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現在的中國進入了對家庭教育非常復雜的時代

現在的中國進入了對家庭教育非常復雜的時代，社會里面有標準，家庭里面有標準，而且，這些標準還有可能是錯誤的標準。比如說，我們的標準是要求孩子在班里進前5名，孩子只要能考上北大、清華就算成功，到哈佛、耶魯就更加成功。這雖然是標準，但在我看來，都是錯誤的標準。為什么錯誤，因為它最后變成了家庭的惟一標準。而孩子的成長有很多標準，比如說人品是否高潔是一個標準，個性是否健康是一個標準，做事是否有創造力、想象力是一個標準，有沒有吃苦精神、有沒有勤奮精神是一個標準，有沒有摔倒在地上敢于爬起來的精神也是一個標準。中國現在的社會，把成功限定在一個特別狹小的范圍之內，對孩子們來說考高分，成績好就是標準；孩子五六歲會彈鋼琴，就會得到獎賞。我們中國的成人世界里從不以一個人擁有多少真心朋友作為成功的一個標準，我們成人世界里的標準就是這個人有錢，有地位，有財富。

從我的經歷我想告訴父母，如果你的孩子沒有教育好，在外惹是生非，別人指責你的孩子時就會說：“這個孩子家教不好！”他們不會說老師沒教好，新東方外語沒教好，叔叔阿姨沒教好，人家會說：“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你的孩子沒出息，問題一定出在家庭教育上。孩子長大后出問題，一定是父母種下的根源。孩子的成功與否，與父母對孩子的家庭教育是否正確息息相關。我們教孩子教的是人品和道德，是否把孩子的人品和道德教育好，是孩子一輩子成功與否的關鍵。只要他是被尊重的人物，他的一輩子就會活得特別順利。父母親可以想一下，你們是想做一個倍受歡迎的人，還是一個處處被防范的人？好多家長無形中都在教孩子小家子氣，教孩子占便宜，教孩子怎樣想辦法超過別人，把別人踩在腳下，最后的結果是，孩子不明白在這個世界上怎樣生存。你給孩子什么東西，孩子未來就是什么樣的人。

我女兒學習水平現在處于中等，但我從來不以此作為女兒是否要努力的標準。我和我老婆的教育理念相反。我老婆是女兒不進前5名就會生氣，而我剛剛相反，我女兒第15名我很高興，我每次都會對女兒說：“你看你們班40個同學，你15

名，后面還有25個人，你多厲害！”從孩子一輩子的角度來說，你的孩子分數是好是壞，進北大還是進普通大學，沒有任何的本質區別。真正能把孩子一輩子距離拉大的，是與他為人處事有關系的人品問題。人品的樹立來自于榜樣的力量，父母作為孩子的榜樣是不能逃避的。我們要求孩子的東西沒有效果，是因為父母沒有做到。比如說，家長一邊打麻將，一邊呵斥孩子去學習，孩子當然不愿意學習。當父親說：“老子沒出息，你也想跟老子一樣沒出息嗎？”孩子就會想，你說你沒出息，那打麻將時我看你也挺開心，你沒上大學也挺開心，為什么非要我上大學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樣。但是我在樹立榜樣方面遇到很多問題，我的工作是要用電腦的，但是我打開電腦，我女兒就會以為我在做其他的事情。雖然我對女兒講我是在工作，但是我女兒不相信。沒辦法，后來只要我女兒學習，我就拿一本書在我女兒旁邊看，這樣一來，就有一個規矩感在里面，榜樣起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

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要想一想，我有沒有傷害別人。比如說，我們大人有的時候喜歡在背后說鄰居和同事的壞話，而且說的時候不回避孩子。我跟我老婆就出現過這樣的情況，我們議論東家長西家短，哪個人人品好，哪個人人品不好，哪個人小氣，哪個人不小氣。結果有一次我女兒從學校回來，跟我講她們班哪個同學好，哪個同學不好，哪個同學小氣，哪個同學勢利眼。我跟女兒說不能說同學的壞話，同學天天跟你在一起，她們身上如果有你認為的缺點，你放在心里，更重要的是你要學習同學們的優點。我女兒立刻反問一句:“你跟媽媽在一起的時候，不也議論很多叔叔阿姨嗎？我為什么不能說同學的壞話？”一句話讓我無言以對。從此以后我就跟老婆定了一個規矩，在孩子面前不能議論別人的缺點，一定要說對方的好話。

現在家庭教育要做的頭等大事就是教育孩子有良好的人品，第二就是要進行心情教育。我女兒天生就比較內向，是一個很文靜的孩子，我兒子就很外向，每天都

要爬上爬下好幾次，我女兒做事情慢條斯理，我兒子就比較急躁，這些都是天生的不同。除此之外，孩子的智商也不同，我目前還沒有看出我女兒和兒子智商上有什么不同之處，因為他們年齡差距比較小。我們會發現這樣的情況，在一個班里，有的孩子永遠是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他智商確實高。而我們的孩子不管怎么努力都在中間，甚至后面。在這樣的情況下，家長們應該怎么辦？孩子是有區別的，但是只要你的孩子沒到白癡水平，只要孩子能正常的走進教室上課，就能夠做出重要的大事來。比如胡雪巖只上了兩個月的學，但最后變成了最厲害的商人，而且還心懷大志，這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是中國企業家協會的副會長，這個協會有一千多個企業家，北大清華復旦畢業的還不到二十個，剩下的全是普通高校畢業的，甚至還有的是農民、工人、大專生、中專生等等，但他們都成為了成功的企業家。所以教育只能決定人生的一部分，不能決定一切。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假如你的孩子是全班最后一名，你怎么對待你的孩子呢？大部分家長的反應都是打一頓或者罵一頓。孩子明明知道自己錯了，但是沒有辦法，他就考了0分你怎么辦呢？你還不斷的傷害他，到最后他可能就不學了。我建議家長朋友們站在長遠的角度上去想一想，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到底有多少差距。難道沒上大學孩子一輩子就沒出息了嗎？絕對不是！就像我剛才說的，只要把孩子教育好了，不管做什么都是有出息的。我可以舉自己的例子。在高考的時候，我第一年沒考上，第二年沒考上，第三年才考上了。我用了三年的時間和我的同學拼了一年，我在北大畢業的時候，我們全班50個同學，我是全班倒數第五名，但成績并沒有阻礙我做成自己的事業。

人的成長是一輩子的事情，絕對不是你在小學、大學所得的分數決定的。分數對于孩子來說很重要，但是不能因為孩子分數低就認為孩子沒出息。請家長一

定要改一改判斷成功的標準。孩子分數高是成功的標準之一，但是千萬不要把它當作是必然的標準，更不能當做是惟一的標準。否則你的孩子就會受到無數的傷害，因為任何一次考試只有一個第一名。如果一個班里有40名學生，難道除了第一名，其余的39個孩子都是笨蛋嗎？都是失敗者嗎？絕對不是！所以我有一種自我解嘲說法：其實當第一名也確實不容易，因為他走得很辛苦，往前面一看，一個追趕的人都沒有，往后面一看，全班都在追自己，追的自己半死不活，所以第一名沒有什么好當的。當最后一名多幸福呀，往前一看，都是被自己追的半死不活的人，往后一看，一個追自己的人都沒有，你想這種生活多瀟灑呀！

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人品教育，其次是心情教育，第三是鼓勵教育。最后一點，家長要讓孩子學會吃苦。

第二篇：全球已經進入了數字化時代

全球已經進入了數字化時代，數字化正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科技、全球經濟和教育改革，高等教育不能錯過數字化這個新的戰略機遇，更不能錯過數字化的時代。由西南交通大學與中國科學報社聯合主辦，信息數字化領域專家參與的“創新 聯盟 應用大數據高峰論壇”于10月20日在西南交通大學舉行。本論壇深度聚焦數字化革命浪潮下，創新、聯盟、應用大數據的前瞻性思維、戰略主旨、方略與舉措，旨在對數字化戰略實施作出積極貢獻。本報刊登論壇上的專家發言，以饗讀者。

西南交通大學校長徐飛：

數字化是世界和高等教育發展的戰略機遇

數字化正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科技、人類生存方式和全球經濟變革，強力實施數字化戰略，持續將學校改革與發展推向縱深，這里提出三方面意見。

一是充分認識數字化是世界和高等教育發展的戰略機遇。第一，數字化引發了技術范式的革新。數字化的本質是數字化技術，是一種技術范式的創新革命，為通信、計算和存儲等開辟了一條全新的科學問題解決路徑，為信息化的實現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第二，數字化帶來了人類生存和生活方式的變革，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生存方式——數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數字化技術的廣泛應用正在引發一場范圍廣泛的產品革命，數字產品正在主導著人類的生活。第三，數字化推進了經濟的大轉型，數字化使信息不僅是通信聯絡的紐帶，而且已經成為生產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極大地推動了全球經濟大轉型。第四，數字化顛覆了傳統教育的發展模式，以慕課（MOOCs）為代表的新興數字化技術的廣泛應用和井噴式爆發，為高等教育帶來了一場革命風暴，顛覆了傳統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手段，實現了在線學習與課堂討論的有效融合；數字化教育兼顧了班級制教學和個性化教學，最大限度地促進個性化學習；數字化技術使大學治理層級更加扁平，促進教育管理方式的再造和優化。

二是推進數字化戰略是學校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戰略舉措。數字化時代所有高校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學校要勇于搶抓數字化戰略機遇，科學謀劃，力爭實現非線性、超常規的跨越式發展；同時，致力于大學的根本使命——人才培養，探索建立數字化育人模式，切實提高育人質量。數字化戰略作為以知識生產、價值發現、文明融合展示學術競爭力、科技創新力和思想影響力的重要抓手，是學校實現彎道超車、跨越發展的重要舉措。

三是強力推動數字化戰略。第一，正確認識學校推動數字化的戰略意圖和戰略意志，數字化戰略不是貼標簽、趕時髦，是學校追趕世界科技前沿的必然選擇，與師生學習、生活、工作、科研、教學息息相關，且人人可為；數字化除了投入，更重要的是謀劃好、實施好，使投入能產生溢出效應。第二，實施數字化育人，切實肩負大學人才培養的根本使命。實施數字化育人，核心是探索建立數字化育人新模式。要改革教學方式，加大推進學校MOOCs課程建設力度，逐步試點推進“翻轉課堂”及“混合式教學”模式；要注重人才培養過程，利用分析大數據，開展全過程、全方位、全員育人。建立學生從入學、學習、生活、就業與職業發展等數據檔案，助力教育教學改革。第三，利用數字化實現學科交叉、融合與再造，持續提升學術競爭力。結合學校學科特色與競爭優勢，深度推進理工交叉、文理滲透、醫工結合、四位一體協調發展，全方位、多領域、深層次地進行學科交叉、融合與再造，衍生或派生新的學科方向，增強現有學科發展能力與活力，持續提升學校的學術競爭力。第四，開展大數據研究，大力提升學校科技創新力。通過大數據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使學校成為具有國際知名度的大數據研究重鎮。要加強計算機科學、數理統計學、圖形設計學、人機交互學等方面的基礎研究，培養數據科學家。開展大數據基礎理論、前沿技術與核心裝備研究與研制，引領世界科技發展前沿。要主動與政府、行業企業和科研機構等合作，建立戰略聯盟。要凝練應用研究方向，尤其需要注意立足學校特色，占領軌道交通領域制高點。第五，實施數字化戰略，不斷提升學校思想影響力。深化和優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范式，激勵人文社會科學學者通過大數據挖掘，使人文社科的研究成果更加直接地服務國家與經濟社會發展，實現思想價值的有力傳播和文化力量的大力彰顯。第六，加強支撐保障，奠定數字化戰略實施的堅實基礎。一是加強硬支撐，完善校園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二是加強軟支撐，實現學校內部所有數據的共享，這些數據是巨大的無形資產，可直接服務教學、科研。三是順應數字化技術浪潮，實現管理數字化和管理再造，提高管理效能。

科技部原黨組成員、科技日報社原社長張景安：

創新驅動戰略與大數據

第一，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是實現中國夢的關鍵。雖然我們創造了30年高速發展的奇跡，但目前我國高端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與日本和韓國等鄰國相比，世界級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新性大企業仍不夠多，世界知名品牌也不夠多。只有通過創新驅動戰略才能改變這一現狀，從而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提升，從大國向強國過渡。

目前我國創新中有三個難點，即壟斷、融資難和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在創新過程中還存在“四多四少”，即面向國內的多，面向國際的少；考慮眼前的多，考慮長遠的少；模仿山寨多，獨創少；創業多，創新少。第二，自主創新不僅要尊重其規律和特點，還需要一個文化建設過程，進一步加強創新文化建設已經成為我國推進自主創新戰略的當務之急，主要包括：弘揚創新文化要增強原創意識；處理好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協同創新的關系；正確看待技術溢出問題和低收入陷阱問題；增強危機意識，鼓勵開放意識；培養創新人才是關鍵，全球化時代我們需要世界的力量，同時還要面向世界文化，大學生是創新人才的后輩，因此，我們必須培養懂得中西方文化與思想的人才，涌現和凝聚一批科學巨人和世界級科學大師，這才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關鍵。

大數據驅動產業創新，影響世界。2012年，聯合國公布了大數據白皮書。白皮書指出，大數據是一次歷史性的機遇，是先進生產力的重要基礎。大數據將成為重要的數據資產，分析數據的能力將成為企業最為核心的競爭力。數據滲透到每個行業領域，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未來對數據的占有和控制將成為陸權、海權、空權的另一種國家核心資產。

同時，大數據也存在三點缺點：一是數據孤島，標準不一，信息系統數據無法兼存；二是安全，尤其是能源、金融、電信的核心安全；三是所有權，社會行為的數字化、消費的數字化以及對人的分析，都可能造成人身傷害。

因此，我提出四點建議：第一，大大提高數據的存儲、整合與處理能力，使數據庫、數據挖掘、云計算的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第二，完善數據安全隱私，對數據的所有權、使用權、知情權采用法律界定；第三，推進應用，使得大數據的價值在應用中得以實現；第四，培養引領世界的大數據創新與發展一流人才和團隊。

國家“千人計劃”學者、西南交通大學金融大數據研究院院長李維萍：

數據科學的利用

2009年，美國開放Data.gov網站，所有美國公民可以查到政府在財經、安全、能源、交通運輸等各方面的數據。兩年后達沃斯發布“大數據，大影響”，包括正負兩方面，負面則是數據安全問題。數據安全是目前頗受關注的問題，或許會成為以后十大重要專業之一。

2012年3月，奧巴馬政府宣布投資2億美元啟動“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提出大數據的研發對強化美國國土安全，轉變教育學習方式，加快科學工程領域的創新和對社會的日常生活改變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針對此計劃，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NSF)、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國防部（DOD）、能源部（DOE）、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地質勘探局（USGS）6個聯邦機構共同提高收集、存儲、保留、管理、分析和共享數據的核心技術，支撐大數據開發和應用所需的人才和經費。2012年，聯合國發布了《大數據政務白皮書》，指出大數據對于聯合國和各國政府來說是個歷史性的機遇，人們可以使用極為豐富的數據資源，對社會經濟進行前所未有的實時分析，幫助政府更好地響應社會和經濟運行。2012年中國工信部發布《互聯網“十二五”發展規劃》，同年9月18日，中國科技部印發《中國云科技發展“十二五”專項規劃》，都把大數據技術作為一項重點予以支持。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將金融體制改革定為未來十年發展的重中之重，未來中國的金融業將依賴智慧數據分析，開發金融業務與金融服務創新。2013年12月1日，中國計算機學會發布《中國大數據技術與產業發展白皮書》，旨在推動學術界和業界的大數據發展。2014年5月1日，美國白宮發布《2014大數據白皮書》，大數據為美國經濟、健康衛生、教育、國土安全、能源開發利用提供難得機遇。

大數據的新特性在哪里？按結構上的特性，大數據可分為結構化數據（海量查找、統計與更新）、非結構化數據（圖片、視頻、符號、郵件、文檔等）、半結構化數據（變為結構化數據，依照非結構化數據存儲）。大數據不是隨機抽樣而是全部樣本，從統計走向概率；不問因果而看相關。大數據還具有“4V”特性，即：量大（Volume，存儲大、計算量大）、繁雜（Variety，來源多、格式多)、高速（Velocity，增長速度快、處理速度要求快）、價值（Value，海里撈針、全新方法)。大數據是資產，最早來源于電話、網絡、信用卡，匯集數據對科學發展與進步至關重要。資本市場的tick數據的急劇增長，使得原有數據管理、統計方法和金融機制不能適用。

在尋找新方法和待解之謎的新發現時，數據扮演著重要角色。即使是解釋亂作一團的數據失敗，也對科學發現有重要意義。不受規劃的數據帶來巨大的好處，連企業也常常青睞。有耐心有遠見，不為大數據而大數據，要切記大數據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這里不得不提到一本書《計算機方法簡述》，Naur在里面首次提到數據科學，他提出從不可能處獲得數據是未來科學發展的一個部分。

數據科學與金融有什么關系？中國有6.32億互聯網用戶，全球有20億人生活在數字世界。扎克伯格，也就是Facebook的CEO，他今年推出一個全球合作計劃，尋求更新更廉價的電腦、更高效的數據軟件和全新的商業模式。只有6000Facebook市值為1900億元，名員工，他們沒有固定資產，有的只是擁有的用戶數據。怎么給數據估值？這是對現代數據金融一個巨大的挑戰。大數據市場今年已創造51億美元，估計到2015年將達到321億美元，2017年將達到534億美元。國際發展高級委員會呼吁進行“數據革命”，增加數據的數量與質量的可獲得性和可使用性，倡導政府、統計部門、全球和地方非政府組織、學術和研究機構、私企通過新形式合作，使數據更易管理和使用。西南交通大學金融與大數據研究院的成立是在各方努力下促成的，希望能夠整合資源、協同科研、分享方法、多方位合作。在此也呼吁政府成立大數據研發協調中心，建立大數據風險管理機制，每年發布與大數據相關的年報（白皮書）。

IBM 大中國區政府與公共事業部技術總監文金言：

大數據社會的前瞻性思考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大數據仍處在初始階段。盡管企業和媒體對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表現了極大的熱情，但科技和社會學者應當對此保持清醒，并對已經面臨的和將會出現的問題有所準備。

今天數據積累的速度遠遠超過數據能被處理和能被利用的速度。2013年產生的數據中只有約22%有可能被用作分析，但結果只有5%實際被分析。照目前數據產生的速度，預計到2017年，全球又會積累超過四倍于今天的數據量。結果導致存儲設備、數據中心快速膨脹。縱向累積的、缺乏多維度關聯的數據的確越來越大，但這并不是“大數據”，而只不過是“數據大”而已。

在我們剛剛步入大數據社會時，應當對大數據作一些前瞻性思考。這些思考應當以數據為源頭、以人類為終點。

當人類讓數字講話、把決策權更多地移交給“大數據”時，第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數據的質量。“垃圾進、垃圾出”這句話早在50年前就被用來描述自動化處理數據時的質量問題，今天此話依然有效。研究表明，知識工作者平均花近一半的時間在尋找數據、驗明數據、修正數據、剔除不靠譜的數據。數據質量問題可能發生在收集、存儲、處理、傳輸和分享整個過程中的任何一個環節，但第一個關口仍是數據錄入端（記錄或采集口）。大多數情況下，數據輸入端很少知道數據使用端為什么需要這種數據，用這些數據做什么。當使用端發現問題時，除非是系統性問題，大多被隨手解決，少有追根溯源，從源頭糾正問題。

那么數據的質量如何保證，誰應對質量負責呢？解決數據質量的問題，更多的是在管理不在技術。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把數據質量的管控權更多地轉給使用端（業務條塊），建立數據“原料方”和“生產方”之間的直接的客服關系，形成制度和方法從數據源頭和元數據層面控制質量。大數據社會要求人們學會用一種全新的方式打量這個世界，工具、技術、技能和人才缺一不可。要及早部署和投資在以下方面：

數據分析工具和軟件平臺：人工智能（AI）技術，自然語言處理、模式識別、機器學習、預測分析、數據熔煉、信號處理和元數據管理等等；大數據要求同時在數

十、數百，甚至數千臺服務器中進行大規模并行運算的軟件，目前使用的大多數關系數據庫管理系統、桌面數據庫和可視化軟件包已很難滿足需求，因此仍需關注MPP數據庫、分布式文件及分布式數據庫的發展。

數據分析人才和算法模型：培養訓練會使用大數據分析語言工具，如ECL、Cassandra、Hadoop、Hive、MongoDB等的人才只是整個需求的表層。再深入一層，要讓大數據發揮作用，跨行業顧問、分析師和有行業經驗的編程人員缺一不可。圖形及視覺表展現在人機對話和數據表達層作用極大，但融合技術和藝術、能將抽象形象化的語言、工具及人才尚不多見。沒有數學模型很難想象如何“大”數據，數據只有通過算法模型才能被電腦解讀，但數學模型只能逼近現實，無法百分之百與現實重合。對于解讀數據關聯的隱喻而言，這些模式非常有用，但必有局限性。所以如何建立能精準模擬世間萬物的數學模型，是集理論研究與應用開發的重要地帶。

進入大數據時代，一個“大”字很容易掩蓋一切。現實情況是，我們可用的數據越來越多樣化，但其中大部分的數據是人們在只知其來源不知其如何產生、質量被如何管控的情況下而使用。因此，要想讓人們信賴基于大數據的決策，對所有數據源提前測試和試驗必不可少。不管數據是大是小，真實可靠最重要。只有逼真的模型、精準的分析，才能體現大數據的價值。過去沒有數據是瞎子摸象，現在數據太多是大海撈針，瞎子摸象和大海撈針的結果相差無幾。大數據容易使人們的關注點從因果關系移動到相關關系。它的結果常常能幫助人們回答“是什么”而不是“為什么”。膚淺的使用大數據，有可能引導人們止步于探究事件背后的深層原因，滿足于了解現象之間的聯系，并利用這種聯系得出是對非對的解讀。綜觀世界所有政府，他們既是最大的數據收集使用者，又是保護隱私的最高管理者。實現真正的數據共享是大數據騰飛的基礎，主管部門應該多多關注數據開放和共享的規則、公民信息安全和隱私的保護。

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面臨諸多挑戰：技術挑戰會出現在從信息搜索、數據捕捉、存儲、傳輸、共享、分析直到可視化全過程。另外，必須面對大數據對社會人文的挑戰。法律層面，更開放的網絡會帶來更多的數據竊用、濫用和非法監控。一旦強大的新型數學數據工具出現，如何控制它不會被用在惡意方面。人文倫理層面，在數據越來越多地獲得否決權的數字社會，如何對待人的經驗積累和直覺判斷？大數據技術日新月異，我很高興看到西南交大已不失時機地建立中心開設課程，聯合院校精英迎接大數據時代的到來。

來源：《中國科學報》(2014-10-30 第7版 專題)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4/10/293481.shtm

第三篇：5、專家講座整理 《漢字進入了簡化字時代》學習心得

5、專家講座整理 《漢字進入了簡化字時代》學習心得

2010年10月13日下午，我在理教113教室聆聽了蘇培成先生關于漢字簡化的講座，之后又學習了人民網上發布的蘇先生的文章《漢字進入了簡化字時代》，獲益匪淺，感想良多。我的專業是古典文獻，理論上說古文字學應該是我的基礎課程，但這門功課我學得并不好，而“現代漢字學”更是完全不懂。不過這并不妨礙我對于漢語言文字學的興趣，盡管只是在很淺的層面上，達不到一定的理論高度。近年來利用業余時間參與了一些高中語文教學的實踐活動，常常涉及語言文字方面的問題，自己也對相關問題進行了一些淺層次的思考。此處結合蘇先生的文章寫成札記若干。

一、關于漢字的性質及其優缺點

蘇先生的文章一開始先討論了“漢字的性質”：“漢字是形音義的統一體，字形包含有字義的信息，便于傳遞豐富的漢文化。可是漢字字數繁多、結構復雜，給學習和使用帶來不便。”這句話簡明扼要地指出了漢字的性質以及優缺點。

關于這個問題，尤其是漢字的優點和缺點，蘇先生的文章講得很清楚，此外很多專家學者也都有專門的論述，我沒有什么新的見解，此處就不贅述了。這里主要想說說自己在教學實踐中對這一問題的感受。

我在教學中常跟學生們說，雖然現在進入了網絡時代，都用電腦輸入了，但大家還是要盡可能多動筆寫字。在電腦上輸入英文和輸入漢字不同：英文只有26個字母，只要經過簡單的學習，你在動筆時就不大可能忘記其中的一個字母怎么寫。同時，英文是表音文字，會讀，基本就會寫。但漢字不同，我們現在輸入漢字采取的主要是拼音輸入法（因為它比五筆輸入法更容易掌握，這可以作為拼音文字比漢字容易掌握的佐證），但會讀遠遠不意味著會寫。因為漢語基本音節數量少，同音字多，而且漢字字形比較復雜，形近字多，這也增加了識記的難度。

關于漢語里同音字的統計，我查到了幾組數據：一個是呂叔湘先生《語文常談》中提到的：“現代漢語里同音字特別多。普通話里有字的音節大約1200多個，一般字典、詞典收字大約8000～10000個，平均一個音節負擔七八個字。當然不可能?平均?，有許多音節只有一個字，有不少音節有十五六個字，《新華字典》（1962年版）里zhì這個章節有38個字，外加9個異體字。”（1）新課標語文選修教材《語言文字運用》里的說法和呂先生比較接近：“普通話中一共有1200多個音節（算上不同聲調的區別）。但是漢語里的字卻要比這個數量多得多。如果按1萬個漢字計算，那么每個音節平均也要負載8.3個漢字。這說明漢語中的同音現象是無法避免的，是一種正常的語言現象。”（2）另一個是在網上查到的，文章的作者稱“以《新華字典》第10版所收漢字為調查對象，以EXCEL電子表格為統計工具，對字典中所收的漢字進行了一網打盡式的統計”。統計的結果：漢語共有基本音節（不含聲調的音節）415個。這415個基本音節共擁有8684個漢字（多音字重復統計），平均每個基本音節擁有漢字20.9個。此外，漢語共有標準音節（帶聲調的音節）1319個。這1319個標準音節共擁有8684個漢字（多音字重復統計），平均每個標準音節擁有6.58個漢字。其中有50個以上漢字的標準音節共有4個，分別是yì，72；xī，67；bì，52；yù，51，占所有音節的1.25%；只有1個漢字的標準音節共有248個，占所有音節的18.8%。（3）兩組數據，前者為估算，后者為精確統計，結果有一定差別，但所反映的問題都是一樣的，就是漢語里的同音現象。

由于同音或者音近而寫別字，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常犯的錯誤。比如一次課堂練習，我的一些學生就在嶄露頭jiǎo（）、談笑風shēng（）、鳩占què（）巢等題目上“一chóu（）莫展”。如果再碰上音近又形近的來湊熱鬧，比如“好高wù（）遠”和“趨之若wù（）”，到底哪個是“騖”哪個是“鶩”，區分起來就更是頭疼。（這兩個字不僅現代人頭疼，古人也分不清楚，兩個字在時代稍晚古書中有通用的現象，但從兩個字的形符來看，說是通用，其實應該是誤用。）

寫別字的原因，刨掉偶然因素之外，我認為主要有兩條：第一是沒有意識到“漢字是音形義的統一體”，確切地說是忽略了不同字形區別意義的功能，對于很多同音字，我們是可以做到“據形辨義”“據義推形”的。第二，學習語文時只滿足于會讀，懶得動筆，以至于常常提筆忘字。甚至有些學生學語文就只是默看，感覺差不多眼熟了就行，讀都懶得讀，于是連很多字念什么都不明確，一下筆更是錯得不著邊際。2009、2010兩年，我都參加了北京市的高考閱卷，閱的都是主觀題，在我看過的試卷中，一眼看不出錯別字來的大約不足三成。比如非常簡單的“貢獻”二字，有把“貢”寫成“供”的，有把“獻”寫成“現”的，還有兩個字一起錯的。再如“伏筆”的“伏”，有寫“輔”的，有寫“浮”的，有寫“佛”的，有寫“俘”的；“鋪墊”的“鋪”，有寫“撲”的，有寫“輔”的，有寫“捕”的，“墊”，有寫“店”的，有寫“甸”的，有寫“塹”的，有寫“塾”的。至于“線所”“報達”“潛服”“借薦”“吊魚”“豎敵”“高瞻遠囑”“一世同仁”“不則手段”“呈上啟下”等，更是讓人看得哭笑不得。

值得注意的是，同音字多，字形復雜又常常被作為漢字的“罪狀”提出來，以至于有人認為拼音文字的優越性要遠遠高于漢字，甚至主張走漢字拼音化的道路。這種說法的出現是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思想根源的，最初堅持這一說法的人，到后來觀點上也有一些變化。以呂叔湘先生為例。呂先生在1946年發表過《漢字與拼音字的比較》一文，以主客談話的方式闡述了自己對于文字改革的意見，極力贊成拼音字，措辭也很激烈。這可以認為是新文化運動中魯迅、錢玄同等人激進思想的延續。而在1983年這篇文章收入《呂叔湘語文論集》時，呂先生補記道：“校對時重讀這一篇，覺得如果現在來寫這個題目，論點不會有大改變，但是措辭會兩樣些。”（4）實際上呂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寫成的《語文常談》中，也談到了同樣的問題，語氣已經不那么激烈了，比如涉及漢字的缺陷，只是說“漢字為漢語服務也并不那么盡善盡美”（5）之類，但在談到漢字改革時仍然認為“簡化漢字只是一種治標的辦法”，“要真正解決問題還是得搞拼音文字”（6）。而再看呂先生1987年1月6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漢字和拼音字的比較》，與30年前的文章討論的是同樣的問題，甚至連標題都基本相同，篇幅短小得多，觀點也顯得十分平和：“漢字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拼音字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其實無論是漢字還是拼音字，它的優點和缺點都分不開，有這么個優點，就不免有那么個缺點。而且，漢字的優點恰好是拼音字的缺點，漢字的缺點也就是拼音字的優點。”下文又分別羅列了漢字與拼音字的優點和缺點，最后在文章末尾總結道：“我把漢字和拼音字的利弊得失做了一番比較。算起總賬來，究竟哪個合算？這可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也不作結論。我本來就沒有這個打算。”（7）我在課后也向蘇先生提出過關于漢字拼音化的問題，蘇先生的回答很含蓄：“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是大不可能的，但以后的事情不好說。”我基本認同呂叔湘先生20世紀80年代末的意見：“語言文字本身沒有優劣之分，任何優缺點都是相對的，世界上沒有一種文字可以盡善盡美，至于同音字多、字形復雜，這是漢字固有的特點，如果非說是缺點的話，那也是與漢語的超越時空和區分同音語素的優點相伴生的。在這個問題上，很難說到底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因為無法量化，也沒有哪個部門敢打保票，說漢語改用拼音文字國民生產總值就一定能上漲多少多少。我們現在所要做的，首先應該是加強學習，正確、規范地使用漢字。”

二、漢字發展變化的總趨勢是由繁到簡

蘇先生的文章里又談到了“漢字發展中的新舊交替”，其總趨勢是由繁到簡。這一點非常重要。而且這一點可以有力地駁斥近年來甚囂塵上的主張“恢復繁體字”的論調。持此論調者認為繁體字更能反映漢字表意的特點，如果照這么說，最能反映漢字表意特點的當然是甲骨文和金文，那我們為什么不恢復到甲骨文和金文去而僅僅止步于繁體字呢？文字是語言的載體，它的功能是記錄和傳播語言，在其功能不受影響的前提下，書寫簡易應該是其最重要的需求。

從漢字的發展歷程來看，從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再到隸書、楷書，象形程度不斷降低，而書寫則基本上是越來越簡易的。裘錫圭先生在總結漢字發展過程中的主要變化時說：“古文字所使用的字符，本來大都很像圖形。古人為了書寫的方便，把它們逐漸變成用比較平直的線條構成的、象形程度較低的符號……隸書寫起來，要比古文字方便得多。由古文字變為隸書，應該看作漢字形體上最重要的一次簡化。從表面上看，楷書對隸書的改變似乎不大。但是楷書的筆畫書寫起來比隸書更加方便，所以由隸變楷也是一次重要的簡化。”（8）裘老在這一段話中多次使用了“簡化”“方便”這樣的詞，非常明確地向我們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為書寫方便而進行的簡化是漢字發展的大勢所趨，古往今來皆如此。裘老是古文字學界的泰斗，通過對漢字發展變化規律的總結，明確指出“漢字形體上的變化主要是簡化”（9），同時也肯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字改革工作。（10）而《文字學概要》整本書的書稿，除了因為解釋字形的需要所必須使用繁體字的地方之外，都用簡化字抄寫而成，也可以看作是裘老支持文字改革的身體力行。由此看來，提倡“恢復繁體字”的人，不是有文化，而是書讀的少卻愣充有文化罷了。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簡化字，其實絕大多數是古已有之。我在閱讀古籍時就常常看見一些原以為是當代才出現的簡化字形，開始覺得很奇怪，后來看多了才釋然。有些學者為了探究現行簡化字的來龍去脈，以1986年新版《簡化字總表》為準，從《總表》的第一表、第二表中選取388個字頭（含簡化偏旁）進行了現行簡化字的溯源研究。這項研究所得出的數據如下：現行簡化字始見于先秦的共49字，占所選388個字頭的12.63%；始見于秦漢的共62字，占15.98%；始見于魏晉南北朝的共24字，占6.18%；始見于隋唐的共31字，占7.99%；始見于宋（金）的共29字，占7.47%；始見于元朝的共72字，占18.56%；始見于明清的共74字，占19.07%；始見于民國的共46字，占11.86%；始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截至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公布）的1個字，占0.26%。研究結果令人信服地證實：現行簡化字絕大多數來源于歷代的“俗字”和“手頭字”，即歷代簡體字；有一些來自草書和行書；還有一些竟還是“古本字”，比它們的繁體的歷史或“資格”還要老得多。（11）由此也可以看出，刪繁就簡是歷朝歷代對于文字的一致追求。

關于漢字變化發展的趨勢，還要附帶說到另外兩個問題。

第一，漢字總體來說是按照由繁到簡的趨勢發展，但在這一過程中也會偶有繁化的現象。裘老指出：“字形繁化可以分成兩類。一類純粹是外形上的繁化，一類是文字結構上的變化造成的繁化。”（12）當然，后一類主要是加旁字，有人認為加旁字的出現是順應漢字發展的“區別律”（13），但裘老認為“我們應該把這種加旁字的出現解釋為文字的分化或漢字字數的增加，而不應該解釋為字形的繁化”（14）。我認為裘老的觀點更有道理。裘老又把純粹外形上的繁化分為兩種：一種是為了明確字形以避免混淆，如古文字中的“肉”和“月”、“上”和“二”、“玉”和“王”的書寫形式太過接近，容易混淆，因此要繁化加以區別；一種是書寫習慣上的變化，但使用了一段時間之后都被淘汰。這里還應該補充一種，就是周有光先生所說的“主要是由于美化作用，在看來太樸素的符號上面加一些裝飾線條，例如印章文字之類”（15）。6年前我修沈培老師的“文字學”課程時，沈老師就舉過一個金文中“用”的例子，“用”字的上方加了一個鳥形，但除了裝飾之外并無意義。我們當時戲稱之為“有個鳥用”或“有鳥無用”。

第二，漢字是否應該繼續簡化？蘇先生的文章指出：“我們說?漢字進入了簡化字時代?，并不意味著今后要大量簡化漢字。漢字的形體應保持穩定，正在使用中的簡化字也要保持穩定。今后，對漢字的簡化應持謹慎態度。至于要不要繼續簡化漢字？如果要簡，什么時候簡？怎么簡？都要考慮實際有沒有需要，并且經過認真的研究，征求各方面的意見然后再做決定。”現在確實有一種圖省事、胡亂生造簡易字的風氣。李家浩老師在開設“《說文解字》導讀”課程時就舉過一些例子（恕我實在想不起來了），這些都是文字使用中的不規范行為，應該予以糾正。但其中某些簡化會不會在將來成為正體字，用蘇先生的話，“以后的事情不好說”。

三、推行簡化字是一種現實關懷

蘇先生討論簡化字的合理性，是從兩個角度入手的，一是漢字演變的規律，二是現實使用的考慮。漢字演變規律的問題上面已經談過，而“簡化字易學便用，有利于普及教育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這一點，更是可以從現實的角度駁斥“恢復繁體字”的論調。

蘇先生在文中列舉了大量的事實，說明了簡化字的合理性和優越性。首先引用了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里的話：“方案公布后，兩年來，簡字已經在報紙、刊物、課本和一般書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大家稱便，特別是對初學文字的兒童和成人的確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河南一位老師向小學生介紹簡字，說?豐收?的?豐?字今后可以簡寫成三橫一豎的?豐?字，孩子們高興得鼓掌歡呼。天津一個工人說，?盡、邊、辦?這三字學了半年了，總記不住，這回簡化成?盡、邊、辦?，一下就記住了。李鳳蓮同志有個弟弟，在家鄉種地，寫信給李鳳蓮同志訴苦，說農民普遍感到漢字難學。農民常用的一些字，像?農民?的?農?，?穀子?的?穀?，?麵粉?的?麵?，?麥子?的?麥?，還有?雜糧?這兩個字，這一類字都不好寫。李鳳蓮同志給他弟弟寄了一本簡化漢字的書去，他弟弟高興極了，回信說?這些新字好學得多?，還埋怨他姐姐為什么不早些給他寄去。簡體字是要比繁體字好學好寫，因此包括工人、農民、小學生和教師在內的廣大群眾熱烈歡迎簡字，這是很自然的事。”“我們應該從六億人口出發來考慮文字改革的問題，而不是從個人的習慣和一時的方便來看這個問題。”“我們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首先應該把漢字簡化這項工作肯定下來。”此外，蘇先生也談到了繁體字在掃盲運動中的具體功績：“解放初期，我國的文盲占全國人口的80%。用繁體字掃盲十分困難，學來學去，認識的還是那幾個筆畫少的字。農民說：?政府年年辦冬學，我們年年從頭學。?這種現象直到推行簡化字后才有了改變。1964年，我國在進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13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32%。漢字簡化對掃除文盲起了積極的作用。”

我認為，這不僅僅是簡化字與繁體字的問題，而是學者的現實關懷問題。有人認為，學術不能完全為現實尤其是現實政治服務，這是有道理的，學術應該有它獨立的、超脫的一面，但學術也不能完全脫離現實，脫離人民，尤其是語言文字這種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際工具，對于它的研究如果脫離了人民的生活，那還有什么意義呢？漢字的簡化正是站在人民大眾的角度來考慮的。那些叫囂著“恢復繁體字”的人，真正考慮過中國十幾億人的識字問題嗎？

當然，近年來也有一些專家學者也討論過繁體字的問題，比如蘇先生文章中引用的《季羨林老人談國學》一文。又如我前兩年聽過一次吳小如先生的題為“學習古典文學應該懂點文字學”的講座。吳先生指出了很多涉及古代文史方面的文章由于不通繁體字而鬧的笑話，后來竟把矛頭直指簡化字，當時不覺得有什么，事后想想，有些過激了。專家學者們所討論的，其實就是呂叔湘先生討論過的“識繁寫簡”的問題。呂先生在《簡論“識繁寫簡”》一文中說：“已經會使用簡體字的人，再認識幾個繁體字，是好事，是錦上添花。但是如果說織錦必須把花也織進去，不能有素錦，那是沒有道理的。”（16）蘇先生的文章也說：“推行簡化字，并不是說要廢止繁體字。在中國繁體字使用了上千年，有大量的傳世文獻，這是一筆了不起的財富，不能輕言廢止……小學生中只有極少數人長大以后會去從事文史哲考古等需要使用繁體字的工作。至于哪些人將來會去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在小學階段是無法預知的。讓小學生在學習規范漢字以外去學習繁體字，是把極少數人將來的需要擴大到全體小學生，必然會加大小學生學習的負擔，加大社會的負擔。對于那極少數從事傳統文化研究的人，確定專業方向以后再去學繁體字也不遲。”這種說法是很合理的。專家學者們在提倡繁體字的時候實際上只是針對從事傳統文化研究的人，而更為廣大的社會群體尤其是中小學生并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或者只是鼓勵部分人去學習一下相關知識，而不是要把繁體字推行到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去。至于那些認識幾個繁體字就覺得自己特有文化，于是提倡大家都來使用繁體字的人，則是徹頭徹尾的不靠譜，無須理會。

這里也談一點我的個人經驗。從我個人的教學經驗出發，引入一些關于繁體字形的講解（實際上最終引入的是甲骨文、金文、小篆的講解，而不是繁體楷書，不過繁體楷書有時可以作為過渡。），尤其是象形字和會意字，可以增強課堂的趣味性，使學生開闊眼界，加深對知識的理解。這是語文教育工作者了解一些文字學常識的必要性。但要說到讓學生們把繁體字當作日常的交際工具來掌握，那就是大可不必的了。周有光先生說：“中國大陸推行的識字方法是：以?簡體?為?正體?，以?繁體?為?舊體?。小學生只學?簡體?，不學?繁體?。中學以上可以根據需要，學習或多或少的繁體字。大陸的經驗是：識字由簡而繁、由易而難、由少而多、由今而古，是利多而弊少的漸進方法。?刪繁就簡?是人類一切文字的共同發展趨向。”（17）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我剛上大一的時候，古代漢語和中國古代史課程的老師都對繁體字的學習提出了要求，不僅要會認，而且要會寫。這個要求我是能夠理解的，會寫實際上是對會認的加強和鞏固，而并不是要求我們真正把它使用到交際中去，正如現在有些鉆研古代文史的人也喜歡寫舊體詩和文言文，實際上都是為更深入地閱讀和理解古人的作品服務的。繁體字難認難寫，這是對于一般人來說的，即便對于專業人士，就算寫起來沒有什么難度，但比寫簡化字浪費時間卻是不爭的事實。我學習了繁體字之后，也嘗試著使用繁體字做課堂筆記、讀書筆記以及眉批，后來發現實在太慢，有時候甚至會不自覺地改回簡化字來。不僅是我自己，我身邊不少古典文獻、漢語史專業的同學也有過類似的經驗。這也證明了漢字簡化是大勢所趨。

四、關于繁體字和異體字的問題

我是古典文獻專業的，平時的專業閱讀是以繁體文獻為主的，自己也寫一些繁體字，有時候由于課程作業和文章發表的需要，也會在電腦里錄入一些繁體字，有時候不記得切換回來，就會無意中使用繁體字和他人在網絡上交流。比如北大未名BBS，在我之前，似乎沒怎么見過有人用繁體字發帖的，但是由于那段時間我在BBS上比較活躍，很多人看了覺得新鮮，甚至說“好看”，于是也用繁體字發帖，一時間成為一種時尚。我是這種風氣的始作俑者，應該檢討。最糟糕的還不是打繁體字，而是胡打繁體字。有些同學對于繁體字沒有什么認識，只是覺得新鮮、好玩，使用的輸入法的繁簡轉換功能又很低級，所以會出現很多讓人哭笑不得的錯誤。比如“鬆樹”“皇後”“中文係”“古人雲”“嶽飛”“餘秋雨”等。呂叔湘先生也曾說到類似的問題，舉出了不少有趣的例子。（18）其實這種事情在今天實在是層出不窮。我這里也舉一件我遇到的事情。北大有個社團叫“國學社”，有一次該社的社長大人在未名BBS上發了個帖子，原文如下：

大傢好！

本週六，我們很榮倖聯繫到著名的國學大師，人大國學院名譽院長、中國紅學會會長、原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馮其庸蒞臨，為我們座談國學。馮老先生享譽海內外，學識淵博，這次光臨北大，為我們國學社同學講學，非常難得。希望大傢珍惜，屆時踴躍參加。

時間：本週六 上午10：00－12：00

地點：北大南門東150米，資源東樓地下一層，走廊盡頭，010房間

人員：歡迎國學社同學及其他北大感興趣同學參加，由于受場地侷限，人數不能超過30人。非國學社同學慾參加，請報名到……謝謝！

這個帖子也集中反映了現在網絡上某些人胡亂用字的問題，簡單地說，問題有三個：

第一，繁簡混用。主要內容是繁體字，而“地點”一欄冒號之后用的都是簡化字。

第二，異體字的使用。文中的 “週”“蒞”“屆”“侷”都是《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刪汰的字，應該寫成“周”“蒞”“屆”“局”。

第三，繁體字的誤用。“傢”“倖”和“慾”的使用簡直讓人笑掉大牙。這三個字現在分別被簡化成“家”“幸”和“欲”，但不是所有的“家”“幸”和“欲”都得還原成“傢”“倖”和“慾”。“傢”只用于“傢具”“傢伙”這樣的詞里；“倖”一般用于“僥倖”“寵倖”這樣的詞里，“榮幸”無論如何都不能寫成“榮倖”；“慾”則是嗜欲、欲望的意思，表達“意圖、想要”的意思只能用“欲”。如果把這三個字的意思落實，這個帖子里簡直充斥著不恭敬甚至是色情的內容。

這就是所謂的“熱愛國學”？字都沒認全呢。其實，全寫簡體字有什么不好嗎？難道全寫簡體字就顯得“沒文化”了嗎？由此可見，漢字的規范化真是任重而道遠啊。

第四篇：當今世界已進入了以文化為核心的時代

當今世界已進入了以文化為核心的時代。就農村合作銀行來說，在硬件和產品趨于同化的今天，同業的競爭已不只是效益規模的競爭、資產質量的競爭，更是戰略思維、經營理念、管理文化的競爭，而這種競爭的核心就是企業文化建設。如果一個金融企業沒有自己的強勢企業文化，必將在競爭中處于劣勢的地位。農村合作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實質是一種獨特的競爭優勢，是企業不斷創造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要想獲得核心競爭力，保持可持續發展的競爭優勢，我認為其結果的實現關健離不開一個“軟環境”——企業文化。就像植物離不開土壤一樣，農村合作銀行的發展離不開企業文化的建設。

企業文化是企業的靈魂，而使命目標、價值觀是企業文化的核心。在我們向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現代金融企業邁進中，建立充滿生機與活力與活力的新型企業文化，重塑價值理念，實現共同愿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激烈變化的市場競爭環境中，作為企業發展戰略的組成部分，企業文化必須強化市場觀念、效益觀念、競爭觀念、信息觀念、人才觀念、信譽觀念、服務觀念、使之與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相適應。善于吸納合理的營養，優勢互補，為我所用，相互融合，不斷創新，建設“合金”型的企業文化，牢牢把握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建設與股份合作制改革相適應的農村合作銀行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形神合一”，企業的“形”包括一切外在的東西，包括企業制度、流程、策略、組織結構、責權體系、領導風格、產品等，而“神”則是指愿景、價值觀、使命、精神、經營理念等這些指導企業發展的思想。

農村合作銀行所有的管理人員，既要注重企業文化的建設，也要加強對企業文化的管理。應當懂得如何影響企業文化，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使員工的個人目標與企業的最終目標相一致，充分發揮員工的創造思維能力，建立起一種有機的、高度柔性的、橫向網絡式的、符合人情的，能持續創新發展的企業文化，推動股份合作制改革順利進行，以達到使農村合作銀行進入良性發展軌道的目標。一是以政策輿論、理論、價值、生活方式等全方位導向來提高員工的思想素質，引導員工認同企業價值觀、企業倫理道德和企業風尚。二是靈活運用、灌輸引導與自我教育相結合、思想教育與行為規范約束相結合、情與理相結合、社會塑造與自我塑造相結合等激勵方式，把企業信念、企業精神傳遞給員工，升華員工情操、提高員工素質，從而實現農村合作銀行核心競爭力的全面提升。

企業文化作為一種管理理論和管理方法，其內涵是十分豐富的，建設的的途徑和方法是多種多樣。農村合作銀行在打造企業文化時，要同企業的經營管理結合起來，圍繞打造“一流隊伍、一流管理、一流服務、一流效益”這個主題，定期對企業文化進行審視、分析、再造和提高，并根據發現的問題，及時提出改進意見和新的目標，以指導企

業文化的創建，使企業文化建設始終處于一個動態的過程，從而保證企業具備持久的競爭力，真正提高農村合作銀行的綜合實力和核心競爭力。

第五篇：對現在中國的教育制度的一點看法

對現在中國的教育制度的一點看法 作家韓寒的出現和走紅無疑是對現在中國的教育制度的一種極大 的諷刺！應試教育不知埋沒了多少人才，摧毀了多少幼苗。雖然現在 在大力推廣素質教育，但是真正認真去做的學校有多少呢？升學率仍 是學校考慮的首位目標，為讀書而讀書仍是學生不得不做的事。可以 毫不客氣地說，中國的教育已經變質！學校培養的不再是人才，而是 一批批的考試機器而且綜合素質越來越差！中國的教育應該借鑒美國 的一些方法，注重培養能力而不是分數！更重要的是要從人才的錄取 方式入手來改革！不是一味的看文憑、看學位，應當看專業能力，個 人的特殊才能。中國的教育界人士該清醒了！特別是那些手握大權的 “教育名人”和名校校長們該清醒了！別再光說不練了，這關系到中 國的未來啊！

“減負”是近幾年比較流行的字眼，其原本的目的無疑是好的，但最近似乎有點“變質”了！看看開學的時候“書城”的火暴生意就

可以知道了，原因很簡單：學校響應教委的號召，為了減輕學生的負 擔而少買了一些輔導書，而相對的考試題目卻一年比一年難、一次比 一次刁，造成了學生不得不自己擠出時間去購置輔導書。這種“減負” 實在是太可笑了！好象減去的是學校的負。真不知道那些所謂的教育 家和考試命題者是否“腦袋里有些貴恙”！？

為什么現在申請出國讀書的人那么多、并且越來越低齡化？原因

也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教育制度的極不合理！！知識內容的陳舊、教學方式的落后都是這“極不合理”的體現方式。比如：現在已經是

21世紀了，不懂電腦知識可以說是“半文盲”，于是各中小學都紛紛 開出了電腦課程。可是再看看教材，教的是“DOS ”“WINDOWS3.1” “WINDOWS95 ”！天哪，在IT的發展速度以六個月更新一次（有可 能更快）的時代還在教5-10年以前的東西！類似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這樣一來人才外流也就不足為奇了。中國人歷來有“浪費”的陋習，（雖然我們常口口聲聲說勤儉節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人才浪費、資源浪費、時間浪費的情形幾乎處處可見。現在的教育制 度也可以說是在浪費，它浪費的是國家的資金和青少年的寶貴青春！中國教育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緩！并且不是象“變質”了的“減負” 那樣的形式主義！再次重申：這關系到中國的未來！

以上是鄙人對現在中國的教育制度的一點看法，有意見者歡迎相 互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