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構筑牢固思想防線 封堵權力腐敗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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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筑牢固思想防線 封堵權力腐敗通道
構筑牢固思想防線 封堵權力腐敗通道
當前腐敗的滋長蔓延,根源之一在于一些黨員干部自身思想道德防線的失守。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必然要求,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是一項龐大系統工程,必須總體規劃,突出重點,整體推進,既立足解決眼前反腐敗工作面臨的實際問題,又要從長計議,有利于反腐敗懲防體系的長遠建設和發展。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又是一項艱巨復雜的任務,必須解放思想,立足創新,著眼改革,積極探索制度反腐的有效途徑,因此,從源頭上防治腐敗,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下工夫祛除黨員干部思想上的病毒,使之筑起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線。
一、運用德治手段清除腐敗的思想動因
我們既要注意從傳統精神文明成果中汲取營養,更要從黨長期執政和改革開放條件下黨員干部的思想實際出發,賦予德治以合乎時代要求的新鮮內容。近幾年來中央統一部署開展“三講”教育、“三個代表”反“四風”學習教育、警示教育、群眾路線教育等活動,就是我黨創造性地運用著重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黨的原則,在黨內大力加強德治的嶄新實踐。從以德治黨的理論與實踐來看,當前我們在黨內實施德治著重是要把握以下幾點:
首先,要把提高黨員干部的政治理論素養作為抓好德治的根本。黨員干部立德的根基在于政治上理論上的成熟。我們要加強德治,提高黨員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以科學的理論來武裝人,使黨員干部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利益觀,從根本上增強政治免疫力,自覺抵御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想的侵襲,經得住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長期執政的考驗。
其次,要把堅定理想信念、增強宗旨觀念作為抓好德治的核心內容。共產主義理想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和精神支柱。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人先進性的集中體現。黨員干部修身立德,在最新【精品】范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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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最重要的是要樹立良好的從政道德,即通常所說的“官德”,其本質要求就是要確立崇高理想,增強宗旨觀念,并為之而不懈奮斗,把內在的道德要求付之于長期的從政實踐,真正做到廉政、勤政、優政。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以權謀私的錯誤思想和行為,真正做到立黨為公,用權為民。
二、加強法治,構筑黨紀國法防線
法紀松弛,對權力行為缺乏有效的制約、監控,其結果往往導致權力腐敗的案件頻頻發生。因此,在新形勢下,要從根本上遏制和防范腐敗,推進黨風廉政建設,不僅需要全面加強德治,而且需要全面加強法治,努力構筑牢固的黨紀國法防線。由于我國歷史上缺乏民主法制傳統,法治基礎薄弱,這就更需要我們把加強法治作為一項緊迫任務,不斷地健全并嚴格實施規范權力行為的法規制度,努力使法規制度內化為廣大黨員干部的自覺行動,并用以對權力行為實施剛性制約,真正做到依法制權,依法治官,依法行政。從當前來說,著重是要抓好以下主要環節:
一是要強化法治意識。執政黨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法治意識如何,對黨的作風形象和建設法治國家都有著直接而巨大的影響。從當前情況看,盡管改革開放以來領導干部的法治意識有了明顯增強,但同實現法治社會的目標要求仍有較大差距。因此,加強法治,必須從抓領導干部的法治意識人手,著力使他們深刻理解,建設法治國家是國家和民族走向現代文明的必然趨勢,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之一;引導他們確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正確認識和處理權與法的關系,防止和克服權大于法的現象;使他們增強民主平等意識,克服等級觀念、特權觀念,堅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時,每個黨員干部都要帶頭認真學習法律法規、黨紀政紀條規,并要結合一些典型案例加深理解,增強法紀觀念,切實遵紀守法,管住管好自己,以實際行動維護法紀的權威性、嚴肅性,促進黨風廉政建設。
二是要堅持依法行政,依法辦事。黨員干部是否依法行政、依法辦事,是衡量社會法治實現程度的主要標志之一。因此,作為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更應該自覺地以法規制度來規范自己的職務行為,模范地執行國家的法律、政令。從目前情況看,盡管黨員干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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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辦事的素質已經有了明顯的提高,但存在問題仍然比較多,如為部門利益而違法違規搞“三亂”、一些部門在起草部門法規過程中搞“法律謀私”或“政策謀私”等。這就需要我們抓住一些群眾關注的熱點問題,加強查糾監督,力求使黨員干部的職務行為納入法制軌道,真正體現公眾的意志和利益,這樣才能有力地推進法治,使黨風政風不斷好轉。
三是要強化以法制權的監督制約機制。減少以至根本遏制權力腐敗,關鍵在于建立一整套便利、管用的權力制約機制,依法對權力運作實施有效的監督,使之合乎法制規范。為此,必須適當分解并合理配置權力,把決策、執行、監督等三權分離開來,形成相互制衡的關系,切實改變過分集權于個人的狀況;規范財權、用人權和重大事項決策權的運作程序,強化對領導干部職權行為的監控機制,對權錢交易、買官賣官之類的腐敗行為實施重點防范;完善加強事前、事中監督制度,強化對領導干部違法違紀行為的防范預警機制,切實改變監督滯后的狀況;加大對打擊報復舉報人行為的查處力度,切實保障群眾依法行使民主監督的權利,并通過深化政務公開等制度,加強對權力運作過程的民主監督;進一步理順監督體制,提高人大作為權力機關的實際地位,強化紀檢監察機關等專門監督機構的地位作用,使之真正能依法制權、以權制權。
三、抓源頭,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
全面貫徹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是懲治腐敗的重要措施。從源頭上治理腐敗,就要全面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員領導干部即是黨政工作的決策者,也是廉政建設的帶頭人,特殊的身份決定了一崗雙責的使命,一方面要在本職崗位盡職責,另一方面在黨風廉政方面盡責任。
一是強化“人人有責”意識.責任制的履行首先決定于責任意識的確立,責任制明確規定,在黨風廉政建設中黨政“一把手”負總責,副職分工負責,部門各負其責,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
二是營造“人人有責”的環境。責任制的落實如果沒有一個“人人負責”的良好環境,就形不成好的氣候,只能是畢其功一役,見成效于一時。各處室、直屬單位緊密結合實際,將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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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與業務工作相結合,與年終考核、干部的提拔任用相聯系,積極營造“人人有責”的環境。
三是創造“人人盡其責”的氛圍。在責任制落實中要大力倡導人人有責、人人負責、人人盡責的氛圍。盡責不是簡單地說一說、講一講,更不是草簽一份協議就能搞好黨風廉政建設,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即要超前教育,及早防范,又要加強監督,嚴肅懲處。因此,必須將自己的榮辱與責任制履行的成效緊密地結合起來,一手抓好本職工作,一手抓好廉政建設,真正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四、嚴懲重治,封堵權力腐敗通道
注重預防,絕不是要放松懲治腐敗的工作。預防和懲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加強預防,必須要以懲治作為有力保證。因為只有依靠懲治,發揮法律紀律武器的威力,依法懲處違法亂紀分子,才足以警示世人,做到查處一案,教育一片。面對現階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嚴峻形勢,查辦腐敗案件的工作一刻都不能放松。嚴厲懲治腐敗行為,查辦違紀違法案件,是貫徹從嚴治黨、從嚴治政方針的具體體現,也是形成預防腐敗態勢的必然要求。只有懲處有力,才能預防有效,增強教育的說服力、制度的約束力和監督的威懾力。對于腐敗案件,必須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決不能手軟。要健全腐敗問題的發現機制,既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舉報,又依靠現代科學技術手段,提高腐敗案件的發現率。同時,充分發揮法律、政策、紀律的綜合作用,進一步完善對腐敗的懲處機制。這樣才能不斷提高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成效,推進黨風廉政建設深入健康發展。
(編輯/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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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牢固構筑道德防線 有力保障食品安全
牢固構筑道德防線 有力保障食品安全
高正民 蕪湖市質量技術監督局
摘要:本文從我國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的現狀出發,通過深入分析其根源,得出了企業道德滑坡是食品安全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這一結論。并針對此結論,提出了如何加強企業道德觀念,促進食品生產健康發展的有效措施和手段。旨在通過文章引起企業關注,喚醒企業食品安全意識。
關鍵詞:食品企業 社會道德 食品安全 政府監管
Build a Strong Moral Defense to Protect the Food Safety
Gao Zhenmin,The Quality&Technical Supervision Bureau of Wuhu
Abstract:
Key words:Food businesses,Socal moral,Food safety,Government regulation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質對人體健康影響的公共衛生問題”。1998年,山西朔州制售假酒致人死亡事件,案發后轟動全國,可謂我國重大食品安全問題的開端。此后,問題食品的涉及面越來越廣,危害程度越來越深,制劣手段也越來越多樣。食品是人類每天必須的產品,是人類生存的底線。針對當前食品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現狀,我們不得不反思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怎樣的原因導致了這一結果。
一、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現狀食品安全問題頻發
近年來,全國接連不斷發生食品安全問題,如三聚氰胺奶粉、“地溝油”菜肴、“瘦肉精”豬肉、“染色饅頭”、甲醛奶糖、“蘇丹紅”鴨蛋、“孔雀石綠”魚蝦、“墨汁石蠟”紅薯粉、“福爾馬林”血旺、“塑化劑”飲料以及其他一些食品安全事件,全國食品安全形勢十分嚴峻。
這些食品安全事件令人觸目驚心,給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和身心健康帶來了極大損害,老百姓覺得“沒什么可吃的了,吃什么都不安全”,因此,迫切希望食品安全問題能夠妥善解決,希望政府采取更有效的監管措施。更有甚者,一些嚴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已經引發了社會公眾對不良食品生產經營者的譴責,對相應監管部門的不滿。中央高層領導高度關注和重視
一系列問題食品的頻現更是引起了國家高層的關注和領導的重視。
今年4月底,胡錦濤總書記在天津視察時強調: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是關系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他還要求監管部門和技術機構以對人民群眾高度
負責的精神嚴把食品安全關。
吳邦國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食品安全法執法檢查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指出:食品安全事關人民群眾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貫徹實施食品安全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
李克強副總理在全國嚴厲打擊非法添加和濫用食品添加劑專項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強調:要按照中央、國務院的要求,以堅決的態度、過硬的舉措、更大的力度、持續深入整治食品非法添加行為,切實解決影響食品安全的突出問題。
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支樹平表示:2011年質量監管工作將突出一個“嚴”字,嚴格實施風險分析,嚴格實施準入制度,嚴格生產過程監管,嚴格監督抽查和檢驗檢疫,嚴格執法打假,嚴格處置突發事件。各級政府部門監管力度增強
眾所周知,食品安全事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事關社會穩定,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大計。近年來,食品安全受到社會各界普遍關注,各職能部門監管的力度也越來越大,特別是《食品安全法》2009年6月1日頒布實施以來,衛生、農業、質檢、工商、藥監等部門在地方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積極行動,加倍努力,無論在建立工作機制和體制上,還是在強化基礎工作上,都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開展了各類專項整治行動,如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專項整治、食品添加劑專項整治、食品安全整頓、嚴厲打擊非法添加和濫用食品添加劑專項行動等。來自權威部門的數據顯示,2010年,有關部門共檢查各類食用農產品、食品及相關產品生產經營單位3552萬戶次,查處各環節違法違規行為13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248人,取締和停產違規企業單位10萬余家。所有這些都表明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為保障食品安全做出了積極努力和重要貢獻。
二、企業道德滑坡是食品安全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
國家高層很關注,領導很重視,部門很努力,不能說監管沒有成效,但為什么會發生食品安全問題呢。溫家寶總理在同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說:近年來相繼發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等事件,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通過調查分析,食品安全問題多發,原因錯綜復雜,其中存在的三大矛盾是多發的主要原因。
一是食品產業快速發展和生產經營安全管理薄弱的矛盾。與食品產業量的擴張相比,大量食品生產經營者普遍存在重效益、輕安全的現象,安全投入、管理制度落實不到位,甚至存在不講誠信、故意違法違規等問題。
二是人民群眾食品消費日趨多樣化和安全需求間的矛盾。隨著我國基本解決溫飽問題之后,人民群眾對食品的需求日趨多樣,一些為改善口感、品相和延長保質期等的添加物質應運而生,數不勝數,使得食品安全性成為一個新的難題。
三是監管對象點多面廣和監管能力相對薄弱的矛盾。相對于食品產業的發展和食品安全工
作難度加大的現狀,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力量還不適應實際需要,存在許多薄弱環節。
從中不難可以看出,食品安全問題固然有監管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原因的還是生產經營方面的原因。正如總理所言,食品安全不能光靠部門監管,而更重要的是取決于生產經營者。孰不知產品是人生產出來的,不是監管出來的,人是關鍵因素。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食品安全法執法檢查組在向常委會的報告中提出,一些食品生產經營企業法律意識淡漠,誠信道德低下,是導致食品安全事件不斷發生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那些不斷被曝光的惡性食品安全事件,充斥著人們的眼球,也在不斷拷問著始作蛹者。緣由何在?不外乎“錢”!大大小小的生產經營者,瞳孔里映射著錢,卻沒有一點點的道德感。熙熙攘攘的逐利者,心里盤算的只是成本,唯獨沒有羞恥心。其實,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的核心在于:生產經營者道德底線正在一步步地放低,利潤的欲望被無限放大。以致溫家寶總理也發出沉痛的感慨和準確的判斷:“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因此,生產經營者的道德滑坡是食品安全問題的重要原因。
三 牢固構筑道德防線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礎
整治食品安全問題,除了加強安全監管和法律制裁外,還要從長遠的和根本的道德培養方面采取系統而有力的行動。近年來,食品安全問題備受各界關注。作為食品產業中重要的一環,食品生產企業在生產加工過程如果不注重食品安全無異于自取滅亡。企業抓好產品品質保證不但是勇擔社會責任的體現,更代表了企業和員工的道德和良心。保障食品安全需要食品生產企業講誠信,講道德,講責任,以此來牢固構筑食品安全道德防線。食品生產企業要講誠信。
誠信是道德的基礎和根本,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誠信是做人之本,誠信是人與人之間信任的基礎,誠信是事業發展的之根。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時代的發展,誠信并沒有成為人們的信仰,道德也并沒有成為社會的主旋律!導致一些食品生產加工企業和從業人員唯利是圖,置法律、道德和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于不顧,肆無忌憚地生產加工有毒有害食品,而且手段不斷翻新,最后,害人害己,家破人亡,受到應有制裁。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利潤高于一切”的集體意識或集體無意識。在利潤面前,任何手段都被視作合理,以致在相關利益鏈上,很少有人挺身而出,揭發并譴責“觸犯底線”的不法行為;二是“誠信不值錢”的認識誤區。由于普遍缺乏打造“百年老企”的信念,不少人把短視行為當作通例,只看一時得失,沒有耐心積累誠信,以致膽大妄為,做出令人發指的坑害行徑。由此可見,在金錢至上和誠信缺失的夾擊下,食品安全事件的頻繁出現,便有了深層的社會心理因素。食品生產企業要講道德。
溫家寶總理指出,要在全社會大力加強道德文化建設,形成講誠信、講責任、講良心的強大輿論氛圍。這不僅是維護正常生產生活和社會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從根本上鏟除滋生唯利是圖、坑蒙拐騙、貪贓枉法等丑惡和腐敗行為的土壤。這話說到了根子上,只有鏟除縱容丑惡行為的土壤,筑牢道德的堤壩,才能徹底消除讓人揪心的食品安全事件。
然而,同經濟快速發展形勢相比,當前文化建設特別是道德文化建設,仍然是一條短腿。道德文化建設的滯后,導致當今國人中拜金主義的盛行,尤其是某些商人為追金逐利,不惜以身試法,不擇手段,前赴后繼,放肆而為,一次次突破道德底線或職業準則,上演一幕幕震驚國內外的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事件頻發,的確與政府部門監管不到位關系甚大。但從客觀來看,無論建立多么龐大的監管隊伍,如果不從道德上解決問題,就難以擋住有人鉆監管漏洞,或變換花招,繼續干缺德之事,炮制出新的更多的食品安全事故。
食品生產的確是個良心活。無論是現代化的流水線,還是傳統的小作坊,生產過程都可謂“天知地知良心知”,而消費者只能“眼不見為凈”。一個社會如果道德滑坡,食品安全往往是重災區;反過來講,提升食品安全指數,道德重建是重要一步。因此,道德建設是食品安全的靈魂。食品生產企業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要講良知,要講道德。
國家監管體系的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的健全,全社會重視的良好氛圍,無疑為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但是,要杜絕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除了做到上述條件外,還必須在更深的層面上找途徑、想辦法。也就是說,保障食品安全需要一種道德,一種良心,需要廣大食品生產從業人員整體素質的提高。當然,這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3 食品生產企業要講責任
講責任就是要負起兩個責任:主體責任和社會責任。人們常說,法律是社會的最后一道防線。那么,道德就是社會的第一道防線。食品生產企業只有通過自律切實負好主體責任和社會責任,才能夠牢牢守住第一道防線。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路甬祥在代表食品安全法執法檢查組作報告時建議,國務院有關監管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針對食品生產經營企業食品安全主體責任和社會責任意識缺失的問題,采取有效措施,加強教育和監管,激勵和規制企業依法生產經營。因此,食品生產企業要遵循《食品安全法》的規定,按照國家質檢總局《食品生產加工企業落實質量安全主體責任監督檢查規定》的要求,嚴格落實進貨查驗記錄制度、生產過程控制制度、出廠檢驗記錄制度、不合格品管理制度、企業標準執行應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從業人員健康和培訓應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妥善處置食品安全事故等14項主體責任,進一步提高生產經營能力和產品安全保障能力,著力保障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社會責任,既有法律責任也有道德責任。一方面,社會責任是一種法律責任,食品生產企業必須按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向社會承擔責任和履行義務,這是“硬約束”;另一方面,社會責任本身的意義更在于道德準則,如倫理責任、慈善責任等,這是“軟約束”。溫家寶總理曾說過,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企業家身上要流淌著道德的血液。作為生產經營者,如果守不住社會道德這條底線,不講信譽,不講道德,也可能獲得一時之利,但最終會因為傷害了消費者利益而丟掉市場,付出沉重代價。總理說得就是社會道德責任。食品生產企業如果不履行主體責任和社會責任,必將受到懲處,誰敢“闖紅燈”誰就要付出代價,最終使那些有道德的食品生產者受到法律的保護和社會的尊重,使那些違法亂紀、道德敗壞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會的唾棄。食品安全與企業自身利益息息相關
一些不法企業為了盲目追求利潤,把群眾的性命當做兒戲,不顧社會責任,不憚以任何手段去觸碰良知與法律的底線。殊不知,社會責任和道德是基礎,一旦出現了道德缺失,企業的利潤只能是短暫的。從短期利益上來看,隨著目前進行的食品安全整頓,一批又一批的不合格食品被徹查收回,伴隨著的還有政府部門的處罰;從長期利益上來看,隨著消費者對國產食品失去信任,市場份額大量被外來品牌所占據。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乳制品,在假奶粉、三聚氰胺等問題接踵而至后,中國乳業的復蘇難上加難。據了解,目前“洋奶粉”占據了約60%的市場份額。
顯而易見,這樣沒有社會責任的黑心企業,不但無法談及自身的銷量和利潤,甚至影響著整個行業。因此,作為同行業的其他企業,在發現這樣的現象后,非但不應該為了追逐利益,對其進行效仿,更重要的是要及時的向有關部門反映。一方面是保證整個市場的公平合理競爭,另一方面是保證整個產業的健康有序發展。
對于食品生產企業而言,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架天平,一邊是利益鏈下財富的誘惑,一邊是道德觀下良心的譴責,這架天平衡量著兩者的輕重。一旦生產企業道德缺失,責任缺失、食品安全意識缺失,天平必然導向利益驅使的一邊。而構筑食品安全道德防線,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加重道德的砝碼,只有道德力量高于利益的驅使,食品生產企業才能自覺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嚴格執行生產標準,生產出令消費者放心的產品。相信隨著監管力度的加強,隨著食品安全意識的深入人心,在不久的將來,“放心米”“放心菜”將越來越多的出現在人們得餐桌上,越來越多的放心食品進入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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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加強思想建設 構筑牢固拒腐防線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紀委二次全會上講話高屋建瓴,內涵豐富,思想深刻,對于深入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形勢下,搞好新時期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使我深刻認識到反腐敗斗爭的艱巨性、長期性和緊迫性,務必以更大的決心、更好的措施、更扎實的工作,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地做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
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拜金主義奢侈享樂之風在一些黨員干部中滋長蔓延開來,淡忘甚至丟掉了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能不能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能不能經得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考驗,是每一個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必須回答的嚴肅課題,“生于憂患,死(本文權屬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請登陸www.tmdps.cn查看)于安樂”,“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物以自腐而后生”……這些警句名言,告誡我們貪圖享樂、奢侈浪費不是一件小事,它不僅大量浪費國家資源,而且成為一些消極腐敗現象得以滋生蔓延的溫床,嚴重侵蝕著黨的肌體,削弱黨的凝聚力和戰
斗力。因此,在新形勢下重溫并堅持“兩個務必”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這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向全黨發出的號召,是全面貫徹落實十六大精神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內在要求,是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的具體實踐。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認真貫徹落實胡(本文權屬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請登陸www.tmdps.cn查看)錦濤總書記講話精神,從自身做起,帶頭堅持“兩個務必”培養積極向上的生活情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作為年輕的領導干部,自覺抵御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侵蝕,做到一身正氣、一塵不染,以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和人格力量影響和帶動群眾,大力弘揚艱苦奮斗精神,同時認真履行職責,狠剎奢侈享樂歪風,遏制各種腐朽思想作風的發展蔓延,結合自身工作實際切實采取有效措施,認真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強宣傳教育。教育是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在廣大黨員干部中開展以“五個一”為主要內容的艱苦奮斗教育活動,即:組織領導干部上一堂國情課,走訪一次貧困家庭,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接受一次革命傳統教育,舉辦一場領導干部艱苦奮斗先進事跡報告會,召開一次以發揚艱苦奮斗精神為主題的民主生活會,讓廣大黨員干部提高思想覺悟,真正入腦、入心終身難忘,鞭撻腐敗,警示世人,震懾犯罪,弘揚正氣,催人奮進,達到預前的教育目標,充分發揮領導干部在教育活動中的表率作用,起到以上帶下,以一帶十的輻射作用。
二是以思想作風為先導,加強制度建設。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執政為民,強化宗旨意識和群眾觀點,正確行使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把群眾的要求作為“第一選擇”,把群眾的滿意作為“第一追求”,按照十六大精神,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運行機制,完善民主生活會,廉政談話和民主評議制度,把自律和他律結合起來,真正做到廉潔律。
三是以案件為典型,警鐘長鳴。由諸多的犯罪事實可以看到,盡管他們違法犯罪的表現形式各不相同,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放松了思想政治上的學習,問題出在理想信念上。正如李真在對自己走上毀滅的根源進行反思時所言:“人可以沒有錢,但不能沒有信念。喪失信念,就是毀滅一生。”從近年來查處的大案、要案中看到了腐敗問題已經涉及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個領(本文權屬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請登陸www.tmdps.cn查看)域和層次,腐敗分子大多集政治蛻變、經濟腐敗、生活腐化于一身,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問題十分突出,這是擺在每一個共產黨員面前的殘酷現實,面臨著一場無硝煙的戰爭,要以這些案件為鏡,時刻牢記黨的宗旨,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質,在實際工作中,深入學習領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牢固樹立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在政治理論學習上做到常抓不懈,木魚常敲,關口前移,吸取案件的教訓,以身作則,率先
垂范,用實際行動影響和帶動干部群眾,切實使思想受到觸動,進一步增強黨性觀念和拒腐防變能力,筑牢思想道德防線,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做到無違紀,樹立領導干部的光輝形象。
第四篇:開展警示教育構筑思想防線
開展警示教育規范執法行為
為了進一步推進創先爭優活動的開展,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不斷提高執法人員的綜合素質,規范執法行為,提升路政執法隊伍整體形象。我隊于2011 年4月29日,開展了由大隊長劉曉峰主持的警示教育活動,全體執法人員參加了會議。
會上,大隊長劉曉峰同志通報了幾起路政管理工作方面出現的腐敗案例,尤其是在超限治理工作中,因為工作中違規操作失去了工作,甚至走上了犯罪道路的執法人員。使我們從思想深處受到極大觸動,對他們犯罪道路的過程、原因以及教訓進行了反思。我們應該通過對這些典型案例的剖析,認真思考,捫心自問:作為一名行政執法人員應該怎么做?我們的工作是否盡職盡責、符合要求?我們應好好利用這樣的教育活動,提高自身的思想覺悟和道德水準。在學習、工作中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切實增強拒腐防變的自覺性。最后,他強調:我們要警鐘長鳴,自覺遵守黨紀、政紀和國家法律法規,加強黨性修養,筑牢思想防線,嚴格自律,依法行政,嚴格執法,規范執法,兢兢業業地做好本職工作,為路政管理的和諧穩定發展打好堅實的思想基礎。
第五篇:駱洪軍:提高腐敗成本 構筑反腐防線
駱洪軍:提高腐敗成本 構筑反腐防線
十七大報告指出:“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十七屆四中全會也強調:“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說明黨中央對腐敗問題的重視,也說明我國腐敗問題的嚴重性。部分公職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中出現腐敗現象,并且腐敗現象現在還有蔓延之勢,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國目前的腐敗成本較低,腐敗成了一種“低風險、低成本、高收益”的行為。
一、什么是腐敗成本
關于什么是腐敗成本,存在許多不同觀點:
虞崇勝認為:“所謂腐敗成本,是指腐敗行為者因腐敗行為而付出的政治上、經濟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代價。”劉家用將腐敗成本定義為:“進行腐敗活動所付出的代價或全部費用。”田軍給出的定義是:“腐敗成本是指不正當的權力運用使權力人付出的代價。”陳向陽認為:“所謂腐敗成本,是指腐敗主體為腐敗行為及其產生后果所付出的有形代價(金錢,行政官職等)和無形代價(精神壓力,心理負擔等)的總和”。以上對腐敗成本的定義可謂大同小異,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所謂腐敗成本就是腐敗分子為腐敗行為及其后果所付出的各種代價總和。而腐敗成本作為腐敗分子付出的代價,主要包括法律成本、經濟成本、政治成本和道德成本。腐敗的法律成本是指腐敗行為被司法機關發現后依法應受的處罰。
由于“腐敗成本的投入具有后發性,案發后,才根據腐敗程度(收益)來確定成本。”所以腐敗成本的實現取決于腐敗查處概率,就是腐敗分子被發現并被懲處的概率。腐敗查處概率的高低是腐敗成本高于或低于腐敗收益的關鍵。
人類求利的動機則是導致腐敗行為發生的原動力,而腐敗收益大于腐敗成本是導致腐敗行為發生的直接驅動力。只要腐敗收益大于腐敗成本,腐敗現象就是不可避免的。“利益的大小是腐敗分子確定腐敗目標的一個基本依據。“就成功率看,這與對腐敗制約、監督和打擊力度密切相關。如果成功率高,被抓住的概率小,就會對腐敗分子形成一種鼓勵。”我國當前正是因為腐敗查處概率很低再加上腐敗分子被抓后所受的懲處“失之于寬、失之于軟”,造成了腐敗成本遠低于腐敗收益,使腐敗成了“低風險、低成本、高收益”的行為,導致腐敗屢禁不止,“前腐后繼”的現象發生。
二、提高腐敗成本構筑反腐防線
根據十七屆四中全會“加大查辦違紀違法案件工作力度,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決不讓任何腐敗分子逃脫黨紀國法懲處”的指示,我們就要提高腐敗成本,加大打擊力度,使腐敗真正成為被查處的概率極高、法律判刑極重、經濟損失極多、政治風險極高、道德成本極大的“高風險、高成本、無收益”的行為。使腐敗分子,一“貪”就“污”,一“腐”即“敗”,這樣不但能有效地治理腐敗,而且能達到預防腐敗的目的。提高腐敗的被查處的概率,使人們不能貪
腐敗行為查處概率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公職人員腐敗行為被發現的概率,它等于被發現的腐敗公職人員與所有腐敗公職人員之比;二是當公職人員腐敗行為被發現后受到處罰的概率,它等于被發現同時被懲罰的腐敗公職人員與所有被發現腐敗公職人員之比。因此公職人員腐敗被查處的實際概率是被發現的概率和受到處罰概率的乘積。造成公職人員做出腐敗決策的最關鍵因素是腐敗行為被查處的概率太小。我國如此低的查處概率使腐敗分子的腐敗收益遠遠大于腐敗成本,這是腐敗分子敢于冒險、腐敗現象普遍存在、腐敗行為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提高腐敗的查處概率,使腐敗真正成為一種“莫伸手,伸手便被抓”的行為,才能對公職人員有威懾作用,杜絕他們的僥幸心理,使他們不能貪。
提高腐敗的法律成本,使人們不敢貪
我國目前對腐敗分子的處罰力度相對較弱。現在我國查處的腐敗案件主要都是根據《刑法》第八章關于貪污賄賂罪的規定而判處的。而且對腐敗的量刑相對較弱,根據《刑法》第383條規定,個人貪污數額5000元以上的,即構成犯罪,而且數額在5000—10000元之間的,犯罪后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者,可以減輕處罰或免于刑事處罰。個人貪污不滿5000元,情節較輕的,不以犯罪論,由其所在單位或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而瑞典法律規定,只要貪污受賄,哪怕只有幾元錢,也要判二年以上監禁。
對于重大腐敗案件也判刑較輕。根據《刑法》第383條第一款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受賄罪與此相同。可當今達到此條件,夠判死刑的大貪官們大多只是被判無期徒刑或死緩。例如,2009年7月16日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原總經理、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陳同海因,被一審判處死緩。2009年10月23日上海浦東新區“炒房處長”陶建國因受賄29套房產(價值1379萬余元)及100余萬元錢款,因此,國家應盡快制定出嚴厲、科學和可操作的《反腐敗法》,用重典懲治腐敗分子,增加司法部門的獨立性,并使其在辦案過程中有嚴格的法律可依,有法必依,充分發揮法律的懲治力、威懾力。對貪污腐敗之徒,不管其資格多老,地位多高,一旦發現并取得足夠的證據,就要使其鋃鐺入獄,判以重刑,直至剝奪其生命。假若如此,那些試圖以身試法者,知道了貪污行為將要受到如此嚴厲的懲罰,就會不寒而栗,退避三舍,不敢鋌而走險。
提高腐敗的經濟成本,使人們不愿貪
我國目前在對腐敗行為進行懲處的時候,不太使用罰款手段。在許多案件中,由于腐敗分子涉案金額較小,情節較輕,在追回腐敗所得之后給一些紀律或行政處分就算結案了,腐敗分子并沒有受到什么實質性的懲罰。對于大案、要案的經濟判罰也較輕,例如上面提到的陳同海和陶建國案,法院對他們的經濟判罰也只是“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既沒有罰款,也沒有說明個人全部財產的數額。顯然這樣的判決對腐敗分子及其家人非常有利,因為越來越多的腐敗分子以其家庭成員或親朋好友的名義將腐敗所得存起來,這樣在他們“東窗事發”后就很難追繳,如果他們將腐敗所得轉移到海外就更難追繳了。于是,這些非法所得往往就成為其出獄后,甚至在入獄期間,與其家人共同享用的經濟來源。這就形成了“難受一陣子,舒服一輩子”,“犧牲我一個,幸福全家人”的現象。
提高公職人員待遇,使公職人員的收入能處于社會的高收入階層,或者至少是中等以上水平。這樣,一方面可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提高政府機關、公權部門的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防止庸人充斥這些機關和部門;另一方面,可以使公職人員十分珍惜自己的崗位,不愿冒著失去較好待遇的風險去從事腐敗活動,從而間接地提高了腐敗的機會成本,減少了公職人員腐敗的動機。”
獲取經濟利益是腐敗分子從事腐敗活動的主要目的,經濟成本的大小將直接影響到腐敗的動機和腐敗行為的發生。因此,要盡快通過制定出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提高腐敗分子的腐敗行為被查出后的經濟處罰,加大經濟退賠和經濟處罰的力度。讓腐敗分子在經濟上不僅不能占任何便宜。相反還要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不僅要搞得其身敗名裂,還要搞得他傾家蕩產,杜絕腐敗分子“難受一陣子,舒服一輩子”,“犧牲我一個,幸福全家人”的現象發生。
提高腐敗的政治成本,使人們懼怕貪
當前,我國腐敗分子的腐敗政治成本較低。以《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為例,其對違紀黨員的紀律處分有五種: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處分、開除黨籍。但是,總結反腐敗過程中查處的大案要案,絕大多數領導干部之前并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處分,甚至警告。即使受到紀律處分的領導干部,也并不一定會妨礙其“仕途”。我們時常會看到或聽說某某人被“帶病”提拔,或者有些領導干部在這個地方犯了錯誤,被異地再用,甚至還能繼續升官的現象。至于只是給予違反紀律的公職人員黨政行政處分,甚至用黨政行政處分代替法律的懲罰的做法,更是體現了腐敗的政治成本的“廉價”。
提高腐敗的道德成本,使人們羞于貪
腐敗的公職人員有兩種道德成本,一是可能被發現的心理負擔,二是被發現或被懲罰之后的“臭名遠揚”,“身敗名裂”,這些正是他們為腐敗所付出的“精神代價”。因此,要在社會上著力營造濃厚的“廉潔光榮,腐敗可恥”的道德評價氛圍,增強公職人員廉潔自律的道德責任感,加強對公職人員的操守教育,對欲行腐敗者形成處罰不可避免的心理壓力。
因此,提高腐敗的道德成本,就要大力加強反腐倡廉教育,推進廉政文化建設,教育公職人員特別是黨員干部,“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知恥而向廉。讓“以廉為榮、以貪為恥”觀念深入人心,形成崇尚廉潔的社會風氣。讓腐敗分子無處可藏,無路可逃,受人唾罵,被人鄙視,羞愧至死。
三、結語
腐敗成本是衡量懲治腐敗力度的重要尺度。對腐敗行為懲處力度最終表現在腐敗成本的高低上。從政府治理的角度來看,古今中外的統治者和統治階級,總是用提高腐敗成本來懲治腐敗,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我國歷史上誅殺貪官最多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懲治貪官污吏的酷刑有:凌遲、梟首、夷族、剝皮實草等,由于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懲貪倡廉的有力措施,明初的吏治改變了元末“賂遺權要”、“蠹政厲民”的腐敗風氣,因此在洪武年間,世道清廉,民生發展迅速。朱元璋的“重典肅貪”雖然殺戮過重,但從中可以看出,貪官污吏所付出的代價是極高的。當今我們可以通過提高腐敗查處概率和提高腐敗的法律成本、經濟成本、政治成本及道德成本,加大反腐敗的成本投入,構筑反腐防線,通過完善相應法律法規制度,加大打擊力度,實行重典治腐,使公職人員在權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進行腐敗。這樣不僅能遏制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還能起到預防和治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