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江蘇省昆山市張浦鎮南吉山村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江蘇省昆山市張浦鎮南吉山村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姓名：鈕明菲

文學院漢語言文學（3）班

學號：2012060527

摘要：筆者作為昆山人，通過多方了解并對昆山市張浦鎮南吉山村的農民收入分配問題現狀進行調查，針對本市i農鄉差距全國各地迥異的情況，為當地農民的收入增長提供可行性的建議。

一、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概況

目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可以從多個方面反映出來。

（一）從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來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

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為2:1，1995年為2.72:1，2001年為

2.92:1，2003年進一步擴大到為3.23:1，2005年約達3.22:1。可見，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經到了社會承受的極限。

（二）從基尼系數來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社會公平程度嚴重失衡。1978年前我國城鄉居民收的綜合基尼系數約在0.20～0.24之間，但此后城鄉居民收入的綜合基尼系數開始拉大。1990年為0.343，1995年為0.389，2000年后達到0.417。

（三）從城鄉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來看，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進一步拉大，也表明收入差距的擴大。1978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是267元，城鄉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比例為2.9：1。2002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擴大到5713元，城鄉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比例為3.29?s1。可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更為明顯。

（四）從恩格爾系數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差距很大。表明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1978年城鄉之間恩格爾系數的差值不高于4.5個百分點，2002年擴大到8.5個百分點。2003年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7.1%，已達到了國際通行標準的富裕階段，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則為45.6%，仍處在剛剛擺脫溫飽階段。

就總體而言，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并且不同地區之間農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較大。

二、昆山市概況 昆山地處江蘇省東南部，位于上海與蘇州市區之間，北至東北與常熟、太倉兩市相連，南至東南與上海嘉定、青浦兩區交界，西與蘇州市吳江區、吳中區以及蘇州工業園區接壤，目前是江蘇省3個試點省直管縣（市）之一，不過行政區劃仍屬于蘇州，且干部管理、統計口徑等仍由蘇州市代為統籌。東西最大直線距離33公里，南北48公里，總面積927.68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積占23.1%。昆山是“百戲之祖”昆曲的發源地，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最強縣級市，連續多年被評為全國百強縣之首。2010年9月，昆山與維也納、新加坡等5城市獲該年度聯合國人居獎。

三、張浦鎮概況

張浦，東鄰國際大都市上海，西依歷史文化名城蘇州，位于昆山市版圖中心，北接國家級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區和中心城區，南接昆山南部生態旅游片區，是長江三角洲對外開放的重要城鎮。2001年由原張浦、南港、大市三鎮合并而成，鎮域面積109.4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5萬，其中戶籍人口6.9萬，轄9個社區居委會、16個行政村。

張浦歷史悠遠流長，文化底蘊深厚。境內的趙陵山遺址被考古界譽為“中國土筑金字塔”，名列“92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第四，也是江蘇首獲此項殊榮。神秘的姜里太極水村，集水鄉之美、道教之靈、民風之純于一身，水中有島、島上有村，形如八卦，風景如畫。張浦歷史上先后出現過馬先覺、鄔景和、徐南復等一批歷史名人，近現代還養育了不少革命先輩和英雄人物。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交融中，張浦充滿著生機和活力。

四．南吉山村情況

位于張浦鎮東南部，盛產大豆、水稻、山芋等農副產品；

通過調查：南吉山村平均每農戶人口4人，有效勞動力2人，戶主年齡大多數在30歲—55歲，家中基本沒有有外出打工人員，農作物種植種類多，但每種農作物的種植量都不大。

通過對調查數據的分析，我們總結出南吉山村農民收入的現狀，主要有：

1、農作物種植并不是南吉山村農民主要的收入來源。相當一部分農民選擇自辦小型工廠或進入工廠打工，收入為1600-1800，工資較高但工作繁雜且工作時間較長。

2、選擇外出務工的農民人數極少，安土重遷。大多數外出務工者選擇在昆山城區工作，一小部分選擇在上海工作，極少前往其他省市。

3、飼養小型家禽如鴿子，鵝等補貼家用

4、農民的支出流向相對集中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問及農民收入支出的流向情況，統計結果如下：有14人選擇將收入首先用于擴大和發展生產；同時還有9人選擇購買耐用消費品；27人選擇了建房。通過對結果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南吉山村的支出流向較為集中

全市農村居民收入穩步增長，消費水平繼續提高，生活條件不斷改善，精神生活日趨輕松。

1.消費結構優化。農村居民消費結構日趨優化，表現為：服務性消費支出增加，主食消費比重下降。與此同時，各種文化娛樂設施日益完善。

2.恩格爾系數下降。居民購買食品支出占消費支出的比重必然會愈來愈低。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用恩格爾系數來衡量居民生活的標準：40-49%為小康，30-39%為富裕，29%以下為最富裕。2003年本鄉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7%，比1998年的41.7%下降了4.7個百分點，屬于富裕。

3.家庭設備檔次提升。經濟的快速發展，創造了充分享受生活的條件和機會，絕大多數農村居民家庭中，許多高檔設備如彩電、空調、冰箱等等都已屢見不鮮，10%的家庭擁有電腦或汽車。

五．影響農民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因：

農產品價格波動對于農民收入影響過大

在調研中，我們了解到對于那些沒有穩定工資收入的農戶來說，家庭經營收入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他們全年的收入，所以糧食價格問題顯得格外突出，因為它能對農民的收入產生較大的影響，而政府對糧食價格所采取的政策則直接決定著對農民的農業收入。當地農民沒有好的售糧渠道，大部分農民是等收購糧食的小販來到村里，以小販給出的低價出售自己的糧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給農民增收帶來影響。

六．農村發展狀況

1、農業結構調整穩步推進

1.糧油作物面積和總產繼續減少。雖處于魚米之鄉，但極少數農民選擇種植水稻等糧食作物，而是選擇種植大豆，青菜，韭菜，南瓜，山芋，芹菜，西紅柿，慈姑等蔬菜，每種蔬菜只種一畦，不用于增加日常收入，只用于自家日常消費

2.花卉、苗木發展迅速。

3.特種水產效益上升。我市充分利用水鄉的優勢，大力發展水產養殖業，努力打造品牌優勢，陽澄湖大閘蟹已產生品牌效應。

2、農業標準化生產大力發展

農業標準化示范基地建立。2003年全市建立農業標準化示范基地4個，其中：水產類2個，果蔬糧油類2個，已被蘇州市批準并在實施中。

無公害農產品發展迅速。2003年全市新發展無公害農產品生產基地13個，其中：蔬菜基地4個、果品基地3個、水產基地6個

3、利用外資步伐加快

一些大的農業外資項目進駐我市，農業利用外資的步伐加快。有太陽休閑農業俱樂部等休閑觀光綜合農業項目。

4、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日趨完善

農村最低保障制度、農村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農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構筑成我市的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使我市30多萬農戶在養老、就醫方面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農保全面實施。

5、農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七．南吉山村發展帶來的問題

1.小時昆山真是小橋流水，水鄉天堂，江南魚米數不盡，現在由于大量農村小型工廠的開辦，污染問題越來越突出，土地，河流，空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對下一代的教育問題。村里的小學已經停辦，凡上小學的孩子需坐一個半小時的公共汽車去張浦鎮念書，更別提初高中了。

八．面對客觀存在的城鄉收入差距差距如何看

應該說，合理且適度的城鄉收入差距是貫徹黨和國家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重大方針的必然要求，對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有利于克服平均主義。改變那種“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狀況，使那些對社會貢獻較大的人得到相應的收入報酬，更好地發揮收入分配的激勵作用。

二是有利于尊重和保護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會的勞動，鼓勵海內外各類投資者在我國建設中的創業活動，保護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三是有利于鼓勵知識創新和科技創新。允許知識、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能更充分地調動廣大科技人員創新的積極性。

四是有利于發揮多種經濟成份的積極作用。比如，改革開放后，許多先富起來的人們，大都把資本轉向投資建廠、辦企業。而資產一旦進入經濟運行的大系統，就會帶來國家稅收增加，就業渠道擴大，國家財富總量增長，從而有力地促進國民經濟發展。

九．對于解決城鄉收入差距的合理化建議

政府可以在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中發揮重要作用：

1.徹底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

2.積極推進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3.繼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4.嚴格控制農村人口的過快增長.5.加大財政對農村的支持力度。改善農村的教育狀況和衛生醫療條件，提高農村的公共服務水平。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共收入轉移制度，促進農村各項事業的健康發展。

6、做大做強特色經濟。

7、完善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招商引資力度。

8、農村的減負以及教育扶持的力度應不斷加大。

十．結語

本村地處長江三角洲，臨近上海，蘇州，氣候適宜，地理環境優越，有利于農產品的生產。臨海臨長江，交通發達。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的個人收入在快速增長，致使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為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只要有計劃的發展，南吉山村必將迎來更為美好的明天。

i

第二篇：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若將各種因素都計算在內的話，城鄉平均貧富差距要達四倍、五倍甚至六倍。差距、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十分迫切，必須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一樣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分配差距呈現“窮降富升”：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正呈現全范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最高的與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說：“從統計數據看，近幾年窮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長，但考慮到他們在消費支出上的差異，大量貧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漲價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現危險的‘窮降富升’兩頭拉大趨勢。”

房地產、礦產、證券成為暴利行業：

有關專家認為，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土地、資源、資本———這3種生產要素發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房地產、礦產、證券等成為“最賺錢”的暴利行業，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間站到社會財富的頂端。

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也被少數人占據、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國產煤大縣山西左云，記者了解到，近年來這里誕生了數以百計、身家億萬的“煤老板”，但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還低400多元。“資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劇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教授說，這與我國礦產資源產權制度缺失有很大關系，突出表現在資源價格成本構成不完全，資源稅額低、開采成本低、不承擔環境恢復責任等，這是“煤老板”超常致富的“秘訣”，也是分配手段調節失靈、貧富差距拉大的“癥結”。

許多專家還認為，近年來，資本市場的“火熱”表現，尤其是投機性投資行為的盛行，也進一步強化了資本財富的累積效應，拉大了資本收益與勞動收益、實業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沒錢”的局面。而且，資本與土地、資源三者之間互相拉升，加劇了貧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

清華大學教授魏杰、陜西省社科院副院長石英等人說，長期以來，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一直存在著“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聰明才智和勤奮勞動，而是靠“搶身份”和“搶行業”。如果能“搶”到電力、電信、石油、金融、煙草等壟斷行業，或是“搶”到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身份，就等于“搶”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階層。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機關公務員退休金水平是企業的2.1倍，事業單位月均養老金是企業的1.8倍。

專家們認為，這種依賴于政策保護和資源壟斷的“權力分配”，有悖于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嚴重侵害了個人發展權，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業、不同群體間造成收入懸殊落差的同時，也在人們心里劃上了一道深深的鴻溝。

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爭搶“吃皇糧”，甚至出現千余人競爭一個公務員崗位的現象。同時，壟斷行業的高工資也屢屢遭到質疑。專家認為，國家應通過多個途徑，減輕“權力決定收入”的消極影響，平復社會失衡心理。收入分配五花八門。

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國民大量“隱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會財富底數不清。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07年曾發表過一項研究，推算當時每年至少有4萬億元以上的不規范“隱性收入”。還有專家認為，目前我國工薪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只有1/3，國家能夠監控的只有“白色收入”，這意味著大量收入脫離了所得稅調節范圍，游離于監管之外。

專家認為，腐敗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擾亂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場調節失靈，再分配領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該用于低收入群體的資金通過非正當途徑轉移到權力相關者手中，加劇了分配不公；二是導致個人收入無法核清，制度設計失去基本前提；三是處于既得利益集團的腐敗分子，有能力、也必將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攔路虎”。

分配面臨“十字路口”：

“雖然現在社會對貧富差距的忍受力比過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加劇的勢頭，后果可能不堪設想。”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去年我國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結構重塑都進入了關鍵階段。拉美國家的實踐證明，這一階段尤其要防止出現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差距拉大以及社會動蕩。

有關專家認為，要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需盡快啟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多管齊下、各方配合的原則，結合深層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設計系統的改革方案。

第三篇：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若將各種因素都計算在內的話，城鄉平均貧富差距要達四倍、五倍甚至六倍。

專家認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己經走到亟須調整的“十字路口”，縮小貧富差距、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十分迫切，必須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一樣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

一分配差距呈現“窮降富升”：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正呈現全范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最高的與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說：“從統計數據看，近幾年窮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長，但考慮到他們在消費支出上的差異，大量貧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漲價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現危險的?窮降富升?兩頭拉大趨勢。”

房地產、礦產、證券成為暴利行業：

有關專家認為，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土地、資源、資本———這3種生產要素發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房地產、礦產、證券等成為“最賺錢”的暴利行業，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間站到社會財富的頂端。

不可再生的礦產資源也被少數人占據、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國產煤大縣山西左云，記者了解到，近年來這里誕生了數以百計、身家億萬的“煤老板”，但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還低400多元。“資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劇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教授說，這與我國礦產資源產權制度缺失有很大關系，突出表現在資源價格成本構成不完全，資源稅額低、開采成本低、不承擔環境恢復責任……這是“煤老板”超常致富的“秘訣”，也是分配手段調節失靈、貧富差距拉大的“癥結”。許多專家還認為，近年來，資本市場的“火熱”表現，尤其是投機性投資行為的盛行，也進一步強化了資本財富的累積效應，拉大了資本收益與勞動收益、實業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沒錢”的局面。而且，資本與土地、資源三者之間互相拉升，加劇了貧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

清華大學教授魏杰、陜西省社科院副院長石英等人說，長期以來，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一直存在著“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聰明才智和勤奮勞動，而是靠“搶身份”和“搶行業”。如果能“搶”到電力、電信、石油、金融、煙草等壟斷行業，或是“搶”到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身份，就等于“搶”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階層。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機關公務員退休金水平是企

業的2.1倍，事業單位月均養老金是企業的1.8倍。

專家們認為，這種依賴于政策保護和資源壟斷的“權力分配”，有悖于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嚴重侵害了個人發展權，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業、不同群體間造成收入懸殊落差的同時，也在人們心里劃上了一道深深的鴻溝。

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爭搶“吃皇糧”，甚至出現千余人競爭一個公務員崗位的現象。同時，壟斷行業的高工資也屢屢遭到質疑。專家認為，國家應通過多個途徑，減輕“權力決定收入”的消極影響，平復社會失衡心理。

收入分配五花八門

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國民大量“隱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會財富底數不清。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07年曾發表過一項研究，推算當時每年至少有4萬億元以上的不規范“隱性收入”。還有專家認為，目前我國工薪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只有1/3，國家能夠監控的只有“白色收入”，這意味著大量收入脫離了所得稅調節范圍，游離于監管之外。

專家認為，腐敗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擾亂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場調節失靈，再分配領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該用于低收入群體的資金通過非正當途徑轉移到權力相關者手中，加劇了分配不公；二是導致個人收入無法核清，制度設計失去基本前提；三是處于既得利益集團的腐敗分子，有能力、也必將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攔路虎”。分配面臨“十字路口”

“雖然現在社會對貧富差距的忍受力比過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加劇的勢頭，后果可能不堪設想。”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去年我國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結構重塑都進入了關鍵階段。拉美國家的實踐證明，這一階段尤其要防止出現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差距拉大以及社會動蕩。

有關專家認為，要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需盡快啟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多管齊下、各方配合的原則，結合深層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設計系統的改革方案

第四篇：關于城鄉貧富差距現狀社會實踐調查報告

關于城鄉貧富差距現狀社會實踐調查報告

這個學期,為了比較深入的了解社會,鍛煉自己,老師要求我們完成一篇關于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社會實踐調查報告。經過近一個學期的調查和多年來耳濡目染所接觸的社會現實，我決定對我國目前城鄉貧富差距現狀進行一次實踐調研。

中國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從“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社會走到了一個開放、發展、充滿竟爭積極向上的社會，同時也帶來了開放社會中所固有的矛盾，廣大人民群眾已明顯感覺和意識到了貧富差距的存在及其嚴重性。我國現階段存在著較多類型的貧富差距，主要有城鄉貧富差距、東西貧富差距、群眾性貧富差距、政策性貧富差距等。其中城鄉貧富差距是一個綜合性的貧富差距，它綜合地反映出我國貧富差距的深層次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在我國各個社會群體利益格局被重新調整的過程中，分配不公現象日益突出，社會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在上海、天津、青島等大城市，盡管“天價豪宅”和“棚戶區”之間往往僅有一墻之隔，但“有錢人”和低收入群體居住區域的界定和劃分已經越來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也日益顯現。

現在，我將從我國城鄉貧富差距的表現、原因、解決方法幾個方面談談我的實踐調查報告結果。

城鄉貧富差距的表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步拉大，綜合各類居民收入來看，基尼系數越過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自2000年開始，我國的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317，2006年則升至0.496。據最新調查結果，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8，大大超出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進入了分配不公平區間，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這意味著，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統計顯示，總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額僅為4.7%，而總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總收入的份額高達50%。這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2006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組(4567.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組(1182.5元)的7.2倍。

城鄉貧富差距的原因：

首要的原因是制度缺陷。主要表現在分配制度、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監督制度幾個方面。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新的分配機制，雖然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鄉空間地域在市場化等方面的顯著差異,城鎮居民從中受益較多而農村居民從中受益不大,結果在客觀上也起到了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我國實行的個人所得稅稅制,目前稅制不規范,個人所得稅難以發揮調節社會貧富差距的作用；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面低。因此,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國不斷拉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加劇；監督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相對滯后,許

多非市場因素在發揮作用,導致各種違法行為、非法獲取暴利的活動以及尋租行為的出現,形成非法收入。這些非法收入,破壞了正常的分配關系, 這也成為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次是政策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政策的城市偏向和政策上的財富分配不平等。政府在執行就業、資金投入、財政稅收政策、教育及各種醫療社保和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實行“城鄉分治”,優先發展工業和城市的政策,為促進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而以犧牲農業發展和農民利益為代價,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將資本從農業轉向工業。同時,農民承擔的負擔有增無減,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有升無降,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分析了城鄉貧富差距的表現和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最后，我想談談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

我認為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有以下一些：首先，加強農村基礎建設，為農民建立起市場中心和交流中心，加快信息流通。因為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的城鄉分割，無疑也將進一步拉大城鄉居民在科技文化素質和綜合能力上的差距，形成信息時代的兩種公民，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環境和條件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支撐起來的將是一個是衡的社會。其次，在政策上應積極保護農業，擴大農業投資。我國現階段，農民幾乎不能享受到國家政策上的什么優點，農業沒有特殊性可言。因此也很難會有特殊的發展，這些都需要政府在政策上有一些大量的投資。再次，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調節城市居民的高收入，農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把農民、農業、農村中蘊藏的巨大潛力煥發出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增加，才能真正使中國穩定，政通人和；只有農民增加收入，減輕負擔，才能保持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的多樣化，發揮民族特色，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最后，應該提高農民素質，加強農民教育，在農村中建立各種各樣的培訓班和學習班，進一步擴大義務教育。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對農村的調整和發展，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國城鄉貧富差距一定會縮小。

第五篇：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城鄉貧富差距現狀調查報告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若將各種因素都計算在內的話，城鄉平均貧富差距要達四倍、五倍甚至六倍。

專家認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己經走到亟須調整的“十字路口”，縮小貧富差距、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十分迫切，必須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一樣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

分配差距呈現“窮降富升”：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目前我國的收入差距正呈現全范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最高的與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體間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

房地產、礦產、證券成為暴利行業：

有關專家認為，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土地、資源、資本———這3種生產要素發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房地產、礦產、證券等成為“最賺錢”的暴利行業，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間站到社會財富的頂端。

許多專家還認為，近年來，資本市場的“火熱”表現，尤其是投機性投資行為的盛行，也進一步強化了資本財富的累積效應，拉大了資本收益與勞動收益、實業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沒錢”的局面。而且，資本與土地、資源三者之間互相拉升，加劇了貧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決定腰包”的怪現象：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機關公務員退休金水平是企業的2.1倍，事業單位月均養老金是企業的1.8倍。

專家們認為，這種依賴于政策保護和資源壟斷的“權力分配”，有悖于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嚴重侵害了個人發展權，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業、不同群體間造成收入懸殊落差的同時，也在人們心里劃上了一道深深的鴻溝。

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爭搶“吃皇糧”，甚至出現千余人競爭一個公務員崗位的現象。同時，壟斷行業的高工資也屢屢遭到質疑。專家認為，國家應通過多個途徑，減輕“權力決定收入”的消極影響，平復社會失衡心理。

收入分配五花八門，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國民大量“隱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會財富底數不清。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2007年曾發表過一項研究，推算當時每年至少有4萬億元以上的不規范“隱性收入”。還有專家認為，目前我國工薪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只有1/3，國家能夠監控的只有“白色收入”，這意味著大量收入脫離了所得稅調節范圍，游離于監管之外。

專家認為，腐敗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擾亂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場調節失靈，再分配領域又形成“逆向分

配”，使本該用于低收入群體的資金通過非正當途徑轉移到權力相關者手中，加劇了分配不公；二是導致個人收入無法核清，制度設計失去基本前提；三是處于既得利益集團的腐敗分子，有能力、也必將成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攔路虎”。分配面臨“十字路口”

“雖然現在社會對貧富差距的忍受力比過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貧富懸殊和分配不公加劇的勢頭，后果可能不堪設想。”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去年我國人均G D P已接近3700美元，經濟發展轉型和社會結構重塑都進入了關鍵階段。拉美國家的實踐證明，這一階段尤其要防止出現經濟增長停滯、貧富差距拉大以及社會動蕩。

有關專家認為，要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需盡快啟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多管齊下、各方配合的原則，結合深層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設計系統的改革方案

縮小城鄉消費差距的對策分析

1．堅持和強化支農惠農政策，努力增加農民收入，為擴大農民消費奠定基礎 收入是消費的基礎。只有不斷增加農民收入，才能擴大農民消費。圍繞農民持續增收，積極建立現代農業和非農產業基本經營形式，發展富有創意，具有高效益的休閑農業、生態農業和景觀農業；加快農村小城鎮建設和二、三產業的發展。鼓勵農民進入小城鎮發展和創業，借鑒浙江經驗、制定優惠政策。

2、完善社會保障，繼續建立城鄉銜接、公平統一的社會福利制度。

努力探索建立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救濟制度。與城鎮比較。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個薄弱環節。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是對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建立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體系．讓農民真正脫離“貧困”。對待子女上學的問題上．應適當對農村居民的子女給予適當的補助。

3、大力改善和優化消費環境。

當人們的消費達到較高水平以后，消費質量的高低，將基本取決于消費環境的優劣。改善消費環境，是擴大消費需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條件。一是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生態平衡，治理環境污染；二是要在政府加大投資的同時，動員社會力量擴大民間投資，把改善農村消費環境的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做成各級政府的“民心工程”，如電網改造、電視廣播、郵政通訊、信息網絡、農村醫療衛生網點建設等等，積極為農村居民提高生活消費質量創造條件。

4、加快消費信貸發展的步伐。

通力大力發展和規范消費信貸，可以將廣大消費者的潛在購買力轉化為現實購買力，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產品大量生產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推動經濟快速發 展，同時也進一步提高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擴大內需歸根到底是要轉變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這既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客觀要求，也是改善人民生活質量的客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