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建立中國特色“官邸制”的建議(汪玉凱)

關于建立中國特色“官邸制”的建議

汪玉凱

按語：?關于建立中國特色‘官邸制’的建議?，是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2013年初設立的重大研究課題——?中國特色官邸制研究?，課題負責人為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教授。課題在今年6月初步完成，形成三個研究報告：《國外官邸制研究》、《中國古代官邸制研究》、《當前我國領導干部住房現狀分析與改革趨勢》。本建議稿是由汪玉凱教授撰寫、并經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于2013年7月上報中央的建議方案。黨的十八大后，中央做出了轉變作風的八項規定，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201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專門會議上再次明確提出，要統籌制定領導干部辦公用房、住房、配車、秘書配備、公務接待、警衛、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標準。我們認為，在統籌制定領導干部的生活待遇方面，一個重要舉措，是要建立中國特色的“官邸制”。

一、實行“官邸制”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做法

所謂官邸制，就是由國家為重要官員在任期內提供住房的一種制度。比如美國當選總統進駐白宮，英國首相進駐唐人街10號，法國總統進駐愛麗舍宮已是人們熟知的常識。國外實行官邸制的范圍、對象、標準等雖不盡相同，但對國家領導人以及高級官員在任期內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帶有共性。

美國對民選的聯邦、州、市主要官員，如總統、副總統、州長、副州長和市長（只有相當規模的大、中城市市長），法律規定政府應提供官邸，任職期間可享用，任職期滿則應搬出?；诎踩碛?，總統、副總統、州長、副州長必須居住官邸，市長則可選擇自愿放棄居住官邸的權利，自購居所居住。官邸的購買、日常使用和維護費均由政府預算支出，居住者則只需交納象征性的年租金1美元。對邦、州當選議員（含參眾兩院〕實施住房租賃津貼補貼制度，補貼的原則以“體面、舒適”為基準，具體數額由議會的金融委員會審定。德國實行“官邸制”的對象，主要是在任的高級公務員，包括總理、聯邦政府各部部長。除了總理等必須進駐官邸外，各部部長則可以有一定的靈活性：可以進駐官邸，也可以自有或租用住房，國家為兩間房間配備相應附屬設備和承擔相應的房租。所有的聯邦官邸，均由聯邦政府出資，根據現有財力配備相應的設備和家具、維護保養，并對維護保養做出嚴格規定。

法國的官邸制范圍比德國還要小，除政府領導人外，國家對各部部長也沒有實行統一的官邸制度，而是實行了住房補貼制度。國家資助的部長公寓最大面積限定為80平方米，部

長家庭中每增加一個孩子，房屋的面積可以擴大20平方米。而超標面積的住房費用必須由部長本人承擔。2006年2月，時任法國財政部長蓋馬爾因用公款在巴黎黃金地段為一家十口租住600平方米豪宅被曝光后，因違反規定被迫辭職，在法國引起巨大反響。

日本的情況比較特殊。在小淵惠三執政時，除了首相和房屋長官保留官邸外，其余官邸一律廢除。但是仍有兩類官員可以免費使用住宅：一類是內閣大臣以上的政府高級官員和國會有關領導；另一類是特殊工作需要的官員。按照日本法律，國會參眾兩院正副議長、內閣總理大臣以及內閣大臣、最高法院大法官、檢察總長、會計檢查院院長、人事院總裁、國會圖書館館長以及駐外使館大使等人可以免費使用國家公務員宿舍。在這些享受免費居住公務員宿舍的高級官員的住宅中，應配備桌、椅等日常生活必須的家具等財物，免費提供給他們及其家屬使用。這些高級官員居住的房屋所需的修繕、以及水電、煤氣等各項費用全部由國家負擔。另一種免費使用公務員宿舍的人員是通常需要在工作時間之外，為保護國民生命或財產隨時都有可能奔赴工作崗位開展工作的公務員，而且這些住宅必須建立在機關屬地內部或者附近。

韓國只有總統、總理以及國防部長、外交部長四個職位有專門的官邸。如韓國的青瓦臺總統府和總理公館。其他高級公務員如國務委員、國會議員、處長（指部級處，如企劃預算處）、各院、部的次長（副部長）、政務次官、秘書室長和前總統秘書官、國會議長、國會副議長及國會議員的秘書室長、輔佐官、交涉團體的政策研究委員在任期間，政府提供官宅，卸任后搬出讓給繼任官員居住。

通過以上介紹可以看出：一是當代主要發達國家幾乎都實行了官邸制，雖然范圍不一，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任職期間入住，卸任后搬出；二是除了官邸外，多數國家對部長級以上高級官員普遍實行“官宅制”，即提供住房補貼，卸任后取消；三是所有的官邸和官宅都由國家所有，或者由國家租用，按照規定配置內部設施，費用由國家承擔。四是很多國家規定官員住房、薪酬等待遇必須公開透明，接受社會監督，并建立嚴格的糾錯機制，防止政府高級官員謀取住房特權。

二、實行“官邸制”是遏制領導干部“以權謀房”的根本途徑

新中國建立后，我國沒有按照國際慣例實行官邸制。改革開放前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實行的是一種典型的福利分配制度，國家按照公職人員的級別高低，配置一定的住房，即使黨和國家領導人，也不例外。改革開放后，隨著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除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外，包括省部級領導干部在內的所有公務員都參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社會化、貨幣化的大格局基本形成。經過十多年的探索和實踐，我國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這個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

一是領導干部違規建房、“以權謀房”成為腐敗的新形式。其突出表現是，房改后不少地方程度不同地出現了一些領導干部利用職權違規建房的現象，多占、低價套購或者超標準侵占國家公共資源的問題也很突出，有的甚至還出現了官員建造別墅的熱潮，在社會上產生了惡劣的影響。有人把目前領導干部利用權力侵占住房的手段的特點概括為六個方面：一是超標建房，屢禁不止；二是亂拉資金，負債建房；三是壓價購房，索要住房；四是集體決策，化公為私；五是手段翻新，由明轉暗；六是倒賣出租，優惠住房。

更為突出的是，近年來一些貧困地區的官員也紛紛建造官員別墅，成為社會關注的新熱點。比如被《人民日報》曝光的廣西柳州市的柳江東岸，有一片專為市四大班子領導建的高檔住宅小區，名為“河東苑”，每套320-340平方米，每平方米售價僅相當于周邊商品房價的一半。河南省一位領導曾痛斥干部住房腐敗問題：“一個縣的科級干部，住房超過300平方米，最大的達到600平方米，這是什么風氣?這是奢靡之風!”。

近來一些腐敗官員涉及到房產腐敗問題，也令社會震驚。原山東省副省長黃勝有房產46套，原杭州市副市長許邁永有房產25套，原廣東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名有房產67套，原浙江省藥監局局長黃萌有房產84套，原安徽黃山園林管理局局長耿曉軍擁有房產38套，原上海房管局第一副局長陶校興在上海有房產30套，原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州長楊紅衛有房產23套。而原鐵道部長劉志軍貪污腐敗案中，僅涉及到的房產竟然高達374套。

二是干部交流、異地任職等，客觀上為官員濫用權力“以權謀房”提供了便利。近年來，我國為了防止腐敗、培養干部，加大了領導干部交流和異地任職的力度，中央與地方的上下互動也明顯加強。目前縣以上的黨政主要領導人以及紀檢、組織、公安等重要崗位的領導干部一般都不能在本地任職，再加上進京領導干部人數的增加等，都可能為少數領導干部以權謀房、侵占國家財產提供機會，有的甚至處于失控狀態。比如，一個領導干部到某地任職，地方大都為其準備好了“住所”，這個“住所”往往就成了其個人的資產（除機關的辦公地方，或者賓館外）。調離后多數不退，實際上為永久占用，一些省部級干部多處調動多處占房。退休以后“住所”也成了自己的或者變相為個人私有財產，不僅可永久使用，還可留給后代。比如某省一個有29套省級干部住房的大院，現職省級干部住8套，占28%，調離干部家屬住2套，占7%，離退休干部家屬住17套，占59%，空2套(太大或太舊)，占7%。據推算再過幾年，基本上就是敬老院了。這種現象，在我國很多地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F在的問題是，一些地方甚至連鄉鎮領導干部每調動一次工作，也要給自己建一套房子，可見其事態發展的嚴重性。如果中央再不采取嚴厲舉措，還有進一步泛濫的可能。

三是受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的影響，包括高級領導干部住房在內的特權泛化，引起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損害了政府的形象。共產黨立黨、執政的一個重要宗旨，就是自身不追求特殊利益，而是要最大限度地為人民群眾謀取利益，建立廉價政府。然而，目前我國在高級干部待遇方面所形成的一些不合理特權，不僅不符合共產黨的這一宗旨，助長了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而且也越來越引起公眾的不滿，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這幾年人們普遍對我國政府管理活動中的行政管理費居高不下而多有議論，這種現象的后面與高級領導干部退休后仍然享受在職期間的待遇等有直接關系，也給國家財政造成沉重負擔。因此，重新研究制定領導干部的待遇標準，改革高級干部待遇終身制的問題，建立包括官邸制在內的領導干部待遇制度體系，顯得十分緊迫。

三、建立“官邸制”的四點建議

第一，明確實行官邸制的適用范圍和主體資格條件。嚴格意義上說，官邸制并不是從西方國家開始的，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舍”，就是現代官邸制的雛形。居住官舍不僅是一項福利，也是一種政治待遇。自秦漢以來，凡州郡府縣各級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長，都居住在官舍內，并用屋宇式的宅門同以大堂為中心的辦公區域劃出界線。退休離任，官舍大都被收回。官員離任不得帶走任何公家財物。

從國外經驗和我國的實際狀況看，我們認為在我國建立官邸制，首先必須明確實行官邸制的范圍。而確立官邸制范圍也不一定只與官員的行政級別掛鉤，主要是從國家的尊嚴、工作性質、工作需要、有利于廉潔四個原則出發。鑒于此，我們認為合理的中國特色的官邸制范圍宜限定在：一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及其他政治局常委；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二是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書記、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人大主任、政協主席以及法院院長和檢察院檢察長。三是市、縣（含縣級市）兩級的書記、市長縣長、人大主任、政協主席、法院院長和檢察院檢察長。四是異地交流的領導崗位如組織部長、紀委書記、公安廳局長等。如果不屬于異地交流任職的官員，可以執行正常的房改政策，不屬于適用官邸制的范圍。

對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可以實行公宅制。實行公宅制度的官員群體，主要指那些不參加房改的正部級以上的、但又不屬于實行官邸制的那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國家為他們在任職期間提供公宅，卸任后搬出。具體來說主要包括除政治局常委以外的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等。

在確定實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范圍時，有兩個問題至關重要：一是要堅持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也就是從新擔任領導職務的領導干部中實施，原領導人以及離退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可采取自然過度的辦法。二是研究建立原領導職務和新任職務之間的對接機制。比如原來一位參加過部長級房改的領導人如果提升為國家領導人了，那么，可在保留原來房改房的同時，享受國家提供的官邸或者公宅，任期結束后應該搬出。可在保留現行正部級領導干部享受220平方米住房的基礎上，再給予一定的補償。只有這兩個問題解決好了，這項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啟動。

第二，要積極探索異地任職干部“官邸制”的改革路徑。在異地交流任職的領導干部中，最高的只涉及到正部級。鑒于我國正部級以下的領導干部都參加了房改，所以原則上在異地任職入住官邸時，不管其是否帶家屬前往，領導人的原房屋都應該保留。但任職期滿后必須從所住官邸搬出?？紤]到房屋在不同地區間的價格差異很大，對那些從低房價地區交流到高房價地區的領導人，比如進京，就要考慮相應的補償政策，如確保在原地的房屋出售之后，可以容許其在京購買相應面積的經濟適用房。

當然，在實行官邸制的過程中，還可以在地方有一定的靈活性。比如，考慮到未來絕大多數異地任職的年輕領導干部都沒有參加過房改，因此，這些人到新的任職地，就可以有多種解決住房的方式：一是可以選擇由國家提供的官邸。二是也可以自己到市場上按市場價租房或買房，國家提供租房補貼，如果不擔任領導職務后就不能繼續享受租房補貼。三是對一些退休后愿意回原籍頤養天年的官員，國家應該制定相應的鼓勵政策。

第三，對于官邸和公宅，一律由國家統一建造、購買或租賃，并按照嚴格的制度，配置設施和修繕。按照國際慣例，絕大多數官邸和公宅都是免費入住的，即使交費也是象征性的。按照我國的國情，我們認為，對于所有國家擁有的官邸和公宅，實行免費入住較為合適。這些官邸和公宅的內部設施配置和維修，國家要建立統一制度，予以規范。

應該指出，我國過去雖然沒有建立起官邸制度，但國家所擁有的公房的數量還是比較多的。因此，在建立官邸制和公宅制的過程中，首先要按照實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范圍、對象等，明確現有房源；還要對歷史上形成的包括已經離退休的黨和國家領導干部的住房現狀等，進行詳細的統計和調查。只有做好了這些基礎性工作，處理好多方面的關系，才能減少建立官邸制的阻力。

第四，建立嚴格的住房監察制度。為了遏制住房腐敗，在建立官邸制的過程中，要同時建立住房檢查制度。首先要全面清理領導干部的現有住房。特別對那些曾經在多地任職、交流、進京的領導干部的住房情況，進行認真的清理，對多占住房的要限期清退，逾期不退的，除按市場租金標準加倍收取租金外，同時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及程序交由紀檢監察部門嚴肅處理。其次要建立領導干部住房申報制度及住房檔案，加強動態管理。同時要建立和健全領導干部住房腐敗的問責制度，明確住房腐敗的問責對象、程序、內容、方法和責任追究范圍。第三要推進干部住房公開制度，自覺接受社會監督。一方面公開實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范圍、對象、國家對官邸和公宅的配置標準、補貼標準，以及其他級別官員的住房標準、干部購買或建造住房的申報和審批程序以及違規超標占有或建造住房處罰的具體規定等。另一方面要暢通群眾對干部住房腐敗的投訴舉報的反映機制，加大社會監督的力度。

國家行政學院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特色官邸制研究》課題組

執筆：汪玉凱（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2013年7月

（本文系汪玉凱教授授權鳳凰網獨家發布，轉載請注明來源。）

第二篇：于建嶸,汪玉凱：擺脫維穩困局,從脫敏開始.

于建嶸，汪玉凱：擺脫維穩困局，從脫

敏開始

【訪談對象】

于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汪玉凱，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

【先驅語錄】

于建嶸:現在的中國社會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話題和“敏感”時期，甚至把一些國計民生的問題，都搞成了所謂的“敏感”問題

汪玉凱：我們是把群體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達其實是正常的，不應用維穩概念壓倒民眾的利益訴求

【訪談動機】

2010年，“維穩”成為中國政府治理的關鍵詞。每逢重大活動、重要時期，各級政府就會高度緊張起來。比如今年的上海世博會期間、廣州亞運會期間，確保社會穩定都是當地政府的頭號任務。維穩投入的經費更是難以估量。

高調維穩有一個潛臺詞，那就是社會的不穩定。可是，當前的中國社會真的到了極不穩定的境地嗎?不少研究者給予了肯定回答，但是，他們批評的矛頭多指向政府的維穩作為。甚至有學者提出，政府的維穩才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在不少人看來，維穩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員濫用職權、徇私枉法的庇護傘。事實擺在眼前。今年8月發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標，當地政府部門隱瞞檢驗結果的借口，竟然是為了社會穩定。今年9月，河南商城縣蜱蟲疫情導致18人死亡，然而當地政府同樣以維穩為由，拒絕公布死亡者名單……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遷，也名曰“維穩”。

顯然，當前的維穩模式難以持續，“穩定壓倒一切”的觀念需要與時俱進。

過度使用維穩手段適得其反

《國際先驅導報》：近來，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尤其強調維穩。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社會背景?

于建嶸：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的推進，貧富差距、城鄉差距、貧困與不平等、弱勢群體等社會問題逐漸凸顯。群體性事件的快速增長，尤其是更多特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為了應對這些風險，政府往往會采取各種措施維系體制的穩定，并最終形成一種剛性穩定結構。當前的維穩出發點就是維護社會的剛性穩定。

汪玉凱：這是因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在增加，社會內在矛盾突出，呈現被激化的趨勢。群體性事件數量逐年上升。并且呈現出一種明顯的演變趨勢。以前，民眾多數都是為了維權爭利，運用法律手段去爭取自己的權益，后來發展成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再嚴重的泄憤就是引發群體騷亂。

換句話說，群眾利益訴求以前是通過比較溫和的方式，現在卻是通過比較激烈的方式。這樣的社會背景是政府強調維穩最關鍵的原因。

Q：如今政府對維穩工作“很給力”，為何社會反而越來越不穩定了呢?

于建嶸：為了應對這些風險，政府往往會采取各種措施維系體制的穩定，并最終形成一種剛性穩定結構。當前的維穩出發點就是維護社會的剛性穩定。

剛性穩定是以社會絕對安定為管治目標，把一切抗議行為都視為無序和混亂，都要采取一切手段進行壓制或打擊。在剛性穩定的情況下，社會管治的方式總是簡單化和絕對化。

在很多情況下，地方政府還會以“維穩”綁架中央政府。有時，為了“維穩”，哪怕下級政府的行為違法，上級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諒解。可以說，在中國，地方政府以“穩定”為借口侵犯民眾的合法權益、破壞最基本的社會規則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所產生的社會危害十分巨大。

汪玉凱：政府在維穩的過程當中最大的失誤，就是過度依賴警力、依賴外在手段。我認為，這不應該是我們的維穩思路，但是這樣的思路現在卻占據了政府維穩方式的上風。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維穩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

其實，很多社會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出臺的政策越來越有利于富人，越來越有利于壟斷行業，那么工人、農民、打工者等弱勢群體在政策中的博弈能力就會越來越弱。這些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弱勢群體如果沒有話語權，沒有利益表達的途徑，我們的社會怎么可能穩定?

不該把維穩和維權對立起來

Q：國外發生所謂的“群體性事件”，比如今年的法國工人大罷工，以及英國大學生抗議學費上漲等，所在國政府并沒有“維穩”一說。跟中國的情況相比較，當中有何不同?

汪玉凱：在國外，這樣的事件被看做是正常的利益表達，是老百姓的自由，而不是所謂的群體性事件，更沒有所謂的“維穩”概念了。我們是把群體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達其實是正常的，不應用維穩概念壓倒民眾的利益訴求。我認為，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概念比“維穩”概念更好。

Q：這么說來，政府要維穩，民眾要維權，兩者并不是矛盾的?

汪玉凱：表面上二者有沖突，其實二者本質上是一致的。因為，維穩需要在保障老百姓個體權益的基礎上進行，否則維穩就沒有基礎。老百姓是社會的權利主體，國家的主人。政府是為主體服務的，只有維護老百姓的權利，執政才有合法性基礎。在維護個體權益的前提下談和諧，才是真正的和諧社會。維穩以及保障社會秩序是為了打擊破壞公共利益的行為，而不是以損害公共利益為代價。因此，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是維權的目的，二者相輔相成，對建設和諧社會缺一不可。

于建嶸：在社會轉型期，本來應是民眾大量“正?！北磉_意愿的群體行為，卻由于地方政府的“刻意作為”而變成了“非法行為”。政府本來可以處于十分“超脫”的地位，但由于處理矛盾的技巧問題和體制性壓力的影響，而陷入管治困境。后果就是政府要直面這些“非法事件”，沒有任何緩沖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中介組織在矛盾調解和糾紛化解中的作用。

Q：那為何政府當前的維穩方式比較容易采取壓迫式的手段?

汪玉凱：是的?，F在政府在維穩的過程當中過于強勢，不是從政策上的疏導，而是以壓制、出警的方式，造成民眾與政府情緒上的對立，不僅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把問題復雜化?，F在網絡的傳播效應如此之快，很容易把小問題放大。

于建嶸：剛性穩定就是以壓力體制為基礎。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實現當地的靜態安定，為此，不惜采取各種責任追究制，用社會穩定作為地方官員升降的最主要指標。因此，當社會底層的抗爭成為“事件”時，在眾多的責任追究制的壓力下，一些地方執政者驚慌失措，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無原則的收買解決問題。

Q：政府“穩定壓倒一切”的社會治理觀念是不是值得反思?

于建嶸：很長時間以來，我們以“穩定壓倒一切”的觀念來指導工作，現在到了反思這個觀念的時候了。我一直在呼吁，執政黨要反思“穩定壓倒一切”的觀念。這個觀點是鄧小平在國家處于特殊階段時提出來的。同時，鄧也提到了“改革壓倒一切”、“發展壓倒一切”。

而我們現在呢，我們因為“穩定壓倒一切”忽略了其他問題。為了穩定，我們不惜犧牲民生;為了穩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時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來了;為了穩定，我們不惜濫用警力。穩定壓倒一切，它究竟壓倒了什么?壓倒了民生，壓倒了人權，壓倒了法治，壓倒了改革，而穩定卻壓不倒腐敗，壓不倒礦難，壓不倒違法拆遷。

當下中國需要“脫敏”

Q：擺脫“維穩”困局的出路在哪里?

汪玉凱：首先要調整維穩的整體思路，不要認為社會成員的利益表達就是社會不穩定的表現。

其次，維穩的政策本身有可能存在疏漏，以政策調整來整合社會利益格局，實現利益表達，這樣才能化解社會矛盾沖突。

另外，除了利益表達路徑以外，通過制度建設均衡城鄉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格局，不能用二元政策，征地、拆遷等方面的政策也要保證農民的利益，以此來保障社會的整體利益。

于建嶸：現在的中國社會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話題和“敏感”時期，甚至把一些國計民生的問題，都搞成了所謂的“敏感”問題。大家均采取回避態度，不敢正視和討論。事實上，這只是政府的過度反應，也是嚴重的不自信表現。我認為，當下中國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脫敏”。

另外，應該打開司法大門，通過司法方式解決矛盾糾紛。從理論上講，信訪只是包括行政訴訟、行政復議等行政救濟手段之一，而國家的司法救濟才是公民權利救濟最主要的形式。必須看到，試圖用行政救濟替代司法救濟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在客觀上會消解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威這一現代社會治理的基礎。但是，當前我們的法院處境尷尬，“書記管著帽子，市長管著票子，政法委管著案子”。司法地方化現象越來越嚴重。

同時，可以設立專職人大代表，把信訪集中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代表來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并系統地建立民眾的利益表達組織。我發現，人大代表有一個特點，敢于“罵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罵得狗血噴頭，并且對方還不會有太大意見。這就說明了專職人大代表機構可以起到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緩沖作用。

改革可以先從縣開始。比如可以選取幾個縣，改革試驗幾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擴大到省，再試驗幾年。這樣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間”換“時間”。萬一改革失敗了，也不會對大局造成影響。

第三篇：汪玉凱：中央調查高官的同時已開始搜尋接替人選

汪玉凱：中央調查高官的同時已開始搜尋接替人選

2014年08月18日 02:18

來源：京華時報

十八大以來持續至今的反腐風暴，使大批官員落馬，其中不乏眾多副省部級及以上官員。官員落馬后，由此出現的職位空缺如何填補？由誰接替？成為關注的焦點。截至目前，已落馬的40余位副省部級官員的職位，至少有17個已被填補，但仍有不少職位空缺，其中不乏省委常委、地方一把手之類的要職，這也引起了很多網友的擔憂，對此，專家表示，中央本著寧缺毋濫的精神，對選拔繼任者十分謹慎。即使部分地區一把手暫缺，也不會對整體工作產生影響。

原標題：部分一把手暫缺不影響工作運行

十八大以來持續至今的反腐風暴，使大批官員落馬，其中不乏眾多副省部級及以上官員。官員落馬后，由此出現的職位空缺如何填補？由誰接替？成為關注的焦點。截至目前，已落馬的40余位副省部級官員的職位，至少有17個已被填補，但仍有不少職位空缺，其中不乏省委常委、地方一把手之類的要職，這也引起了很多網友的擔憂，對此，專家表示，中央本著寧缺毋濫的精神，對選拔繼任者十分謹慎。即使部分地區一把手暫缺，也不會對整體工作產生影響。

四省常委兩市書記崗位待補

十八大以來，至少已有8名省委常委級官員落馬，如時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統戰部部長王素毅；時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趙智勇；時任海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譚力；時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長杜善學等。此外，還有4名兼任省委常委的市委書記落馬，他們分別是遵義原市委書記廖少華；西寧原市委書記毛小兵；廣州原市委書記萬慶良；昆明原市委書記張田欣。

據公開報道梳理，在上述官員落馬后空下的職位中，除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遵義市、西寧市市委書記已有人選安排外，其他職位仍無人接替。也就是說，上述地區，至少有4名省委常委、2名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的職位無人接替，公開消息中也未有增補信息披露。此外，因高官落馬而空缺的正省部級崗位目前也還有兩個：分別是四川省政協主席（原四川政協主席李崇禧2013年12月被查處）、中央防范和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即國務院防范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主任，原辦公室主任李東生于2013年12月被查處）。

六落馬副省長職四個已接替

據統計，40余名落馬的副省部級以上官員中，至少有6名，是時任地方副省長的官員落馬。他們分別是原湖北省副省長郭有明（2013年11月27日宣布被查）；原海南省副省長冀文林（2014年2月18日宣布被查）；原云南省副省長沈培平（2014年3月9日宣布被查）；原江西省副省長姚木根（2014年3月22日宣布被查）；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長杜善學（2014年6月19日宣布被查）；原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長譚力（2014年7月8日宣布被查）。

在這些人空缺的職位中，湖北、云南、山西三地的副省長職務已經被補位。

此外，海南省其中一名副省長的職位也已有接替者。

據了解，原海南省副省長冀文林今年2月被調查后，海南省5月30日發布任命名單，任命陸俊華為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不料，僅一個多月后，另一副省長譚力即因嚴重違紀被中紀委調查。至今，海南省未再有增補副省長一職的官方消息，在海南省政府網站“領導介紹”欄目中，目前只有5名副省長在列。

人大政協空缺職位少有替補

據不完全統計，落馬的40余名副省部以上級官員中，至少有12人來自政協系統、5人在人大任職。

除2013年12月時任四川省政協主席的李崇禧以正職落馬外，其他人大、政協系統落馬的官員多為副職，如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蘇榮、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天津市政協原副主席、天津市公安局長武長順等。同時，個別已從政協系統退休的官員，也仍舊難逃法網。比如已于2013年退休的湖南省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陽寶華，就于今年5月26日被調查。

但是，這些空下來職位的替補者，公開報道的消息中少有涉及。

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報道，人大、政協職務調整一般在當地下一年召開的人大、政協全體會議上有所變化，但因各省區情況不同，領導職務數量也有所區別。這也意味著，政協、人大中因高官落馬而造成的職位空缺，或將持續到今年底。

部分職位“空降”補位速度快

京華時報記者統計發現，雖然多地官員職位出現空缺，但也有多個省市先后公布了人事任命，部分繼任者是在一定時期后當地官員中擇優提拔。比如，原湖北省副省長郭有明在去年11月落馬后，4個月后的今年3月27日，湖北省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人事任免事項，任命曾欣為副省長。此前，曾欣任湖北省政府省長助理、省政府黨組成員、省公安廳廳長等職務。但郭有明此前分管的國土資源、水利、農業、林業等領域后被打散，由其他副省長分管。

也有一些職位補缺非常迅速，其繼任者則是空降。7月20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長武長順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僅4天后，7月24日，天津市就公布相關人事任免事項，免去武長順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長職務，任命趙飛為天津市公安局局長。公開資料顯示，趙飛赴天津就任前，擔任湖北省武漢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長職務。

此外，今年4月17日晚，中央紀委監察部官方網站公布，華潤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宋林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6天后，4月23日，華潤官網就宣布，招商局集團原董事長傅育寧調任華潤董事長，免去宋林職務。

“一把手”暫缺由二把手主持

在落馬官員空缺的職位中，廣州、昆明兩地原市委書記被宣布免職后，職位分別已空缺51天、36天。而部分地方“一把手”空缺情況更不鮮見。記者了解到，地方“一把手”空缺現象并不少見，時限不定，且空缺原因也并不完全因為反腐，正常工作調動也會導致空缺。如去年12月27日，海南省委原常委、三亞原市委書記姜斯憲調任上海交大黨委書記后，三亞市委書記一職就一直空缺8個月。

在江西省龍南縣，還曾出現過同時長期空缺四大“常委”。去年有媒體報道，至2013年9月3日，龍南縣委常委、組織部長的位置已空缺約兩年，縣委常委、紀委書記空缺約10個月，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空缺約6個月，縣委書記空缺一個多月。但當地官員稱，重要領導空缺期間，龍南未出現不穩定因素，運轉基本正常。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一把手崗位暫缺，并不會對整體工作造成影響。一般來說，一把手職位空缺后，由二把手主持工作，如市委書記空缺，通常市長來全面負責，如果市長空缺，由常務副市長來主持工作。我國官員通常按行政排序確定主持工作的人選后，就算某個崗位暫時空缺，也不會對日常工作有太大影響，“退一步說，如果真的出現大的影響，中央也一定會快速調配人員接任。”

中央對繼任者考察本著寧缺毋濫精神

汪玉凱表示，大力度反腐，導致官員落馬，替補工作還是比較困難的，中央也非常慎重，特別是對于一把手的選擇。

至于部分官員一查之后，其職位馬上就有人替補，汪玉凱認為也很正常。他說，中央對腐敗官員的調查，是早就開始的。在調查過程中，中央也會根據具體情況，在調查同時搜尋合適的接替人選，兩條線同時工作，這邊被查，那邊馬上補上。

據了解，武長順的落馬，就被媒體解讀為帶有明顯的“巡視組印記”。7月8日，中央第五巡視組向天津市進行反饋信息時明確指出，巡視組收到反映一些領導干部問題的線索。12天后，武長順被宣布落馬。4天后，其公安局長職務便由趙飛接替。

“目前的情況整體還是在常態中?！蓖粲駝P說，目前一些重要崗位尚沒有合適的人選，應該是還在具體的篩選中，不一定局限于當地，可能從全國官員中進行調配。汪玉凱說，考察一名領導干部涉及群眾基礎、貪腐問題等多方面，一旦關鍵部分把握不好，可能造成不良影響。“所以在替補官員選擇上中央慎之又慎，哪怕一些職位出現空缺都不要緊，一定不要因為選人不當造成二次的負面影響。”汪玉凱說。

第四篇：樹立婚育新風尚 建立和諧依法行 定西市安定區西川社區 汪玉川

樹立婚育新風尚 建立和諧依法行

為貫徹中共十八大精神，學習2013年全國兩會內容，落實甘肅省定西市政府在3月份啟動的以“堅持依法行政，提倡優質服務，促進幸福和諧”為主題的“人口計生依法行政宣傳月”活動，定西市安永辦與安中辦攜手于2013年3月21日在立交橋廣場舉行了盛大的“人口計生依法行政”宣傳活動。

一、抓宣傳，營造依法行政良好氛圍。在本次宣傳活動中，我們印發了依法行政宣傳資料，其中包括了社會撫養費征收辦法，避孕節育措施雙向選擇協議，誠信計生，陽光計生，關注、關懷、關愛流動人口等資料。其次，向前來參加活動的居民免費發放避孕節育藥具，使更多的人群了解科學知識，接受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明政策，使計生依法行政有據可依。區委宣傳部、組織部共同編纂了《十八大精神政策

法規技術信息問答》，使老百姓們更加明晰國家政策法規。如此一來，將會很大程度的拉近計生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與居民所產生的距離，使服務者與被服務者都進入一個心知肚明，你情我愿的理想狀態。

三、勤落實，將優惠政策最大范圍的惠及民眾。全面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大力落實政策法

規規定的各項計劃生育家庭獎勵、優惠、扶助政策。安永辦計生服務站組織各社區進行孕前優生健康檢查人員信息摸底采集，為后期統一的檢查創造便利條件。鼓勵目前只生育了一胎的夫婦，申請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及時兌現每年的獨生子女父母獎勵費。依法行政是建立法治政府的核心內容，而建立法治政府正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由此可見，作為基層計生工作者，只要我們秉持“忠誠于法律，忠實于人民”的原則為老百姓服務，即就是在全心全意的為祖國人民實現中國夢而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