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云南農業大學朱有勇教授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云南農業大學朱有勇教授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2011年12月8日上午,中國工程院官方網站公布了2011年當選院士名單,共產生54名新院士,云南農業大學校長朱有勇教授名列其中,當選農業學部院士,成為云南省農業教育科研系統的第一位院士。
朱有勇,男,1955年11月出生在云南省紅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個舊市卡房鎮,1977年恢復高考到云南農大植保專業學習,1982年獲學士學位留校工作至今,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工作期間分別在云南農大和中國農大獲植物病理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94-1996年作為訪問學者到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留學。2002-2004年任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2004-2006年任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至今任云南農大校長。2006年起任國家973計劃項目的首席科學家。198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
朱有勇教授系統地進行了作物多樣性控制病害的長期研究。他開創性地從栽培角度探索了利用作物多樣性時空優化配置控制病害的新途徑,標志性研究結果在Nature上作為封面文章發表,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從遺傳異質、稀釋阻隔、氣象因素、協同作用等方面闡釋了作物多樣性控制病害的機理,主要研究結果在PLoSONE、Phytopathology等刊物發表論文百余篇。在理論創新的基礎上,研發了一系列作物多樣性控制病害新技術,在國內外累計推廣應用上億畝,實踐檢驗了作物多樣性控制病害理論,產生了顯著的社會經濟效益,獲國際、國家和省部級科技獎多項。
朱有勇教授將生物多樣性原理與植物病害防治理論相結合,拓展了植物病理學研究領域,對解決現代農業生產中作物病害流行及農藥過量使用等問題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多次受邀法國、英國、意大利、荷蘭、日本、韓國、泰國等國家的國際生物多樣性與農業大會和國內植物保護大會作大會報告。標志性研究論文“Genetic diversity for disease control in rice”單篇引用頻次在國際和國內相關研究領域排名前列。Nature和Science等刊物作了專題評論,認為朱有勇等的科學發現,突破了品種單一化的弊端,為解決現代農業生產中出現的問題提供了佐證。他研發的相關技術推廣應用上億畝,被認為是國際上利用生物多樣性促進糧食安全的成功范例,受到美國《新聞周刊》、《紐約時報》、英國《泰晤士報》等十余個國家的媒體關注和報道。他的工作促進了相關學科的發展,形成了作物多樣性控制病害研究新生長點,主持建成農業生物多樣性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和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建設了一級學科博士點和博士后流動站,為我國農業生物多樣性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持續發展搭建了平臺,為國內外培養了一批高素質的研發隊伍。
朱有勇教授主持完成國家973項目、863項目、重大高新技術項目和國際合作項目二十余項,在Nature,PLoSONE,Phytopathology,BioSicence等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160余篇,出版專著5部,獲發明專利二十余項,獲國際、國家和省部級科技獎12項,其中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稻米年科學研究一等獎1項,國際農業磋商組織優秀獎1項,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1項,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1項,云南省自然科學研究一等獎1項,云南省科技進步一等獎3項,二等獎2項。曾獲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杰出專業技術人才,全國模范教師,全國農業先進科技工作者,全國十佳“三農”人物,全國高校名師,全國模范教師,云南省興滇人才獎等多種榮譽稱號。
朱有勇教授取得的成績,不僅是他幾十年堅持信念、學農愛農、潛心研究的結果,更是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的具體體現。天時就是黨和國家政府重視人才和培養人才,尤其是云南省委省政府長期給予朱有勇研究團隊的大力支持,建立了良好的科研平臺和研究環境。省委書記和省長親自到田間地頭指導他的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為科技人才的培養營造了良好的天時條件。地利就是朱有勇教授一輩子堅持在云南邊疆潛心研究,云南的地理地貌多樣性、氣候多樣性、生物多樣性、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地利條件。人和就是朱有勇教授所在的云南農業大學形成了治學嚴謹、團結進取的團隊精神。尤其是他領導的研究團隊數十年如一日,幾代人堅韌不拔和團結拼搏,為攀登科學高峰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朱有勇教授說,“自己永遠是團隊的普通一員,將繼續努力,不斷開拓創新,把論文寫在廣袤的祖國大地上。
“中國工程院院士”是中國工程科技界的最高學術稱號和最高榮譽稱號,為終身榮譽。其院士增選工作每兩年進行一次,每次增選名額不超過60名。朱有勇教授當選院士,全校師生倍感振奮,我們將齊心協力,扎實工作,以朱有勇教授為榜樣,敢于“頂天”,勇攀科學高峰,甘于“立地”,把論文寫在大地上,把我校建設成為特色鮮明的教學研究型大學,為云南省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跨越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第二篇:中國工程院院士盛志勇訪談錄
中國工程院院士盛志勇訪談錄:年逾八旬意未休
作為中國燒傷醫學專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他兩次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2000年更是獲得了由***主席簽署通令的一等功。現雖已年逾八旬,但仍奮戰在燒傷科研前沿一線。
他就是解放軍第三零四醫院專家組組長、全軍燒傷研究所名譽所長、解放軍醫學雜志主編、中國工程院院士盛志勇教授。
在北京西三環航天橋的西北角,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4臨床部矗立其間。在304門診大樓的西北邊,一棟整潔的小樓靜靜地立在那,樓體上寫著“全軍燒傷研究所”幾個大字。
走進研究所的一樓大廳時才發現,原來燒傷患者就是在此掛號、就診的。當時已是上午9時許,已沒有多少掛號就診的患者,一些患者已正在取藥,樓道里除了偶爾傳來的患者的呻吟聲,一切顯得沉靜而安詳,完全沒有記者想象中燒傷科室的那種緊張而忙亂的急診場景,一切顯得有條不紊。就如盛老的秘書龐老師所說的,因為有盛老在,所里的人在開展燒傷醫療救治時都覺得心里塌實。
右拐上樓梯,到達二樓,其中的一間辦公室即是盛老的辦公室。見到盛老時,他剛剛安排完有關所里的工作,隨即他接受了本刊記者的采訪。
當醫生需要堅持和創新
《中國醫療前沿》:您是怎樣看待醫生這個職業的?是什么讓您在86歲高齡仍站在醫療科研前沿的?
盛志勇:對于醫生這個職業,現在社會上的輿論很不正常,對醫務工作者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醫務界確實有一些敗類,這不可否認,每個行業都會有這樣的一些人,但現在卻是打擊了所有的醫務工作者,說醫生都不好,對病人不好,良心黑了,一個勁要錢等等。我活了86歲,從1942年當醫生到現在,可以說就從來沒有拿過一個紅包,也從來沒有拿過藥品回扣,這輩子就沒做過這種事情。其實,不僅僅是我,還有很多醫生也是這樣的。然而,現在卻是一片抹黑,這對于醫生不公平。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說的就很好,應該看到絕大多數的醫務工作者是好的,應該將醫務工作者好的一面作為主旋律進行積極宣傳,而不要對醫務界某些個別不良現象進行惡意的新聞炒作。
作為一名醫生,我覺得創新精神很重要。但是這又和規范有一定的矛盾。醫療事故的定義中有一條,凡是不按醫療常規操作所發生的所有問題都是事故。那么創新是否是違反規范了?如果不違反規范怎么創新呢?創新就沒有一點問題可能發生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創新的事情是有可能失敗,有可能成功的。但在創新的過程中一有點事情,哪怕是一小點問題,只要病人一告你,準就是醫療事故。因為,這是沒有按醫療常規做的。這就涉及到如何制訂合適的醫療規范的問題。按協和醫院的標準來制訂規范,縣級醫院在實際操作中可能就達不到要求,按縣醫院的標準來制訂規范,協和醫院可能就容易有所突破而犯規。因此,規范的制訂應該有所兼顧,即要考慮到現實的情況,又要考慮到保護創新的精神,這是需要制訂規范的人認真考慮的問題。
現在很多醫生都改行了,像我這樣堅持而癡癡不改的,有是有,比如裘法祖、吳孟超、王忠誠院士等等,但也就剩我們這些老同志了。
科研重需求,研究重方向
《中國醫療前沿》:您是如何開展臨床科研的?您又是如何決定您的研究方向的?
盛志勇:首先需要說一個基礎的問題,就是我們國家在臨床科研方面,對醫療技術工作人員——技術員不重視,待遇太低,也不培養。這是一個政策方面的問題,從建國以來就是這樣。在科研中,誰對精密設備操作最熟練,做出的結果最準確?是技術員。因為他們一直在操作,非常熟練,因此,數據做出來不會出錯。但現在是培養出來一個,就走一個。比如我們研究所有一個實驗室,屬于醫院,但獎金卻比醫院檢驗科室少。因為臨床檢驗科室對于每個住院病人都需要做檢驗,收入多,獎金也就高。這一比,我們的實驗室就留不住人了。讓研究生來做實驗,做是做了,但是不是每次都是規范地做?這就不好說了。因此,他們做出的這個數據是不是很準確,我心里就一直打鼓。沒辦法,技術員太不被重視了。這就好比造原子彈,原子彈完全由科學家來造是造不出來的,有些配件是由技工來造的。我們搞科研現在就缺好的技術員。
在確定科研方向上,我們是醫院,不是單純的研究所,因此,需要在臨床不斷地發現問題,在研究以后,再反饋到臨床,而不是做那些很基礎的研究。比如基因等,看起來很深,但卻未必實用。這就需要我們注意觀察,給患者治療的時候,為什么療效好?為什么療效不滿意?需要搞清楚。對此,一個辦法是學習別人的經驗,一個辦法是自己創新。
我規定所里的研究不要太變方向。因為現在的科學研究,往往是先去檢索文獻,發現這個領域不錯,好象有的地方沒有人做過,那我就去做做,寫幾篇論文,就完了。究竟做了有什么用?發表文章有什么意義?不管。就是追求數量。提職稱需要論文數量,而其實,大家在評職稱時也不認真看內容,一看有發表多少論文就過去了。這歸根結底還是科學浮躁,對科學發展很不利,也違反了黨中央提出的科學創新的思想。因為我還活著,說話還有影響,我就堅決要求所里的研究方向不改。
堅持研究方向不變
《中國醫療前沿》:您確定了哪幾個研究方向?
盛志勇:我們總共設定了以下幾個研究方向。
一個就是膿毒癥。有的專家對膿毒癥還有誤解,認為是全身性感染,這看法不對。比如說急性胰腺炎是局部性疾病,但是有全身癥狀。同樣,膿毒癥癥狀非常厲害,白細胞很高,最后導致休克、死亡。但是這是局部問題,因為沒有全身感染,雖然癥狀是全身的。因此,膿毒癥不是一個病,也不是全身性感染,而是因為細菌感染而引起的全身癥狀群,并且對全身都是過度、有害的反應,超過了保護性的有益反應。
全身性感染,血里培養有細菌,而膿毒癥就不一定能培養出來。這一點,我早在1952年到軍事科學醫學院開始做復合燒傷的動物實驗時就發現了。當時,燒傷的動物模型建得很好,癥狀也很明顯,但動物血培養始終是陰性。后來做臨床,燒傷很重的病人,血培養也有沒能培養出細菌的。這是什么問題呀?最后看來,這是因為膿毒癥不是全身性感染,而是因為細菌毒素出來以后,引起一系列的身體反應,包括免疫系統和凝血系統都會出現問題,因此膿毒癥是一群癥狀的綜合臨床表現,發生后要積極治療,但重要的是要預防其發生。
據美國統計,在美國的死亡因素排序中,膿毒癥僅次于心臟病。美國一年有7.5萬人死于膿毒癥,如果拿中國的人口和美國比,中國因此死亡的人數更不得了。燒傷死亡的原因就是膿毒癥,它能繼發休克,多臟器衰竭,最后導致死亡。因此膿毒癥是我們的研究的一個方向。
但在膿毒癥研究方面,到現在還有很多問題沒有搞清楚。我們取得了一些進步,一個是證實了在致炎介質中,還有一個晚期的致炎介質。這不是我們發現的,但是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其機制。炎性介質,如腫瘤壞死因子、白介素—2等,在燒傷后血中濃度很快上來了,又很快下去了,但病人死亡往往是在后頭。為什么患者在炎性介質高峰時不死,卻在其后死了?后來,我們發現這一晚期致炎介質是在后來才在血中濃度逐漸上來的。因此,我們就用單克隆抗體對該物質進行中和,動物實驗證明是有效的,有關系的。
燒傷患者的免疫功能紊亂很厲害。無論是燒傷,還是受到打擊,人體很快就會在旁路途徑產生大量C5a,大量的C5a會降低中性粒細胞的功能,從而抑制了白細胞的殺菌功能。在發生燒傷等情況時,中性白細胞從血滲透到組織中,而后會凋亡。但現在即使到了大量白細胞,凋亡率卻降低了,轉而是死亡。死亡時脫顆粒,就會有很多蛋白酶,水解酶,因此炎性反應就更加厲害了。抗炎機制需要激活T細胞,必須有一個抗炎提呈過程,需要樹突狀細胞。樹突狀細胞非常重要的,皮膚里有很多,以前叫郎格漢斯氏細胞。皮膚里的郎格漢斯氏細胞高達一個立方毫米460—1000個,全身皮膚有1.5到1.6平方米,厚度不一樣,因此,可以想見人體皮膚的郎格漢斯氏細胞數量是非常大的。假定皮膚有50%深度燒傷,那么樹突狀細胞損失將非常大。
我們用人白細胞抗原作為一個指標來顯示抗炎提呈的功能。我們通過定量做,一個燒傷面積稍大點的病人,人白細胞抗原降得非常厲害。而且很有意思,降低后,一直不升上來,即便是創面愈合,還是很低。以前我們是不知道的。以前植皮只是表皮,即便是創面愈合了,仍然經常會發生炎癥,破創,很難處理。后來干脆讓病人回家,反而就好了,因為院內還是容易交叉感染。我們悟出了個道理,這很可能和樹突狀細胞少有關,但卻沒法補救。后來,我們在動物細胞中實驗,證明是樹突細胞缺失的原因。
在免疫功能的另一方面,淋巴細胞凋亡得很厲害。不僅是末梢血管里的淋巴細胞,還包括脾臟的淋巴細胞凋亡也很厲害,我們的動物實驗和尸檢都證明這一點。我們還發現,只要腸道缺血,再灌流,血管末梢淋巴細胞凋亡就會發生。
在人身上,腸道缺血在休克早期肯定有,因為大面積燒傷后,有低容量休克,腸道血需要去補充心腦等生命器官。我們證明腸道缺血,即便是補液,糾正血液動力學都正常了,腸道缺血狀況也未必能得到糾正。我們用胃黏膜的PH來檢測和觀察這一情況。腸道缺血是很大的問題,我們現在還在做腸道缺血和多器官衰竭的關系,這是一個方向。
對于膿毒癥,我們現在做了一個多中心的臨床試驗。針對免疫功能失和諧,我們用兩個藥,一個是烏司他丁,是正常人尿里的一種胰蛋白酶,可以中和抑制各種水解酶、蛋白酶的作用,因此對于抗炎性很好。另外還用α胸腺肽,可以內生干擾素,可以提高抗原提呈,還可以抑制caspase(光酰蛋白酶)的作用,它是淋巴凋亡的主要因素之一。抑制它,就可以控制淋巴細胞凋亡。把燒傷的免疫機制中的兩個主要因素進行了控制。因此,重度燒傷患者28天死亡率降低很明顯,3個月死亡率也降低了。目前多中心的研究雖然比較復雜,初步結果應該還是可信的。這一結果比國際上的膿毒癥治療指導方法的結果還高點。這里邊有一個原發病不一致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各醫院的治療方法很難控制一致。所以,還要把它擴大來做。我們經常去檢查,去控制多中心的試驗質量,但是這個工作還是比較困難的。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一年有多少燒傷患者?各種燒傷的發生原因是什么?現在各種燒傷的流行病學調查都沒有,也就沒有相應的預防和宣傳教育。苦就苦在沒有流行病學調查,預防工作沒有做,燒傷發生率就一直下不來。將來這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燒傷研究課題。我們的常規重工業還要發展,礦產開采業也需要發展,那么燒傷就仍會是經常發生的。其實,很多燒傷是可以預防的。比如為什么在森林火災中會燒傷得那么重,因為相應的防護設備都沒有。這是未來的一個方向。
第三個問題是,我們是部隊,在面對戰爭時,如果前方燒傷,輸液行嗎?一瓶瓶液體,誰帶得上去?誰能打靜脈?現在的情況是急救很困難,一個連都未必有一個衛生員。而靜脈輸液是燒傷早期必須做的事情,如果當時不搶救的話,后邊就麻煩了,會出很多問題。那怎么辦?口服行不行?但是口腹腸道電解質不一定吸收,ATP能量不足,可能出現水中毒呀。這也是我們研究的一個方向,怎么讓腸道吸收好。我們認為應該有辦法。
同時,檢測休克時的膿毒癥,戰場上對燒傷人員的血壓監測等一系列戰時問題,都是我們的研究方向。
第四個問題是有關燒傷疤痕的。現在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愛美之心,希望能減輕燒傷后留下的疤痕。關于疤痕,有的提出和人種有關,比如白種人的疤痕就相對小。有的說是基因問題,但通過壓迫,可以減輕疤痕,這是什么機制?系皮帶的部位,一般就不留疤痕。因此,這個問題不一定就是人種、基因問題。我們現在還搞不清楚,正在研究。
與燒傷愈合不良相關的問題,就是大面積深度燒傷,皮膚移植后,皮膚沒有汗腺。皮膚沒有毛囊沒什么關系,沒有汗腺,皮膚就不能出汗,體溫調節沒有了,電解質體液平衡就容易紊亂。那么,有沒有辦法用干細胞誘導生成汗腺細胞呢?這還是第一步,在此基礎上,還有一個怎樣種到人體皮膚上的問題。而且,還有一個讓汗腺的管子往正確的方向長出來的問題。因此,讓移植皮膚長出汗腺是個長期的題目。我們現在在體外培養干細胞,誘導分化為汗腺細胞,已有一些苗頭。
另外,燒傷的代謝問題也是一個大問題。燒傷后,人體肌肉分解很厲害,要補充蛋白,能量。怎么來補救?如果不補救,時間長了,會影響到呼吸肌,呼吸肌受影響,并發癥就多了。
以上這些方向,我要求他們多少年都不要變。不能東一榔頭、西一棒子。
多種優勢治療重度燒傷
《中國醫療前沿》:在燒傷治療方面,燒傷所的特點和優勢在哪些方面?
盛志勇:在治療方面,我們有自己的一套。大面積燒傷肯定要有休克。丟失體液量很大,出現低容量休克,但是雖然丟失的主要是電解質和液體,但也有很多紅細胞破壞。我們在臨床上觀察到的是嚴重貧血。對于燒傷休克病人,從國際上講,是不主張輸全血的。我們打破了這個規則。我們發現,大面積燒傷搶救過來后,總是有貧血癥狀出現,很難處理。為什么呢?因為燒傷不單是液體和電解質丟失,紅細胞也會有很多破壞。有的時候雖然沒有破壞,但是變形了,剛性也不行,過一陣子仍會丟失。為什么國外不愿意輸全血,是因為認為這樣會增加血液濃度,而這種觀點其實是錯誤的。輸入全血其實是降低血濃度,因為輸入的血液不是濃縮的血液。而且供全血不僅能供給紅細胞,還能提供全血中其他的有益成分,使患者免疫增強了。
我們為此專門測過血粘度,發現燒傷患者的血粘度變化自己有一個規律,和輸全血與否沒有關系。這是我們特殊的做法,休克輸全血。但是現在麻煩了,血庫是統一搞了,全血卻沒有了,只有紅細胞,都分離了,都是成分血。
另外,我們抗休克也有自己的特點。我們在治療休克時提出,不僅僅是補充血液量,還要達到三個目標。第一個是必須趕快補充血容量,讓所有組織的供氧必須有保證。第二是必須很快恢復腸道的血供應。重度燒傷前期肯定會發生腸道缺血,腸道缺血是很不好的,會引起粘膜屏障功能損傷,淋巴細胞凋亡,粘附分子增高、屏障功能喪失等一系列問題,而且有內毒素移位等問題,因此需要趕快供血。我們目前用6542,確實可以提高供血。第三是缺血必然導致氧自由基的產生,需要設法減少氧自由基的損傷。因此,抗休克不是單單補充血容量就可以了。
在面對大面積深度燒傷問題上,我們認為應該及早切除全層壞死皮膚形成的痂皮。三度燒傷處理不及時會發生很多不良后果。國際上一般主張在休克期結束后4到5天,再切除痂皮,我們覺得太晚了。痂皮底下的細菌增長非常快,且本身會產生毒素,也會抑制淋巴細胞。因此,我們主張早期只要血液動力學指標穩定,在休克期,也要盡早切除痂皮。這是有風險的,因為不符合常規。其實,做手術不外乎是加深休克,加大打擊,為什么不能同時進行呢?比如大的開放性骨折,出現休克,清創手術肯定是在休克期做的,因為黃金期只有幾個小時,那么燒傷為什么不可以呢?沒道理呀。因此,我決心做,很謹慎的嘗試。后來發現沒事,只要血液動力學穩定就可以做。
第三篇:學習朱有勇院士的先進事跡體會
學習朱有勇院士的先進事跡體會
他是著名的科學家,也是成長于土地、收獲于土地的農民;他是大學校長,也是身先士卒、30年永遠在科研第一線的優秀共產黨員。在學術界,他是公認的生物多樣性控制病蟲害研究的開創者和集大成者;而在農民眼中,他就是一個對田間作物搭配最在行不過的莊稼好手。什么是新時期的農業科學家?朱有勇院士給了我們最好的詮釋。
他不僅是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的植保專家,更重要的是他是個奉行“土地出成果”、“動手出成果”的實干家。在紅河、文山、昭通等地農村,朱有勇是最受農民歡迎的科學家,不是因為他能挽起褲腳就下田干活,而是他的一個又一個金點子總能讓農民增產又增收。
1955年11月出生于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個舊市卡房鎮的一個地道的農民子弟,如今已經是云南農業大學校長,國家 973 計劃項目的首席科學家; 在國際上創建了“水稻遺傳多樣性控制稻瘟病理論和技術”,“生物多樣性控制植 物病害理論”; 主持完成國家 973 項目、863 項目、重大高新技術項目和國際合 作項目二十余項;在 Nature,PLoSONE,Phytopathology,BioSicence 等國內外 學術刊物發表論文 160 余篇,出版專著 5 部,發明專利二十余項;獲國際、國家 和省部級科技獎 12 項;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十八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校 長從一個農民成長到院士用了 30 年的時間,堅持一個科學夢想,在試驗中默默度過了人生的三分之一,正是這份執著使他的試驗成果得以在世人面前展現,正是這份執著成就了他今天的一切。
要學習朱院士心系國計民生、立志奉獻“三農”的愛國精神。因為熱愛土地熱愛農民,他才放棄國外優厚的生活,回到云南搞科研;因為熱愛土地熱愛農民,他獨辟蹊徑找到了作物品種多樣性控制病蟲害的有效方法,并在傳統技術基礎上進行創新,建立了一系列作物多樣性控病增產新技術;因為熱愛土地熱愛農民,他才30年如一日地堅守在該科研領域,將這項技術在農村大面積推廣應用,全國11省市累計推廣1.2億余畝,使百萬農民從中受益。如他所說:“我們今天 1
取得的研究成果得益于我國傳統的栽培技術。”正是對家鄉的“愛”和對云南的“信”,使朱有勇院士堅信這個領域的一切未解之謎都能在這方山水中找到科學答案,并造福一方百姓。
要學習朱院士團結協作精神和感恩之心。把成功歸功于團隊,常懷感恩之心。在朱有勇看來,他所取得的成績,除了是他自己幾 十年堅持的信念,是學農愛農、潛心研究的結果,更是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的體現。朱有勇的研究被認為是國際上利用生物多樣性促進糧食安全的成功范例。面對著所有的榮譽,朱有勇都會在一切場合說,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是一個團隊智慧的結晶。朱有勇院士經常說:“天時就是黨和國家重視人才和培養人才,尤其是云南省委、省政府長期給予研究團隊的大力支持,建立了良好的科研平臺和研究環境,省里的領 導多次到田間地頭現場辦公;地利就是云南的地理地貌多樣性、氣候多樣性、生物多樣性、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地利條件;人和就是云南農大治 學嚴謹、團結進取的團隊精神。尤其我們這個研究團隊數十年如一日,幾代人堅韌不拔,團結拼搏。而我,永遠是團隊的普通一員。把論文寫在祖國廣袤的大地上,就是我最欣慰的事 業,也是最大的福。”“如果沒有這一切,就不會有我的研究,更不會有今天的成就,所以,我真的是要感謝天,感謝地,感謝黨和政府,感謝農民,感謝我的團隊,感謝所有的一切,是他們成就了今天的我及我的事業。”朱有勇說得很認真,很誠懇,他沒有把功勞歸于自己 一個人,他懷揣著的是一顆感恩的心。
通過此次學習,我受益匪淺,在今后的工作、學習和生活中,我將以朱院士為榜樣,要樹立“頂天之勇氣、立地之精神”,修德、修身、修業。
第四篇:學習朱有勇院士精神有感心得體會
朱有勇,這個看上去黑黑瘦瘦的六旬老人,緊盯農業科技發展的關鍵性技術難題,創新性開啟了不用農藥來控制病蟲害的探索之路,用30多年的時間和精力潛心鉆研生物多樣性控制病蟲害研究的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境多樣性系列重大課題。下面小編整理學習朱有勇院士精神有感心得體會,歡迎閱讀。
學習朱有勇院士精神有感心得體會1
院士下田 把脈產業發展
“那段時間,朱院士白天在田間觀察記錄,晚上召集大家討論研究,目的就一個,找準當地最適合的種植項目。”中國工程院定點扶貧項目組成員、云南農業大學植保學院教授朱書生說,每天清晨,植被還掛著露珠,朱有勇和團隊成員便拿著儀器下田了。
經過對瀾滄縣氣候、土壤、降雨等自然條件的分析后,朱有勇院士和大伙一致認為,這里具備發展冬季馬鈴薯和冬早蔬菜產業的條件。“冬季馬鈴薯在11、12月播種,翌年3、4月收獲,瀾滄可成為全國最早上市的鮮薯產區之一。”團隊成員、云南農業大學植保學院博士黃惠川說,由于氣候條件要求嚴格,可種植產地較少,因此冬季馬鈴薯鮮薯價位高,訂單收購價可以達到每公斤3元,是正季價格的5倍左右。于是,2016年10月,在蒿枝壩完成了冬季馬鈴薯百畝示范和冬早蔬菜50畝示范。
同時,朱有勇院士團隊調研發現,瀾滄縣境內有大面積退耕還林的思茅松,林下經濟本來大有文章可做,可是卻未得到有效開發利用。他們發現,松樹的揮發物具有很好的驅蟲防病作用,在瀾滄發展林下優質中藥材種植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是“發財”的好路子。“到2015年,云南省三七種植面積約為40萬畝,總產值達800億元,如果能在瀾滄順利開展林下三七種植,對百姓脫貧致富將起到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朱書生說,通過多次實地調研,他們還發現瀾滄縣的松林氣候環境適宜三七生長,于是決定在竹塘鄉海拔1500米至1900米的思茅松林下開展具有高經濟價值的林下三七種植試驗,建立林下三七種植技術標準,輻射瀾滄乃至整個普洱市林下經濟的發展。
兩年多來,中國工程院定點扶貧項目組經過多次實地調研,決定在瀾滄縣竹塘鄉東主村和云山村蒿枝壩村民小組開展林下三七、冬季馬鈴薯、冬早蔬菜、早熟葡萄種植和禽畜養殖等項目示范點建設。
學習朱有勇院士精神有感心得體會2
科技注入 激發無限潛力
4月正是冬季馬鈴薯收獲的季節,小型拖拉機順著壟墑來回穿梭翻土,密密麻麻的馬鈴薯從地里蹦跶出來,村民們緊隨其后,挑選、分級、裝箱。作為最新開辟的全國最早上市的馬鈴薯產地之一,蒿枝壩及其周邊村寨出產的新鮮馬鈴薯當天就被運往昆明,為種植戶帶來了可觀的收入。“全部收完估計能分得1萬多元的純利。”看著這樣的豐收景象,瀾滄縣竹塘鄉云山村委會副主任張文清懸著大半年的心總算踏實了不少。
去年,中國工程院在村里的蒿枝壩村民小組實施冬季馬鈴薯示范種植項目。由于村里從未種植過冬季馬鈴薯,張文清和10多名村組干部帶頭,每人出資1.2萬元入股,依托蒿枝壩拉祜雅專業合作社,從村民手中租來了100畝土地,示范種植。
“通過初步測產,中國工程院定點扶貧瀾滄項目冬季馬鈴薯示范基地種植,最高畝產為4.7噸,平均畝產3.3噸,一百克左右的商品薯率97%,按每公斤3元的訂單價格,每畝增收9000多元。”從去年11月播種到今年4月收獲,不到半年,朱有勇院士團隊用亮眼的成績單贏得了群眾的信賴。
一陣春風吹過,思茅松林沙沙作響,干燥的松針輕輕飄落,覆蓋在林下的三七苗床上,成為天然的保濕層,讓三七避過了冬春干旱季節。
走進瀾滄縣竹塘鄉李召梁子的思茅松林里,開展三七種子直播和種苗移栽試驗的地塊,嫩綠的三七小苗齊刷刷冒出土層,眼下已長到10多厘米高,超過90%的出苗率,小苗長勢喜人,這印證了朱有勇院士科技團隊的調查結果:該試驗點冬季3個月(12月至翌年2月)的平均氣溫13.7℃,平均濕度78.46%,非常適宜三七的出苗和生長。
在每片示范種植基地,都有一個監測器掛在松林間。“這用來收集降雨數據,全天候監測種植區域的土壤、大氣狀況。”云南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學院博士劉屹湘說,在雨季來臨,降雨量到達警示值時,就需要利用避雨膜調節雨水,控制病蟲害發生。就是憑著這樣嚴謹的科學管理,朱有勇院士團隊逐步形成了思茅松林下三七種植的關鍵技術指標,探索建立了林下三七種植技術標準。
“林下三七可以實現生態有機種植,預計每畝產量50公斤至80公斤(干重),村民每畝林下三七可收入5萬元至15萬元。”毛如志博士說。
毛如志博士是中國工程院派駐瀾滄縣竹塘鄉掛職副鄉長。他告訴記者,中國工程院幫助村民制訂了短、中、長期相結合的產業發展規劃,目前各產業成效初顯。
在云山村蒿枝壩馬鈴薯種植示范基地,正忙著撿拾洋芋的拉祜族群眾李扎謝臉上洋溢著喜悅,他告訴記者,這里采收洋芋的群眾都是附近幾個村的,他們從去年11月份開始就受雇在這里干活,每天60元的工錢,從松土、墊肥到種植、管理全程參與。他說:“我已經學會了技術,明年自己家也種。”
記者了解到,各項目自去年9月份陸續開展以來已取得階段性成果:種植4畝林下三七,出苗率達90%以上,達產后每畝可增收5萬元至15萬元;完成100畝冬季馬鈴薯,畝產3噸,產值達90萬元,每戶平均純收入達2672元;完成50畝冬季蔬菜種植工作,蔬菜長勢良好,預計每畝增收9000元;為186戶農戶發放種豬2頭、雞苗10只,每戶農戶可創收4800元至6800元;完成15畝冬季鮮食葡萄種植,目前長勢良好,預計2018年4月第一次產果。
經過中國工程院開展的系列精準扶貧工作,瀾滄縣特別是竹塘鄉的脫貧攻堅成效已逐步顯現。思路更加清晰、舉措更加明確。更重要的是,通過技術支持和人才幫扶,培養了一批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高素質的新型農民。
榮廷昭院士和傅廷棟院士的《退耕還林還草發展畜牧業》、陳宗懋院士的《普洱茶提質增效關鍵技術》、鄧秀新院士的《熱帶水果關鍵技術》、黃璐琦院士的《中藥材資源普查》等院士扶貧項目正相繼落地實施。
中國工程院定點幫扶瀾滄縣脫貧攻堅方興未艾。朱有勇院士團隊定點幫扶瀾滄縣脫貧攻堅的成果已一項項留在瀾滄的大地上。
學習朱有勇院士精神有感心得體會3
“讓農民過好一點”是朱有勇的初心,而“農民院士”是各族群眾和社會各界給朱有勇最親切、最貼切的“昵稱”。朱有勇22歲考入云南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專業,從此便與“三農”結下情緣;朱有勇27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便烙上了共產黨員的初心和使命。留學澳大利亞,任國家農業生物多樣性工程中心主任、博導,任國家973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獲得國際農業磋商組織優秀成果獎、云南省自然科學研究一等獎等國際、國家和省部級科技獎勵14項,主持完成863、國家攻關、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聯合國糧農組織、亞洲發展銀行及省部級項目20余項,研發技術累計推廣面積1億余畝……太多學術和科研貢獻,太多頭銜與榮譽光環,但朱有勇沒有躺在功勞簿上,他選擇脫貧攻堅最前線作為他的新戰場。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60歲之前的朱有勇已經在科研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60歲之后的他主動請纓到云南省瀾滄拉祜族自治縣扶貧。為了交流,他從頭學習拉祜話;為了“扶志”,他進村入戶去動員;為了“授漁”,他他挽起褲腳,直接跪在田地里示范種植;為了“扶智”,他先后收了1500個農民學生。蒿枝壩組寨子是他的“工作站”,迷彩服是他的“作戰服”。五斤重的“神奇土豆”,藥企搶買的“有機三七”,“冬閑田”變“致富田”,深度貧困的“民族直過區”有了自己的特色產業,改變貧困落后的面貌,他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播撒到祖國的邊疆,讓科技扶貧的花朵在千家萬戶里綻放,“農民過得好一點”的初心碩果累累。
“會種莊稼的農民”是朱有勇對自己的定位,“農民院士”是群眾對朱有勇的褒獎。“時代楷模”朱有勇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的忠誠踐行者,是打贏脫貧攻堅戰中涌現出的先鋒兵,是奮斗在脫貧攻堅主戰場、心系“三農”的“農民院士”。打贏脫貧攻堅戰,已經到了啃最后硬骨頭的決戰階段,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朱有勇這樣的榜樣,讓他們崇高的愛國精神、堅定的理想信仰、無私的奉獻精神、踏實的工作作風、堅定的人民立場、真摯的愛民情懷,把汗水和血水揮灑在攻克深度貧困堡壘的戰場上,把初心和使命踐行在全心全意為民服務的舞臺上,為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勝利作出應有貢獻。
學習朱有勇院士精神有感心得體會4
朱有勇同志作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可以選擇在科研院所工作,但是他卻主動投身到脫貧攻堅中來,用科技為脫貧攻堅“助力”,幫助更多的困難群眾迅速的走出貧困。他堅守共產黨人的奮斗底色,手把手地教當地村民種地,不怕苦和累,全身心的投入到脫貧事業上,他長期駐扎在脫貧一線,只要是群眾需要的技術和指導,他都是一一作答,通過幾年的努力,每畝地收入可達到近萬元,讓當地的群眾順利實現了脫貧,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他是全國優秀共產黨員,更是脫貧戰場上的“沖鋒者”,面對困難,他百折不撓、屢次在田間地頭開展科研工作,就是想找到貧困地區最適合種植的植物,幾年里,他幾乎沒有休息過,都是同群眾一起,勤于耕種。他是群眾心目中的“農民院士”,更是他們心中最值得信賴的人。朱有勇同志用科技改變了貧瘠的山村,甘于奉獻、忠誠為民,用實際行動點亮初心,踐行使命,為脫貧事業奉獻自己的畢生所學,堅持因地制宜、精準開方,是名副其實的“時代楷模”。
情系“三農”,扎根邊疆,服務人民,這是他的真實寫照。朱有勇同志致力于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他深知科技的力量是強大的,只要找準病癥,就能實現有效的增收。他用科技改了困難群眾的生活,他被群眾親切的譽為“教書匠”,群眾對朱有勇同志心懷感激,他是我們全體黨員干部的榜樣,我們要堅定的向朱有勇同志學習,成為移民有擔當、有膽識、有作為的共產黨員,為脫貧事業注入活力源泉。
朱有勇同志雖然已經65歲了,本可以頤養天年,但是他卻放心不下在水深火熱中的困難群眾,他堅持免費給老百姓使用種植技術,也把自己獲得的科學獎學金捐獻,只為讓困難群眾或者更多的技術,他用科技為脫貧“助力”,他的大愛必將激勵更多的脫貧攻堅干部在一線埋頭苦干,讓脫貧成效經得起考驗。
學習朱有勇院士精神有感心得體會5
近一段時間,朱有勇的先進事跡被中央媒體集中宣傳報道后,在全社會引起熱烈反響。朱有勇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云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云南省科學技術協會主席,我國著名的植物病理學專家。他學農愛農為農,四十年如一日潛心研究,把論文寫在大地上,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態度致力于科技示范扶貧、教育培訓扶智等,帶領瀾滄直過民族“拉祜族”農民走上生態脫貧致富之路、綠色發展之路。
蒿枝壩村是一個以拉祜族為主的邊境“直過民族”小村寨,那里地處熱帶雨林區,溫度高、日照長、水資源豐富,人均可利用土地多、種植條件好。但因為沒有技術、沒有產業,當地群眾素質型貧困問題突出,良好的自然條件并沒有利用起來。2015年,中國工程院結對幫扶瀾滄縣,60歲的朱有勇到這兒長期駐村,他和團隊在當地推廣冬季馬鈴薯無公害超高產技術,手把手教村民如何種、如何賣;帶領團隊根據三七的生長發育自然規律,模仿三七生長的環境創立仿生技術,最終克服了連作障礙;開設馬鈴薯種植、林下三七種植、畜禽養殖、中草藥材種植等培訓班,用群眾聽得懂的語言講理論、教生產,手把手地在田間地頭指導農戶種植……5年來,朱有勇帶領團隊用科技力量改變當地貧困面貌,成為全國科技扶貧的典范。
朱有勇說,“我不過是一名農民院士,農民在前,院士在后”。我們要學習朱有勇科技扶貧的先進事跡和忠誠擔當的崇高精神,積極投身攻克深度貧困堡壘,把工作干在貧困群眾的心坎上,用切實的行動幫助困難群眾脫貧增收,早日讓各族人民群眾過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第五篇:中國工程院致2011年新當選院士的信
中國工程院致2011年新當選院士的信
新當選的院士:
您光榮地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們向您表示誠摯的祝賀!
“中國工程院院士”是中國工程科技界的最高學術稱號和最高榮譽稱號。這個稱號是國家和人民對您多年來辛勤工作所取得成就的充分肯定,同時也意味著新的責任和使命。
您能獲得院士的榮譽,除了自己長期艱苦努力,更有國家的培養、人民的撫育和時代提供的機遇,也是前輩、師長、同事和家人的幫助、教育和支持的結果。在每一位院士取得的成績中,都凝結著千百萬人的心血,每位當選院士,都是中國人民的普通一員,沒有任何特殊的權利,只有肩負中華民族振興與發展的特殊責任。
中國工程院要為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應有的貢獻,關鍵是要建設一支素質高、學風正、品德優的院士隊伍。為了不辜負國家和人民的期望,讓我們以如下八條共勉:
1.繼續發揮自己在工程科技領域的專業特長,開拓創新,自強不息,深入工程科研實際,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盡量從事一線工作,努力為祖國的現代化事業和青年人才的培養做出新貢獻。
2.您將會感受到社會各方面對院士很高的期盼和尊重。這需要我們以清醒的頭腦面對,謙遜地評價自己,嚴格地要求自己,不宜過多的社會兼職,不能盡責的職務不要兼任,特別是負有行政責任的實職更應謹慎,婉拒過高的、不適當的物質待遇,不參與媒體對本人成果的“炒作”,維護院士稱號的崇高和尊嚴。
3.院士不是“萬事通”,應避免參加各種與自己專業無關的評審、鑒定、咨詢等活動,要拒絕為商業性廣告造勢,旗幟鮮明地反對偽科學和封建迷信活動。
4.在當選院士以后,更要謙虛謹慎、客觀公正、平等待人,不以“權威”自居,保持優良的學風,帶頭營造科學民主的學術環境和氛圍。
5.繼續弘揚科學精神,以身作則,努力成為科學道德建設的模范,唯真求實,力戒浮躁,淡泊名利的身體力行者。實事求是地充分肯定同行和同事們的貢獻,尊重他們的勞動和成果。正確處理成果、論文和報獎的署名和知識產權問題。加強對自己的學生和助手等年輕人在科學道德方面的教育和培養。
6.嚴守院士紀律。遵守我院制定的院士自律規定和各項行為規范。在增選新院士時,謹慎公正地用好院士的推薦權和選舉權,準確把握院士的標準和條件,不受干擾,公正無私地進行評審和選舉。
7.在各方面嚴于律己,主動聽取并正確對待各種意見,自覺接受群眾、單位和社會的監督。
8.院士的作用是重要的,但能當選院士的人畢竟是少數。院士有責任和義務廣泛團結自己周圍的科技工作者,共同為國家的繁榮富強而奮斗。
希望您把這封信放在案頭,記在心頭,常閱常新。讓我們珍視院士稱號的純潔性,共同努力維護中國工程院的崇高聲譽,共同建設好我國的工程科技隊伍,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為實現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團結奮斗!
中國工程院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演講稿
尊敬的老師們,同學們下午好:
我是來自10級經濟學(2)班的學習委,我叫張盼盼,很榮幸有這次機會和大家一起交流擔任學習委員這一職務的經驗。
轉眼間大學生活已經過了一年多,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我一直擔任著學習委員這一職務。回望這一年多,自己走過的路,留下的或深或淺的足跡,不僅充滿了歡愉,也充滿了淡淡的苦澀。一年多的工作,讓我學到了很多很多,下面將自己的工作經驗和大家一起分享。
學習委員是班上的一個重要職位,在我當初當上它的時候,我就在想一定不要辜負老師及同學們我的信任和支持,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要認真負責,態度踏實,要有一定的組織,領導,執行能力,并且做事情要公平,公正,公開,積極落實學校學院的具體工作。作為一名合格的學習委員,要收集學生對老師的意見和老師的教學動態。在很多情況下,老師無法和那么多學生直接打交道,很多老師也無暇顧及那么多的學生,特別是大家剛進入大學,很多人一時還不適應老師的教學模式。學習委員是老師與學生之間溝通的一個橋梁,學習委員要及時地向老師提出同學們的建議和疑問,熟悉老師對學生的基本要求。再次,學習委員在學習上要做好模范帶頭作用,要有優異的成績,當同學們向我提出問題時,基本上給同學一個正確的回復。
總之,在一學年的工作之中,我懂得如何落實各項工作,如何和班委有效地分工合作,如何和同學溝通交流并且提高大家的學習積極性。當然,我的工作還存在著很多不足之處。比日:有的時候得不到同學們的響應,同學們不積極主動支持我的工作;在收集同學們對自己工作意見方面做得不夠,有些事情做錯了,沒有周圍同學的提醒,自己也沒有發覺等等。最嚴重的一次是,我沒有把英語四六級報名的時間,地點通知到位,導致我們班有4名同學錯過報名的時間。這次事使我懂得了做事要腳踏實地,不能馬虎。
在這次的交流會中,我希望大家可以從中吸取一些好的經驗,帶動本班級的學習風氣,同時也相信大家在大學畢業后找到好的工作。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