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影視權屬

編者按

我國影視行業中因作品署名混亂引發的版權糾紛并不少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行業的健康發展。但目前，相關行政法規尚未對何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制片者做出明確規定，影視作品的署名尚無統一行業標準，影視作品著作權權屬的確認成為司法審判中的難點，引發業界探討。

影視作品屬于著作權法規定的電影或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在實踐中通常是指電影和電視劇作品。影視作品的創作不同于一般作品，投入成本較大，制作過程復雜，最終通過影院、電視臺等渠道來發表傳播，并受到國家廣播電影、電視行政管理制度的約束。目前，由影視作品署名混亂引發的影視作品權屬爭議屢見不鮮，如何確認此類作品著作權權屬尚存爭議。

影視作品署名混亂

一般來說，對作品作者的確認是根據作品上的署名，作者即為著作權人。但影視作品署名情況較為混亂，如電視劇《小魚兒與花無缺》的正版光盤署名有：總監制、總策劃、制片人、出品人、總制片人（以上均為自然人姓名），特約制作、聯合攝制、出品承制（以上署名均為法人）；影片《天下無賊》正版光盤署名為：出品、聯合發行、聯合發行（以上署名為法人），出品人、總監制、總策劃、策劃、監制、執行制片（以上署名均為自然人）。通過以上舉例，可反映出目前影視作品署名具有以下諸多特點：

一是影視作品署名在實踐中無統一行業標準，名目五花八門，主要包括出品、制片、監制、攝制、拍攝等。出品人一般為出品單位或者最主要投資單位的法定代表人；制片人一般是整個拍攝劇組的組織者和統籌者，也是個人；出品方、聯合攝制方及聯合拍攝方一般為實際投資拍攝的公司或其他組織。

二是影視作品的署名與我國著作權法中規定的影視作品著作權人并不一致。著作權法第十五條規定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者享有。制片者與實踐中的何種署名相對應，未有明確規定。

影視作品署名的混亂對司法審判中確認影視作品的著作權人造成一定的困難。司法實踐中應當依據何種證據來判斷影視作品的著作權人？這些證照、協議等證據之間是否存在證明效力的高低不同？這些問題成為司法審判中的難點。

許可制與審批制

目前，我國規范電影、電視劇制作發行的行政法規及規章主要有2001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管理條例》和2000年的《電視劇管理規定》。我國對于電影、電視劇的制作實行許可制，發行實行審批制。

電影、電視劇需要有資質的制作單位申請獲得制作許可證，然后方可進行拍攝。電視劇制作許可證有甲種證和乙種證之分，電視劇拍攝完成后，根據許可證的不同，報相應的省級以上廣播電視行政部門對電視劇進行審查，審查完畢后發放發行許可證。至于電影的制作，在拍攝前，電影制片單位需對電影劇本進行審查并報電影審查機構備案，電影審查機構對備案電影劇本進行審查。電影拍攝完畢后，電影審查機構再次進行審查，合格后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發放電影公映許可證，電影制片單位應將電影公映許可證證號印制在該電影拷貝第一本片頭處。

關于目前規范電影和電視劇制作的上述兩部法規，《電視劇管理規定》為國家廣電總局的部門規章，《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管理條例》為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兩部法規的立法層次較低，對何為著作權法上的制片者也未做出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管理條例》

第15條規定電影制片單位對其攝制的電影依法享有著作權；《電視劇管理規定》第11條規定制作電視劇實行出品人（即制作單位的法定代表人）負責制，第18條規定電視劇著作權

人依法享有其制作的電視劇的著作權。根據《電視劇管理規定》，出品人為制作單位的法定代表人，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管理條例》，電影制片單位為電影著作權人。電視劇發行許可證上一般標明“制作單位”，電影公映許可證一般標明“出品單位”。行政管理現狀不容樂觀

縱觀當前電影、電視劇的行政管理現狀，由于電視劇制作許可證及電影拍攝許可證是稀缺資源，很多有資金但難以獲得許可證的單位只能與有資質且可獲得許可證的單位合作，方可投資拍攝，這引發了實踐中未投資卻成為制片方，實際投資者卻僅僅署名為聯合攝制方現象的出現。在影視作品投資拍攝市場化并不完善的情況下，一些單位出于不同目的在作品上署以不同頭銜。另外，一些制片單位為獲得更好的發行渠道，也常將未投資拍攝的發行公司列為出品單位或制作單位。

可見，影視作品行政管理制度的相對落后，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影視行業統一管理的形成。對于如何分配影視作品著作權的歸屬，行政法規與著作權法產生了脫離，前者并未對此做出過多的考慮，而后者也未對影視作品的行業現狀給予過多的關注。

積極舉證維護合法權益

在影視作品侵權案件中，原告作為相關權利人起訴，即使被告對原告的權利無異議，法院也必須對原告的權屬情況進行審查。筆者以影視作品侵權案件為研究對象，就此類案件中涉及的當事人情況、舉證情況及法院不同的判斷標準作以下介紹。

主張權利的原告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影視作品的原始權利人，二是影視作品的受讓權利人，三是影視作品的專有授權人。作為原始權利人來起訴，無需全部著作權人都作為原告，著作權人之一即可作為權利人單獨提起訴訟。在審判實踐中，提起訴訟的原告多為后兩者，或是受讓影視作品的全部或部分權利，或是自原始著作權人或受讓人或前手的專有授權人處獲得某項著作財產權的專有授權。對于原始權利人起訴的案件，需要審查其是否為著作權人之一。對于受讓人或專有授權人作為原告起訴的案件，則要審查其受讓或授權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瑕疵。

原告在舉證證明其為著作權人或相關權利人時，提供的證據類型主要有影視作品正版光盤封套上署名為聯合出品方、聯合攝制方；影視作品播放時片頭或片尾署名為聯合出品方或聯合攝制方；影視作品制作許可證、拍攝許可證、發行許可證或公映許可證上制作單位、出品單位的署名；我國著作權登記部門頒發的著作權登記證書；我國認可的國外的電影協會等認證機構出具的版權認證文件；拍攝協議或者發行協議；相關署名單位的權利說明。原告在起訴中多采用上述證據的組合來證明其權利的合法性。其中以正版光盤封套署名、影視作品播放片頭片尾署名及發行許可證的組合來證明權利的情況較多。

判定標準需統一

基于影視作品署名混亂，法院判斷原告提供的影視作品權屬證據時，也采用不同的認定方式。以電影《七劍》為例，原告北京慈文影視制作有限公司提供了正版光盤、著作權登記證書、合作拍攝書的補充協議作為權屬證據。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在判斷權屬時注意到了正版光盤封套上署名與電影播放片尾的署名并不一致，原告在封套上署名為聯合出品方之一，而在片尾播放時署名為聯合攝制方。因此，海淀區人民法院對電影《七劍》權屬的判斷首先分析了雖然出現封套和片尾署名的不一致，但聯合出品單位、聯合攝制單位、協助拍攝單位、聯合協助拍攝單位署名不能確認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制片者，但是根據著作權登記證書、合作拍攝書的補充協議成為封套署名和片尾署名的相反證據，并相互印證確認原告享有著作權。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對《七劍》權屬判定中，根據光盤封套聯合出品方署名、著作權登記證書和合作拍攝書的補充協議，確認原告為著作權人。

類似的案例還有對電視劇《奮斗》原始權利人的確定。由此可看出，不同法院對影視作品著作權權屬的判定把握的標準不同，有的認為發行許可證即可證明著作權人，有的認為聯

合出品方的署名可以證明著作權人，還有的認為署名不能作為判斷著作權權屬的最終證據。所以，對于影視作品權屬司法確認方法的統一性需要做深入探討。

署名僅是判斷權屬初步證據

2008年7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曾專門邀請影視界人士召開座談會，對司法實踐中影視作品著作權人確認的難點問題進行探討，最終未能達成統一的意見。對此，筆者認為，影視作品的署名是判斷權屬的初步證據，不可僅憑署名判斷作品的著作權人。當事人根據署名來證明其為著作權人或得到著作權人的授權或轉讓，一般首先是根據正版光盤封套上的署名及作品播放時片頭片尾的署名。但是出品方不一定就是著作權法規定的制片者，著作權人署名為出品方也不是行業慣例。因為在實踐中，有很多影視作品并不署名為出品方，而是署名為“聯合攝制”等，出品方大多數為影視作品的投資拍攝單位。從字面含義來看，“出品”可以理解為創作作品或是推廣作品，難以判斷出品單位是投資拍攝方還是發行銷售方，“出品”二字的含義很難確定，且與著作權法規定的制片者的含義相去甚遠。因此，僅憑借聯合出品、聯合攝制等署名不能證明為影視作品的著作權人。

尋找有力證據是關鍵

影視作品制作許可證、發行許可證、公映許可證上標示的制作單位、出品單位、攝制單位也僅為判斷權屬的初步證據。

國家廣電行政管理部門在對影視作品頒發證照時并不負責對影視作品實際的投資拍攝者進行審查判斷。在司法實踐中，常遇到證照上署名的制作方，聲明其只享有作品署名權。同時，基于影視作品投資大、回報大等特點，拍攝資質又是稀缺資源，因此會導致有資質的單位和無資質單位進行合作，因此，證照很難反映出影視作品投資拍攝方。

筆者認為，著作權登記證書以及獲得我國認可的國外認證機構出具的認證書，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可以作為認定影視作品著作權歸屬的證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著作權登記證書、認證機構出具的證明可以作為享有權利的證據。我國認可的國外認證機構主要包括國際唱片業協會北京代表處、美國電影協會北京代表處、美國信息產業機構北京辦事處、韓國著作權審議調停委員會北京辦事處等。基于作品實行自愿登記的原則，被告如對著作權登記證書和認證書有異議，可以提出反證來證明，相反的證據可以是影視作品的署名。當署名與著作權登記證書、認證書不一致時，則發生舉證責任的轉移，原告需要對此進行繼續舉證說明，而不能簡單認為登記證書和認證書的效力要高于署名的證明效力。

當事人提交的影視作品的拍攝協議、制片協議或發行協議是判斷影視作品制片者的最可靠的證據。影視作品的投資拍攝一般耗資較大，如當事人可以提供最初的拍攝協議，則最能證明影視作品真正的投資拍攝者，并推定判斷出影視作品的制作者。目前，我國影視作品市場運作模式和行政管理制度之間存有不能切合的現狀，當事人之間的約定最能體現出各參與投資拍攝及發行方對于影視作品著作權的分配。司法實踐中，原告提交拍攝協議或者制片協議作為權屬證明的情況并不多見，有的當事人認為涉及商業秘密而不愿意提交，有的當事人特別是授權人或者受讓人，很難獲得影視作品當初的拍攝協議。有人也對拍攝協議的證明效力持異議，認為當事人內部協議是不能對抗第三人。現實中存在簽署拍攝協議的單位名稱與影視作品最終的署名不一致的情形，此時需要原告就此進行舉證說明，一般是需要提交非拍攝協議方而又在作品上署名單位的情況說明。

形成完整證據鏈

影視作品著作權權屬的確認，并不能單獨依據一份證據做出判斷，需要參照多份證據進行綜合判斷。如果證據之間存有矛盾，必須要求當事人作出說明，法院在排除這些矛盾，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后方可做出判斷。

原告作為原始權利人來起訴時，需證明其為著作權權利人之一即可。作為著作權權利人

之一，可基于其享有的著作財產權份額主張權利，除非獲得其他著作權人的授權，此時就涉及判斷誰為其他著作權人的問題。對于賠償數額，不管是按份共有人還是共同共有人，都可就影視作品受到侵害獲得全部賠償，其他的共有權人不得再就同一事實提起賠償，應向已經主張權利的著作權人追償其應獲得的賠償份額。

另外，還需要審查原告是否已經將著作財產權獨家專有授權給他人。如果已經獨家授權予他人，則其僅能主張停止侵權，而無權利再主張損害賠償。

對于原告主張權利證據的審查，應注意以下5種情況：一是當事人應當盡量提供影視作品的拍攝協議或者制片協議。二是當事人可以提供著作權登記證書或認證機構的認證書作為享有著作權的證據。三是影視作品正版光盤封套的署名與影視作品播放片頭、片尾署名不一致的，應以后者的署名為準。四是當事人提供的諸多許可證與影視作品署名不一致的，需要署名的單位作出對著作權權屬狀況的說明。五是聯合出品、聯合攝制、聯合拍攝的署名無法判斷著作權歸屬的，署名的單位均應作出說明。

加強規范促進行業發展

影視作品署名混亂使影視作品著作權權屬的確認成為案件審判中較為棘手的問題，因此，亟需相關行政主管部門對影視作品的署名進行規范，并與著作權法的有關規定相一致。著作權法規定制作者為影視作品著作權人的目的，在于根據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使投資拍攝單位獲得相應的權利。影視作品署名規范可以推動影視作品行政管理機制和市場運營體制之間進行調整，從長遠來看，有利于減少影視作品權屬之爭，減輕權利人舉證負擔，從而推動司法判斷標準實現統一。

第二篇：影視權屬研究

編者按

我國影視行業中因作品署名混亂引發的版權糾紛并不少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行業的健康發展。但目前，相關行政法規尚未對何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制片者做出明確規定，影視作品的署名尚無統一行業標準，影視作品著作權權屬的確認成為司法審判中的難點，引發業界探討。

影視作品屬于著作權法規定的電影或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在實踐中通常是指電影和電視劇作品。影視作品的創作不同于一般作品，投入成本較大，制作過程復雜，最終通過影院、電視臺等渠道來發表傳播，并受到國家廣播電影、電視行政管理制度的約束。目前，由影視作品署名混亂引發的影視作品權屬爭議屢見不鮮，如何確認此類作品著作權權屬尚存爭議。

影視作品署名混亂

一般來說，對作品作者的確認是根據作品上的署名，作者即為著作權人。但影視作品署名情況較為混亂，如電視劇《小魚兒與花無缺》的正版光盤署名有：總監制、總策劃、制片人、出品人、總制片人（以上均為自然人姓名），特約制作、聯合攝制、出品承制（以上署名均為法人）；影片《天下無賊》正版光盤署名為：出品、聯合發行、聯合發行（以上署名為法人），出品人、總監制、總策劃、策劃、監制、執行制片（以上署名均為自然人）。通過以上舉例，可反映出目前影視作品署名具有以下諸多特點：

一是影視作品署名在實踐中無統一行業標準，名目五花八門，主要包括出品、制片、監制、攝制、拍攝等。出品人一般為出品單位或者最主要投資單位的法定代表人；制片人一般是整個拍攝劇組的組織者和統籌者，也是個人；出品方、聯合攝制方及聯合拍攝方一般為實際投資拍攝的公司或其他組織。

二是影視作品的署名與我國著作權法中規定的影視作品著作權人并不一致。著作權法第十五條規定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著作權由制片者享有。制片者與實踐中的何種署名相對應，未有明確規定。

影視作品署名的混亂對司法審判中確認影視作品的著作權人造成一定的困難。司法實踐中應當依據何種證據來判斷影視作品的著作權人？這些證照、協議等證據之間是否存在證明效力的高低不同？這些問題成為司法審判中的難點。

許可制與審批制

目前，我國規范電影、電視劇制作發行的行政法規及規章主要有2001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管理條例》和2000年的《電視劇管理規定》。我國對于電影、電視劇的制作實行許可制，發行實行審批制。

電影、電視劇需要有資質的制作單位申請獲得制作許可證，然后方可進行拍攝。電視劇制作許可證有甲種證和乙種證之分，電視劇拍攝完成后，根據許可證的不同，報相應的省級以上廣播電視行政部門對電視劇進行審查，審查完畢后發放發行許可證。至于電影的制作，在拍攝前，電影制片單位需對電影劇本進行審查并報電影審查機構備案，電影審查機構對備案電影劇本進行審查。電影拍攝完畢后，電影審查機構再次進行審查，合格后由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發放電影公映許可證，電影制片單位應將電影公映許可證證號印制在該電影拷貝第一本片頭處。

關于目前規范電影和電視劇制作的上述兩部法規，《電視劇管理規定》為國家廣電總局的部門規章，《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管理條例》為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兩部法規的立法層次較低，對何為著作權法上的制片者也未做出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電影制片單位對其攝制的電影依法享有著作權；《電視劇管理規定》第11條規定制作電視劇實行出品人（即制作單位的法定代表人）負責制，第18條規定電視劇著作權人依法享有其制作的電視劇的著作權。根據《電視劇管理規定》，出品人為制作單位的法定代表人，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管理條例》，電影制片單位為電影著作權人。電視劇發行許可證上一般標明“制作單位”，電影公映許可證一般標明“出品單位”。

行政管理現狀不容樂觀

縱觀當前電影、電視劇的行政管理現狀，由于電視劇制作許可證及電影拍攝許可證是稀缺資源，很多有資金但難以獲得許可證的單位只能與有資質且可獲得許可證的單位合作，方可投資拍攝，這引發了實踐中未投資卻成為制片方，實際投資者卻僅僅署名為聯合攝制方現象的出現。在影視作品投資拍攝市場化并不完善的情況下，一些單位出于不同目的在作品上署以不同頭銜。另外，一些制片單位為獲得更好的發行渠道，也常將未投資拍攝的發行公司列為出品單位或制作單位。

可見，影視作品行政管理制度的相對落后，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影視行業統一管理的形成。對于如何分配影視作品著作權的歸屬，行政法規與著作權法產生了脫離，前者并未對此做出過多的考慮，而后者也未對影視作品的行業現狀給予過多的關注。積極舉證維護合法權益

在影視作品侵權案件中，原告作為相關權利人起訴，即使被告對原告的權利無異議，法院也必須對原告的權屬情況進行審查。筆者以影視作品侵權案件為研究對象，就此類案件中涉及的當事人情況、舉證情況及法院不同的判斷標準作以下介紹。

主張權利的原告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影視作品的原始權利人，二是影視作品的受讓權利人，三是影視作品的專有授權人。作為原始權利人來起訴，無需全部著作權人都作為原告，著作權人之一即可作為權利人單獨提起訴訟。在審判實踐中，提起訴訟的原告多為后兩者，或是受讓影視作品的全部或部分權利，或是自原始著作權人或受讓人或前手的專有授權人處獲得某項著作財產權的專有授權。對于原始權利人起訴的案件，需要審查其是否為著作權人之一。對于受讓人或專有授權人作為原告起訴的案件，則要審查其受讓或授權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瑕疵。

原告在舉證證明其為著作權人或相關權利人時，提供的證據類型主要有影視作品正版光盤封套上署名為聯合出品方、聯合攝制方；影視作品播放時片頭或片尾署名為聯合出品方或聯合攝制方；影視作品制作許可證、拍攝許可證、發行許可證或公映許可證上制作單位、出品單位的署名；我國著作權登記部門頒發的著作權登記證書；我國認可的國外的電影協會等認證機構出具的版權認證文件；拍攝協議或者發行協議；相關署名單位的權利說明。

原告在起訴中多采用上述證據的組合來證明其權利的合法性。其中以正版光盤封套署名、影視作品播放片頭片尾署名及發行許可證的組合來證明權利的情況較多。

判定標準需統一

基于影視作品署名混亂，法院判斷原告提供的影視作品權屬證據時，也采用不同的認定方式。以電影《七劍》為例，原告北京慈文影視制作有限公司提供了正版光盤、著作權登記證書、合作拍攝書的補充協議作為權屬證據。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在判斷權屬時注意到了正版光盤封套上署名與電影播放片尾的署名并不一致，原告在封套上署名為聯合出品方之一，而在片尾播放時署名為聯合攝制方。因此，海淀區人民法院對電影《七劍》權屬的判斷首先分析了雖然出現封套和片尾署名的不一致，但聯合出品單位、聯合攝制單位、協助拍攝單位、聯合協助拍攝單位署名不能確認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制片者，但是根據著作權登記證書、合作拍攝書的補充協議成為封套署名和片尾署名的相反證據，并相互印證確認原告享有著作權。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對《七劍》權屬判定中，根據光盤封套聯合出品方署名、著作權登記證書和合作拍攝書的補充協議，確認原告為著作權人。

類似的案例還有對電視劇《奮斗》原始權利人的確定。由此可看出，不同法院對影視作品著作權權屬的判定把握的標準不同，有的認為發行許可證即可證明著作權人，有的認為聯合出品方的署名可以證明著作權人，還有的認為署名不能作為判斷著作權權屬的最終證據。所以，對于影視作品權屬司法確認方法的統一性需要做深入探討。

署名僅是判斷權屬初步證據

2008年7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曾專門邀請影視界人士召開座談會，對司法實踐中影視作品著作權人確認的難點問題進行探討，最終未能達成統一的意見。對此，筆者認為，影視作品的署名是判斷權屬的初步證據，不可僅憑署名判斷作品的著作權人。當事人根據署名來證明其為著作權人或得到著作權人的授權或轉讓，一般首先是根據正版光盤封套上的署名及作品播放時片頭片尾的署名。但是出品方不一定就是著作權法規定的制片者，著作權人署名為出品方也不是行業慣例。因為在實踐中，有很多影視作品并不署名為出品方，而是署名為“聯合攝制”等，出品方大多數為影視作品的投資拍攝單位。從字面含義來看，“出品”可以理解為創作作品或是推廣作品，難以判斷出品單位是投資拍攝方還是發行銷售方，“出品”二字的含義很難確定，且與著作權法規定的制片者的含義相去甚遠。因此，僅憑借聯合出品、聯合攝制等署名不能證明為影視作品的著作權人。

尋找有力證據是關鍵

影視作品制作許可證、發行許可證、公映許可證上標示的制作單位、出品單位、攝制單位也僅為判斷權屬的初步證據。

國家廣電行政管理部門在對影視作品頒發證照時并不負責對影視作品實際的投資拍攝者進行審查判斷。在司法實踐中，常遇到證照上署名的制作方，聲明其只享有作品署名權。同時，基于影視作品投資大、回報大等特點，拍攝資質又是稀缺資源，因此會導致有資質的單位和無資質單位進行合作，因此，證照很難反映出影視作品投資拍攝方。筆者認為，著作權登記證書以及獲得我國認可的國外認證機構出具的認證書，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可以作為認定影視作品著作權歸屬的證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著作權登記證書、認證機構出具的證明可以作為享有權利的證據。我國認可的國外認證機構主要包括國際唱片業協會北京代表處、美國電影協會北京代表處、美國信息產業機構北京辦事處、韓國著作權審議調停委員會北京辦事處等。基于作品實行自愿登記的原則，被告如對著作權登記證書和認證書有異議，可以提出反證來證明，相反的證據可以是影視作品的署名。當署名與著作權登記證書、認證書不一致時，則發生舉證責任的轉移，原告需要對此進行繼續舉證說明，而不能簡單認為登記證書和認證書的效力要高于署名的證明效力。

當事人提交的影視作品的拍攝協議、制片協議或發行協議是判斷影視作品制片者的最可靠的證據。影視作品的投資拍攝一般耗資較大，如當事人可以提供最初的拍攝協議，則最能證明影視作品真正的投資拍攝者，并推定判斷出影視作品的制作者。目前，我國影視作品市場運作模式和行政管理制度之間存有不能切合的現狀，當事人之間的約定最能體現出各參與投資拍攝及發行方對于影視作品著作權的分配。司法實踐中，原告提交拍攝協議或者制片協議作為權屬證明的情況并不多見，有的當事人認為涉及商業秘密而不愿意提交，有的當事人特別是授權人或者受讓人，很難獲得影視作品當初的拍攝協議。有人也對拍攝協議的證明效力持異議，認為當事人內部協議是不能對抗第三人。現實中存在簽署拍攝協議的單位名稱與影視作品最終的署名不一致的情形，此時需要原告就此進行舉證說明，一般是需要提交非拍攝協議方而又在作品上署名單位的情況說明。

形成完整證據鏈

影視作品著作權權屬的確認，并不能單獨依據一份證據做出判斷，需要參照多份證據進行綜合判斷。如果證據之間存有矛盾，必須要求當事人作出說明，法院在排除這些矛盾，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后方可做出判斷。

原告作為原始權利人來起訴時，需證明其為著作權權利人之一即可。作為著作權權利人之一，可基于其享有的著作財產權份額主張權利，除非獲得其他著作權人的授權，此時就涉及判斷誰為其他著作權人的問題。對于賠償數額，不管是按份共有人還是共同共有人，都可就影視作品受到侵害獲得全部賠償，其他的共有權人不得再就同一事實提起賠償，應向已經主張權利的著作權人追償其應獲得的賠償份額。

另外，還需要審查原告是否已經將著作財產權獨家專有授權給他人。如果已經獨家授權予他人，則其僅能主張停止侵權，而無權利再主張損害賠償。

對于原告主張權利證據的審查，應注意以下5種情況：一是當事人應當盡量提供影視作品的拍攝協議或者制片協議。二是當事人可以提供著作權登記證書或認證機構的認證書作為享有著作權的證據。三是影視作品正版光盤封套的署名與影視作品播放片頭、片尾署名不一致的，應以后者的署名為準。四是當事人提供的諸多許可證與影視作品署名不一致的，需要署名的單位作出對著作權權屬狀況的說明。五是聯合出品、聯合攝制、聯合拍攝的署名無法判斷著作權歸屬的，署名的單位均應作出說明。

加強規范促進行業發展

影視作品署名混亂使影視作品著作權權屬的確認成為案件審判中較為棘手的問題，因此，亟需相關行政主管部門對影視作品的署名進行規范，并與著作權法的有關規定相一致。著作權法規定制作者為影視作品著作權人的目的，在于根據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使投資拍攝單位獲得相應的權利。影視作品署名規范可以推動影視作品行政管理機制和市場運營體制之間進行調整，從長遠來看，有利于減少影視作品權屬之爭，減輕權利人舉證負擔，從而推動司法判斷標準實現統一。

第三篇：權屬證明書

權屬證明書

在武漢南湖山莊買了1套房子，開發商佳和房地產公司說9月18日交房后大概3個月能在房產局完成初始登記(格式合同上也是這么說的)，關于房屋權屬證明書，合同上寫明是8個月之內辦理完成.我想問的是，房屋權屬證明書一般什么時候可以拿到手?有同事買房時交房就給房屋權屬證明書.這個開發商需要這么長時間，會不會有詐啊?

你同事說的情況是屬于現房或者存量的空置房，一般在交房后很快就可以辦理產權，但是也需要在你繳納契稅、印花稅、公共維修基金之后。

一般期房在交房后很多城市辦理的速度不一樣，有的城市規定，在開發商把所有文件齊備申報后180個工作日就可以辦理產權證，不過只要合同經過登記備案，合同就生效了，房子就受到法律保護，辦理戶口、入學等手續憑合同就可以。

帶上開發商營業執照復印件，組織機構代碼怔復印件，法人身份怔復印件，委托補辦權屬證明書，房屋合同,發票以及個人有效證件，到房屋所在房地局背案登記，然后申請掛失補辦。在當地權威報刊上登報(遺失公告)。登報兩個月(60天后)，在去房地局申請補辦。5個工作日內可以出怔。

就是購房時開發商給你的一個A4規格的黃色本子及5個白色本子，這6本里的內容相同。

你辦房產證需要那黃色的本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十七條規定：“不動產權屬證明書是權利人享有該不動產物權的證明。不動產權屬證書記載的事項，應當與不動產登記薄一致;記載不一致的，除有證據證明不動產登記薄確有錯誤外，以不動產登記薄為準”。依此可以看出，不動產權屬證明書以及不動產登記薄屬于證據類型中的公文書證，具有證據屬性的證明作用，表明登記機關已經根據事實、法律和當事人的申請，完成了相應的不動產物權登記。既然作為一種證據，那么其證明力是否具有絕對性呢?《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十九條規定“權利人、利害關系人認為不動產登記薄記載的事項錯誤的，可以申請更正登記。不動產登記薄記載的權利人書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證據證明登記確有錯誤的，登記機構應當予以更正。不動產登記薄記載的權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關系人可以申請異議登記。登記機構予以異議登記的，申請人在異議登記之日起十五日內不起訴，異議登記失效。異議登記不當，造成權利人損害的，權利人可以向申請人請求損害賠償。”。因此，不動產權屬證明書以及不動產登記薄不具有絕對的證明力，只是一種推定的證據效力，在存在登記瑕疵以及相反證據的情形下，權利人、利害關系人可以通過向登記機構或者人民法院申請更正登記、異議登記或者起訴的方式，以獲得權利的救濟。

不動產登記是不動產物權的公示方式，具有推定效力和公信效力，其目的在于為物權的各種變動提供統一的、具有公信力的法律基礎，從而維護物的占有秩序，保護市場的交易安全。登記的目的在于保護市場交易中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在登記權利人與真正權利人之間并不產生對抗效力和推定效力，不具有絕對的證明力，在有證據證明真正的權利狀況與不動產登記薄的記載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采納其證據，確認其權利，推翻不動產登記薄上的記載。

第四篇：權屬證明書

權屬證明書

**省鹽業公司**縣分公司位于城關鎮城南東路15號地號為***，圖號***的一宗國有土地。用途為倉儲用地,土地等級為二級,使用權類型為劃撥,使用權面積為**平方米，現該公司申請名稱變更并分割登記。經地籍測量人員到現場勘測核實，該宗地未曾改變現狀，但因原來是人工調繪有誤，現用儀器勘測核實的面積為**平均數方米，該宗地界址清楚，權屬無爭議，特此證明。

二0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第五篇：權屬證明

權屬證明

位于奉新縣G354繞城段公路改建工程上的柒拾柒棵樟樹屬奉新縣馮川鎮路口村廖家組所有，情況屬實。

特此證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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