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美國北長老會在登州居住和生活過的人員及其著名事跡

近代美國北長老會在登州居住和生活過的人員及其著名事跡考釋?如所周知，在自19世紀初以來的人類近代歷史上，歐美各國大批基督新教傳教士奔向世界各地，源于基督教內部福音復興運動即“第二次大覺醒運動”（The Second Awakening），這一運動把原本局限于歐美一隅的宗教變成了遍布全球的普世宗教；19世紀蔚為壯觀的海外宣教浪潮，既是“第二次大覺醒運動”的結果，又是使基督教變為遍布全球普世宗教的強大推動力。

從根本上說，基督教19世紀的大規模海外宣教運動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發展為西方列強的全球性擴張和基督教的海外宣教運動提供了基礎和條件。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人類社會處在這一歷史階段，“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封閉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5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

在人類文明進程中，世界各地的文化，與政治、經濟一樣，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發展也是極端不平衡的。毋庸置疑，19世紀各國基督新教的海外宣教運動，是人類文明進程中一股強勢文化浪潮，雖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為此提供了基礎和條件，但這一浪潮卻與各國政府以及各國政府的政治、經濟利益并沒有直接關聯。基督新教的傳教士們奔赴世界各地，不是受政府或商人派遣，承擔為政府或商人服務的使命，而是出于宗教信仰，主動要求或愿意并經所在教會批準，到非基督教國家的人民中傳布基督福音、上帝之愛。他們是為上帝服務，為信仰獻身。

在這樣的歷史浪潮中，地處世界東方的華夏神州人間仙境登州蓬萊，無可置疑而又有些奇妙地卷入了這一歷史大潮之中。

2006年春夏之交，筆者在參加蓬萊市《蓬萊文史通覽》編纂研討會期間，曾聽到近代西方基督新教傳教士“云集”人間仙境的說法，由于當時對這段歷史的無知，心下頗感愕然：有什么證據說西方傳教士“云集”蓬萊？大家都知道第二次鴉片戰爭《天津條約》規定登州對外開放通商，但不久即因當時港口和商貿條件而改為煙臺，如果說開始傳教士們只知道蓬萊開港迫不及待而來，后來了解了真正開港的不是蓬萊而是煙臺，還會源源不斷地涌進來嗎？如果真是這樣，原因何在？

帶著上述疑團，筆者貿然接受了搜集近代到登州傳教士資料的任務。經過近一年的不斷搜求，雖然縈繞于心的迷霧漸散，但同時又為一些地方網站、各種報刊上似是而非的說法所苦惱。歷史研究的真諦首先在于弄清史實，舍此便無所謂研究。本著這一宗旨，不斷求證至今，終于不能不佩服當初“云集”說的高明，同時也大致揭開了西方傳教士何以會“云集”蓬萊的原委。

查近代到登州安家落戶的西方基督教組織，有美國南部浸信會和美國北部長老會兩個差會。美國南部浸信會據稱是“美國最大和最具活力的新教教派”（小海亞特：《圣使榮哀錄——十九世紀山東東部的三個美國傳教士》——Irwin T.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3）,它的山東差會，也是基督新教在山東建立的最早的差會，到蓬萊的時間也比長老會稍早一點。但是，從后來基督新教在山東的工作和發展情況看，它的事業無論在哪一方面，特別是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以及人才培養方面，都遠不如美國北長老會。美國北長老會，雖然來山東和登州不是最早的差會組織，但發展迅速，辛亥革命前已經是山東最大和最有實力的差會組織了。由于筆者有些美國南部浸信會的中英文史料尚未搜羅到，現在還無法羅列出有根有據的到登州的人員名單，有待今后繼續努力，這里先將美國北長老會來登州的人員詳列于后，并就其中一些著名人物的重要事跡加以考釋點評，以期為近代中國對外關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山東地方史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幫助和可靠的線索。

美國北長老會差會始建于1861年夏，是年5月蓋利夫婦和丹福斯夫婦到登州，6月倪維思夫婦從寧波來，均暫無居所，在先到登州的南浸信會牧師海雅西家里落腳，是為登州長老會創設之始。但就在這一年，丹福斯夫人病故，丹福思返回美國。1862年，梅理士夫婦從上海來加強登州力量，結果蓋利染霍亂不治身亡，夫人返回美國。翌年，倪維思陪夫人返美治病，登州僅存梅理士夫婦二人。1864年，郭顯德夫婦、狄考文夫婦從美國來到登州，年底郭顯德夫婦遷煙臺。可見，登州長老會數年間一直處在艱難掙扎之中，并沒有穩定的組織和人員。它的興旺發達，是在狄考文辦的學校成功之后。據初步不完全統計，從1861年蓋利、丹福斯兩夫婦來，截至日本大舉全面侵華、抗日戰爭爆發的1937年，美國北長老會先后來登州的正式工作人員，確實有據可查居住至少近一年以上者即達86名之多，這些人絕大部分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前特別是1904年之前到登州來的，1904年以后來的不足10位。這一數字，不包括每年夏天到這里來度假避暑的傳教士及其家屬，也不包括在登州出生和生活的傳教士子女。同一時期同一類型到煙臺的，確實有據可查者僅55人。自1880年代起，特別是義和團運動以后，基督教會的工作重心開始向大城市轉移，登州海邊小城一隅之地，19世紀的交通極為不便，僅美國北長老會一個教派，為什么就有這么多的傳教士先后“云集”這里？

從現已翻閱到的早期來登州和山東的傳教士們自己寫的保留至今的資料看，雖然在傳教士初來的10多年間，一般民眾因為“洋鬼子”是在清政府戰敗后被迫允許他們來的，紳士們由于“洋鬼子”傳的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大相抵牾，最初表現不友好乃至希望把他們趕出去，但當時無論當地政府還是民眾，又都清楚中央政府已經和談立約，自始就給了這些不請自來的“洋鬼子”生活和活動的空間。比如說，美國南部浸信會的海雅西1861年初到蓬萊時，經知縣允許租賃了城北門附近的一家閑置的當鋪；是年夏天北長老會的蓋利夫婦和丹福斯夫婦到登州時，蓬萊知縣為他們指定了城東門附近的東大寺和寺后的姑子庵作居所，稍后倪維思夫婦又租賃了近水門處的觀音堂；東大寺及姑子庵后來也一直歸長老會使用，并沒有像教會中人所擔心的那樣，“官指之地，日久年深，官府可以收回”（連警齋編《郭顯德牧師行傳全集》，上海廣學會1937年版，第160頁）。對比第一次鴉片戰后近20年間，廣州紳民和官府不許外國人根據條約進城，以及福州有傳教士租住廟宇被官紳趕走等情形，我們不能不驚嘆當時蓬萊官紳民眾樸素的理性、正直、仁慈和寬厚胸襟。蓬萊官紳民眾在19世紀60-70年代對外來事物的態度，充分顯示了蓬萊文化的巨大包容性。

事實上，蓬萊官紳民眾所展示的蓬萊文化的理性、正直、仁慈、寬厚和包容，也是膠東文化的特征之一，只不過蓬萊在這方面顯得更典型罷了。史載郭顯德、狄考文到中國第一站是在上海登陸，接著他們便和英國浸禮會的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夫婦等人換船直奔煙臺。結果船在大約威海至成山一帶海面迷失方向擱淺。時值深夜，不僅風大浪高，且陰云密布，漫天飛雪，一眾人等棄船涉水上岸，翻山越嶺好容易找到了一個村莊。其時天快亮了，大家到一戶人家門前敲門。良久，一位老漢開門出來，“老人不懂外國話，眾人不懂中國話。彼此手勢之下，老者便知就里，又見眾人上無風帽，下無棉鞋，衣服盡濕，滿身冰雪，即知必是船破得救，前來求助者。初反長毛之后，誰敢照應毛子？乃于此冷意拒絕之時，忽見韋廉臣懷中抱一小孩，此小孩閉眼縮拳，渾身冷戰，迨將凍斃，乃大生惻隱之心，放舒冷臉，忽翻笑容，大開其門，招之令眾人入”。然后又把家里沒起床的人都叫醒到別處去，弄草燒炕，煮飯招待。在得知這伙人要到煙臺后，還派人到煙臺送信，三天后有英國小炮艇來，才把他們接走（詳見連警齋編前揭書，第31-32頁）。這一事實說明，膠東老百姓已經樸素朦朧地把外國侵略者和一般外國人區分開來了。傳教士把他們這次得救歸功于上帝，認為是危難時刻不停禱告感動上帝，上帝救了他們。事實上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這位仁慈、寬厚有著樸素理性的膠東農村老人。據鴉片戰爭前到過山東沿海的西方第一位基督新教傳教士郭士立(Carl Friedrich Augustus Gutzlaff，又作郭實臘、郭施拉、郭甲利)記述他的親身經歷說：第一次在中國沿海旅行時曾登陸膠州，“發現山東本地人比南方各省居民正直，盡管南方人極其不敬地把他們看成是下等人”。但理性、正直、仁慈、寬厚和包容并不等于柔弱可欺。郭士立第二次中國沿海旅行時在威海衛登陸，經過觀察對比，他認為膠東人“如果給以很好的訓練，他們會成為優秀的戰士，因為他們是我見到的所有中國人中最勇敢的”（法思遠主編、上海廣學會1912年出版的《中國的圣省山東》——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P.177-178）。

狄考文傳記的作者費舍，是狄考文大學和神學院的同學，后來擔任美國漢諾威學院院長，十分關心國外布道事業，兩人長期通信。狄考文去世后，他用兩年時間閱讀了大量狄考文生前的日記和各類信函，寫成狄考文傳，在談到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登州所遇到的情形時，說“登州人對外人的態度，確實比中國其他許多地方的人甚至直至今天的態度要友好一些”（費舍：《狄考文：一位在中國山東四十五年的傳教士——Daniel W.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 , Philadelphia : Westminster Press, 1911，P.71）。他這里所說的“登州人對外人的態度”，指的是狄考文剛到登州不久當地人對外人的態度，而他所說的“今天”應為寫作此書時的1909 或1910年，前后相差40年登州與其他“許多地方”對外人態度的比較，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因為，這時清政府已經推行新政改革業近十年，在全國范圍內主動學習西方，很多省份都自辟商埠對外開放，山東的濟南、濰縣、周村，就是1904年由山東巡撫周馥聯銜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申請對外開放，經清政府批準辟為商埠的。除了上述原因，近代美國傳教士“云集”登州的另一因素不可忽視，甚至可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是狄考文在這里相對寬松和諧的中外交往環境中，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大學，而且“幾乎無疑是19 世紀中國最好的教會大學”（海亞特前揭書，第140頁），成功教育家的名聲在傳教士圈內盡人皆知；他花費心血編纂的《官話教程：以方言為基礎》(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即人們平時所說的《官話課本》)，是當時外人學習漢語的最好的入門書，他本人因此被來華傳教士譽為北中國傳教士們“學習漢語的一本大書”（法思遠前揭書，第190頁）。在狄考文離開登州前，很多傳教士都是到這里學習漢語和見習傳道的。

下面列出86位（鄧樂播夫人未單列）近代在登州居住、學習、生活和工作過的美國北長老會成員，并對有關重要事跡進行簡要考釋點評。盡管由于有些資料闕如，還不盡完善，但這些人員名單及有關重要事跡的考釋點評，卻是在對當時及后來中外人士留下的第一手資料，或根據第一手資料編著的中英文著述的仔細反復翻檢爬梳的基礎上整理出來的，訂正了前此不少似是而非的史實錯誤，也指出了有待進一步探究的問題，冀望對蓬萊乃至山東地方史志研究編纂工作能有所裨益。為達目的，尚祈方家不吝補遺正誤。

由于這里所列到登州的美國北部長老會人員及其事跡所據資料非常集中，以下敘述除非特別重要的一般不詳細注明出處，而在文末列出所查參考書，以避免過多重復。同樣，因為以往有關不確不實說法牽涉的地方網站、報刊甚至專業期刊太多，也不便一一注明，敬希諒解。

蓋利牧師（Rev.Samuel R.Gayley，又作干理、干霖、干雷）

1857年來華，先在上海（上海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即辟為通商口岸），1861年5月攜夫人與丹福斯牧師夫婦一起到登州。初在先期來登州的美國南浸信會海雅西(J.Boardman Hartwell，又作海大衛，1861年1月到登州)牧師家落腳，隨后搬入東大寺，10月租住觀音堂。這一年下半年及1862年上半年，到各處鄉間傳道，最遠一次曾和南浸信會的海雅西結伴一起到了萊州，收了一名叫寧中的基督徒，為萊州乃至山東第一位基督新教教徒，但這名教徒后來并沒有列在登州長老會名下。

蓋利牧師夫婦與丹福斯牧師夫婦1861年夏組建的美國長老會登州差會（亦稱長老會公會）是山東最早的長老會差會。

這里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當時美國南北失和，爆發了內戰，南北各自前程未卜，但南部浸信會和北部長老會的傳教士們，盡管教派及所屬地域不同，卻在基督信仰的大前提下精誠合作。這種情形只能從宗教學的角度予以解釋。

1862年7月，蓋利牧師去煙臺迎接來登州的梅理士牧師一家。蓋利夫人與梅理士乃親兄妹（一說為親姐弟），梅理士的小孩在煙臺感染虎疫（虎，音kǔ），路上傳染了蓋利。結果，蓋利未及到達登州，即不治身亡（虎疫，俗稱霍亂）。

蓋利夫人（Mrs.Samuel R.Gayley，教內人稱蓋師母、干師母）

美國紐約人，1861年到登州，蓋利牧師去世后，隨即返回美國，1863年再嫁了愛爾蘭好萊山的安德魯?布朗（Androw Brown）牧師，1894年11月13日在美國密執安州安阿伯市退休，那時她的孩子們正在這兒求學，她與前夫留下的唯一的孩子，成人后擔任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純文學教授。

丹福斯牧師（Rev.J.A.Danforth，又作但福斯、旦福斯、旦富德）

1859年底或1860年初來華，先在寧波學習語言和見習傳教，1861年攜夫人與蓋利牧師一家一起到登州。是年9月，夫人病故，年底返回美國。

丹福斯夫人（Mrs.J.A.Danforth，教內人稱丹師母、旦師母）

1861年到登州，當年虎疫病故，經交涉，允葬水城附近海邊崗地，是為美國北長老會也是近代基督新教在登州去世的第一位外國宣教人員。

倪維思牧師（Rev.John L.Nevius）

美國紐約人，1954年來華，先后在上海、寧波、杭州等地傳教，期間并到日本傳教8個月。1861年6月到登州，1871年遷煙臺，1893年在煙臺寓所病逝。

倪維思一生傳教之余，勤于著述，除了在當時出版的英文版《教務雜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經常發表文章外，還有英文《中國和中國人》（China and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and its Inhabitants）、中文《兩教辨正》等著作問世，對研究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中國文化以及不同文化比較，極有價值。此外，他還精于園藝，曾將美國蘋果等引入煙臺嫁接成功，后來著名的煙臺蘋果，即由此而來。

倪維思夫人（Mrs.Helen S.C.Nevius，時人稱倪師母）

1861年到登州，1871年隨丈夫一起遷煙臺。1893年丈夫去世后，繼續在煙臺、登州等地傳教，在中國傳教、教學57年，1910年去世。

倪維思夫人除傳教和在教會學校教學之外，業余時間也勤于著述，寫有不少早期到山東特別是登州的基度新教傳教士中文小傳記，以及長老會早期登州、煙臺傳教史，但可惜的是這些中文著述現在已難見到。其中較著名的《傳道模范倪公維思事略》（上海美華書館，1897版，簡稱《傳教模范》），《郭顯德牧師行傳全集》中有大量引述。英文著作Our life in China（New York: Robert Carter and Brothers, 1868），介紹他們夫婦到中國初期各方面的情況，但現在國內已難見到。另外，在倪維思去世兩年后，倪維思夫人親自撰寫的《倪維思傳》（Helen Sanford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for forty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New York : Fleming H.Revell, 1895），則描述了他們夫婦截至1893年的在華經歷和事業，如果能讀到這本書，或可幫助我們搞清楚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早期在登州、煙臺一帶的活動情況。

倪維思夫人在登州期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她于1862年冬季，創辦了登州女子學堂，是為山東第一所女子學校，開登州和山東女子教育之先河。女子學校中“女學生放大腳，穿踹褲（即不扎褲腿）”，驚世駭俗，于改良社會風習，提高婦女社會地位和民眾素質，有前驅先路之功。晚清維新運動時期，維新派曾倡行放足，但未得推行。清末新政時期政府在全國范圍內倡導廢除纏足陋習，辛亥革命后進一步大力推廣，但事實上直至20世紀20-30年代，也未能禁絕纏足。今天我們在很多地方還能見到80-90歲的老太太，有不少都是小腳，就是明證。可見風習的改變何其緩慢艱難，由此也可以想見早在19世紀60年代傳教士倡行放足會有多大阻力。

神學博士梅理士牧師（Rev.Charles R.Mills D.D.）

紐約州吉爾福德（Guilford，N.Y.）人，1856年10月攜妻子與蓋利夫婦等一同來華，翌年2月抵達上海，因不適應上海的氣候，1862年7月到登州，自1865年起至1895年去世，一直擔任登州長老會負責人。

有人說：“美國長老會是山東基督教差會中最大的一個。在那些老傳教士中，狄考文像一個大家族的長輩似的領導著登州地區的美國長老會”。這顯然是不對的。梅理士的名氣雖然沒有狄考文大，但卻是登州美國北長老會繼倪維斯之后的負責人。

自梅理士到登州后，與繼來的郭顯德、狄考文三人，與當地人漸趨融洽，隨著人們對他們各自性格及行事方式的了解，分別送給了他們一個綽號。梅理士牧師為人處事謙和恭謹，身材清瘦修長，人送綽號“梅花鹿”

梅理士在登州傳教34個年頭，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做出的最大貢獻是：

一、1874年與繼室夫人梅耐德共同創辦了登州啟喑學館，將西方現代聾啞人教育引入中國。

登州啟喑學館是山東也是中國第一所聾啞人學校，1898年遷煙臺。

二、引種美國華生獲巨大成功，花生、花生仁、花生油遂成為近代山東重要出口商品，對山東農副業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

創辦聾啞人學校一事，盡管以往有的較權威的大型統計資料記述有誤，但現在學界已經公認，毫無疑義，毋需進一步澄清。引進美國花生一事，似尚有爭議，有必要予以說明。

花生原非我國內地所產，學界一般認為原產于巴西、秘魯，早在明末清初即傳入廣東、福建一帶，清朝嘉、道年間，江南數省已較為流行，但未大面積種植，早期記載多論及其藥用價值，有“番豆”“長生果”、“長果”、“及第果”、“落花生”、“落花甜”等俗稱。經中國傳入日本后，稱“南京豆”。鴉片戰爭前后，花生已傳入山東，如道光（1830）年間《冠縣志》，已記有落花生，道光（1838）年間《觀城縣志》則記有“落花甜”，道光（1845）年間《膠州志》卷十四謂：“落花生……東鄙種者尤廣”；1869年《黃縣志》記述落花生已較普遍種植。雖然現在已很難考證那時的花生到底是什么樣子，但是，從連警齋的記述以及筆者所了解的一些情況看，那時這些江南和山東的花生，與今天我們所見到的花生還是大不相同。

連警齋記述說：“中國原有之花生，發源于江西省。蓋贛州一帶多沙地，故宜種之”。江西南城縣志記載，華生在當地俗呼“番豆”，“又曰及第豆，及第者，及地也，言及地而生也”。“日本名南京豆，南京即中國之意，蓋日本又得自中國也。然為體皆小，其形如豆”。

筆者近年曾到過江西，吃過幾次江西的花生。那里的花生與南方一些省份的花生大致相同，果仁很小，雖說比豆粒大的多，但遠不及現在蓬萊一帶產的小花生大，更不用說大花生了。而且，感覺味道也遠不如蓬萊一帶的香甜，大致與山東濟寧等地產的小花生差不多，但果仁比濟寧、河澤、臨沂等地的要小。筆者少時還曾見到一種小花生，老人說那是長生果，確乎是“及地”而生，葉梗不是直立，而是爬行生長，花生果仁如大豆粒般大小，三仁至六仁的居多，產量很低，不宜大面積種植。平時難得一見，總是在過年節時，炒熟與熟菱角等放在一起招待客人，或給小孩子做禮物。這種花生與上述連警齋所介紹的江西花生應為一類。至于今天江南的小花生是否是由此進化或雜交而來，廣東、福建最初傳入的花生到底什么樣子，以及，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山東有些地方的花生的具體情形，則有待方家進一步考證。但無論如何，花生成為山東重要出口產品，卻不是由這種花生發展而來，而是應歸功于到蓬萊傳教的美國北長老會牧師梅理士。

連警齋在編著《郭顯德牧師行傳全集》時，曾主張“向中國所有花生販子醵以巨資”為梅理士“立一銅像，以表彰之”。原因就是梅理士帶來的大花生，幾經繁衍，遍及山東各地，其后又“及于他省”，世人“徒知吃花生，而忘記賜我花生之人，是太無意識也”。并且說當時蓬萊人為了給這件事留個紀念，就為梅理士帶美國大花生種來的那一年生的兒子梅贊文，起了個綽號叫“大花生”。“呼其名為大花生，所以不忘其惠也”（連警齋前揭書，第14頁）。

有人說倪維思也是引進美國大花生的人，這恐怕沒有依據，至多是他后來在煙臺也種過花生而已。因為我們今天看不到倪維思本人和倪維思夫人的中英文記述，但連警齋在編寫《郭顯德牧師行傳全集》時，卻大量引用了倪維思和倪維思夫人當時寫的作品，他沒有說倪維思在引進美國優良水果品種的同時也引進了美國的大花生，而堅持要為梅理士籌資豎碑，以表彰和紀念其引進美國大花生之功，當是有充分理由和根據的。我們今天沒有憑據爭相傳說倪維思也引進了美國大花生，是不妥的。

關于梅理士引進美國大花生的時間，目前沒有統一說法。一說是籠統指出梅理士看到登州海邊多沙地，適合種花生，即勸農民種植，結果成功，傳播開來后成為山東重要出口商品。一說是他1862年來時即帶來了花生種，但沒有更詳細的內容。還有一說比較具體，認為是1882年梅理士從美國回來，“曾帶來大花生一口袋，分與平度教友李正普，令之播種于地。翌年，特別繁殖，乃送一包來，請梅牧享受。梅牧復分之各處播種繁殖。不數年，已普遍山東，其后乃及于他省”。并指出“梅牧有一子，為帶花生來之年而生者，名梅贊文，然人多呼其名為大花生”（連警齋前揭書，第114頁）。

查梅理士原本在上海數年，1862年7月從上海來登州時有兩個孩子，都死于煙臺至蓬萊的路上（當時流行霍亂），而且剛從上海來，又是7月份，在山東沒有熟悉的人，不可能讓人種花生，甚至沒有花生可帶，所以19世紀60年初代引進了美國花生一說，沒有可信的依據，基本可以否定。海關統計資料表明，山東花生成批出口始于1891年，花生油批量出口則在十年以后（交通部煙臺港務管理局編：《近代山東沿海通商口岸統計資料》，對外貿易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139頁）。而經查梅理士來中國一生共休假三次，分別為1869、1882、1892年。如果按照連警齋的說法，1882年當年不一定就種了花生，因為梅理士的繼室夫人說梅理士1882年休假，顯然1883年才能試種，1884年梅理士再分給人種，那得到1885年才有一定收獲。如此反復擴大種植面積，到1891年，也才5-6年時間。考慮一種外國作物在當時條件下的引進繁殖和推廣情況，并且由基督教徒散播，5-6年時間就達到批量由港口出口的規模，也不現實。所以筆者認為很有可能是梅理士1869年回國休假時帶來的花生，他這時已經在登州生活了7-8年的時間，既了解了當地氣候土質，也有了可以信賴的教徒，從1870年開始試種，經20年時間傳布開來，倒是比較實際。另外，據可靠英文史料，梅理士第一位夫人是1874年去世的，第二位夫人1884年才到登州，1887年創辦了起喑學館，1882 或1883年梅理士家根本不可能有生孩子一說，所以雖然連警齋言之鑿鑿，但時間肯定有誤。到底梅理士何時引進了美國花生，還有待進一步挖掘史料。

梅理士去世后葬在蓬萊，現在蓬萊八仙渡還存有梅理士牧師的中英文雙面墓碑。筆者不揣冒昧，建議蓬萊有關方面妥善保存。

梅理士夫人（Mrs.Ross McMaster Mills，梅理士原配夫人，時人稱第一梅師母）1862年到登州，1874年病故。身后留下四個年幼的子女，其中一個為聾啞兒。倪維思夫人曾用中文寫成《梅莫氏行略》（上海美華書館，1875年版），詳細介紹了梅理士夫人的生平，可惜今天已難見到。

梅理士繼室夫人梅耐德（Mrs.A.T.Miils, 時人稱第二梅師母）

梅耐德原為美國紐約羅契斯特（Rochester)啟喑學校教師，本名湯普森（Annette E.Thompson），梅理士博士再婚前曾將他的聾啞兒送該校接受訓練。湯普森1884年到登州，同年與梅理士結婚，婚后中文名字梅耐德，于1887年和梅理士共同創辦了中國第一所聾啞學校——登州啟喑學館，是中國現代聾啞人教育的開創者和奠基人。1898年，隨起喑學館遷煙臺，長期從事啟喑教育，并為全國各地培訓了大量啟喑教師，為近代中國啟喑教育的發軔、發展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1926年退休，1929年病故。

神學暨法學博士狄考文牧師（Rev.Calvin Wilson Mateer, D.D., LL.D.）

1836年1月9日出生于賓夕法尼亞洲坎伯蘭縣(Cumberland Co.Pa.)，一位普通農民的長子，1864年1月到登州，1904年隨登州文會館遷濰縣，1908年，率圣經翻譯委員會在煙臺審定官話圣經，得腹瀉病，初未注意，后擬返回濰縣，途中曾赴青島就醫，不治，9月病故，葬于煙臺長老會公墓。

狄考文身體強健，多才多藝，處事嚴謹果斷，容不得在他看來不合規矩的事情，對所辦學校學生要求尤為嚴格，時人送其綽號“狄老虎”。

狄考文雖然是以傳教士的身份來到中國，但卻是中國國內和國際學術界公認的教育家。他所創辦的登州文會館，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里所謂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是指包括外國教會、中國政府以及私人創辦的大學在內的所有現代意義上的學校。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學校是西學東漸的結果。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外國來華傳教士率先在首批被迫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興辦了小學、中學教育。第二鴉片戰后的洋務運動時期，清政府中開明官僚主持興辦了旨在學習西方語言文字和先進科技的西式學堂，如京師同文館（1862年）、上海廣方言館（1863年）、福州船政學堂(1866年)、江南制造總局附設的工藝學堂(1868年)、廣東實學館(1876年)、福州電報學堂(1876年)、天津電報學堂(1880年)、天津水師學堂（1880年）、上海電報學堂(1882年)、金陵同文電學館(1883年)等。但是，普通的中小學教育，除了傳教士開辦的之外，依然闕如。登州作為第二次鴉片戰后的通商口岸之一（后改煙臺），自1860年起一些傳教士陸續來到這里。由于當時的環境和條件，先來一步的南浸信會牧師海雅西夫婦曾經辦過學校，但種種原因時辦時停，一直沒有成功。1861年到登州的美國北長老會牧師倪維思夫人，在1862年冬季創辦了一所現代女子學堂，也是時辦時停，成效不著（最后終于改為文會女校，才走上正軌）。1864年到登州的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夫婦，當年秋天即創辦了登州蒙養學堂（登州文會館前身），雖然早期很艱難，但卻不僅堅持下來，而且逐步發展壯大，1877年更名為登州文會館，同時舉行了首批畢業生典禮（一說1876年，實際上應為1876年底、1877年初之事，由于記載有陰、陽歷之別，故有年分之差），因此，后來齊魯大學的學生把這首批三名畢業生視為齊魯大學首批校友。當然，這時的登州文會館還只有中學程度，或有些課程高于一般中學（三位畢業生中有一位到杭州負責一所教會學校，該校比登州蒙養學堂早辦20年，據說辦得很紅火；一位到煙臺蘇格蘭長老會辦的一所中學教書），但尚不具備真正大學水平。不過，翌年，狄考文即計劃要在保留中小學的基礎上，把登州文會館辦成大學，并制定了各種規章。1879年，狄考文利用回國休假之機，廣泛游說，多方籌款，為辦大學做準備。

1881年1月，狄考文回到登州，一邊大規模加設大學課程，一邊再次向長老會美國差回本部提出辦大學的申請。1884年（一說1882年），美國長老會差回本部正式授權登州蒙養學堂辦大學。1905年（一說1904年，事實是公歷1894年底結束了在登州的教學，1895年初搬遷的），登州文會館遷濰縣，合并當時英國浸禮會在青州開辦的廣德書院（Tsi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中的大學班，更名廣文學堂，稍后成為山東基督教共和大學即齊魯大學的文理科（science and arts department，也稱文理學院、文學院、理學院、文科、理科。當時醫科在濟南，神科在青州。1917年，廣文學堂和青州的神學院遷濟南，是為濟南齊魯大學的文理學院、醫學院、神學院，后來文理學院分為文學院和理學院兩個院，神學院獨立出去，仍為三個學院）。

由上可見，登州文會館才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它比號稱中國第一所教會大學的上海圣約翰大學（1992年開始開設大學課程，1906年學校在美國注冊，正式稱圣約翰大學），即便從1884年算起（其實此前數年已開設大學課程），也早了8年；比號稱中國政府辦的第一所大學——北洋大學（1895年10月光緒皇帝詔準創辦“天津北洋西學學堂”，1996年正式創辦，更名“北洋大學堂”，義和團運動期間成為八國聯軍兵營，1902年袁世凱奏請撥地重建，改名天津北洋大學堂），至少也早11年；比號稱“最早的國立大學”的京師大學堂（1898年籌辦，1902年正式開學），要早近20年。

據北京大學教授王忠欣在美國三年研究的結論，登州文會館在成為大學以后，所開設的西方科學方面的課程，“在當時中國的學校中是處于領先地位”的；而社會科學方面的“心理學、邏輯學和政治經濟學(當時稱為心靈學、是非學和富國策)”，則“可能是在中國教育系統最先開設的課程”。（王忠欣：《傳教與教育》，網絡版，第三章“基督教在華高等教育的產生” http://）。如上所述，美國學者小海亞特也認為登州文會館“幾乎無疑是19 世紀中國最好的教會大學”。后來中國政府辦大學的情況，以及各省中高等學堂包括上海的圣約翰大學聘用教師的情況，都證明了登州文會館在義和團運動之前既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也是最好的大學。

1898年清政府維新改革，創辦京師大學堂，曾授權時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的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字冠西）選任教師，丁韙良就選了8名登州文會館的畢業生擔任數、理、化各科教習，一人擔任漢文教習。1901年，山東巡撫袁世凱創辦的中國省級第一所現代大學——山東大學堂，即是由當時文會館館長赫士（狄考文1890始出任圣經翻譯委員會主席，館長即監督一職由赫士接任）率領文會館外籍教師和學生，僅用一個月時間完全按照登州文會館的模式、規章創辦起來的。結果，慈禧頒發詔令，命各省立即仿照山東舉辦新式學堂。一時間，文會館學生供不應求，“領有畢業憑照效力于教界學界者以三百數，蹤跡所至，遍十六行省”（王元德、劉玉峰：《登州文會館志》，廣文學校印刷所，1913年刊行，第4頁，）。“京師大學堂之外，全國各省(除貴州)的大學堂；工、農、師范學堂；上海，天津等地官辦的格致院(科學院)，南洋公學，北洋師范，江南大學等，以至保定武備學堂及師范學堂，奉天，云南講武堂等，都聘有文會館的畢業生。至于教會大學中，有文會館畢業生任教的更占多數，其中如：張豐年在圣約翰大學任數理及天文學教授，成績卓著，甚為學生所敬愛。但各省大學需要師資太多，文會館畢業生數額有限，窮于應付，后來連肄業生也被延致。因此，對于清末及民國初年，中國教育體制的建立，文會館貢獻很大”（于中旻：《狄考文與中國哈佛大學》，《翼報》 www.tmdps.cn, 第四期)。

作為一名傳教士，狄考文早在他確立了到國外傳道志向時，就曾堅定地表示：“我決意把我的一生獻給中國，住在那里，死在那里，葬在那里”。他實踐了自己的志向，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多年，最后葬在了中國。在四十多年的工作實踐中，對中國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晚年他在一封信中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具有輝煌的前途。很高興我有機會為她邁向輝煌做了我所能做的事情”（Daniel W.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 , Philadelphia : Westminster Press, 1911，P.305，319）。

誠然，狄考文年輕時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中國，那是從宗教信仰出發，決心向中國傳布上帝之愛，帶有濃郁的征服異教的宗教沖動，但也無需否認那時基督新教的海外宣教運動具有強烈的關切民生和人類所有民族進步的屬性，盡管這一屬性是基于所謂基督救世和上帝之愛。事實上，就狄考文一生來看，與其說其給中國帶來了基督福音、上帝之愛，不如說他給中國帶來了合乎時代進步要求的現代文明。除了辦教育率先為中國引進了從小學到大學的現代教育體制，培養了一批為中國教育現代化做出貢獻的人才之外，他還為本地商人設計制造或聯系購置了煤球機、麻繩機、織麻袋機、打谷去殼機、磨麥粉機；購置和制作了大量現代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各種實驗設備；先后獨自或督率他人譯編各級各類現代學校教科書近30種，宗教著述近10種。中國文學界所熟知的世界著名漢學家、瑞典皇家人文科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委員、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歐洲漢學協會主席馬悅然（Goran D.Malmqvist），在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他的老師、著名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則可說是通過自學狄考文的《官話教程：以方言為基礎》過了漢語言關的。狄考文主持翻譯的《官話和合本圣經》被海內外認為是最規范的白話即現代語言譯本，其語言成就，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對中國新文學起到了催化和示范的作用。因之，說狄考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和橋梁，毫不為過。

狄考文夫人（Mrs.Julia R.Mateer，狄考文原配夫人邦就烈，亦作邦就列，婚后中文名字狄邦就烈，或狄邦就列）

1837年生人，少時失去雙親，14歲偕妹妹寄居舅父家中，18歲開始自謀生計，25歲與狄考文結婚來登州，1898年在登州去世，享年61歲。

她一生在登州傳教、辦學，沒有生育，把全部心血都獻給了登州蒙養學堂和后來文會館的學生們。有關資料顯示，她很可能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樂教育引入中國的人。據狄考文在大學和神學院的同學，也是他一生的好朋友，后來擔任漢諾威學院（Hanover College）院長的費舍根據狄考文的通信和日記所寫的《狄考文——一位在中國山東四十五年的傳教士》一書介紹，登州蒙養學堂剛開辦時，由于語言不通，先聘請中國老師教學，但不久狄考文夫婦就開始親自上課，狄考文教算術，狄邦就烈“教授地理，向孩子們介紹中國以外的世界，開闊他們的視野。她每個星期還有三次特別難做的工作要做，那就是教孩子們唱歌”（Daniel W.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 , Philadelphia : Westminster Press, 1911，P.136-137）。登州蒙養學堂創辦伊始就上音樂課，這很可能與狄邦就烈青年時期就做過數年教師有關，這種情況在早期的教會學校中是很少見的。早期教會學校的辦學目的，主要是培養宗教人才，雖然有些教會學校也學習唱歌，但尚未發現有像蒙養學堂那樣的系統音樂教育，也沒有見到比狄邦就烈編寫的《樂法啟蒙》（1872年初版，1879、1892、1907、1913年曾多次補編重印）更早的西方音樂教材。登州蒙養學堂的現代音樂教育，在清末新政改革時期廢科舉、大力興辦現代學堂的運動中，也還不是必修課，而登州早在1860年代中期就每周三次必修了，早于中國推廣現代音樂教育40年。

這里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登州蒙養學堂的音樂教育一直延續到文會館時期，現存《登州文會館志》中保留的一些該校校歌，都是文會館的學生創作的五線譜曲，二、四部合唱歌曲，這說明登州文會館的音樂教育是相當成功的，可以說獨步當時中國音樂界。

狄考文繼室夫人（Mrs.Ada Haven Mateer）

1900年到登州，1904年隨狄考文和文會館遷濰縣，狄考文去世后長期在濰縣長老會工作。

貝姑娘（Miss Patrick）

1864年到登州，1870年離開，去何地不詳。

神學暨法學博士郭顯德牧師（Rev.Hunter Corbett, D.D., LL.D.）

1864年初與狄考文等一起到登州，1864秋，遷至當時之珠璣村，1865年末遷煙臺毓璜頂（亦作玉皇頂，而且是本來的名稱。自長老會進駐之后，由于宗教的原因，改稱毓璜頂，雖然一度受到官紳的強烈抵制，但終于還是相沿成習），1920年在煙臺去世。

郭顯德傳教廣泛撒網，頗有建樹，初期遇有沖突，多能隱忍，且動輒以儒家道理與人理論，時人送其綽號“郭麒麟”。

郭顯德夫人（Mrs.Hunter Corbett, 郭顯德原配夫人）

1864年初與郭顯德一起到登州，因無住處，先后遷珠璣村、煙臺毓璜頂，1873 年在煙臺病故。

哈丕森牧師（Rev.E.P.Capp）

1869年到登州，1871年病故。

哈丕森夫人（Mrs.M.Brown，狄考文夫人邦就烈的親妹妹，結婚前中文名字邦瑪吉，時人稱邦姑娘）

1866年到登州，1871年與哈丕森牧師結婚，1885年病故。

邦瑪吉一到登州，就立即在刻苦學習漢語的同時，幫助姐姐照料蒙養學堂，這時的狄考文還沒有把工作重心放在辦學上，他以為一個小學堂由他夫人和邦瑪吉再加上一個中國教師就足夠了。因此，常常外出旅行布道。《狄考文——一位在中國山東四十五年的傳教士》的作者費舍，認為邦瑪吉“在蒙養學堂創辦初期，對蒙養學堂的發展做出了有價值的貢獻”。“為了教學需要，她翻譯了一部心算課本，在這方面，狄考文給予了幫助”。

邦瑪吉的丈夫結婚當年就病故了，在丈夫去世以后，她又在登州工作了14年，于1885年也不幸病故。臨去世前，在狄考文的鼓勵下，把自己的“微薄積蓄捐獻給了女子學校，用于校舍建筑，她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獻給了登州女子學堂”（Daniel W.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 , Philadelphia : Westminster Press, 1911，P.143-144）。

僅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所謂登州文會館在成為大學之前，“全部教職工只有4人，即狄氏夫婦、1名儒師和1名老媼司廚”的說法，顯然與事實不符。

馬瑞森夫人（Mrs.M.E.Morrison，教內人稱馬師母）

1869年到登州，1870年離去，去向不詳。

隋斐士牧師（Rev.J.Fisher Crossette）

1870年到登州，1872年遷濰縣，1876年復遷濟南，1878年山東大災荒時參加賑災患饑荒熱病，終身未愈，約在1905年前后去世。

隋斐士夫人（Mrs.Mary M.Crosserre，時人稱隋師母）

1870年與隋斐士一起到登州，隨之又先后同隋斐士一起遷濰縣、濟南，據有關史料推測，晚年返回美國。

醫學博士柏德森（J.P.Patterson, M.D.，時人稱柏德森大夫）

1871年到登州，設立診所，主要為傳教士及其家屬看病，也為普通百姓看病，但當年即離去，去向不詳。

柏森德夫人（Mrs.H.F.Patterson）

與柏森德同年到登州，同年離去。

狄克（E.S.Dickey，時人稱狄克姑娘）

1873年到登州，翌年離去，去向不詳。

醫學博士卜立思（S.F.Bliss, M.D., 時人稱卜立思大夫）

1873年到登州，繼柏德森大夫經營診所，但僅住一年多，翌年離去，去向不詳。

邵牧師（Rev.J.M.Shaw）

1873年到登州，1875年病故）

邵牧師夫人（Mrs.M.H.Shaw,時人稱邵師母）

1873年與邵牧師一同到登州，1884年于邵牧師病故九年后返回美國。

神學博士惠牧師（Rev.John Wherry, D.D.）

1878年到登州，1879年遷北京。

惠牧師夫人（Mrs.John Wherry, 時人稱惠師母）

1878年與會牧師一同到登州，翌年同遷北京。

醫學博士克利斯（Miss A.D.H.Kelsey, M.D., 時人稱克利斯教士或克利斯姑娘。“姑娘”或“教士”，均為當時人對差會單身女工作人員的稱呼。）

1878年到登州，在東大寺設立醫院（實際上也還是診所性質，但時人稱之為醫院），為傳教士及其家屬和當地百姓看病。辦院期間，雇用一名中國助手，據說“見習急救，亦能行醫，女士去后，彼則自設醫肆賣洋藥以西法治病，利市三倍”（連警齋編：《郭顯德牧師行傳全集》，上海，廣學會1937年版，第176頁）。1882年底，不知何故遷日本。

醫學博士司密斯（Horace R.Smith, M.D.）

1881年到登州，翌年離去，去向不詳。

狄莉蓮（Miss Lillian Mateer，狄考文最小的妹妹，時人稱狄姑娘）

1881年與三哥狄樂播一起到登州，在登州文會館女校教書。1883年與美國上海南浸信會的薩繆爾?沃克牧師（Samuel Walker）結婚，去上海一所南浸信會學校教書。后因沃克牧師的健康關系，隨丈夫返回美國。

良約翰牧師（Rev.J.H.Laughlin，亦作勞福林、梁約翰）

1881年到登州，在這里學習漢語和布道。1883年與狄樂播一起在濰縣城郊建了一處布到站，作為從煙臺和登州啟程巡回布道的據點，后長期在各地巡回布道，1891年赴濟寧建立新布道區。

神學博士狄樂播（Rev.R.M.Mateer，D.D.，狄考文三弟）

1881年同妻子和小妹狄莉蓮一起到登州，隨大哥狄考文學習漢語和布道，妻子到登州當年病故，他本人于1883年遷濰縣。

神學博士赫士牧師（Rev.W.M.Hayes, D.D.）1882年到登州，以登州為基地在膠東棲霞、黃縣、掖縣等地傳教，同時任教于登州文會館。1891—1895年間先后任上海廣學會書記、會長，首創“化學”學科名詞。1901年應山東巡撫袁世凱聘，赴濟南任山東高等學堂總教習，創辦《山東時報》。1904——1919年任齊魯大學神學院教授。1919年創辦華北神學院, 1922年遷往滕縣，規模聲勢頗為可觀。日本大舉侵華后，將其逮捕與其他英美人士一起關押在濰縣集中營。后因拒絕作為戰俘交換，堅持把名額讓給年輕人，死于集中營，享年近90歲。一生著述頗豐，編譯《天文揭要》、《聲學揭要》,《熱學揭要》,《光學揭要》等十幾種教科書和著作，對中國尤其是現代教育貢獻頗多。

赫士夫人（Mrs.W.M.Hayes）

1882年同赫士博士一同到登州，后又一同遷濟南、藤縣。1841年，與丈夫一起被侵華日軍羈押于濰縣集中營，晚年情況不詳。

醫學博士聶會東（James Boyd Neal, M.D.）

1883到登州，續辦醫院，兼辦藥房，并培養了6名學生，日久皆能獨立治病，這些學生后來隨他一起去了濟南。蓬萊長老會醫院在他主持期間，“日漸發達”，本來他有意在文會館內開辦醫學專業，但設備及其他條件限制，未能如愿，遂選擇了省城濟南作為其施展才華之地。到濟南后，負責美國長老會在濟南的醫療事業，后出任齊魯大學醫學院院長，1919 年任齊魯大學校長，1922 年因病返回美國。

聶會東夫人（Mrs.James Boyd Neal）

1883年與聶會東一同到登州，1990年遷濟南。

海爾濟牧師（Rev.George Hays, 又作海斯，赫士，均系音譯。海爾濟為當時中文名字，其姓Hays與上面的赫士—Hayes不同）

1888年到登州，1890年遷煙臺，因他主張利用當地豐富的水產品及水果搞加工業，引起其他傳教士不滿，被認為與傳教士身份不符，報負難以施展，三年后返美。

海爾濟夫人（Mrs.George Hays，時人稱海師母，郭顯德女兒，中文名字郭范霓）出生于中國，少時長于中國，后回美國讀書。1888年與海爾濟牧師一同到登州，在登州文會女校教書，同時教女生以及鄉村婦女織花編，是將西洋花邊編制技巧和樣式傳入中國并試圖使之產業化的第一人。1894年，隨丈夫海爾濟返回美國。

哲學博士伊維廉牧師（Rev.W.O.Elterich, PH.D.）

1889年到登州學習漢語，并從登州出發，在各地巡回布道，1891年與其他傳教士一起，開辟了沂州布道區，隨即遷居沂州。

伊維廉夫人（Mrs.W.O.Elterich）

1889 年同伊維廉牧師一起到登州，1891年遷居沂州。

富濟克牧師（Rev.E.G.Ritchie）

1889年到登州，翌年病故。

富濟克牧師夫人（Mrs.E.G.Ritchie）

1889年與富濟克牧師一同到登州，后來再嫁凌格爾牧師。

紀力寶牧師（Rev.Charles Killie）

1889年到登州，學習漢語和布道，1890年底赴沂州開辟新布道站。

紀力寶牧師夫人（Mrs.Charles A.Killie）

1889年與紀力寶牧師一起到登州，翌年底遷沂州。

費惜禮牧師（Rev.J.A.Fitch）

1889年到登州，學習漢語，熟悉布道環境，1891年遷濰縣。

費惜禮牧師夫人（Mrs.J.A.Fitch）

1889年與費惜禮牧師一同到登州，兩年后隨丈夫一起遷濰縣。

懷姑娘（Miss Fannie Wight）

1890年到登州，當年遷濰縣，1892年病故。

醫學博士寇得滿（Robert Caltman, M.D.，時人稱寇大夫）

1890年到登州，繼聶會東經營登州長老會醫院，1893年去天津，后又轉遷北京。

寇得滿夫人（Mrs.Robert Caltman）

1890與寇得滿一起到登州，三年后先后隨丈夫遷天津、北京。

顧牧師（Rev.S.B.Groves）

1891年到登州，1894年遷煙臺。

顧牧師夫人（Mrs.S.B.Groves）

1891年到登州，1894年隨丈夫去煙臺。

萊恩牧師（Rev.William Lane, 時人稱藍牧師）

1891年到登州，學習漢語，巡回布道，1893年去濟寧開辟新布道區。一說1891、另說1892年去濟寧開辟新布道區，實際上那時只是隨良約翰到那里巡回布道。正式遷居應是1893年，1897年病故。

萊恩牧師夫人（Mrs.William Lane）

1891年與萊恩牧師一同到登州，1893年隨丈夫遷居濟寧，丈夫去世后返回美國。

范斯柴科醫生(I.L.Vanschaick，又作J.L.Van Chorick，未知何是，時人稱范大夫)

1891年到登州，學習漢語，1892年遷濟寧，1898年病故。

范斯柴科醫生夫人（Mrs.I.L.Vanschaick，時人稱范師母）

1891年與范大夫一起到登州，1892年同去濟寧，后在濟寧病故。

薛姑娘（Miss Mary Snodgrass）

1893年到登州，據《郭顯德牧師行傳全集》的作者連警齋稱“常住登州”，但后來1936年前后時，登州已無此人，去向待考。

醫學博士慕維甫（Walter F.Seymour，M.D., 又作慕雜甫）

1893年到登州，繼寇得滿之后經營長老會醫院，并開辦醫校，訓練學生和看護，醫院較聶會東時又有所發展。1918年赴濟寧長老會工作，1928 年被國民黨軍殺死。

慕維甫夫人（Mrs.Mary Ada Seymour）

1893年與慕維甫一起到登州，1918年隨丈夫遷濟寧，丈夫被殺后情況不詳。

神學博士文約翰牧師（Rev.John Prescott Irwin, D.D.）

1894年到登州，一直在這里從事傳教、教學工作，約于1936年前后退休返回美國。在此期間，他先于登州文會館舊址開辦文會中學、文會小學，各種規制一如狄考文時代，后來中學又添設英文班以符合民國新學堂課程要求，附設師范班為貧窮家庭孩子不能升大學者謀生活出路。

文約翰牧師夫人（Mrs.Murtha A.Irwin）

1894年與文約翰一同到登州，在文會女校教授英文和聲樂，在城里及鄉村婦女中間布道，1935年病故。

利姑娘（Miss R.Y.Miller）

1895年到登州，1900年嫁其它教派牧師后離開登州。

衛禮大夫人（Mrs.M.G.Wells，時人稱衛禮大師母）

1895年到登州，據推測應為到這里來學習漢語，因為她沒有和她的丈夫一起到登州，她到登州時丈夫留在了煙臺。其具體工作性質不詳，從其它資料推測，似為教會一般工作人員，或是教會學校的教職員。1903年與后到登州的丈夫一起遷至煙臺。

醫學博士陸義思（Charles Lewis, M.D.）

1896年到登州，學習漢語并參與長老會醫院工作，1898年遷濟南。

陸義思夫人（Mrs.Charles Lewis，時人稱陸師母）

1896年與陸義思一同到登州，翌年病故。

路思義牧師（Rev.Henry Luce）

1897年到登州，學習漢語，并在登州文會館任教。1904年文會館遷濰縣時，一同遷居濰縣。時值中國內憂外患、列強環伺，有識之士呼吁改革，以圖富強。路思義認為應在中國加大大學教育力度，培育引領20世紀一代精英。為此，他多方工作，促成了美國北長老會、英國浸禮會和安立甘會聯合舉辦齊魯大學，并為此忍痛舍棄心愛的教職，先后于1906、1912年返回美國花數年時間募集捐款數十萬美元，奠定了齊魯大學發展的穩固基礎。雖然先后出任齊魯大學、燕京大學副校長，但長期為在中國辦高等教育返美籌集資金，并未在這兩所大學任教。1927年，由于長期奔波，58歲的路思義身心疲憊，為重執教鞭，入學校進修，后留在美國任教，1941年病逝。

路思義夫人（Mrs.Elisabeth Rose Luce，時人稱路師母）

1897年與路思義一同到登州，1904年隨丈夫和登州文會館遷濰縣，但和路思義一樣，并未在濰縣久留，當路思義長期在美國籌集資金時，估計她即返美，具體情形待考。

衛禮大（Mr.Mason Wells，時人稱衛禮大先生）

1895年到煙臺，1899年來登州與夫人團聚，具體工作不詳，待考。1903年與夫人一起轉至煙臺。

衛禮士（Mr.Ralph C.Wells, 時人稱衛禮士三先生）

1902年到登州，1904年隨文會館一起遷濰縣。

上述有衛禮大先生，兩人一個姓，但不知是否兄弟，待考。鑒于無論煙臺還是后來的濰縣，長老會都沒有另外姓Wells的，而且遷濰縣后，因為沒有同姓的，即不再稱“衛禮士三先生”。在登州時這樣稱呼，可能當時為區別記，根據來的早晚或年齡大小加“大”、“三”以利辨識。另，這一位Wells，與上述Wells，一樣，時人都稱其為先生，看來也不是傳教士，可能為教會一般工作人員或教會學校教師。

柏爾根牧師（Rev.Paul D.Bergen）

1901年到登州，任教登州文會館，并接替赫士出任監督即校長一職，1904年隨文會館一起遷濰縣。文會館更名為廣文學堂、齊魯大學（初稱山東基督教大學）文理學院后，繼續擔任監督、院長之職。1915年病逝于濰縣。現在山東大學西校區（原齊魯大學，后來的山東醫學院、山東醫科大學）校園內，仍有保存完好的“柏爾根樓”（原齊魯大學的化學樓）

柏爾根牧師夫人（Mrs.Paul D.Bergen）

1901年與柏爾根一同到登州，1904年隨丈夫和文會館一起遷濰縣。后來情況不詳，待考。

伊愛德（Ida J.Emerick）

1901年到登州，原為煙臺內地會成員。1898年嫁長老會懷卡文牧師（Rev.Calvin Wight）后，隨丈夫到濟南，1899年，懷卡文病故，處理完丈夫后事，正值義和團運動，隨其他傳教士一起避難，1901年到登州參加長老會工作，時人稱“懷師母”（Mrs.Ida J.Emerick Wight）。從此，一直在登州負責文會女校，并兼做傳道工作。在她主持文會女校期間，將察院后的校址遷至東關，規模擴大，學生常年住校生增至100余人。1912年學校遷址東關時，登州教會、煙臺美國領事、煙臺美國長老會及英國浸禮會代表、登州地方政府官員等，聚集召開隆重慶祝大會。此后，伊愛德在登州文會女校從事學校管理和教學工作，也經常率領弟子到鄉村傳道，直至1935年退休，把丈夫去世后的全部心血，都獻給了登州女子教育事業。退休后的情況不詳，待考。不過，伊愛德為加拿大人，與懷卡文結婚后脫離了內地會，結婚一年丈夫即病故，此后終身為美國長老會工作，無子女，很可能留在登州，并像其他英美等國的傳教士一樣，為后來日本侵略軍當作戰俘虜至濰縣集中營。

麥牧師（Rev.C.P.Metzler）

1903年到登州，翌年返美。

郝艾斯（Miss Charlotte M.Howes，時人稱郝教士、郝大夫）

1904年到的登州，1906年遷濰縣。從有關資料看，郝艾斯不是醫生，而是當時西方的護士，到登州來應該是一邊學習漢語，一邊見習醫護工作。

費明珠教士（Miss Margaret A.Frame）

1910年到登州，單身女傳教士，有資料說其常住登州，但具體在登州呆了多少年，目前尚不得而知，待考。

道阿瑪教士（Miss Alma B.Dodds）

1910年到登州，單身女傳教士。據稱她到登州來之后，“掌理醫院事務，兼開護士訓練班，男女并收，成績甚佳，雖有許多離此而去自謀生活者，然所留之看護士，皆是能手，有入醫科大學資格”。從道阿瑪初來為單身女士、時人稱其為“教士”及“姑娘”的情況看，在熟悉了漢語以后，辦護士訓練班很有成績，起碼需要四五年的時間。從上述慕維甫直到1918年才離開登州到濟寧的情況看，蓬萊長老會醫院民國初期尚存，應當有醫生和護士在這里工作。據稱道阿瑪到登州后，這里的長老會醫院已經先后得到美國塞維朗斯（L.H.Severance）先生和顧德（Miss Helen Gould）小姐捐助11500元美金，院內可容納病人40，“冬有汽爐（即今天所謂暖氣），夏有風扇”，還設有手術室和傳染病隔離室（連警齋前揭書，敵179-180頁）。在當時的條件下，這樣的醫院可說是有模有樣了。但是，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已不見登州長老會醫院以及醫護人員的記載。究竟登州長老會醫院何時解體、道阿瑪等醫護人員的去向等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挖掘史料，弄清真相。

巴堪樸牧師（Rev.Otto Braskamp）

1911年到登州，何時離去不詳。

巴教士（Miss Christian J.Braskamp）

1911年到登州，何時離去不詳。

蘇美麗（Miss Mary J.Stewart）

1911年到登州，1913年遷沂州府，直到1930年代中期，仍在那里的長老會工作，始終單身。日本侵略者侵占山東時，如未撤離，則應淪為戰俘關進濰縣集中營。

富撒拉（Miss Sarah Faris）

1911年到登州，一直在登州長老會工作，1930年代中期，擔任登州長老會主席。后來情況不明，待考。

文學碩士武 文（Arther C.Owens）

1921年到登州，美國長老會登州差會執行委員，兼任登州文會中學教師。

武拉結（Rachel Wood Owens）

武文的妻子，與武文同年到登州，負責婦女及兒童工作，兼任登州教會書記（秘書）。在登州期間，武氏夫婦育有五個子女，依次為：武大衛（David Arther Owens，1922年生）、武馬利（Mary Elizabeth，1924年生）、武喜樂（Wallace Wood Owens，1928年生）、武安樂（Ann Louise Owens，1930年生）、武長樂（Boone Bailey Owens，1932年生）。

武氏一家，日本侵略軍占領山東時如果未撤離，亦應當作俘虜被關進濰縣集中營。當時濰縣集中營男女老少皆為俘虜。

文學碩士、神學博士嵇樂實（Harris G.Hilscher M.A., S.T.D.）

1923年到登州，在登州做傳教工作。很幸運，1937-1938年，按規定回美國度假，是否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又回來工作，待考。

文學碩士嵇樂德（Gladys Janes Hilscher）

嵇樂實夫人，與嵇樂實同年到登州，在登州文會中學教書，兼任登州教會司庫。1837-1838年攜丈夫在美國度假，后來情況待考。

司碧珂（Margery Speake）

1931到登州，單身女士，專任登州文會中學教師。1938年返美度假，后來情況待考。

參考文獻：

1、連警齋編：《郭顯德牧師行傳全集》，上海，廣學會，1937刊行。

2、王元德、劉玉峰：《文會館志》，廣文學校印刷所，1913年刊行。

3、《登郡文會館典章》，上海美華書館，1891年刊印。

4、阿姆斯特朗：《山東》（Alex.Armstrong, Shantung(China)a general outlin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province: a sketch of its missions, and notes of a journey to the tomb of Confucius,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1891）。

5、季理斐編：《中國差會年鑒》（1910、1913、1915），上海：廣學會(D.MacGillivrary ed.,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6、費舍 著：《狄考文：一位在中國山東四十五年的傳教士》（（Daniel W.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 , Philadelphia : Westminster Press, 1911）。

7、法思遠主編：《中國圣省山東》（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Compiled and Edit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8、阿美德編：《圖說煙臺通志》(A.G.Ahmed Compiled, Edited And Published, Pictorial Chefoo, 1936)。9、1860—1937山東差會歷年匯存：美國長老會山東差會會議記錄，1937年，青島（Bridging the Years Shantung Mission 1860-1937: Minutes of the Shantung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0、小海亞特著：《圣使榮哀錄——十九世紀山東東部的三個美國傳教士》（Irwin T.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郭大松：山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