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被消防護佑的歷史

壽縣博物館：被護佑著的歷史

盡管已是過了立秋的八月，驕陽依舊似火。以致于在遠眺壽縣那厚重古舊的南城門時，竟感覺微微有些眩暈。

尋訪古城壽春，必定要走進壽縣博物館，這里，承載著古城太多的魂魄和精髓。

步入博物館寬敞的大廳，記者仿佛步入了那沾滿灰塵的厚重歷史。這幢才投入使用的博物館內寬敞明亮，古色古香的展廳里，透過一塊塊秦磚漢瓦，我們的目光恍如穿越了千年的烽煙，站在歷史的橋頭輕聲吟著“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咀嚼著歷史的厚重，恣意放飛追溯的遐想，盡情抒發懷古的悠思，領受著民族文化深邃，無盡感慨。

壽縣作為楚文化的故鄉，文化積淀深厚，古文物、古建筑、古遺址、古墓葬等文物古跡星羅棋布，素有“地下博物館”之稱，有著至今保存完好的古城池和古城墻。壽縣博物館里珍藏的大量文物足以體現其悠久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其中有許多國家一級文物，有的甚至價值連城。說到這里，不免要提到博物館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莫說記者“三句話不離本行”，按照壽縣博物館副館長許建強館長的話說就是：“這些珍貴的文物如果被盜還有機會被追回，然而一旦被大火燒掉就永久性地被損毀了，造成的損失無法估量！”

正是因此，所以消防安全就成了博物館工作的重中之重。許館副館長是土生土長的壽縣人，打小就在城墻根下長大，對于博物館珍藏的每樣文物自然有著一種特殊的深厚感情。在他看來，保護文化遺產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采訪中我們了解到，原博物館館址設在壽縣城內東北隅江淮名剎——報恩寺內，于2004年元月遷至座落在壽春城西大街繁華地段的新館，系國家二級博物館和4A級景區。館內共設11個展廳，較全面地展示了古壽州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

博物館的消防工作得到了壽縣政府主管部門及消防機構的大力支持，力求在消防安全的護佑下將博物館打造成為壽縣文化的窗口。“我們將消防安全管理貫穿于日常管理的始終，這么久以來，我們在消防安全方面從沒出過問題，但絕不能掉以輕心，往往正是在不出問題的時候更容易麻痹，所以必須警鐘長鳴！”許副館長一席話道出了全館上下對消防工作的重視程度。在這里，消防工作由博物館主要領導親自抓，并成立了以男性職工為主體的志愿消防隊。充足的人員和嚴格的管理制度是博物館消防工作的基礎，同時消防安全知識的培訓也進一步跟進，并且不斷加強和鞏固。在這一重要環節上，每年旅游高峰的前夕，壽縣消防大隊都要到博物館，對館內的管理人員、員工和保衛人員進行消防安全知識培訓，開展火災疏散演練，以增強職工的消防安全意識，掌握基本的火場逃生自救能力。同時，消防大隊還根據旅游區的特點，結合景區消防工作的特殊性，定期不定期地深入館內進行消防知識培訓、滅火演練和“進文物古建筑”宣傳活動，不僅使博物館職工接受到了消防知識的培訓，還對游客起到一定的宣傳效果。在每年手提式滅火器更換藥劑的時候，也是職工親手體驗滅火的時刻，博物館工作人員在開闊的地方點上火盆，職工紛紛端起滅火器進行現場演練，以達到每名職工都會使用滅火器的效果。

博物館內安裝有感煙式火災自動報警系統，配備了足夠的手提式滅火器；在頂樓的兩間紙質文物庫房內，還安裝了二氧化碳自動滅火系統。安保人員定期對館內的消防器材和設施進行檢查和維護，對有問題的消防器材及時進行更換補充，保證了館內所有消防器材的完整好用。博物館內在日常是絕對嚴禁抽煙或動用明火的，萬一實在需要動火動焊，則一定要辦動火證，同時上報保衛股，待批準后，要將動火或動焊位臵周邊的可燃物都清理走，同時派出安保人員備好滅火器在旁邊嚴看死守，保證即使出現危險情況也能迅速處臵。

較之于老館，新館的硬件設施方面已經有了大大的提升，但更具特色的安全工作則是在人防方面。所謂“人防”即人力防范手段，是安全防范中的最主要手段，在工作中通過積極調用人的智慧和能力，起到安全防范的作用。壽縣博

物館于2006年5月開館后，初期的參觀還是采取售票制，后來隨著文化惠民政策的推行，成為了免費對外開放的場所。免費開放剛剛開始那段時間，游客頓時成倍地增長，給博物館工作人員帶來了很大的工作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博物館上下認真研究制定出有針對性的安全工作方案。

為防止有游客帶入外來火源或易燃易爆物品，博物館的一樓設臵有游客行李物品寄存柜，游客將隨身所帶物品寄存后方可進館參觀，同時對每一名游客進行實名登記，使用視頻監控系統對每一名進館的人員進行攝像留存。“我們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力求將安全隱患關在大門之外。”博物館保衛股股長胡多祥指著大門口的身份登記處向我們介紹道。

到了人流量較多的高峰時期，博物館則采取將人員分流的方式進行參觀，基本保證館內參觀人員不超過200人，這樣既能保證消防安全，又保證了游客的人身安全。而在奧運、國慶60周年等關鍵時期，博物館上下更是加強的防范，制定了專門的應急預案，針對有可能發生的恐怖事件和危情，加強前臺管理，一旦有工作人員發現可疑人員，就及時將信息反饋給管理員，通過視頻監控和現場管理人員的相互配合，堅決杜絕危險事件發生。

由于博物館館藏極為珍貴，而且在老博物館曾經有失竊文物的經歷，所以新館的每個展廳內部都有攝像監控設備。保衛股的9名專職安保人員3人一組輪流值班，始終保

證值班室24小時人員在崗在位。，目前，9名安保人員中已有兩名參加過消防特種人員職業技能鑒定并考試合格，取得了相應資質，消防安保專業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目前，博物館還在陸續派出其他安保人員參加培訓，直至達到全部培訓合格。

消防安全工作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絕非一朝一夕之功，盡管做了大量的工作，許副館長對于博物館的消防工作還不是十分的滿意，照他的話說，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在博物館的頂樓，記者看到有一個通道被裝上了鐵柵欄門，許館長說這是公安機關為防盜的需要所要求的，在這里，總體感覺防火與防盜整體上是統一的，但在像這樣的一些細節方面，往往又有相悖之處。對于這種情況，博物館更是加強了管理，堅決防止疏散方面引起的消防安全問題。另外由于設計之初的多方面考慮，博物館的展廳內至今沒有安裝自動滅火系統，這也成為許副館長的一大遺憾，目前，已報請當地政府，準備在下次整修中配備到位。這個消息是讓人欣慰的，至少我們看到，為完成好這一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特殊使命，他們始終在探索，在跋涉。

第二篇：護佑改革者涉過

護佑改革者涉過“險灘”

寬容改革失敗者，不但是對改革創新者的激勵，免其后顧之憂，也是從法治的角度治庸治懶，讓為官平庸者警

最近，上海一份即將提交市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地方性法規引起輿論關注。這份《關于促進改革創新的決定（草案）》引人注目的有兩條，一是上海擬設立改革創新獎，針對改革創新有突出貢獻的當地各級政府、企業、團體及個人；二是對按程序決策、實施改革創新，而未能實現預期目標，且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創新失敗者，擬實行責任豁免。

肩負著中央“四個率先”重任的上海，在“率先推進改革開放”中，以改革的思維從法治角度推進改革，這一被輿論普遍解讀為“干部創新失敗有望?免責?”的立法思路，讓人感嘆。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和國家就有危險。問題在于，人人深知，改革創新是要從一些局部、一些領域、一些地方突破的，改革成果點滴匯聚，方能蔚為大觀。但是，對先行者來說，風險確實很大。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創新都能成功，特別是當改革觸動到深層的體制機制之弊，觸動到既得利益階層、部門或人群的“蛋糕”，改革者面對重重阻力甚至風險幾乎是必然的。那么，這個“風險”由誰來承擔？

是的，改革者必須具有犧牲精神和社會擔當。當年，安徽鳳陽最早嘗試“包產到戶”的18位小崗村農民，是“冒著殺頭的危險”，按下觸目驚心的紅手印，方拉開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說過，改革“不要怕冒一點風險”，1991年他視察上海時，就特別強調“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么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準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今天，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期，改革者所要面對的，是“硬骨頭”、是“險灘”，所要突破的，是固化的利益藩籬。這也正是習近平同志強調，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的深意。

現在，上海的嘗試本身就具有改革創新的色彩。它讓我們意識到，或許可以從法律層面，護佑改革者不懼風險，給敢為人先的組織和個人減少一些為失敗擔責的心理負擔。而允許試錯、寬容失敗，或將在某種程度上，規避改革者可能遭遇的悲劇性命運。類似舉措，有助于化解目前改革創新工作中存在的思想顧慮、制度障礙、機制缺陷和利益藩籬等突出問題，有助于化解改革創新動力不足、改革創新政策“碎片化”等傾向。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近35年，從曾經的“闖紅燈”、“摸著石頭過河”，到現在一些地方開始用法治思維規范和保護改革創新，把改革創新納入法律的框架，這表明我們的法律意識和規則意識也在逐步建立和成熟的過程之中。讓改革失敗者“免責”，不但是對改革創新者的激勵，免其后顧之憂，也是從法治的角度治庸治懶，讓為官平庸者警醒。

改革的時機稍縱即逝，如何消除“改革疲勞癥”，如何打消改革者的后顧之憂，如何增強改革者的創新勇氣，是當前各地面臨的共同挑戰。對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發達地區來說，尤其責重。不僅原地踏步可能意味著失敗，而且在全國改革大局中，更要肩負“率先推進”使命。從這一點看，上海對改革本身的“改革”具有示范效應。當然，如何厘清“改革失敗”與“失職瀆職”造成的損失，還需要在法律法規的層面更加細化，更加完善。

地方政府改革

11月1日據報道，在召開的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強調中央政府改革是政府改革這篇大文章的上篇，地方政府改革是下篇，地方政府職能轉變要重點抓好“接、放、管”，地方機構改革要著力搞好“控、調、改”。六字直指地方政府改革關鍵所在，為接下來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大力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本屆政府開門做的第一件大事。如果說前一階段展開的中央政府改革是這項工作的上篇，那么地方政府改革就是下篇。其一，基層政府是否能轉變政府職能是衡量標準。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直接聯系人民群眾和企業社團，是轉變政府職能的“最后一公里”。政府職能轉變能不能達到預期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職能轉變是否到位。無論是要糾正社會反映強烈的審批多、收費多、罰款多等突出問題，還是要回應群眾熱切期待的優質公共服務、良好發展環境、社會公平正義等迫切要求，離不開中央政府運籌帷幄、率先垂范，但最終要落實到地方政府與人民群眾、企業社團的日常聯系和服務上來。

其二，政府在放權的同時要加強監管。地方政府直接面對千千萬萬市場經營者，在減少事前審批的同時必須跟上事中、事后監管，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地方政府的職能，應當從招商引資、干預企業生產經營中退出，轉向保證食品安全、打擊假冒偽劣、促進公平競爭等方面。

其三，轉變政府職能要上下合力。政府職能轉變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觸及利益深、涉及面廣，難度很大，關鍵是要上下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中央政府簡政放權，取消、下放部分審批權，地方政府該接住的權要接住、用好，該下放和取消的權不能截留，應當有全局觀不能打小算盤，特別是要防止出現只保留用起來簡單、含金量高的權力，把復雜、承擔重大責任的權力一放了之的錯誤傾向。

提供優質公共服務保障基本民生需求，是職能轉變義不容辭的責任。看病、上學、就業、養老這些基本公共服務職能更多通過各級地方政府具體向群眾兌現。當前群眾在這些領域的要求越來越高，矛盾和問題也非常突出。在中央政府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時，地方政府也應當把更多精力集中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真正把社會公平正義的底“托住”。

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基礎是理順行政管理體制，核心是轉變政府職能，突破口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要繼續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快建設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要進一步合理界定和調整政府職能，集中精力抓好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要繼續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政社分開，堅決把不該由政府管的事交給企業、市場、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要認真貫徹《行政許可法》，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清理、取消妨礙市場開放和公平競爭以及實際上難以發揮作用的審批事項。

堅持依法行政，規范政府行為。執政之要在于為民，行政之要在于依法。堅持依法行政，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必由之路。各級政府機關都要嚴格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善于依法管理經濟社會事務和其他行政事務。要以強化政府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重點，加強行政立法，提高行政立法水平。要改善行政執法，促進嚴格執法、公正執法和文明執法。要繼

續堅持各種行之有效的民主監督制度，確保公共行政權力的公正、有效運行。要強化政府機關問責制，樹立責任政府形象，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健全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公共財政體制改革，把生產投資型財政轉變為公共服務型財政，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根本基礎。要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公益性、基礎性領域的投入。建立嚴格、高效的財政支出管理體系，建立政府統一預算，增強預算的透明度和約束力。規范政府投資行為，合理界定政府投資主體和投資領域。規范政府收支管理。完善政府采購制度。改革政府資助體制，提高政府資助的公開性、公正性和經濟社會效益。建立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完善社會保障特別是社會救濟、社會福利機制。全面推行政務公開，加快電子政務建設，增強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進行政質量，是加強政府行政能力建設的有效途徑，也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目標。要大力推行政務公開，使其成為各級行政機關施政的一項基本制度，貫穿行政權力運行的全過程。要加快電子政務建設，改善政府管理結構和方式，重塑政府業務流程，構建適應信息時代社會發展需要的政府組織形態。要建立高效政務服務體系，繼續完善各級政府及部門的“政務大廳”，推行“一站式服務”，在基層建立“政務超市”。要創新行政管理方式，更加重視行政規劃、行政指導和行政合同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探索政府管理經濟社會事務的新途徑。要積極創造各種條件，讓社會組織、企業和公民更廣泛地參與公共事務管理。

第三篇：香港被割讓的歷史

香港被割讓的歷史

1840年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1842年強迫中國簽訂《南京條約》，永久割讓香港島給英國。1860年英國又強迫中國簽訂《北京條約》，永久割占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地區。1898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九龍半島北部大片地區，稱為“新界”，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滿。中國人民一直反對上述三個不平等條約，為收復失地，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斗爭。香港被英國占領之后的100多年，是中國災難深重的時期，也是中國人民奮起反抗、自強自救的時期。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在反侵略戰爭中取得全面勝利，被日本搶占半個世紀的寶島臺灣也得以收復。中國以作出重大貢獻的戰勝國的姿態出現在世界舞臺，贏得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尊崇地位。當時中國政府希望借此機會收復香港，但終因國力所限，被日本占領三年多的香港重又被英國接管。香港的回歸過程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明確闡述了中國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

1983年7月25日，外交部副部長姚廣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與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為首的英國政府代表團在北京就中英香港問題第二階段會談舉行第二次會議。1984年12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簽字。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以2660票贊成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香港回歸后的穩定繁榮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1996年12月1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經過投票選舉，董建華當選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人選。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由港人來選擇最高行政首長，也是香港歷史上第一位主政的中國公民。

1997年7月1日，在全世界的矚目下，“東方明珠”香港終于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回歸后的繁榮

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于1997年7月1日歸還中國。繼香港回歸之后，被葡萄牙占領400多年的澳門也于1999年12月20日回歸祖國，成為又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自由經濟體制不僅沒有受到影響，而且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維持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信息中心與商務服務中心地位。回歸后，香港特區政府不斷改革，完善相關制度，提高效率，使得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與航運中心的地位更加鞏固，世界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集中香港；香港股市是亞洲第二大、世界第八大股市。香港的集裝箱裝卸量繼續維持世界第一寶座，香港新機場自1998年營運以來的航空貨運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這一切充分顯示，香港回歸后依然具有活力與發展潛力。

第四篇：警鐘長鳴 護佑生命--反腐倡廉有感

牢記忠誠使命 筑牢思想防線

----參觀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有感

一個個讓人震驚的案例，一次次讓人心痛的嘆息，一筆筆讓人猛醒的算賬，一條條讓人警戒的法規，似聲聲警鐘時時敲響在我們心坎上，警醒我們走好人生之路的每一步。

近期，我有幸參觀了營口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通過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市紀檢監察件查處的嚴重違紀違法典型案例的展示，使我深深地感到，身為一名黨員干部，在教育戰線上更應帶頭遵紀守法，加強自我修養，提高拒腐防變能力，增強責任意識，促進廉潔自律建設。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這些案件中的主人公步入領導崗位時也曾懷揣著滿腔熱情，躊躇滿志，也想為黨和人民事業做好事、謀利益，當一個清正廉潔的好干部，但是隨著職務的升遷，環境的改變，監督的失控，加之放松并忽視自身的思想改造，經不住各種誘惑，使自己手中的權力逐漸失衡，以致達到漠視黨紀國法，為私利和享樂濫用職權，從小額受賄到主動索賄，欲望和貪婪推著他們一步步走向深淵。作為黨員干部，忘記了入黨宣誓，背離了黨的宗旨信念，必將導致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發生嚴重扭曲，必將在市場經濟的大潮的沖擊下，經不住誘惑，耐不住清貧，必將在金錢面前打敗仗，最終導致犯罪。這些案例告訴我們，只有時刻注意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和自身世界觀的改造，注重黨性修養鍛煉，常思貪欲之害，才能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做勤政廉政的表率。

嚴于律己是堅持廉潔從政的根本標準。常言道“花以潔為貴，人以廉為尊”，古往今來，在燦爛華夏大地上曾涌現出不少的好官和清官，如海瑞、孔繁森、楊善洲等等，他們的一生清正廉潔，都為我們當代的每一位黨員干部樹立了光輝的楷模和樣板。因此，我作為一名職教工作者，應在今后工作中，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理想，不被社會丑陋現象所迷惑，在權力、金錢、利益面前經受住考驗，做到自警、自省，勿以廉小而不為，勿以貪小而為之，勿以心存僥幸而嘗試，時刻把握好誘惑與理智、私欲與責任的界線，以一顆平常之心、廉潔之心、愛民之心、公仆之心，奉公守法、恪盡職守、履職盡責完成好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

反腐倡廉警示基地的參觀教育活動僅限于短暫的一次，而帶給參觀者的思考和反思，應該是久遠的。其實那些腐敗案例與我們之間的距離，并沒有想象的那么遙遠，也就是一念之間的事情，然而高墻內和高墻外的生活卻是迥然不同，人一旦貪欲膨脹，利欲熏心，就會喪失理智和信念，就會在貪欲面前吃敗仗，就會心存僥幸的以身試法，就會導致觸犯黨紀國法，受到應有的制裁，最終成為禍國殃民的罪人。因此作為一名國家公務人員，除了自覺執行《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外，還要深入學習領會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有關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的精神實質，把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貫徹到日常工作中。當前，新形式下的黨員更應該適應新常態，我更應牢牢把握總書記“四句話、十六字”總要求，主動增強“四個意識”，切實將全警思想行動統一到上級部署要求上來，克服松懈麻痹思想，轉變工作作風，以實際行動迎接十九大的召開。

第五篇：被歷史所冤屈的琦善（推薦）

被歷史所冤屈的琦善

2013年03月31日 23:29 來源：湖南大學學報 作者：蔡樂蘇 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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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湖南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作者：蔡樂蘇 尹媛萍，原題：《反抗帝國主義的另一條道路:論蔣廷黻的琦善研究》

在鴉片戰爭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遠遜于林則徐。頭一次以琦善為主角并且還為他說了一些好話的，當推1931年蔣廷黻發表在《清華學報》上的《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了。對此當時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評。1980年以來，這種褒貶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現。實則蔣廷黻后來還在一些文章中繼續討論過這個問題，下面就先總結一下他的基本觀點。

一蔣廷黻關于琦善的基本觀點

蔣廷黻主要從軍事及外交兩個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鴉片戰爭中的言行及功過。軍事上主要有三個問題：首先，琦善應負撤防的主要責任嗎？其次，琦善到底有沒有開門揖盜？最后，琦善有沒有拒絕增兵、陷害忠良？他認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達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間，撤防誠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責任不能歸諸琦善，更不能歸諸他一人”。其二，說琦善開門揖盜有失偏頗。談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軍心，且思?激勵士氣?；不僅未撤防具，且派員前往虎門?妥為密防?”。談判漸趨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棄談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強軍備。在兩種矛盾的策略下，廣東的防務呈現出偏重于虎門以內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從事，結果于國內國外均不得諒解，終致開戰。從大角、沙角之戰與虎門之戰的戰況來看，中方“失敗的理由不在撤防，因為炮臺上的兵實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訓練及炮的制造與安置不合法。失敗之速則由于關天培忽略了下橫檔”。“中國的策略只圖以臺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實先以臺攻臺。”“戰爭的失敗，琦善或須負一部分的責任，但是說他戰前不預備，戰中節節后退，不但與事實相反，且與人情相反。”總起來說，琦善在軍事上的表現“無可稱贊，亦無可責備”，失敗的根源還是在于當時戰斗力“遠不及英國”。不過蔣廷黻也承認，雖然客觀上琦善沒有撤防，沒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觀看法上，對于戰爭是十分悲觀的。

蔣廷黻對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給予肯定的，認為“他的外交有時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獨到處”。一是尊重英國人；二是基于中英實力的懸殊而堅持以交涉的方式來結束沖突，堪稱“中國第一任外交總長”；三是當談判破裂后，簽訂了一個實際上令英國政府極為不滿的《穿鼻草約》，與后來的《南京條約》相比，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勝利”。

在后來的《中國近代史》中，蔣廷黻進一步以“撫夷派”來指稱琦善一類主和的官員，而以林則徐為“剿夷派”的代表。二蔣廷黻在琦善與鴉片戰爭研究上的貢獻

從1923年留美歸國任教于南開大學伊始，蔣廷黻就立志從事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奠基性地位毋庸置疑，但鑒于外交史的特殊性質，蔣廷黻認為，沒有中國史料的中國近代外交史是很難做到公平與真實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搜集中國方面的史料。故宮檔案的開放使他如獲至寶，往返于京、津兩地加以閱讀和抄寫；1931年任教于清華后，更主持購買這些檔案，并將范圍擴大到坊間各種私人信件與檔案，為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中國化和科學化投入了極大的精力與熱比。

蔣廷黻認為，在這些檔案中，《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無疑是鴉片戰爭前后中國外交史最有力的史料支持。原因有四：第一，相較于之前中外已知的史料（包括已出版與未出版的），《始末》從史料的可信度而言，是好于“次料”的“原料”，即原始材料而非道聽途說；第二，就中國近代外交的特點來看，甲午以前的中國外交尚有一定的自主權，因此中方的資料能帶來學術上的新貢獻；第三，《始末》不僅系統，而且所披露的諭令的數量遠遠超過此前同類書籍，如《東華錄》、《圣訓》等，也就是說，提供了大量新史料；第四，《始末》是官方文件，因此有些在私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卻全文保留了下來。

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批檔案、沒有《籌辦夷務始末》的發現，蔣廷黻要進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馬士書中對琦善的言行的敘述只有只言片語，甚至可以忽略不計，更談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國內對琦善的評價又一邊倒：妥協、投降、開門揖盜。相比于國內外對林則徐的巨大興趣而言，琦善與鴉片戰爭的這段歷史十分單薄。利用故宮檔案，蔣廷黻首次填補了這個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學者對其研究的興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來中的翻譯誤差。對比了英國在大沽遞交的巴麥尊致中國宰相的照會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認為，英國的文件書寫固然有一定的問題，但中文譯文還是與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將英國的動機譯成了“求討皇帝昭雪伸冤”。盡管蔣廷黻沒有明確提出或承認鴉片戰爭就是一場文化戰爭，但他的確認為文化的不同導致了溝通中的障礙。在有些學者那里，這種誤差因為怕沾染上“文化戰爭論”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或扭曲了發生的具體原因及過程；有些僅僅只提到其結果，還有一些不僅不提，并且一直沿用林則徐時代以來廣為流傳并成為定論的說法，即這是琦善故意陷害林則徐。

第三，破除神化林則徐、丑化琦善的書寫傳統。蔣廷黻之前，國內說林則徐好話的多，說壞話的少。即便說了林則徐的壞話，也不會因此就說琦善的好話。而蔣廷黻的琦善研究不僅是說了琦善的好話，還同時說了些林則徐的壞話，用茅海建的說法就是“揚琦抑林”，拿今天的鴉片戰爭的研究成果來看，在破除林則徐的神話與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這一點上，蔣廷黻的成就并不算突出，但卻開風氣之先，真正做到了他所追求的“歷史化中國外交史、學術化中國外交史”。第四，建立了新的外交史研究和書寫的標準。李恩涵認為，“這篇文字的篇幅雖然不長，但卻有斷、有論、有史實的考證，也有是非的評定，而且時而從當事人設身處地的境況來論述，時而從傳統的或西方的國際關系的型態上來分析，我們固然不必同意他所做的一些論斷，但它確為中國外交史的研究，開辟一新途徑，也建立了研究與寫作中國外交史的新標準”。但蔣廷黻所建立的標準還可以更具體一些。比如說，研究中國外交史是不是可以把已有的史料拿來就用？《琦善與鴉片戰爭》中首先鑒別了時人議論的真偽。對戰況的考察也注意中外對比，從而揭示出鴉片戰爭史中急需重新認識的一個新領域。這種交叉對比、多檔案、多視角的方法今天看來已是史學研究的基本準則，在當時的中國用于鴉片戰爭的研究卻是前所未有的

三對蔣廷黻的反駁及蔣的反應

《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在當時及后來都受到一定的批評，然針對史實的批評少，針對史論、史觀的批評多。

其一，琦善配不上“遠超時人的外交家”這個頭銜。無論是支持蔣廷黻的還是反對蔣廷黻的人，基本上都持此論。反對的意見通常認為林則徐之努力了解西方情形，實堪“時人”的先進代表，而僅靠幾個低級官員的情報的琦善無論如何也不能“遠超”之。其實蔣廷黻本來就沒有完全否認林則徐的這一點，他所否認的是持此論者所引申的一個觀點，同樣也是一定時期內林則徐及相信林則徐的人的觀點：既然林則徐對西方的見識已經堪稱中國第一，那么只要他繼續主政中國就有可能不敗。因此他說：“林文忠公在中國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為偉人者，不在此。”后來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加大了對林則徐學習洋務、主張洋務的論述，但依然不放棄他最初的最重要的論斷，即：林則徐的錯誤在于不敢說真話，即便是在被革職后，依然不敢讓其他人知道自己心中對中外軍事勝負已定的判斷。蔣廷黻認為，林則徐盡管已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能培育出的最好的官僚，但卻敗在俱咱清議的指摘、為自己的名譽地位而不惜犧牲國家前途這一點上。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盡管不再用“遠超時人”來評價琦善的外交觀念，但卻沿用了“知己知彼”的說法，并且用較為溫和簡短的語言來表明他對琦善的肯定與同情：他“把中外強弱的懸殊看清楚了，而且公開地宣傳了”，但是“士大夫階級不信他們”。由此看來，蔣廷黻只是放棄了要人們相信琦善有強過林則徐的地方，但并沒有放棄他對琦善的肯定。至于他說琦善之“不足責”，說的是他“無自信，對民族亦無信心，只聽其自然，不圖振作，不圖改革”這一點。但是這個觀點也是早已有之的。《琦善與鴉片戰爭》的結尾就說：“他既知中國不如英國之強，他應該提倡自強如同治時代的奕訢、文祥及曾、左、李諸人，但他對于國家的自強竟不提及。”因此，說他對兩人的評價換了位，是不夠準確的。

其二，琦善應負軍事失敗的責任。在這個問題上，中外學者已經做了非常細致詳盡的研究，結論證明，即便不投降、不妥協，在鴉片戰爭中中國也不可能取勝，更不用說琦善并沒有撤防，林則徐的戰果也沒有人們想象中的輝煌。蔣廷黻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判斷是不錯的，即琦善在軍事上無功亦無過。

其三，《穿鼻草約》與《南京條約》相比，雖然中國的犧牲較少，但稱不上是外交上的一個大勝利。陶元珍指出，《穿鼻草約》最大的失敗在于沒有禁止煙毒繼續流害中國，這是有道理的。后來的研究證明，雖然有《穿鼻草約》這樣一個內容，但實際上并沒有簽訂生效；對一個沒有簽字的條約加以肯定或否定，顯然沒有什么意義。

其四，蔣廷黻為琦善說好話，是出于服務于現實政治的目的。這是鄧公玄對蔣廷黻作于1939年的《百年的外交》的批評。《百年的外交》中論琦善的部分與《琦善與鴉片戰爭》中的論述沒有兩樣。建國后這種觀點并且有所發展。對鄧公玄的質疑，蔣廷黻的回答是：“歷史是種科學，研究歷史就是探求真理，與?志?有什么關系？我們要探求史理還能于史實之外去求嗎？離開事實而去發空泛議論，充其量，不過得一篇好八股文章。”

四蔣廷黻為琦善翻案的動機與目的及其評價

盡管蔣廷黻否認歷史學除了史實之外還有投射于史實之上的史觀這一條不大站得住腳，但是他這種不無憤懣的表述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自信在學術研究上的態度是完全真誠的。

蔣廷黻研究琦善，其目的是研究近代中國應采取怎樣的政策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肯定琦善，是為了借此抒發自己心中的一個信念：帝國主義這種現象是“國際積勢”導致的，要真正戰勝帝國主義，方法不是除了抵抗，什么建設也不做，而是應該了解這種“積勢”并利用它去尋找中國的出路。鴉片戰爭是中國與近代世界的第一次嚴重沖突，由此下手，意義重大。蔣廷黻雖已對國外的觀點十分熟悉，但并沒有簡單沿用之，他說：“實則鴉片戰爭之遠因近因，十分復雜。英人至今不認為鴉片戰爭也，英人雖不免偏持已見，然非全無理由。……平心論之，煙禁之防害英國之國計民生及義律之恥見挫辱，與夫林氏煙禁之嚴厲，皆鴉片戰爭之近因。英國之開辟商場政策，及中國之閉關自大政策，皆其遠因也，閉關之政策雖在中外歷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19世紀之中葉仍株守之，何不審勢之甚耶？”在《琦善與鴉片戰爭》中他還提出，外交基于兩個因素，一個是理，一個就是勢。由此可見，他既不從文化的角度來立論，也不從利害的角度來理論，至于道德原則他也是不考慮的。雖然他沒有對“勢”做出明確定義，但他選擇這個詞表明他注重的是策略的制定，而非學理或是非的探討。正因為如此，反對蔣廷黻者往往從道德角度對其發起攻擊，實際上意義很小，甚至有時還曲解了蔣廷黻的本意。更何況盡管蔣廷黻不注重道德，但依據較科學的研究方法，他對琦善的一些論斷至今看來也還是站得住腳的。而他對林則徐之去職、琦善之失敗的看法也有獨辟蹊徑之處：中國沒有因受到鴉片戰爭的震動而奮起直追，而是在睡夢中又過了二十年。這可以說明蔣廷黻是多么強烈地盼望中國早日走上富強的道路。當然，選擇琦善來抒發他的這種看法，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琦善在主和派中具有代表性，自不待言；但在一些人看來，此琦善又不僅僅是歷史上的那個琦善，而是有現實參照物的。王幸均就說：“此時（一九三一年）日人已占領東北，步步緊逼，國人要求抗日之呼聲，響徹云霄，學生的愛國運動，風起云涌。戰爭氣氛，彌漫全國。但中日強弱懸殊，外援又不可恃，倉促作戰，損失必巨。有識者難免怵然心憂。……故對琦善過高的評價，當系有所感而發，或是一種影射作用。”如果這個參照物真的存在的話，那么依蔣廷黻自己的表述來看，在《琦善與鴉片戰爭》寫作時，應當指的是汪精衛。嚴重的國難、妥協的立場、愿意犧牲自己的名譽去換得國家民族的利益，都讓人想起1931年底及1932年年初的汪精衛來。蔣廷黻在回顧九，一八事變的時候，曾清楚地表明他贊賞汪精衛的原因：“在二十年的冬天及二十一年的春天，他肯在嚴重國難之中出來任事:這一點頗能使人心服。后來對攻擊政府者，他回答總是:如有人愿來負責，他就可以走開。這樣一來，反對者還能有什么立場?最近這半年來，他的言詞更能負責了。人家批評塘沽協定，他居然說，塘沽協議完全由他負責。人家批評妥協，他就說我們現在不配談報復。在全政界皆?聰明人?的時候，汪先生之不愿作?聰明人?給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因此可以說，蔣廷黻由此認為1931年之汪精衛，即為往日之琦善。或者說，歷史一而再、再而三的將同一個問題擺在了研究者的面前:到底是主戰還是主和?主戰的根據是什么?主和的理由又是什么?從這個角度而言，琦善的主張對中國近代史而言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對當時的中國而言也是如此。

而現實與歷史的“繼演”又提示他，如果盲目排外的情緒不解決，中國人仍然拒絕從國際生活中尋找出路，僅用“打倒帝國主義”這樣的口號是解決不了中國的根本問題的。對琦善的研究也促進了蔣廷黻另一個主張的提出，即中國必須實現現代化。這是中國應怎樣應對帝國主義侵略問題的另一面。既然主和不是目的，那么為了使暫時的妥協換來力量的積蓄，就必須在妥協的同時實行現代化。不幸的是，日本侵華之劇烈與日本之野心使得蔣廷黻的這套方案越來越缺乏可行性。

綜上所述，蔣廷黻確實為歷史及現實中的求和主張做了辯護，但其依據仍然是有啟發意義的。研究及評價蔣廷黻的這些觀點，首要的不在于道德批判，也不在于以攻心之論去質疑其學術的獨立性，而應重視其以平等、開放的世界眼光為基礎，為中國所指的另一條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道路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