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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進區人民法院公布環資類案件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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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武進區人民法院公布環資類案件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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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進區人民法院公布環資類案件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1月23日,武進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公布了環境資源類案件十大典型案例,再次給大眾敲響警鐘。

私自將生產廢水管道與化糞池管道接通 導致河水發生嚴重砷污染

XX硫酸有限公司私自將生產廢水管道與化糞池管道接通,長期利用該管道向藻江河進行排污。2013年10月至2014年4月間,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孫某私自改變工藝,使用含砷量超標的劣質硫鐵礦作為原料,并私自試生產。后為了提高產量,停用布袋除塵設備,并違規使用液堿處理生產廢水,致使礦石中的砷元素進入生產廢水,并將含砷廢水排放至化糞池,并由化糞池排放至藻江河水中,導致河水發生嚴重砷污染。

2014年4月10日,經常州市環境中心檢測,該河段內河水砷濃度最高處達到11.5mg/L,整個污染損害評估費用總計6474746.69元。

法官評析:在審理重大污染環境犯罪的過程中,除了要追究單位的刑事責任,也應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才能有效打擊污染環境行為,并及時修復生態環境損害。同時,該案在判決中首次采用了禁止令的方式,預防被告人再次犯罪。

非法洗捅 雙方都擔責

2013年以來,被告人陳某在未取得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情況下,擅自為XX復合材料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清洗沾染危險廢物的廢包裝桶,共計681余噸。

被告人包某、曹某作為XX復合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總經理,在明知陳某無資質的情況下將廢包裝桶提供給陳某清洗,共計220余噸。法院據此判決陳某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2年,并處罰金15萬元;XX復合材料有限公司罰金15萬元。包某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6個月,并處罰10萬元;曹某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1年,并處罰金10萬元。

法官評析:該案是非法清洗沾染危險廢物的廢包裝桶群案中的一起,此種污染行為對環境的影響持續時間長、污染后果嚴重,但因為有較高的報酬,常州地區仍然有很多無危險廢物經營資質的個人或企業以此為業。法院通過嚴厲打擊這類比較常見的污染環境行為,可對其他從業者起到警示作用,減少類似污染環境行為的發生。

非法處置油泥、濾渣 提煉潤滑油銷售牟利

2012年至2013年6月間,被告人儲某在無任何資質和環評的情況下,將從無錫XX石油制品有限公司等單位取得的屬危險廢物的油泥、濾渣進行非法處置,從中提煉潤滑油銷售牟利,共計200余噸。案發現場查獲油泥濾渣存放量約1200噸。

法院據此判決儲某有期徒刑4年,并處罰金20萬元;無錫XX石油制品有限公司被判處罰金50萬元;公司負責人于某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并處罰金10萬元。

法官評析:私自處置屬危險廢物的固廢并從中牟利是很多污染環境犯罪的特點。此類犯罪中,單位在明知處置人無任何資質的情況下,出于降低成本的目的交由其處置,應以共同犯罪追究責任。與此同時,針對污染環境犯罪牟利的特點,法院加強了財產刑的處罰力度。

為節省經營成本 私自找人傾倒25噸化工廢料

高某是高郵市XX助劑廠投資人,為節省經營成本,高某與韓某商定:由高某提供2輛危險品運輸車,韓某負責尋找隱蔽地點,以每車1000元的價格傾倒高某廠里產生的屬于危險廢物的化工廢料。高某分別指派劉某、朱某、劉某某、楊某駕車將危廢運到指定地點,韓某雇傭陸某、潘某協助傾倒,共計傾倒25噸化工廢料。案發后,高某等人及時支付了應急處置和環境修復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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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韓某、劉某、朱某、劉某某、楊某、陸某、潘某違反國家規定,傾倒危險廢物均達3噸以上,嚴重污染環境,構成污染環境罪。被告人高某明知被告人韓某無危險經營資質,仍將危險廢物交由韓某處置,嚴重污染環境,應以污染環境罪的共同犯罪論處。

法官評析:出于節省成本的目的,犯罪行為人經常通過私自傾倒等手段逃避監管。以前對于這類行為的處罰僅僅停留在行政處罰等手段,而本案的審理則開始強調利用刑事處罰手段對該類惡性污染環境行為進行懲治,起到了一定的威懾效果,能有效促進企業經營人對環境保護的重視。

汽車4S店為降低成本 非法銷售廢機油

2012年以來,魏某、竺某明知廢機油屬于危險廢物,在未取得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情況下,多次至常州16家汽車銷售公司,采用自制過濾鐵棒過濾油渣的方式收購廢機油,并將廢機油轉賣給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李某(另案處理)等人,共非法處置廢機油3134桶,共重532.78噸,該行為已構成污染環境罪。法院據此判決魏某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2年,并處罰金10萬元;竺某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并處罰金5萬元。

法官評析:該案是武進法院審理的廢機油系列案件之一,也是常州市對某些行業潛規則進行嚴厲打擊的重點案件。常州市多家汽車4S店出于降低成本等牟利目的,將屬于危險廢物的廢機油交給無任何處置資質和經營許可的魏某和竺某處置,也是行業潛規則,對該類犯罪的打擊能有效凈化行業規范,從源頭形成環境保護機制。

廠房內開設隱蔽排放口偷排污水 罰款20萬元

2010年以來,支某、魯某租用其他企業的廠房車間開辦模具蝕刻公司。在未經環境影響評價、未配套建設污染防治設施等情況下進行鋼鐵模具蝕刻加工,并在蝕刻車間地表擅自開設隱蔽排放口,安排車間工人將加工過程中產生的含有鉻、鎳等污染物的廢水通過隱蔽排放口排入地下排水管道。

經鑒定,車間地面排污口總鉻濃度為9.56mg/L、鎳濃度為1.14mg/L;車間地面下排水溝窨井總鉻濃度為5.1mg/L、鎳濃度為7.14mg/L;車間排放口總鉻濃度為19.8mg/L,鎳濃度為4.3mg/L,均超過國家標準3倍以上。法院據此判決該模具蝕刻公司罰金20萬元;支某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并處罰金10萬元;魯某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并處罰金10萬元。

法官評析:根據法律規定,非法排放含重金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等嚴重危害環境、損害人體健康的污染物,超過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法律授權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3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嚴重污染環境”,也即達到了污染環境犯罪的追訴標準。該案的審理體現出,今后對小企業、小作坊擅自排污等污染環境行為的打擊力度將不斷加大。

捕捉野生青蛙 同樣構成非法狩獵罪

2015年6月,錢某在常州市新北區某村附近的田地以及河邊,采用手電筒照明后抄網捕捉的方式,非法捕捉野生青蛙114只,后在售賣過程中被查獲。經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局野生動植物刑事物證鑒定中心鑒定,錢某捕捉到的青蛙為黑斑蛙和金線蛙,均屬國家保護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動物。法院審理認為,錢某違法狩獵法規,使用禁用的方法進行狩獵,破壞野生動物資源,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非法狩獵罪,依法判處其罰金5000元。

法官評析:在民眾以往的生活經驗中,并未將捕捉青蛙行為與犯罪行為聯系起來。本案的審理不僅能通過刑事懲治手段加強對野生動物資源的保護,更重要的是能夠以此喚醒民眾保護野生動物資源的意識。

用“地籠網”捕蝦、“敵殺死”毒蝦 屬于非法捕撈水產品

周某、王某、白某經事先預謀并購買“敵殺死”藥水、“地籠網”等捕蝦等工具,至滆湖鲌類國家級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內,使用“地籠網”捕蝦、“敵殺死”毒蝦等禁止使用的漁具、漁法進行非法捕撈,情節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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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非法捕撈水產品罪。據此,法院判處三人罰金各6000元。

法官評析:滆湖鲌類國家級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是常州市的重點水產保護區,屬于全年禁漁區;而毒殺、電擊等捕魚手段則是我國法律明確禁止的。事實上,對水產資源的保護是目前環境資源案件的重點之一,這類行為存在時間長,群眾對非法捕撈行為可能帶來的后果還處于認識不足的階段,需要進行正確引導。

小企業的經營“常態”:未建成污染防治設施且未報批環評

武進區環保局在對XX家紡有限公司進行現場檢查時發現,該公司的服飾加工項目未報批環境影響評價,且該加工項目在生產中有廢水、廢氣的產生。后經過監測,確認該公司排放口所測項目中化學需氧量、總磷指標均超出GB8978-1996《污水綜合排放標準》表4中的一級標準。

區環保局認為,XX家紡有限公司從事加工項目需配套的水污染防治設施未建成、大氣污染防治設施未驗收就將主體工程正式投入生產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的規定,故作出環保行政處罰,責令其立即停止生產,并處罰款15萬元。XX家紡有限公司不服,向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審理后認為,區環保局認定的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符合法律規定,據此判決駁回XX家紡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

法官評析:未建成污染防治設施且未報批環評是以往很多小企業的經營常態,隨著環境生態保護措施的進一步推進,環保部門對這類行為的打擊和查處也逐漸嚴格,法院的審理有效地維護了環保執法部門的執法力度,并能促進執法水平的提升。

使用高污染燃料木材作為燃料 法院聯合公安、環保、消防強制拆除

常州市XX紡織整理有限公司使用高污染燃料木材作為燃料,其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的相關規定,區環保局于2012年12月28日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要求該公司立即拆除使用高污染燃料的3臺鍋爐。該公司不服處罰決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經武進法院及常州市中院兩級法院審理,判決駁回了被執行人的訴訟請求。

2013年10月23日,區環保局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同年11月1日,法院作出(2013)武非訴行審字第210號行政裁定書準予強制執行。在要求公司自行拆除未果的情況下,武進法院聯合公安、環保、消防等部門對這三臺高污染燃料鍋爐進行了強制拆除。

法官評析:考慮到環保類非訴執行案件具有涉及面廣、技術性強、處理難度大等特點,武進法院在辦理此類案件時,始終堅持把釋法說理、宣傳教育、溝通協調、依法強制等工作方法貫穿執行始終。在強制拆除常州市XX紡織整理有限公司的三臺高污染燃料鍋爐前,充分考慮強拆后可能出現的矛盾激化、企業停產、失業職工安置等問題,會同公安、環保、消防、技監、衛生等部門進行協商,共同制定執行實施方案,保證了強制執行的順利進行并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來源: http: www.tmdps.cn kx20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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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海安縣人民法院公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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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縣人民法院公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3月10日上午,江蘇省南通市海安法院召開2016十大典型案例新聞發布會。中國網、中國江蘇網、江海晚報、海安電視臺、南通日報等媒體記者應邀出席了發布會。黨組成員、副院長李宏林通報2016典型案例并與媒體進行互動交流,黨組成員、副院長孫衛華主持發布會。

1、徐某拾得他人手機盜刷支付寶構成盜竊罪案 【基本案情】

2016年7月,徐某前往海安某超市購物時,在超市門口拾得張某遺忘的手機一部。徐某將手機據為己有后,拒不接聽失主來電。當日,徐某通過該手機支付寶的當面付功能(無需密碼),在海安樂天瑪特超市、蘇果便利店消費合計2922元。后張某報警,公安機關傳喚徐某到案。歸案后,徐某如實供述了上述事實,并賠償了張某的全部經濟損失。涉案手機亦由公安機關發還給張某。2016年9月,海安縣檢察院指控徐某構成盜竊罪,向法院提起公訴。海安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人徐某犯盜竊罪,判處拘役2個月,緩刑4個月,并處罰金3000元。宣判后,公訴機關未抗訴,徐某也未上訴。

【典型意義】

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各種可便捷支付的APP越來越受到廣大手機用戶的青睞。拾得他人手機拒不返還屬于侵占行為;行為人拾得他人手機后,利用手機內支付寶進行消費,屬于盜竊行為,數額較大的,構成盜竊罪。本案的判決,一方面提醒公眾注意做好手機安全防護措施,另一方面對拾得他人手機者亦具有一定警示作用。

2、韓某訴工商銀行金融委托理財合同糾紛 【基本案情】

2013年2月,韓某先后在工商銀行某支行申領取了尾號為3241、4201的理財金賬戶卡,并申請為尾號為4201的銀行卡辦理網上銀行及手機銀行,開通了對外支付功能,確認電子密碼作為其身份確認工具。

2015年10月12日,韓某使用上述尾號為3241的銀行卡自助購買了價值24.7萬元的理財產品。2015年12月3日,韓某尾號為3241的賬戶通過網上銀行辦理了一筆金額為22.23萬元的理財產品質押貸款。貸款發放至尾號為4201的銀行卡后,被人通過手機銀行轉出22.228萬元。

2016年1月20日,上述貸款逾期,銀行方要求韓某及時還款。次日,韓某到公安局報案稱:“2015年12月3日,我遭受他人電信詐騙,根據對方要求提供了涉訴銀行卡密碼、電子密碼器生成的動態密碼等信息。”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

2016年3月11日,案涉理財產品到期,銀行方扣除逾期貸款后將余款匯入了韓某賬戶。韓某遂起訴要求銀行一方賠償其損失22.23萬元。海安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原告韓某的訴訟請求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典型意義】

本案作為電信詐騙引發的民事糾紛,與以往的盜刷銀行卡所引發的糾紛有著明顯的區別,其責任界定亦大有不同。本案原告輕易相信陌生人的電話謊言,多次泄露銀行賬戶、密碼及電子密碼器的動態密碼,系其遭受損失的主要原因。銀行方通過現代化信息網絡技術提供金融自助服務是大勢所趨,應予鼓勵。在銀行一方已經盡到風險提示義務的情況下,不宜將客戶因被詐騙而遭受的損失轉嫁到銀行。同時,本案還涉及當前民生熱點,該領域犯罪多發易發且難以防范,銀行的機制防控與群眾自我保護須兼備,本案具有較強的警示教育意義。

3、張某以牟利為目的買假主張懲罰性賠償遭駁案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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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張某在海安某超市購買散裝火鍋料0.588千克、鐵尺梳打餅一盒,合計消費36.20元。2016年10月,張某以上述食品標識不規范、無法定信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超市給付懲罰性賠償金1000元。法院經審理查明,張某同年曾分別在海安境內其他九家超市及泰州一超市購買食品,后均以食品信息不全、過期銷售等理由訴至法院,要求銷售者給付懲罰性賠償金。自2015年起,張某在海安法院起訴的類似糾紛就達30件。海安法院認為,張某以牟利為目的、故意購買可能存在質量問題的食品,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遂判決駁回張某的訴訟請求。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典型意義】

以牟利為目的買假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的誠實信用原則,購買人主張對商品銷售者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判決,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有助于明晰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規定的適用范圍,遏制職業打假人的濫訴行為。

4、如皋某肥業公司訴如皋市國土資源局土地管理行政補償案 【基本案情】

2003年10月,如皋某肥業公司通過拍賣程序依法取得破產企業整體資產,以協議方式取得相關地塊國有土地使用權,并領取了國有土地使用權證。2004年12月,案涉土地被征收。如皋市國土資源局在征收公告中明確,土地補償款由拆遷人在實施拆遷時予以落實。征收過程中,因補償安置事宜未得到妥善解決,該公司向如皋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申請裁決。如皋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于2015年3月作出房屋拆遷補償安置裁決書,明確了拆遷補償款的具體數額。2016年1月,該公司以土地補償款的支付主體是如皋市國土資源局,且裁決書中裁決的貨幣補償不包括土地補償款為由,起訴要求如皋市國土資源局給付土地使用權補償款400余萬元。海安法院一審判決駁回該公司的訴訟請求。該公司提起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房地產征收過程中,對被拆遷戶合法擁有的房屋、土地、附屬物等需依法進行補償。拆遷人支付的房屋貨幣補償款中已包含對土地使用權的補償,當事人主張另行補償的,法院不予支持。拆遷工作是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項重要工作,本案對于明確房地產的拆遷補償范圍和保障依法拆遷安置工作的順利進行具有重要意義。

5、胡某以電梯刷卡裝置構成不當履行為由拒繳物業費遭駁案 【基本案情】

胡某系某小區業主,某物業公司為該小區提供物業服務。2016年,物業公司以胡某未繳納2010年至2015年物業費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胡某支付物業費和滯納金。胡某辯稱,物業公司安裝電梯使用裝置,并通過“升級”電梯卡的方式限制其使用電梯,構成不當履行。胡某還反訴要求物業公司退出該小區,退還其已繳納的2009年和2010年的物業費。海安法院一審判決胡某支付2010年至2015年的物業費7689元,駁回物業公司其他的訴訟請求及胡某的反訴請求。胡某不服,提起上訴,后又撤回上訴。

【典型意義】

近年來,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裝配電梯已成為各商品房小區的“標配”,業主刷卡使用電梯也漸漸成為常態。物業公司設置電梯刷卡裝置能否成為業主拒繳物業費的抗辯事由,需要考慮電梯刷卡裝置設置的目的以及小區的實際使用情況,如果該設置是為小區安全和管理需要,則業主有適當容忍義務;如果該設置是物業公司為迫使業主繳納物業費而采取個別行為,則構成侵權。本案判決對于引導業主正確維權和促進物業公司規范服務具有重要意義。

6、劉某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被解除勞動合同案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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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某系某公司車間主任,與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及工作崗位責任書。2008年,公司修改員工手冊,并組織員工學習。2015年4月,劉某所負責班組的操作工違反操作規范,致使產品和設備嚴重損壞,險些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為此,公司對劉某作出降職的處罰決定,并將劉某調至新的工作崗位。接到通知后,劉某拒不服從公司安排,仍留在原工作崗位,消極怠工。公司遂作出與劉某解除勞動合同的決定,并報送公司工會批準。劉某遂以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該公司支付賠償金。海安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劉某的訴訟請求。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典型意義】

我國現行勞動合同法出臺后,勞動者原來的弱勢地位得到極大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遵守公司合法的規章制度是每一位勞動者的應盡義務。公司員工不服從工作安排,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公司依法作出解除勞動合同的決定,無需支付經濟補償金。本案對于平衡勞動者和用工單位之間的合法權益,促進勞動者依法依規從事生產服務具有重要意義。

7、離婚時隱匿夫妻共同財產致財產再次分割案 【基本案情】

1998年1月,花某和孫某登記結婚。同年11月,花某生下一女孫某某。因花某長年出國務工,夫妻關系難以維系。2015年4月,花某和孫某經法院主持調解,達成離婚及財產分割協議。2016年7月,花某意外死亡,遺留各類財產約60萬元。因財產繼承問題,花某父母與孫某發生糾紛,花某父母訴至法院,要求分得花某遺留財產的三分之二。孫某提出異議。經查,花某遺留的30萬元存款系花某離婚前出國務工所得,另有14萬余元的理賠款系花某離婚前購買人身保險所獲收益。海安法院一審認為,上述合計44萬余元款項屬于花某在離婚時隱匿的夫妻共同財產,并判決孫某分得其中的26萬元,花某僅分得18萬元(與另外16萬元個人財產一并作為花某遺產,由各法定繼承人繼承)。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典型意義】

離婚時,一方隱匿夫妻共同財產企圖侵占另一方財產,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對隱匿夫妻共同財產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離婚后,另一方發現前述行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本案判決意在警示和防范類似行為的發生。

8、毛某無借據原件訴顧某、狄某民間借貸案 【基本案情】

因經營需要,顧某長期向毛某借款。2014年12月2日,顧某以還款為由將毛某約至賓館。期間,兩人發生沖突,顧某迅速離開賓館,毛某隨即報警。毛某向民警反映,顧某以匯總借款金額為名,將毛某持有的5份借條原件騙取后撕毀,并迅速扔進馬桶沖入了下水道。毛某還稱,5份借條中有一份系2014年11月20日形成的合并借條,其并未保留復印件。根據民警的要求,毛某憑記憶“還原”了2014年11月20日的借條。此后,毛某憑4份借據復印件、1份借據“模擬件”及相應支付憑證訴至法院,要求顧某及其妻子迪某共同償還借款73萬余元。庭審中,毛某對借款事實無異議,但辯稱借款均已還清,原告亦將借據原件交其銷毀。2014年12月2日,其將顧某約至賓館是為了償還最后一筆8萬元的欠款,并提供了銀行取款憑證。海安法院經審理認為,顧某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還款事實,且其陳述的還款情況亦存在瑕疵。遂綜合查明的其他事實,判決顧某和迪某共同償還原告毛某借款73萬余元。一審判決后,被告提出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民間借貸糾紛的出借人主張借款權利應當提供借據原件。借據原件被損毀后,出借人憑借據復印件及其他證據主張權利,借款人對借款事實無爭議,但抗辯已經償還借款的,出借人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本案的意義在于,一方面提醒出借人妥善保管借據原件,以免為日后主張權利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另一方面警示借款人誠信做人,切勿自作聰明,免得輸了官司又出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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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校生因道路交通事故獲賠誤學損失案 【基本案情】

小張系就讀于海安縣城某中學的一名農村籍學生。2014年10月,小張騎自行車回家時,被趙某駕駛的小汽車撞倒,致小張跌倒受傷。經海安縣人民醫院診斷,小張肝挫裂傷、右側氣胸、牙齒脫落、多處軟組織傷。因住院治療20多日,且傷勢恢復緩慢,學校為小張辦理了一年的休學手續。事故發生后,交警部門認定趙某負事故全部責任,小張無責任。2015年10月,小張訴至法院,要求趙某及保險公司賠償各項經濟損失5萬余元(其中含2萬余元誤學損失)。海安法院一審認為,小張因交通事故受傷致休學一年,由此造成的誤學損失屬于財產損失的范圍。小張就讀于縣城中學,可以比照城鎮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標準計算相關損失費用,遂判決保險公司支付小張一年的誤學損失23476元及其他損失,合計5萬余元。保險公司不服,提起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在校學生因交通事故休學的誤學損失應否賠償、賠償標準如何確定,法律并未作出明確規定,而其休學期間沒有收入、延誤參加工作時間,造成的實際損失是客觀存在的,屬于侵權責任的賠償范圍。本案從公平合理的角度出發,農村在校學生損失參照城鎮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性支出標準予以確定,最大限度地保護了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對類似糾紛的處理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10、某制造公司被強制執行案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與某制造公司承攬合同糾紛案,經過海安法院一審和南通中院終審,最終判決某制造公司給付價款和報酬合計140萬余元。因某制造公司在規定期限內未自覺履行判決義務,某科技公司申請強制執行。海安法院受理后,采取凍結銀行賬戶、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限制法定代表人出境和變更等一系列強制措施,致使被執行人法定代表人無法出國探親。在法院的高壓態勢下,該制造公司給付了執行款138萬余元。某科技公司同意終結此次執行程序并保留剩余債權。2016年5月,某科技公司申請恢復執行。法院再次采取多項強制措施,擠壓被執行人生活經營空間,最終迫使其給付剩余價款及利息7萬元,該案全部執行完畢。

【典型意義】

本案是海安法院多措并舉,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切實保護權利人合法權益的典型事例。被執行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書確定的金錢給付義務,人民法院根據權利人的申請,采取限制出境、凍結銀行存款、限制高消費、公布失信被執行人信息等強制執行措施,壓降被執行人生活經營空間,迫使其履行生效文書確定的義務,切實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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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txt女人謹記:一定要吃好玩好睡好喝好。一旦累死了,就別的女人花咱的錢,住咱的 房,睡咱的老公,泡咱的男朋友,還打咱的娃。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發布時間: 2011-01-06 09:05:08------------------

① 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涉黑案

2010年2月2日至6日,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涉黑案。4月14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文強犯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一審宣判后,文強提出上訴。5月13日至14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二審文強案,并于5月21日作出刑事裁定,駁回文強上訴,維持原判。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準重慶高院維持原判的刑事裁定,并下達了執行死刑命令,文強被依法注射執行死刑。

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黎 宏

文強案的審結不僅是重慶2010年“唱紅打黑行動”的高潮部分,也是我國掃黑除惡行動史上值得重抹的一筆,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作為本案主角的文強,是我國迄今為止所懲處的級別最高、角色沖突最為明顯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保護傘。

如果單就被懲處的貪腐官員的級別而言,文強不會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在他之前,更高級別的落馬官員并不在少數。但是,作為主管我國西南地區最大城市的社會治安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長,在長達十三年的任期內,在充當功勛顯赫、威震一方的百姓保護神的同時,另一方面卻又干著收黑錢、充當保護傘的勾當;從被抓的當初,瘋狂叫囂:“你們不判我死刑就罷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沒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說出來,大家就等著一起死吧!”到臨終前老老實實地教育兒子“好好做人、不要埋怨社會”。如此這般與主人公身份和一貫做派完全相反的呈現,所折射出來的非凡的戲劇性效果,難以不讓人側目。

文強案顯示,我國的掃黑除惡行動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在此之前,盡管各地也在實施打黑行動,挖出了一些背后的保護傘,但都是一些所謂的小官員,而很少涉及更大、更深的背景。

此次重慶打黑,挖出了一批“光彩照人”、尚在高位的高級官員,著實顯示了當局打擊黑惡勢力的氣魄和決心。

② 律師李莊偽造證據妨害作證案

北京律師李莊在擔任重慶涉黑團伙主犯龔剛模的辯護人期間,被龔檢舉,稱李莊教唆他編造“被刑訊逼供”的虛假口供。此后,李莊因涉嫌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被起訴。2010年1月8日,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認定李莊教唆龔剛模作被刑訊逼供的虛假供述,引誘、指使證人作偽證,指使他人賄買警察作偽證,其行為妨害了司法機關正常的訴訟秩序,已構成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判處李莊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李莊不服,提出上訴。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庭審期間,李莊撤回上訴理由,當庭認罪。二審判決維持了一審判決的定罪部分,撤銷了一審判決的量刑部分,以李莊犯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

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黎 宏

本案中所凸顯的一個問題是,辯護理念如何與人民法院的審判理念與時俱進。近年來,司法程序的價值已經逐漸被人們所意識到。認為在現代法治背景下,司法程序不僅能夠保障實體公正,而且越來越顯現出其相對于實體法及其公正結果的獨立價值,是法治發達程度的一個直接標志。這種觀念,在刑事裁判當中,尤為辯護人所青睞。因為,司法實踐當中,在案件定性的實體問題上做文章的空間并不大,但在程序上則很容易發現問題。而且,這種問題對于案件的審理來說,往往是致命的。實踐當中,常有這種情況:客觀上確實發生了某種被害,但由于司法機關在辦案程序上的疏忽,被辯護人抓住不放,結果導致該案因為程序不合法而難以認定,或者因為在期限屆滿之前難以補足證據,最后不了了之。因此,在程序上做文章,成為聰明的辯護人所常用的手段,而且往往具有一劍封喉的效果。

但在中國當今的現實偵查條件和司法環境之下,將程序的重要性無限拔高,甚至達到不惜犧牲實體公正的程度,這種做法在人民法院的審判理念已經從單純地追求司法效果轉變為司法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情況下,多大程度上可行,還有待于進一步觀察。執著地糾纏訴訟程序上的細節,將司法機關的一點漏洞或者疏忽抓住不放甚至放大,從而使案件審理無法進行,最終只得宣告無罪或者撤案,李莊律師所一貫采用的這種辯護策略,在本次審理當中不僅未能奏效,反而使自己處于被動地位的結局,就是明證。這恐怕也是法律人和新聞媒體對李莊案吵得不可開交,而一般老百姓只是在旁邊看熱鬧的根本原因。

③ 南京副教授聚眾淫亂案

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馬堯海建立了倡導“同好游戲”的QQ群,組織了數次所謂的“同好游戲”。22名被告人通過馬堯海建立的QQ群結識,結伙進行聚眾淫亂活動。2010年5月20日,江蘇省南京市秦淮區人民法院一審認定22名被告人均犯有聚眾淫亂罪。其中,馬堯海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其余21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二年零六個月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或免予刑事處罰。馬堯海對公訴機關指控其聚眾淫亂的基本事實不持異議,但他對這種成年人之間自愿參加的性聚會是否構成犯罪,持有異議。一審判決后馬堯海提出上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作出二審裁定,依法維持原判。

點評 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江蘇省刑法學研究會會長 孫國祥

本案社會熱議的焦點既涉及到對聚眾淫亂罪構成要素的理解,也涉及到當下人們的性觀念沖突,秦淮區人民法院對該案的判決回應了這些焦點問題。

首先,判決確認了馬堯海等人的“性聚會”行為符合聚眾淫亂罪的構成特征。判決圍繞著聚眾淫亂罪的構成要素展開,其認定不但符合法理,也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尤其是判決對“公共秩序”不是“公共場所秩序”、“公共生活”不是“公共生活場所”的解讀,擺脫了那種機械主義的咬文嚼字,從立法原意以及社會生活的常識出發,緊緊抓住在同一時間、同一場所聚眾進行性活動的這一犯罪的主要特征,把握非常精當,認定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規定,體現了法官較高的刑法理論水平,顯示其重要的理論價值。

其次,該判決也再次確定了對類似“性聚會”行為刑法否定評價的必要性。馬堯海等人“性聚會”通過現代傳媒方式聯絡,其影響廣,不但有損傳統家庭關系的穩定,有悖傳統的倫理道德,而且對社會治安和公共衛生都具有潛在的破壞作用(如艾滋病等性傳播疾病的蔓延等),現階段對該行為的刑法干預完全是必要的。性行為固然受道德的約束,但性行為也歷來是刑法所關注與調整的重要領域。馬堯海等人被定罪量刑,說明任何逆法而行的恣意終究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一判決,不僅對社會具有警示意義,而且對司法機關類似案件的處理也具有指導意義。

④ 河南平頂山9·8礦難案

河南省平頂山市新華區四礦原礦長李新軍等4被告人為謀取非法暴利,拒不執行監管部門嚴禁該礦組織生產、責令停工整改等規定,在明知礦井存在重大安全隱患,隨時可能發生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的情況下,反而指使他人破壞瓦斯傳感器,強令工人下井作業,致76人死亡、15人受傷。

2010年11月16日,河南省平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李新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韓二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侯民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鄧樹軍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衛東

9·8平頂山礦難事故案件的判決結果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是因為,以往我國的礦難事故責任人都是以重大責任事故罪或重大安全事故罪定罪量刑,該起事故是我國首個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的礦難案件。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三十四條規定了重大責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了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這三個罪名具體到9·8平頂山礦難案件中,在犯罪的客體要件、客觀要件、主體要件的區別不是很明顯。9·8平頂山礦難案,為什么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而不以重大責任事故罪或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定罪,關鍵在于李新軍等4名被告人的主觀心態。

重大責任事故罪和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都是過失犯罪,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是一種過失心理;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則是故意犯罪。該案中被告人明知有重大安全隱患,不僅不采取措施解決,反而指使他人破壞瓦斯傳感器,強令大批工人下井作業,造成嚴重傷亡事故。其主觀上具有放任不特定多數人傷亡后果發生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破壞安全設施、強令工人下井、掩蓋安全隱患等一系列積極、主動行為;并最終導致了嚴重后果的發生。法院認定其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的。

平頂山中院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其從嚴懲處,準確體現了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人民法院這一判決,加大了黑心礦主的違法犯罪成本,必將對震懾犯罪、遏制礦難多發、保障廣大礦工的基本人權產生積極影響。

⑤ 謝晉遺孀訴宋祖德侵害名譽權案

著名導演謝晉遺孀徐大雯老人訴宋祖德、劉信達侵害名譽權,案件經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審理,一審判決:被告宋祖德、劉信達立即停止對謝晉的名譽侵害;在判決書生效10日內,在4家門戶網站首頁及全國6家報紙醒目位置刊登向徐大雯公開賠禮道歉的聲明;賠償原告經濟損失、精神損害撫慰金總計28萬余元。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2010年2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面對法院生效判決,二被告置若罔聞,拒不執行。5月19日,靜安區法院在媒體刊登執行公告,責令宋祖德在5月24日下午1時到法院報到,履行義務,否則將依法強制執行。當日,宋祖德迫于法制權威和輿論壓力,到法院交納了執行款并向原告道歉。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立新

本案被告之一號稱“大嘴”,以敢于說話揭露文藝圈的“丑聞”著稱。我也看過第一被告的一些文章,確實說得痛快淋漓,敢怒敢言,無所顧忌。當時我還說,這些被暴露隱私的人怎么就沒有人出面維護自己權利的呢?

本案的爭議不在于保護受害人的隱私權,而在于保護名譽權。怎樣區分兩種侵權行為的界限,在于毀壞的是權利人的評價,還是暴露權利人的隱私。本案的原告主張被告所“揭露”的不是事實,而是捏造,而被告一方對此也不能舉證證明所述的事實是真實的,因此,這就不是涉及隱私,而是涉及評價。原告對此主張被告的行為侵害了謝晉的名譽權,證據充分,一審和二審法院均確認被告構成侵權責任,承擔侵權責任,適用法律正確,受到各界的支持。針對被告“絕不道歉、絕不賠錢,絕不改變”的態度,限令宋祖德5月24日到庭履行判決。最終,宋祖德向徐大雯女士真誠認錯,執行生效判決。

在我們的社會中,一方面缺少必要的批評,另一方面是對于正當批評暴跳如雷,拒絕接受。依我所見,第一被告敢怒敢言,敢于揭發不正當社會現象,針砭時弊,批評謬誤,值得稱道;但在很多時候,他確實是在暴露他人隱私,或者無中生有地誹謗他人。進行社會批評應當遵守批評的規則,不能暴露他人隱私,更不能無中生有地誹謗他人。超越正當批評的界限而誹謗他人,或者暴露他人隱私,都構成侵權責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社會歡迎直言批評,但強烈譴責對他人名譽、隱私無所顧忌的惡行。應當特別肯定受訴法院在本案中的態度,是非分明,立場鮮明,并且最終使侵權人認識錯誤,認真執行生效判決。這樣的法律適用結果特別值得贊賞!

⑥ 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陳紹基受賄案

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陳紹基利用擔任廣東省公安廳廳長、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廣東省政法委書記、廣東省委副書記、廣東省政協主席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單獨或者伙同其子陳子翊、情婦李泳(均另案處理)索取及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959.5萬余元。2010年7月23日,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受賄罪判決陳紹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陳紹基未提出上訴。

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黎 宏

在持續多年的反貪腐斗爭中,落馬者不乏陳紹基一類的位高權重之輩,有過之者也不在少數。但在2010年,陳紹基案仍然引人注目,恐怕是因為以下兩個原因:

一是陳紹基是2010年全國范圍內所查處的最高級別的官員之一,也是廣東改革開放30年來首位落馬的正省級高官。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定期宣布貪腐案件就成為國家反腐策略的一部分,同時,在全國各地大案要案不斷涌現的情況下,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試驗區和前沿陣地的廣東政壇相對風平浪靜,一直沒有什么爆炸性新聞。此次,對多年把持廣東司法大權的陳紹基貪腐案的審結,為這段歷史畫上了一個句號,也對廣東政壇為什么一直風平浪靜有了一個交代。

二是陳紹基案當中所顯現出來的官官勾結、官商勾結的網絡化、系統化特征值得關注。傳統的貪腐案件,是掌權者利用對方有求于己的狀態而乘機敲詐或者收受財物,往往是一對一的單線的權錢交易,當事人之間往往是一錘子買賣,事情辦成之后可能就到此為止,沒有下文。但是,從陳紹基案中所披露的事實來看,這種傳統的一對一的權錢交易方式已經為另一種政商勾結的網絡化、系統的“利益傳送”方式所取代。在這種方式當中,官商之間儼然一個利益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內部,政商糾合尋租、相互進行利益輸送,共同發財,被告人的受賄很難具體說清到底是來自哪一個人的哪一筆。這種系統性腐敗行為,和傳統的權錢交易行為相比,不僅損害了國家公職人員的廉潔性,敗壞整個官場的道德風尚,更主要的是使得公權力被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團所綁架,腐蝕瓦解國家整體的法律秩序,進而對統一的政治法律國家的統治秩序形成潛在的威脅。

因此,陳紹基案中所反映出來的現象恐怕是今后反腐工作所要關注的重點。

⑦ 廣東中谷糖業破產重組案

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號稱“廣東糖王”的廣東省湛江市龍頭企業中谷糖業集團,因資金鏈斷裂而不能清償到期的巨額債務,集團法定代表人墜樓身亡,廣州、北京、山東等地的債權人蜂擁追債。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考慮到30多萬蔗農的利益,提出只要不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利益,將拖欠蔗農的2454萬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資產中進行分配,由投資人另行出資全額清償。這一方案最終贏得投資人恒福糖業集團的認同,并在債權人會議上一致通過。中谷糖業集團破產重整債權清償會議于2010年9月15日在湛江舉行。按照《破產重整項目投資合同》的約定,恒福糖業集團將第一筆投資款4.065億元和2454萬多元蔗農甘蔗款打入管理人指定賬戶。第一次清償的款項,包括全額受償的1142余萬元工人工資,國家1615萬余元稅費足額上繳;抵押債權100%受償,普通債權受償率達28.3%,均先領取一半。其余款項將在第二次清償中支付。至此,涉及粵桂兩省30余萬蔗農、2260名糖廠職工、410戶債權人,確認債權額19億多元的中谷集團及其下屬公司整體破產重整案初步畫上句號。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劉俊海

根據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破產重整安排,中谷糖業拖欠蔗農的2454萬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資產中進行分配,由投資人另行出資全額清償,體現了能動型司法和服務型司法的裁判理念。在公司破產重整案件中,人民法院大有可為。破產重整的方式豐富多彩,本不拘泥于一種形式。關鍵在于法院的裁判思維要創新。在不傷害重整企業的債權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破產重整的投資人負責清償蔗農債權,就跳出了破產重整企業可供分配資產的圈子,找到了解決農民債權清償的新資源。因此,要大力建設學習型、研究型法官隊伍。

也許有人會問,法官為何特別重視蔗農的利益保護?答案很簡單,蔗農的權益雖然在性質上界定為債權,但人數眾多,涉及千家萬戶蔗農的生存利益,因此已經具有社會公共利益的性質。對于具有社會公共利益性質的債權,人民法院理應旗幟鮮明地予以保護。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對于涉及“三農”領域的破產重整案件予以特別關注,本身就是法律效果、政治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微觀細胞。企業的健康與否直接牽涉到債權人、消費者、勞動者、供應商、當地社區和其他許多利益相關者。因此,企業維持原則是現代商法的一條基本原則。即使企業達到破產界限,也要盡量避免走向破產清算程序,并盡力把破產企業引向破產重整的陽關大道。中谷糖業破產重整的方式既保護了蔗農的合法債權和種植甘蔗的積極性,也維護了重整企業的存續與運營,還兼顧了投資人和其他債權人的合理利益訴求,可謂多贏之舉。

⑧ 羅彩霞維權案成功和解

2004年9月,在時任湖南省隆回縣公安局政委王崢嶸的操作下,他當年高考成績為335分的女兒王佳俊,冒用湖南省邵東縣一中高中畢業生羅彩霞之名,被貴州師范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專業錄取。2009年3月,羅彩霞在申辦開通網上銀行業務時被拒,隨后確認為高中同班同學盜用自己身份證信息。此后,羅彩霞以姓名權、受教育權受到侵害為由,將王佳俊、王崢嶸、楊榮華、邵東一中、縣教育局、貴州師大、貴陽市教育局、唐昆雄等8被告告上法庭。

去年8月13日,羅彩霞被冒名上大學案在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案件由天津市西青區人民法院合議庭人員異地在長沙審理。4個多小時后,羅彩霞與各方達成和解協議,被告王崢嶸一次性給付羅彩霞賠償金4.5萬元,原告放棄對各被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立新

羅彩霞的案件在受理和審理中,始終受到各界的關注,經過多方調解,終于在當事人之間達成調解協議,各方均皆大歡喜。據我所知,受訴法院調解這個案件花費了巨大的力量。法院領導親自出面,做好當事人的思想工作,促使雙方當事人能夠真誠面對,化解矛盾,增強團結。代理律師也做了很多工作,終于調解達成協議,將這個輿論關注熱點的案件調解解決,體現了和諧社會的基本精神,也符合人民法院審理民事糾紛案件注重調解的原則。對此,各方都很滿意。

在本案的審理中,也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在調解中,天津法院移師湖南開庭,固然有方便當事人訴訟的優點,但確實也有增加訴訟成本的問題。二是調解達成協議的賠償結果,與羅彩霞主張賠償的數額相差較大。三是在調解過程中,當事人只有羅彩霞出庭,被告方基本上都是律師在出庭,因此,達成調解協議基本上是原告與被告的律師在協商,不敢說這就是從根本上化解了當事人之間的矛盾。因此,本案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第一,調解是否會以犧牲受害人的利益為代價?第二,一個普通的民事爭議案件動用大量的司法力量去做極為艱苦的調解工作,為的就是這樣的一個調解結果,是否特別值得?第三,一個普通的侵害姓名權民事爭議,結果被炒作成一個特別敏感的案件,是沒有道理的。這就是一個普通的民事爭議處理,如果能夠這樣認識,案件的受理和審理就不會有這些波折。

⑨ 山西蒲縣原煤炭局長斂財數億案

“山西蒲縣原煤炭局長家財數億,有35處房”的主角郝鵬俊出資成立的蒲縣成南嶺煤業有限公司,在與蒲縣遠中洗煤廠等22家企業業務往來中,銷售原煤直接收取差價而不進行申報,逃稅1871萬余元,逃稅額最高占到應納稅額的82%。2006年8月至2008年1月,采用虛構、夸大、騙取等手段,兩次超限額購買炸藥共63.5噸、雷管19萬多枚。

2010年4月15日,山西省蒲縣人民法院對該縣成南嶺煤業有限公司逃稅案一審判決:被告單位成南嶺煤業有限公司因犯逃稅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被判處罰金9860萬元;公司實際控制人、蒲縣煤炭局原黨總支書記郝鵬俊因犯逃稅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挪用公款罪、貪污罪,數罪并罰,被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二十年。郝鵬俊之妻、蒲縣民政局原副局長于香婷因犯逃稅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被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兩被告人各處罰金8500萬元;于香婷之弟、成南嶺煤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小紅因犯逃稅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被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5600萬元;追繳被告單位逃稅款1871萬余元和郝鵬俊贓款48萬元上繳國庫。

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黎 宏

本案之所以為人所關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被號稱為山西煤焦領域反腐“第一案”;二是屬于被查處的級別最低即科級干部中的億元貪官。但是,這種說法,明顯具有新聞炒作的色彩。被稱為“億元貪官”的郝鵬俊案中,盡管郝鵬俊“家財過億、富可敵縣(其所在的山西蒲縣)”,但其中,被認定以貪污、挪用手段所得的只有區區幾十萬元,其上億家財主要來自其一邊當監管煤礦安全生產的政府官員一邊當煤礦幕后老板的所得。

郝鵬俊案表明,切斷官煤勾結的利益鏈條才是消除礦難事故的最有效手段。近年來,由于礦難頻發,煤礦安全生產問題便成為引人注目的社會問題,雖然黨和國家對此一直予以高度關注,也出臺了嚴厲的措施加以防范,但違規生產依然屢禁不絕。其中原因,除了經濟上高額利潤的驅動讓一些小礦主鋌而走險之外,更多地恐怕還是官煤勾結的制度缺陷和監管缺位,讓一些違法礦主有恃無恐。盡管各級政府一再發文,禁止公職人員參與煤炭經營,但是,制度上卻難以防范政府官員表面上退出但實質上控制煤炭企業經營的情形;同時,監管缺位也是重要原因。媒體披露,郝鵬俊擔任地礦局、煤炭局主要領導十幾年期間,多次被群眾舉報,也經歷了多次專項整治,但其主要違法違紀問題均沒有得到及時處理。這些多少都會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在這種背景之下,司法介入也就不足為奇了。近年來,在人民法院內部,能動主義司法觀逐漸流行。在國外,也有類似做法。總的意思是,司法機關應當從當前社會治安現狀、立法目的、社會訴求等諸多因素出發,動態地適用刑法,考慮如何讓刑法為社會服務。我國當前的司法能動主義和國外的理解之間有無關聯,不得而知,但其主旨則如出一轍。在當前官煤勾結屢禁不止的現實之下,能動地適用刑法,找準合適切入點,及時介入,斬斷其二者之間的千絲萬縷的關系,保障社會的平穩運行,雖然有些迫不得已,但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⑩ 上海泰夢公司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案

2005年2月,30歲的武漢人周娟注冊了上海泰夢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雇用了親戚李之召、張偉等人,通過互聯網買賣企業信息、公民個人信息,大肆在網上公開“叫賣”他人的身份證號、手機號、賬號、住址等“私密”信息,內容涉及房產、汽車、金融、娛樂、IT等行業,受害者遍及男女老幼,甚至連剛出生的嬰兒也沒能幸免,公民的個人信息被隨意掌握和交易高達3000余萬條。周娟事后在公安機關交代,自2005年至案發時止,她個人獲利高達100萬元。

8月5日,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對涉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李之召等10名被告人進行開庭審理。法庭作出了一審判決,10名被告人均犯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其中9名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二年至拘役六個月,緩刑六個月不等,罰金4萬元至1萬元不等,另有1名被告人被免予刑事處罰。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立新

這是一個刑事案件,是2009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七)之后判決的一個典型案例。李之召、張偉、張修等人非法獲取股民資料、機動車車主、銀行客戶、保險客戶、高收入人群名單等公民個人信息高達3000余萬條,在網上非法賣給他人,觸犯了該修正案第七條第二款規定,確定他們承擔刑事責任是完全正確的,保護了公民的隱私權。我不是研究刑法的,但這個案例是以刑罰為手段保護公民隱私權的典型案例,因此,借此案討論一下個人信息以及隱私權的法律保護,也非常有意義。

我們每天都收到無數垃圾短信,電子郵箱里也堆滿了各種垃圾廣告。對此,我們都在懷疑,我們的個人信息究竟是怎樣被他們得到的。這個案例給了答案,就是這些違法行為人的惡行造成的后果。奇怪的是,出現這樣的問題,卻沒有對這些人予以法律制裁的良策,特別是沒有更為有力的民事制裁。

對侵害個人信息的侵權行為民事制裁不力的原因,很多人認為是立法不足,保護個人信息必須專門立法,否則就無法進行保護。我看不是這樣,還是對個人信息和隱私權保護的認識不夠。個人信息是隱私權的內容,法律保護隱私權,就保護了個人信息。2002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第25條規定:“自然人享有隱私權。”“隱私權的范圍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這個條文雖然還不是法律,但它明確告訴我們,隱私權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私人信息包括在內。侵權責任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隱私權是侵權責任法所保護的民事權益范圍,侵權責任法當然就保護個人信息不受他人侵害。因此,未經本人同意,非法收集、竊取、買賣他人信息,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都是侵權行為;情節嚴重的,還應當追究刑事責任。這些規定都十分明確,必須堅決執行,否則就無法遏制侵害個人信息行為的繼續蔓延和發展,公民的隱私權就無法得到保障。

來源: 人民法院報

第四篇:2011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① 藥家鑫肇事后捅死傷者案

藥家鑫涉嫌在駕車肇事后將傷者捅死一案,經媒體報道后備受社會關注。2011年3月23日,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此案。

法院經審理查明,2010年10月20日22時30分許,被告人藥家鑫駕駛紅色雪弗蘭小轎車從西安外國語大學長安校區返回市區途中,將前方在非機動車道上騎電動車同方向行駛的被害人張妙撞倒。藥家鑫恐張妙記住車牌號找其麻煩,即持尖刀在張妙胸、腹、背等處捅刺數刀,將張妙殺死。逃跑途中又撞傷二人。

4月22日,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藥家鑫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賠償被害人家屬經濟損失45498.5元。

藥家鑫不服,提出上訴。

5月20日,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藥家鑫故意殺人案進行了二審公開開庭審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駁回藥家鑫上訴,維持原判。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陳衛東

藥家鑫案本身并不是一個太過于復雜的案件,但隨著媒體的介入,藥家鑫案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與爭論。藥家鑫案之所以備受關注,除被告人開車不慎將被害人撞到之后不僅不進行救助反而對其連捅數刀而導致被害人死亡這一惡劣的情節之外;還有藥家鑫本人“農村人難纏”的殺人動機,使得農村人與城市人出現了地域上的身份對立;再加之部分媒體對藥家鑫涉嫌“官二代”、“富二代”身份的渲染;這些加劇了民眾的憤怒情緒,促成了一股強大民意的形成,以至于在藥家鑫被判處死刑之后,在網絡上出現了公眾叫好的現象。

實際上,隱藏在該案背后的更為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媒體與司法、民意與司法之間的關系,這正是藥家鑫案之所以典型的重要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司法公開的六項規定》和《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都提倡司法公開,接受新聞媒體的監督。媒體監督司法其本質就是公民參與司法的過程,媒體介入的時間、方式如何把握,才能實現公民理性、有序地參與司法?就民意與司法的關系而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和《在審理故意殺人、傷害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中切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都強調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統一,“必須充分考慮案件的處理是否有利于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這實際上就是刑事訴訟法第6條依靠群眾原則的體現,即司法應當尊重民意,允許公民參與并表達意愿。就當下我國而言,加強公民的參與,尊重民意對于化解司法信任危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也要注意協調好公民參與與審判獨立的關系問題,畢竟只有理性、有序的公民參與才能真正提高司法的公信與權威。如何通過公民有序、理性地參與司法來分擔法院與法官的所承受的維護司法公信與權威的重任,將他們從目前司法公信力已經飽受質疑的情況下解脫出來,是一個兼具實踐與理論價值的重大課題。

② 河南“瘦肉精”案 2011年7月25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和河南省沁陽市人民法院分別公開開庭審理了兩起涉“瘦肉精”刑事案件,并分別以犯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玩忽職守罪依法對8名被告人當庭作出一審判決。

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被告人劉襄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被告人奚中杰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被告人肖兵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判處被告人陳玉偉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被告人劉鴻林因有重大立功表現,且系從犯,依法對其減輕處罰,判處有期徒刑九年。

沁陽市人民法院以玩忽職守罪,判處被告人王二團有期徒刑六年,判處被告人楊哲有期徒刑五年,判處被告人王利明有期徒刑五年。

宣判后,被告人劉襄、奚中杰、肖兵、陳玉偉、劉鴻林、王二團、楊哲、王利明均不服,提出上訴。

8月10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瘦肉精”案被告人劉襄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公開開庭宣判,依法駁回劉襄、奚中杰、肖兵、陳玉偉、劉鴻林的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同日,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王二團等玩忽職守案進行二審宣判,依法駁回王二團、楊哲、王利明的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8月11日,河南省獲嘉縣人民法院公開宣判第二批“瘦肉精”案,韓文斌等7名被告人以非法經營罪分別被一審判處一年至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分別處以罰金。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黎 宏

河南瘦肉精案中的主犯等被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以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等不同刑罰之后,盡管各種聲音不絕于耳,但總體上看,多數人對此還是持肯定意見的。因為,正如所說,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食品安全犯罪的被告人定罪量刑,并從重從快打擊,充分發揮了司法保障食品安全、保護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職能。此案向社會昭示:沉疴還需猛藥,亂世須用重典。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不容侵犯,任何人不管是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以身試法,都必將受到司法的嚴厲懲處。

但是,即便如此,本案判決當中所顯現的問題,并沒有徹底解決,而且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可能仍然會引起人們關注。即刑法應當如何在保護民生上積極作為?

在法治社會,刑法所具有的保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原則和罪刑法定原則歷來都是處于緊張沖突關系。近代以后,刑法的一個基本理念就是,刑法既是利益保護法,也是人權保障法,即刑法既有保護合法利益的機能,也有保障人權的機能,二者之間處于對立關系。過分強調對合法利益的保護,必將對侵害合法利益侵害的處罰無條件地正當化,招致對加害人人權的侵犯;相反地,過于重視保障加害人人權的話,就會招致犯罪的增加,難以對合法利益進行保護。而上述任何一種局面的出現,都會使人們失去對刑法的信賴,引起社會秩序的混亂,因此,如何協調刑法保護利益和保障人權之間的關系,是當今刑法學上的基本問題。對“制造、銷售瘦肉精”的行為處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判處極刑,正好就是這種沖突的鮮活體現。

在食品安全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社會問題的當今,生產、銷售瘦肉精,危害全國人民的身體健康,肯定是一種極其惡劣的危害行為,必須予以嚴厲打擊。但在法治社會,不管怎么惡劣的行為,其處罰都必須依法進行。

③ 騰訊QQ訴360不正當競爭案

2011年4月26日,北京騰訊科技有限公司訴“360隱私保護器”侵權案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宣判。法院判令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軟件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三際無限科技有限公司停止發行使用涉案“360隱私保護器”,刪除相關網站涉案侵權內容,公開致歉并賠償原告損失40萬元。

法院審理認為,“360隱私保護器”對QQ2010軟件監測提示的可能涉及隱私的文件,與客觀事實不符。同時,在“360隱私保護器”界面用語和360網站的360安全中心等網頁中還對QQ軟件進行了一定數量的評價和表述。這些評價和表述,使用了“窺視”、“為謀取利益窺視”、“窺視你的私人文件”等詞語和表述來評價QQ軟件。這些表述采取不屬實的表述事實、捏造事實的方式,具有明顯的不正當競爭的意圖,損害了原告的商業信譽和商品聲譽,構成了商業詆毀。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立新

曾幾何時,QQ與360發生沖突,頓時風云滾滾,硝煙彌漫,看得人眼花繚亂。經法院裁斷,抽絲剝繭、迷霧散去,真相還原,還了被告一個清白。這個案件告訴我們的結論是,企業競爭必須有序進行,違反競爭規則必然承擔侵權責任。

法院認定360侵權的主要根據是兩點:第一,“360隱私保護器”對QQ2010軟件監測提示的可能涉及隱私的文件,與客觀事實不符。第二,在“360隱私保護器”界面用語和360網站的360安全中心等網頁中對QQ軟件進行的評價和表述,使用了“窺視”、“為謀取利益窺視”、“窺視你的私人文件”等詞語,屬于采取不屬實的表述事實、捏造事實的方式,具有明顯的不正當競爭的意圖,損害了原告的商業信譽和商品聲譽,構成商業詆毀。據此法院判令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軟件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三際無限科技有限公司承擔侵權責任,是完全正確的。

誠然,互聯網企業在發展中,競爭激烈,適者生存,不能經得起競爭考驗者,必然退出市場。競爭促進經濟發展,競爭推動科技進步,互聯網何嘗不是如此?但是,對于正當的商業競爭,法律依法保護,超出正當競爭的范圍,以侵害競爭對手的民事權利為方法,就不再是正當競爭,也不再受到法律保護,而應當受到法律的制裁。審理本案的法院對此旗幟鮮明,撥開迷霧,還其事實的本來面目,確認在競爭中的不正當競爭侵權責任,讓360吃了敗訴的官司,承擔了侵權責任。這就是商家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必然后果。

④ 河南“天價過路費案”重審

2011年12月15日,引發全國關注的“天價過路費案”在河南省魯山縣人民法院重審,法院依法對“時軍鋒、時建鋒詐騙”案進行了公開審理并當庭宣判,四名被告人分別被以詐騙罪、偽證罪判處有期徒刑一至七年不等刑罰。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8年初,被告人時軍鋒通過武警干部李金良、張新田取得了偽造的武警部隊車輛號牌、武警部隊車輛行駛證、駕駛證、士兵證及作廢的武警部隊派車單等物品。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時軍鋒使用上述假牌證及兩輛貨車,經由鄭堯高速部分路段運送河沙。運行過程中車輛多次被查扣,由李金良、張新田出面協調,使得兩輛貨車順利通行。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懸掛武警號牌的兩輛貨車在鄭堯高速公路通行共計2363次,騙免高速公路通行費計492374.95元。

被告人時建鋒在明知拉沙車輛所用武警部隊車輛號牌、證件等均系偽造的情況下,從2008年10月底開始全面參與沙場經營活動。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2008年11月1日至2009年1月1日,懸掛武警號牌的兩輛貨車在鄭堯高速公路通行,騙免高速公路通行費計117660.63元。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陳衛東

被告人因為偷逃過路費而被判無期徒刑,這在全國范圍內還是第一次,由此引發了社會對過路費的收費標準、計算方法,以及法院的量刑等問題提出了強烈質疑。如同當年的許霆案因其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引發廣泛質疑一樣,這兩起案件法官在量刑時都有機械照搬法律條文的嫌疑,所不同的是在該案再審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于2011年3月1日發布,并自2011年4月8日起施行。正是由于這一司法解釋將《刑法》第226條規定的犯詐騙罪“數額特別巨大”的起點從20萬元提升至50萬元,所以才有再審時該案在認定被告人詐騙數額49萬多元的情況下按照詐騙“數額較大”規定,最后被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一至七年不等刑罰,避免了像許霆案那樣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再報最高法院核準的情形,較好地實現了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

天價過路費再審案在社會上引發廣泛關注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點:第一,指控數額從一審的368萬多元變成49萬多元;第二,主犯從一審的哥哥時建鋒變成弟弟時軍鋒;第三,被告人刑期從一審的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一至七年不等刑罰。除主犯變更這一因素外,該案真正引發社會關注的是被告人的量刑問題,在一審后的一個代表性質疑就是“時建鋒自己說獲利只有20多萬,卻被判處無期徒刑,這樣的量刑是不是重了?”雖然天價過路費案已經審結,但是該案中涉案數額的巨大變化而導致被告人刑期的重大變化值得進一步思考,這也是我國量刑規范化改革的重、難點問題:即在定罪沒有疑問的情況下,如何對被告人判處適當的刑罰,做到罪刑相適應,在社會上最為關注的量刑均衡問題上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雙贏?這就需要使用量刑證據來查清量刑事實,通過量刑證據來實現量刑的規范化,從而提高量刑的公信力。

⑤ 許邁永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案

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濫用職權并貪污受賄近兩億,被稱為“房多、錢多、女人多”的“許三多”。2011年5月12日,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許邁永犯受賄罪、貪污罪、濫用職權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此后,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復核認為,許邁永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財物,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許邁永利用職務便利侵吞國有資產,其行為已構成貪污罪;許邁永為徇私利,不正確履行職權,違規將土地出讓金返還企業,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給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其行為構成濫用職權罪。許邁永受賄數額特別巨大,且具有索賄情節,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應依法懲處,并與其所犯貪污罪、濫用職權罪數罪并罰。許邁永雖在有關部門調查期間主動交代了部分受賄事實,且贓款已全部追繳,但考慮其行為已嚴重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故不足以對其從寬處罰。許邁永歸案后檢舉他人違紀違法線索,經查,其檢舉線索均未查證屬實,其行為不構成立功。據此,依法對許邁永判處并核準死刑。

7月19日上午,許邁永被執行死刑。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黎 宏

在我看來,許邁永被處死刑,一方面是其罪有應得,另一方面也是我國近年來實施的以高壓態勢懲治官員腐敗的一個體現。在我國現階段,盡管對官員的腐敗案件適用死刑,是否合適,學界存有不同看法,但黨和政府以死刑嚴厲懲治貪官污吏的決心和力度從未動搖。在去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

(八)》中雖然取消了十多種犯罪的死刑,但有關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犯罪的死刑卻一個也沒有取消。不僅如此,近年來,每年總有一兩個相當級別的貪腐高官被判處死刑,就是其體現。

但是,倚重嚴刑峻法改變社會一般民眾所普遍反映強烈的干部貪腐現象,其效果到底如何,歷來就被人們所追問。歷史上,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創立了我國封建史上最為完備、最為嚴厲的反貪制度和刑罰,甚至使用了滿門抄斬、株連九族等特殊手段,但最終還是落了個“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夕犯”的空悲切。我國建國以來,自張青山、劉子善之后,盡管死刑高懸,但貪腐現象并未消除。上世紀80年代,廣東海豐縣原縣委書記被判處死刑,曾經轟動一時。進入21世紀之后,盡管我們一連處決了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青、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杰等六名副部以上級別的高官,但似乎很難觸動人們內心,大家似乎已經見怪不怪了。這種現象值得人們深思。我們過于注重對貪腐個案的處理,而忽視了對產生貪腐個案環境的治理。許邁永從1995年第一次利用房地產牟利之后,十幾年間,一邊在腐敗,一邊被提拔,這種現象絕對不是偶然的。如果目前所存在的人大、紀檢、監察等眾多的監督部門能夠發揮作用,提醒或者制衡他,恐怕他也不至于落到現在這樣的結局。

多年前,我在研究單位犯罪的時候,所得出的結論是:解決我們現實生活中所出現的許多不令人滿意的問題,主要不是靠聰明的人,而是要借助良好的制度,這也就是人們經常所說的,在一個團體之內,沒有好的制度作保障的話,好人也會成為壞人;相反地,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的話,壞人也不至于明目張膽地使壞。愿許邁永案能讓我們再次意識到這一點。

⑥ “股市黑嘴”汪建中獲刑七年

2011年8月3日,“股市黑嘴”汪建中操縱證券市場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法院以操縱證券市場罪判處汪建中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1.25億余元。據了解,這是我國首例以操縱證券市場罪判處的案件。

法院經審理查明:現年43歲的汪建中是北京首放投資顧問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1月9日至2008年5月21日間,汪建中采取先買入工商銀行、中國聯通等38只股票,后利用首放公司名義通過新浪網、搜狐網、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等媒介對外推薦其先期買入的股票,并在股票交易時搶先賣出相關股票,人為影響上述股票的交易價格,獲取個人非法利益。

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在首放公司推薦股票的內容發布后,相關38只股票交易量在整體上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上漲,汪建中采取上述方式操縱證券市場55次,累計買入成交額52.6億余元,累計賣出成交額53.8億余元,非法獲利共計1.25億余元歸個人所有。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郭 鋒

汪建中先買入股票,后通過媒體對外推薦其先期買入的股票,再搶先賣出這些股票,構成了“搶帽子交易操縱”行為。根據證監會《證券市場操縱行為認定指引(試行)》,“搶帽子交易操縱”是指:證券公司、證券咨詢機構、專業中介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買賣或者持有相關證券,并對該證券或其發行人、上市公司公開作出評價、預測或者投資建議,以便通過期待的市場波動取得經濟利益的行為。

汪建中操縱證券市場55次,非法獲利1.25億余元,但其受到的處罰卻遠不止于這1.25億元。證監會對其的行政處罰是沒收違法所得1.25億元,并處以罰款1.25億元(參見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決定書[2008]42號),再加上法院判處的1.25億元罰金,汪建中除了吐出非法所得1.25億余元外,還被罰了2.5億元,可謂得不償失。這也足見管理層堅決打擊股市違法犯罪行為的決心。

國外一些國家如美國,對證券欺詐的法律制裁是非常嚴厲的,如麥道夫被判150年監禁,罰款和罰金很高。此外,欺詐者還會受到集體訴訟的懲罰,需要對股民付出天價的賠償款。維護證券市場的公開、公平、公正,除了加大欺詐者的違法成本外,還應從制度建設上為投資者挽回損失。具體而言,我國應建立集團訴訟制度,鼓勵投資者向欺詐者索賠;應建立“投資者公平基金”制度,將違法所得和罰款、罰金歸入“投資者公平基金”而不上繳國庫,公平基金應分配給受損的投資者。

在我國股市低迷不振的今天,投資者希望看到的不僅僅是違法犯罪分子受到處罰身敗名裂傾家蕩產,更希望看到國家呵護稚嫩脆弱的中國股市,處處為中小投資者切實利益著想而不斷采取的實際行動。證券監管部門應保持對內幕交易、操縱市場、虛假陳述等證券欺詐行為的高壓打擊態勢。

⑦ 浙江“銀泰集資詐騙案”

2011年5月14日,麗水“銀泰集資詐騙案”歷時三天庭審,在浙江省麗水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結束。季文華、季林青、季勝軍、季永軍、周望慧、尹溫和等被告人被指控犯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抽逃出資罪,涉案金額逾55億元,涉案集資戶達1.5萬余戶。

11月7日,麗水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銀泰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季文華等6名被告人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抽逃出資一案作出一審判決。季文華被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季林青、季勝軍被判死緩,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季永軍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周望慧、尹溫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分別被處罰金10萬元和50萬元。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郭 鋒

據檢方指控,2003年后,季文華等6人隱瞞虧損真相,通過高價競買土地和媒體宣傳等方式,制造公司盈利假象,以開發房地產項目為由,采取由個人出具借條,各公司擔保形式,以1.5%至2.5%月利率,在浙江麗水、衢州以及湖南株洲等地,向不特定社會公眾進行非法集資。經司法會計鑒定,除一個房地產項目外,被告人所經營的其余房地產項目,均為虧損。55億元集資款,雖然是以銀泰公司各房地產項目開發的名義籌集的,但實際上投入房地產的資金極少,47億元被用于還本付息。在房地產項目未盈利的狀況下,靠集資款的后款還前款。集資款中,有7450余萬元被季家父子四人用于個人揮霍。

我國一直屢禁不絕的非法集資事件,實際上暴露了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缺陷。在多頭監管的情況下,沒有任何部門對非法集資實施有效監管。而地方政府在利益驅動下,往往對非法集資視而不見,任其發展,甚至有的官員及其家屬卷入其中。季家父子以1.5%至2.5%月利率,即18%至30%的年利率吸收公眾存款,不少已經超出了司法部門規定的利率的四倍,已構成“高利貸”。

對民間融資進行疏導、管理,向投資者提示風險,應當是對待民間融資的正確選擇。建議政府部門改進監管方式,實施民間融資的登記制。登記制是解決借款人與融資人之間信息不對稱的一種方式。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問題,也就能有效解決高利貸、非法集資問題。試想,如果社會公眾知道事實真相,他們還敢借款給季家父子嗎?肯定不敢。但知道事實真相是要付出成本的。在本案中,檢方憑借強制力和技術偵查手段以及會計鑒定,才發現了事實真相。作為普通公眾,知道事實真相談何容易?可能會有個別有心人發現季家父子編織的圈套的蛛絲馬跡而予以警惕不敢借款,但上當受騙者還是高達1.5萬余戶。

⑧ 云南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

2011年1月26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云南首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進行了一審公開宣判,判決被告昆明三農農牧有限公司、昆明羊甫聯合牧業有限公司向“昆明市環境公益訴訟救濟專項資金”支付417.21萬元和評估費132520元,該筆費用將用于治理被污染的七里灣大龍潭。

法院經審理認為,二被告自2008年6月在畜牧小區項目的環保治污設施未通過竣工驗收的情況下,就陸續將承包的養殖用地分割發包給200余戶生豬養殖戶,并簽訂了承包合同。由于被告的環保設施未經環評驗收合格,養殖廢水滲入地下水系統,導致七里灣大龍潭水2009年11月、2010年2月兩次爆發污染,經環境監測部門多次抽樣檢測龍潭水氨氮指標和菌落總數及大腸桿菌等指標嚴重超標,致使依賴該龍潭水生產、生活的農村、單位人畜無法繼續飲用。對法定監測部門昆明市監測中心和嵩明縣監測站連續出具的《監測報告》,法院予以采信,確認七里灣大龍潭水水質至今仍然處于污染狀態。

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教授 王燦發

讓排污者承擔污染責任的途徑,過去除了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違法排污者給予行政處罰和加收超標排污費外,對其造成的損害只能由直接受害者通過協商、行政調處、調解、仲裁(只適用于財產損害)和民事訴訟的途徑加以解決。昆明市環保局作為環境民事訴訟的原告,起訴昆明羊甫聯合牧業有限公司和昆明三農農牧有限公司等兩家公司,并最終取得勝訴,讓被告企業賠償417.21萬元,并支付損害鑒定評估費132530元。這一訴訟開了行政機關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先河,開辟了讓排污單位承擔污染損害責任的一條新途徑。

長期以來,我國環境立法對違法排污者的行政處罰限制極嚴,特別是對于行政罰款,往往都要規定一個罰款的上限。即使是對造成污染事故,導致重大經濟損失的排污者按損失大小的百分比罰款,也要規定一個上限,最初為20萬元,后來逐步放寬到30萬元、50萬元、100萬元(只是最近的立法,才開始逐漸對按損害大小百分比罰款的上限有所松動),這就使得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不能充分發揮其威懾作用。而且,行政罰款作為財政收入,納入一般財政預算,也難以完全用于污染治理。行政機關提起環境民事訴訟,得到的賠償金納入專門的環境保護基金,就可以專款專用,避免隨便挪用。

當然,對于環境污染損害,不一定都要行政機關動用行政資源提起民事訴訟,而更多地還是讓直接受到污染損害者提起環境民事訴訟。然而,就目前來說,由污染受害者提起環境民事損害賠償訴訟,往往困難重重。特別是收集證據、進行損害鑒定評估,往往使污染受害者望而卻步。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公益訴訟,對受害范圍廣泛,涉及社會公益的環境損害,由一定的機構、部門、團體、組織提起公益訴訟就是十分必要的。昆明市環保局在該案中作為公益訴訟的原告提起公益訴訟,應該說是順應了社會的需要和環境法治發展的大趨勢。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和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可昆明市環保局的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資格,對該案受理和判決,可以說是對環境公益訴訟和完善環境司法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實踐,是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務的若干意見》規定的積極回應。該案的受理、審理和判決將對今后環境司法的改革與機制完善產生積極影響。

環境公益訴訟,作為全社會參與環境保護的一種有效形式,具有起訴資格的主體應當多樣化。除了環保部門和其他有關行政部門外,還應當更多地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民間環保組織,甚至熱心環境保護公益事業的個人,參與環境公益訴訟。目前國家正在對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進行修訂,希望該案的實踐能對環境公益訴訟的法治化起到推動作用。

⑨ 倉央嘉措情詩引發知識產權糾紛

《見與不見》因電影《非誠勿擾2》而紅遍大江南北,一直被認為是六世**倉央嘉措的情詩。2011年10月19日,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在一起知識產權糾紛案中作出判決,認定廣東女子談笑靖為這首詩的作者。

談笑靖起訴稱,自己于2007年5月創作了詩作《班扎古魯白瑪的沉默》又名《見與不見》,并于同年5月15日首發于自己的博客。2011年3月,談笑靖發現珠海出版社未經許可出版了包括該作品的圖書《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并把《見與不見》當作倉央嘉措的作品。

法院審理認為,根據郵件和博客兩個證據,可以證明作品的創作時間和內容。由于目前沒有證據證明博客或者作品曾被修改,也沒有相反證據證明涉案作品是他人創作且完成時間早于談笑靖博客上傳作品的時間,法院認定《見與不見》的作者就是談笑靖。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立新

對本案的事實看起來,是珠海出版社無意中造成著作權的損害后果,但在事實上,無意所為卻正是沒有盡到必要注意的過失,法院判決珠海出版社承擔侵權責任,理所當然。

談笑靖寫出來情詩,發表在自己的博客上,是自己的作品與讀者見面,這是一個作者的創作及發表。著作權的取得不是發表,而是創作出作品。談笑靖創作出來自己的作品,就對自己的作品享有著作權,就依法受到保護。

珠海出版社未經核實,也未征得作者同意,就將談笑靖的作品收在其出版的文集中,以訛傳訛,繼續使用《讀者》的錯誤署名,看似無意,確有過失,當然構成侵權。盡管出版社聲稱在其出版的文集中使用的作品含標點總共才113字,占全書比重0.007%,但是對于談笑靖的詩作被侵權而言,卻是百分之百。

在認定侵權責任包括侵害著作權的侵權責任的時候,過錯是核心的要件。在有侵害行為,造成損害結果以及因果關系的情況下,只要行為人有過錯,就要承擔責任。審理本案的法院正確認定珠海出版社看似無意但確實存在過失的侵權責任,值得稱道。其實,本案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意義,就在于張揚作者的著作權。在我國的民事權利保護中,著作權的保護大概屬于最為軟弱的一個。直至今天,在網絡上侵害著作權的行為比比皆是,幾乎所有的網站都在侵害著作權,盜版圖書、盜版影碟、盜版軟件橫行于世,很少能夠受到侵權責任法的制裁。一些案件起訴到法院,法官對被侵權人層層拷問,侵權人樂享其成,其結果是權利人的權利得不到保護。如果所有的著作權侵權案件都能夠做到本案判決所做的那樣,對侵害著作權的侵權人嚴厲譴責,中國的著作權保護絕不是今天這個樣子。

⑩ 金華吳俊東超車致人損害案

超車撞人后返回救人,一審后卻說自己是做好事。2011年12月19日,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對引發網友熱議的“吳俊東案”,通過PPT展示該案相關證據材料,介紹案件事實和裁判依據。

2010年11月23日,被告吳俊東駕駛其父吳秀芝所有的普通正三輪摩托車行駛至瀛洲村時,在超越前方同向行駛的由胡啟明駕駛的電動自行車時,對向有一黑色轎車快速駛來,吳俊東的正三輪摩托車仍以五擋的車速超車。在超車過程中,胡啟明的電動自行車發生翻車,致車上乘員戴聰球、胡啟明先后摔倒。吳俊東超車2至3米后聽見胡啟明、戴聰球的喊叫,回頭看見電動自行車摔倒在地并往前滑行后倒在路邊。吳俊東隨即停車返回攙扶,戴聰球、胡啟明即稱吳俊東這么不小心撞倒了他們。此后吳俊東打電話給其父親,稱其出事故了。吳俊東的父親和村干部戴某一起趕到事故現場,并通過戴某打電話報警,稱吳俊東駕車和電瓶車相撞,一人受傷已經送往醫院。胡啟明、戴聰球被送往醫院時,吳俊東的父親墊付了1000元醫藥費。

胡啟明、戴聰球于2011年3月17日向金華市婺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吳俊東、吳秀芝賠償醫療費等共計82742.70元。6月3日,婺城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由吳俊東在交強險賠償限額內先行承擔原告損失,對于超出交強險賠償限額部分,按70%的比例承擔,共計賠償69602.4元,吳秀芝對于胡啟明、戴聰球交強險賠償范圍內的損失與吳俊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吳俊東、吳秀芝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8月30日,金華中院作出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吳俊東不服金華中院的終審判決,向檢察院提出抗訴申請。12月16日,金華市人民檢察院作出不立案決定。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立新

曾幾何時,做好事受委屈遭錯判,劉秋海案、彭宇案、許云鶴案等,在社會上掀起輿論大浪,竟然影響到社會道德水平,臨危不敢挺身而出,見死不敢拔刀相助!誠然,在這里一方面確有法官判錯案件造成影響的因素,一方面也有當事人撒謊的錯判始作俑者。本案的亮點在于,法官在當事人虛假陳述中撥開迷霧,查清案件真相,還事實一個清楚、明白,將謊稱“做好事”的肇事者還其真相,依法承擔侵權責任,打破了近年來指責法官的一面倒輿論。應該看到的是,在是非面前,法官顧慮重重,不能堅持原則,讓做好事的好撒瑪利亞人受到委屈,遭受侵權責任的譴責,這是社會不公正的表現。對此,法官和法院應當深思,如何才能夠排除各種干擾,真正做到依法辦案,嚴肅執法。

更應當看到的是,要做到這一點,更重要的是掌握好證據法則的尺度。在民事訴訟中,很多當事人的言論不是真實的,虛假陳述常見。法官的職責,就是探求事實真相,正確使用法律。在現實中,司法審判出現劉秋海、彭宇、許云鶴等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官在適用舉證責任上發生了錯誤。在這些案件中,基本上都是在原告舉證不足的情況下,法官進行推定或者推論,例如既然發生損害事故,被告第一個去救助,就有可能是加害人,不然他為什么會去救助呢?在這樣的推論或者推定之下,盡管證據不足,但仍然判決被告承擔侵權責任,因此釀成了錯判,造成公眾遇到他人危險不敢挺身救助的惡劣社會影響。

在本案中,面對超車撞人后返回救人卻說自己是做好事的抗辯,金華中院查清事實,正確認定責任,并且召開新聞發布會,通過PPT展示該案相關證據材料,介紹案件事實和裁判依據,并現場回答記者的提問,使案件事實和性質昭然,百姓的顧慮和懷疑釋然,就是正確適用舉證責任規則的結果。如此判案,怎么會出現錯判呢?

第五篇: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發布時間: 2011-01-06 09:05:08

① 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涉黑案

2010年2月2日至6日,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涉黑案。4月14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文強犯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一審宣判后,文強提出上訴。5月13日至14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二審文強案,并于5月21日作出刑事裁定,駁回文強上訴,維持原判。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準重慶高院維持原判的刑事裁定,并下達了執行死刑命令,文強被依法注射執行死刑。

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黎 宏

文強案的審結不僅是重慶2010年“唱紅打黑行動”的高潮部分,也是我國掃黑除惡行動史上值得重抹的一筆,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作為本案主角的文強,是我國迄今為止所懲處的級別最高、角色沖突最為明顯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保護傘。

如果單就被懲處的貪腐官員的級別而言,文強不會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在他之前,更高級別的落馬官員并不在少數。但是,作為主管我國西南地區最大城市的社會治安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長,在長達十三年的任期內,在充當功勛顯赫、威震一方的百姓保護神的同時,另一方面卻又干著收黑錢、充當保護傘的勾當;

從被抓的當初,瘋狂叫囂:“你們不判我死刑就罷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沒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說出來,大家就等著一起死吧!”到臨終前老老實實地教育兒子“好好做人、不要埋怨社會”。如此這般與主人公身份和一貫做派完全相反的呈現,所折射出來的非凡的戲劇性效果,難以不讓人側目。

文強案顯示,我國的掃黑除惡行動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在此之前,盡管各地也在實施打黑行動,挖出了一些背后的保護傘,但都是一些所謂的小官員,而很少涉及更大、更深的背景。

此次重慶打黑,挖出了一批“光彩照人”、尚在高位的高級官員,著實顯示了當局打擊黑惡勢力的氣魄和決心。

② 律師李莊偽造證據妨害作證案

北京律師李莊在擔任重慶涉黑團伙主犯龔剛模的辯護人期間,被龔檢舉,稱李莊教唆他編造“被刑訊逼供”的虛假口供。此后,李莊因涉嫌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被起訴。2010年1月8日,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認定李莊教唆龔剛模作被刑訊逼供的虛假供述,引誘、指使證人作偽證,指使他人賄買警察作偽證,其行為妨害了司法機關正常的訴訟秩序,已構成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判處李莊有期徒刑二年零六個月。李莊不服,提出上訴。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庭審期間,李莊撤回上訴理由,當庭認罪。二審判決維持了一審判決的定罪部分,撤銷了一審判決的量刑部分,以李莊犯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

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黎 宏

本案中所凸顯的一個問題是,辯護理念如何與人民法院的審判理念與時俱進。近年來,司法程序的價值已經逐漸被人們所意識到。認為在現代法治背景下,司法程序不僅能夠保障實體公正,而且越來越顯現出其相對于實體法及其公正結果的獨立價值,是法治發達程度的一個直接標志。這種觀念,在刑事裁判當中,尤為辯護人所青睞。因為,司法實踐當中,在案件定性的實體問題上做文章的空間并不大,但在程序上則很容易發現問題。而且,這種問題對于案件的審理來說,往往是致命的。實踐當中,常有這種情況:客觀上確實發生了某種被害,但由于司法機關在辦案程序上的疏忽,被辯護人抓住不放,結果導致該案因為程序不合法而難以認定,或者因為在期限屆滿之前難以補足證據,最后不了了之。因此,在程序上做文章,成為聰明的辯護人所常用的手段,而且往往具有一劍封喉的效果。

但在中國當今的現實偵查條件和司法環境之下,將程序的重要性無限拔高,甚至達到不惜犧牲實體公正的程度,這種做法在人民法院的審判理念已經從單純地追求司法效果轉變為司法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情況下,多大程度上可行,還有待于進一步觀察。執著地糾纏訴訟程序上的細節,將司法機關的一點漏洞或者疏忽抓住不放甚至放大,從而使案件審理無法進行,最終只得宣告無罪或者撤案,李莊律師所一貫采用的這種辯護策略,在本次審理當中不僅未能奏效,反而使自己處于被動地位的結局,就是明證。這恐怕也是法律人和新聞媒體對李莊案吵得不可開交,而一般老百姓只是在旁邊看熱鬧的根本原因。

③ 南京副教授聚眾淫亂案

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馬堯海建立了倡導“同好游戲”的QQ群,組織了數次所謂的“同好游戲”。22名被告人通過馬堯海建立的QQ群結識,結伙進行聚眾淫亂活動。2010年5月20日,江蘇省南京市秦淮區人民法院一審認定22名被告人均犯有聚眾淫亂罪。其中,馬堯海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其余21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二年零六個月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或免予刑事處罰。馬堯海

對公訴機關指控其聚眾淫亂的基本事實不持異議,但他對這種成年人之間自愿參加的性聚會是否構成犯罪,持有異議。一審判決后馬堯海提出上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作出二審裁定,依法維持原判。

點評 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江蘇省刑法學研究會會長 孫國祥

本案社會熱議的焦點既涉及到對聚眾淫亂罪構成要素的理解,也涉及到當下人們的性觀念沖突,秦淮區人民法院對該案的判決回應了這些焦點問題。

首先,判決確認了馬堯海等人的“性聚會”行為符合聚眾淫亂罪的構成特征。判決圍繞著聚眾淫亂罪的構成要素展開,其認定不但符合法理,也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尤其是判決對“公共秩序”不是“公共場所秩序”、“公共生活”不是“公共生活場所”的解讀,擺脫了那種機械主義的咬文嚼字,從立法原意以及社會生活的常識出發,緊緊抓住在同一時間、同一場所聚眾進行性活動的這一犯罪的主要特征,把握非常精當,認定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規定,體現了法官較高的刑法理論水平,顯示其重要的理論價值。

其次,該判決也再次確定了對類似“性聚會”行為刑法否定評價的必要性。馬堯海等人“性聚會”通過現代傳媒方式聯絡,其影響廣,不但有損傳統家庭關系的穩定,有悖傳統的倫理道德,而且對社會治安和公共衛生都具有潛在的破壞作用(如艾滋病等性傳播疾病的蔓延等),現階段對該行為的刑法干預完全是必要的。性行為固然受道德的約束,但性行為也歷來是刑法所關注與調整的重要領域。馬堯海等人被定罪量刑,說明任何逆法而行的恣意終究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一判決,不僅對社會具有警示意義,而且對司法機關類似案件的處理也具有指導意義。

④ 河南平頂山9·8礦難案

河南省平頂山市新華區四礦原礦長李新軍等4被告人為謀取非法暴利,拒不執行監管部門嚴禁該礦組織生產、責令停工整改等規定,在明知礦井存在重大安全隱患,隨時可能發生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的情況下,反而指使他人破壞瓦斯傳感器,強令工人下井作業,致76人死亡、15人受傷。

2010年11月16日,河南省平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李新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韓二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侯民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鄧樹軍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衛東

9·8平頂山礦難事故案件的判決結果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是因為,以往我國的礦難事故責任人都是以重大責任事故罪或重大安全事故罪定罪量刑,該起事故是我國首個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的礦難案件。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三十四條規定了重大責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了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這三個罪名具體到9·8平頂山礦難案件中,在犯罪的客體要件、客觀要件、主體要件的區別不是很明顯。9·8平頂山礦難案,為什么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而不以重大責任事故罪或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定罪,關鍵在于李新軍等4名被告人的主觀心態。

重大責任事故罪和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都是過失犯罪,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是一種過失心理;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則是故意犯罪。該案中被告人明知有重大安全隱患,不僅不采取措施解決,反而指使他人破壞瓦斯傳感器,強令大批工人下井作業,造成嚴重傷亡事故。其主觀上具有放任不特定多數人傷亡后果發生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破壞安全設施、強令工人下井、掩蓋安全隱患等一系列積極、主動行為;并最終導致了嚴重后果的發生。法院認定其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的。

平頂山中院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其從嚴懲處,準確體現了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人民法院這一判決,加大了黑心礦主的違法犯罪成本,必將對震懾犯罪、遏制礦難多發、保障廣大礦工的基本人權產生積極影響。

⑤ 謝晉遺孀訴宋祖德侵害名譽權案

著名導演謝晉遺孀徐大雯老人訴宋祖德、劉信達侵害名譽權,案件經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審理,一審判決:被告宋祖德、劉信達立即停止對謝晉的名譽侵害;在判決書生效10日內,在4家門戶網站首頁及全國6家報紙醒目位置刊登向徐大雯公開賠禮道歉的聲明;賠償原告經濟損失、精神損害撫慰金總計28萬余元。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2010年2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面對法院生效判決,二被告置若罔聞,拒不執行。5月19日,靜安區法院在媒體刊登執行公告,責令宋祖德在5月24日下午1時到法院報到,履行義務,否則將依法強制執行。當日,宋祖德迫于法制權威和輿論壓力,到法院交納了執行款并向原告道歉。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立新

本案被告之一號稱“大嘴”,以敢于說話揭露文藝圈的“丑聞”著稱。我也看過第一被告的一些文章,確實說得痛快淋漓,敢怒敢言,無所顧忌。當時我還說,這些被暴露隱私的人怎么就沒有人出面維護自己權利的呢?

本案的爭議不在于保護受害人的隱私權,而在于保護名譽權。怎樣區分兩種侵權行為的界限,在于毀壞的是權利人的評價,還是暴露權利人的隱私。本案的原告主張被告所“揭露”的不是事實,而是捏造,而被告一方對此也不能舉證證明所述的事實是真實的,因此,這就不是涉及隱私,而是涉及評價。原告對此主張被告的行為侵害了謝晉的名譽權,證據充分,一審和二審法院均確認被告構成侵權責任,承擔侵權責任,適用法律正確,受到各界的支持。針對被告“絕不道歉、絕不賠錢,絕不改變”的態度,限令宋祖德5月24日到庭履行判決。最終,宋祖德向徐大雯女士真誠認錯,執行生效判決。

在我們的社會中,一方面缺少必要的批評,另一方面是對于正當批評暴跳如雷,拒絕接受。依我所見,第一被告敢怒敢言,敢于揭發不正當社會現象,針砭時弊,批評謬誤,值得稱道;但在很多時候,他確實是在暴露他人隱私,或者無中生有地誹謗他人。進行社會批評應當遵守批評的規則,不能暴露他人隱私,更不能無中生有地誹謗他人。超越正當批評的界限而誹謗他人,或者暴露他人隱私,都構成侵權責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社會歡迎直言批評,但強烈譴責對他人名譽、隱私無所顧忌的惡行。應當特別肯定受訴法院在本案中的態度,是非分明,立場鮮明,并且最終使侵權人認識錯誤,認真執行生效判決。這樣的法律適用結果特別值得贊賞!

⑥ 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陳紹基受賄案

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陳紹基利用擔任廣東省公安廳廳長、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廣東省政法委書記、廣東省委副書記、廣東省政協主席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單獨或者伙同其子陳子翊、情婦李泳(均另案處理)索取及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959.5萬余元。2010年7月23日,重慶

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受賄罪判決陳紹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陳紹基未提出上訴。

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黎 宏

在持續多年的反貪腐斗爭中,落馬者不乏陳紹基一類的位高權重之輩,有過之者也不在少數。但在2010年,陳紹基案仍然引人注目,恐怕是因為以下兩個原因:

一是陳紹基是2010年全國范圍內所查處的最高級別的官員之一,也是廣東改革開放30年來首位落馬的正省級高官。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定期宣布貪腐案件就成為國家反腐策略的一部分,同時,在全國各地大案要案不斷涌現的情況下,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試驗區和前沿陣地的廣東政壇相對風平浪靜,一直沒有什么爆炸性新聞。此次,對多年把持廣東司法大權的陳紹基貪腐案的審結,為這段歷史畫上了一個句號,也對廣東政壇為什么一直風平浪靜有了一個交代。

二是陳紹基案當中所顯現出來的官官勾結、官商勾結的網絡化、系統化特征值得關注。傳統的貪腐案件,是掌權者利用對方有求于己的狀態而乘機敲詐或者收受財物,往往是一對一的單線的權錢交易,當事人之間往往是一錘子買賣,事情辦成之后可能就到此為止,沒有下文。但是,從陳紹基案中所披露的事實來看,這種傳統的一對一的權錢交易方式已經為另一種政商勾結的網絡化、系統的“利益傳送”方式所取代。在這種方式當中,官商之間儼然一個利益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內部,政商糾合尋租、相互進行利益輸送,共同發財,被告人的受賄很難具體說清到底是來自哪一個人的哪一筆。這種系統性腐敗行為,和傳統的權錢交易行為相比,不僅損害了國家公職人員的廉潔性,敗壞整個官場的道德風尚,更主要的是使得公權力被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團所綁架,腐蝕瓦解國家整體的法律秩序,進而對統一的政治法律國家的統治秩序形成潛在的威脅。

因此,陳紹基案中所反映出來的現象恐怕是今后反腐工作所要關注的重點。

⑦ 廣東中谷糖業破產重組案

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號稱“廣東糖王”的廣東省湛江市龍頭企業中谷糖業集團,因資金鏈斷裂而不能清償到期的巨額債務,集團法定代表人墜樓身亡,廣州、北京、山東等地的債權人蜂擁追債。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考慮到30多萬蔗農的利益,提出只要不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利益,將拖欠蔗農的2454萬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資產中進行分配,由投資人另行出資全額清償。這一方案最終贏得投資人恒福糖業集團的認同,并在債權人會議上一致通過。中谷糖業集團破產重整債權清償會議于2010年9月15日在湛江舉行。按照《破產重整項目投資合同》的約定,恒福糖業集團將第一筆投資款4.065億元和2454萬多元蔗農甘蔗款打入管理人指定賬戶。第一次清償的款項,包括全額受償的1142余萬元工人工資,國家1615萬余元稅費足額上繳;抵押債權100%受償,普通債權受償率達28.3%,均先領取一半。其余款項將在第二次清償中支付。至此,涉及粵桂兩省30余萬蔗農、2260名糖廠職工、410戶債權人,確認債權額19億多元的中谷集團及其下屬公司整體破產重整案初步畫上句號。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劉俊海

根據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破產重整安排,中谷糖業拖欠蔗農的2454萬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資產中進行分配,由投資人另行出資全額清償,體現了能動型司法和服務型司法的裁判理念。在公司破產重整案件中,人民法院大有可為。破產重整的方式豐富多彩,本不拘泥于一種形式。關鍵在于法院的裁判思維要創新。在不傷害重整企業的債權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破產重整的投資人負責

清償蔗農債權,就跳出了破產重整企業可供分配資產的圈子,找到了解決農民債權清償的新資源。因此,要大力建設學習型、研究型法官隊伍。

也許有人會問,法官為何特別重視蔗農的利益保護?答案很簡單,蔗農的權益雖然在性質上界定為債權,但人數眾多,涉及千家萬戶蔗農的生存利益,因此已經具有社會公共利益的性質。對于具有社會公共利益性質的債權,人民法院理應旗幟鮮明地予以保護。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對于涉及“三農”領域的破產重整案件予以特別關注,本身就是法律效果、政治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微觀細胞。企業的健康與否直接牽涉到債權人、消費者、勞動者、供應商、當地社區和其他許多利益相關者。因此,企業維持原則是現代商法的一條基本原則。即使企業達到破產界限,也要盡量避免走向破產清算程序,并盡力把破產企業引向破產重整的陽關大道。中谷糖業破產重整的方式既保護了蔗農的合法債權和種植甘蔗的積極性,也維護了重整企業的存續與運營,還兼顧了投資人和其他債權人的合理利益訴求,可謂多贏之舉。

⑧ 羅彩霞維權案成功和解

2004年9月,在時任湖南省隆回縣公安局政委王崢嶸的操作下,他當年高考成績為335分的女兒王佳俊,冒用湖南省邵東縣一中高中畢業生羅彩霞之名,被貴州師范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專業錄取。2009年3月,羅彩霞在申辦開通網上銀行業務時被拒,隨后確認為高中同班同學盜用自己身份證信息。此后,羅彩霞以姓名權、受教育權受到侵害為由,將王佳俊、王崢嶸、楊榮華、邵東一中、縣教育局、貴州師大、貴陽市教育局、唐昆雄等8被告告上法庭。

去年8月13日,羅彩霞被冒名上大學案在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案件由天津市西青區人民法院合議庭人員異地在長沙審理。4個多小時后,羅彩霞與各方達成和解協議,被告王崢嶸一次性給付羅彩霞賠償金4.5萬元,原告放棄對各被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立新

羅彩霞的案件在受理和審理中,始終受到各界的關注,經過多方調解,終于在當事人之間達成調解協議,各方均皆大歡喜。據我所知,受訴法院調解這個案件花費了巨大的力量。法院領導親自出面,做好當事人的思想工作,促使雙方當事人能夠真誠面對,化解矛盾,增強團結。代理律師也做了很多工作,終于調解達成協議,將這個輿論關注熱點的案件調解解決,體現了和諧社會的基本精神,也符合人民法院審理民事糾紛案件注重調解的原則。對此,各方都很滿意。

在本案的審理中,也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在調解中,天津法院移師湖南開庭,固然有方便當事人訴訟的優點,但確實也有增加訴訟成本的問題。二是調解達成協議的賠償結果,與羅彩霞主張賠償的數額相差較大。三是在調解過程中,當事人只有羅彩霞出庭,被告方基本上都是律師在出庭,因此,達成調解協議基本上是原告與被告的律師在協商,不敢說這就是從根本上化解了當事人之間的矛盾。因此,本案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第一,調解是否會以犧牲受害人的利益為代價?第二,一個普通的民事爭議案件動用大量的司法力量去做極為艱苦的調解工作,為的就是這樣的一個調解結果,是否特別值得?第三,一個普通的侵害姓名權民事爭議,結果被炒作成一個特別敏感的案件,是沒有道理的。這就是一個普通的民事爭議處理,如果能夠這樣認識,案件的受理和審理就不會有這些波折。

⑨ 山西蒲縣原煤炭局長斂財數億案

“山西蒲縣原煤炭局長家財數億,有35處房”的主角郝鵬俊出資成立的蒲縣成南嶺煤業有限公司,在與蒲縣遠中洗煤廠等22家企業業務往來中,銷售原煤直接收取差價而不進行申報,逃稅1871萬余元,逃稅額最高占到應納稅額的82%。2006年8月至2008年1月,采用虛構、夸大、騙取等手段,兩次超限額購買炸藥共63.5噸、雷管19萬多枚。

2010年4月15日,山西省蒲縣人民法院對該縣成南嶺煤業有限公司逃稅案一審判決:被告單位成南嶺煤業有限公司因犯逃稅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被判處罰金9860萬元;公司實際控制人、蒲縣煤炭局原黨總支書記郝鵬俊因犯逃稅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挪用公款罪、貪污罪,數罪并罰,被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二十年。郝鵬俊之妻、蒲縣民政局原副局長于香婷因犯逃稅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被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兩被告人各處罰金8500萬元;于香婷之弟、成南嶺煤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小紅因犯逃稅罪、非法買賣爆炸物罪,被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5600萬元;追繳被告單位逃稅款1871萬余元和郝鵬俊贓款48萬元上繳國庫。

點評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黎 宏

本案之所以為人所關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被號稱為山西煤焦領域反腐“第一案”;二是屬于被查處的級別最低即科級干部中的億元貪官。但是,這種說法,明顯具有新聞炒作的色彩。被稱為“億元貪官”的郝鵬俊案中,盡管郝鵬俊“家財過億、富可敵縣(其所在的山西蒲縣)”,但其中,被認定以貪污、挪用手段所得的只有區區幾十萬元,其上億家財主要來自其一邊當監管煤礦安全生產的政府官員一邊當煤礦幕后老板的所得。

郝鵬俊案表明,切斷官煤勾結的利益鏈條才是消除礦難事故的最有效手段。近年來,由于礦難頻發,煤礦安全生產問題便成為引人注目的社會問題,雖然黨

和國家對此一直予以高度關注,也出臺了嚴厲的措施加以防范,但違規生產依然屢禁不絕。其中原因,除了經濟上高額利潤的驅動讓一些小礦主鋌而走險之外,更多地恐怕還是官煤勾結的制度缺陷和監管缺位,讓一些違法礦主有恃無恐。盡管各級政府一再發文,禁止公職人員參與煤炭經營,但是,制度上卻難以防范政府官員表面上退出但實質上控制煤炭企業經營的情形;同時,監管缺位也是重要原因。媒體披露,郝鵬俊擔任地礦局、煤炭局主要領導十幾年期間,多次被群眾舉報,也經歷了多次專項整治,但其主要違法違紀問題均沒有得到及時處理。這些多少都會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在這種背景之下,司法介入也就不足為奇了。近年來,在人民法院內部,能動主義司法觀逐漸流行。在國外,也有類似做法。總的意思是,司法機關應當從當前社會治安現狀、立法目的、社會訴求等諸多因素出發,動態地適用刑法,考慮如何讓刑法為社會服務。我國當前的司法能動主義和國外的理解之間有無關聯,不得而知,但其主旨則如出一轍。在當前官煤勾結屢禁不止的現實之下,能動地適用刑法,找準合適切入點,及時介入,斬斷其二者之間的千絲萬縷的關系,保障社會的平穩運行,雖然有些迫不得已,但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⑩ 上海泰夢公司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案

2005年2月,30歲的武漢人周娟注冊了上海泰夢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雇用了親戚李之召、張偉等人,通過互聯網買賣企業信息、公民個人信息,大肆在網上公開“叫賣”他人的身份證號、手機號、賬號、住址等“私密”信息,內容涉及房產、汽車、金融、娛樂、IT等行業,受害者遍及男女老幼,甚至連剛出生的嬰兒也沒能幸免,公民的個人信息被隨意掌握和交易高達3000余萬條。周娟事后在公安機關交代,自2005年至案發時止,她個人獲利高達100萬元。

8月5日,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對涉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李之召等10名被告人進行開庭審理。法庭作出了一審判決,10名被告人均犯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其中9名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二年至拘役六個月,緩刑六個月不等,罰金4萬元至1萬元不等,另有1名被告人被免予刑事處罰。

點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楊立新

這是一個刑事案件,是2009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七)之后判決的一個典型案例。李之召、張偉、張修等人非法獲取股民資料、機動車車主、銀行客戶、保險客戶、高收入人群名單等公民個人信息高達3000余萬條,在網上非法賣給他人,觸犯了該修正案第七條第二款規定,確定他們承擔刑事責任是完全正確的,保護了公民的隱私權。我不是研究刑法的,但這個案例是以刑罰為手段保護公民隱私權的典型案例,因此,借此案討論一下個人信息以及隱私權的法律保護,也非常有意義。

我們每天都收到無數垃圾短信,電子郵箱里也堆滿了各種垃圾廣告。對此,我們都在懷疑,我們的個人信息究竟是怎樣被他們得到的。這個案例給了答案,就是這些違法行為人的惡行造成的后果。奇怪的是,出現這樣的問題,卻沒有對這些人予以法律制裁的良策,特別是沒有更為有力的民事制裁。

對侵害個人信息的侵權行為民事制裁不力的原因,很多人認為是立法不足,保護個人信息必須專門立法,否則就無法進行保護。我看不是這樣,還是對個人信息和隱私權保護的認識不夠。個人信息是隱私權的內容,法律保護隱私權,就保護了個人信息。2002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第25條規定:“自然人享有隱私權。”“隱私權的范圍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這個條文雖然還不是法律,但它明確告訴我們,隱私權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私人信息包括在內。侵權責任法第二條第二

款規定,隱私權是侵權責任法所保護的民事權益范圍,侵權責任法當然就保護個人信息不受他人侵害。因此,未經本人同意,非法收集、竊取、買賣他人信息,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都是侵權行為;情節嚴重的,還應當追究刑事責任。這些規定都十分明確,必須堅決執行,否則就無法遏制侵害個人信息行為的繼續蔓延和發展,公民的隱私權就無法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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