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孫林海危險駕駛案】行為人拒絕配合交警進行酒精檢測情形下的司法認定

【孫林海危險駕駛案】行為人拒絕配合交警進行酒精檢測情

形下的司法認定

▍文 徐振華 朱藎 黃辛▍來源 《刑事審判參考》 總第97集▍作者單位 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孫林海，男，1979年5月2日出生，捕前在江蘇某律師事務所工作。2013年10月16日因涉嫌犯危險駕駛罪被逮捕。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孫林海犯危險駕駛罪，向無錫市惠山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無錫市惠山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2012年12月27日17時許，被告人孫林海至無錫市惠山區前洲街道新城苑20號501室章月方家中吃晚飯。當晚20時許，孫林海駕駛牌號為蘇BV2363的小型汽車從前洲街道娛樂城沿堰玉路由西向東行駛至前石路口西側路段時，與道路中心隔離護欄碰擦后沖入對向車道，與對向車道內程德林駕駛的牌號為蘇JCH423的小型普通客車相撞，造成蘇JCH423小型普通客車及道路中心隔離護欄損壞。20時23分許，無錫市公安局1 10指揮中心接到程德林報警后，民警到達現場，發現孫林海有醉酒駕車嫌疑。21時40分許，民警將孫林海帶回交警中隊，對其做酒精含量呼氣測試。經測試，其血液酒精含量為224.9毫克/100毫升。21時54分許，孫林海未經許可擅自離開交警中隊，并于22時許被民警抓獲，后帶回交警中隊抽血取樣。2012年12月28日，被告人孫林海血樣被送至無錫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司法鑒定所進行檢驗。經檢驗，其血液中檢出乙醇成分，含量為1.61毫克／毫升。2013年1月7日經無錫市公安局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重新鑒定，孫林海血液中檢出乙醇成分，含量為1.57毫克／毫升。

無錫市惠山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孫林海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其行為構成危險駕駛罪，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第一款之規定，以危險駕駛罪，判處被告人孫林海拘役二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千元。一審宣判后，被告人孫林海不服，提出上訴。孫林海及其二審辯護人認為，原審判決書確認的多名證人關于其飲酒的證言相互矛盾，且與相關書證相矛盾：偵查機關沒有及時對其進行酒精含量呼氣測試和血液酒精含量檢驗，事后所做酒精含量呼氣測試的時間與實際時間不符，兩次血液酒精含量檢驗報告中的檢材與實際提取過程有矛盾，因此認定其構成危險駕駛罪的證據不足，請求二審宣告孫林海無罪。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1)認定孫林海構成危險駕駛罪的證據有多名證人的證言、公安機關的酒精含量呼氣測試、理化檢驗意見、無錫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司法鑒定所的血液酒精含量檢驗意見，上述證據取證程序合法，內容真實客觀，并能相互印證。(2)公安機關接到報警后及時趕到現場處警，在發現孫林海有醉酒駕駛的嫌疑后，即要求其到交巡警中隊進行酒精含量呼氣測試，但孫林海拒絕配合，并阻撓公安機關的事故處理程序，因此未及時對孫林海進行酒精含量呼氣測試系其本人的阻撓行為所致。(3)原審法院業經審查酒精含量呼氣測試記錄、血液酒精含量檢驗檢材記錄上存在的瑕疵，并對該組證據進行核實及補充調查，偵查機關、鑒定人員及相關證人已經作出合理解釋，該瑕疵并不影響其證明效力。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原判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應予維持。上訴人孫林海及其辯護人提出的相關上訴、辯護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主要問題 1．如何認定行為人屬于醉酒狀態？ 2．行為人拒絕配合執法所導致的不利后果由誰承擔？ 3．瑕疵證據應當如何采信？

三、裁判理由 本案作為一起典型的醉酒駕駛爭議案件，所涉問題主要包括：第一，行為人醉酒狀態的認定依據；第二，行為人拒絕配合交警進行酒精檢測情形下的司法認定；第三，瑕疵證據的可采性問題。關于前兩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2013年12月18日聯合出臺的《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均有規定。本案二審雖于2013年12月9日宣判，當時《意見》并未出臺，但處理結果及裁判理由與《意見》的規定卻完全契合，即認為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意見屬于認定行為人是否處于醉酒狀態的關鍵證據：對于行為人拒絕配合交警進行酒精檢測的情形，司法認定時應當通過簡化、減低對偵查人員的證明要求，從而將因行為人原因導致的不利后果歸由其本人承擔。關于第三個問題即瑕疵證據的處理，應當通過責令辦案人員進行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說明，實現瑕疵證據向合法證據的轉換。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有利于促進司法部門統一對醉駕問題的認定標準，從而真正實現醉駕入刑的預期功能。

（一）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意見是認定行為人是否處于醉酒狀態的關鍵依據

醉酒駕駛，是指在醉酒狀態下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的行為。根據《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吸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的規定，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毫克/100毫升的，屬于醉酒駕駛。《意見》第一條沿用了這一數值標準。從刑法規定來看，醉酒駕駛是否構成犯罪不需要司法人員判斷醉酒行為是否具有現實的公共危險，只要行為人處于醉酒狀態即可構成犯罪。因此，在司法實務中，如何確定行為人的血液酒精含量系認定醉駕最關鍵的問題。本案中，被告人孫林海申請了多名事發當晚與其一同吃飯的人出庭作證，用以證明其當晚未曾飲酒。由于這些證人均系當晚與孫林海一同吃飯的人，部分證人與孫林海系朋友關系，部分證人當庭證言與偵查階段證言存在矛盾，使證人證言的證明效力大打折扣。值得強調的是，認定行為是否構成危險駕駛罪無須證明行為人在何時、何地飲酒，以及具體每次飲酒的數量，而只要借助科學的檢驗、鑒定來證明行為人駕駛時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否達到80毫克/100毫升，并以此認定行為人是否處于醉酒狀態。實踐中，交警部門采取的酒精檢驗主要包括兩種方式：呼氣酒精含量檢驗與血液酒精含量檢驗。在處理醉駕問題時，通常會對駕駛人員先進行呼氣酒精含量檢驗，如果呼氣檢驗結果達到或者接近醉酒標準，再對駕駛人員進行血液酒精含量檢驗。《意見》第六條第一款規定：“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意見是認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醉酒的依據。”該條規定包含三點含義： 1．認定行為人構成醉駕的基礎為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意見。在通常情形下，未經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的，不能定罪。《意見》將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意見明確為行為人是否醉酒的依據，表明實踐中只有經過該鑒定，并且鑒定的數值達到醉駕的標準，方可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不能僅僅以呼氣酒精含量檢驗結果作為定罪的依據。實踐中，交警部門通常會對行為人抽取兩管血樣標本用作檢材，當行為人對鑒定意見不服時，可以申請重新鑒定。本案中，孫林海即對第一次鑒定意見不服，提出了重新鑒定的申請。相關鑒定部門經重新鑒定，檢出孫林海血液中含有乙醇成分，含量為1.57毫克／毫升，已經達到入罪標準。2．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的實體、程序均應合法有效。若因存在非法內容而被法院排除，不能定罪。實踐中，鑒定意見被認定為非法的情形主要包括：(1)鑒定人資格或者條件的缺失。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的要求，鑒定機構需要有明確的業務范圍，所接收的鑒定業務不能超越該業務范圍。鑒定人也必須具備與鑒定能力相適的相關資格和條件。(2)鑒定程序違法或者鑒定方法錯誤。司法鑒定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和技術性，若違背了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確定的程序，或者使用了錯誤的方法，則可能導致鑒定意見被視為非法證據。(3)送檢材料真實性存疑。檢材來源不明或者受到污染，會導致鑒定意見的非法。存在問題的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意見如被認定為非法證據而予以排除，則不能退而求其次，再以呼氣酒精含量檢驗結果作為定罪依據，而應直接認定行為人無罪。3．呼氣酒精含量檢驗結果與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意見存在沖突時，應當以后者為準。由于兩種檢驗形式在方法上、時間上的差別，因此實踐中會出現呼氣酒精檢驗與血液酒精檢驗鑒定意見相沖突的情況。具體來看，主要包括以下三種情形：(1)兩種檢驗結果均達到了醉駕的程度，但呼氣酒精檢驗結果與血液酒精檢驗鑒定意見存在較大差異；(2)呼氣酒精檢驗結果達到了醉酒的程度，但血液酒精檢驗鑒定意見沒有達到醉酒的程度；(3)呼氣酒精檢驗結果未達到醉酒的程度，但血液酒精檢驗鑒定意見達到了醉酒的程度。根據《意見》的規定，對以上三種情形，均應當以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意見為準。之所以確立這一原則，主要是因為血液酒精檢驗鑒定是直接檢驗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而呼氣酒精含量檢驗是檢驗駕駛人員呼氣中的酒精含量，再按照1：2 200的比例換算成血液酒精含量，且血液酒精檢驗鑒定的程序要求更嚴格，具有可復查性，故證據效力更高。相比而言，呼氣酒精含量檢驗僅是一種偵查手段，測定的結果更多具有參考和輔助作用，通常無法僅憑其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本案中，交警部門依法對孫林海先后進行了呼氣酒精含量檢驗和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血液酒精含量，也應孫林海的申請而進行了重新鑒定。因此，只要該鑒定意見合法，就應當將其作為定案的依據。

（二）行為人拒絕配合執法，實施不利于自身的行為而產生的法律后果應當自行承擔 醉駕人刑以來，執法、司法機關對醉駕行為“零容忍”的打擊力度極大地增加了刑法的威懾力，即使是心存僥幸而酒后駕車之人對于被查的后果也往往心知肚明。因此，實踐中為逃避處罰，常常會出現五花八門的拒絕配合甚至阻撓交警正常執法的行為。具體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幾類：一是逃避酒精含量檢測，如將自己鎖在車內、棄車逃跑等；二是在進行呼氣酒精含量檢驗時不配合，拒絕進行呼氣酒精檢驗；三是在進行呼氣酒精含量檢驗之后通過逃跑等方式逃避血液酒精含量檢驗；四是在進行相應酒精含量檢測時通過故意飲酒等方式破壞檢測結果。本案中，被告人孫林海也多次阻撓交警對其進行酒精含量檢驗：在交通事故現場不配合交警進行呼氣酒精含量檢驗：當被帶至交警中隊之后，仍然采取多種手段拒絕進行呼氣酒精含量檢驗，又在呼氣酒精含量檢驗完畢之后逃離；在被抓獲之后，當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意見明確其已經達到醉駕標準時，一方面要求重新鑒定，另一方面還辯稱曾在逃離交警中隊的途中喝酒御寒，提出該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不能作為證據使用。我們認為，對于行為人拒絕配合執法，實施不利于其自身的行為，從而產生的法律后果應當由行為人承擔：(1)從證據認定的角度分析，當偵查機關掌握了證明行為人構成犯罪的初步證據后，行為人即具有配合偵查機關完成偵查取證的義務，若此時行為人故意通過使自己陷于更不利地位的方式來污染證據，則應當相應降低對控方的證明要求，從而將該不利后果歸于行為人本人承擔。(2)從社會導向的角度分析，規避法律責任往往是當事人趨利避害的反應，若對呼氣酒精含量超標的行為人免除了配合偵查的義務，則可能誘導當事人采取各種方式規避法律責任，如此將不利于保障公共交通安全和人身安全，也不利于維護司法的公正性。因此，只有將行為人故意導致的不利后果歸于其本人承擔，方能有效避免其通過規避法律的方式獲得非法利益。在本案中，呼氣酒精含量檢驗結果證明孫林海具有醉酒駕駛的嫌疑，此時孫林海即具有配合交警完成相關偵查工作的義務，但其卻私自逃跑，并辯稱逃跑過程中又喝酒御寒，即使該辯解客觀真實，再次飲酒后的不利后果也應由行為人本人承擔，敬隨后進行的血液酒精含量檢驗仍然可以作為證據，用以證明行為人構成危險駕駛罪。本案的處理雖然在《意見》公布實施之前，但處理方法和結果完全符合《意見》的規定。《意見》第六條第一款規定：“犯罪嫌疑人經呼氣酒精含量檢驗達到本意見第一條規定的醉酒標準，在抽取血樣之前脫逃的，可以以呼氣酒精含量檢驗結果作為認定其醉酒的依據。”該條第二款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機關依法檢查時，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氣酒精含量檢驗或者抽取血樣前又飲酒，經檢驗其血液酒精含量達到本意見第一條規定的醉酒標準的，應當認定為醉酒。”可見，針對行為人存在的不配合情形，《意見》的規定與本案中無錫市兩級法院的處理原則基本一致，將因行為人惡意阻礙酒精含量檢驗行為導致的不利后果歸由其本人承擔。與此同時，為補強相關證據，《意見》第五條還明確規定：“有條件的，應當拍照、錄音或者錄像；有證人的，應當收集證人證言。”該規定旨在提醒辦案人員應當通過采集證人證言、拍照、錄音或者錄像等方式，有效固定現場證據。如此，既能保障被告人的人權，也能證明偵查人員辦案過程的合法性。

（三）瑕疵證據經補正或者合理解釋的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本案中，被告人孫林海還提出，偵查機關沒有及時進行酒精含量呼氣測試和血液酒精含量檢驗，事后所作酒精含量呼氣測試的時間與實際時間不符，即呼氣測試記錄的時間為22時03分，而監控錄像顯示其于21時54分離開交警中隊，兩次血液酒精含量檢驗報告中記錄的檢材數量與實際提取數量存在矛盾，即送檢登記中兩次抽血量均為2.8毫升，而第一次檢測報告記錄送檢血量為2毫升，第二次檢測報告記錄送檢血量為4毫升。我們認為，對此，一方面應當區分證據問題的存在系因被告人本人的原因抑或偵查人員的原因導致，若系行為人本人的原因導致，則相應的后果應當由其本人承擔。另一方面，應當判斷證據存在的問題是否實質上侵犯被告人的重大權益或者違反相關重要程序性規定，是否會影響到證據的真實性，以此判定該證據是非法證據還是瑕疵證據。實踐中，瑕疵證據主要是偵查人員在制作相關證據的過程中，因存在輕微技術性缺陷或者程序性違規而產生的證據。較為典型的證據瑕疵主要表現為：(1)證據記錄存在錯誤，如證據取證的時間、地點、人員等存在記錄錯誤；(2)證據記錄遺漏部分內容，如扣押清單遺漏了相關扣押物品的名稱、數量、特征等，相關證據筆錄遺漏了部分人員的簽名或者蓋章等；(3)偵查活動存在輕微技術性違規，如相關勘驗、檢查缺少見證人到場，主持辨認的偵查人員少于兩人等。在實際辦案過程中，瑕疵證據因偵查人員的疏忽或者是對相關法律規定的輕視而大量存在。較之非法證據，瑕疵證據的違法程度通常是輕微的，并未從實質上侵犯被告人的重大權益，也未違反相關重要程序性規定，且通常不會影響到證據的真實性。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在明確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同時，對此類瑕疵證據則明確了“可補正的不予排除規則”，即法院對于瑕疵證據的處理原則主要是責令有關辦案人員進行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通常而言，辦案人員進行了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后，法院可以忽略此類證據的瑕疵，將其視為合法證據。本案中，首先，針對被告人提出的未及時進行相關酒精含量檢驗的辯解意見，多名到庭證人的證言均可證實，公安機關接到報警后及時趕到現場，在發現孫林海有醉酒駕駛的嫌疑后，即要求其進行酒精含量呼氣測試，但其拒絕配合，并阻撓公安機關的事故處理程序，因此偵查機關在交通事故現場未及時進行酒精含量呼氣測試主要是孫林海的阻撓行為所致，由此可能帶來的不利后果亦應由其本人承擔。其次，孫林海提出呼氣酒精含量檢驗的時間與實際時間不符，經查，偵查機關使用的呼氣測試儀記錄時間確與北京時間存在一定誤差，該記錄存在瑕疵。對此，偵查機關出具了關于呼氣測試儀時間誤差的情況說明，證明呼氣測試儀上顯示時間晚于北京時間10分鐘。該情況說明，補正了證據原本存在的瑕疵。最后，孫林海提出兩次血液酒精含量檢驗報告中的檢材與實際提取過程有矛盾，而相關證人的證言，抽血、送檢視頻等證據，均能證明對孫林海抽血取樣、送檢全過程的合法性，且相關鑒定人也到庭證明收到的血樣檢材密封完整，鑒定過程合法，結果真實有效，并對檢測報告中載明的血液數量（2毫升、4毫升）與提取檢材時記錄的數量（2.8毫升）存在的誤差予以了說明，即因在鑒定過程中對檢材數量通常采用估算的方式，可能會存在偏差而導致記錄的誤差。在鑒定人對該瑕疵給出合理解釋的前提下，檢測報告中載明的鑒定意見可以作為定案證據。綜上，全案的證據均合法、有效，證據之間具有關聯性，并已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故以危險駕駛罪追究被告人孫林海的刑事責任是正確的。辯護人我們不代表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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