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毛澤東的黨建理論首先是圍繞回答這一新課題發展起來的

毛澤東的黨建理論首先是圍繞回答這一新課題發展起來的。

在井岡山時期即紅軍創建時期，毛澤東的黨建思想在斗爭的實踐中逐步明確起來。根據俄國黨的經驗，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著重在城市中從事工人運動，強調在工人中發展黨員。當一系列城市武裝暴動失敗之后，毛澤東開始探索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就面臨著如何在農村建黨建軍，在農民中大量發展黨員，怎樣發展黨員，怎樣教育農民出身的黨員的問題。這在當時是有爭論的問題。同時期召開的黨的六大強調“所有黨的努力都是應當走向大工業中”，要達到黨組織的“無產階級化”、“干部的工人化”。六大還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把工人出身的向忠發推為黨的領袖。當時在一些黨組織中還出現了只要不是工人出身的干部一定要免職的偏向。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實踐中突破了這一問題，在主要由農民組成的紅軍戰士中，黨員人數最多時占到一半。毛澤東同時提出政治思想上教育和改造農民黨員的重大任務。他在1929年寫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就是對紅軍自創建以來黨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斗爭的經驗總結，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解決了在農民占絕大多數的國度里如何建設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大課題，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建學說奠定了基礎。正是從那時開始，我們黨特別強調和重視思想建黨問題，并成為毛澤東黨建思想的突出特色。從那以后，毛澤東先后提出并系統論述了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軍事路線以及群眾路線，集中反映在《反對本本主義》、《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中，標志著毛澤東黨建思想基本形成。

毛澤東完整的黨建理論，是在延安時期特別是在延安整風中建立起來的。抗日戰爭時期，黨面對的情況發生很大變化，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就在“大變動的前夜”，1935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及時提出：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黨要根據這種變化了的形勢，重新規定自己的任務。首先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擴大革命的陣營。毛澤東批評了當時黨內出現的那種認為中華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批判了長期存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于革命的急性病，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同時又提醒全黨注意蔣介石必然要破壞革命，要求黨在新環境里保持清醒的頭腦。這種形勢上和方針任務上的重大變化，必然給黨的自身建設提出新的要求。毛澤東在1939年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指出：現在黨所處的環境、所負的任務，比過去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復雜得多、艱巨得多了。“黨的組織已經從狹小的圈子中走了出來，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在愛國抗日旗幟的感召下，大批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包括一些高級知識分子紛紛來到延安和各個根據地。這就提出了一個要不要放開手腳吸收這些知識分子入黨的問題。這又是一個有爭論的新問題。毛澤東又一次突破了這個問題，明確提出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黨的隊伍由此又一下子擴大了許多。這些知識分子中的很多人后來成為黨的高級干部，成為各條戰線的領導骨干。毛澤東同時也看到，由于黨內成分和思想狀況比過去復雜了許多，黨在思想建設、以至于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上的任務都比紅軍時期更加艱巨和繁重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了“建設一個全國范

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他把這一艱巨任務，形容為是一項“偉大的工程”。[ 2]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從抗戰一直到解放戰爭所作的大量創造性的工作，正是為實施這一偉大工程所作的艱巨努力。他結合黨的政治路線，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與王明等機會主義路線斗爭的經驗，針對黨內現狀，發表了《反對自由主義》、《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為人民服務》、《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文章和講話。這些重要文獻集中體現這一時期我們黨建設的重大成就，對黨的性質、宗旨、任務、指導思想、組織原則、優良作風、黨員干部的教育等一系列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基本問題，都作出了科學闡述。他指出，黨的建設是取得中國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寶之一。他系統論述了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提出了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這三大作風，提出了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出了一整套正確的干部路線和干部政策等等。為了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系統地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和我們黨創造了整風運動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自我教育形式，并在整風中提出“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以達到“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目的。延安整風是毛澤東和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