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是父親最美的夢

【導讀】父親沒讀過書，不能像岳飛母親那樣在孩子背上刺字，但他的言傳身教，早已把精忠報國這樣的大字刺進孩子的心里。雖然，我現在還只是一名平凡的鄉村女教師，不曾有轟轟烈烈的生活和事業，離巾幗英雄的夢想更是山高路遠......我的父親有六個孩子，四女兩男，我排行老五，是父親最小的女兒，在重男輕女思想長期占統治地位的農村，我卻是父親心中最美的夢。

窮沙頭，破大章，娶不起媳婦是流昌，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流傳的童謠，就足以證明沙頭村是怎樣的經濟狀況，一九六六年，我就出生在冀中平原沙河流域這個滿眼都是鹽堿地的名叫沙頭的小村莊。

因為生活極度困難，在我出生前，我的父母就已與人約好，把我送給城里一個無兒女的人家。我出生后第三天，收養人到我家要抱走孩子時，我的父親便說什么也不肯送人了，一向老實巴交的父親，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守信用。

當天晚上，父親就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一個白胡子老人，向父親要賬，說父親欠他三兩香油的錢，父親說從來沒有賒過賬；那老人說，不給就算了，于是順手一指，在父親面前出現了一座廟，廟尖上立著一只黑鴿子，老人說：送給你吧。于是那黑鴿子撲啦啦飛到父親懷里來，父親驚醒了。

我出生后第十二天，得了一種怪病：病發作時身體僵硬，兩眼發直，小嘴緊閉，不能吃奶。父親方圓百里求醫問藥，很多人包括醫生都勸父親放棄治療，大家說即使治療得不發作了，目前來看也得落下一個傻病根兒。

一個月后，我的父親從一個老中醫那里，討來一個偏方，醫生告訴他：這是治療一個十二歲孩子的處方和藥量，四十多天的嬰兒吃了這副藥，極有可能被藥拿死，如果孩子能僥幸死里逃生，那么孩子這個病也就徹底根除了。

這時我已經被疾病折磨得皮包骨了，再這樣持續下去也是死路一條，于是父親選擇了和上天賭一把，帶回了中藥面，喂給我吃了。

喝完藥不久，我便暈死過去，脈搏漸漸微弱。按當地的風俗，孩子是不能死在炕上或母親懷里的，自己不會穿衣服的孩子，斷氣時也不能穿著衣服，否則到另一個世界也沒人照料。于是，在春寒料峭的北方三月，母親淚眼婆娑地把我身上穿著的小肚兜也脫了去，用一個小被子裹上我，把我放在屋內冰冷的地上。

一個多時辰過去了，父母無奈地望著我，舍不得抱出去埋掉。這時，兩個女鄰居來我家串門，她們兩家只有兒子沒有女兒，對誰家生了女娃兒格外關注。她們把我抱起來仔細看，驚喜地發現我又奇跡般地有了呼吸。于是，她們把我遞給我母親，用手撥開我的嘴唇，幫我母親喂奶給我吃。自此，我得以重生，那種奇怪的病也就再沒有犯過。

父親看過戲曲河北梆子《岳母刺字》，那里邊有個情節：岳飛本是如來佛祖肩膀上的金翅鳥，因犯錯誤被罰下界。這個故事情節極大地激發了父親豐富的想象力，于是他就把我出生三天時他做的那個白胡子老人討香油錢的夢推演得有幾分傳奇色彩：

岳飛是佛祖肩膀上的金翅鳥轉世，你是廟尖上的小鴿子投胎，父親把他推演的夢反復講給我聽，岳飛出生的時候發了大水，岳母把他放在木盆里父親津津樂道。

那為什么發大水呢？懂事后，我好奇地問他。

金翅鳥在游玩的時候，看見一個王八精在練兵，他們之間發生了沖突，神鳥啄瞎了王八精的眼睛，被佛祖處罰下界，所以神鳥投胎轉世成岳飛時，王八精想用水淹死他。父親見我問，更來了精神頭兒。

那王八精呢，它不算犯錯嗎？我有點兒憤憤不平。

王八精當然也算犯錯了，它也被貶下界，投胎成秦檜。因為它在仙界被神鳥啄瞎了眼，所以到人間后不分是非，叛國投敵，陷害忠良，成了有名的大奸臣。父親很肯定地說。

那我為什么被貶下界呢？兒時的我信以為真。

你是廟尖上的小鴿子，可能是偷吃了供桌上的香油，所以，白胡子老人向我索要香油錢，讓你一出生就得一場大病。那老人肯定是個神仙。父親推測道。

岳飛出生的時候發了大水，我出生的時候呢？，我刨根問底。

你出生的那年遇上邢臺大地震呀！你在地窖里過的滿月。父親言之鑿鑿，你好好努力的話，將來肯定能像岳飛一樣有出息。

我是父親六個孩子中唯一有傳奇故事的，理所當然成為了他的掌上明珠。我很為自己有這樣的故事而驕傲自豪，心中也暗暗發誓，長大后像岳飛那樣成為國家的棟梁。

我的父親七歲失怙，沒上過一天學，但他的精神生活卻非常充實。無論白天活計多苦多累，晚上時只要本村或鄰村有唱戲演電影的，他都去看，而且無論他去哪兒，他都會身背或肩扛地把我帶上。《文姬歸漢》《花木蘭》《楊門女將》《穆桂英掛帥》《十二寡婦征西》《樊梨花》《忠烈千秋》等數不清的劇目劇種我都是在他的背上、肩上看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家終于有能力買到了一個收音機，父親對此愛不釋手，即使到地里做活，他也會把收音機放在筐里背到地頭，休息時就聽戲曲和評書連播。尤其是劉蘭芳老師主講的《岳飛傳》，只要是一開講，他就會全身心投入：如果他是在做活，他便會停下活計；如果他是在走路，他便會坐在路旁。他聽了一遍又一遍，仔細品《岳飛傳》的每個細節，回家后，他就會不厭其詳、繪聲繪色地講給我聽，父親把他推演的夢境變為現實的努力是顯而易見的。

在農村改革開放初期，剛剛掙脫舊體制桎梏的村民，開始在各行各業大顯神通，都想盡快脫貧致富，和我同齡的青年，紛紛選擇輟學，去做買賣掙錢，不少人勸我生活困窘的父親，不要再供我讀書了，說女孩子讀書也成不了大器，而我的父親卻絲毫沒有動搖他培養女中豪杰的信念。

一九八三年，我寫的文章陸續見諸報端，一時轟動鄉里；一九八五年，我參加《中國教育報》征文榮獲一等獎。當我把三十元獎金和鮮紅鮮亮的獎證交給父親時，父親卻表現得異常平靜：驕傲自滿吃大虧，父親淡淡地說，接著他又開始給我講我已耳熟能詳的關云長走麥城。顯然，父親的夢是更遠更美的夢。

父親沒讀過書，不能像岳飛母親那樣在孩子背上刺字，但他的言傳身教，早已把精忠報國這樣的大字刺進孩子的心里。雖然，我現在還只是一名平凡的鄉村女教師，不曾有轟轟烈烈的生活和事業，離巾幗英雄的夢想更是山高路遠，但我依然為父親心中那最美的夢而努力奮斗著。

第二篇：父親是我最崇拜的人

父親是我最崇拜的人

來源：光明日報 2015-3-3 施一公

常常有學生和朋友問我：這輩子你崇拜過誰？我過去48年唯一崇拜的人是我的父親。在我的生命中，父親對我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我的籍貫是云南省大姚縣，是我爺爺施平的出生地。爺爺年輕時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來離開了云南，就讀于浙江大學農學院，在那里與我的奶奶楊琳相愛并結婚。奶奶是當時杭州進步學生革命活動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并因此被國民黨政府判定是共產黨員而被捕入獄；1935年1月5日，我的父親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出生后18天，他的母親就犧牲在國民黨的監獄里；為了紀念和懷念奶奶，爺爺給父親起名施懷琳。

爺爺隨后投身革命、參加抗戰，無暇照顧我的父親，只能把他托付給親戚朋友撫養長大。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爺爺四處打聽，才輾轉在云南老家找到我的父親，并把他接到北京身邊。父親從出生就命苦，可以說沒有真正見到過生母，而直到長大成人后才與生父第一次團聚。

父親是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的本科，母親在北京礦業學院讀書，都是上世紀50年代的大學生。1962年，父親大學畢業后分配到河南省電力工業局，次年母親也從焦作礦業學院調到鄭州，與父親在同一個單位工作。1967年5月5日，我出生在河南鄭州，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那時正好趕上河南省“文革”的高潮，就是武斗開始，所以我母親在找醫院的時候都非常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醫院，生下了我。“文革”期間出生的孩子，大部分的名字都帶有時代色彩，叫文革、衛東的有很多，父親很希望我有一個響亮一點的名字，但是又不希望太落俗套，最后想了又想，還是取意一心為公，選擇第一個字和最后一個字，“一公”，作為我的名字。父親賦予這個名字中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關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的選擇。

從我有一點點懂事開始，就記得家里掛的一個精致的大鏡框，里面是一位面帶微笑的年輕女子的黑白照片，那是我奶奶大學入學時照的，每次搬家，父親總是小心翼翼地把鏡框包裹好，而每到一處、新家安頓完畢后又把照片懸掛在最顯著的地方。

1969年10月底，我兩歲半，跟隨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駐馬店地區汝南縣老君廟鄉閆寨大隊小郭莊。那時的往事，我自己當然已經不記得了，后來母親告訴我，我們家下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走資派爺爺的牽連和影響，“文革”期間爺爺在四人幫的監獄里被關押折磨了整整4年半。我們離開鄭州的那一天，一大早就開始把收拾好的家具和行李搬到大卡車上，上午8點多就離開了鄭州，父親帶著年幼的哥哥坐在駕駛室司機旁邊，大姐則站在車上面，一路顛簸，開了十幾個小時，才到達兩百公里開外的小郭莊。因為我和二姐都還太小，跟著母親坐火車到駐馬店鎮車站，下來后再乘坐汽車到公社林場與父親的大卡車匯合，到達小郭莊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0點多了。村民已經把當地村西頭上的一個牛棚騰了出來，開始味道很重，后來父親母親多次整改粉刷才好些；直到1972年離開小郭莊，這間牛棚成為我童年記憶里最溫暖的第一個家。

后來母親告訴我們：父親認為我們會一輩子生活在小郭莊、不會再有機會回到省城鄭州了；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吧，父親特別認真地干農活。每天天剛蒙蒙亮，父親就起床，背上一個籮筐，拿把小鏟子，順著小路去撿拾牛糞、用于農田施肥；白天則是到地里田間向鄉親們學習各種農活；父親很聰明，不僅很快就熟練掌握了各種農活技能，還學會了一邊撐船、一邊在寨河里撒網打魚。駐馬店地處豫南，春夏季多雨，每次大雨過后，父親都會帶上大姐，兩人配合到田間抓青蛙；父親手持自制的長叉，循著聲音、用手電筒的光柱照射青蛙，此時的青蛙一動不動，很容易被長叉捕獲，然后扔到背著的一個帶蓋的小口籮筐里。在田間轉一大圈下來，就會有幾十只青蛙入筐；第二天，父親會烹飪美味的田雞宴。

我記憶中的父親特別能干，我甚至覺得他無所不能。為了讓我們住的更舒適一些，聰明的父親弄來高粱稈、石灰、黃膠泥，把牛棚裝修一新，還隔出好幾個小房間。父親是位很好的理發師，我在到清華上學以前的18年間，從沒有去過理發店，總是父親給我理發；當然，在這方面，哥哥姐姐和媽媽也靠父親。父親還是個很出色的裁縫，我一直到小學畢業為止幾乎沒有買過一件衣服，大多數是繼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哥哥姐姐的幾乎所有衣褲和我過年時偶爾驚喜獲得的新衣服都是由父親親手裁剪縫紉的。除了剪發和裁衣，父親還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藝，會打造很美觀實用的家具，20世紀70年代我們家里用的床、柜子、桌子、椅子大部分都是我父親親手制作的，有些家具現在仍在使用。1970年以后，父親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講授數學和物理，他講課認真而又生動，頗得學生喜愛。再后來進了城，父親又在當地的鎮機械廠帶領技術人員進行硬質合金的技術革新。1977年恢復高考，他輔導表姐、表哥、大姐認真復習數理化，給他們講解方程式、熱力學，X、Y、Z??我當時一點兒都聽不懂，但感覺科學真酷，這種耳濡目染的環境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非常大。等我們回到了鄭州，父親又去鄭州工學院任教，給學生講課。再再后來又去工廠，做管理工作??

對待左鄰右舍，父親更是一生助人為樂，這是他的做人準則。到了小郭莊之后不久，父親就成了全村90多口人的義務理發師，一年四季常常有老鄉請父親理發，逢年過節則是排隊到我們家門口理發；而父親則從來都是來者不拒、大度寬厚。我們家從鄭州搬到小郭莊帶去的最珍貴的一大件就是一臺半新的上海牌縫紉機，這臺縫紉機在當地馬上出了名，父親用它不僅負責我們全家的衣褲制作，還幫助全村的鄉親做衣服；春節前一個月，村里的鄉親大多會到鎮里百貨店撕上幾尺布料，回來請我父親量體裁剪，大姐和母親也會幫忙縫紉，我則幾乎天天在縫紉機踩踏旋轉的規律節奏聲中入睡。后來大姐告訴我，父親每年春節前都會免費為鄉親們裁剪、制作近百件衣褲。鄉親們為了感謝我們家的幫助，常常拿來自己家里的土產，比如紅薯干、豌豆角等等，我父母則還以一些白面細糧。這樣久而久之，父親不僅在村里，而且在大隊和公社都開始享有名氣，很受鄉親們尊重。大家有事情、有矛盾時也會找父親來商量調解，甚至鄰村鄉親結婚都會請我的父親參加，以增添分量。

剛到小郭莊時，那里還沒有通電，電線桿也只架設到光明公社和閆寨的大隊部，村民們也舍不得點蠟燭和煤油燈，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覺了。晚上，整個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爾汪汪叫上兩聲。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父親帶著大姐和幾個鄉親，買來電線、瓷瓶，豎起一個個用樹干削制而成的電線桿，把電從大隊部一直引到小郭莊。小郭莊成為遠近十多個村莊中第一個通電的，這在當時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1972年夏天，父親工作調動到駐馬店地區工業局，我們也舉家搬遷到駐馬店鎮。離開那天，幾乎是全村出動、鄰里鄉親都來送行，難舍難分；村里的眾多孩子們則是圍著搬家的解放牌卡車看來看去、爬上爬下，非常新鮮；我的母親從集鎮上買來兩斤糖果，分給孩子們吃。37年之后，2009年9月底，我攜妻子兒女陪同母親和兩個姐姐重回小郭莊，幾乎所有上了年紀的村民都出來了，熱情地拉住母親和大姐，問長問短，一再邀請我們住幾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親早已辭世的消息后，紛紛向母親表達感激、思念之情，這些鄉親的深厚情誼讓老母親眼眶潤濕、讓我感動不已。

父親的言行舉止對我影響非常大。他很幽默，在家里常常給我們講講笑話、開開玩笑；很豪爽，待人寬厚，做事情很大氣，從不斤斤計較；很開朗、很有范兒，在駐馬店鎮生活的那幾年里，父親常常騎車帶我出去，一邊騎車一邊吟唱樣板戲選段，其中《智取威虎山》和《紅燈記》里的幾段我都是在父親的自行車上聽會的。2014年底，新版的《智取威虎山》上映，我馬上想起父親、立即去電影院里回味了精彩的劇情，也更加懷念我親愛的父親。不知不覺中，從小父親就成了我的偶像，我做事的時候總想得到父親的夸獎，父親對我既慈祥又要求很嚴格，他很少批評我，但是也很少會表揚我；即使對于我獲得1984年全國高中生數學聯賽河南賽區第一名這樣的榮譽，他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贊揚了兩句，并要我看到不足戒驕戒躁。父親的廚藝極佳，逢年過節都是父親掌勺炒出一盤盤可口的菜肴，1985年我保送清華大學之后，父親很高興，親自下廚給我做了一桌美味慶祝。他總是希望我能夠做得再好一點，不能知足常樂，而我也一直為了不讓父親失望而努力學習和進取，直到現在，我做每一件大事的時候總能想到要對得起父親的在天之靈。我覺得從小到大，一直到清華畢業至今，對我影響最深的人是我父親，而真正意識到這一點，是27年前的一天。

1987年9月21日，父親被疲勞駕駛的出租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醫院的時候，他還處于昏迷狀態，但血壓和心跳等生命體征都還正常。但是，醫院急救室的那位醫生告訴肇事司機：必須先交付500元押金，然后才能救人。四個半小時之后，待司機籌了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測不出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我最敬愛的父親在醫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救治，沒有留下一句遺言，也再沒有睜開眼睛看他兒子一眼，就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個事故對于還在上大學三年級的我打擊太大了，我無法承受突然失去父親的痛苦；自己的世界傾覆、價值觀崩潰了，之后一年多的時間里常常夜不能寐、凌晨三四點跑到空曠的圓明園內一個人抒發心中的悲憤。直到今天，夜深人靜時我還是常常想起親愛的父親、也抑制不住對父親深深的思念。當時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復這家醫院和那位見死不救的急救室當值醫生：醫護人員的天職不是救死扶傷嗎？為什么見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親？！

但是，我后來逐漸想通了：這樣的悲劇不止我一個家庭。中國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歷著像我父親一樣生離死別的人為悲劇。父親活著的時候，總是在不遺余力地幫助著鄰里鄉親和周邊許許多多沒有那么幸運的人們，以自己的善良付出給這個世界帶來溫暖和關愛。子承父志，如果我真的有抱負、真的敢擔當，那就應該去用自己的行動來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我開始反思、也開始成熟。

其實直到父親意外去世，我一直都非常幸運。從小學就接受了很體面的教育，中學、大學更是如此，大家都很關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覺得我缺乏像父親一樣的胸懷和回報之心。父親去世后，我真正開始懂事了，我發誓要照顧好我的母親，回報從小到大愛護、關心我的老師和父老鄉親們，用自己的力量讓周圍的世界變得更加美好，這種心情跟隨我在國外漂泊了十八個春秋。

現在我回來了，回到了清華大學。外面總有些人在揣度我的回國動機，說施一公回來如何如何。其實，我不止一次告訴大家，是我的真心話：我回到清華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養一批有理想、敢擔當的年輕人，在他們可塑性還較高的時候去影響他們，希望清華的學生在增強專業素質、追求個人價值的同時，讓他們清楚而堅定地從內心深處意識到自己對于這個國家和民族義不容辭的責任，承載起中華民族實現強國大夢之重任！

2015年1月5日，是我父親的八十歲冥壽。這天，我恰好在杭州——父親的出生地——開會。一天忙碌之后，我回到酒店自己的房間，情不自禁地想起父親，淚流滿面，只能給父親的在天之靈寫信：“爸爸，您走得太早了、太急了，都沒能趕上一天好日子、也沒能叮囑兒子一句話；27年來，兒子拼命努力，只怕辜負了您的期望。”

我深深地懷念我的父親，也希望自己能有像父親一樣的大愛和情懷。父親的吟唱似乎就在我耳邊：今日痛飲慶功酒，壯志未酬誓不休；來日方長顯身手，甘灑熱血寫春秋！

作者簡介

施一公，清華大學生物系學士，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物理博士，1998-2008年任教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現任清華大學教授、校長助理、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獲鄂文西格青年科學家獎、國際賽克勒生物物理學獎、香港求是基金會杰出科學家獎、談家楨生命科學終身成就獎、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的阿明諾夫獎。入選首批“千人計劃”國家特聘專家，2013年入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也是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人文與科學院外籍院士、歐洲分子生物學學會外籍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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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施一公：父親是我最崇拜的人

施一公：父親是我最崇拜的人

常常有學生和朋友問我：這輩子你崇拜過誰?我過去48年唯一崇拜的人是我的父親。在我的生命中，父親對我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我的籍貫是云南省大姚縣，我爺爺施平出生在這里。爺爺年輕時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來離開了云南，就讀于浙江大學農學院，在那里與我的奶奶楊琳相愛并結婚。奶奶是當時杭州進步學生革命活動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并因此被國民黨政府判定是共產黨員而被捕入獄;1935年1月5日，我的父親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出生后18天，他的母親就犧牲在國民黨的監獄里;為了紀念和懷念奶奶，爺爺給父親起名施懷琳。

爺爺隨后投身革命、參加抗戰，無暇照顧我的父親，只能把他托付給親戚朋友撫養長大。一直到解放后，爺爺四處打聽、才輾轉在云南老家找到我的父親，并把他接到北京身邊。父親從出生就命苦，可以說沒有真正見到過生母，而直到長大成人后才得與生父第一次團聚。

父親是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的本科，母親在北京礦業學院讀書，都是上世紀50年代的大學生。1962年，父親大學畢業后分配到河南省電力工業局，次年母親也從焦作礦業學院調到鄭州，與父親在同一個單位工作。1967年5月5日，我出生在河南鄭州，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那時正好趕上河南省“文革”的高潮，就是武斗開始，所以我母親在找醫院的時候都非常周折，很不容易找到了一家醫院，生下了我。“文革”期間出生的孩子，大部分的名字都帶有時代色彩，叫文革、衛東的有很多，父親很希望我有一個響亮一點的名字，但是又不希望太落俗套，最后想了又想，還是取意“一心為公”，選擇第一個字和最后一個字，“一公”，作為我的名字。父親賦予這個名字中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關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的選擇。

1977年恢復高考，父親輔導表姐、表哥、大姐認真復習數理化，我當時一點兒都聽不懂，但感覺科學真酷。

從我有一點點懂事開始，就記得家里掛的一個精致的大鏡框，里面是一位面帶微笑的年輕女子的黑白照片，那是我奶奶大學入學時照的。每次搬家，父親總是小心翼翼地把鏡框包裹好，而每到一處、新家安頓完畢后又把照片懸掛在最顯著的地方。

1969年10月底，我兩歲半，跟隨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駐馬店地區汝南縣老君廟鄉閆寨大隊小郭莊。那時的往事，我自己當然已經不記得了，后來母親告訴我，我們家下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走資派”爺爺的牽連和影響，“文革”期間爺爺在“四人幫”的監獄里被關押折磨了整整4年半。我們離開鄭州的那一天，一大早就開始把收拾好的家具和行李搬到大卡車上，上午8點多就離開了鄭州，父親帶著年幼的哥哥坐在駕駛室司機旁邊，大姐則站在車上面，一路顛簸，開了十幾個小時，才到達兩百公里開外的小郭莊。因為我和二姐都還太小，跟著母親坐火車到駐馬店鎮車站，下來后再乘坐汽車到公社林場與父親的大卡車會合，到達小郭莊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0點多了。村民已經把當地村西頭上的一個牛棚騰了出來，開始味道很重，后來父親母親多次整改粉刷才好些。直到1972年離開小郭莊，這間牛棚成為我童年記憶里最溫暖的第一個家。

后來母親告訴我們，父親認為我們會一輩子生活在小郭莊，不會再有機會回到省城鄭州了。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吧，父親特別認真地干農活。每天天剛蒙蒙亮，父親就起床，背上一個籮筐，拿把小鏟子，順著小路去撿拾牛糞、用于農田施肥;白天則是到地里田間向鄉親們學習各種農活。父親很聰明，不僅很快就熟練掌握了各種農活技能，還學會了一邊撐船、一邊在寨河里撒網打魚。駐馬店地處豫南，春夏季多雨，每次大雨過后，父親都會帶上大姐，兩人配合到田間抓青蛙。父親手持自制的長叉，循著聲音，用手電筒的光柱照射青蛙，此時的青蛙一動不動，很容易被長叉捕獲，然后扔到背著的一個帶蓋的小口籮筐里。在田間轉一大圈下來，就會有幾十只青蛙入筐，第二天，父親會烹飪美味的田雞宴。

我記憶中的父親特別能干，我甚至覺得他無所不能。為了讓我們住得更舒適一些，聰明的父親弄來高粱桿、石灰、黃膠泥，把牛棚裝修一新，還隔出好幾個小房間。父親是位很好的理發師，在去清華上學以前的18年間，我從沒有去過理發店，總是父親給我理發。當然，在這方面，哥哥姐姐和媽媽也靠父親。父親還是個很出色的裁縫，我一直到小學畢業為止幾乎沒有買過一件衣服，大多數是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哥哥姐姐的幾乎所有衣褲和我過年時偶爾驚喜獲得的新衣服都是由父親親手裁剪縫紉的。除了剪發和裁衣，父親還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藝，會打造很美觀實用的家具，上世紀70年代我們家里用的床、柜子、桌子、椅子大部分都是我父親親手制作的，有些家具現在仍在使用。1970年以后，父親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講授數學和物理，他講課認真而又生動，頗得學生喜愛。再后來進了城，父親又在當地的鎮機械廠帶領技術人員進行硬質合金的技術革新。1977年恢復高考，他輔導表姐、表哥、大姐認真復習數理化，給他們講解方程式、熱力學，X、Y、Z……我當時一點兒都聽不懂，但感覺科學真酷，這種耳濡目染的環境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非常大。等我們回到了鄭州，父親又去鄭州工學院任教，給學生講課，再后來又去工廠，做管理工作……

父親對我既慈祥又要求很嚴格，他很少批評我，但是也很少會表揚我;他總是希望我能夠做得再好一點、不能知足常樂。

對待左鄰右舍，父親更是一生助人為樂，這是他的做人準則。到了小郭莊之后不久，父親就成了全村90多口人的義務理發師，一年四季常常有老鄉請父親理發，逢年過節則是排隊到我們家門口理發，而父親從來都是來者不拒、大度寬厚。我們家從鄭州搬到小郭莊帶去的最珍貴的一大件，就是一臺半新的上海牌縫紉機，這臺縫紉機在當地馬上出了名，父親用它不僅負責我們全家的衣褲制作，還幫助全村的鄉親做衣服。春節前一個月，村里的鄉親大多會到鎮里百貨店扯上幾尺布料，回來請我父親量體裁剪，大姐和母親也會幫忙縫紉，我則幾乎天天在縫紉機踩踏旋轉的規律節奏聲中入睡。后來大姐告訴我，父親每年春節前都會免費為鄉親們裁剪、制作近百件衣褲。鄉親們為了感謝我們家的幫助，常常拿來自己家里的土產，比如紅薯干、豌豆角等等，我父母則還以一些白面細糧。這樣久而久之，父親不僅在村里，而且在大隊和公社都開始享有名氣，很受鄉親們尊重。大家有事情、有矛盾時也會找父親來商量調解，甚至鄰村鄉親結婚都會請我的父親參加，以增加分量。

剛到小郭莊時，那里還沒有通電，電線桿也只架設到光明公社和閆寨的大隊部，村民們也舍不得點蠟燭和煤油燈，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覺了。晚上，整個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爾汪汪叫上兩聲。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父親帶著大姐和幾個鄉親，買來電線、瓷瓶，豎起一個個用樹干削制而成的電線桿，把電從大隊部一直引到小郭莊。小郭莊成為遠近十多個村莊中第一個通電的，這在當時當地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1972年夏天，父親工作調動到駐馬店地區工業局，我們也舉家搬遷到駐馬店鎮。離開那天，幾乎是全村出動，鄰里鄉親都來送行，難舍難分。村里的眾多孩子們則是圍著搬家的解放牌卡車看來看去、爬上爬下，非常新鮮。我的母親從集鎮上買來兩斤糖果，分給孩子們吃。37年之后，2009年9月底，我攜妻子兒女陪同母親和兩個姐姐重回小郭莊。幾乎所有上了年紀的村民都出來了，熱情地拉住母親和大姐，問長問短，一再邀請我們住幾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親早已辭世的消息后，紛紛向母親表達感激、思念之情，這些鄉親的深厚情誼讓老母親眼眶潤濕、讓我感動不已。

父親的言行舉止對我影響非常大。他很幽默，在家里常常給我們講講笑話、開開玩笑;很豪爽，待人寬厚，做事情很大氣，從不斤斤計較;很開朗、很有范兒。在駐馬店鎮生活的那幾年里，父親常常騎車帶我出去，一邊騎車一邊吟唱樣板戲選段，其中《智取威虎山》和《紅燈記》里的幾段我都是在父親的自行車上聽會的。2014年底，新版的《智取威虎山》上映，我馬上想起父親，立即去電影院里回味了精彩的劇情，也更加懷念我親愛的父親。

不知不覺中，從小父親就成了我的偶像，我做事的時候總想得到父親的夸獎，父親對我既慈祥又要求很嚴格，他很少批評我，但是也很少會表揚我;即使對于我獲得1984年全國高中生數學聯賽河南賽區第一名這樣的榮譽，他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贊揚了我兩句，并要我看到不足戒驕戒躁。父親的廚藝極佳，逢年過節都是父親掌勺炒出一盤盤可口的菜肴，1985年我保送清華大學之后，父親很高興，親自下廚給我做了一桌美味慶祝。他總是希望我能夠做得再好一點、不能知足常樂，而我也一直為了不讓父親失望而努力學習和進取。直到現在，我做每一件大事的時候總能想到要對得起父親的在天之靈。我覺得從小到大，一直到清華畢業至今，對我影響最深的人是父親，而真正意識到這一點，是27年前的一天。

1987年9月21日，父親被一輛出租車撞倒在自行車道上，當疲勞駕駛的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處于昏迷狀態，但血壓和心跳等生命體征都還正常。但是，醫院急救室的那位醫生告訴肇事司機：必須先交付500元押金，然后才能救人。四個半小時之后，待司機籌了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測不出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我最敬愛的父親在醫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救治，沒有留下一句遺言，也再沒有睜開眼睛看他兒子一眼，就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個事故對于還在上大學三年級的我打擊太大了，我無法承受突然失去父親的痛苦，自己的世界傾覆、價值觀崩潰了。之后一年多的時間里，我常常夜不能寐，凌晨三四點跑到空曠的圓明園內一個人抒發心中的悲憤。直到今天，夜深人靜時我還是常常想起親愛的父親，也抑制不住對父親深深的思念。當時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復這家醫院和那位見死不救的急救室當值醫生：醫護人員的天職不是救死扶傷嗎?為什么見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親?!

但是，我后來逐漸想通了：這樣的悲劇不止于我一個家庭。中國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歷著像我父親一樣生離死別的人為悲劇。父親活著的時候，總是在不遺余力地幫助著鄰里鄉親和周邊許許多多沒有那么幸運的人們，以自己的善良付出給這個世界帶來溫暖和關愛。子承父志，如果我真的有抱負、真的敢擔當，那就應該去用自己的行動來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我開始反思，也開始成熟。

我回到清華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養一批有理想、敢擔當的年輕人，在他們可塑性還較高的時候去影響他們，希望清華的學生在增強專業素質、追求個人價值的同時，讓他們清楚而堅定地從內心深處意識到自己對于這個國家和民族義不容辭的責任，承載起中華民族實現強國大夢之重任!

其實直到父親意外去世，我一直都非常幸運。從小學就接受了很體面的教育，中學、大學更是如此，大家都很關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覺得我缺乏像父親一樣的胸懷和回報。父親去世后，我真正開始懂事了，我發誓要照顧好我的母親，回報從小到大愛護、關心我的老師和父老鄉親們，用自己的力量讓周圍的世界變得更加美好，這種心情跟隨我在國外漂泊了18個春秋。

現在我回來了，回到了清華大學。外面總有些人在揣度我的回國動機，說施一公回來如何如何。其實，我不止一次告訴大家，是我的真心話：我回到清華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養一批有理想、敢擔當的年輕人，在他們可塑性還較高的時候去影響他們，希望清華的學生在增強專業素質、追求個人價值的同時，讓他們清楚而堅定地從內心深處意識到自己對于這個國家和民族義不容辭的責任，承載起中華民族實現強國大夢之重任!

2015年1月5日，是父親的八十歲冥壽。這天，我恰好在杭州——父親的出生地——開會。一天忙碌之后，我回到酒店自己的房間，情不自禁地想起父親，淚流滿面，只能給父親的在天之靈寫信：“爸爸，您走得太早了、太急了，都沒能趕上一天好日子，也沒能叮囑兒子一句話。27年來，兒子拼命努力，只怕辜負了您的期望。”

我深深地懷念我的父親，也希望自己能有像父親一樣的大愛和情懷。父親的吟唱似乎就在我耳邊：今日痛飲慶功酒，壯志未酬誓不休;來日方長顯身手，甘灑熱血寫春秋!

第四篇：我的父親是流氓

我的父親是流氓 于建嶸

一

父親要死了。

我是從雪姨發來的電報知道的。我向學校請了假，乘火車往老家趕。一下火車，就看見二弟高陽傲視天下般地立在站臺邊。他見我走來，只是點了點頭，提過我的包就往停車場走。直到跨上他那輛白色的寶馬，才說了一句：“老爺子真是的，死都死了幾次了。”

我跟著二弟來到父親的病房。病房里有許多人。雪姨和我大弟都在病床邊，用哀傷的眼神看著我。病床上的父親已經失去知覺，雙目緊閉，那兩條粗黑的劍眉還是那樣顯得威風凜凜，只是浮腫的面部給人一種有點夸張的感覺。醫務人員在忙碌，他們應該比誰都明白這些忙碌并沒有多少意義，只不過以各種無效的搶救來等待那必然的最后結果。

雪姨將我們兄弟三人叫到病房外的陪護間，對我說父親得到了本市最好的治療。我絕對相信雪姨的這種有點表功意味的說明。這不僅由于父親曾是這里的最高領導人，更主要是他有一個現為常務副市長的二兒子高兵及一個號稱千萬富翁的三兒子高陽。而作為書生的大兒子我，絕不是能讓父親享受這種待遇的理由。

雪姨很有主見地安排著父親的后事。盡管她比我還小一歲，但作為父親的第三任夫人，我們還是愿意聽她調遣。雪姨叫高兵與市委領導商量父親的悼詞和追悼會的規格，要高陽負責通知親朋好友并主管 日常事務，要我準備一份家屬發言稿，表示親人們的崇敬、悲哀及感激之情。為完成雪姨交給的任務，我不得不回顧父親即將結束的一生，思考親人們心目中的父親。這是幾十年來我最不愿意想的問題了。然而，當我象平時從事科學研究一樣分析父親那久遠的歷史后，我發現，盡管父親的一生復雜而富有傳奇，但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而且這些階段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三個女人。這三個女人就是父親的老婆我媽、父親的愛人高姨以及父親現在的夫人雪姨。有了這一發現，我竟然興奮起來。

二

父親和我媽的故事發生在我的老家，也就是湖南南部的永州市遠郊一個名叫黃沙塘于家的小村子里。永州這個地方，由于一位很有名氣的文人寫過一篇《捕蛇者說》而聞名于世。事實上，我在這里生活過十二年，卻很少看到蛇，更不要說專事捕蛇的人了。

父親大約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具體哪一年我是沒有辦法搞清楚的。因為，父親的各種人事表格有關出生年月變化較多。在講究資格的年代，父親將其出生年月定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在領導干部年輕化的時候，報上公布父親的出生年月卻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兩者相差有十年。如果取中間數，也就是一九二一年比較合宜。

據說，我父親的父親，也就是我爺爺，曾到省城長沙讀過書，后來成為了當地較富有而深得鄉鄰尊敬的紳士。父親是爺爺的獨子，爺爺又是老爺爺的獨子，也就是父親一家是三代單傳。奶奶在三十多歲才有我父親，就更視為掌上明珠。但在父親十六歲那年，我父親的父 親以及父親的母親相繼去世了，父親也就成為了孤兒。

本來父親對家里事是從來不關心的。因為是家中的獨苗，所以在十歲前一直跟隨在他母親身旁，到十歲才開始進村里的學堂。成了孤兒后，他不得不理會家里的四十多畝土地和近二十間房子。當然，具體的事情都是由長工做的。如果，后來父親不因賭博而輸掉了全部家產，解放后父親肯定是個地主，而且是一個從十六歲就開始剝削勞動人民的吸血鬼。

父親成為賭徒是在他父母去世半年后的事。也就是在他快十七歲的那年冬天。最初是他遠房堂兄于朝龍帶他去玩一種當地很流行的押大小的游戲，賭吃喝，慢慢地就直接玩起錢來了。從小到大，越玩越想玩。大約二年光景，父親就將祖傳的四十多畝良田和二十多間房子全玩完了。其中有一半成為了他堂兄于朝龍家的產業。當于朝龍一家搬進我家祖屋時，父親哭著住進了于朝龍家廢棄的牛欄房。從此以后，讀過六年書的父親開始成為了村里最不受歡迎的人。誰家少了東西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親。村里人開始忘記了他的姓名，都叫他收賬鬼。他就在東摸西拿中度過那艱難困苦的日日夜夜。好在當時日本鬼子也經常進村，人們對收賬鬼的作為也就不太計較。

在父親二十三歲那年，他還是單身一人。那時都習慣早婚，二十三歲尚未婚配很能說明這個人的品行和家境。可人的青春期生理要求并不因沒有金錢而喪失。沒有錢上賭場時，他就象個發春的公牛，在村子里四處游蕩。特別是夜深人靜之際，青春分泌物使他象夜游神一樣聽過許多家的墻根。這就成了村里人的心病。他們總是叫女兒媳婦 們千萬注意，切不要答理收賬鬼，最好是看到他就遠遠地避開，不然可能有危險。事實上，父親從沒當面對什么女人有什么過份的舉動。但村里人在夜間行夫妻之事時，再也不敢象原來那樣放蕩了。據說，有人還因害怕收賬鬼聽墻，成為了陽萎。若干年后，我作為學者，曾對那幾年村里人口變化進行過調查分析，我發現，在父親二十歲到二十三歲那幾年，是于家村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年份。由于沒有發現其它原因，我就認定與父親聽墻有直接的關連。

可見，父親的行為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于家村的生存和發展了。最要命的是，村里人也意識到了這種危機的存在，而且，隨著日月的推移，這種危機感也就越來越壓抑人心地在村中彌漫。終于有一天，村人不約而同地找到已是村中首富的于朝龍，商量如何解決收賬鬼的問題，盡管有人主張送官法辦，但苦于沒有可以送官定罪的事情和證據。最后，村人們只得同意，給收賬鬼找個女人并租二畝村里的公田給他養家立命。

于是，村里人就行動起來，到處訪那些難尋婆家的女子或死了老公的寡婦。可想而知，方圓十里是不可能有收獲的。有人大罵了那些提親的人還揚言，就是死也不將自己女兒嫁給收賬鬼。

正在村里人萬分為難之時，村里來了二位從河南過來討飯的母女。事情也巧，母女倆剛踏進我們村，母親就倒下了。村里人循著那女孩的哭聲，才知道那老要飯的死了。于是，村里人叫來了于朝龍。于朝龍沒有看那已經死去的母親，而對那個正在傷心但已無力哭泣、可能有十五六歲但骨瘦如柴、相貌極為普通甚至可以說有點丑的姑娘 看了好一會。他和藹且富有同情心地問了姑娘一些問題，當知道姑娘的父親和兄弟已在早幾年走日本時就死了，唯一相依為命的母親也餓死在這千里之外的他鄉時，于朝龍就高興起來。他叫人立即將我父親從賭桌旁揪了過來，本來因沒有賭資只能當觀察員而氣惱的父親，一聽將這個姑娘送給他做老婆，也高興地叫起了朝龍哥。于朝龍就讓村里人將姑娘的母親埋在后山的野地里，叫家人拿點高梁餅就將姑娘送進了我父親借住的牛欄房。這個于家人連姓名也懶得知道的女人，就是我媽。

父親是在我媽用眼淚吞食高梁餅時將她變成女人的。可以想象，一個剛死了母親、自己又快餓死的少女，對食物渴望和對性的需要，態度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可對一個二十三歲還沒有親近女人的健康男人來說，有了屬于自己的女人還要等待那也是要命的。于是，在我媽用黑黑的手扼住那塊高梁餅拼命往肚子里送時，我父親用力剝下了她少得可憐的褲子，象猛虎下山一樣順勢長入。也許是想起了剛死的母親或是由于父親的粗暴給她剛因有了食物而恢復知覺的肉體帶來的痛苦，在父親沒完沒了的動作中，我媽小聲地哭泣起來。我媽的哭聲使已心滿意足的父親大為惱火，他動作很大地穿上褲子，對著我媽血淋淋的下身就是一腳，大聲地說“媽巴子的，飯也吃了，娘也埋了，讓老子快樂一下就哭，哭個屁。”說完轉身就走，不用說肯定是到賭桌邊觀戰去了。

自從有了自己的女人，村前村后就再不見父親深夜四處游蕩的身影了。父親有錢時一定是在牌桌上，沒有錢就折磨那個屬于他的女人。因此，在他借住的牛欄里，經常傳出打罵聲和女人悲凄的哭泣聲。還算善良的村人，每當看到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我媽在租種的二畝地里勞作時，也會生出一些內疚。“唉，真是個命苦的女人。”當然，只是說說而已，心中更多的還是為自己家的女人不用再擔心那發春的公牛而暗暗地竊喜。

村里人最終發現，他們的如意算盤還是打錯了。父親雖然再不會因雄性分泌物去侵害他們的女人，但并不是說父親因需要賭資而放過他們的財物。就在父親將我媽的肚子搞大，也就是懷上我的第七個月，終于發生了于家村自有文字記載以來最大、最嚴重的事件。

事情的經過很簡單。父親在鄰村賭博欠了錢，在深夜很不情愿被趕下了牌桌，只能回去將女人折騰一番。在經過原屬于他家而現在成了他遠房堂兄于朝龍家產業的院子時，一股恨意油然而生。膽因怒生，他熟悉地翻過院墻，潛進了書房，就象在自己家里取物一樣拿過幾件值錢的器皿，正要離開時，被他堂兄的小老婆發現了。這個嬌小的女人，本來因這晚沒有得到應該屬于她的春宵而憤憤不平，難以入眠。所以，不顧天寒地凍，決心到另外兩個也是小老婆的女人窗下察看一下，她要知道是誰侵占了應屬于她的一夜，好明天找老大訴苦。她剛走出房間，就象見到鬼一樣發現了我父親，不由自主地大叫起來。這一叫，就苦了我父親，他被嚇得站在院子中央，不知所措。當于朝龍和家人們用亂棍將他打倒并捆成粽子押到于家祠堂后，他還沒有回過神來。就在村人們因將我父親送官法辦還是以族規處置發生爭吵時，我媽腆著肚子來了。這個沒有姓名而且很少在村人面前說話的女人，還是那樣一聲不響，跪在地上，對每一個村人磕頭。看到這個架勢，事主于朝龍就說：“這次算了，放他一馬，下次如果再犯，老子要了他這條狗命。”

歷史已經證明，地主于朝龍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不僅無法要了我父親的狗命，最終到是讓我父親將他送上了西天。

松了綁的父親同我媽默默地回到了牛欄房。在我媽用鹽水清理他被惡打的傷口后，他默默地呆坐了好一會，眼中顯露出一股殺氣。他拿了家里唯一的半盒洋火，什么也沒有說，甚至連看也沒看我媽一眼，就走出了那個借住的牛欄房，溶沒在茫茫的黑夜中。不大一會，于朝龍的書房，也就是我父親的父親建造的書房發生了沖天大火。

那是一場很大的火。村里人說，自立村安家以來，黃沙塘于家就從來沒有這樣火紅過。那火將于家半邊天都燒紅了。如果不是村人奮力撲火，就會將整個天都燒沒。后來，在父親成為一位共產黨的大官時，村里人傳言，在發生火災時，有一條火龍沖天而上。那條龍就是父親，這把火將壓在他身上的惡運全燒掉了。父親在自傳中卻稱：主席教導我們說，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為反抗惡霸地主的欺壓，我勇敢地燒掉了他的家，義無反顧地參加了革命游擊隊。事實上，父親放完火后，就不分方向地拼命跑。天亮才發現，他竟跑到了離家三十里地的大山邊了。于是，父親就潛進山林，用野果充饑。不日遇上了被國民黨稱為土匪的共產黨游擊隊。帶隊的看他年青力壯，就叫他跟著一起干，給他飯吃。正處于饑餓而無處可投的父親一聽有飯吃，想都沒想就同意了。由于父親讀過幾年書，在這支大都由本地赤貧的 流浪者組成的隊伍里算是有文化的了，不久便成了帶隊的勤務兵。隨著隊伍的擴大，帶隊的從隊長成為了司令，父親也就成為了這支革命隊伍一個隊的副隊長。我讀大學時，為研究流氓無產階級的命運和心理，讀過許多著作。我在共產黨的創始人那部有名的選集中讀到過這樣一段話：那些失了土地的農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他們很能勇敢奮斗，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每讀到此，我都會深深地感到共產黨領袖們的偉大。只有他們才能這樣深刻地認識父親這些在當時中國普遍存在的群體，而且那樣成功地將他們塑造成為偉大的革命戰士。

我是在父親放火亡命天涯后的第三個月出生的。父親縱火后，我媽并沒有離開于家村。一方面她懷著我已有七個月，更主要的是她無處可走。村里人看著她老實本份而且可憐，或許是怕父親突然回來放火，也就沒有太為難我們母子。我媽就種著那二畝公田度日。于朝龍家看在族人的份上，對我們母子還算照顧，有時甚至有意保護我們不受欺負。按照輩份，他讓我叫他朝龍大伯。

我第一次見到父親，是五零年初，那時我已經四歲多了。有一天我們村里來到好多人，直奔朝龍大伯家，一會兒就將朝龍大伯和他的兒子們全部捆綁著押了出來，全村的人都集合到了谷坪中，聽一位穿黃軍裝挎盒子槍的人講話。那人講完之后，手一揮，有幾個和他一樣裝扮的人就將朝龍大伯押著往后山走，一會就聽到了幾聲槍聲。之后，村里的人有點畏縮地將我和我媽推到那講話的人面前。那人一改剛才 講話的那氣憤的神態，很和藹地抱起我說，“這就是我兒子？”。村里人連忙講，“寧子，快叫爹啊”。我看著媽，媽點著頭。但我感到要尿尿，于是就叫起來，“快放我下來，我要尿尿。”那個抱著我的人，也就是我父親，很失望地將我放下來，又大度地打了我屁股一掌說，“媽巴子的，連爹都不會叫。”

那幾個押走朝龍大伯的人回來后，父親就帶領他們走了。連他曾住過的，我和我媽現正住著的牛欄房都沒有進去過。

父親走了后，朝龍大伯家里大小都哭了起來。村里人幫著他們將朝龍大伯埋在后山于家的祖墳中。我要跟去看，我媽很緊張地將我拖回家，并在大白天就將門關上，對我說，“寧子，以后別亂走，千萬別到朝龍大伯家里去。”我不解地看著媽，她好象做了對不起人的事一樣。待了好一會，她流著眼淚又說，“好在你爹當官了，要不了多久就會接我們走，不然，我們在村里如何做人啊。”那以后，村子里面很熱鬧，先是朝龍大伯一家從那高樓大院搬了出來，住進了我家住的牛欄屋。我和我媽及原來最窮的幾家搬進了大火后朝龍大伯重修的我家祖屋里。

對村子里的變化我是能感受到的。事實上我自己也在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老到村口去玩，盼著父親能接我走。有時也等來幾個同爹一樣著裝的人，他們有的也到我家坐一會，或帶點吃的穿的東西給我們，并告許我爹已經從部隊轉到縣上工作了，當了什么縣公安局長之類的，但就是沒有帶我們到城里面去的意思。因此，我很失望。

父親再沒有回來。快過年了也沒有父親回家的任何消息。于是，臘月二十九我媽決定到縣城里去了一次。本來說好要帶我去的，后來媽說，最好能去接你爹回家過年，要當天去當天回，所以讓我在家等爹就行了。當天傍晚，媽回來了，是一個人回來的，沒有父親的影子。我問媽，媽什么也不說，只是坐在那里發呆。于是我就吵著要爹，呆坐著的母親突然將我一把推到在地，狠狠地打著我的屁股，鬼哭般地說，“你哪有爹。你爹早就死了。你爹才是個流氓。”

數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我媽在縣城好不容易找到我父親時，父親正和幾個青年男女在研究工作，其中有個長得很美的女人同父親坐在一條長椅上。父親見我媽膽怯地由警衛員領著站在門外時，剛才的笑容一下就沒有了。他威嚴地近似咆哮著說：“誰叫你來的？”將所有在場人都嚇住了。警衛員立即揪住我媽就住外拖。將我媽拖進門房后，警衛員厲聲地追問我媽：你不是說，是我們局長的老婆，為什么局長一見到你就發火呢？我警告你，假冒局長的老婆就是流氓，流氓是要法辦的。我媽早被嚇得一句話也不敢說，聽說這樣來找老公是流氓，是要法辦的，就連忙獨自往家趕。

不久，就有人從縣上來我們家，對我媽說，你與我們局長成為老公老婆是地主于朝龍包辦的，現在政府不承認，你就在這張離婚書上押個手印。我媽呆呆地一聲不響地押了個手印。好象對父親休妻早就預料到了一樣，平靜得很。只是在來人說要將我帶回城里去時，我媽哭了起來，她低著頭喃喃地說：帶走我的寧子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死，我就死。縣上的人見這樣，也就沒有說什么走了。我長大后就想，父親可能根本就不想帶我進城，這不只是他那時工作忙，更主要的他正 在同他的革命同志戀愛，如果有我在身旁那不大煞風景。

我媽是在一九五八年餓死的。那時，父親已經是鄰縣的縣委書記，也就是一位七品父母官。由于我一直跟我媽生活在老家，父親還不時叫人送點吃的東西給我們母子倆。但我從來沒有發現我媽吃一口，就是在她因缺食品餓得快不行時，也絕不動父親送來的食品。她最終同她母親一樣，也餓死在黃沙塘于家這個陌生的村子里。所不同的是，她母親留下的是一個也快餓死的無依無靠的小女子，而她留下的則是有一個已為父母官的父親的我。三

父親和高姨的故事，是那個年代最普通最平常的事情，可以說沒有半點傳奇色彩。剛解放那時，革命隊伍的同志們，大都要按電腦程序一樣完成人生的一件大事，這就是沒有結過婚的要選美定親，原來有結發夫妻的要按“革命條件”進行重新審查，能換的就盡量換。自古來，就將江山和美人聯系在一起的。革命成功了，江山歸同志們了，沒有美人相伴也就違背了古訓。何況革命隊伍中美人多得很。高姨就是父親領導下的革命隊伍中的大美人。

高姨出生在大城市天津一個工廠主家庭，其父親擁有當時天津較有名的紡織廠。高姨是這個資本家最小的女兒，受過很好的教育，是共和國首任總理夫婦的校友。也許正是南開的革命激情的影響，高姨在十八歲那年參加了南下部隊來到了湖南，后來就同我父親一樣轉到地方從事新政權的建設工作。在我父親擔任縣委書記時，高姨就是這個縣的婦聯主任了。

父親是在與我媽辦完離婚手續不久與高姨結為革命夫妻的。起初是情竇初開的高姨愛上了年輕有為的縣委書記的。她感到這個大她許多的男人，是那樣優秀的。他出身赤貧，苦大仇深，經過革命的戰爭洗禮，那樣具有革命的理想，有為革命事業獻身的精神。就是他表現出來的粗魯也應該視為革命者的粗獷和豪氣。當父親知道高姨愛上他時，更是欣喜若狂，立即請來了他的老首長，在他的老首長及其新夫人的主持下，舉行了婚禮，組建了讓多少人眼熱的革命家庭。

我在我媽死后的第三天由村里人送到了父親和高姨家。我媽死了，村里人沒有通知我父親。村里人說，他已經將她休掉了。這么多年他又從來沒有回來過，現在又當了那么大的官，還是不要告訴他了吧。于是，我這個孝子作為唯一的親人，在大家的幫助下將我媽埋葬在她母親的墳墓旁。但對只有十二歲的我以后如何生活，被饑餓折磨的村里人卻一致認為，應該將我送到城里面去。他們說：當了官不要老婆自古以來多著呢，就是做了皇帝也會要兒子的。于是，我和兩位算是本家的村里人來到父親任職的那個縣，好不容易找到了縣委大院，站崗的卻不放我們進去，說先要通報。村里人就說，你告訴他，他原來的老婆死了，我們給他送兒子來了。過了一會父親的秘書就來了，將我們接到父親的辦公室。父親很有教養地拉了一下村里人的手，并習慣地將手伸向了我。見我害怕一個勁往后退，父親就用他那雙大手撫摸了一下我的頭說，“寧子，幾年不見長這么高了，有十二歲吧。”村里人的訴說我媽死了，孩子太小，不是村里人不愿意撫養，而是怕跟著學壞。父親先是有一些吃驚，然后中氣不足地說：死了就沒有辦 法了，寧子是我的兒子，就放在我這里吧。之后就叫秘書陪村里人去食堂吃飯。

這是父親為官后第一次請村里人吃飯。特別是在那個充滿饑餓的年代，請人吃飯是給人很大面子的。這種事對于家村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剛解放后不久，父親在縣城當官后，村里有人來找過他。有的為了找個工作，也有為了各種難事來請求幫助。父親都拒絕了。只要有人提出此類要求，他就會說，“你認為共產黨的江山是我的，我想怎樣就怎樣。想參加革命，不要說好聽的，原先為何只知道在家抱老婆過日子，為什么不象我一樣提著腦袋參加游擊隊？！”慢慢地，就沒有人再找他了。這些事讓還不是我父親愛人的高姨知道了，她以無比崇拜的心情寫成了文章，在報上說父親革命性和原則性很強，不利用職權為親友謀福利。我想，父親看后會在心里說，“媽巴子的，狗屁親友，老子落難時誰都欺負我這個孤兒。”然后就會黯然神傷地沉默好一會。對父親十分明顯可以說還有點仇恨的回避，村里人是明白的。也許對原先欺負過這個無依無靠的孤兒感到內疚和后悔，慢慢地村里人就不再找他了，大家閑談時也盡量不提到他，好象他與于家村沒有什么關系。只是在與外村人提起父親時，那種自豪感就特別明顯。這一次，村里人因送我而享受了這難得的一餐，那興奮之情可想而知。只是讓他們感到遺憾的是，父親沒有同他們坐在一起共進午餐。

村里人吃完多日不見的白米飯，心滿意足地走了。我坐在父親的辦公室不敢直視這個陌生卻十分想念的父親。父親用電話叫來了一位女人。他們低聲地談論著什么，父親是同她用官話加家鄉的土話說的，從我能聽到的，他媽餓死了，送他到寄宿學校等片言只語中，我知道他們在談論我。最后，那女的說：“他終究是你兒子啊，就讓他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吧。”說完就走到我身旁，拉著我的手，對我說，“寧子，我們回家，好嗎。”我看著父親，只見他眼含著熱淚，用感激的聲音對我說：“ 還不快叫媽。”見我沒有開口，那女人就說，“就叫高姨吧，好嗎。”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高姨。看慣了村婦的我，簡直沒有辦法形容她的美麗和氣質。那時的高姨，已經同父親為革命制造了兩個革命接班人，這就是我四歲的大弟高兵和二歲多的二弟高陽。她作為少婦區別于少女的只是那本來圓滾的胸脯和臀部更加圓滾，更加鮮嫩。她的笑是那樣燦爛，好看的紅暈印著兩個令人心醉的酒渦。她全身上下，一舉一動都體現出知識女性的矜持和圣潔，善良而賢慧，且充滿了溫情。當然，這些形容詞都是我現在想出來的。當時，我只覺得她好象我們村里供著的觀音菩薩一樣，高高在上，讓人仰視，讓人崇拜。更準確地說，我真有點忌妒這個在村里廣為流傳其劣跡的父親，不知他前世修了什么福氣，竟能占有高姨這樣的女人。我多么為剛死去了的我媽抱不平。

父親和高姨的家在縣委會大院的后院里，是一間近二十多平米的平房。房子里除了床和書桌外沒有其它東西，比起朝龍大伯原來的家差得遠了。高姨是用布簾將房子分成兩半。其中的一端就是我和兩位弟弟的房間了。那只能擋住視線的布是沒有辦法隔開那無孔不入的聲音的。這樣，也就將父親那曾經嚴重影響于家人生育的惡習傳染給了 我。每當夜深人靜之際，當我聽到用布簾隔開的房子那邊傳出高姨那壓抑的嬌喘聲時，有一種少年男子的沖動就會折磨我，隨著那優美而令人煩躁的聲音的結束，我那莫名奇妙的激動就變成了怒氣。這時，我甚至想為可憐的我媽做出一些讓父親和高姨難堪的事情來。當然，我總是什么也不敢做，可以說也根本不想做。只有在我娶妻生子了然男女之情之后，我才理解父親拋棄我媽而追求高姨的合情合理性。無論如何都得承認，我媽無論從那方面來說，都不能與高姨同日而語。任何一個正常的男人，都會為得到象高姨這樣的女人而與象我媽那樣的無貌無才的村婦離婚的。何況，那還是地主于朝龍包辦的婚姻，我父親也許真的對我媽根本就沒有那相依相戀之情，有的最多只不過是青春男女的情欲呢。

特別重要的是，高姨不只是父親因革命而獲得的一個美女。在一定程度上，高姨還是父親革命事業的得力助手。甚至可以說，如果父親是在游擊隊轉戰城鄉中成為一位革命戰士的話，那么，在革命成功并掌握了政權后，是高姨用她完美的行為將他培養成為共產黨的一位優秀地方領導人的。

高姨是個美麗而有教養的女人，但更是一個革命者，是一個富有理想的革命者。在她的心目中，父親也是一個有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革命戰士。她之所以愿意為父親獻出寶貴的青春和美麗，因為她將父親當成了革命戰士的化身。她是共產黨隊伍中少有的知識女性，她對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是那樣的堅信不疑，她心地純潔，真心實意地為共產黨的每一個英明決策而歡呼。她充滿愛心，熱愛革命隊伍的戰友們。作為妻子、作為母親，高姨對自己的親人們傾注了滿腔熱情。當然，這些親人也應該是革命者或者將來是革命者，而象高姨的父親那樣的資本家雖然也是親人，卻只能體驗那種與親情和愛心完全相反的東西。

高姨的父親來投奔高姨是在我投奔我父親幾年后的春天。準確地說，應該是六零年春天的故事了。高姨的父親是在公私合營之時失去他心愛的工廠的，當然這絕對不能與我父親在賭博中失去土地和房子相提并論。我父親和高姨這些革命者，通過一種叫贖賣的辦法剝奪了象高姨父親那樣的剝削者，其目的就是要將這些剝削者變成勞動者。那時候，高姨的父親是不能再掌握工廠的經營管理權了，因為革命者認為，象高姨的父親這樣的剝削者，只有同工人們一起用鐵器敲打鐵釘才算勞動。于是，這位年過花甲、長期以管人和經營為生活內容的剝削者，想到了他同是革命者的女兒和已在革命隊伍中當了官的女婿。于是，他在沒有征得女兒女婿同意的情況下，就從那遙遠的都市般的天津城，南下來到我們這座小縣城。于是，就有他那從小喪父逝母的、現已掌握了政權成為了當地百姓的父母官的女婿，出于內心的熱烈歡迎。于是，也就有了他那快十年不見、現也成為了革命者的女兒，大義滅親之舉。

準確說來，高姨之舉也不是什么大義滅親。她看著她的父親在我父親歡天喜地的陪同下來到家里時，先是有點吃驚，然后連忙關上門動員那滿懷希望的老人回到工廠去勞動。“爸，你這樣做是不對的。現在政府是收走了你的工廠，要你勞動，這是在挽救你。你過去靠剝 削工人發家，那些財富本來就是工人們的，現在政府只不過代表工人拿回他們自己的東西。何況，你對政府不滿就到我這里來，我這里不就變成了剝削者的避難所了。我和我愛人都是共產黨員，還是領導干部，我們能這樣做嗎？你住在我這里，會影響我愛人進步的。爸，不是女兒不孝，而是你必須服從革命的需要。等你改造好了，我一定接你養老。”那很有教養和風度的老人，聽到這些話什么都沒有說。他艱難地彎下腰，提起那個還沒有打開的包。他的眼角有一點潮濕，也許是風將沙子吹進他那已顯昏暗的眼睛。他小心地用那很好看的手帕蒙了一會眼睛，頭也沒回地踏上了北歸之路。正計劃如何孝敬這遠道而來的岳父大人的我父親，也被愛人的話驚醒了。他多么佩服愛人的思想覺悟和及時的決定。從此以后，我再沒有看見那可敬又可憐的老人。他也沒有再與他那女兒女婿通任何消息。據說，前些年，我二弟也就是高姨生的第二個兒子高陽，到過天津，見到了已有九十高齡的外公。老人曾問過這個一身名牌、出手大方的外孫開什么工廠，生產什么產品，如何在短短幾年積累了這么多錢。當老人知道我二弟的公司除了倒賣政府批文外什么產品也不生產時，他驚訝中還有點氣憤地說：“ 原來你們就是這樣革命的。”不用說，這里的你們，肯定是指他那已黃泉做鬼的女兒和還在陽世為官的原女婿。

但是，我并不認為高姨真正理解了我父親，特別是我父親這些為生存而參加革命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世界。的確，父親常說的一句名言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為了革命，什么都可以不要，甚至生命。”不管人們如何評價這好象有點口號式的話，我還是相信父親說的話是真 的，是出于內心的。與那些有意識地為窮苦大眾的解放而犧牲小家的黨的領袖們不同的是，象父親這些被革命領袖分析過的流氓無產階級，參加革命最大的原因是有了生存的機會和復仇的希望。我曾經這樣假設過，如果在游擊隊時代，遇到了不離開了游擊隊就只有死的選擇的話，父親十有八九會選擇生，因為他參加游擊隊本身就是為了生存。正是針對這一點，革命隊伍的領導者們就要給這些戰士們灌輸除了生存之外的理想和道德觀。他們告訴自己的部屬們，戰場上是你死我活的，只有戰勝敵人才可最終獲得生存的權力。勝利了就會有屬于自己的土地、房子和女人。投降或逃跑是沒有好下場的。革命成功后，是那能主宰他人生命的權力，才讓父親們真切地體會到革命的崇高和神圣。他們已經認識到，如果革命政權失去了，或者因自己的錯誤離開了這個掌握政權的革命隊伍，那就意味著失去已經擁有的一切。所以，他們有為了革命犧牲自己生命的豪言壯語。也就是說，是生存的需要和共同的既得利益使父親們具有為維護革命事業而奮不顧身的勇氣和精神力量。高姨是沒有辦法認識到這一點的，就是認識到了，她也決不會承認這種讓人痛苦的結論。

高姨和父親對待革命理想的認識和理解是不同的，這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完整地體現出來了。當父親從受人敬仰的地區專員、高姨從地區黨委宣傳部長成為革命群眾專政的對象時，父親能夠很快地適應了“低頭認罪”的大氣候，他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向代表革命和正義的紅衛兵及所有的造反派承認自己的錯誤，他一次又一次地痛改前非的表示，讓自己一次又一次逃過了皮肉之苦。而高姨則不同了，她永遠堅信自己革命理想崇高而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被打斷了肋骨也不愿意向造反派承認任何有關革命原則問題的錯誤。于是，她這個資本家的臭小姐被關進了牛欄，關進了父親革命前住過的那種吞沒人意志的地方。高姨是堅強的，是勇敢的，始終不渝堅信共產黨是會還她清白的。

然而，高姨最終還是沒有等到那一天。當紅衛兵將父親的認罪書和與死不認罪的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現行反革命脫離夫妻關系的聲明書，放在高姨面前時，高姨那漂亮的面孔被傷感和憤怒所扭曲。她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她不相信十多年來崇拜而獻身的革命者竟這樣否定了革命的原則，她不敢想象那樣愛著自己的愛人就這樣將她出賣了。她從一個革命斗士很快變成了就象我媽押離婚手印時一樣的村婦。她神經質地反復讀著那兩份材料，終于流下了就是慘遭毒打也沒有流下的淚。她喃喃地自語：“怎會是這樣呢？怎會是這樣呢？”幾天后，她找機會投河自殺了。

父親是在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后，由我帶著兩個弟弟將高姨自殺的消息告訴他的。盡管他沒有說什么，但看得出來，他還是很悲傷的。高姨終究是他深愛的女人。他只是為了向黨證明自己從沒有與黨有二心，才寫了那份與死不承認錯誤的愛妻脫離關系的聲明。他看著天空，口中念念有詞，好象在說：“古言云，識時務者為俊杰，好多比我你地位高得多的老共產黨人都為了生存在講違心話，你又何必那樣死心眼呢。”當然，這些話父親是不會當著我們面說的，可能他心里也不是這樣想的。他只是惡狠狠地說了一句“媽巴子。”

記得自從高姨指出“媽巴子”這句話是流氓語言后，常掛在父親口上的“”媽巴子“已有好幾年沒有說了。四

父親和雪姨成為夫妻，是父親文革后復出成為這個城市的領導人之后的事情。父親是七七年平反成為這里市委書記的。那時，距高姨自殺已有九年多，父親也五十六歲奔六十的人了。

雪姨剛好比父親小二十六歲，比我小一歲，是個三十歲尚未婚配的老姑娘。雪姨是市物資局機關里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員，其父母都是我們城市一家街道工廠的工人。雪姨共有五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雪姨中學畢業就到機關里擔任打字員工作。開始時，機關里那些未婚青年好象也有人給雪姨寫過紙條，送過電影票，但都沒有很好地發展。主要原因大多是雪姨強調要與父母一道承擔撫養弟妹的義務，慢慢地那些原來懷著熱呼呼希望的青年冷卻了。開始雪姨并沒有當回事，但隨著歲月無情的流逝，弟妹長大后，雪姨自己也就急了起來。

這時，父親文革前的秘書到物資局出任局長。這位新局長在同機關干部談話時知道了雪姨的情況。于是，他連夜趕到我們家，在書房里與父親密談了一會就走了。

第二天，父親在家里接待了物資局局長和物資局辦公室工作人員雪姨。父親先還是與那位心照不宣的局長談了幾句工作，后就和雪姨談天說地起來。也許雪姨從來沒有和父親這樣大的官面對面談過話，開始有一些緊張，后看到父親還很隨和，也就能說上幾句。他們走時，父親一改平時不送下屬的習慣，很高興地將他們送到大門口，反反復 復說著那話“很好，就這樣定了，就這樣定了”。

不久，雪姨就入了黨，從打字員提升為辦公室副主任，后來就和父親結了婚，成為了我們兄弟三人的繼母。

父親同雪姨結婚前，我們就沒有同父親居住在一起。我和二弟都在父親平反前就分別在就業的工廠和商店娶妻生子，住在各自單位用廠房和倉庫改建的宿舍里，三弟還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本來，對于已官復原職的父親，我們這幾個在文革中跟著他受過苦的兒子們，曾抱有幻想，希望能得到某種補償。父親英明地洞察到了我們的企圖，為了粉碎我們的依賴思想，父親很嚴肅地將我們兄弟三人叫到他的書房里，講述了許多革命道理，他要求我們要安心工作，要靠自己立足社會。我們對父親雖然有一些看法，但從內心上還是崇敬父親作為一個革命者偉大的品德。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把父親的住所當成我們公認的家。我們兄弟經常帶著妻子兒女回到共同的家一聚，共述父子和兄弟的革命感情。父親也樂意與我們兄弟和孫子孫女們在一起。雪姨來到這個家后，我們慢慢感覺到了有些變化。

這種感覺起初是朦朧的，最終的明朗還是雪姨的杰作。那是一個深秋的夜晚，我大弟臨時休假，閑來無事，就和他的兒子回家看望父親和爺爺。象往常一樣，他用自己的鑰匙打開門，只見暗暗的客廳除了電視機的光亮外沒有其他的燈光，于是，他五歲的兒子也就是我侄子熟悉地打開了燈。這下，可讓我弟弟驚惶失措了。原來只穿著短褲的父親正抱著差不多沒穿什么的雪姨在看電視。父親開始有一點尷尬，立即就升起了一股怒火，他厲聲地對著平時恩愛有加的小孫子吼 道：“這樣沒有禮貌，進房連門也不敲。真沒有教養。”我大弟那可愛的孩子被嚇哭了，我已過而立之年的弟弟低著頭，牽著傷心哭泣的兒子，紅著臉邊向門外退邊小聲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就走。”弟弟走出家門后，聽到房里父親怒罵聲。“媽巴子的，叫你不要這樣，你偏要。媽巴子的。”接著就是雪姨嬌泣聲。

我是在我自己的家里知道這件事的。大弟懷著萬分懊悔和失落的心情回到家后，他那已經不再哭泣的兒子將剛才的遭遇告訴了他母親，也就是我的大弟媳。這個在我父親還是政治賤民時、頂著她那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家庭的百般阻撓、愛上并最終嫁給了我弟弟的女子，一聽就火冒萬丈，她不顧我弟的反對，硬是拖著我弟弟和他們的兒子到了我家。當著我老婆和女兒的面講述了這一切。最后，我弟媳強調指出：“大哥大嫂，你們說說，那不是我們自己的家嗎？！回自己家難道也需要敲門。他們為什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呢。老爺子還好意思罵我的兒子。”我發現我的妻子和女兒也一個勁地點頭稱是，一股鉆心的痛苦莫明奇妙地涌上心頭。我真不愿意承認，那已經不是我們的家了。

第二天，我和大弟不約而同地來到父親的辦公室，將父親和雪姨家的鑰匙交給了父親。父親甚至連看都沒有看放在他辦公桌上的鑰匙，就壓低嗓門說：“媽巴子的，你們想造老子的反？”在這莊嚴的市委書記的辦公室里，這粗野的罵聲，也充滿了權力的威嚴。自此以后，我和倆個弟弟不時有“寧愿跟著叫化子娘，也不要跟著當官的爹”的感嘆。不久，我們三兄弟經過考試，分別到北京和省城上學深造后，父親家就更難得見到兒子和孫子們的身影了。就是有時父親發話，想見見孫子孫女，我老婆和弟媳總是有各種理由而讓父親難以如愿。

好在父親工作忙。他的口號是將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于是為了響應英明領袖的偉大號召，他根據中央的十個大慶油田等類似的經濟發展目標，繪制了我們城市的宏偉藍圖。革命的事業和革命的理想就象興奮劑，使父親充滿了活力。他沒日沒夜地工作，他經常告誡部屬們，要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則要為革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改革開放后，父親的自我感覺更是良好。他那花白的頭發，在雪姨的 “強迫”下染成了烏黑發亮，真如煥發了革命青春。

父親在歲月的流逝中，在人民群眾有肉吃和有電視看而為他們這些掌握權力的革命者歌功頌德時，又一次深刻體會到了一個革命者偉大的人生。他在贊揚聲中開始忘記了青年時代在黃沙塘于家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欺壓和羞辱。他甚至不愿意再去回顧更不想思考那些歲月。然而，那歲月的痕跡象幽靈一般，時不時鉆進他的生活。

那時改革開放和引進外資是聯系在一起的。有一天，父親的部屬很高興地向父親匯報說，終于釣到了一條大魚，美國某大集團公司董事長原來是我們市某縣五十年代出去的。那可是個能人，從討飯到打工、再到開小店最后辦成了有幾十億美元家產的大公司了。他富了不忘鄉親，有意到家鄉投資，現在由省里某廳某領導陪同已下榻在我市的某賓館里，希望書記能前往共同晚餐。父親哈哈一笑，也沒問這外商姓何名誰，就興高彩烈地前往賓館。在賓館的總統房的客廳里父親見到了那位由省某廳某領導陪同、由大小秘書伺候著的美國大公司的 董事長。可雙方剛準備握在一起表示友誼和問候的手卻在半空中凝固了，一個共產黨的市委書記和一個來自美國的大公司董事長都目瞪口呆地盯著對方。最后，還是父親首先清醒過來，他將原伸過去準備握手的大手變成了揮動的手勢，很不禮貌地指著對方而十分威武地說： “你不是五二年叛國的大地主于朝龍的二兒子吧？！”美國公司的董事長也很快從當初的驚惶中解脫出來，他的手很紳士般地將油光發亮的頭發整理了一下，扶了扶昂貴的金絲眼鏡，很大度地說，“家父是本市某縣的黃沙塘于家的于朝龍先生。難道你不認識？！”并回過頭來很鄙視地用英語對其秘書說了些什么。

那已準備好的美味佳肴父親是無緣享用了。盡管省里某廳的領導和父親的部屬想從中調節一下這倆位關鍵人物因歷史造成的緊張而尷尬的氣氛，父親還是氣憤地離開了賓館，并將隨之而來的因膽怯臉都變了色的部屬狠狠地罵了一通。部屬有口難言地不敢作任何解釋。

于朝龍的兒子并沒有被父親的粗魯和權勢所嚇倒，盡管他明顯地感覺到各級官員對他的態度的變化。第二天，他就用美元租了這座城市最好的十部小車，同他的秘書帶著各種禮品回到了他當年亡命而別的故土。當他知道那些留在家鄉的兄弟和母親都先后命歸九泉時，并沒有流下一滴眼淚。他的秘書給全村每家都送去了貴重的禮品，全村人都感激不盡地接受了，并自發地拿著工具同他一道整修著他父母兄弟的墳墓。后來，他向村里人很禮貌地鞠了三躬，留下二十萬美元給村里人修水庫和建學校就走了。他是直接從老家到省城坐飛機走的，以后再也沒有了他的消息。

村里人不管鄉和縣里的反對，用于朝龍兒子留下的美元，很夸張地為于朝龍夫妻及兒子們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墳墓，并在墳墓不遠處修建了方圓百里最好的學校。村里最有學問的老夫子親自書寫的“朝龍學校”幾個大字，立在學校的屋頂，紅紅的，好遠都可以看到。

這些情況父親是知道的。在公開場合他沒有說什么，也沒有干預。他只是對幾十年沒有往來的鄉親們感到不解。他曾私下說，“媽巴子的，共產黨對你們還不好。幾十萬美元就將你們收買了。”盡管父親表現得那樣不屑一顧，但可以看得出，父親對于朝龍兒子用金錢得到的尊敬在骨子里還是很在意的。

就在于朝龍兒子回于家村后不久，我父親叫雪姨將大學畢業后回到故鄉工作的大弟和二弟找回家。在父親的書房里，父親同那倆個日益疏遠的兒子很認真地說：我老了，干革命幾十年總算明白了一些道理。我知道，你們對我不關心你們的前程有意見，不是我不關心，而是時機不到。你們想想，我在位時，你們在我手中能做多大的官呢，搞得不好還會有人東告西告的。現在我要退了，對你們還是要有個安排的。我想，老二你可以從政，老三你可以從商，你們大哥在外省教書，我就沒有辦法管了，如果他愿意，可以調回來，從政從商由他選。

可想而知，當我兩個一直對父親抱有成見的弟弟，從革命者的父親口里聽到這些嚴肅而富有親情的安排時，真是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他們看著父親那少有的慈祥而真切的眼光，深深地體會到父愛的偉大。我二弟后來多次對我說起他那時的感受，最后總是感慨地說，無論如何還是血濃于水啊。

父親是八十年代中期從第一線退下來的。那年父親年已六十有五。當時，中央在反復強調什么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省里領導找父親談話時，父親一再說自己身體還好，可以為黨奮斗終生，最后還是同意退居二線。但提了一個要求，就是：“江山是我們這些老家伙打下來的，應該交給我們信得過的人。我們的孩子生活在我們身邊，受我們教育多年，是信得過的最可靠的革命事業接班人。比如我家二小子，就是很有覺悟和政治水平的好青年，應該好好培養。”

據說，省里面的領導非常同意父親的觀點，因為，中央就有相當權威的人公開說過類似的話。于是，在父親從書記成為顧問委員會主任的同時，我大弟就從工廠的工程師成為了市團委書記，后來就成為市委組織部長進了常委班子。在顧問委員會完成其歷史使命，父親最后完全退下來時，大弟已是市政府常務副市長了。

事實又一次證明，我父親的決定是十分正確的。我大弟的確非常具有政治家的天賦。他不僅繼承了我父親敢說敢干、能夠面對一切困難的無產者精神，而且在所有的公眾場合，他都能將高姨禮貌和給人信任的修養完整地體現出來，更為重要的，他所受的教育比父親們能更快地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在為城市的經濟發展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時，還能用許多非常合理的口號將社會流行的諸如卡拉、桑拿之類披上改革開放的外衣。在他的策劃下，我二弟就能從一個工薪人士，迅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成為了掌握上千萬資產的大老板。

我那很有覺悟和政治水平的大弟，就曾這樣對我說過：古時候總是將升官和發財聯系在一起說的，共產黨的官在表面是不允許個人發 財的，只能說為人民服務。但為人民服務，人民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這種代價就是交出你作為主人的權利，特別是對社會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及文化資源的支配權。共產黨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對社會財富的占有。如果沒有實際利益，人們也就沒有追求權力的興趣了。天下熙熙，利之所趨。但權力這個東西是有時效性的。因此，對權力的繼承從來就是權力掌握者在權力有效期間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我們家老爺子盡管沒有讀過政治學，但事實上也精通此道。你想，如果沒有我及他培植的接班人掌握著權力的話，他離休后，最好的情況就是按政策享受那些有限的待遇了，而且要看人家的臉色。

對這點，父親雖然從不在公開場合加以評論，但有一次我探親回家同完全閑賦在家的父親小飲，他在幾杯茅臺下肚后，看看左右無人輕聲地對我說：“媽巴子的，你倆個弟弟比你強，為官的如魚得水，為財的合理合法。你啊，就會讀死書。如果想通了，還是回老家來吧，我叫人給你個職務。這里干點什么都方便。”說完就嘿嘿地笑了起來。可以看得出，父親盡管為自己不能親自再在官場上拼殺感到有一些失落，但為自己的后人有如此造化也感到心滿意足了。但我總感到，那充滿父愛的笑聲又多么象狡詐的老農騙取了他人財物后的竊笑。

父親與雪姨的關系還算可以。人們對老夫少妻之間最擔心的事情，莫過于年少妻子的青春蕩漾如何在已不提當年勇的老爺子那里得到有效的抑制而不決堤外泄。這些問題在父親那里應該不是問題。雪姨就曾很神秘地對我的老婆、也就是她那和她年齡相近的兒媳說起過老爺子那永不滿足的欲望。“真不知道吃錯了什么藥，越老越行了，離休之后竟然天天需要。我真的受不了了。他的兒子也是這樣嗎？如果這方面都遺傳的話，做于家的兒媳婦可就慘了。”我老婆聽到這些話，竟臉紅得不知如何回答這位長輩的發問。就是在晚上同我恩愛后向我講述這些話時，我還能感到她臉在發燒。但憑著我們這些年青體壯的于家后代的親身體會，雪姨這些話，應該有點夸張，或許是在嗔怪中證明自己選擇的正確，也可能還有點對自己能很好地開發老年人的性愛潛能感到驕傲。我的這些想法并沒有告訴我老婆，我不愿意與自己的女人討論長輩的那種事，尤其在沒有穿衣服的床上。

盡管父親寶刀未老，但雪姨還是沒有同意與父親生孩子。其理由是父親家老大和老二，也就是我和大弟高兵的孩子都有幾歲了，雪姨再生孩子有點難為情。盡管這也許不是真正的理由，但我們兄弟還是真心感謝雪姨的，我們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叫比他們小得多的父親的孩子叫叔叔或者阿姨。雪姨沒有為父親制造革命后代，并不影響父親對雪姨家事的關照。因為他知道雪姨是為了弟妹們而耽誤了婚姻才將處子身獻給他的。所以，無論父親是否在位，凡是有關雪姨家的事，他都要親自出面辦理。在父親的親自關懷下，雪姨高中畢業的大弟到黨校深造后擔任了一個區的副區長，二弟從工廠調到了團市委擔任青工部部長，三弟到工會擔任辦公室副主任，四弟和五弟都保送上了我們市屬大學，六妹初中畢業不愿意上學就到了公園擔任出納。僅此一點，雪姨也是感激父親的。

父親德高望重，且革命事業后繼有人。他心滿意足地安度著晚年。但不知為何，當他生命進入倒記時后，他總愛和兒孫們談論他的父母 和幾十年沒有回過的故鄉，有一次在飯后閑談中，父親竟然說，他這一生要感謝于朝龍。如果不是于朝龍教他賭博，他可能就會守著那幾十畝地而在解放后成為地主。如果不是于朝龍因他拿東西而毒打他，他也不會火燒于朝龍家房子而遠走他鄉參加革命。如果沒有于朝龍包辦，他就不會與我媽成親也就沒有我了。看著父親那憂郁的老臉，弟弟和部屬們就建議他到故土看一看，或請老鄉親們來家坐坐。然而，每當這時，他又總是很豪放地說，革命者四海為家，哪有那么多婆婆媽媽的事情。

但我是知道的，他在心里一定在罵，“媽巴子的，于家人從來就沒有當我是人呢。”

五

父親要死了。

盡管他日益虛胖的身軀，會給人各種錯覺。然而，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五臟已全部發生了不可逆轉的病變。

我同許多人守候在病房里，在等待著他死亡。

市委辦公室送來了為父親準備的悼詞。這篇由父親原秘書、現市委書記審定的悼詞對父親評價很高。文稱，父親出于貧苦人家，青少年時代因反抗地主的壓迫而投身革命，歷任游擊隊隊員、副隊長，解放后任縣公安局長、縣委書記，地區專員。文化大革命受沖擊，文革后任市委書記，為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主動退居二線，擔任顧委會主任，最終享受副軍級待遇。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黨卓越的地方領導者，是人民的好兒子......原來你們就是這樣革命的

第五篇：我是最幸福的人-

我是最幸福的人

在我的記憶中，生病是一件既痛苦又幸福的事，小時候我體質弱經常生病。生病時爸媽的生音是柔柔的，動作也輕輕的，生病時我會得到父母的關心和重視。他們一會摸摸我的頭熱不熱，一會問我嗓子疼不疼。生病時我會得到很多的好吃的東西。平時爸媽不給我買玩具，生病了爸爸媽媽會給我買。還有生病時不用去幼。

從我上學起，我的體質逐漸好起來了，爸媽的呵護也逐漸少了。說話的聲音夜越來越大了，目光也越來越嚴厲了，從周一到周五，不許我晚上看電視，對我的學習要求也嚴格了。放學回家，我玩得時間都限制了一些。他們每天督促我讀課外書，背唐詩，我感覺幸福遠離了我。真希望再生一次病，找回久違的幸福。

寒假的一天，我突然生病了。半夜里我發高燒，我被燒的糊里糊涂說夢話，驚醒了爸爸媽媽，媽媽摸摸我的頭，嘴里不停的叫著我的名字。我掙開眼睛，看見爸爸忙著給我找藥，拿體溫記，媽媽接過體溫記給我加好。又把我扶起來。媽媽端著水，爸爸拿著藥。他們小心翼翼的幫我喂了藥，這時媽媽把我摟在懷里，爸爸端來一盆冷水，一條毛巾。給我在額頭上浮著，他們一直重復著這個動作，到我不太燒了。第二天早上他們帶我去醫院，到了醫院媽媽在樓道陪著我。而爸爸忙著給我掛號，到了醫生房間，人很多我們排隊等了一會，大夫喊我的名字了。媽媽把我帶到醫生面前，給醫生講了我昨晚的事，然后醫生拿起聽診器給我放胸前聽，讓我張開嘴巴，摸摸我的小手。然后給媽媽說‘我是支器官炎，要輸三天液體，還要按時吃藥，多喝水。出了醫生的房間，爸爸樓上樓下跑著給我取藥，媽媽陪著我在輸液室等。當護師配好了藥水，給我扎針時，媽媽幫著護士拉著我的手，護士給我查上酒精，眼看就要扎了。看著針頭我害怕的哭了。媽媽說別哭，做個勇敢的孩子。看著媽媽那傷感得眼神，我忍住沒哭。我知道我被扎針了，媽媽心里也很痛。經過這次生病。我懂得了一個道理：溫柔是愛，嚴厲也是愛。擁有著兩種愛是最幸福的，因為我擁有了。

(指導教師 陶瑞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