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2中國當代政治制度網上作業--聯系實際說明黨管干部問題

“黨管干部”是實現黨的領導必須堅持的一項根本原則。但是，在對“黨管干部”的理解上卻存在不少誤識。這些誤識，是導致實踐中干部任用不科學、甚至同人民公認原則相沖突的一個重要原因?！包h管干部”不能同公眾對干部的選擇權相違背離。只有按照這個思路來任用干部，才能使“黨管干部”科學化?！包h管干部”管得是否科學、有效，在于能不能既保持黨對整個干部選擇過程的有效控制，又不使公眾的選擇權失去意義，而不在于要么為了控制而架空公眾的選擇權，要么為了保證公眾的選擇權而架空黨的領導。這是我們推進干部制度改革、讓“黨管干部”科學化所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向。

黨要不要管干部？對于一個執政黨來說，這是個不爭的問題。不只是因為我們黨是這個國家中唯一的執政黨，也不只是因為我們黨要領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且還因為，執政黨對官職進行控制，是政黨區別于其他組織的一個基本特征，是政黨政治的通行法則。然而，我們不能不看到，近年來，恰恰是在管干部問題上，人們多有負面的評價，實踐中出現的用人腐敗也往往比其他腐敗更加引人關注。這至少說明，在把黨管干部原則與我們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要求相統一方面，還相當程度地存在問題。深入思考這個問題，推進黨管干部的科學化，顯然已經成為當前執政黨建設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務。

一、“黨管干部”原則的含義

我們黨是執政黨。執政黨必須把自己的執政骨干輸送到各級執政崗位上去，加強對他們的管理，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執政黨都要管干部。“黨管干部”的概括，反映了我們黨對執政規律的深刻把握。

那么，究竟什么叫“黨管干部”？在這個概念中，“干部”的含義，大體是可以解釋清楚的。一是可以把它解釋成具體的人，即所有黨和國家機關中負有一定領導責任的工作人員。當然，我們過去對這個詞用得太濫了：領導者是干部，市場管理人員是干部，科學研究人員是干部，甚至教師也是干部。在這里，需要把概念明確化：我們所說的干部，指的應當是黨和國家權力的行使者。執政黨管干部，管的首先就是這些人。另一個含義，是可以把它解釋成干部工作。黨管干部，就是黨要對整個干部工作進行領導。實際上，人們通常是把這兩種含義結合在一起使用的。

在“黨管干部”這個提法中，問題的關鍵不是“干部”，而是“管”。對這個概念，至少存在三種理解。

第一，所謂“管”，就是管理。管理作為一種行為，當然要有主體?！包h”不能作為一個抽象的管理者，還需要有實際的主體。這個實際中的主體，就是黨的組織部門。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所謂“黨管干部”，就是由黨的組織部門來實施干部的選擇、使用、調動和日常監督。

第二，所謂“管”，就是決定。即由黨來決定干部的使用。同樣，在實踐中，既不存在一個抽象的黨，也不可能所有各層各級的干部都由代表黨的黨中央來決定。于是，黨管干部就變成了各級黨委管干部。而各級黨委的一把手又負全責，于是黨管干部進而變成了黨的書記決定干部。

第三，所謂“管”，就是控制。即把干部看作權力運作的主體，從執政黨運用權力推動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角度，對干部的使用、干部用權的全過程進行控制，保證執政黨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得到執行，保證黨的執政目標得以實現。在這個意義上，“黨管干部”就是黨領導干部工作。

這三種理解，各有各的道理，都符合中國語言中“管”字的用法。但是，深入分析一下，我們還是會發現，其中存在不少問題。

從管理的角度，如果我們把黨管干部僅僅理解成一種政黨內部管理行為，那是沒有疑問的。設立專門的組織部門，對自己的干部進行管理，是一個組織良好運作的不可缺少的環節。但是，如果把我們黨輸送到國家機關中去掌握權力的工作人員也算在內，問題就出現了。從理論上說，在民主政治中，國家權力屬于人民。掌權者是受人民的委托掌握權力。這樣一種委托關系，通常通過人民選擇來實現。那么，在把這種選擇權交給黨的組織部門的情況下，人民的委托過程如何體現？

由黨委、黨的書記決定干部，存在同樣的問題。既然干部的決定權掌握在黨的書記手里，公眾便沒有了這種決定權。這就造成了這樣一種狀況：理論上，公眾決定干部的命運；實踐上，卻是黨的書記決定干部的命運。沒有了決定權的公眾和干部之間便不存在權力委托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干部對“上”（即向黨委和黨的書記）負責是有保證的，但卻無法讓他們對“下”（即向公眾）負責。這樣，“黨管干部”也就與民主政治的要求發生了沖突。

相比之下，第三種理解與權力委托關系可以并行不悖，也更加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但是，它又不符合我們的慣常做法。

我贊成第三種解釋。對“管”字應該理解得更寬泛些。實際上，我們在用法上已經有了這種取向，例如近年來，我們提出了“黨管人才”、“黨管媒體”的思想。這里面的“管”，顯然既不能簡單地理解成“管理”，因為我們很難要求所有的人才、所有的媒體都由黨組織來管理，事實上也做不到；也不能簡單地理解成“決定”，因為媒體有自己的活動規律，是很難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要求它的。至于說由黨組織來“決定”誰是人才、誰不是人才，那恐怕更是無從談起。也許有人認為，在這里，“管”字的含義和“黨管干部”的“管”不是一個概念。這只能算作是一種看法，并無什么確鑿的依據。我倒更傾向于認為，這里面的“管”有相通之處，本身暗含著一種觀念的轉變。“管”人才也好，“管”媒體也好，實際上誰也沒有片面到把它看作是由黨的組織和個人說了算，而是強調黨對人才工作和傳播工作的控制（如果不是貶義地理解這個詞的話）和領導。這種控制和領導，是所有執政黨都必然履行的職能。“黨管干部”的“管”，也應該從這個科學的意義上來理解。

二、“黨管干部”的理論和實踐誤區

遺憾的是，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我們“黨管干部”實踐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這些問題，從觀念上講，歸根結底是由于對黨管干部原則的認識不正確、不科學、片面狹隘而造成的。

把黨管干部的思想表達得最明確的，首先是斯大林。他的許多精辟論斷，直到現在仍然為我們所普遍引用。例如，“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是決定的因素”，就是斯大林的一句極為膾炙人口的名言。但是，斯大林強調干部問題重要性，結果卻是不恰當地把黨管干部外化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干部任命制。怎樣理解“干部是決定因素”？在斯大林看來，“在提出正確的政治路線以后，還必須挑選工作人員，把善于執行指示、能夠理解指示、能夠把這些指示當做自己的東西并且善于貫徹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種工作崗位上”。這種安置，應當“毫無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門和黨賴以掌握我們的經濟機關并實現自己的領導的全體工業指揮人員”。很顯然，這里所體現的“管”，就是我們所說的部門乃至領導人的“管理”、“決定”，而且主要形式是任命。這就是蘇共模式的等級委任制的淵源。從蘇共的實踐看，這種任命制被發展到了極致。涉及的范圍，從黨的書記到企業里的車間主任大小干部無所不包，成為支撐整個蘇共黨建模式的核心體制。蘇共后來出問題，首先與這套無法反映人民當家作主的體制的弊端有關。

我們黨向來重視干部問題。無須否認，在領導革命戰爭時期和計劃經濟年代，我們在接受斯大林干部思想的同時，也理所當然地接受了他那套由掌握權力的組織和領導個人來直接指定、直接任命干部的做法。這種做法在當時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戰爭時期，除了陜甘寧邊區政府有條件在局部實行選舉之外，在絕大多數處于戰爭狀態、軍事斗爭是黨的主要任務的地方，都不能不更普遍地用任命的方式來確定干部和領導人。計劃經濟時期黨所處的狀況和環境雖然有了很大的不同，但由于正常的利益機制沒有形成，民主缺乏必要的條件，人們對民主的理解也遠不夠科學，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共產黨來決定干部的使用，同樣是有相當的理由的。我們沒有必要用今天的標準來裁決昨天的是與非。

問題在于，今天的情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概括起來，至少有兩點：一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新的利益格局逐步形成，人們的民主意識逐步覺醒，當家作主的愿望日益強烈。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標下，黨如何由過去較多地代替人民當家作主，轉向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沿著這個方向，必然要求在掌權者的選擇問題上，公眾有更多的選擇權。而過去由黨組織或黨的領導個人來決定干部的做法，今天看來已經不適應了。

二是，改革的本質是利益的調整，而公共權力又是調整利益的強有力手段。隨著改革不斷深入，人們日益對合理公正地使用公共權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這樣，由誰來充當公共權力的掌握者，就成了特別重要的問題。鑒于過去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高度集權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帶來的教訓，以及改革開放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里由對權力監督乏力造成的愈演愈烈的消極腐敗現象，人們不會滿足于讓別人替他們挑選掌權者，而希望更多地參與其中。這就與黨的組織和個人指定干部的做法發生了矛盾。

實際上，在改革開放之前，這方面的問題就已經不斷暴露。因為這種高度集權的任命制扭曲了黨和國家、人民之間的關系，使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性質難以得到充分體現。只是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這種矛盾更加尖銳、更加明顯而已。鄧小平在1980年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重要講話中針砭的權力過度集中、官僚主義、家長制、干部職務終身制等現象，都和這種干部任命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向前推進的同時，我們黨以改革的精神改進和加強黨的建設，在黨如何管干部的問題上，也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特別是近年來，一些地方黨組織以推進黨內民主為契機，在領導干部選舉、監督、問責等等方面進行創新，大大豐富和拓寬了黨管干部的內涵。這種探索的方向和創新的精神，不同程度地沖擊著長期干部制度形成的積弊，值得充分肯定。

不過總的說來，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相比，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要求相比，在黨管干部方面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從認識上看，長期形成的把黨管干部等同于黨的組織和領導個人任命、變相任命干部的認識沒有完全改變。在不少同志看來，黨管干部就是黨委和書記說了算，否則就是淡化和削弱黨的領導。站在這個角度看問題，一些同志對讓人民群眾參與到選擇干部中來實際上是想

不通的，把一些地方在村委會選舉、鄉鎮長直選方面所作的嘗試，甚至把在支部書記直選、鄉鎮黨委書記直選、黨代表直選等方面的嘗試，都看作是照搬西方模式，有抵觸情緒。這種認識，體現到實踐中，就是不能辯證地看待黨管干部與人民當家作主之間的關系，往往把兩者對立起來。一旦人民當家作主的嘗試與他們心目中的“黨管干部”觀念發生矛盾，就對民主實踐持否定態度，甚至把堅持黨管干部當作阻止人民群眾行使民主權利的借口。這種狀況，不利于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利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從長遠看，也不利于堅持黨的領導。應當根據時代發展的要求，推動黨管干部的原則從認識上到實踐上都朝著科學化的方向轉變。

第二篇：聯系實際說明黨管干部問題（本站推薦）

聯系實際說明黨管干部問題

國家權力機關的任免權，是指人大及其常委會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選舉、任命、罷免國家機關組成人員及其他公職人員的權力。行使任免的具體形式有選舉、決定人選、決定代理人選、決定任免、任免、推選、通過人選、補選、補充任命、批準任命、接受辭職、罷免、撤銷職務13種。正確行使任免權，最重要的是要正確理黨管干部同依法任免干部的關系。

要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我們黨是執政黨，黨管干部是一條重要原則。地方黨委向地方國家權力機關推薦領導干部，是黨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維護和鞏固執政黨地位的組織保證。從實際情況看，多年來黨組織推薦的干部，經過認真考察，廣泛征求意見，絕大多數人選符合德才兼備的條件，落選的干部只占2％左右。這應當是正?，F象，是人大為黨委選擇干部把了一道關，這正是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優越性的體現。即使選的都對，也有一個通過耐心細致的工作為代表或委員所了解和接受的問題，不能簡單從事。在做好過細工作的基礎上，還得依照法律程序辦事。

黨組織要切實做好推薦國家工作人員人選的工作。黨組織要按照憲法、黨章和中央有關文件的規定做好推薦人選的工作。1984年中央曾發出《關于任免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必須嚴格依照法律程序辦理的通 知》。通知指出，由各級人大選舉產生或由人大常委會決定任免的人選，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有權提出不同意見。對這些意見，有關黨委應該認真加以考慮。1990年中央印發了《關于地方黨委向地方國家機關推薦領導干部的若干規定》的通知。通知重申，地方黨委在推薦領導干部時，要重視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的意見。1995年中央印發了關于《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的通知，并公布了這個條例。條例在“依法推薦、提名與民主協商”一章中規定，由黨委推薦的領導干部人選，在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或者人大常委會決定前，如果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對所推薦人選提出不同意見，黨委應認真加以分析。如果發現有事實依據、足以影響選舉或者任命的問題，黨委可建議人民代表大會或者人大常委會按照有關程序暫緩選舉、決定，也可重新推薦人選。如果黨委認為人選不宜改變，或者認為所提意見不全面或事實不符，應當作出解釋或者說明。

上述這些規定，充分體現了黨組織支持人大及其常委會認真行使任免權的精神。

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通過人事議案，要在黨委領導下充分發揚民主、嚴格依法辦事。人大及其常委會正確行使任免權，必須克服 “簡單走過場、被動走程序”的做法，積極貫徹黨委的意圖。許多地方人大常委會在這方面創造了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主要是抓好三個環節：一是做好任免前的工作。不少地方建立了任前法律考試制度。有的地方還試行任前供職發言制度。二是對人事議案進行充分審議。審議中，重視對被任命人選情況的介紹。代表或委員對情況不清楚的，可通過審議工作報告、視察工作或詢問和質詢等方式進行了解。三是任命后，通過述職評議等方式，加強對干部的監督，把行使任免權和監督權有機結合起來。

第三篇：聯系實際說明黨管干部問題

聯系實際說明黨管干部問題

黨管干部，即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干部工作，對干部工作實行統一決策，對各級各類干部實行分級分類管理，是我國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干部管理的根本原則。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堅持黨管干部原則，遇到了許多需要研究的新情況和需要解決的新問題。

一、堅持黨管干部與群眾公認相結合群眾公認是干部選拔任用的一個重要原則。貫徹群眾公認的原則，是干部工作發揚民主、走群眾路線的根本要求，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只有堅持群眾公認的原則，發揮群眾廣泛參與的作用，才能選準用好干部。從根本上說，堅持黨管干部與堅持群眾公認是一致的。這種一致性的基礎在于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黨作為人民群眾利益的忠實代表，黨組織選干部也是為了實現人民的利益，挑選能夠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人。把德才兼備、黨和群眾都滿意和放心的干部選拔上來才能真正成為群眾實踐的組織者、領導者。

二、堅持黨管干部與依法管理干部相統一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們黨治國的基本方略。實行干部管理的法制化，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方向。干部管理法制化，就是把干部管理的原則、方法、程序等變成法律和法規，使之成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國家意志，干部工作法制化是黨管干部的一種重要實現形式，兩者本質上是一致的。是黨管干部工作更具普遍性、約束力和規范化的實現方式。

三、積極探索黨管干部與董事會、經營者依法用人相結合的實現形式

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逐步進行公司制改制。如何堅持黨管干部原則，把黨管干部和董事會、企業經營者依法行使用人權結合起來，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發揮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作為干部管理主體的作用，切實加強黨組織對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的培養、教育和管理，是堅持黨對國有資產管理和對國有企業政治領導的組織保證，也是堅持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經營方向。

四、堅持黨管干部原則，不斷改進黨管干部的方法

堅持黨管干部原則，改進黨管干部方法，一是把黨管干部的原則與黨管干部的具體方法等同起來，以堅持黨管干部原則的名義，改進黨管干部的方法，消除干部管理中的種種弊端，增強干部管理工作的科學性，二是在改進黨管干部方法的名義下，削弱、淡化、轉換黨管干部的原則。這種觀點恰恰忘記了干部怎樣管，取決于由誰管，干部的管理方法是由干部路線、方針、政策決定的，否定了黨管干部的原則和黨的干部選拔任用標準，管好干部的前提就無從談起。

目前，在干部工作中無論在選拔任用還是管理監督方面，都還存在種種缺陷和弊端。但我相信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會推動黨管干部的原則在新的社會環境條件適應和前進。

第四篇：聯系實際說明黨管干部問題

聯系實際說明黨管干部問題

黨管干部，即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干部工作，對干部工作實行統一決策，對各級各類干部實行分級分類管理，是我國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干部管理的根本原則。幾十年來，這一原則在保證黨對國家和社會生活的領導，促進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發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堅持黨管干部原則，遇到了許多需要研究的新情況和需要解決的新問題。

一、堅持黨管干部與群眾公認相結合。

群眾公認是干部選拔任用的一個重要原則。貫徹群眾公認的原則，是干部工作發揚民主、走群眾路線的根本要求，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鄧小平同志曾反復強調，選人要堅持人民公認，注意社會公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經濟成份和經濟利益多樣化，生活方式和就業方式多樣化，社會組織方式多樣化，干部的衡量、識別、考察和管理監督面臨著更加復雜的情況，只有堅持群眾公認的原則，發揮群眾廣泛參與的作用，才能選準用好干部。

從根本上說，堅持黨管干部與堅持群眾公認是一致的。這種一致性的基礎在于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黨作為人民群眾利益的忠實代表，除了為人民謀利益沒有自己的私利。黨組織選干部也是為了實現人民的利益，挑選能夠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人。正因為如此，讓群眾參與干部的選拔任用，只會有利于各級黨組織客觀公正地評價干部，把德才兼備、黨和群眾都滿意和放心的干部選拔上來。選拔出

來的干部也只有得到群眾的公認和接受，才能真正成為群眾實踐的組織者、領導者。

處理好黨管干部原則和群眾公認原則之間的關系，一方面要堅決擴大民主，在思想認識和工作機制上真正解決依靠群眾選人用人的問題，在干部工作中實行廣泛的民主參與，在干部選拔任用上充分體現群眾意愿，把干部工作置于最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下。要擴大群眾的知情權，把政策交給群眾，讓群眾了解黨的干部路線方針政策，了解干部選拔任用的條件和程序。要擴大群眾的知人權，通過適當的方式讓群眾了解干部的情況，發揮群眾識別、評價和監督干部的作用。要保證群眾的選擇權，對干部的考察評價要以多數群眾的意見為依據，選拔上來的干部要得到大多數群眾的認可，真正讓群眾的意見在干部的進退流轉中發揮重要作用。通過擴大群眾的參與，強化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權力來自人民的觀念。另一方面，黨組織要切實掌握好干部工作的方針政策，在積極引導并創造群眾參與干部選拔工作條件的同時，做好對群眾的教育引導工作，向群眾講清楚干部政策，把人事安排的形成過程和推薦程序講清楚，把班子結構、職位要求、選任條件講清楚。對于有爭議的干部要實事求是，辨別良莠，公正地對待干部；對于出于一己私利而違背原則的現象，敢于批評抵制，克服無原則的民主，保證干部選拔任用的公正合理性。

二、堅持黨管干部與依法管理干部相統一。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們黨治國的基本方略。實行干部管理的法制化，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方向。干部管理法制化，就是把干部管理的原則、方法、程序等變

成法律和法規，使之成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國家意志，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任免、管理、監督干部。

干部工作法制化是黨管干部的一種重要實現形式，兩者本質上是一致的。為干部管理立法，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是對黨管干部工作的法律認定和確認；依法選舉任免和管理干部的法律法規，是對黨管干部工作的優良傳統和行之有效的做法、干部制度改革成果的法制化；依法選舉的干部，絕大多數是經過黨組織的審核同意后才被推薦參加選舉的；依法選舉任免過程，是在黨的領導下，人民群眾當家作主、自己挑選自己實踐的組織者、領導者的過程。因此，干部工作法制化，本質上是黨管干部工作更具普遍性、約束力和規范化的實現方式。決不能把黨管干部原則和干部依法選舉任免對立起來，否定各級黨委對各類重要干部推薦的主導權，對依法選舉任免工作的領導權，對重要干部的管理權，不能照搬西方多黨制下的選舉，照搬西方的公務員制度，反對任何借口“立法常規”而抵制黨管干部原則的傾向。

干部選舉任免和管理監督的法律法規一旦確立，就具有相對獨立性和約束力，按法律法規辦事也就成為干部管理的一條基本原則。要把體現黨管干部原則、貫徹黨委意圖與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不能認為黨管干部就是黨委說了算，由黨委直接決定任免所有的干部，把依法選舉任免看作多余的形式和麻煩。要尊重群眾及其代表的民主權利，應該選舉的干部，盡量選舉而不要用委任方式代替，選舉產生的干部如無特殊的理由，任屆期滿前盡量避免頻繁調動和調整。對依法選舉的干部，必要時黨組織可以指派和調動，這是對選舉制的一個補充，但不可濫用。要建立制約機制，規定指派和調動的最高限額，超

過調整比例的應提前換屆選舉。黨委推薦和提名的候選人與代表聯合提名的候選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選誰與不選誰，由代表來決定，代表把更優秀的人選舉出來了，是對黨委提名的一個補充，把相形見絀的人選下去了，是把了一關。

三、堅持黨管干部原則，不斷改進黨管干部的方法。

堅持黨管干部原則，改進黨管干部方法，需要注意克服兩種傾向。一是把黨管干部的原則與黨管干部的具體方法等同起來，以堅持黨管干部原則的名義，一味固守干部管理中落后的、不合時宜的體制，抵制改進黨管干部方法的僵化保守傾向。如果不注意改進黨管干部的方法，消除干部管理中的種種弊端，增強干部管理工作的科學性，黨管干部的原則最終也難以實現。二是在改進黨管干部方法的名義下，削弱、淡化、轉換黨管干部的原則。這種傾向把干部管理工作中的問題、弊端統統歸結為黨管干部所致，把對干部管理方式方法的改進，理解為對黨管干部原則的否定，認為干部由誰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把干部管好。這種觀點恰恰忘記了干部怎樣管，取決于由誰管，干部的管理方法是由干部路線、方針、政策決定的，否定了黨管干部的原則和黨的干部選拔任用標準，管好干部的前提就無從談起。

改善黨管干部的方法，還要改進干部人事部門的工作。黨管干部要通過各級黨委及組織人事部門來實現，這有可能使得干部任用管理環節上某些素質不高的人把黨管干部置換為我管干部，只憑個人好惡、個人利益選用干部，甚至任人唯親。必須加強對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監督，建立用人失察追究制度，從制度上解決問題。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反復證明，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問題和錯誤，固然與思想作風

有關，但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要加強組織人事部門工作制度建設，規范工作程序。組織人事部門工作要到位，要實事求是、公道正派、堅持原則，不因個別領導的意見而改變對干部的考察意見，更不能根據個別人的好惡去選用干部。

東麗電大

09秋行政管理本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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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日

第五篇：聯系實際說明黨管干部問題范文

聯系實際說明黨管干部問題

黨管干部的含義：顧名思義，黨管干部，即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干部工作。但是應該正確理解其中的“管”字，對這個字，實踐中至少存在三種理解。第一，所謂“管”，就是管理。第二，所謂“管”，就是決定。第三，所謂“管”，就是控制，或者說領導。我贊成第三種解釋。強調黨對干部工作的領導，這種控制和領導，是所有執政黨都必然履行的職能。“黨管干部”的“管”，也應該從這個科學的意義上來理解。

一、黨管干部的一些問題

近年來，我國的干部人事改革取得了很大進展。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其歸根結底是由于對黨管干部原則的認識不正確、不科學、片面狹隘而造成的。

1、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新的利益格局逐步形成，人們的民主意識逐步覺醒，當家作主的愿望日益強烈。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標下，黨如何由過去較多地代替人民當家作主，轉向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

2、改革的本質是利益的調整，而公共權力又是調整利益的強有力手段。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人們日益對合理公正地使用公共權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這樣，由誰來充當公共權力的掌握者，就成了特別重要的問題。鑒于過去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高度集權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帶來的教訓，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里由對權力監督乏力造成的消極腐敗現象，人們希望更多地參與其中。這就與黨的組織和

個人指定干部的傳統做法發生了矛盾。

二、如何解決問題，推進黨管干部制度的科學化

如果政黨在這一授權的環節上給予公眾選擇權，會不會意味著，不再“管干部”？我認為不是的。恰恰相反，在保障公眾選擇權的情況下，政黨活動也仍然有著巨大的空間。

1、在充分保證人民對干部的選擇權的同時，加強黨對人民選擇的控制和引導。我們有一種并不科學的概念，似乎講人民選擇就是完全自由的選舉，否則就不叫選舉，這是不對的。恰恰相反，從出現政黨政治以來，人民的選擇從來都是在政黨的引導下進行的。從這個角度講，實際上并不存在所謂完全自由的選舉。對人民的選擇進行正確引導，正是政黨的責任。把握了這一點，“黨管干部”就有了科學的界限。

2、將更多地工作轉向保證干部隊伍的質量。政黨的作用在于領導，而不是管理。長期以來，我們的問題是黨的組織管得越來越具體，陷入了事務主義，導致官僚主義滋生。所以，在黨管干部這個問題上，黨主要的工作應該是為人才的發展提供條件，創造環境，使各種各樣的人才、包括政治家源源不斷地涌現?？梢韵胂?，如果在每個重要崗位上我們黨都能提供若干個候選人讓公眾來挑選，那么至少可以極大地扭轉干部隊伍中普遍存在的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狀況，濫用權力的腐敗現象也必然從根本上得到遏制。

三、黨的機構直接或間接地任命干部，存在的問題至少有這么幾個方面：

其一，與黨的機構自身的職能不相稱。根據黨章的規定和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黨的領導主要是通過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干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經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

其二，容易因權力過分集中而產生權錢交易等消極腐敗現象。如上所述，黨管干部變成了黨管一切干部，“管”干部變成了任命干部，就使得黨的機構的權力成了無限權力，而這種無限權力又往往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

其三，容易導致黨委系統的干部與其他系統的干部在產生過程中的不平等和使用過程中地位的不平衡。目前，黨委系統和其他系統同職級的干部在經濟待遇上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二者的產生過程和實際政治地位卻有很大不同。

例：佘山鎮原黨委委員、財政所所長徐震，2002年4月至2007年1月，在擔任佘山鎮財經管理辦公室主任、財政所所長期間，先后十多次擅自將佘山經濟聯合總公司的資金無償出借給私營企業上海某服飾有限公司從事經營活動，累計出借資金額高達2000余萬元人民幣（案發前已全部歸還），并多次收受該公司法人周某某的賄賂10余萬元。徐震違紀違法案已移送檢察機關立案偵查。

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國家工作人員犯罪類型主要集中于職務犯罪，結合近年來的案例分析，產生原因。

（一）、人性的局限性與權力的二重性

公共權力是根據公共意識組織、協調和控制社會公共生活的力量，它是基于人類共同生活的需要而產生的，是社會正常發展所不可缺少的社會資源。但國家職能權力，而只能經授權程序由部分人代為行使。這樣就使公共權力本身具有一種內在矛盾性，它一方面同社會整體利益相聯系，另一方面又同掌權者的個體利益相聯系，這兩種聯系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而人性天生是存在弱點的，公共權力的內在矛盾性加之人性的局限性，決定了權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權力具有造福社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權力本身潛藏著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蝕性。當權力的運行偏離了法律預設的軌道，被用來服務于個人或小團體的意志和利益時，權力通常就處于同授權人整體的意志和利益相沖突的狀態。這時，權力蛻變為個別人實現私欲的手段，成為被濫用的力量。職務犯罪在本質上就是權力失控和權力異化的結果。

（二)體制轉軌與社會失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社會就一直處于深刻的變革過程之中，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目標后，市場開始啟動，而計劃尚有余威，從而形成了新舊兩種體制并存的局面，這也在客觀上給權力腐敗帶來空前的“機遇”。另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是加劇腐敗問題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權力系統朝著放權、松綁的方向改革，以往那種權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逐步打破，這對于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具有積極意義，然而，由于相應的配套措施如規范體系、監督機制等沒有跟上，結果造成權力運行中自上而下的約束管制減弱，權力的橫向制

約與自下的民主監督又不到位，從而為腐敗的滋生留下了大量的空隙和漏洞。

(三)監督乏力與法網疏漏

我國現行政治體制中，長期以來存在權力過于集中，同時權力運作缺乏有效制約的弊端。盡管我國黨政體制中設置了諸多的權力監督機構，如人大的監督、政協的監督、執政黨內的紀檢監督、政府內部的監察部門的監督以及專門的檢察機關的監督等，但監督權和被監督者的權力之間明顯失衡，使得監督機構的職能作用受到限制。監督不力的另一體現是輿論監督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作為社會中最具活力也是運行成本最低的監督形式，國外許多腐敗丑聞就是由媒體和公眾參與揭露出來的，但在我國，輿論監督的能量還遠沒有完全釋放出來。由于在以上這些發生黨員干部產生貪污賄賂犯罪成因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違法亂紀案件，一次又一次的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如可建立系統預防體系，針對一些重點行業，熱點系統職務犯罪易發、多發的特點，相關部門加強聯系與配合，指導有關部門制定行業系統預防方案，積極開展預防工作。也可探索同步預防體系，在重點工程建設過程中，有關職能部門有選擇地適時介入，開展同步預防工作，防止和減少在工程項目規劃、設計、招投標、采購、施工、質監等關鍵環節中發生貪污賄賂犯罪。也可由相關部門聯合成立預防職務犯罪指導委員會，建立“聯絡員制度”，落實“聯席會議制度”和“復查回訪制度”，攜手共同搞好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由于職務犯罪產生原因的復雜性，對它的治理不能采取單一的手段，應多管齊下，綜合治理，懲罰與救濟并舉，媒體要多進行正確的引導和宣傳，呼吁整個社會重視職務犯罪的危害，讓國家、社會和個人結合起來，拒絕職務腐敗。人人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法治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