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法官的形象塑造：關于“陳燕萍工作法”的思考

中國法官的形象塑造：關于“陳燕萍工作法”的思考 朱蘇力

【學科分類】法院

【出處】載于《清華法學》2010年第3期 【摘要】本文改變了目前流行的優秀法官是好人的閱讀方式。在開闊的制度和社會背景中考察、分析和理解陳燕萍法官及其司法經驗和方法，本文更多關注其對于當代中國司法、法治和社會發展具有的一般意義并加以適度的意義限定，對這一過程中可能、已經或必然出現的問題的啟示和預告，力求從中開掘出某些非個人性的，因此更具普遍意義的法治因素。針對中國司法職業化和專業化的社會現實，本文強調中國司法必須在某些方面超越其自改革開放以來自我塑造的司法形象。

【關鍵詞】陳燕萍；法官形象；司法職業；社會變遷 【寫作年份】2010年

【正文】

一、一般的啟示

作為一個普通讀者，讀了陳燕萍法官的事跡和相關新聞報道，[1]我充滿敬意。中國社會的發展和穩定，老百姓生活的平安及和諧，在一定程度上系于一批如陳燕萍這樣的公正、勤勉、務實、真能解決問題的基層法官。她/他們是中國司法的，也是中國法治的基石和神經末梢。

但僅此閱讀不能令我滿足。陳燕萍工作法對當下中國的司法制度改革和完善無疑具有啟示意義，有的甚至重大。就我看到的有：①由于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中國基層社會需要更多法官來解決普通百姓的各類糾紛，國家也已有財政和人力資源提供正式法律制度的供給；②陳燕萍服務的地區緊貼蘇南，盡管還基本是熟人社區，民間糾紛卻已高度復雜化了，[2]數量增加了，[3]糾紛解決對法律知識和技能的需求、對法律人（包括法官和律師）的需求更高了，[4]甚至在司法制度最底層的人民法庭法官有時也需“造法”；[5]③要在這一層級法院真正有效解決糾紛，做到案結、事了、人和，除正式法律的知識和技能外，還需要了解民情、社情，要注意積累和運用大量的地方性知識，有時甚至必須超越訴訟法規定的模式———例如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深入能動地調查取證，要“用群眾認可的方式查清事實”；[6]④鑒于這一點，很自然，中國司法必須進一步加強，特別是法官稀缺的中西部地區基層法官隊伍的建設；⑤不僅要關注法官需要的一般的和特別的知識和技能，還要注意她/他們必需的特殊技能和工作方法，要以更多財力支持改善他們的工作生活條件；⑥這里是司法促進社會和諧的第一道防線，也是主要防線，[7]需要一批優秀法官長期奉獻。如果法律人，特別是中高級人民法院和各級黨政領導理解、重視了這些問題，在我看來，就是司法講政治，就是在實踐執政黨強調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三個至上”，[8]更是針對中國的司法制度改革和完善。

此外，如果僅從時下的宣傳角度切入，把陳燕萍法官的事跡和工作法同她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聯系起來，共和國史冊上就只增添了一個好人的名字，有關陳燕萍工作法的研討就很難成為典型的學術研討，而只是加入到主流媒體的贊美。多年來，中國法院系統宣傳表彰了一系列優秀法官，[9]也試圖總結她們的司法經驗和工作方法，往往只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復了主流媒體的工作。[10]作為法學人，我一直認為并堅持，要把優秀法官放在整個中國司法、法治和社會發展的背景中予以考察、分析和理解，在對這些優秀法官予以足夠尊重的同時，法學人還要力求超越多年來公共媒體對英雄模范人物已習慣的、簡單的道德化和政治性理解，更多關注優秀法官及其司法經驗和方法對于當代中國司法、法治和社會發展以及對這一過程中可能或必然出現的問題的啟示，從中開掘出某些非個人性的，因此更具普遍意義的法治因素。[11]這是本文的追求，我認為這才是一個法學人對陳燕萍法官的真正尊重和理解。

二、司法權威與法官道德素質

若從司法制度建設的角度來看，陳燕萍法官對我最突出的啟示并非其工作法，而是，法官（解決糾紛者）的個人道德、品性以及人格魅力（以下簡稱為“德性”）對于成功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對于司法公信力之建設、司法功能之實現非常重要，至關重要。陳燕萍的工作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她的人格品行，道德踐行。中國需要一大批陳燕萍這樣的優秀法官。

轉型中國也確有一批這樣的優秀法官。近30年來先后在全國廣泛宣傳表彰過的尚秀云、宋魚水、金桂蘭等法官大都來自基層法院；[12]在司法的其他層級也都有許多默默奉獻的法官。盡管如此，目前總體而言，中國司法的公信力還不足。[13]

之所以不足，因素很多。就法官而言，固然有法學家一直指出的問題：中國司法的政治權威（司法終結性）不足，法官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不足；我完全贊同。但在當下，一個最重要的方面是司法和法官的道德倫理權威不足，甚至有所下降。這也并不一定是司法和法官真的變得糟糕了，不排除因為媒體發達了，媒體的開放度增加了，以及社會傳播自古以來就有“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的特點，導致少數法官腐敗枉法之曝光（例如黃松有），[14]往往造成了民眾對司法和法官的一般不良印象，毀掉了許多優秀法官長期努力的結果。

就此而言，陳燕萍法官，以及之前宣傳表彰的其他優秀法官，提醒我們，在繼續推進法官職業化、專業化建設的同時，必須高度關注法官的道德和職業倫理建設（而不是教育）。德行是一個合格法官的根本要素，也是司法公信力的根本。

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法官的文化和法律教育程度明顯偏低，[15]無法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因此，當時把法官的專業化和職業化作為工作重點是必須的，是在抓“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澤東語）。但回頭來看，在實踐中，確有把法律知識和技能的學習等同于法官職業倫理和道德踐行的傾向：在法官選擇上更多以通過統一司法考試為標準，在法官晉升中過于看重文憑和學歷；這種做法如今看來有欠缺。

這個欠缺曾有利益競爭的歷史背景。[16]但從理論上看，則源自法學界、法律界乃至當代中國社會一度甚或至今仍然分享的一個唯理主義和唯智主義的假定，即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學習、教育來解決，個人品性、道德踐行問題因此被化約為知識或智力問題。當時中國各行各業都出現了文憑、學歷和考試崇拜的現象。這是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必要反動。但中國古人就曾有過告誡（例如“滿嘴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普通人的生活經驗也表明，國外更有諸多經驗研究證明，一個人的道德踐行與知識、教育和智力基本無關，因為“了解什么是應當做的、是合乎道德的事，這并沒為做此事提供任何動機，也沒創造任何動力；動機和動力都須來自道德之外”。[17]在個體層面上，而不是在社會層面，知識多，智力高，熟知規范，不必定導致對規范的踐行和恪守。

在社會轉型時期，舊有制度需要并正在調整，新建制度很難迅速健全且立刻有效，因此個人，特別是手中有權的法官，自覺的道德踐行（這往往意味著要“吃虧”）對于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保證司法的權威，就格外重要。如果看不到這一點，簡單用法律知識等同或替代道德踐行，就會出問題。中國正處于這樣的社會轉型期。陳燕萍法官的啟示之一則是，在司法改革和完善的進程中，必須高度重視法官的德性。

三、教育示范v.制度篩選

上述分析看起來似乎會，其實并不導致加強道德思想教育的結論；相反，其寓意是顯然“政治不正確”。因為既然德性與知識和智力關系不那么大，又怎么可能指望通過法學院或法院的思想道德教育，包括宣傳陳燕萍的事跡和工作法，來改善或提升法官或后備法官的德性呢？

陳燕萍法官的事跡會打動一些法官和法律人，對她/他們中一部分人的司法行為也可能有某些邊際影響，但不大可能改變絕大多數法官和法律人已經基本定型的行為格局。榜樣當然有力量，有時也可能無窮，但不可能總是無窮的。因為，從各方面的研究以及我們的日常經驗來看，道德和/或智力優秀的人物的道德和智力，無論如何，都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大量復制。而當代中國司法需要一批人格品行技能智識都優秀的法官。因此，宣傳表彰陳燕萍法官會對提升中國法官的德性有多大實際效用？對此我有所保留，哪怕我希望我的保留是錯誤的。

陳燕萍法官只是讓我們重新理解了德性對于法官和司法的重要。但要提高法官的德性，主要方式卻不能是———盡管不排除———道德教育，典型宣傳，工作法的推廣，而必須始終關注優秀人才的選拔以及淘汰，要建立制度，確保從大量的普通人選中選拔出人品足夠好的人進入法官隊伍，且不論道德素質是基于天性還是來自長期教化或兩者皆有。中國老百姓說“從小看大，三歲知老”，因此，從邏輯上看這樣做是可行的。法官選拔不能僅僅關注統一司法考試和公務員考試這樣的知識和專業類的考試，必須對法官人選的一貫行為予以比較系統和嚴格的考察。要建立這樣的考評制度。

這種考察，盡管弄不好有可能，但不必然，導致淡化司法的職業化和專業化追求。專業考察和人品考察并不必定相互排斥。固然好人不等于好法官，但出色的法官一定得是、也起碼得是一般意義上的好人———即使她/他有普通人的一些小缺點。法院完全可以從職業達標的法學院畢業生中篩選人品更好的人進入法院，在目前法學院畢業生就業率偏低的情況下，[18]這個市場比較有利于建立這種法官篩選制度。

但由于當代社會轉型和傳統社會控制機制的弱化，即使這樣素質優秀的人選進了法院，如果法院的制度影響力（控制力）不夠，也還會出問題。法院系統因此還須進一步嚴格司法職業的綱紀，這種綱紀應當比黨紀國法更為嚴格和細密，而最重要的是要使之逐步成為法官的自覺認同和踐行的行為標準。還是不能———盡管很容易———將之簡單理解為思想政治教育或職業道德教育。重要的是法院內部職業綱紀倫理的實踐，要增強這種實踐對法官的持續規訓。必須牢記“玉不琢，不成器”的道理，記住福柯的“規訓”。[19]優秀法官一定產生于司法微觀制度的實際過程中，而不是來自無論是“法官獨立”或“司法為民”這類理念或其邏輯演繹。

還有個疑問：強調法官的德性是否會導致“人治”？恰恰相反。我強調的其實是制度對人的塑造，包括制度的篩選、規訓和制約作用。法治和制度的意義確有一部分是，如同一些法律人說的，讓壞人干不了壞事；但如果把這當成法治和制度的全部意義，就錯了。法治必須包括讓不同的人各得其所（這也是司法作為校正正義的要求），充分發揮好人和智者的才能。如果法治和制度只是讓什么人，無論好人還是壞人，都干不成事，那法治還值得崇尚和追求嗎？！

四、工作法的推廣

在我看來，她的德性因素有普遍意義。陳燕萍畢竟是一位基層法院、人民法庭的法官，她的經驗和工作方法，“用群眾認同的態度傾聽訴求、用群眾認可的方式查清事實、用群眾接受的語言詮釋法理、用群眾信服的方法化解糾紛”，[20]對于中國中級以上人民法院的法官以及他們的司法實踐，意義比較有限，而中級以上的人民法院和法官又可能是目前中國司法的薄弱之處，其判決和行為更容易引發民眾爭議。

讓我展開分析這一點。陳燕萍法官通過調解成功化解矛盾糾紛的比例超過70%（一說為64%），[21]并且做到了案結、事了、人和；[22]這無疑令人欽佩，值得許多基層法院法官學習。但中級以上的人民法院處理的糾紛往往無法，有時，為了凸顯法治作為規則的治理，甚至不應追求以調解來解決糾紛；有時法律的強制性規定還令法官無法“用群眾信服的方法化解糾紛”。中級以上人民法院一審審理的案件不僅通常更為復雜、更為重大，往往有更為明確細致甚至強硬的法律規定，因此不容易適用調解；許多案件因為有廣泛示范意義和政策影響，也不宜甚至不應調解；因案件重大、復雜或涉及面廣，還一定會有更多各類和各種形式的干預司法；由于一些新型案件還沒有或沒有顯示出足夠堅實的全社會的道德共識，無論怎么判都可能引發社會激烈爭論，而媒體通常也更關注甚至喜愛炒作中級以上法院的新穎、難辦的案件；[23]所有這都會使無論調解還是判決都很難案結事了，更難人和（而且狹義的“人和”———爭議者的和睦或和好如初———真的有那么大的意義嗎？這種“人和”只是對熟人，而不是對陌生人，才更有意義）。作為上訴法院，中級以上的法院一定會遇到更多硬骨頭；其責任之一也是要協調不同基層法院之間對類似案件的不同處理。據此，中級以上的法院一定會，也應當，以判決為主。我們不可能想象一個大量以調解結案的高級或最高人民法院和一大批高級法官。因此，必須界定陳燕萍法官工作方法在不同法院的不同意義。

注意，陳燕萍法官處理的案件類型也使她的許多經驗和方法的意義打了折扣。她14年中審理的3100多案件“無一錯案，無一投訴，無一[引發]上訪，”[24]這確實不容易；但這與人民法庭管轄的案件類型有關。依據《法院組織法》，人民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組成部分，它的判決和裁定就是基層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裁定。[25]但一般說來，人民法庭的案件實際管轄由基層人民法院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確定，[26]基本是相對常規的案件，事實通常比較清楚或比較容易查清，法律比較明確，或吸納當地民心、民情處理的回旋余地較大。這不是說人民法庭的案件一定就簡單，事實上往往很麻煩，有時更需要法官的細心和耐心，更需要傾聽，更需要大量說服當事人的工作。這也不是說人民法庭審理的案件無需創造，但從陳燕萍法官的事跡看，這些創造在其他法院已有先例，在全國也已是呼之欲出，基本符合社會的道德共識，不背離訴訟當事人的基本預期，比較容易為當事人接受。[27]人民法庭的真正有法律麻煩、棘手的案件，或事實不清需要全面嚴格查證的案件，依據各地法院的實踐，基本都移交給其“上級”基層法院審理。就此而言，人民法庭處理的案件和糾紛，即使耗費法官大量時間、精力，但總體而言不太棘手、不太容易引發社會爭議，案件標的小，爭議瑣碎，即使當事人有點不滿，鑒于機會成本，也不值得投訴或上訪———倔強的“秋菊”畢竟罕見。[28]常規案件的處理方法對于棘手案件的處理，對于處理棘手案件的法官，指導意義是有限的。

就此而言，有關陳燕萍法官的報道中有一個值得注意、但很容易忽視的細節，即在這些案件中，陳燕萍法官往往直接面對糾紛當事人；即使有律師代理，當事人也常常同時在場。[29]這一司法場景就注定了，陳燕萍法官的人格魅力和工作法，能直接對當事人起作用，因此才有“用群眾認同的態度傾聽訴求”、“用群眾接受的語言詮釋法理”的必要，才必須學會熟練運用本地方言。[30]而一旦到中級以上的法院，案件不僅通常比較重大、難辦（否則就應在基層法院審理，或在基層法院就能解決了），會有更多說普通話的律師代理，而當事人則往往不在場，這時以法言法語交流不僅更為經濟，更為準確，更為安全（因為律師有時會“扣”法官的字眼），而且一般不需要、甚至不應當使用方言。在中級以上法院，即使法官有超強的道德人格魅力和日常語言技巧，也往往因為當事人不在場而無法直接充分地發揮作用。就算打動了某些律師，律師通常還是必須請示當事人后才能做決定；律師請示當事人時不大可能說，“這個法官人真的很不錯，我們還是接受這個調解（或判決）吧”。我相信在江蘇省，在中級以上法院的絕大部分案件中，法官都會更多同律師直接打交道，而較少同糾紛當事人打交道。

甚至，盡管同樣是在人民法庭，陳燕萍法官的經驗對于其他某些地區的人民法庭法官，哪怕是各方面同樣優秀的人民法庭法官，可能也要有所折扣。因為靖江畢竟與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蘇南地區（江陰縣）僅一江之隔，經濟高度發達，[31]受市場經濟文化的熏陶，市場經濟的機會更多，至少從道理上看，這里的民眾一般會更樂于妥協也善于妥協。一方面，在陳燕萍工作的法庭和地區，糾紛會比那些更為傳統的農業熟人社區中的糾紛更多，更復雜，因此可以說不容易解決；[32]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場經濟的機會成本問題，又比在經濟相對不發達地區的類似糾紛更容易化解，換言之，更可能通過貨幣或其他財富分配方式來化解糾紛。作為支持這一判斷的是我的另一個需要經驗數據支持但大致不會錯的判斷：江蘇省上訪人數一定要比中部地區比方說安徽省上訪人數少，而蘇南地區上訪人數一定要比蘇北地區上訪人數少。這就會表明有效化解糾紛不只與法官的人格魅力和工作方法相關，也與糾紛當事人和他們的機會成本有關。而如果這一點能夠成立，那么，陳燕萍法官的經驗即使在其他地區的人民法庭也不可能全盤照搬。

因此，我的結論是，陳燕萍法官工作法有其自身德性和知識技能因素，有她個人不懈努力的因素，但也與她面對的糾紛類型，所處的法院、法院所處的地區，面對的當事人以及她不必面對的其他訴訟參與人和利益相關人相關。這一分析和結論看似貶低了陳燕萍工作方法，但這既非我的企圖，也非我的可能。因為在大致相似的社會環境和工作條件下，陳燕萍法官能比其他法官做得更好，更能獲得糾紛當事人、社會和法院系統的認可，這就足以證明她的卓越，她的優秀，她的努力。然而，又只有發現和承認促成她成功的社會因素，不僅可以更務實、審慎評價陳燕萍法官的司法經驗和工作法的普遍意義，也便于更有效地學習和發展她的司法經驗和工作法；才不會把對陳燕萍法官的表彰變成她的道德重負。

五、中國法官形象的塑造和超越

這些分析或許仍然不夠。若是從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來看，我還想說，中國司法在某些方面還必須追求超越陳燕萍法官。中國不僅需要總結提升基層人民法院法官的經驗，而且必須總結提升中級以上人民法院法官的經驗；并且這是中國目前最為缺乏的。

注意，我并不是說，之前我國沒有塑造中級以上法院的優秀法官形象，沒有對這些法官的成功經驗和方法的宣傳表彰。有的；馬錫五就不是基層法官。[33]但馬錫五給司法界和社會留下的形象，以及對他的司法經驗和方法的總結，就類型上看，一直屬于基層人民法院，屬于鄉土社會。中國司法當然應當也必須繼承馬錫五開創的優良傳統，尤其在缺乏法官的中西部基層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但面對21世紀、面對正在世界上和平崛起的中國，中國司法經驗必須有所超越，有所創新，必須與時俱進。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司法必須在某些方面超越其自改革開放以來自我塑造的那個形象。過去30年來，在司法界得到廣泛宣傳表彰的法官例如尚秀云、宋魚水、金桂蘭、黃學軍等都是女性法官，[34]陳燕萍是這一系列中的一位新人。只要閱讀過甚或瀏覽過所有這些優秀法官的事跡，讀者或多或少會有一種“似曾相見燕歸來”的感覺。甚至，在媒體報道中，陳燕萍法官與尚秀云法官一樣，在當地民眾中獲得了“法官媽媽”的稱號。[35]而如果允許我“政治不正確”一下的話，我認為過去30年來，中國司法有意無意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知心、體貼、周到的女性形象，無論是母親還是女兒。這沒什么錯，我并不質疑，西方國家的司法形象雅典娜就是一位女性。但作為中國司法的形象，局限于此，我認為很不夠。即使同是親人的形象，法律不僅可以是慈母的形象，也可以是嚴父的形象；可以是體貼周到、忍辱負重的女性形象，也可以是智慧果敢、百折不饒的男性形象。30年的中國司法不可能沒有產生這樣的法官，也不可能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問題是為什么沒有出現這樣的形象？目前民眾中的中國司法形象，有中國司法界特別是司法高層領導的自我形象選擇和塑造的問題。

我們還必須在某些方面超越目前司法形象自我塑造的方式。長期以來，我們都是樹立一個道德高尚人格卓越的先進模范人物，以她（有時也有數量更少的“他”）的感人事跡來感染普通民眾，感染其他法官。這當然重要，曾經非常有效，并將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效。但在社會分工日益細致，司法日益職業化和專業化的當今社會，我們還應當，甚至迫切需要，以其他的方式來創造更具包容性的中國的司法/法官形象和法院文化。我們不僅需要“法官媽媽”這樣的親民形象，感人形象，而且需要智慧并有遠見卓識的法官形象。不僅作為法院的公關形象，面對廣大民眾，而且作為法院的職業形象，面對眾多的法官。

這一點有社會意義，也有職業意義。因為今天中國民眾的知識文化甚至審美水平都已經提高了，更因為今天絕大多數法官已經是大學畢業生，未來還會有越來越多的80后甚至90后加入法院。我相信，年輕一輩的法官仍然會為從馬錫五到陳燕萍這些共和國的優秀法官的事跡感動，但也可以肯定他們不滿足于感動。因為當代中國的司法實踐會令他們日益需要其他方面的，例如智識的司法偶像，從中獲取更為豐富多樣的司法啟示和沖擊力。沒有新元素的加入，共和國的司法傳統不僅很難光大，甚至難以發揚。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司法需要創造自己的霍姆斯、卡多佐和波斯納———一些更高層級的法官形象。

這個問題與目前法官形象塑造的公共塑造者和渠道有關———主要由記者透過公共媒體向公眾傳遞。一般說來，公眾不僅不可能，也往往沒有耐心，理解復雜的法律問題和決定，他們的生活環境令他們更容易理解普通糾紛，容易因好人好事而感動，因壞人壞事而憤怒；他們更多生活在善惡的世界。而我們的媒體記者，哪怕是法律媒體的職業記者，由于一般不可能深入了解司法，也未必能深刻理解法官的艱難，體會法官的智慧和技巧，因此很難用普通民眾熟悉的生動語言來有效表達中國法官的這一切。這些記者、作者自然會更多關注那些有較多道德意味的、可以妙筆生花的熱點問題和熱點人物。[36]但就我所知，一些優秀法官，包括一些文化程度并不算很高的基層法院法官，在司法中展現的智識因素并不少，與她/他們通常為人稱道的德性相比，毫不遜色。[37]這些方面卻很少為相關的新聞報道關注。許多記者、作者的知識類型以及她/他們對讀者不夠全面的知識預期推動著她/他們塑造了一個不很完整的中國法官形象。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似乎法官群體從來不是她/他們的預期讀者。這種表達實際上降低了這些優秀法官在法官職業群體內的影響，未能促成社會與法律職業群體對優秀法官形成協調一致的評價。

也不完全是記者和受眾的問題。一個也許更值得追問的問題是，為什么改革開放30年來，在全國法院系統得到廣泛宣傳表彰的法官一直是女法官主導？這種現象在各級法院的宣傳表彰中都非常突出，甚至日益顯著。例如，2003年第一屆全國“法官十杰”中還是男性略為占優（6位）；第二屆全國“法官十杰”中女性就占了7位，而其他三位男性法官，一位是軍事法院法官，一位身患重病帶病工作，一位則20多年一直在山區人民法庭工作。[38]但在法院系統，無論是男女法官的基本比例，還是因業務精良獲得領導重視并得到崗位晉升的男女法官的比例，都是男性法官占多數；為什么到了宣傳表彰之際，就是女法官占優呢？在中國的其他部門，包括同屬政法系統的檢察院和公安，優秀人物評選都不是這種格局。[39]

這顯然與法院高層甚至相關政治決策者的判斷有關。我的猜測是，在中國當代社會文化中，無論是高層領導、相關機關還是普通民眾，都趨向于樹立一個能經得起長時段考驗的模范法官形象。而如果需要一個道德楷模，那么相比之下，對女法官可以更放心一點；對男法官能否經受住未來的考驗，包括因榮譽帶來的考驗，不大放心。如果我的這一點猜測不錯，那么就可以看出，盡管30多年司法改革成果巨大，法官隊伍素質不斷提高，但從各級領導到普通民眾，或多或少地對現有的法官群體，特別是男法官群體，還不大放心；因此，只能穩妥一點。

為什么？這就提出了另外一些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研究并予以應對的問題。

【作者簡介】

朱蘇力，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注釋】 [1]參見“用心審案，播撒和諧———記江蘇靖江市人民法院園區法庭副庭長陳燕萍”，載《人民日報》2010年1月18日，第2版。2010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授予陳燕萍“全國模范法官”稱號，召開了陳燕萍先進事跡報告會，號召全國法官向她學習。“最高人民法院舉行陳燕萍先進事跡報告會”，載《人民法院報》2010年1月22日，第1版。本文所引陳燕萍法官的事跡均出自，江蘇法院陳燕萍工作法研究小組：《陳燕萍工作法研究報告》，2010年(以下簡稱《報告》)；中共泰州市委宣傳部/等編：《陳燕萍先進事跡資料匯編》，2010年(以下簡稱《匯編》)。

[2]陳燕萍法官審理調解的案件除了傳統的婚姻、家庭、鄰里糾紛外，還有商事借貸、民事確權、侵權、精神損害賠償、房屋買賣、農村承包合同、拆遷、訴訟保全、保險賠付、勞動爭議等案件。參見前注[1]，《匯編》，第19~130頁；前注[1]，《報告》。

[3]可以比較一下陳燕萍法官與之前宣傳表彰的另一位全國優秀法官金桂蘭處理的案件數量(參見“基層法官的好榜樣———法官金桂蘭”，載《人民日報》2005年11月2日，第4版)。陳在基層法院(包括人民法庭)工作14年，處理各類案件3100件；而金在人民法庭工作15年，處理各類案件1200件。由于沒有相關的人口變量，因此這個比較意義不大；但也大致可以判斷陳燕萍法官服務的蘇中地區矛盾、糾紛和案件數量比金法官服務的黑龍江東南部寧安縣更多。

[4]在有關陳燕萍法官的司法故事中，已不時出現律師的形象(第36、89、112、131頁)；在金桂蘭法官的相關司法故事中則從未出現律師的形象。

[5]“未成年人受傷索賠，女法官創新辦案”，載前注[1]，《匯編》，第101~104頁。

[6]“一輛車冒出四個‘主’”，和“陳燕萍工作法”，載前注[1]，《匯編》，第83、345~348頁。

[7]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統計臺賬表明，全省110個基層法院受理的各類民事案件占全省民事案件的91?7%。轉引自夏正芳：“‘辦理民事案件，法官不能無為而治’”，載《陳燕萍工作方法研討會論文集》，2010年2月，第10頁。

[8]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其內容被概括為：依法治國、司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和黨的領導。參見羅干：“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切實加強政法隊伍思想政治建設”，《求是》2006年12期。2007年又提出“三個至上”，即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參見“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局，扎扎實實開創我國政法工作新局面”，載《人民日報》2007年12月26日，第1版。

[9]例如之前對另一位優秀法官宋魚水審判方法的研討。參見本刊[《山東審判》]編輯部、濟南中院研究室：“宋魚水審案方法與當代司法方法專題研討”，《山東審判》2005年3期。

[10]參見“情法輝映，曲直可鑒———解讀陳燕萍工作法”，載《人民法院報》2010年1月19日，第1版。

[11]參見蘇力：“司法的合成理論”，《清華法學》2007年創刊號(比較分析討論了宋魚水和金桂蘭兩位全國優秀法官)；蘇力：“透視中國農村的司法需求”，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討論了金桂蘭法官)。

[12]尚秀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法官，刑二庭副庭長，被廣大青少年親熱地稱為“法官媽媽”。參見“法官情，慈母心———記全國法院模范尚秀云”，載《人民日報》1998年3月23日，第3版。宋魚水，海淀區人民法院法官、副院長；被當事人譽為“辯法析理，勝敗皆服”的好法官。參見“公正的力量———記模范法官宋魚水”(上)，載《人民日報》2005年1月13日，第1版；“和諧的分量———記模范法官宋魚水”(下)，載《人民日報》2005年1月14日，第2版。金桂蘭，黑龍江省寧安法院東京城人民法庭審判員；同前注[3]。

[13]參見“著力解決突出問題，進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載《人民法院報》2010年1月18日，第1頁；《人民檢察》(湖北版)2009年11期專刊集中討論了司法執法公信力問題。

[14]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大法官黃松有。河北省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年1月19日對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作出一審判決，認定黃松有犯受賄罪和貪污罪，兩罪并罰，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目前，黃松有對一審判決提出了上訴。

[15]1994年的報道說，全國未達到法律大專程度的法官仍然近一半。參見周敦和：“從‘重視教育、重視人才’談法官教育、培訓問題”，載《人民法院報》1994年5月12日；吳兢：“法官法檢察官法實施十年，我國法官檢察官整體素質不斷提高”，載《人民日報》2005年7月17日，第1版。

[16]參見蘇力：“30年司法制度變革的政治經濟學解說”，(未刊稿)。

[17][美]波斯納：《道德與法律理論的疑問》，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章。

[18]“據剛剛發布的2009年中國法治藍皮書——— 《中國法治發展報告No.7(2009)》透露：我國高校法學院系30年增長了100多倍，但據統計，法學學科畢業生就業率竟列文科畢業生最低。”載《北京晚報》2009年3月9日。

[19]MichelFoucaul，tDiscipline andPunish：TheBirth ofthePrison，trans.byAlan Sheridan，Vintage Books，1977.[20]前注[1]，《報告》，第2頁。

[21]參見“陳燕萍主要事跡”，載前注[1]，《匯編》，第22、28頁；陶藝蕓、曹味東：“鄉村女法官(上)”，載前注[1]，《匯編》，第246頁。

[22]參見前注[1]，《報告》，第16、18頁。

[23]例如近年來引發媒體高度關注的四川瀘州所謂的“二奶繼承案”、廣州的“許霆案”，以及成都的“孫偉銘醉駕案”等都是中院審理判決的新穎并棘手的案件。

[24]前注[1]，《報告》，第1頁；前注[1]，《匯編》，第29、342頁。

[25]參見《法院組織法》第20條。

[26]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面加強人民法庭工作的決定》第8條。

[27]陳燕萍法官1999年判決支付“精神撫慰金”的判例是一個典型。此案有諸多特殊情況：原告(傷者)15歲(未成年人)，因打工右手殘疾；法院判決被告雇主支付的數額并不很大(殘疾賠償金、精神賠償金總共20000元)；此前，深圳、廣州地區已有過幾起工傷的精神賠償案例；1997年3月北京海淀區法院判決的“賈國宇精神損害賠償案”已經獲得了社會普遍接受甚或歡迎，這為陳燕萍法官的“造法”創造了足夠的社會道德共識和法律共識的基礎；只是當時還沒有正式的法律規定，江蘇省內也不曾有過此類判決。

[28]可以參看另一位全國優秀法官金桂蘭在人民法庭工作15年，審理各類民事案件1200件，90%以調解方式結案，同樣是無一起錯案，無一起超審限，無一起上訪纏訴，無一起違紀案件。因此，在人民法庭，盡管這也很難做到，卻是通過努力可以做到的。參見前注[3]。

[29]參見前注[1]，《匯編》，處處。

[30]參見前注[1]，《報告》，第2、13頁。

[31]靖江襟江近海，與蘇州、無錫隔江相望，是最早獲得批準的沿江開放城市之一，是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市)。2008年，人均主要經濟指標領跑蘇中，達到蘇南“第二方陣”發展水平。參見前注[1]，《匯編》，第3頁以下。

[32]這可以同另一位全國優秀法官金桂蘭比較，金桂蘭所在的黑龍江省寧安縣東京城人民法庭位于農村地區，轄區內有17萬農業人口。參見蘇力：“透視中國農村的司法需求”，《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33]馬錫五(1898~1962)，陜西省志丹縣人，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他在任隴東分區專員兼任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隴東分庭庭長期間，經常攜案卷下鄉，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巡回審理，就地辦案；實行審判和調解相結合，反對主觀主義的審判作風，堅持法律原則，忠于事實真相。他的審判方式因此被稱為“馬錫五審判方式”。

[34]參見“‘和諧法官’黃學軍”，載《人民日報》2006年8月23日，第14頁。

[35]參見汪曉東：“愛讓法徽更閃亮———記江蘇省靖江市江陰園區法庭審判員陳燕萍”，載《人民日報》2007年9月18日。

[36]我閱讀的絕大多數陳燕萍事跡報道均出自記者之手，發表于各級報刊；而在學習宣傳陳燕萍法官先進事跡座談會上的發言者基本都不是從事審判實務的法官，有的———從職務上看———還是文藝人士。參見前注[1]，《匯編》，第338~339頁。

[37]參見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蘇力：“崇山峻嶺中的中國法治”，《清華法學》2008年3期。[38]參見“2005‘中國法官十杰’先進事跡”，載《法制日報》2006年2月27日。

[39]例如，2007年檢察院系統評出的“全國偵查監督十佳檢察官”中有4位女性，6位男性；并且大多服務于大中城市。這與“法官十杰”的分布形成了鮮明反差。而2009年1月揭曉的由公安部和中央電視臺聯合舉辦評選出的第三屆“我最喜愛的十大人民警察”中只有2位女性，8位男性———盡管在公安隊伍中，男性顯然數量更大，承擔的工作更艱巨、更危險。

第二篇：陳燕萍工作法

陳燕萍工作法

精髓

“情法輝映，曲直可鑒”。

內涵

1、真心貼近群眾：用群眾認同的態度傾聽訴求；

2、深入調查研究：用群眾認可的方式查清事實；

3、注重釋法析理：用群眾接受的語言詮釋法理；

4、真情化解糾紛：用群眾信服的方法化解糾紛。

背景

當前，我國社會新農村建設正在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由小農經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現代化轉型。市場經濟的潮流已經沖擊了廣闊的中國農村，農民亦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市場經濟的潮流，方式不一，或者從事商業、或者到大城市打工，或者耕種的土地因開發而面臨征用，甚至僅僅是依靠農業產品維系生活。市場經濟法則毫不留情的動搖了傳統秩序格局，但是舊有的秩序和利益保障機制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和利益保障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處在新舊交替階段的農民正在經歷著巨大轉變帶來的陣痛，因此受市場經濟影響的農村必然會產生大量的民事糾紛，土地征用補償安置、拆遷安置、土地承包經營、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社會保障等新問題以及婚姻家庭繼承糾紛、人身損害、民間借貸等傳統糾紛凸顯，這些都涉及到人民群眾的權利保障問題。

江蘇省靖江市江陰工業園區正是這樣一個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轉型期的縮影，作為江蘇省跨江聯動的工業園區，這里相對全國農村而言經濟發展較快，但是仍處在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的轉型期，外來人口多，法庭管轄范圍大，既有傳統的鄉鎮農村，又有經濟快速發展的新城鎮，社會矛盾仍處在易發、多發階段。如何有效地化解矛盾糾紛，解決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困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陳燕萍在作為一名在構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中成長起來的法官，扎根人民法庭十四年，充分掌握了靖江農村的實際情況，懷著對人民群眾深厚、質樸的情感始終堅持奮斗在化解人民群眾矛盾的第一線，在長期的基層審判實踐中，一刻也沒有離開群眾，長期向群眾學習，與群眾打成一片，經過自己多年深邃的思考，采用調解為先、和諧執法的科學方法，幫助人民群眾“既解法結，又解心結”，探索、總結出了以“真心貼近群眾，深入調查研究，注重釋法析理，真情化解糾紛”為核心內容的陳燕萍工作法。

陳燕萍工作法，是一套體現為人民司法要求、貼近農村審判實際、有效化解矛盾糾紛的工作方法，是陳燕萍在充分了解國情的基礎上，繼承了人民司法的優良傳統，又在實踐中進一步豐富發展了人民司法的新模式，是對新時期人民司法如何走群眾路線的有益探索和生動體現，同時也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在探索中不斷前進，它充分展示了陳燕萍繼承優良傳統與大愛情懷，飽含了陳燕萍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體現了陳燕萍不斷學習，不斷創新的優秀品質，凝聚了陳燕萍對人民司法事業的濃情智慧，演繹了陳燕萍對農村司法工作基本規律的精心詮釋。陳燕萍用真心真情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扎根基層法庭14年來，努力踐行著“人民法官為人民”的堅定誓言，塑造著“扎根基層，心系群眾、真情調解、公正辦案”的人民法官新形象。陳燕萍運用獨具特色的工作法成功處理了3000余件案件，無一錯案、無一上訪、無一投訴。“陳法官辦的案件，我們放心，心里踏實！”、“陳法官是我們信任、貼心的好法官！”這是人民群眾和當事人對陳燕萍的最高褒獎。

榮譽

1997年至2000年 連續四年被靖江法院表彰為“辦案能手”

2001年至2003年 連續三年被靖江法院表彰為“先進工作者”

2001年、2003年 兩次被泰州中院表彰為“人民滿意法官”

2003年1月 被靖江市委、市政府表彰為“人民調解工作先進個人”

2003年10月 被泰州市委、市政府表彰為“人民滿意政法干警”

2004年1月 被泰州中院榮記個人三等功

2004年至2005年 先后三次被靖江法院、靖江市委機關工作委員會表彰為“優秀共產黨員”

2004年至2007年 連續四年被靖江法院表彰為“優秀法官”

2004年3月 被靖江市婦聯表彰為“三八紅旗手”

2004年4月 被江蘇省高院表彰為“人民滿意法官”

2004年7月 泰州市廣播電視局、泰州電視臺評為“公民道德故事十佳主人公”

2005年4月 被最高法院表彰為“全國人民法庭優秀法官”

2005年5月 被江蘇省高院榮記個人二等功

2006年9月 被靖江市巾幗建功活動領導小組表彰為“巾幗標兵”

2007年1月 被江蘇省高院表彰為“十佳法官”

2007年1月 被江蘇省高院榮記“個人二等功”

2007年3月 被靖江市委、市政府授予第九屆“十佳精神文明新人新事”榮譽稱號

2007年4月 當選泰州市第三屆黨代會代表

2007年9月 被江蘇省高院表彰為“指導人民調解工作先進個人”

2007年9月 被中宣部確定為“道德楷模 文明風尚”重大宣傳典型

2007年10月 被江蘇省高院榮記個人一等功

2007年12月 被江蘇省政法委、江蘇省高院、江蘇省婦聯表彰為“十佳女法官”、“三八紅旗手”

2008年1月 當選為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2008年2月 泰州巾幗建功活動領導小組授予泰州市“十大女杰”；

2008年2月 榮獲“江蘇省道德模范”提名獎

2008年2月 被最高法院、全國婦聯表彰為“全國優秀女法官”、“全國三八紅旗手”

2008年3月 被靖江市委、市政府授予“2007年感動靖江十大新聞人物”、第十屆“十佳精神文明新人新事”榮譽稱號

2008年3月 被江蘇省婦聯表彰為第五屆十大女杰

2008年6月 當選為泰州市“我最喜愛的共產黨員”

2008年7月 被泰州市委表彰為“共產黨員標兵”

2008年11月 被泰州市委宣傳部授予“感動泰州（2006-2008）十大人物”稱號

2008年11月 被江蘇省委組織部、人事廳表彰為“人民滿意公務員”

2008年12月 被江蘇省高院表彰為“全省法院改革開放三十年英模個人

2011年2月被全國婦聯授予全國三八紅旗手標兵榮譽稱號。

八旬老人孫廣福育有一子，早年喪偶，由于年邁體弱無收入，生活無著落，兒子不盡贍養義務，無奈的他只能將兒子告上法庭。每次到法庭來，陳燕萍總是問寒問曖，讓他放心，一定會替他討回孝道。知道他沒錢，多次自費給他買飯、買車票。一次，還悄悄在他褲兜里塞了200元，意思是如兒子不給吃，讓他先自己買點東西充充饑，沒想到第三天，孫老漢起早趕到法庭等陳燕萍，用顫抖的手把200元錢還給了陳燕萍，說，“我是昨天晚上換衣服才發現的，就想到一定是你給的，你幫我打官司，我怎能要你的錢。”看著老人臉上的汗水和憨厚的臉龐，陳燕萍的眼睛濕潤了，“多么好的老人呀，我一定要幫他過上幸福的晚年。”但其子很不配合，多次做工作不但受冷落，甚至被拒之門外。于是陳燕萍就地開庭，邀請村干部和村民旁聽，用法律、社會公德和公眾輿論多重手段對其感召，最終喚醒了其子的良知，承擔起了贍養老人的責任。事后，陳燕萍多次回訪，看看老人生活得怎樣，還需要什么。現如今，安孝晚年的孫老漢逢人就講：“陳法官真好，比我的親閨女還要親。”

農村有句俗話叫“一代官司三代仇”。很多案件如果當庭依法判決，對法官來說倒是省心省力，但鄉親們抬頭不見低頭見，可能就因為一件小事埋下心結，從此老死不相往來，甚至反目成仇。調解能消除當事人心理上的對抗，實現社會的和諧和穩定。因此，陳燕萍始終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實現哪怕百分之一的調解可能。有的時候為了調解一件案件，要花上幾倍于判決案件的精力。在一起房屋確權糾紛案中，經過多次開庭調解，原被告和律師都認為調解無望了，但陳燕萍還是堅持要調到底，在她執著的堅持和反復努力下，最終原被告雙方握手言和。在一起因通道引發的案件中，原被告是親兄弟，因瑣事弟媳打了大伯一個耳光,哥哥便挖溝阻止其通行，要求弟弟用迷信的方式賠禮驅晦氣。親友、村干部多次調解未能見效。陳燕萍接手案件后，先后十多次進村，請來了村干部和德高望眾的老者一道參與調解，講情、講法、講理多管齊下，最后成就了一段以弟媳給大伯端茶賠禮打招呼的地方佳話。在陳燕萍所辦案件中，有70%以上是調解結案的，婚姻家庭類案件的調解率更達到了90%以上。在她的努力下，有多少劍拔弩張的鄰里一笑泯恩仇，有多少對簿公堂的夫妻破鏡重圓，已記不清了。

以不懈的追求，守護著社會的公平正義

農村法庭審理的案件,大部分是家庭糾紛、鄰里紛爭類的雞毛蒜皮小案，但案件的處理結果是否公正，直接影響到當事人的家庭和睦、社會和諧，乃至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陳燕萍常說：對普通百姓來說，他們也許一生就打一次官司，件件都是大案要案。

以嫻熟的技能，維護著社會的和諧安定

“有話慢慢說”，這是陳燕萍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陳燕萍說，當事人來到法庭往往難以理性對待，需要一個情感宣泄的過程，作為法官一定要不怕受氣，耐住性子，聽當事人把話講完，通過傾聽的過程建立起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和相互信任，減輕當事人對法院、法官的消極抵觸情緒，拉近當事人與法官的感情距離，為順利化解糾紛奠定基礎。一次，一位當事人來回十幾遍反復闡述自己的理由，旁邊的人都打起了瞌睡。而陳燕萍卻是靜靜地、耐心地聽著當事人訴說，暗自思襯矛盾的癥結和根源，很少打斷當事人的講話。直到他沒有新的理由需要說明時，陳燕萍才向他講起法律的規定和處理的方案，沒等陳燕萍講完他突然出人意料地說：“陳法官，你怎么說怎么好，你是第一個完完整整聽完我的理由的人，你尊重我我信任你。

在辦案中，陳燕萍總是以特有的細心、耐心和同情心，在法、理、情之間尋找結合點，準確切入案件，把握案件的走向，對癥下藥，真正做到案結、事了、人和。不管當事人到法庭帶有多大的怨氣、怒氣甚至是火氣，總能在陳燕萍的微笑中消化，她的微笑有著“四兩拔千斤”的功效，這既是一種辦案方法，更是法官難得的修養。

陳燕萍把自己的辦案方法，總結為“望、聞、問、切、笑”五字工作法。所謂“望、聞、問、切、笑”，說到底，就是用心去感知，用心去辦案，掌握案件處置的主動權，爭取案件的最終妥善解決，化解糾紛，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

以高尚的情操，弘揚著社會主義的文明風尚

陳燕萍關愛百姓，有著金子般的愛心。2002年，7歲殘疾女孩何小敏，在爸爸癌癥去世，媽媽離家出走，爺爺、奶奶年邁，無法生活的情況下，不得已把媽媽告上了法庭。承辦此案的陳燕萍，雖經想方設法、千方百計，但最終小敏還是被親生媽媽無情地拋棄了。看著小敏那張被腫瘤擠壓變形的臉，聽著小敏“我要媽媽”撕心裂肺的呼喊，陳燕萍的心都要碎了。小敏不能沒有媽媽，作為一名人民法官，一名共產黨員，對此不能置若罔聞，無動于衷。她摟著小敏對她說:“孩子不要哭，以后阿姨就是你的媽媽，法院就是你的家。”從此，陳燕萍數年如一日地照顧著小敏，把一個被親生母親拋棄了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丑姑娘”，當作自己的親生女兒來養，定期為她送來衣服、學習用品和生活費用，中秋節一起吃月餅，春節給她買來和自己女兒一樣的新衣服，帶上自己的丈夫、女兒和小敏的爺爺奶奶一起吃年夜飯，忠實地履行著一名共產黨員對黨的承諾。為了早日醫好小敏的病，陳燕萍多方籌措資金，在網上找遍了全國各大醫院，最終在全社會的共同關心和資助下，為小敏成功摘除了面部的全部腫瘤，經面部整容后，她將成為一個全新的人。現如今懂事的小敏在她的作文中這樣寫道，“是黨和法官陳媽媽給了我新生，長大后一定好好工作，報答社會和陳媽媽。”

第三篇：學習陳燕萍工作法心得體會

學習陳燕萍工作法心得體會

（一）學習陳燕萍工作法的精髓。通過學習討論，我們應該深刻體會陳燕萍工作法的精髓“情法輝映，曲直可鑒”，把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貫穿于辦案的全過程，把人民群眾當親人，在感情上尊重群眾、貼近群眾，用真心、真情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想人民群眾之所想，急人民群眾之所急，幫人民群眾之所需，把人民群眾的滿意作為辦案的評判標準。進一步牢固樹立法官隊伍司法為民的宗旨意識，真正解決司法工作的政治方向和根本目標。

（二）針對個案，靈活運用陳燕萍工作法。學習討論陳燕萍工作法要用之有道，要與法院內工作的具體實踐緊密聯系。首先要貫徹落實兩便原則，另外 “庭外處理”、“強調調解”的審判方法因其追求客觀真實和實體處理上的公正，對一些文化水平和訴訟能力比較低的群眾非常適用。在審理過程中，積極引導當事人舉證，恰當行使釋明權，在訴訟程序及運作過程中也可不拘于形式，這樣可以避免涉法上訪案件的發生，對于穩定社會秩序也可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

（三）走群眾路線，采取各種便民利民措施，開通多種訴訟通道方便群眾訴訟。第一，依法開展司法救助工作，強化司法救助。對于當事人間的訴訟地位上的實質上的不平等，應關注貧困群眾的司法需求，對符合救助條件的當事人，積極采取緩、減、免訴訟費的措施，讓那些合法權益受到侵害而經濟有困難的群眾打得起官司，關注弱勢群體的平等訴權，耐心地傾聽弱勢一方的聲音，依法保護弱勢一方的權益，讓那些有冤情而得不到伸張的群眾打得贏官司，切實保障弱勢群體的訴訟權利。第二，結合下街道、企業辦案，積極普法送法；開辟人民法院、人民法庭審務信息公開欄，廣泛接受社會監督，暢通群眾對話渠道。深入案發現地辦理案件，在調解中講道理，在庭審中講法理，并結合案例向群眾宣傳法律，講解政策，起到了“審結一案，教育百人”的良好效果。第三，做好思想疏導，竭力息訴罷訴。辦案中力求案結事了，緊緊抓住產生矛盾的癥結所在，積極采取靈活多樣的調解策略，協調各方進行說服教育和思想感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明之以法，耐心細致地做好當事人思想疏導，做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第四，遵守司法審判程序規則，切實改進審判作風，對當事人做到熱情而不失威嚴，聽訴而堅持原則，溝通而保持距離。從而有效化解矛盾糾紛，密切人民法院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樹立起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

（四）與時俱進，不斷豐富陳燕萍工作法。要堅持人民法院為人民的核心不變，專門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途徑和方式必須與時俱進；服務大局的重要使命始終保持不變，人民法院的職能作用必須與時俱進；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始終保持不變，法院履行職能的方式方法必須與時俱進；社會主義的法治理念不變，法院的體制和工作機制要必須與時俱進。

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第四篇：學習陳燕萍法官心得體會

大家好：

我是民二庭的***，今天我來交流一下學習陳燕萍法官先進事跡的一些心得體會。自從陳燕萍同志的先進事跡宣傳報道以來，全國法院系統甚至全社會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我個人通過學習陳燕萍同志的先進事跡后深深為其扎根基層人民法庭十四年，模范履行職責，公正廉潔司法，甘當一名“真情為人民，公正建和諧”的平民法官所感動，其事跡可親可敬可學。作為一名優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女法官，陳燕萍同志的事跡值得我們廣大法官特別是我們廣大女法官學習，這對于廣大干警深入學習實踐“三個至上”，構建和諧司法具有重大意義。通過學習陳燕萍同志的先進事跡，就我個人而言主要有如下幾點感受：

一、我們要學習陳燕萍法官公正司法，一心為民的職業操守。古人云：做官先做人，做人是人生的基石，也是做事和做文章的基礎。如何樹立正確的人生坐標，做一個有益于社會、有益于國家和人民的人，是擺在每個法官面前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縱觀古今中外，大凡貪官污吏，并不是知識、水平和能力欠缺，而是大都在做人上出了問題。陳燕萍給我們樹立了怎樣做人的光輝榜樣，陳燕萍始終堅持公正司法、一心為民的職業操守，不為金錢所動，不為名利所惑，用一顆公正的心和一片愛民的情，苦口婆心，不厭其煩地做當事人的思想轉化工作，調解糾紛，化解矛盾，忠實地履行著審判職責，造福一方百姓。我們要像陳燕萍那樣用愛心調解糾紛，用公心裁判曲直，用善心救濟孤寡。

二、我們要學習陳燕萍法官忠厚善良的優良品德，陳燕萍對黨和國家有忠心，對人民群眾有愛心，對弱勢群體有善心。陳燕萍以平民 法官那份忠厚善良的赤子之心，愛民情懷，根植群眾，心系百姓，在小案小事上用真心、真情踐行“人民法官為人民”神圣誓言，受到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和愛戴。我們要像陳燕萍那樣對人民群眾常懷“感恩”之情，用愛心營造良好地調解氛圍，從一句問候，一杯熱茶，一張笑臉做起，讓打官司的老百姓真正感受到人民司法的溫暖。

三、我們要學習陳燕萍法官誠信本分的優秀品質。陳燕萍用自己的真心、真情為群眾排憂解難，得到了群眾的信賴。老百姓說：“把案子交給陳法官，我們放心。”語言雖然樸素平實，但這是群眾對平民法官陳燕萍的最高贊賞。“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陳燕萍法官就是在小案小事上以身作則，取信于民，用公心和真情調處糾紛，化解矛盾，得到老百姓信任。陳燕萍法官在基層法庭默默無聞工作十四年如一日，努力做好本職審判工作，難能可貴。我們要像陳燕萍那樣把全部身心放在為人民群眾辦案上，才能避免差錯，提高調解率，實現“案結事了”，最大程度地讓群眾滿意。

四、我們要學習陳燕萍法官化解社會矛盾的調解能力，調解作為傳統的糾紛解決方法和結案方式。在我國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社會基礎，符合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心理特征，被世界譽為“東方經驗”。調解是中華民族在糾紛解決過程中獨創的傳統文化遺產和寶貴的精神財富。正如陳燕萍所說，“調解優于判決，信服勝過屈服”，一語道破了調解作為人民司法優良傳統在化解社會矛盾方面的優勢和豐富的文化內涵。陳燕萍法官正是中華民族傳統糾紛解決文化的實踐者、傳播者。我們要像陳燕萍那樣，既要做到“案結事了”，還要做到“案結人和”，通過調解糾紛解心結，修復被糾紛損害了的社會關系，消除隔閡，化解社會矛盾。陳燕萍同志作為一個基層的普通法官，15年來辦案3000多件，無一例錯案、無一例上訪、無一例投訴。看似偶然，其實必然，因為她身上閃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寶貴的“三為民”精神。

一“為民”，以民生為大。“對普通百姓而言，也許一生就打一次官司，所以件件都是大案要案。”陳燕萍的這句話，體現的正是“以民生為大”的思想。顯然，基層法官，常年面對的多是家庭瑣事、鄰里矛盾或婚嫁糾紛，但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對當事人個體來說，卻是不得不面對的大事。處理好了，家庭和睦、鄰里和諧；處理不好，很可能一輩子都疙疙瘩瘩甚至反目成仇。所以，陳燕萍認認真真對待每一個案件，每個小案件都當成大案要案來處理。

二“為民”，多為百姓著想，實行“能動司法”。作為法官，恪守法律的程序和原則，就可以成為一名合格的法官，但如果只是簡單地“就案論案”，也可能會導致人民群眾因為對法律知識的缺乏和司法程序的不適應而喪失應得的權利，導致訴訟成本過高甚至給人民群眾造成新的傷害。陳燕萍的可貴，就在于她不僅是一名合格的法官，更是一名優秀的法官，她善于深入調查取證，指導群眾取證，并嚴格審核證據，從而查清案件事實，維護雙方的合法權益。“掩蓋的事實不會主動浮現出來，要對百姓還以公道，就要想方設法把它挖出來。”這是能動司法的體現，更是多為百姓考慮的體現。

三“為民”，促進群眾和諧，調解優于判決。在陳燕萍所辦的案件中，有70％是調解結案的，婚姻家庭類案件的調解率超過90％。對一名資深法官而言，依著法律條文判決比調解容易，因為調解需要付出幾倍于判決的努力。陳燕萍認為，下達一個判決，容易固化一對仇人，因此她希望通過真情調解處理每一個案件，盡量解決每一對矛盾。她堅信，隨著矛盾一一化解，社會必然越來越和諧。在一些人調解無處下手之時，陳燕萍卻看到了“可乘之機”——“贍養案件還會有親情，離婚案件還會有舊情，鄰里糾紛還會有鄉情，欠款糾紛還會有友情，交通事故還會有同情。” 這些“情”，就是她堅信調解可能成功的基礎，與其說是她慧眼獨具，不如說她真心為民。法律是剛性的，法律也是有溫度的。法律不僅僅體現著懲罰，還可以幫助人。

陳燕萍用她的一腔熱情和真誠，以她的“三為民”精神，讓人民群眾體會到了法律的溫暖，為構建和諧社會獻出了獨特的光與熱。

陳燕萍同志的先進事跡，不僅僅值得廣大干警敬佩與學習，更值得我們在司法審判工作中對其先進的工作經驗、高尚的道德情操予以推廣，真正做到以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不斷自我鞭策，自我促進，提高業務能力，做一名讓黨放心，讓社會認可，讓人民滿意的人民法官！

最后我想借恩格爾法官在就職儀式上的一段演說來結束我今天的發言：我希望能夠有效，有序地主持庭審，使其不但成為一個能夠作出公正判決的法庭，同時也能讓所有出庭的人感受到公正和客觀；

我希望我能永遠牢記，最重要的案件就是我正在審理的案件，因此，我必須做到精力高度集中；

我希望對自己的法律知識永不感到滿足、懈怠，我將避免由于過于自信而不再對相關法律進行認真研究的現象；

我將不在法庭上進行諷刺和挖苦，因為我知道法官的一言一行，無論對治愈創傷還是造成創傷都將有深遠的影響； 我希望我將永遠不會忘記我第一次出庭時的緊張不安，尤其是當一位新律師在我面前出庭時；

我知道我做出的所有判決都得到上訴法院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一旦被改判，我想我會理解上訴法官也需要一份工作來維持生計，而且他們比我要聰明；

我希望在我對罪犯量刑時，將永遠牢記公眾的利益，同時又不忘記一個法官對人類生命和人的價值所具有的重大權力；

我希望在解決重大疑難案件時，我有決心和能力，并且能夠保持立場，不動搖；

我將永遠不會過于自信，以至于停止尋覓自身的偏見和成見； 我祈禱，當我的法官生涯結束時，無論是在明天早上還是在30年以后，別人都會說我的工作是完美的、為人是誠實的；我為司法體制增了光，并且為人類的生命和正義貢獻了我微不足道的力量。

第五篇：踐行陳燕萍工作法的路徑選擇

踐行陳燕萍工作法的路徑選擇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經濟的轉型期，由于市場經濟的浪潮不斷沖擊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傳統秩序格局，但是新的秩序和利益保障機制正在建立，還不夠完善，使得社會上產生大量的矛盾，這些矛盾大都涉及到人民群眾的根本權利保障問題，因此如何妥善解決上述問題，成為維護社會穩定，保障人民群眾利益，保持整個社會長治久安的關鍵所在。

陳燕萍是江蘇省靖江市人民法院江陰工業園區法庭的副庭長，她在作為一名在構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中成長起來的法官，扎根人民法庭十四年，懷著對人民群眾深厚、質樸的情感始終堅持奮斗在化解人民群眾矛盾的第一線，在長期的基層審判實踐中，一刻也沒有離開群眾，長期向群眾學習，與群眾打成一片，經過自己多年深邃的思考，采用調解為先、和諧執法的科學方法，幫助人民群眾“既解法結，又解心結”，探索、總結出了以“真心貼近群眾，深入調查研究，注重釋法析理，真情化解糾紛”為核心內容的陳燕萍工作法。在十四年的工作期間，陳燕萍成功辦理案件3000多件，無一錯案，無一上訪，無一投訴。

在當前基層法院案件“井噴”似增長、案件的難度不斷增加、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日益增長的情況下，認真學習陳燕萍同志的先進事跡、工作方法的同時，我們要不斷地探索 現實的路徑，將陳燕萍司法為民的精神和工作法落到實處。

一、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信念

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根據我國的政體，人民通過民主選舉組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民制定和頒布憲法和法律。根據我國《法官法》第十一條，各級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審判員均是由人民選舉產生、代表人民的各級人大常委會任免。根據《法官法》第三條規定，法官必須忠于憲法和法律。因此，無論是從法官的產生、法官權力的來源還是法官必須嚴格適用的憲法和法律的本質來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僅是法官責無旁貸的道德義務，更是履行法律義務，遵守憲法和法律的必然要求。

為了履行憲法和法律的義務，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崇高信念，人民法官要真正從感情上尊重群眾、貼近群眾，把人民群眾當親人，以對待自己親人一樣的感情、一樣的方式、一樣的態度提供司法服務；要學會換位思考，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幫群眾之所需。首先，堅持司法貼近民眾。法官要把群眾當親人，不論案件標的是大是小，不論案情是繁是簡，不論當事人來自外地還是當地，都以真誠態度尊重當事人，都本著良知和正義適用法律。人民法官要樹立“平民意識”，不論案件標的是大是小，不論案情是繁是簡，不論當事人來自外地還是當地，都以真誠態度尊重當事人，都 本著良知和正義適用法律，拉近司法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距離，最大程度地彰顯和實現司法的人民性。其次，在司法方式上，要最大限度地適應社會、適應群眾、適應實踐。我們強調實現程序正義的同時，絲毫不能拋棄“為民、便民、利民”的司法原則。要根據形勢的變化，積極探索司法方式的創新。創新的方向，就是為民、利民、便民，不是給群眾出難題、找麻煩，要做到群眾最需要什么，我們就積極做什么。再次，在辦案語言上，特別是法官下基層、進社區時，要把法律語言轉換成符合法律精神的群眾語言，使群眾聽得清、聽得懂、聽得明。這樣做不僅能取得最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而且讓群眾更感到親切。如果我們的法官因此被老百姓稱為“平民法官”，那就是對我們的最高贊譽、最大褒獎。

二、轉變司法理念，滿足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 傳統的司法理念認為，司法權是一種中立于訴訟雙方的權力，中立性要求司法權必須保持被動型，即“不告不理”。但是，由于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國家的法制現代化進程不像西方國家那樣依靠自身的社會經濟發展而漸進到法制現代化的“內發型”模式，我國當前主要依靠立法先導的模式來發展法治國家。由于立法的先導，加之廣大人民群眾法治觀念的相對薄弱，使得傳統觀念與現代法治理念在具體的案件中發生激烈的沖突。“法院是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又由于法院不得拒絕處理糾紛，這在 客觀上極大地增加了人民法院處理糾紛的難度。

能動司法是現實條件下，人民法院遵循司法規律、妥善解決社會糾紛的必然選擇。司法規律是社會規律的重要范疇，它是司法現象和司法活動過程中內在的本質聯系，體現著司法活動總體上的一般必然性趨勢。與其他社會活動相比，司法活動有著自己的運行規律。譬如，當今社會快速發展，社會事實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而法律的制定總是落后的，法律的超前性、預測性很有限。如果固守司法的被動性，就很難適應社會現實的需要，結果必將是裁判的無法作出,或者裁判的錯誤，不能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此時，決定了司法必須能動，而不是被動。

能動司法的現實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隨著我國經濟的日益增長，人民群眾對司法的需求不斷增加，已經不再簡單地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為民做主”，而是要求人民法院不斷地積極探索，改進工作方法，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保障社會在有序高效的環境下運行。朱蘇力教授說，“在法律沒有規定的地方，一個理想的法官可能根據習慣的做法以及有關的政策性規定或原則以及多年的司法經驗作出實踐理性的判斷，補充那些空白；在法律不明確的地方，他/她會以實踐的智慧加以補充，使之豐富和細致；在法律有沖突的地方，選擇他/她認為結果會更好或者更言之有理的法律；在法律的語言具有彈 性、涵蓋性、意義增生性的情況下(而這是不可避免的)，追求一種更為合理的法律解釋”。能動司法的目的，就是在遵循司法規律的基礎上，在客觀條件與環境允許的前提下，通過發揮主觀能動作用，更好地實現司法公平正義的價值。

三、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高度統一

羅馬法學家塞爾蘇斯說過：“認識法律不意味摳法律字眼，而是把握法律的意義和效果。”人民法院處理社會糾紛的目的絕不是僅僅就案辦案，而是在堅持法律的前提下，靈活適用法律，在法律的框架下，實現案件的法律效果和所預期達到的社會效果的高度統一。

法律效果是指適用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產生的規范層面的影響力，是司法活動、結果的形式，它要求司法活動、結果的形式與程序符合法律的本質要求和內涵特征。法律效果更多體現為對正義價值形式意義上的追求，實現法律保護社會、保障人權的初衷，關注的是法律適用的準確性，反饋的是法律規定本身的合理性、可行性，偏向于法律的證明，拘泥于法律條文，更側重于形式邏輯的推理方法。社會效果是指適用法律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所產生的綜合效應，是司法活動、結果的內容，它要求司法活動、結果符合法的價值，使之得到社會的承認。社會效果更多體現為對正義價值實質意義上的追求，關注的是法律適用的社會功能的實現，即抑制犯罪、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發展狀態，反饋了適 用法律的價值導向、公平、正義觀念的民間反應以及社會體制機制存在的問題或弊端，偏向于法的價值的實現，重視司法目的的實現，更側重于辨證邏輯的脫離方法。

從表面上看，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各有側重，二者的對立面似乎比較突出，但在本質上兩者在對社會發展總體價值目標上是一致的。一方面，司法機關通過公正執法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實現法律的權利保障功能，體現嚴肅合法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又通過具體個案的解決，客觀上起到了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體現了合情合理的社會效果。法律效果是社會效果的根本保障，社會效果則是法律效果的最終目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貫穿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全過程。

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要做到以下幾點：首先，牢固樹立社會主義司法理念。以“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為我們的司法活動指明了方向；其次，正確處理執行法律與執行政策的關系，把辦案和法律效果建立在堅實的政策基礎上。“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政策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政策的條文化，政策和法律都是為實現黨的基本路線這一根本目標服務的；再次，堅持群眾觀念，牢記宗旨、執法為民。在司法工作中堅持嚴格執法與熱情服務相結合，努力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第四，堅 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原則。在司法過程中，堅持調解優先的原則，將訴前調節、訴中調解、訴后調解緊密結合，真正實現案結事了，雙方滿意的效果。

四、加強內部監督，廉潔司法

有效地監督是預防司法腐敗的靈丹妙藥，也是提高人民群眾滿意度的有效方法。

首先，加強法院文化建設。第一，樹立法律至上的價值理念。依法辦事是現代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因此法律至上應當而且必須成為社會正義守衛者的基本價值取向。具體地說，法院群體中的法官應當以法律的價值標準、用法律的邏輯觀察、分析和解決矛盾糾紛，惟有如此，方能使法官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的裁判主體，還社會一個公正的、合乎法治規則的秩序，從而維護法律的尊嚴，體現法律的價值。第二，建立廉潔高效的行為規范。西方有句法諺，“正義如果有聲音的話，裁判才是正義的聲音”。在由人治向法治推進的轉型時期，社會公眾一方面期望和追求公正，另一方面，囿于個體或集團的利益又想方設法干擾阻撓公正，這就使得法院群體成員始終存在被腐蝕的可能，因此，公正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法院群體成員的廉潔；遲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遲到的正義即是非正義，人們的合法權益不能及時保護，違法行為不能及時制止，難以談得上社會公正，因此效率原本就是社會正義的題中之義。第三，莊重莊嚴的物質載體。法院文化中的物質載體，是司法理念的一種外在的物質表現，是社會公眾可以直接通過感官感受的具體實物，其所表達的意義或象征應能凸顯國家審判機關的莊重、莊嚴與神圣，體現法院審判的權威性、獨立性和便民性。這不僅是維護法院審判權威和形象的需要，更是捍衛法律尊嚴之必需。

其次，切實提高案件的質量。案件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了人民群眾對法院工作的滿意度，因此切實提高案件的質量，有利于從源頭上得到社會對法院工作的認同感，減少涉訴信訪的發生。第一，嚴格遵守司法程序。在辦理案件過程中，嚴格遵守訴訟程序，保障訴訟雙方當事人的程序權利，實現程序正義。第二，嚴格控制案件的審理期限。“遲到的正義非正義”，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審理案件的期限審結案件，讓群眾在可預期的時間內，解決糾紛。第三，嚴格依法辦理案件，確保案件的結果正義。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審理案件，認真調查，確保案件的審理結果公正。

再次，加強法院廉政建設。第一，堅持集中教育整頓，完善廉政教育體系。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關于進一步從嚴管理干部的意見》、《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和《法官行為規范》，進一步加強黨員領導干部和審判、執行等關鍵崗位法官的廉政教育工作，不斷提高拒腐防變能力。第二，嚴格落 實廉政監督。權力的良好運行必須依靠嚴格的監督，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一是要強化干警的監督意識，提高認識，自覺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二是編織監督網絡，建立起黨風監督、審計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社會監督相結合、全方位、多層次、多渠道的監督體系。三是延展監督空間，在對法院干警工作圈進行監督的同時，對其社會圈和生活圈也實施監督。第三，大力加強法院隊伍建設，繼續加大查辦違法違紀案件力度。查辦違法違紀案件是貫徹從嚴治黨方針的重要體現，是懲治腐敗和端正黨風的有效手段。要從促進隊伍建設的高度，充分認識查辦案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旗幟鮮明地支持紀檢監察部門依法履行職責。法院紀檢監察部門要把查辦案件作為紀檢監察工作的重中之重，堅定不移地抓好查辦案件工作。

結束語：陳燕萍是人民法院處理社會矛盾糾紛的接觸代表，“陳燕萍工作法”也是新時期人民法院面臨社會矛盾糾紛日益增多，解決難度不斷加大情況下的必然選擇。陳燕萍精神為廣大基層法院干警的審判執行工作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路線指引，不斷充實和加強運用“陳燕萍工作法”注定是今后人民法院工作的主旋律之一。

（溧陽市人民法院

付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