遍，集體經濟不振，對年輕人難有吸引力，留守在村里的普遍是“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

如此一來，黨支部很難有發展對象，即使有優秀的人才向組織靠攏，因大多流動在外，黨組織也難于考察。

“確實有個別村干部出于私心，擔心權力和地位受到挑戰，不愿意發展黨員。但實事求是地說，農村基層組織老化、弱化，更多的是無人可發展。”西部一位鄉鎮干部這樣認為。

西北某國貧縣縣委組織部干部介紹說，去年該縣發展農村黨員的工作重點是向3年以上沒有發展過黨員的村子傾斜，但全縣還是有17個村發展不出黨員，“因為確實沒有合適的苗子。發展黨員不能在矮子里拔將軍，寧缺毋濫。”

記者調研發現，農村人才外流、村組干部年齡老化、年輕干部跟不上等問題，在一些落后地區更為明顯，給農村可持續發展帶來影響。

東北的一位鄉鎮干部說，農村基層黨建普遍面臨老齡化，尤其是農村“兩委”班子面臨接班問題。選好村黨組織帶頭人，是擺在縣鄉兩級黨委面前的突出問題。

開會人難齊，組織生活隨意

記者在基層調查發現，有的地方過半黨員不在縣域境內，很難召開一次全體支部大會。

在北方的一個農業大縣，一位村主任告訴記者，全村16名黨員，居住在村里的有7名，其中還有2名不常住。一位鎮黨委書記說，鎮內一個合并村，黨員相對較多，現有黨員74名，如今在縣域境內的有36名，其他的都在外地，有的好幾年不回來一次。

這些村的基層干部表示，過半黨員在外地，很難組織召開一次支部大會，有的村相對好點還能召開支部大會，有的地方支部大會開不起來，組織生活會也不按時召開。

北方一農業縣組織部干部介紹說，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農村人口減少，目前，全縣農村黨員1392人，常年在村里居住一半左右，不少在縣域外，黨員居住分散，導致農村黨員組織生活難開展。

“開會都找不全人，這會咋開？”一位基層黨員說。

第二篇：關于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弱化虛化邊緣化的問題研究

關于國有企業黨的建設 弱化虛化邊緣化的問題研究

國有企業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和主力軍。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一百年目標”日益臨近，國有企業生產經營的壓力愈來愈大，重經濟輕組織，重指標輕黨建的現象越發嚴重。在這個特殊時期，加強黨組織在國有企業發展建設中的政治核心作用，有效解決黨的建設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是國有企業在正確的道路上快速實現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

一、當前國有黨建工作存在的問題

（一）黨組織的作用“弱化”及地位“邊緣化”。一是有的企業對黨建工作重視不夠，重經濟、輕黨建的現象比較突出，對黨建工作責任制執行不力，黨建工作“第一責任人”意識不強，“一崗雙責”落實不到位。二是少數同志不愿意做黨務工作，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抓生產經營及業務工作上，對黨建工作只是應付、被動地去做，對黨建工作組織不力、抓得不緊、要求不高。三是有的企業黨的組織形同虛設，基本沒有黨組織的單獨活動，幾乎所有的工作都是由行政行為所代替，而支部活動則被干部職工活動所代替。四是有的企業對組織生活制度抓得不實，流于形式。不注重對黨員政治理論知識的教育，使得一些黨員對我黨和國家的政策、方針、路線漠不關心，思想觀念陳舊落后，宗旨意識淡薄。

（二）對黨員干部的教育管理“虛化”。一些基層黨組織制度不完善，管理松懈，支部組織生活不健全，“三會一課”制度堅持不好，個別支部存在著行政會、業務會與支部會兼顧開，支部大會不規范不嚴肅；在對黨員管理結果的衡量上，往往把行政業務工作開展得好壞，作為評價全年工作成績的主要依據，而對政治表現、自身綜合素質等難以實施準確的評價考核；有的黨務工作者從未經過系統的培訓，缺乏必要的業務能力，對黨員的教育管理手段也比較落后，在日常工作中存在不愿管、不會管的現象，導致基層黨建工作逐漸衰弱。

（三）黨員先鋒模范意識“淡化”。一些企業的黨組織不注重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致使個別黨員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有的黨員黨性淡簿，日常工作中把自已等同于普通群眾，只顧局部利益，缺乏全局觀念；有的黨員工作缺乏熱情和積極性，得過且過，工作上不求進取，少數黨員只繳納黨費不參加組織生活；有的黨費也要催繳，還有的甚至連黨費也不愿意按規定標準繳納。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了黨的形象，影響工作的健康發展。

二、存在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

（一）理想信念不堅定，思想認識不到位。一是部分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甚至腐化墮落，喪失了黨員干部在廣大職工群眾中的先鋒模范作用，給開展思想政治工作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二是部分黨員干部不善于用新方法解決新問題，因循守舊，致使工作停滯不前。三是極個別干部在任職期間千方百計在“權”上做文章，把權力當成謀取私利的工具。

（二）組織制度不健全，機制管理不到位。一方面缺乏有針對性、可操作性強的基層組織制度，工作無章可循，隨意性很大。有的雖有制度，但落實不好，形同虛設。另一方面管理機制不配套，上級黨組織對不履行職責和存在問題的基層黨組織成員多是進行批評教育，對那些經教育不改卻又達不到黨紀國法處理的束手無策。

（三）理論學習不系統，綜合素質不到位。有的黨務干部對黨和國家的政策法規掌握不多，不懂其所在崗位相關的工作程序，遇到問題不知如何處理；有的對有關政策理解片面，把握不準，斷章取義；有的對如何依法履行職責不清楚，憑經驗和主觀臆斷開展工作；個別干部自律意識差，方法簡單，作風粗暴，依法行政、依法辦事能力差；有的干部宗旨觀念不強，服務意識淡薄，利己思想嚴重，甚至違法違紀，影響了黨員干部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

（四）聯系群眾不深入，調查研究不到位。企業的黨組織由于整天忙于生產經營和事務性工作，往往容易忽視與職工及工作服務對象面對面的交心談心，在傾聽意見建議方面還存在著不足。深入生產一線與基層職工面對面的機會較少，調查研究的細致程度和準確性不夠，在分析基層黨組織在企業管理及其創新工作中時，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三、強化國有企業黨建工作的有效措施

（一）緊跟“從嚴治黨”步伐，創新黨建工作的思想觀念。國有企業黨建工作必須堅持以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全面推進。一是深刻認識企業黨建工作服務中心的重要作用。要樹立發展為第一要務的觀念，要明確黨建工作必須服從服務于發展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要圍繞發展抓黨建，抓好黨建促發展，把基層黨建工作做到干部職工關心的熱點上、難點上，放到機關作風的改進上，體現在各項業務工作的落實上，形成與業務工作相互滲透、互相促進的“雙贏”局面，充分發揮好黨建工作的保障和促進作用；二是深刻認識新形勢、新任務對國有企業黨建工作的新要求。要充分認識“從嚴治黨”的必要性，不斷強化黨建工作的重要性和黨務干部的重要職責，建立一支“講誠信、懂規矩、守紀律”的黨員干部隊伍，從而增強基層黨組織的親合力與感召力；要堅持“虛工實做”，以黨建工作實效去推動業務工作的順利完成。

（二）落實“從嚴治黨”要求，健全黨建工作機制。要堅持黨建工作“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進一步健全和落實國有企業黨建工作機制。一是健全黨建工作責任制。黨組織主要領導同志要負起黨建工作第一責任人的意識，把黨建作為整體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統籌安排，定期研究；其他黨組領導同志也要按“一崗雙責”的要求，積極支持和配合做好分管聯系單位的黨建工作，形成黨建與經濟、業務工作齊抓共管的工作責任機制。二是建立黨建工作績效考核評價機制。引導各基層黨組織及黨員領導干部自覺地圍繞中心任務開展工作，提高服務企業發展和服務職工群眾的能力。三是落實黨員教育管理制度。基層黨組織要認真落實“三會一課”制度，加強對黨員的教育管理，進一步增強黨員的先進性；要把對黨員的管理與實行目標管理有機結合起來，努力提高黨員的綜合素質和能力水平；要繼續實行黨員示范區、黨員示范崗等黨建工作激勵機制，更好地激發黨員的參與熱情和創造活力。

（三）深化“從嚴治黨”認識，構建基層黨建工作新格局。一是要克服和糾正重經濟，輕黨建的錯誤思想，擺正黨務與生產經營的關系。要把黨建工作擺在重要議事日程，切實擔負起企業發展的政治責任，要按照“聚精會神抓黨建”的要求，用足夠的時間、足夠的精力抓好黨建工作，要把黨建工作同行政、業務、經濟工作一同布置，一同檢查，一同落實；二是要強化基層黨建工作的責任制。實行分級負責，一級抓一級，努力構建黨組織的領導帶頭抓黨建，行政領導重視支持抓黨建，黨務工作者自覺主動抓黨建，從上到下層層抓黨建的新局面；三是要切實加強基層黨務干部隊伍的建設。要配齊黨務干部，尤其要把那些思想好、能力強、對黨建工作熱心的同志選拔上來，要做好對黨務干部的培訓工作，使其逐步成為黨務干部的行家里手；四是要充分發揮黨支部的作用。黨的支部是黨的基層管理組織，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最主要的就要按照黨章的規定使支部活動經常開展起來，通過支部活動把每個黨員的教育、管理、監督工作抓起來，把黨員的力量凝聚起來，只有這樣黨要管黨的責任才能落到實處，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四）強化“從嚴治黨”措施，促進基層黨建工作新變化。一是抓制度完善。建立健全基層黨支部的組織生活制度和工作制度，切實提高“三會一課”特別是民主生活會的質量，嚴格執行民主生活會的程序和要求，扎扎實實地開展好批評與自我批評，上級黨組織要加強指導，強化監督，嚴格考核。二是抓對黨員的教育管理。要根據各個不同時期的形勢和任務，以增強黨性，提高素質，發揮作用為目標，以“四講四有”、“四個合格”為標準，從實際出發，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和管理，要突出抓好引導黨員干部發揮好帶頭作用、骨干作用、橋梁作用。同時，對黨員隊伍的管理從八小時內向八小時外延伸，堅持以制度為保障，以家庭和社會監督為防線，建立起單位、家庭、社會管理和監督的“互動機制”，要加大對黨員的考核力度，對黨性不強或存在的某些問題的黨員，各支部要做好幫教工作，找他們談心，指出問題，提高他們的黨員意識。對于不稱職的黨員，要及時給予嚴肅處理，以提高黨的純潔性和威信。三是抓好黨員的能力建設。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通過每一級黨的組織和每一名黨員干部的能力來體現，作為基層黨組織要著力提高黨員的技能，開展“崗位練兵”“傳、幫、帶”等活動，把崗位能手、技術能手培養成黨員和后備干部，營造黨員干部帶頭學技能，帶領大家學技能的氛圍，以此來推進企業又好又快發展。

第三篇：機關黨支部防范和解決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研究材料

機關黨支部防范和解決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研究材料

機關黨支部是機關黨組織開展工作的基本單元，是戰斗堡壘，是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我市直機關工委以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為導向，通過面向多個省、市、縣、鄉機關人員召開近X個座談會、發放X余份隨機問卷調查表等方式，對防范和解決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存在問題和表現

1.一些機關黨支部弱化問題及表現。機關黨支部弱化通常是指機關黨支部軟弱渙散、戰斗堡壘作用變弱。黨的十八大以來，機關黨支部建設成效明顯，絕大多數機關黨支部戰斗堡壘作用明顯增強，但從更高標準衡量，也確有一些機關黨支部存在弱化問題，其主要表現是履行教育管理監督黨員和組織宣傳凝聚服務群眾職責不到位，支部生活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不強等。調查統計，X%的機關黨組織班子成員和其他人員認為黨支部弱化問題明顯、比較明顯和非常明顯，X%的機關人員認為所在黨支部的組織無威信問題確實存在、比較突出和有時存在。

2.一些機關黨支部虛化問題及表現。機關黨支部虛化一般可以理解為黨支部建設的有關規定和要求不落實、政治功能不強等。其主要表現是機關黨支部沒有把“三會一課”、民主評議黨員、從嚴管黨治黨等規定和要求落實到行動中，機關黨支部活動和工作疲于應付、流于形式，管黨治黨寬松軟，黨務工作和業務工作、活動內容和活動形式、服務中心和建設隊伍、組織要求和黨員需求相脫節等。調查統計，調查對象認為機關黨支部虛化問題非常明顯、比較明顯、明顯的為X%，認為不按有關規定和要求開展活動切實存在、比較突出、有時存在的為46.7%。

3.一些機關黨支部邊緣化問題及表現。機關黨支部邊緣化通常是指黨支部靠近邊緣、處于不重要地位、從嚴治黨缺位等。其主要表現是忽視黨支部建設，支部一班人黨務知識缺乏、投入支部工作精力少，黨支部組織力、感召力、凝聚力、影響力、創造力、戰斗力下降等。調查統計，合計X%的調查對象認為機關黨支部邊緣化問題明顯、比較明顯或非常明顯，機關黨員和群眾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首先是找領導解決(占X%)、第二是找朋友解決(占X%)、第三才是找支部解決(占X%)。

成因分析和界定

1.部門黨委(黨組)和主要領導不重視。調查統計，53.8%的調查對象認為有的部門黨委(黨組)和主要領導不夠重視機關黨支部建設。而部門黨委

（黨組)

和主要領導不重視機關黨支部建設的原因主要是

：X%的調查對象認為本部門任務重、頭緒多、人手少、沒有精力抓

;X%的調查對象認為部門黨委(黨組)和主要領導沒有認識到機關黨支部建設重要性;X%的調查對象認為機關黨支部建設抓不抓、抓得好不好無關緊要或者沒有不好的后果

;X%的調查對象認為部門黨委(黨組)和主要領導不重視機關黨建工作

;X%的調查對象認為對機關黨支部建設考核不科學、不嚴格，考核結果好與不好都一樣;分別有X%的調查對象認為機關黨建責任制不落實和有的領導干部感到抓機關黨支部建設難出顯績。

2.機關黨支部班子成員履行職責不到位。調查統計，X%的調查對象指出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的原因是黨支部一班人投入支部工作精力少。分析其原因，排在前X位的依次是支部書記業務工作任務重壓力大、對機關黨支部工作重要性不清楚、當不當機關黨支部書記與自己進步沒關系。機關黨支部委員不能全面履行支部委員職責的主要原因依次是業務工作任務重、支部委員為兼職、做好做不好支部工作沒關系、所在單位不重視機關黨建工作和支部委員責權利不一致、職責不明確、不會做支部工作等。

3.機關黨員主體作用發揮不明顯。調查統計，分別有X%、X%的調查對象指出造成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的原因是黨員對支部活動少興趣和黨員領導干部以身作則、表率作用差，認為黨員領導干部有時參加或經常不參加黨支部活動的占X%，感到機關黨員參加所在黨支部活動少興趣甚至沒興趣的占X%，認為機關黨員黨的意識和先鋒模范意識不強甚至弱化的占X%，認為機關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不明顯的占X%。

4.加強機關黨支部建設長效機制不健全。研究認為，源于長效機制因素，導致一些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機關黨支部沒地位、設置不合理，激勵機制、科學考評制度、機關黨支部標準化管理體系沒有形成等。根據問卷調查分析，調查對象認為機關黨支部急需健全完善制度機制的占X%，認為難點是“沒有機關黨建科學化標準”的占X%，認為加強機關黨支部標準化、規范性建設和提高機關黨建科學化水平的關鍵是“完善體制機制”的占X%。

破解路徑和對策

1.黨員領導干部重視機關黨支部建設。實踐證明，領導重視對加強機關黨支部建設至關重要。黨委(黨組)書記要重視防范和解決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親自抓機關黨支部標準化、規范性建設。黨委(黨組)其他班子成員要按照分工，完善和落實職責范圍內加強機關黨支部建設的“一崗雙責”制度。黨員領導干部要帶頭參加機關黨支部的各項活動，發揮示范表率引領作用。調查統計，X%的機關人員希望主要領導切實重視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的防范和解決問題，X%的調查對象希望各級黨員領導干部起表率示范引領作用，X%的機關人員希望把抓機關黨支部建設情況列入領導班子和主要領導述職考核內容。

2.聯系機關實際優化設置機關黨支部。研究認為，從有利于提升機關黨支部組織力、突出機關黨支部政治功能、全面履行黨章賦予機關黨支部職責等實際出發，優化機關黨支部設置，對于防范和解決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十分重要。調查統計，X%的調查對象建議通過合理設置機關黨支部、讓機關黨支部有地位等務實措施，防范和解決所在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X%的調查對象建議按照處(科)室設置機關黨支部，X%的調查對象建議支部人數不超過X人或X人左右。調研發現，目前黨員人數不足X人、沒有設立支部委員會、沒有劃分黨小組的機關黨支部在一些地方還比較普遍，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堅持“三會一課”等制度缺乏組織基礎。實踐中，黨員人數多的機關處(科)室應單獨成立黨支部，黨員人數少的，應按照地域相鄰、業務相近、規模適當、便于管理的原則，與其他機關處(科)室建立聯合機關黨支部，且機關黨支部黨員人數一般以不超過X人為宜。

3.切實選好配強機關黨支部班子成員。調查顯示，半數左右的機關人員建議以選好支部書記、委員來防范和解決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并有X%的調查對象認為選好機關黨支部書記對解決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重要和非常重要。參與調查的機關人員還從防范和解決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的角度出發，對加強黨支部班子建設開出了“秘方”。

4.不斷加強機關黨員隊伍先進性建設。要有效防范和根本解決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就要不斷加強機關黨員隊伍先進性純潔性建設，充分發揮機關黨員先鋒模范作用。調查統計，X%的調查對象認為加強黨員隊伍建設對解決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重要和非常重要。目前應采取嚴把入口、強化教育、嚴格管理、疏通出口的配套舉措，采取嚴把發展黨員質量關、嚴格落實組織生活制度、穩妥有序處置不合格黨員、嚴格落實民主評議黨員制度、認真堅持“三會一課”制度、嚴格落實雙重組織生活會制度等精準配套對策，保持機關黨員隊伍先進性純潔性，為科學防范和有效解決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奠定堅實的黨員隊伍基礎。

5.構建加強機關黨支部建設長效機制。以提升機關黨支部組織力為重點，以加強機關黨支部政治建設為統領，以全面落實黨章、《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為主線，以加強機關黨支部標準化、規范化建設為目標，依規依法構建科學防范和根本解決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的長效機制，是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在機關黨支部建設領域的體現和運用。要構建機關黨支部標準化管理機制，創建以“黨建+”為內涵的“互聯網+標準體系”機關黨支部標準化模式，促進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的有效防范和根本解決。要構建機關黨支部多維度的激勵機制，把科學防范和有效解決機關黨支部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的效果與“兩優一先”評選、選拔任用干部等直接掛鉤，充分調動包括機關黨支部一班人在內的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要構建機關黨支部抓落實長效機制，督促機關黨支部全面落實教育、管理、監督黨員和組織、宣傳、凝聚、服務群眾的職責，切實把機關黨支部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

第四篇：論農村基層黨組織虛化的成因

論農村基層黨組織虛化的成因

王軍洋 楊書房

【摘要】農村基層黨組織虛化現象的成因共有四個方面，分別是基層黨組織的邊緣化、地方化、家族化和派性化，邊緣化和地方化主要由于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制度變遷(村民自治和村支書的民主推選)所引起，而家族化和派性化主要由于農村“權力的文化網絡”因素所造成，所以對虛化現象的治理應該從實現加強黨的領導同農村各項制度及“權力的文化網絡”的對接開始。

【關鍵詞】農村基層黨組織;權力的文化網絡;虛化;制度;利益

一、虛化現象概述

所謂虛化現象主要有兩種情況，其一是指由于農村中其他組織或勢力的影響致使基層黨組織弱化甚至不能正常運轉及執行上級黨組織決定的現象，因為此種情況有違于《黨章》——組織制度中“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的規定，故而可以稱之為組織虛化;其二是指農村基層黨組織由于被其他組織或勢力通過各種途徑競爭侵入甚至實質控制致使自身空殼化而難以發揮領導作用的現象，此種情況違于《黨章》對于基層組織基本任務“充分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團結、組織黨內外的干部和群眾，努力完成本單位所擔負的任務”和“密切聯系群眾，經常了解群眾對黨員、黨的工作的批評和意見，維護群眾的正當權利和利益，做好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規定，實質上是空殼化的基層黨組織在功能上的缺位，故而又可以稱之為功能虛化。

虛化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惡化了黨組織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影響黨群關系，另一方面也因致使黨的基層組織渙散而削弱了黨在農村中的組織力量，從而嚴重制約了“執政黨: 我國公共管理的當然主體”[1]在農村中領導作用的發揮以及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實現。因此，當前對于新農村建設的開展應當首先加強黨的領導并治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虛化，而對于虛化現象的治理又應以探討現象的原因為始。

二、虛化現象成因

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虛化現象主要是由于在改革開放之后所出現的一系列的體制性因素和非體制性因素的綜合作用使然，具體而言主要是家庭聯產責任制和農村村民自治分別從經濟上和政治生激活了早已沉寂多年的農村利益觀念，并在此利益觀念的驅動之下實現了或正在實現著農村政治格局的重組，地方性、家族性和派性勢力紛紛登上農村政治舞臺，不斷擠壓和滲透著基層黨組織的政治空間。

第一，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邊緣化

所謂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的邊緣化主要是指隨著農村村民自治的實施和不斷推進，自治機構——村委會由于自身的民主屬性逐步贏得村民認同并成為農村權力中心，而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地位卻不斷受到侵蝕并被邊緣化的現象。農村村民自治的出現并不是一種歷史的偶然，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改革開放之后在農村實行的家庭聯產責任制大大解放并擴大了農村村民以戶為單位的私人權利空間，得到經營自主權的農民的關注點也在瞬息之間完全轉向了各自家庭的利益范圍，使得農村的經濟格局逐步演化為了分散且自利的原子狀態，“非集體化之后，在政治參與、公共物品分配、文化、道德價值等方面······公共生活都大大衰退”[2]。從人民公社時代的完全公共空間通過責任制的媒介一夜之間轉入到完全私人空間的村民在經歷了短暫的自主權狂歡之后，逐步發現沒有公共空間的農村使得自身逐漸“缺乏關聯”，進而“無法達成社區內部經濟的協作，比如公共公益事業無法組織起來”[3]，而當時客觀存在的農村黨組織和村長設置由于自身的派出機構屬性及由此帶來的自上而下特征，使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著認同危機，所以一個新的代表農村公共空間的組織的成立就成為了農村的共同需要。

此時于全國推行的村民自治恰好迎合了村民的需要為農村村民提供了這樣一個自組織的機會，借此東風，村民在經濟上的積極性得以轉化為政治上的主動性，積極參與到了村民選舉的公共事務中來，這樣農村的公共空間就以村委會為主要載體得以重建，村委會也由于成為村民主要的利益訴求和表達渠道而獲得了更多的政治認同，自然也成為了農村中與村民聯系最為密切的公共組織。在作為熟人社會的農村中，聯系可以衍生出權力資源，村委會與村民的較多聯系也就可以演化為村委會自身的權威存在，在農村中權威作為一種稀缺資源是非常有限的，既然村委會拿去了更多，那么自然“農村權力核心正在逐漸由村黨支部向村委會轉移”[4]，而權力核心轉移了之后，被邊緣化就成為了必然。

第二，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地方化

所謂基層黨組織的的地方化主要是指隨著地方(主要是農村)利益的日益實體化，基層黨組織逐漸受其影響進而被同化成為地方利益代言人與上級黨組織相互博弈以競取地方利益的現象。我國農村是一個純粹的熟人社會，在這個熟人社會中存在與運作的基層黨組織成員的來源也具有完全的本地屬性，也就是說黨員是帶著各種直接的農村社會聯系入黨的，而在熟人社會中這種社會聯系往往又和各種本地利益交織在一起甚至密不可分，而這種本地利益傾向又很難通過簡單的入黨培訓和一些先進性教育運動所消弭掉的。黨的方針政策經過帶著濃重本地利益取向的農村基層黨員的執行之后其效果將不可避免的受到很大影響，雖然說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當這種根本利益在表現為具體的形式時，各種類型的差別甚至是沖突還是難免的，當基層黨組織及其黨員面對這種差別甚至是沖突時，對上級黨組織“選擇性政策執行”[5]以維護本地利益將很可能成為更多人的現實選擇。由于同在本村的地緣優勢，基層黨員的本地利益與其他村民的利益將會有更多的共通性，也就意味著他們的“選擇性政策執行”會贏得更多村民的支持，這就使得黨員本地利益傾向經過其他村民認同之后擴大化為一種農村“公共利益”，一旦這種狹隘 “公共利益”形成，整個基層黨組織的取向將不得不受其影響，因為相當甚至多數黨員利益與該“公共利益”是交叉甚至是重疊的，如此以來，整個基層黨組織而不僅僅是黨員個人將作為地方(農村)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與上級黨組織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中相互博弈以競取更多地方利益。

如果說上述這種基層黨員本地利益傾向經過其他村民共同性認同得以擴大為村“公共利益”，繼而反向同化基層黨組織并最終引起基層黨組織地方化的現象屬于一種偶然的話，那么一種新的黨內基層制度就將這種偶然強化為了一種趨勢，它就是農村黨支書的民主推選制度。黨支書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將該職位的合法化源泉由上級黨組織下移到了基層黨組織普通黨員，而作為經濟人的普通黨員在選舉黨支書時，首先考慮的將必然是自身及本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任何一個欲當選或連任黨支書的黨員就必須把自己塑造為黨員以及其他村民及本地利益的代言人，更大范圍的黨組織意見將不得不成為次要考慮。所以，黨支書的民主推選制度客觀上實現了前段述及的“黨員本地利益——農村公共利益”過程的合法化，實質上，這種合法化也就是對基層黨組織地方化過程的實現與強化。

第三，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家族化

所謂基層黨組織的家族化是指隨著農村家族觀念與家族勢力的復興，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為農村中的權力核心逐漸為家族所滲透甚至是控制，黨組織也因此不同程度地違背自身宗旨淪為了農村家族利益實現工具的現象。家族現象作為中國農村“權力的文化網絡”[6]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而這種“悠久”客觀上使得家族觀念在國民心中獲得了廣泛而深入的認同，使得家族觀念在農村更加根深蒂固、難以動搖。雖然曾經在農村實行的集體化一度使得“宗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來自國家政權的強有力的沖擊”[7]，但這并沒有完全消滅有著強大生命力的家族觀念，事實證明，農村集體化僅僅是促成了家族觀念在一定階段內的“潛伏”而已。改革開放后，在農村實行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為結束“潛伏”提供了第一個歷史條件，從某種意義上講，責任制促使農村從新回復到了分散的小農經濟狀態，解除了集體化條件下的集體保障功能，但分散的小農很快便顯示了自身在抵御各種形式農村風險方面的脆弱無力，因此重新尋求一種集體保障便成為了村民的共同需要，而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決定不可能再回復到舊式的人民公社式的集體保障，在這種情況下，家族再度成為了承擔農村集體保障的當然載體。

家族保障之于公社保障的一個基本區別便是家族保障是一種在沒有外在政治壓迫條件下的村民自愿行為，具備真正意義上的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公共認同，是一個類似于會員制利益集團的實體化組織，它的逐利性和排外性促使其主動地為家族內成員尋求各種資源以維護和謀求更多利益。但是農村資源的稀缺性和多元化的家族格局決定了“家族尋求各種資源謀求更多利益”的行為將勢必演變為一場激烈的農村家族競爭，競爭的結果直接取決于各個家族在農村中所處的地位，這種地位除了直接體現在家族人數上以外，更重要的是誰可以掌握農村中的權力組織，首選當然是處于農村權力中心地位的基層黨組織。這樣這場激烈的農村家族競爭就演變為了各家族對基層黨組織的激烈爭奪，而基層黨組織成員的本地屬性客觀上又為這種爭奪提供了可能性，每一個家族都會通過各種手段將族人“植入”黨組織，而一旦某一個家族或家族聯盟成員達到了黨組織成員的多數，那么它就可以通過“民主化”(基層黨組織選舉)的手段將家族意志升華為黨組織意志，這樣家族就可以黨組織意志的名義維護和謀取自身利益了，客觀上這也完成了基層黨組織的家族化過程。

第四，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派性化

基層黨組織的派性化之于家族化是有著諸多區別，其一就在于派性參加主體來源廣泛，具有跨家族的特點，但這并不能就此得出農村派性是以家族為參加主體的結論，派性參加者只是家族成員的一種個別化行為;其二，不像農村家族那樣以血緣為紐帶有一個內部相對較為完整和穩定的結構，農村派性由于沒有自己較為可靠的組織建構基礎，所以也難以形成完善的內部組織結構，更多的是一種以利益為基礎的暫時的“保護人——被保護人”模式，模式之中充斥著“忠誠——利益”的交換，由于利益本身所具有的高變動性特點，導致派性內部不穩定性和隨意性也非常大;其三，由于派性的上述特點導致其不需要像家族那樣考慮到一些村莊公共利益，因為他們隨著利益訴求的變化隨時都可以解體并重新組合，所以難以促使他們為其行為負責，顯然這將導致派性組織在利益訴求上的狹隘性甚至是非法性和不負責任，因為“利益無疑是派系的最終訴求和終極定位”[8]。可以想象，具備這樣特點的派性組織在農村一旦展開自己的利益訴求那將是不折手段的追逐一切可以追逐的利益，尤其是掌控農村資源分配權力的農村政治權力，說到底仍然是競逐村黨支書和村委會主任(因為黨組織居于領導地位，所以派性組織更傾向于競取黨支書職位)的問題，近年來各地“兩委”選舉中不斷出現的暴力事件和派性組織拉票事件突出反映了派性組織對于占據農村正式組織的高度積極性，因為占據正式的組織職位就意味著派性組織得以披上合法的外衣，派性利益也得以“合法化”為黨組織意志，這樣派性組織便可以以黨組織的名義來謀求自身更多的狹隘甚至是非法利益。客觀上而言，這種黨組織意志的被同化實質上也就是基層黨組織的派性化。因為派性組織目標的狹隘性甚至是非法性特點，使得基層黨組織派性化有著比家族化、地方化和邊緣化更為可怕的后果，它所造成的將不僅僅是黨組織功能虛化的問題，更嚴重的是它將嚴重惡化黨組織的形象，侵蝕黨的執政基礎。

三、結語

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農村基層黨組織虛化的四種表現(邊緣化、地方化、家族化和派性化)中，前兩種是由于農村的制度變遷引起的——村民自治的實施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黨組織的邊緣化以及村支書的黨內民主推選促成了黨組織的地方化，也就是說是體制因素造成了基層黨組織的邊緣化和地方化，所以對于這一類虛化現象(組織虛化，即組織仍然運行但難以有效發揮應有作用)的治理更宜于從體制上著手，這倒不是說應該取消村民自治和黨內民主推選，畢竟民主化是當今社會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而是說如何實現加強黨的領導同村民自治和黨內民主推選的制度對接應成為治理此類虛化現象的重要議題;后兩種顯然是體制外因素所造成的，家族現象和派性現象在農村自古有之，已經是農村社會文化生活的一種自然現象并成為農村“權力的文化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決策者在研究基層黨組織問題時始終有著超脫于農村“權力的文化網絡”之外神圣化黨組織及其領導的傾向，即把農村基層黨組織視為農村社會文化生活的一種外物，殊不知在農村中權力及其合法性最為根本的來源是農村自生的“權力的文化網絡”而不是黨內科層組織，忽視了這一點就必然使得基層黨組織因無法獲致真正的合法性而被農村的“權力的文化網絡”因素所侵蝕、同化甚至是控制并使得自身趨于空殼化，即功能虛化(組織未必弱化，但發揮的作用卻非黨組織應有的功能)，所以對于此類虛化現象的治理最為關鍵的不是如何去“控制”農村的社會文化生活(事實上也無法控制)的問題，而是如何實現基層黨組織與農村自生的“權力的文化網絡”對接的問題，如何將黨組織權威的合法性真正建構在“權力的文化網絡”之上的問題，只有做到了這些才能使得基層黨組織以主體地位吸納農村“權力的文化網絡”來建構自身穩定的領導權威而有效避免自身的功能虛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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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孫瓊歡、盧福營:中國農村基層政治生活中的派系競爭[J].中國農村觀察，2000，(3): 69-72 作者簡介：1王軍洋(1987—)，男，山東菏澤人，漢族，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村問題與基層政治;2楊書房(1987—)，湖北黃岡人，女，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研究

第五篇：官舟鎮“三措施”整頓幫扶村級黨組織建設,切實推動農村基層黨組織創先爭優

官舟鎮“三措施”整頓幫扶村黨組織

切實推動農村基層黨組織創先爭優

結合深入開展創先爭優、“三個建設年”暨“四幫四促”活動，為切實加強紅星、燈塔、三角等重點幫扶村黨組織的建設工作，促進重點幫扶村盡快走出發展困境，增強村級黨組織的凝聚力、戰斗力和創新力，官舟鎮采取“三措施”切實抓好重點幫扶村的整頓建設工作。

開展班子談心交心，加強村黨支部班子的思想作風建設，提高凝聚力。該鎮黨委分成三個工作組深入紅星、燈塔、三角三村，召開村黨支部班子成員整頓建設會議，針對三角矛盾問題較為突出及渙散的特點，從擺正心態、統一思想、加強團結、密切與群眾的聯系等方面，對該村支部班子加強了教育和引導；針對紅星村村務管理不規范的突出問題，從定目標、定責任，開展支部班子集體承諾踐諾活動，提升村支部班子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從帶頭遵守黨紀政紀，維護班子整體形象，加強村支部班子作風建設，重樹村黨支部為民愛民服務于民形象；針對燈塔村村民素質不高，產業結構調整滯后的突出問題，工作組從執行上級“兩加一推”政策情況入手，對該村完成村級重大公益事業的建設工作情況進行績效考核，嚴格對村支部班子的績效管理。

調整充實班子隊伍，加強村黨支部班子的組織建設，提高戰斗力。進一步加強對重點幫扶村黨組織紅星村、燈塔村、三角黨支部班子的調整充實。按照班子特點，分別選派政治思想好，協調能力強的鎮、村干部充實調整到村班子中來。進一步明確班子內部分工，在村黨組織建立健全民主議事制度，著重加強班子成員間的協調合作，增強齊心團結的民主議事氛圍。

理順思路找準路子，提高村黨支部班子的發展意識，提高創新力。鎮黨委要求重點幫扶村黨支部進組入戶召開群眾會，結合鎮黨委中心工作和落戶本村的重大項目，在認真聽取群眾意見的基礎上，擬定本村經濟發展的思路和目標，鎮黨建辦擬定結對幫扶單位，對重點幫扶村進行結對幫扶，幫助理順村級發展思路，緊緊抓住“兩園三線四帶”產業規劃建設思路和326國道改道建設、青山220千伏變網電站建設、大橋牛羊肉食品加工項目建設、車站建設及河道治理等各項機遇，助推村級經濟發展。（黨建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