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兩彈一星科學家故事

錢學森的故事

一、“人民中國才是我永遠的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使客居美國的錢學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準備，終于到了報效祖國的時候。他向夫人蔣英說：“祖國已經解放，我們該回去了。”

那時，錢學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學家，夫人蔣英也在音樂界享有聲譽。但祖國的召喚，使他們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優越的一切。

1950年8月，錢學森一家人準備乘坐加拿大班機離開美國。但是，美國國防部以莫須有的罪名通過海關扣留了他。之后，美國司法部簽署了逮捕令，錢學森失去了自由。

在美國工作的10多年間，錢學森為美國航空和火箭技術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美國專欄作家密爾頓·維奧斯特曾寫道：“錢是幫助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流軍事強國的科學家銀河中一顆明亮的星。”因此，當得知錢學森要回國時，美海軍部副部長立即給司法部打電話：“無論如何都不要讓錢學森回國，他太有價值了！”“寧可斃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國。”

錢學森沒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繼續著自己的科學研究，一方面堅持斗爭，尋找回國的時機。1955年5月，他從海外華人報紙上看到一則關于中國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報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陳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門城樓檢閱游行隊伍的消息。

錢學森立即給陳叔通寫了一封請求祖國幫助他回國的信，夾在蔣英寫給她在比利時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陳叔通接到信的當天，就把信送交給周恩來總理。當時，中美正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王炳南大使根據總理的指示與美方交涉。開始，美方不承認扣留了任何中國公民，但當王大使拿出錢學森的信時，美方才啞口無言。最后，美國政府只得無奈地允許錢學森回國。

在美國的20年里，錢學森一直保留著中國國籍。他回憶說：“我在美國那么長時間，從來沒想過這一輩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這么說是有根據的。因為在美國，一個人參加工作，總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險公司，以備晚年之后用。我一塊美元也不存，許多人感到奇怪。其實沒什么奇怪的，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

1955年9月，錢學森全家登上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回國。行前，他去向他的老師、世界力學大師、美國超音速之父馮·卡門告別，并把自己的新著《工程控制論》送給了老師。馮·卡門翻看了書后對錢學森說：“你現在在學術上已經超過我了！”

二、“外國人能造，中國同樣能造”

歷經磨難，錢學森回到了祖國。

到達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帶領全家來到天安門廣場。仰望著雄偉的天安門和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他無比激動。

1947年，錢學森曾回國省親，在當時的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學的演講，引起轟動。國民黨政府一再挽留他，但看到當時時局混亂，他毅然謝絕，又回到美國。現在，新中國誕生了，他的強國理想終于可以實現了。

回國后不久，組織上安排錢學森去東北參觀。一路上，他參觀了新建的工廠、水電站、大學、研究所。從新中國成立6年來取得的偉大成就中，錢學森親身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的力量，進一步增強了報國的信念。

參觀期間，錢學森訪問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陳賡大將特意從北京趕到學院接待他。陳賡熱情地對錢學森說：“哈軍工打開大門歡迎錢學森先生”。在參觀到一個小火箭試驗臺前時，陳賡問他：“我們能不能造出火箭、導彈來？”錢學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國人能造，中國同樣能造！”

陳賡聽后哈哈大笑，激動地握著錢學森的手說：“要的就是您這句話！”事后，錢學森才知道，陳賡是帶著國防部長彭德懷的指示，專程就此來請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錢學森經過深思熟慮，向中國科學院提出了組建力學研究所的建議。1個月后，力學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錢學森任所長。在周恩來總理的鼓勵下，他起草了關于《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提出了我國火箭、導彈事業的組織方案、發展計劃和具體措施。錢學森的意見書受到黨中央高度重視。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中央軍委會議，研究決定成立國家航空工業委員會，同時授命錢學森組建我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錢學森歸國一周年時，國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錢學森給剛分配來的156名大學生講授“導彈概論”，開始培養新中國第一批火箭、導彈技術人才。1957年2月，周總理簽署國務院命令，正式任命錢學森為國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長。

期間，錢學森還參加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的制定。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遠大規劃。錢學森擔任了由12名科學家組成的綜合組組長。規劃制定了57項重大研究任務，其中，特別把發展原子能、導彈、電子計算機、半導體、無線電電子學和自動化技術，作為重中之重的最急需項目。這為新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奠定了基礎。

作為新中國國防科技事業的主要創建者之一，錢學森嘔心瀝血，做出了歷史性貢獻。1960年，在他具體領導下，我國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導彈。之后，他又親自主持我國“兩彈結合”的技術攻關和試驗工作，于1966年成功發射了我國第一枚導彈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發射人造衛星的時機已經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間技術研究院首任院長。1970年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新中國終于迎來了航天時代的黎明。

三、“我是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了”

當年，美國司法部逮捕錢學森，說他是共產黨員。美國《紐約時報》后來曾報道說：“在1950年—1955年的5年中，美國政府成為這位科學家的迫害者，將他視為異己的共產黨分子予以逮捕，并試圖改變他的思想，違背他的意愿滯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國。”

1955年9月，在錢學森回國途中，停*菲律賓馬尼拉港口時，有位記者還問他：“你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員？”錢學森答：“共產黨員是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我還沒有資格當一名共產黨員呢！”

錢學森是位愛國的科學家，為了回到祖國而抗爭；錢學森不是共產黨員，卻因為愛國背上了“共產黨”的罪名。但回國后的親身經歷，使他產生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強烈愿望。

1958年初的一個晚上，錢學森來到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家，鄭重提出了入黨要求。1958年10月，在錢學森回國的第3年，力學所黨支部通過了他的入黨要求。1959年1月，經中國科學院黨委批準，錢學森成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同年11月12日轉正。這一天，錢學森激動得徹夜難眠。30年后，他還回憶到：“在建國10周年的時候，我被接納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這個時候我心情非常激動，我是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了！我簡直激動得睡不著覺。”

從此，錢學森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他說：“我在美國是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的，一心想用自己學到的科學技術救國，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國以后，我通過學習才慢慢懂得馬克思主義，懂得點政治，感到科學與政治一定要結合。”

“即便是純技術工作，那也是有明確政治方向的。不然，技術工作就會迷失方向，失去動力。”他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寫道：“我近30年來，一直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并總是試圖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我的工作。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智慧的源泉！”

錢學森十分重視自己的思想建設。他是位大科學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書房里，不僅擺滿了各種現代科學技術書籍，還有許多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文藝理論著作。讓人尊敬的是，書房里還有他認真閱讀過的《像雷鋒那樣做人》和《雷鋒辭典》等書籍，他把雷鋒的思想和行為從行為科學的高度，進行認真的概括和總結，力圖提煉出帶有規律性的一般原則。

錢學森一生獲得無數榮譽，但他最看重的是能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1991年10月1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授予錢學森“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和“一級英雄模范獎章”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楊尚昆親自為他頒獎。但錢學森在講話中卻說：“今天我不是很激動，”他說，“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寫的《史來賀傳》的序。在這個序里他說中央組織部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這五個人作為解放4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我心情激動極了，我現在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

四、“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

錢學森說：“我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如果人民最后對我的工作滿意的話，那才是最高獎賞。”

在創建力學所期間，他按照技術科學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個專業學科組，并積極倡導學術民主，在科學研究面前不論資歷深淺，彼此平等。他在中國科技大學創辦了近代力學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給學生講課時，他發現許多工農子弟因為經濟困難，買不起計算尺等學習用具，就把自己剛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論》一書的稿酬，毫不遲疑地捐給系里，資助貧困學生購買學習用具。

作為我國國防科技事業的主要技術領導者，他不僅擔負著技術抓總的重任，而且經常身臨一線進行具體指導。在進行“兩彈結合”的導彈核武器發射試驗期間，為了確保人民的安全萬無一失，他竭盡心力。導彈上的元器件成千上萬，任何一個零件出現故障，都可能影響導彈的安全和可*。他就以表格的方式，把各種可能存在的問題一一列出來，詳細到晶體管、電位器、電容器、開關插座、螺釘螺帽等。這對需要思考諸多大事的技術統帥來說，是何其可貴。

許多了解錢學森的人都說，他是大科學家，但心里始終裝著人民。20世紀60年代，是我國國防科技事業發展的關鍵時期，而這時也是我國遭受三年自然災害，全國人民生活十分困難的時期。為了保證科技專家的正常工作，黨和國家想盡辦法給以照顧。聶榮臻元帥特意送去一些豬肉，交待給錢學森補充營養。有一天，炊事員看見錢學森太勞累，就為他做了一碗紅燒肉。平時和顏悅色的錢學森，一下子把臉沉了下來，批評工作人員道：“你們知道不知道，現在全國人民都生活困難，連毛主席、周總理都不吃肉了，你們居然給我做紅燒肉，黨性到哪里去了！”不僅如此，錢學森又把自己剛出版的兩部科學巨著的稿費作為黨費上交。他說，我要和全國人民共渡難關。

在領導國防科技工作期間，錢學森經常深入地處沙漠戈壁的試驗基地。那里自然條件的惡劣，人民生活的艱辛，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領導崗位后，他還牽掛著生活在那塊土地上的人們，思索著如何用科學改變那里的環境。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發展沙產業的思想。他說：“我國沙漠和戈壁大約16億畝，和農田面積一樣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長。”“沙漠和戈壁的潛力遠遠沒有發揮出來。”“沙產業就是在?不毛之地?搞農業生產，而且是大農業生產。這可以說是又一項?尖端技術?！”他還把自己獲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獎100萬港元，捐給了促進沙產業發展基金會。

錢學森現已94歲高齡，依然關心著國家的長遠發展，思考著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今年3月29日，他在解放軍總醫院的病房里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作了一次長談。他說：“今天找你們來，想和你們說說我近來思考的一個問題，即人才培養問題。我想說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養問題，而是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問題。”他從美國的大學教育談到他的老師馮·卡門的教育方法，從自己從事科學研究的體會談到中國許多著名科學家的成長經歷，從“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談到我國今后的長遠發展。他寓意深長地說：我們一定要“培養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回國以后，我覺得國家對我很重視，但是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更多的錢學森，國家才會有大發展。”“我今年已90多歲了，想到中國長遠發展的事情，憂慮的就是這一點。”

這就是錢學森——一位人民科學家的忠誠。

姚桐斌

著名科學家姚桐斌是“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中最早被毛澤東的紅衛兵打死的，是年僅46歲。他和趙九章被批斗致死后，周恩來總理要軍管會開列出了一份《重要科學家保護名單》，名單報上去后，總理說：“名單上的每個人，你們要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出了問題我找你們!”所以，錢學森每每憶及此事，都情不自禁地說：“?文革?中，如果沒有周總理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這段談話引自國防科工委的《雙星輝映 伉儷情深——錢學森和夫人的故事 》）

姚桐斌是中國極其優秀的一位火箭材料及工藝技術專家。他是江蘇無錫人，１９４５年畢業于當時遷移貴州的交通大學，１９４７年考取公費留學去了英國。他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用了三年時間，取得博士學位，一年后又獲得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之后，他開始在英國倫敦大學從事研究和講學工作。

１９５７年底，姚桐斌懷著報效祖國的雄心回到祖國。聶榮臻得知后，通過國務院專家局點名要他到彈道火箭研究院工作，他欣然同意。１９５８年１月，他應調去了一個僅有１２名青年科技人員和除了幾張辦公桌椅什么都沒有的航天材料研究組。

１９５８年底，姚桐斌所在的材料研究組擴建為航天材料研究室，他出任研究室主任。１９６０年，航天研究室擴建為航天材料研究所，姚桐斌出任所長。在他的領導策劃下，從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４年，所內共開展研究課題５００余項，其中半數為預先研究課題。這些課題的成果，有的很快就在當時研制的運載火箭型號研究中得到應用；許多成果還填補了我國的空白，居國內技術領先地位；其它的一些成果，有的轉化為民品，為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然而，這樣一位杰出的并忠誠于自己國家的科學家，最終卻未能逃脫政治的漩渦。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研究所便一片混亂，科研工作隨之陷入無政府狀態。姚桐斌對此深感痛心，卻又無可奈何，便自己每天堅持上班，風雨無阻。他對部屬們說：“等文化大革命過了以后，我們再大干一場！”

可還沒等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災難便首先降落在他的頭上

那是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這天，由于第七機械工業部兩派群眾組織連日不斷地發生沖突，許多人都不上班了，也不敢上班了。身為所長的姚桐斌出于對工作的負責，照樣頂著武斗的危險堅持上班。中午下班時間到了，有人聽說他家附近形勢緊張，勸他留在辦公室。可他家里還有幾歲的女兒，他放心不下，還是回了家。

回家后的姚桐斌剛剛拿起碗筷，還未來得及吃上一口飯，幾個氣勢洶洶的“左派”人物便沖進家門，架著他就往樓口推。隨之幾個戴紅袖章的人也沖上來，一邊扔掉他的眼鏡，一邊扇他的耳光，還一邊惡狠狠地罵：“打死你這個反動權威！”

姚桐斌被打得滿臉是血，一個家伙又朝他陰部猛踢一腳，接著，又有兩個家伙舉起鐵棍向他頭部猛烈擊去。他頓時鮮血直涌，倒在了地上。

由于姚桐斌頭部幾處遭到鐵棍的重擊，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３時，他終于停止呼吸，慘死家中。

王淦昌

王淦昌先生是一代物理學宗師、我國核物理學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兩彈一星”受獎的功勛科學家。1930年他由清華大學考取留學研究生，到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導師是著名女物理學家邁特內。

他到柏林不久，在柏林大學的一次物理研討會上，著名科學家科斯特斯在報告中指出，玻特和他的學生貝克用放射性釙的α－粒子撞擊鈹核，發現了貫穿力很強的輻射，認為這是α－輻射。

王淦昌對此提出懷疑，兩次建議導師邁特內改用云霧室實驗后再作結論。但是這位來自貧窮落后的中國、只有23歲的“小不拉子，人家不理會”（王淦昌語）。

1932年2月，英國劍橋大學物理學家查德威克，采用云霧室和不同計數器進行了實驗，證明這種貫穿輻射是中性粒子流，從而發現了中子，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中子的發現，是研制原子彈、氫彈的關鍵一步，是近代物理史上一座里程碑。邁特內由于沒有理會王淦昌的建議，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追悔莫及。

1933年12月，王淦昌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論文的寫作和答辯，獲得博士學位，王淦昌準備回國。德國科學家勸他：“德國有世界最先進的物理實驗室，大師輩出，像你這樣年輕有為，留在德國一定能大展宏圖。回到中國，哪里有你的研究基地呢？”王淦昌卻說：“我是中國人，來德國求學，為的是報效祖國。”于是，他毅然回到了災難深重的祖國，來到當時設在青島的山東大學任教。

周光召

周光召院士1929年5月生于湖南省長沙市，1951年畢業于清華大學。1987年至1997年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科技領導小組成員。周光召教授先后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執行主席，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紀中方委員，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科技促進會副會長，海峽兩岸人才交流協會名譽主席，國際粒子和場學會委員，國際純粹和應用物理學會副主席，太平洋科學協會主席兼理事會主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委員會委員；被聘兼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2000年亞洲基金會名譽顧問，中國科學院特邀顧問等職。

周光召教授在理論物理的各主要領域都有過杰出的創造性成果，使他在國際物理學界享有盛譽。因其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的研制成功作出了重大貢獻，于1964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因在量子場論的研究中有重大突破，1987年年獲中國科學院重大科技成果獎一等獎。周光召教授還被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四所世界知名大學授予榮譽博士；1993年被意大利政府授予“意大利共和國爵士勛章”,1994年被香港求是科技基金會授予“中國杰出科學家”獎，1996年經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審議通過，將國際編號為3462號的小行星命名為“周光召星”。他目前是美國科學院、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科學院、第三世界科學院、捷克科學院、保加利亞科學院、蒙古科學院、法語區工程師科學院、羅馬尼亞科學院、韓國翰林院等11個國家和地區的科學院院士，是目前中國擔任外籍院士頭銜最多者。

第二篇：“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

三位非正常死亡的“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 | 王丹紅專欄

饒毅 · 1 小時前

題圖：三位“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從左到右依次為趙九章、郭永懷、姚桐斌

作者按：

民族和個人的悲劇不是用來寫詩的。

1968年6月-12月，半年內，為中國現代科學技術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三位功勛科學家相繼非正常死亡，帶給家人無盡的災難和傷痛！這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悲劇中令人扼腕嘆息的一幕，他們和他們的家人所遭受的，都不應該被忘記！

撰文 | 王丹紅 責編 | 李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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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最近我在寫“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郭永懷夫人李佩百年人生系列文章，查閱相關資料時，發現不少公開的報道中對郭永懷先生的介紹有一個事實錯誤。比如，2012年4月14日，中央電視臺“大家”欄目《“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力學大師郭永懷》，有一句解說詞：

“（他）1999年被授予“兩彈一星榮譽勛章，是該群體中唯一一位獲得‘烈士’稱號的科學家”。

另外，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創的音樂劇《愛在天際》，也說： “兩彈一星功勛、空氣動力學大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物理系首任系主任、唯一授予烈士稱號的科學家郭永懷??”

郭永懷是最早被追認為烈士的。1968年10月，郭永懷（1909年4月14日—1968年12月5日）赴西北參與我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準備，試驗準備完成后于12月5日晨乘飛機返回北京，因飛機失事犧牲；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授予郭永懷烈士稱號。

但是，郭永懷“犧牲”的悲劇究竟是怎么發生的，我曾經在《知識分子》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獨家解密 | 48年前“兩彈一星元勛”飛機失事前后》），作了盡可能的考察。

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在“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中，郭永懷并不是唯一的烈士。另外一位“烈士”很少被人提及，而且他的“烈士”稱號來之不易。

?“兩彈一星”勛章。來源：百度百科

1999年9月1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朱镕基總理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關于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并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章”的決定。在23位受勛科學家中，有七位科學家是追授，其中兩位烈士，除了郭永懷，還有一位是姚桐斌。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是我國導彈和航天材料與工藝技術事業的專家、創建者和領導人，1968年6月8日在北京家中被暴徒打死。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為姚桐斌頒發《革命烈士證書》，在證書旁一欄詳細寫道：“1968年6月8日無辜遭壞人毒打，不幸犧牲。”

?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證明書（資料圖）

在追授的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中，還有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學家趙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趙九章是大氣科學家、地球物理學家和究竟物理學家，中國動力學氣象創始人、東方紅1號衛星總設計師，1968年10月26日深夜，在中關村的家中服安眠藥自盡。

三位功勛科學家猶如昨日星辰，他們是犧牲者，我們應該銘記，同時不要忘了追問一句，發生這些悲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們也是受難者，這是我們不應該遺忘的。

2.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證書》

2003年3月20日，一個星期四的傍晚，在清華大學蒙民偉樓演講廳，我聆聽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姚桐斌夫人彭潔清的演講“航天情——我永遠眷戀的桐斌”。

故事從那個從天而降的災難時刻開始。1968年6月8日，如平常每個星期六的下午，彭潔清從北京西郊外國語學院乘坐公共汽車回到了位于南郊的家，翹首期待著每周一次的家庭團聚：已經下午5點過了，丈夫應該回家了吧、女兒們正圍著爸爸嘰嘰喳喳??

?姚桐斌一家合影（資料圖）

當她興沖沖上登上三樓家門口時，門忽地打開了，保姆哭泣著說：“姚所長??被人打死了。”

三個驚恐的女兒跑出來抱著媽媽哭成一團，她看見了直挺挺躺在客廳沙發上的丈夫：白襯衫上血跡斑斑、灰色褲子上是污血和泥土、臉上青一塊、紫一塊?? 保姆講述了事情發生的經過。6月8日，第七機械工業部兩個對立的派性組織發生萬人大武斗，姚桐斌仍然照樣去上班，中午回家午飯，剛拿起碗筷，“無產階段革命派”的暴徒就踢開門沖進家中，當著三個孩子的面，架起他就往樓下推，一面推一面拳打腳踢，到了大門口，幾個頭戴鋼盔佩戴紅袖章的同伙上來，打他的耳光、踩著他的眼鏡罵道“打死你這個反動學術權威！” 一個家伙歇斯底里地嗥叫著狠狠踢他的下身，兩個暴徒舉起手中的鋼棍向他的頭部猛擊??鄰居將昏迷不省的他抬上樓，放到客廳沙發上，下午3時左右，他慘死家中！姚桐斌1922年出生在江蘇省無錫黃土塘鎮，童年時靠父兄小本生意的收入支持上完小學，由于小學畢業成績優異，校長說服其父同意他上中學，1933年，他成為黃土塘第一名中學生。1941年，他考入當時遷入貴州的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1945年8月，他以總評成績全校第一大學畢業，任國民政府經濟部礦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46年10月，他考取了抗戰勝利后第一次政府組織的公費留學考試，1947年10月入英國伯明翰大學工業冶金系攻讀研究生，1951年獲工學博士學位，之后在倫敦帝國學院礦校冶金系深造并兼任實習指導員，獲帝國學院文憑。在英國留學期間，他組織并參加了左傾的“中國科學者協會英國分會”和“中國留英學生總會”，擔任過留英學生總會主席等職務。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到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宣傳新中國的蒸蒸日上。

姚桐斌的妹妹姚素珠在紀念文章《兩彈一星功臣我的二哥——姚桐斌》中寫道： 我至今仍珍藏著一封他1951年底在瑞士一個山城旅店寫給家里的信。二哥在信中流露了對家里情況的掛牽：“母親的贍養，涌弟的休養，珠妹的升學，都是我戚戚于心的，我常因不能分擔家庭的責任，不能安慰老年的母親及幫助弟妹而夢魂不安?? 在國外，也正需要適當的人去做很多重要的工作，我決定接受此項使命。以后我的工作也許同我的本行稍為脫離，但只要我對祖國一樣有貢獻，或甚至能完成更為迫促的任務，我想我的心里是會永遠感到快樂的。”多年之后我們才知道，他當時的使命是多么重要。

姚桐斌的行為引起了英國政府的注意，指控他“破壞皇家法律”、“進行顛覆”，吊銷他的護照，宣布他為不受歡迎的人并限期離開英國。1953年，在我國駐外使館的指示下，他轉移到西德亞亨工業大學，在鑄造學教授依·皮沃斯基領導的研究所工作，同時繼續為黨工作，1956年9月，他在瑞士伯爾尼中國駐瑞士使館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彭潔清1947年在南京一所教會學校高中畢業后，赴美國上大學，大學畢業后曾在信托投資銀行和“美國之音”工作。兩人相識于一次留學生歡慶春節晚會。“那個晚上，桐斌再也沒有請別的女生跳舞，我們一直共舞到曲終人散??人生的結合真是奇幻！我們萍水相逢一見鐘情，互吐衷腸，很快結為連理。我以為我們會白頭偕老，卻沒想到他正值成年卻被撒旦奪走了生命！” 往事歷歷在目，彭潔清已無力悲痛。

1957年9月，夫婦兩人回國。1958年春節，聶榮臻元帥指名要姚桐斌到剛成立的導彈研究院工作，負責籌建我國第一個航天材料工藝技術研究所。研究所在南郊成立后，改名為第七機械工業部七O三所，姚桐斌被任命為所長，他們的家也安置在南郊。

“我們家有一間客廳、一間書房、三間臥室，再加浴室和廚房。我們的家具都是公家提供的，客廳里的沙發、地毯、茶幾、電話?..衛生間還有浴缸，令我十分滿意。” 彭潔清回憶道。

1958年秋天，彭潔清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外文系教授英文。不久后，他們的大女兒在協和醫院出生，因產后身體不好，她申請留職停薪在家休養。1963年，她調到位于西郊的外交學院分院工作，兩個小女兒相繼出生。1968年丈夫猝然離世，彭潔清痛不欲生！但為了三個年幼的孩子，她發誓要頑強活下去：“殺夫之仇，不共戴天！蒼天作證，我一定為我的丈夫昭雪！我一定要為他報仇！” 她歷盡千難萬險千辛萬苦，撫育三個女兒，并教她們英文；同時，百折不撓地為丈夫調查申訴！

周恩來總理在姚桐斌被害之時就命令某“無產階級革命派”頭頭必須交出兇手：“姚桐斌是我從海外要回來的專家，國家需要這樣的專家，現在被打死了，連兇手都找不到，我限期你們把兇手找出來，否則唯你們是問！”盡管如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的1979年4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才以行兇致死人命罪，分別將兩名持鋼棒打死姚桐斌的暴徒判刑15年和12年！

經中央批準，姚桐斌追悼會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八寶山舉行，這一天也是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召開的日子；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為姚桐斌頒發了《革命烈士》。

拿到《革命烈士》證書的彭潔清立刻復印了幾份，給每個孩子一張，她說要“立此存照！”

從1983年春開始，在美國大學時代同學的幫助下，彭潔清先后將三位女兒送到美國留學。如今，三個女兒均在海外成家立業，她卻一直定居北京，朋友問：為什么古稀之年不享清福，每年都往返奔波？

她說：“我從未感到孤寂，桐斌的愛一直充滿我的心，令我享受一生。只要我在世一天，就要宣傳桐斌：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一位熾熱的愛國者，一位為我國航天事業獻出一生的科學家，我為他驕傲！桐斌魂系中華，我是如此地愛他戀他想他，我怎么離開他！我愿追隨他，直到永遠！”

3.趙九章：不知遺體在哪里火化

1956年，中國科學院在中關村科源小區為高級科學家們新建了三幢特級住宅樓，郭永懷家住13樓，趙九章家住15樓，兩家毗鄰而居。1968年10月26日深夜，趙九章在中關村家中服安眠藥自殺！蔡恒勝在《我樓上的趙九章伯伯》一文中寫道：

“我家住在（北京中關村）15樓211號，樓上是王淦昌伯伯，他家對面312號住的是趙九章家。1968年10月的一個夜晚，趙九章伯伯在飽嘗了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無休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地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憤然離世。他沒有任何囑托、任何遺書，甚至連只言片語也沒有留下。面對現實，他的希望破滅了！或許肉體的折磨與精神上的侮辱還都可以忍受，但如果無法再從事他所熱愛的事業時，生命就毫無意義了，他被迫走向絕路，只能用死來維護自己的人格和尊嚴！”

1907年10月15日，趙九章出生于河南開封一個中醫世家，幼年就讀于私塾，預備從事文學，在1919年“五四運動”影響下，他立志學科學救國。1922年9月，他以第一名成績考入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后因家境日下，遠赴杭州投奔姑媽家繼續學業，1925年考進浙江工業專門學校電機系，他在學校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因參加學生運動被捕入獄，當時，在國民黨政府中位高權重的姨夫戴季陶將他保釋出來，之后，他曾做過戴季陶的機要秘書，這段經歷成為了他“文革”中的罪證。

1929年，22歲的趙九章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他在浙江參加學生運動時認識的女友吳岫霞也離開了上海青年會，到北京師范大學女中讀書。?1965年趙九章、吳岫霞夫婦在頤和園觀賞玉蘭。來源：中國兩彈一星歷史研究會網站

“爸媽結婚前幾年，是他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女兒趙燕曾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在清華，爸爸同學們的聚會郊游、媽媽是當然的來賓，胸前別著一個小條：‘趙來賓’，媽媽每次說到這里，就咯咯地笑??媽媽年輕時性格活潑調皮，又愛玩，她說爸爸常管她念書，有時把她關在屋里，要她復習功課，媽說，有一次爸爸幫她在兩個鐘頭里復習完了全部三角。”

1933年，趙九章大學畢業，留在清華當助教，吳岫霞也高中畢業，兩人結婚，一年后女兒出生，“媽說，那時爸爸一個月90塊錢，養家足足有余，還能請一位保姆幫助家務。”

1935年，通過庚款考試后，趙九章將妻女送回浙江老家，自己和蔣介石之養子蔣緯國（生父戴季陶）同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氣象專業，這后來也成為他“文革”中的罪名之一。

1938年獲得博士學位后，趙九章回西南聯大任教；1944年春天，經竺可楨教授推薦，他帶著家人從昆明來到重慶，主持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工作，繼竺可楨后承擔起我國現代氣象學奠基工作，趙燕曾在回憶文章中說，“從此，父親就把他的生命獻給了這個所”；1946年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遷往南京北極閣，解放戰爭時，氣象所奉命遷往臺灣，趙九章和所內科學家們選擇留下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新中國成立之初，趙九章促進組建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他于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7年10月4日，蘇聯科學家成功發射第一枚人造地球衛星——“旅行伴侶號”，這是人類邁向外層空間的新紀元；11月2日，蘇聯又發射了第二顆人造地球衛星，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回國之后不久就發動“超英趕美”的大躍進；1958年1月，美國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中國科學界深受鼓舞，錢學森、趙九章、陸元九等科學家也積極倡導中國也要研制人造衛星。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發表講話：“我們也要搞一點人造衛星。”

1958年10月，作為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主要技術負責人，趙九章提出“中國發展人造衛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建議。1964年，我國地對地導彈、原子彈先后炸響；1965年初，趙九章向周恩來總理遞交了一份關于盡快規劃中國人造衛星問題的建議書，與此同時，錢學森也寫了一份重新上馬人造衛星的建議書。

1965年9月，趙九章出任中國科學院衛星設計院院長，全面組織實施中國衛星研制工作、制訂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總體方案！但他永遠望不到天空中的那顆中國星！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發，他被造反派趕出了辦公室，之后是無休止的批判、批斗、游街、勞動！“在媽媽的世界里，爸爸是棟梁，我們的家是她溫暖的窩。”趙燕曾寫道，“爸爸離去，棟梁折，大廈傾，媽媽的世界破碎了。我們那個溫暖的家，破碎了??笑容從她臉上消失，她一下子老了十歲，看了令人心碎??爸爸去世，我們連哭的權利都沒有！”

“經過漫長痛苦的十年，受盡煎熬的媽媽，看見報上一個個人平反昭雪，爸爸的事還杳無音信，她受不了這焦急的等待，連續幾晝夜不能入睡，情緒急躁，不住說話，眼睛發直，我們帶她去看病，醫生診斷為反應性精神病??” 至今，趙九章的女兒不知父親的遺體在哪里火化、灰燼不知飄向何方??

4.郭永懷女兒：“寫寫我爸爸吧！”

1996年夏，45歲的郭芹在北京病重，好友邊東子最后一次前去看望她——他在后來的文章中記錄下當時的情景：“她用一雙誠懇的眼光望著我說：‘寫寫我爸爸吧！’”

1968年10月，郭永懷從北京啟程去西北基地。就在此前的9月20日，他年僅17歲的獨生女郭芹，和她的同學們乘坐知青專列，到內蒙古農區當知識青年了；而且，他也知道，妻子李佩已進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牛棚”。

談慶明1956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他和郭永懷、李佩一家相識相知六十年。

他回憶說：“1968年10月，郭先生到基地后，打長途電話給他在力學所的秘書，詢問李佩先生的處境，秘書回答不知道。所以，郭先生在試驗完成后，等不及和其他幾位副院長一起乘坐大飛機回北京，而是急急忙忙坐了小飛機回北京的家，他心急如焚地要早點見到李先生！”

當年12月4日，李佩在單位接到電話，“（老郭）告訴我第二天就回北京，要我不著急。第二天，我就一直在家里等，可不見他回來，我想他可能是臨時改變計劃了吧，來不及告訴我。兩天后，家里突然來了20多個人，我就知道出事了！” 多年后，李佩仍然不相信這是一次意外的飛機事故：“那天清晨，北京天氣很好，怎么會出事故呢？”我曾經問她：“您怎么知道當天的天氣很好？”她說：“因為老郭前一天在電話里告訴電我第二天早晨飛機到北京，所以，我特別注意當天的天氣。”

出事當天，郭芹還在內蒙古農村，她對此有不同的記憶。錢學森傳記——《蠶絲》（Thread of the Silkworm）1995年在美國由Basic Books出版社出版，華裔作者張純如在寫作過程中曾在美國采訪郭芹，郭芹回憶父親遇難的情形時說：“那是一個雨天，缺乏經驗的駕駛員錯誤理解了導航員的指令，飛機撞到跑道上失火燃燒??”

郭芹的記憶與她媽媽的不同。所以這至今仍是一筆糊涂賬！1968年12月5日是農歷十月十六，滿月，天氣記錄顯示北京為晴天。飛機失事應該不是天氣的原因。去機場接郭永懷的司機邵春貴是事發當日在現場辨認出郭永懷的人，也是他后來到北京電報大樓發電報通知郭芹。但是當天李佩問他郭先生回來沒有，他無法告知實情。在鳳凰衛視2010年12月15日播放專題節目《我的中國心》中，邵春貴在接受采訪時說：

“郭先生去世時她（李佩）還是挺激動的，挺難過的，一直是我拉著給跑（民航局詢問失事原因），那時跑了好長時間，李佩當然也挺難過，哭過多少次，很難過的。”

但是，李佩至今不知道丈夫飛機失事的細節。2010年12月，92歲的她在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說：“但是對于這個飛機失事的事情，到底是為什么失事，現在誰也鬧不清楚，因為我就問了這民航局的局長，他也說不出來到底是為什么，是因為飛機故障，還是因為這個飛機駕駛員的問題。可是這次事情之后，周總理就給了他們民航局一個指示，讓他們一定要培訓駕駛員。”

郭永懷被追認為烈士，按規定烈士家屬可享受優待。當有關方面問李佩和郭芹是否需要照顧，與彭潔清不一樣，李佩當時拒絕任何照顧。結果是：她仍然回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牛棚，并在1970年，隨科大南遷到了合肥，一直到1976年才回到北京。郭芹也回到了她插隊的農村。

多年后我問李佩為什么不將17歲的郭芹留在北京，她說；“我們不需要同情。”然而，如此堅強和自尊的李佩幾年后在合肥被審查期間還曾服安眠藥自殺，幸好被搶救了過來。

1971年，郭芹從農村病退回北京，李佩卻遠在合肥繼續接受審查，孤苦伶仃的她想到了父母的摯友錢學森和夫人蔣英，并拜訪了錢家。然而，這次拜訪令她深受打擊。張純如書中描述了當時的情形：當郭芹走進錢學森家時，穿著藍色軍隊制服的蔣英，用一種藐視、甚至是憤憤不平的表情看著她，錢學森也批評了她的家庭，“從你母親的口中獲得信息就像擠牙膏一樣，擠一點說一點。”如果在郭芹在爸爸犧牲的時候得到應有的照顧，她也許不會如此敏感和因未能得到自己期望的幫助而感到失望。

李佩后來告訴我：“1996年春，蔣英來到我家，想問郭芹為什么要在張純如的書中那樣描述那次會見，但因為看見郭芹已經病很重了，就沒有問了。” 郭永懷飛機失事犧牲后，周恩來總理下令徹查這一事故，并責成《人民日報》盡快向國內外發布郭永懷飛機失事的消息，以免外界又認為他是被迫害身亡的。《人民日報》當即在12月13日發布了這一不幸消息。12月25日，在郭永懷追悼會上中央人民政府追認為他為“革命烈士”。

盡管周總理考慮得如此周到，沒人會料到的是，當時在力學所懷柔試驗基地接受審查的力學家林鴻蓀（1925年10月25日——1968年12月15日），從同事那里知道報紙上郭永懷去世的消息，他當即感到——“最了解他的人走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也不存在了，他再沒有希望了”。就在第二天早晨，人們發現林鴻蓀漂浮在懷柔基地的小湖湖面上。他年僅43歲。

林鴻蓀是化學流體力學家，1960年代在研究液氫液氧火箭發動機總體方案、燃燒、傳熱、低溫技術和地面試車技術，以及在組織領導研制低空導彈技術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文革”中，林鴻蓀、楊友鸞夫婦曾搬到李佩家住。林鴻蓀逝世后，李佩還盡力安慰幫助住在家中的楊友鸞。

2002年，在清華大學辦公室，86歲的林家翹先生回憶起他當時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看到郭永懷去世消息的悲傷時刻：“當時我好震驚，好心痛啊！”林家翹、梁守瀛夫婦1972年回北京時首先要求見到李佩，這樣一直在接受審查的李佩，才第一次被允許從合肥回到北京。

5.結束語

1999年9月18日，彭潔清、李佩等應邀到人民大會堂參加表彰大會，江澤民主席親自為“兩彈一星”獲得者佩帶獎章。

三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學家獲得“正名”，他們的名字從此被鐫刻進這個國家的歷史。

今天我寫文章來紀念他們，不僅是為了讓后人了解他們的功勛，而是為了讓后人不遺忘他們的死因。紀念，不一定歌頌，沒有比事實真相更能讓人們銘記與反思。弗朗茨·卡夫卡有一句話可以時時讓人們警醒：邪惡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惡（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參考文獻略

第三篇：中國兩彈一星科學家

中國兩彈一星科學家

錢三強(1913-1992)

浙江省湖州市人，1913年生，男，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193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后赴法國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和法蘭西學院原子核化學實驗室從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獲博士學位，1946年獲法國科學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學獎金。1948年回國

錢驥(1917-1983)

江蘇省金壇縣人，1917年生，男，空間技術和空間物理專家。

1943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師范學院。1949年后，歷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二部衛星設計院業務負責人。

姚桐斌(1922-1968)

江蘇省無錫市人，1922年生，男，冶金學和航天材料專家。

1945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1947年赴英國伯明翰大學工業冶金系留學，1951年獲博士學位，1954年赴聯邦德國亞亨工業大學冶金系鑄造研究室任研究員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國后，歷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員、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長。1968年被文革造反派毒打致死。

趙九章(1907-1968)

浙江省吳興縣人，1907年生，男，地球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1933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35年赴德國攻讀氣象學專業，1938年獲博士學位，同年回國。歷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所所長、衛星設計院院長，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和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理事長。1968年被文革暴徒殘害之后自殺身亡。

鄧稼先(1924-1986)

安徽省懷寧縣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1945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學任教。1948年10月縛美國普渡大學物理系留學，1950年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

王淦昌(1907-1998)

江蘇省常熟縣人，1907年生，男，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1929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30年赴德國柏林大學留學，193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

彭桓武(1915-)

湖北省麻城市人，1915年生，男，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1935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1938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從事固體物理、量子場論等理論研究,獲哲學博士和科學博士學位。1945年與N·玻恩共同獲得英國愛丁堡皇家學會的麥克杜加耳——布列茲班獎。1948年被選為皇家愛爾蘭科學院院士。1947年回國，程開甲(1918-)

江蘇省吳江市人，1918年生，男，核武器技術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1941年畢業于浙江大學物理系，1946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工作，1948年獲博士學位后任英國皇家化學工業研究所研究員。1950年回國兩彈一星元勛科學家是愛國海歸，有無毛澤東中國都會有兩彈一星！

黃緯祿(1916-)

安徽省蕪湖市人，1916年生，男，火箭技術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1947年畢業于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獲碩士學位。回國后，歷任“東風一號”副總設計師兼控制系統總設計師、“東風二號”副總設計師、“東風三號”副總設計師、潛地固體戰略導彈及陸基機動固體戰略導彈總設計師，航天部總工程師、航天工業總公司高級技術顧問。

屠守鍔(1917-)

浙江省湖州市人，1917年生，男，火箭技術和結構強度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1940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1941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留學，獲碩士學位。1945年回國

錢學森(1911-2009)

浙江省杭州市人，1911年生，男，空氣動力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1934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1935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翌年獲碩士學位，后入加州理工學院，1939年獲航空、數學博士學位后留校任教并從事應用力學和火箭導彈研究。1955年回國

周光召(1929-)

周光召院士1929年5月生于湖南省長沙市，1951年畢業于清華大學。1987年至1997年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科技領導小組成員

楊嘉墀(1919-)

江蘇省吳江縣人，1919年生，男，衛星和自動控制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1941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1947年赴美國哈佛大學應用物理系留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56年回國

陳能寬(1923-)

湖南省慈利縣人，1923年生，男，金屬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1946年唐山交通大學礦冶系畢業。1947年赴美國留學，1949年獲碩士學位，1950年獲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學位。曾任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研究員。1955年回國

陳芳允(1916-)

浙江省臺州市人，1916年生，男，無線電電子學、空間系統工程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1938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45年在英國COSSOR無線電廠研究室工作，解放前夕回國。

吳自良(1917-)

浙江省浦江縣人，1917年生，男，物理冶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1937年畢業于天津北洋大學工學院航空工程系，后在云南壘允中央飛機廠、昆明中央機器廠任設計師、工程師。1943年赴美國匹茲堡卡內基理工學院冶金系學習獲理學博士學位，后任該校金屬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員，1949年任錫臘丘斯大學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師。1950年底回國

任新民(1915-)

安徽省寧國縣人，1915年生，男，航天技術和火箭發動機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1940年重慶兵工學校大學部畢業。1945年赴美國密歇根大學研究院留學，獲機械工程碩士和工程力學博士學位。1949年8月回國

孫家棟(1929-)

遼寧省復縣人，1929年生，男，運載火箭與衛星技術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1958年畢業于蘇聯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獲金制獎章，同年回國。

朱光亞(1924-)

湖北省武漢市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1945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1946年赴美國密執安大學從事實驗核物理研究工作，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后于1950年春回國

王希季(1921-)

云南省大理市人，1921年生，男，衛星和衛星返回技術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1942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機械工程系。1948年赴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學院研究院留學，獲碩士學位。1950年回國

王大珩(1915-)

江蘇省吳縣市人，1915年生，男，光學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193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38年赴英留學，攻讀應用光學專業，獲碩士學位。1942年被英國伯明翰昌斯公司聘為助理研究員。1948年回國

于敏(1926-)

河北省寧河縣人，1926年生，男，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1949年在北京大學物理系攻讀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從事核理論研究工作

郭永懷(1909-1968)

山東省榮成市人，1909年生，男，空氣動力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1935年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1940年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應用數學系留學并獲碩士學位。1941年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理工學院研究可壓縮流體力學，1945年獲博士學位后留校任研究員，1946年起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國

第四篇：科學家故事

牛頓三軼事

懷表成了雞蛋

牛頓從事科學研究時非常專心，時常忘卻生活中的小事。有一次，給牛頓做飯的老太太有事要出去，就把雞蛋放在桌子上說：“先生！我出去買東西，請您自己煮個雞蛋吃吧，水已經在燒了！”正在聚精會神地計算的牛頓，頭也不抬地“嗯”了一聲。老保姆回來以后問牛頓煮了雞蛋沒有，牛頓頭也沒抬地說：“煮了！”老太太掀開鍋蓋一看，驚呆了：鍋里居然煮了一塊懷表，雞蛋卻還在原地放著。原來牛頓忙于計算，胡亂把懷表扔到了鍋里。

吹肥皂泡的瘋老頭

牛頓搬進一幢新樓以后，開始研究光線在薄面上是怎樣反射的。他每天都在讀書、思考。早上起床穿衣服，突然想到了研究中的問題，他就像被定身法定住了一樣，呆住了，然后開始實驗或工作，所以他時常穿錯了襪子或者在夏天穿上秋天的衣服。“太陽光是最好的光源，肥皂泡是最理想的薄面，太陽光照到上面，它為什么會變得五顏六色呢？” 牛頓的腦子里翻江倒海了。他提著一桶肥皂水走到院子里，吹起了肥皂泡。你看，他那兩只眼睛直盯著飄來飄去的肥皂泡，一個泡破了，接著又吹一個，從太陽一出來他就吹，一吹就是幾個小時。鄰居家的小孩子從樓窗上伸出頭來，沖他叫：“瘋老頭！你一只腳沒穿襪子！”鄰居家的老太太搖著頭：“老小，老小，老了倒成了孩子！”后來人們知道了這瘋老頭就是英國皇家學會的研究員，他吹肥皂泡是在研究學問，不禁對他肅然起敬了。

實驗室的酒肉

牛頓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實驗室。他很少在兩三點鐘以前睡覺，有時整天整夜守在實驗室里。為他做飯的保姆只好把飯菜放在外間屋的桌子上。有一次，牛頓的一位朋友來看他，在實驗室外面等了他好久，肚子餓了就獨自把桌上的烤雞吃了，不辭而別。過了好長時間，牛頓的實驗告一段落，他才覺出肚子咕咕在叫，趕快跑出來吃雞。他看到盤子里啃剩下的雞骨頭，居然對助手說：“哈哈，我還以為我還沒吃飯哩，原來已經吃過了呀！” 還有一回，一個好朋友請牛頓吃飯，一邊吃飯一邊議論科學問題。飯吃到一半的時候，牛頓站起來說：“對了，還有好酒呢，我去取來咱們一起喝。”說完就向實驗室跑去，一去就不回來了。朋友追過去一看，牛頓又擺弄上他的實驗了。原來牛頓在取酒的路上忽然想出了一個新的實驗方法，居然將取酒的事忘得一干二凈了。

牛頓的這種軼事豈止三件，它說明，牛頓酷愛科學，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科學。正是因為牛頓有這種為科學獻身的奮斗精神，他才能總結出牛頓三定律，對人類的進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牛頓病逝以后，英國政府在他的墓碑上鐫刻了墓志銘，最后一段是：讓人類歡呼/曾經存在過這樣偉大的/一位人類之光。有道是： “自然和自然規律隱藏在黑暗中，上帝說，讓牛頓來，一切都明亮了。” 或者說： “道法自然，久藏玄冥。天降牛頓，萬物生明。”

愛因斯坦和羅盤的故事

愛因斯坦上學前的一天，他生病了，本來沉靜的孩子更像一只溫順的小貓，靜靜地蜷伏在家里，一動也不動。父親拿來一個小羅盤給兒子解悶。

愛因斯坦的小手捧著羅盤，只見羅盤中間那根針在輕輕地抖動，指著北邊。他把盤子轉過去，那根針并不聽他的話，照舊指向北邊。愛因斯坦又把羅盤捧在胸前，扭轉身子，再猛扭過去，可那根針又回來了，還是指向北邊。不管他怎樣轉動身子，那根細細的紅色磁針就是頑強地指著北邊。

小愛因斯坦忘掉了身上的病痛，只剩下一臉的驚訝和困惑：是什么東西使它總是指向北邊呢？這根針的四周什么也沒有，是什么力量推著它指向北邊呢？愛因斯坦67歲時仍然為童年時的“羅盤經歷”感慨萬千。

他在《自述》中說：當我還是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在父親給我看一個羅盤的時候，就經歷過這種驚奇。這只指南針以如此確定的方式行動，根本不符合那些在無意識的概念世界中能找到位置的事物的本性的（同直接‘接觸’有關的作用）。我現在還記得，至少相信我還記得，這種經驗給我一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想一定有什么東西深深地隱藏在事情后面。凡是人從小就看到的事情，不會引起這種反應；他對于物體下落，對于風和雨，對于月亮或者對于月亮會不會掉下來，對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間的區別等都不感到驚奇。

小小的羅盤，里面那根按照一定規律行動的磁針，喚起了這位未來的科學巨匠的好奇心——探索事物原委的好奇心。而這種神圣的好奇心，正是萌生科學的幼苗。

1953年3月14日，愛因斯坦在74歲生日宴會之前，舉行了一個簡短的記者招待會。會上，他收到一份書面的短信。信上第一個問題就是：“據說你在5歲時由于一只指南針，12歲時由于一本歐幾里得幾何學而受到決定性的影響。這些東西對你一生的工作果真有過影響嗎？”

愛因斯坦看了微微一笑，回答說：“我自己是這樣想的。我相信這些外界的影響對我的發展確是有重大影響的。”愛因斯坦接下來的回答似乎更饒有趣味：“但是人很少洞察到他自己內心所發生的事情。當一只小狗第一次看到指南針時，它可能沒有類似的影響，對許多小孩子也是如此。事實上決定一個人的特殊反應的究竟是什么呢？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可以設想各種或多或少能夠說得通的理論，但是決不會找到真正的答案。” 的確，一個兒童的一次偶然經歷和日后偉大的科學發現之間，大概怎幺推論，也難以找出讓人心服的必然性聯系。

第五篇：科學家故事

科學家牛頓的小故事

牛頓從事科學研究時非常專心，時常忘卻生活中的小事。有一次，給牛頓做飯的保姆有事要出去，就把雞蛋放在桌子上說：“先生！我出去買東西，請您自己煮個雞蛋吃吧，水已經在燒了！”正在聚精會神計算的牛頓，頭也不抬地“嗯”了一聲。保姆回來以后問牛頓煮了雞蛋沒有，牛頓頭也沒抬地說：“煮了！”老太太掀開鍋蓋一看，驚呆了：鍋里居然煮了一塊懷表，雞蛋卻還在原地放著。原來牛頓忙于計算，胡亂把懷表扔到了鍋里。

牛頓一人在家中的果園中，由于邊走路邊思考問題，無意間撞到園中的蘋果樹，這時一個蘋果正好砸在牛頓的頭上。牛頓突然從問題中醒悟過來，撿起了蘋果，這時他又陷入一個問題：為什么蘋果會落到地上，而不是飄上天空。最終牛頓提出一個最簡單的現象產生的舉世定律：萬有引力。

一因多果的發散性思維游戲

帶幼兒玩“如果??將會??”的游戲。比如你可以讓寶寶想想：“如果世界上的花朵都是白色的，將會怎樣？”“如果你會飛，將會發生什么？”“如果大家都穿一樣的衣服，將是什么情形？”比如“小魚在水里游，還有誰也在水里游？”“小鳥在天上飛，還有誰在天上飛？”

一物多變的發散性思維游戲

讓幼兒把東西變換一下，他們會更喜歡去思考，如什么東西小點更好看、什么東西跑快點更有意思、什么東西大些能使人感到愉快等。也可以利用橡皮泥的可塑性讓寶寶動手做各種各樣的小東西。

因為橡皮泥的還原性，爸爸媽媽盡可以放手讓寶寶自由地發揮、大膽地創造。必要時給寶寶提供一些如牙簽、羽毛等輔助性材料，讓寶寶自己動腦筋：圓圓的泥塊四周插上牙簽就是太陽，插上羽毛就是小雞。寶寶在獲得成功的同時，會更積極地去創造，從而培養他的發散性思維。

一題多法的發散性思維游戲

啟發孩子對一個問題做多種回答，鍛煉他的發散性思維：比如：讓孩子回答：“手帕有什么用？”“迷路以后怎么辦？”“筷子的用途有哪些？”“水可以用來做什么？”設計一些具有多種解決方法的生活趣題，讓孩子思考。如請他10秒鐘內想出10種以上使熱湯很快變冷的方法；設想如果在商店里走丟了，有多少種回家的辦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