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核大姐”黃建琴二三事(林俊德夫人)

“核大姐”黃建琴二三事（林俊德夫人）

組織采訪林俊德院士先進事跡，我帶基地工作組在研究所住了整整20天。期間，我曾3次去林院士家里看望黃建琴大姐，每次與她面對面地交談，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黃大姐和林院士一樣，也是核試驗科技工作者。1963年他從南京大學畢業分配到基地研究所，從第一顆原子彈試驗開始，先后參加了9次核試驗。大姐告訴我，第一次核試驗期間，他們20多個女同志住在一個由5頂帳篷圍成的四合院里，張愛萍上將給她們的四合院起了一個恰如其分的名字——木蘭村。黃建琴、翟芳芝、楊妙秀、周玉芳和王茹芝等都是木蘭村的村民，后來記者把她們稱為“核大姐”。我想，在當時千軍萬馬的核試驗隊伍里，又是在“死亡之海”的羅布泊，她們這群風華正茂的女軍官，一定是光彩奪目、英姿颯爽的。

我是上世紀70年代初入伍的，我所在的酒泉基地也是大漠戈壁，有著相似的艱苦生活閱歷，所以我會在腦海里想象，“核大姐”們如何工作生活，更想到了那時的林俊德，如何攻克壓力自記儀的難關。林院士一生德馨品潔，家風嚴謹，我從黃大姐身上深切感受到了。第一次去黃大姐家是7月11日上午，剛見面他就認真地問我：“老林就做了那么點事，值得讓組織上這樣去宣傳他嗎？”我說：“非常值得！”他說：“所里的老同志都跟他一樣，那個年代所有參與核試驗的人都做出了貢獻。真要宣傳他，一定要實實在在，千萬不能寫過了。”我答應他，一定以真實、樸實、平實的文字去寫，用真實的力量去感動讀者。

第二次去黃大姐家，是7月16日陪同總政干部部蔣副部長，他們一行5人專程從北京過來，代表軍委、總部首長看望慰問家人。當蔣副部長將10萬元慰問金轉交給她時，她先是不收，一再感謝軍委胡主席、郭副主席、徐副主席以及軍委、總部首長的關懷，接著起身向大家鞠躬致謝。她手捧慰問金轉身對我說：“侯副政委，請您將慰問金作為老林的最后一次黨費，轉交基地黨委。”我當時淚流滿面，哭著對她說：“大姐你收下吧，這慰問金我不能收。”黃大姐說：“我一定會為老林做這件事，他光著腳上大學，靠的是助學金，一輩子都感恩于黨和國家，這錢我也不能收。”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才是滿門忠孝！我鄭重地將黃大姐一家的心愿報告了基地司令員和政委，建議專門制作黨費收據證書，舉行交接儀式，表達基地黨委、官兵以及所有馬蘭人的崇高敬意。

第三次去黃大姐家是7月20日下午，一見面還不容我說話，她就急匆匆跑到里屋，出來時雙手捧著10萬元慰問金對我說：“老林的組織關系在基地，請你將他的最后一次黨費轉交基地黨委。”接過這特殊的黨費，我再一次感悟到林院士及其家人赤誠報國的情懷。我代表基地黨委向她頒發了黨費收據和榮譽證書。告別時，我向黃大姐行了莊重的軍禮，這軍禮勝過我想表達的千言萬語。

基地要組織林院士先進事跡報告團，黃大姐是家人中的首選，因為她陪伴了林院士45年，又是從首次核試驗開始就投身其中的科技工作者，由她講林院士最具說服力。初稿是黃大姐自己寫的，我們組織力量進行了修改。題目用了采訪中黃大姐說的一段話：“陪伴老林一輩子我覺得值”。我特意囑咐工作人員，這個修改稿一定要呈黃大姐審閱。

7月25日下午，黃大姐親自修改的報告稿送給了我，我認真看了好幾遍，深深為她的嚴謹、認真和謙虛所感動。晚上，我將工作組所有成員召集到會議室，將文稿投射到屏幕上，凡黃大姐修改的文字都用紅色顯示，被改動的文字下邊加了黑線以作對照。我僅舉兩例做說明。

原文有段寫道：“女兒快出生時，正趕上春節，老林在哈爾濱出差，我只能挺著肚子回到江蘇老家待產，先是坐卡車大廂板，顛簸了10多個小時到了吐魯番車站，買不上臥鋪票，硬擠上硬座車廂，熬了4天4夜才到了南京，然后又坐了12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到家時我的腳腫得都不敢沾地。” 黃大姐修改這段為：“女兒快出生時，正趕上快過春節，老林在外出差，又因為單位剛剛搬遷到紅山，生活條件和物資供應都有限，我也只能回江蘇老家待產，先是坐汽車，顛簸了10多個小時到吐魯番車站，買不上臥鋪票，只能坐硬座，熬了4天4夜才到南京，然后又坐10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到家時我的腳都腫了。” 她刪去了“卡車大廂板和不敢沾地”等字眼，修改了不準確的地點和數字，特意加了一段對當時生活條件的客觀表述。他還對工作人員說，和他一起回家待產的還有好幾個女同志，那時大家吃的苦都一樣，不是我一個人。

原文還有一大段寫林院士家風很嚴，是根據采訪素材寫的，她全刪了，說這三件事只有一件她知道，她不知道的那兩件事擔心不真實或不準確，干脆都舍去。看著黃大姐先是鉛筆后改為鋼筆的字跡，我逐字逐句對照，越看越感到她把握分寸很準確，不允許有任何的人為夸大。大家都覺得改得好，最后定稿，除了一個段落位置作了調整和加了一個逗號外，再無任何改動。

報告文字稿最后一頁空白處，黃大姐是寫給我的，寫的很工整。他寫道：“因為我們家和研究所里同代人家庭都一樣，沒有什么特殊性，所以希望領導考慮一下，家人最好不要參加講了。敬請轉達侯副政委批示。黃建琴2012.7.25”

這段話我讀懂了，一是表達自己的想法，二是想聽聽組織上的意見，因為他們這一代人有很強的組織觀念。

知道黃大姐還處于林院士走后的悲痛之中，且已年高73歲，我完全理解她此時此刻的心情。我破例同意了黃大姐的請求，決定請研究所一位女同志代黃大姐作報告，還囑咐馬蘭電視臺的女記者姚立偉，讓她有空就去家里和黃大姐聊聊天。小姚1998年曾到家里采訪過，他們認識的比較早。我還給所領導交代，或去家里，或打電話，保持經常的問候，別讓黃大姐感到寂寞。

我聽姚立偉說過，黃大姐很早就將林院士的各種榮譽證書、獎章整整齊齊地放在一個帆布箱里。有一次采訪，當小姚告訴她電視臺想把這些珍貴的物品保存為電子版時，她欣然同意。7月26日上午，小姚告訴我要去看望黃大姐，我讓她問問，如果黃大姐同意，就由我幫她拍照留存。上午快下班時，小姚和攝像小孫果然將箱子拎到了我的宿舍。我打開一看，不僅所有東西擺放有序，而且內容十分豐富，除了各種獲獎證書、立功證章，還有中國軍事博物館收藏林院士工作筆記的證書，發表林院士事跡報告的報紙，甚至還有幾張出席會議的代表證。中午我沒有休息，連拍了兩個小時。小姚晚上就將光盤送給了黃大姐，她有幾分興奮還有幾分驚訝，連聲說：“謝謝！你們干工作真利索！”

過幾天我就要回馬蘭了，走前一定再去看望黃大姐，邀請她回馬蘭的新家看看，看看那棵大杏樹，看看那長高了的滿院青草，這可是林院士生前的心愿！

（本文原載2012年10月30日《回顧與展望》）

第二篇：中國核專家林俊德事跡材料

中國核專家林俊德事跡材料

原標題：大漠鑄核盾生命寫忠誠（時代先鋒）

人物簡介：

林俊德，福建永春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8年3月出生，1960年9月入伍，總裝備部某基地研究員、原總工程師，少將軍銜，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爆炸力學與核試驗工程領域著名專家，2012年5月31日20時15分病逝在工作崗位上。

入伍52年來，林俊德參加了我國全部核試驗任務，為我國國防科技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獎3項、國家技術發明獎2項、軍隊和部委級科技進步獎20余項，1999年特邀出席“兩彈一星”突出貢獻科技專家表彰大會，榮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2次。

（一）他叫林俊德，沒有多少人知道他。

他是院士，也是將軍，一輩子隱姓埋名，堅守在羅布泊。他參加過我國所有的核試驗。

他個子不算高，微胖，笑的時候嘴唇略顯厚，臉更是會圓起來。

這是他平常時候的模樣。4個月前，他因為癌癥晚期病情嚴重住進了西安唐都醫院，瘦得厲害，臉頰凹陷，額頭顯得特別突，幾乎讓人認不出來。他戴著氧氣面罩，身上插著輸液管、導流管、減壓管，有時還有從鼻腔直通到胃里的三米長導管……最多的時候他身上插著十多根管子。這個樣子，他仍坐在臨時搬進病房的辦公桌前，對著筆記本電腦，一下一下挪動著鼠標，每挪一下，都能讓旁邊的人心顫一下。

電腦里有關系國家核心利益的技術文件，藏在幾萬個文件中，只有他自己才能整理，還有自己的科研思考，學生的培養方案，他都要系統整理，怕耽誤學生的論文答辯和畢業。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時間太有限，要盡快。

他一開始就問醫生，做手術和化療以后能不能工作，醫生回答不能，于是他放棄了治療。住重癥監護室不能工作，他難得用將軍的威嚴下命令一定要搬去普通病房。在病房工作間歇，他休息也要坐著，怕躺下就起不來了。

他希望活得有質量，說不要勉強他，現在需要的是時間而不是手術。與其治療后臥床不起，不如最后還能爭點時間。他是閩南人，現在這個勁頭，就像1960年大學畢業后西出陽關一頭扎進戈壁大漠幾十年，一樣倔強。

同事、學生、朋友、親人趕到醫院看望他，他說，“我沒有時間了，看望我一分鐘就夠了，其他事問我老伴吧。”他讓老伴在醫院附近找了一間房子，專門用做接待，即使從閩南山區遠道而來的親人也是如此，沒有商量余地。他繼續吸著氧氣按著鼠標。插著管子工作沒有效率，他兩次讓醫生拔掉引流管和胃管。

他是癌癥晚期，肚子里都是脹氣和腹水，身上抽出過2800多毫升積水，心率、呼吸快得接近正常人的兩倍，嚴重缺氧，平常的喘氣比剛跑完百米賽還劇烈。他從沒因疼痛在人前發出一聲呻吟，只有當醫生湊近問怎么樣時，他才說有點兒不舒服。

那一天早上，他的病情急劇惡化。上午，他要求、請求甚至哀求，想盡各種辦法下床工作，兩個小時里，他求了9次。不忍心他最后一個愿望都不被滿足，他終于被放下地。半小時過去，他的手顫得握不住鼠標，也漸漸看不清，幾次問女兒眼鏡在哪，女兒說，眼鏡戴著呢。這時候，很多人已經忍不住跑出去痛哭起來，怕他聽到，還要使勁捂著嘴巴嗚嗚地哭。

他又接著工作了1小時。最后的5個小時里，他陷入了昏迷，但不時又能聽到他在嘴里念“ABCD”、“1234”，這些都是他在電腦里給文件夾排的次序。

老伴緊緊攥著他的手，貼著他的耳邊，翻來覆去地說：“老林啊老林，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這么長時間。40多年了，你現在終于屬于我了……”

5月31日20時15分，他的心臟跳動不起來了，也不會再哀求著起床。他沒做完他的工作，這幾天他在電腦上列了個提綱敲敲打打，5條提綱的內容沒有完全填滿，家人留言這一條完全是空白。

醫院科室主任張利華，54歲，撲通跪了下來，對著床頭說，“林院士您安心地走，剩下的工作我們后人會接著完成。”張利華看了30多年的病人，像這樣面對自己生死的，是第一次見到。

得知他的離去，“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中科院院士、94歲的程開甲寫來一句話：“一片赤誠忠心，核試貢獻卓越”。

他早早跟老伴安排了三個遺愿：一切從簡，不收禮金；不向組織提任何要求；把他埋在馬蘭。最后一個，他也在病床上啞著聲音和基地的司令員說過，算是他的一個要求。司令員聽完轉身，淚打濕了滿臉。

羅布泊邊緣的馬蘭，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在那里，他和所有人一樣，干著驚天動地的事，也做著隱姓埋名的人。人人都是戈壁里的一朵馬蘭花。

這個季節，馬蘭小院里的草長高了，杏也熟了，正等著他回去。他說過，院子里的草不要拔，讓它們自由生長，戈壁灘長草不容易。

（二）他這輩子有三個沒想到：上大學，做將軍，當院士。他最初也沒想到，個人和國家命運綁得這樣緊。

1964年10月16日15時，羅布泊一聲巨響，蘑菇云騰空而起。現場總指揮張愛萍將軍向周恩來總理報告，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周總理在電話里謹慎地問：“怎么證明是核爆成功？”現場指揮帳篷里頓時一片肅靜。正好，程開甲帶著26歲的他匆匆趕到，說：“沖擊波的數據已拿到，從記錄的波形和計算的數據證明，這次爆炸是核爆炸。”張愛萍看了看眼前不太面熟的年輕人，激動地拍了拍他滿是塵土的肩膀說，你們立了大功。

他當時帶頭負責研制的鐘表式壓力自記儀，樣子像一個罐頭盒，用來測量核爆炸沖擊波。這是他拿自行車輪胎和鬧鐘等，用土辦法搞成的自主高科技，獲得了當時證明核爆炸的重要數據之一，還拿到了國家發明獎。那時候，他從浙江大學畢業也才4年。

他的家鄉在福建永春大山深處一個偏僻鄉村，少年時家中一貧如洗，曾經輟學，靠著政府資助上完了中學、大學，在大學里曾打著赤腳上課。從浙大機械系畢業，他分配到單位，實際上他是專門被挑來的，到了單位給他交底，“國家正在西北建設一個核試驗場，把你挑過來，就是去那里工作。”

雖然對核試驗知道不多，但他一聽能跟國家命運靠得這么緊，就非常激動了。他一輩子被人看作學習狂和工作狂。即使年紀上了七十，在他的日程表里，搞研究、做實驗、帶學生幾乎占去所有時間。他一年只休息三天：大年初

一、初

二、初三。

他說，成功的關鍵，一個是機遇，一個就是發狂。他以自己為例：“成功不成功，的確有個機遇。一旦抓住機遇，就要發狂的工作，所以效率特別高，不可能的事就可能了。”

所以生命倒數第二天，他回首往事，看得出挺欣慰，斷斷續續說了兩句話，“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試驗，我很滿意。”并且，“咱們花錢不多，做事不少。咱講創造性，講實效，為國家負責。”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后，1966年底的首次氫彈原理性試驗是在高空，沖擊波測量也在高空。儀器要在零下60攝氏度低溫下工作，當時的實驗條件還不具備。為了創造低溫環境，他和同事們背著儀器，爬上海拔近3000米的山頂呆了一宿。

冬天漠風凜冽，山頂更是冰封雪凍。夜晚刺骨的寒風像針一樣往身體里扎，又在每個人的鼻尖、胡子、眉毛上結上一層白霜。手凍僵了，腳麻木了，身子不停哆嗦……可一看溫度表，才零下20多攝氏度。

他們還抱怨，“這鬼天氣，就不能再冷一點嗎？”

后來，他們采用高空氣球放飛試驗解決了問題，趕在試驗前研制出高空壓力自記儀，為飛機投放氫彈安全論證提供了科學依據。

核試驗從大氣層轉入地下后，他又開始帶著人解決地下核爆炸力學測量這個世界性難題。艱苦攻關20多年，先后建立10余種測量系統，為國家的地下核試驗安全論證和工程設計提供了寶貴數據。

他善于啃硬骨頭，也常教自己的學生要敢于啃硬骨頭。他的23個學生，個個都成為各自領域的專家。他走的那晚，學生們親吻著他的手，長跪不起，希望昏迷中的他哪怕能抬抬手指，像父親一樣撫摸一下他們的頭。

他軍齡52年，他這一代人，一輩子自主的人生選擇不多，做核試驗也不是個人的選擇。但在戈壁大漠像胡楊樹一樣，扎根半世紀，是他自己的抉擇。

（三）他是搞核試驗的，說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現在，這兩個都成了不折不扣的事實。

他研究爆炸力學，一輩子都和炸藥打交道。為了拿到第一手資料，每次總是盡可能地離炸藥近一點。

一次在野外，等了好久炸藥都沒響，他用對講機沖其他人大聲喊：“你們都不要動，我來弄。”說著就走上前，快到炸藥放置點時，他再次回頭對跟在后面的人說，趴下，不要抬頭，自己上去排除了險情。

他經常要在核爆后第一時間去搶收數據。有一次，車壞在路上，他看到司機帶著防護罩修車進度很慢，就先把自己的防護罩摘下來，證明沒有危險才讓司機也取下，提高修車效率。

他的學生說，為了拿到第一手資料，老師常年奔波在實驗一線。凡是重要實驗，他都親臨現場，拍攝實驗現象，記錄實驗數據。這是他的專業需要，也是習慣。

去年，74歲的他由于拍攝實驗現場太專注，被絆倒在地，膝蓋和臉部都被蹭傷，讓他包扎一下，他笑著說沒事沒事，拍了拍灰塵繼續工作。

每做一次實驗，他都建一個檔案，就像病人的病歷一樣，幾十年從沒間斷。誰需要資料、數據，都能在他那兒很方便地找到。

簡便實用、講求實效，也是他一貫倡導的。他常對學生說，科學就是用簡單的辦法達到理想的目的。

為解決實驗用的鉛皮，他發明了用鋼棒手工搟制的辦法，像搟餃子皮一樣，把1毫米厚的鉛皮搟成了0.2毫米。為了找到力學實驗的理想材料，他出差途中買了一塊特殊木材做成的菜板，鋸開分析密度和硬度。就連戈壁上的沙子，也被他用來作為實驗的一種特殊材料，解決了技術難題，也節約了大量經費。

病中留下的工作筆記上，他一筆一畫繪下了保險柜開鎖示意圖，密碼盤、固定手把、開門手把，以及三位密碼刻度的標示，清晰明了。還有詳細的文字，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

他一絲不茍的程度，有點像人們所說的極致。

（四）2012年春節剛過，一封近5000字的長信，擺在了基地司令員的案頭，是關于基地建設發展的想法，言辭激烈，語氣率直。信是他寫的，看得出很著急。直到司令員和他一起商定，安排人員和經費對他所提的發展路線進行研究，他繃緊的臉松了下來，笑了。

住院期間，他和來看望他的基地司令員閉門談了一個多小時。他也感嘆，一生最大的缺點是說話直率得罪人，不懂人情世故，不會“做人”……

他說話硬，直來直去，不繞彎子。乍一聽，難以接受，時間長了，都知道他不玩虛的，一輩子有自己的做事和做人原則。就像他去世前說自己，“我不善于交往活動，實事求是搞科學。”

凡是和他有過接觸的人，都知道他講原則不是空的。他參加學術評審會，從來不收評審費，不讓參評人員上門拜訪。從沒有接受過一個人的禮物，材料都是通過郵局或其他人捎帶的，他只要材料，不要見人。科研成果報獎時，他總是把自己名字往后排，不是自己主持的項目堅決不掛名。平時專門的請客吃飯他概不參加，就喜歡自助餐。討論會上該說就說，不管在座官大官小。

他有“三個不”：不是自己研究的領域不輕易發表意見、裝點門面的學術活動堅決不參加、不利于學術研究的事情堅決不干。

2005年，東北某大學邀請他當名譽教授。他說：“我們研究領域雖然接近，可是距離太遠，鞭長莫及的，我給不了什么指導，這掛名教授我還是別當了。”

去年，在安徽黃山召開評審會，會議主辦方請他當主審。他老老實實地說，第一個成果跟我研究方向有點關系，但也夠不上當主審，第二個成果不是我的研究領域，我當不了評委，你們抓緊時間再找人吧。

他說，自己雖然是院士，只算得上某個領域專家，不可能樣樣都懂，樣樣都精。而且專業越深就越窄，別的懂的就越少。

他工資不低，所以掏錢時并不手軟。老戰友在外地聚會，他說戰友們轉業早，工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