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柳州實施“七步工作法” 治理城市“三無”小區

柳州實施“七步工作法” 治理城市“三無”小區

2010/5/26 9:42:03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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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城市規模擴大，城市老城區中的無物業管理、無保安門衛、無業主委員會的“三無”小區已成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盲點”和維護社會穩定的薄弱環節。廣西柳州市通過廣泛依靠小區居民，逐步摸索出一條變“三無”小區為平安和諧小區的做法，對城市弱勢群體相對集中的居民小區建設作出了有益探索。

——“三無”小區治安差居民睡覺難安穩

“‘三無’小區人人怕，無主無保（安）無物業；八旬老翁不敢睡，５分（鐘）摩托被盜走；下崗弱勢無人睬，黃牛過河各顧各！”這是多年來流行在柳州市“三無”小區的順口溜。

柳州市１９９４年開發的國泰花園一共有９棟居民樓，４１８戶，近１７００名小區居民。大部分居民都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間的城市改造拆遷戶和廉租戶，屬于典型的低收入群體。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隨著企業改制，破產改制的單位下崗人員增多，大部分居民家庭生活困難，領取低保人員比例達到８０％，甚至連每月２８元的物業費都很難交上。

２００４年之后，入不敷出的物業公司撤離了國泰花園。短短幾年時間，這里就成為“小偷的天堂”。

柳州市駕鶴派出所副所長黃鋼毅告訴記者，最初一段時間是偷汽車、摩托車、電動自行車，到后來就開始偷路燈，偷剪照明線路，偷防盜鐵門，直接拆掉汽車的輪胎。

回顧起前幾年的事情，國泰花園社區老人黃俊強心有余悸地對記者說：“小區沒有物業，也沒有保安，連夜間照明的路燈都沒有，小偷十分猖獗，我有半年多時間睡覺都不安穩，就是怕小偷把家里唯一值錢的電視機偷走。經常晚上看電視到天亮才睡覺。

“三無”小區成為城市各種案件發生的“高危地帶”，已成為當地領導和市民們高度關注的問題。

——“七步工作法”力促小區環境由“亂”到“治”

“社會治安沒有貧富貴賤之分，保障社會治安一定要徹底解決好‘三無’小區治安難題。”在對“三無”小區進行深入調研之后，柳州市公安局局長胡明朗說。

從２００５年開始，柳州市公安局開始推進社區警務工作，在各分局以“三無”小區為試點，逐步推行改變小區管理混亂狀況、改善小區居民生活環境的一系列做法。

黃鋼毅告訴記者，“三無小區”管理環境問題表面上積重難返，實際上身處其間的居民都希望環境轉變，只要牢牢依靠群眾，扎扎實實做好每一件事情，就能夠將環境徹底改變。

“七步工作法”主要包括調查摸底、宣傳發動、組建群眾自管隊伍、組織動員、籌集資金、組織實施、規范措施等七個步驟，最關鍵的問題在于“取信于民”。

記者在國泰花園采訪時，一些群眾坦言，“最初我們也有觀望心態，臨時聘請的保安擔心拿不到錢，三天兩頭向黃鋼毅要。黃鋼毅自己掏腰包，把拉電線、修路燈、請保安的錢給墊付了，這才讓我們感到有了希望。”

柳州市公安局的統計表明，在破解“三無小區”環境治理難題過程中，基層派出所和民警往往采取“自掏腰包”的辦法，預先墊付改善環境的資金，完善小區內的安保人員、電線路燈、圍墻護欄、出入車牌等。

魚峰公安分局政委覃柳告訴記者，“三無小區”和“七步工作法”推行以來，僅魚峰區內“三無”小區就組織群眾成立了以業主委員會為主體的自管隊伍２０個，組建自管隊伍后，此類小區發案率與往年相比同期下降３０％以上。

——“警徽”成為“三無”小區“避風港”

記者在采訪時發現，緊緊依靠群眾，推動民警扎根基層，從點點滴滴的細節著手，落實每一項規章制度，這是柳州市以公安民警為核心，破解“三無小區”管理難題的關鍵。

一、“三無小區”的“死結”需要公安機關與多部門聯手破解。

業主委員會需要成立，物業管理舊賬需要清還，但收不上物業管理費，還不了舊賬，業主委員會就難以成立，“三無小區”居民交不起管理費，居民的信任度無法提升，就無法將小區推動到良性循環的軌道上。

魚峰公安分局副局長歐向陽說，柳州市公安局基層民警采取“墊資”后，在小區工作初期依靠治安積極分子組建“群眾自管隊”的方式，“自管隊”不是合法的組織，卻是在公安、社區等多部門監管下的群眾臨時性小區管理集體。這就破解了“治安不好－收不上物業費－治安更加不好”的“三無小區”管理“死循環”。

二、管理透明化，賬目清晰化，治安穩民心，誠信布天下。

這是記者在燎原新村小區采訪時聽到的順口溜。走進這片曾經盜竊搶劫頻發、吸毒針管不堪入目的小區。記者看到，小區賬目公開欄在醒目位置布置貼出，民警和社區管理人員電話、手機也一同列出。

民警李陽光告訴記者，雞喇社區大部分都是出租屋，有１２００多人，２００７年“自管隊“成立以來，由于所有開支都是通過小區業主、社區居委會、派出所民警和群眾監督使用，透明化的管理方式贏得了群眾的信賴。２００７年２５元每戶也還有人不愿意交，２００９年增加到每戶３０元錢，社區住戶都主動上交。

三、社區民警要“三管”，“三無”方能“長治”。

“三無”小區與其他小區不同之處在于：民警不僅需要管治安，還要管錢財賬目，管人員聘任。這就對民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黃鋼毅、李陽光管理的社區，大多采取從停車費、提供免費充電等服務項目中收取。這一做法不僅沒有引起居民的抵觸情緒，而且認為“物有所值”。

目前，柳州市大部分“三無”小區報案率迅速下降，相當一部分小區利用前期收費的結余，安裝了攝像頭，攝像頭全部納入柳州市公安局的“天眼”范疇，進一步強化了小區的安全管理措施。（何豐倫 閆祥嶺）

第二篇：七步工作法實施意見

中共敘永縣委組織部文件

敘委組〔2008〕38號★中共敘永縣委組織部敘永縣民政局 關于在全縣村級組織中推行民主議事決策七步工作

法的實施意見

各鄉鎮黨委、政府：

為擴大基層民主，使基層組織的決策更加科學、規范，經研究決定，在全縣村級組織中統一實施民主議事決策七步工作法，凡涉及村級經濟發展規劃、村務財務預決算、村內興辦公益事業、重點項目和村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都要按規定程序進行操作和決策，以切實促進村級組織決策的科學化、規范化和民主化。

一、指導思想

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切實加強村級組織制度建設，科學決策、民主決策、陽光決策，不斷擴大基層民主，規范村務管理，切實保障廣大黨員和群眾的參與權、知情權、決策權，密切黨群干群關系，打造陽光村務，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決策原則

落實民主議事決策要遵循以下五項原則，即：在村黨支部統一領導下進行的原則；嚴格依法依規確定推進實施事項的原則；符合大多數群眾意愿實事求是的原則；征求黨員群眾意見充分發揚民主集體討論決定的原則和堅持各種會議詳實記錄的原則。

三、決策事項

村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計劃、集體經濟財務預算和收益分配方案；各項投資建設工程，村級接待費及其它大額支出項目；上級下撥救災、救濟資金及實物的發放原則與發放辦法；救擠對象的審查確定；集體糧田、菜田、果園、山場、林地等合同招投標方案，集體房屋、土地、山林、水庫等財產承包、變更及租賃方案；集體大型固定資產購置和處理方案；村莊建設規劃、道路、水利等公益事業項目立項、建設承包及經費籌集方案；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建設承包方案；《村民自治章程》的制定、修改；其它涉及村民切身利益需要決策的重大事項。

四、決策程序

村級組織在對重大決策事項進行決策前，必須通過以下七步程序進行決策：

（一）深入調查，聽取民意。決定重大事項前，發放征求意見表或由村兩委干部分頭深入群眾，廣泛聽取群眾意見。

（二）因地制宜，醞釀方案。在聽取群眾意見的基礎上，根據上級政策和要求，結合本村實際，召開村兩委會議，開展討論研究，形成初步方案。

（三）民主討論，爭取支持。利用每月一次的黨日活動時間或專題召開會議將初步方案提交黨員、村社干部和村民代表討論，征求他們的意見，補充完善方案，爭取得到大家的支持、理解并確定正式方案。

（四）報告上級，審核把關。將補充完善后的方案的合法性、政策性、可行性等上報鄉鎮政府，提請審核把關。

（五）通過方案，公示公告。待鄉鎮政府審核把關反饋意見后，召開村民代表會議，采取無記名投票的方式，對報經上級審核把關后的方案進行表決，召開村民代表會議時，要邀請全村黨員、知名人士列席村民代表會（不參加表決）。表決后要采取書面、公開欄、廣播等形式將村民代表會議表決通過的方案，在全村進行公示公告。

（六）支部指導、村委實施。在村黨支部的指導下，村民委員會按方案具體組織實施，村民代表會推選5名村民代表組成項目監督小組對項目實施全程監督。

（七）公開結果，接受質詢。事項辦結后，進行工作總結和財務決算，如實向村民公布，接受村民監督和質詢。

同時，認真做好每個事項決策過程的記錄記載，有關資料的保存和運用。

五、要求

各鄉鎮黨委、政府，要高度重視并切實加強對村級組織民主議事決策工作的領導，要嚴格按文件要求，進一步完善制定本鄉鎮“村級重大事項民主議事決策七步工作法”實施細則，切實加強對所屬村級組織民主議事決策制度落實的督導工作，認真落實民主議事決策七步工作法的相關規定，凡未按照實施意

見規定執行七步工作法的，要追究相關事項實施責任人的相關責任，以嚴肅強制措施引導農村干部增強民主議事決策意識和依法執政履職意識。

中共敘永縣委組織部 敘永縣民政局 2008年4月29日

第三篇：“三無小區”治理研究

“三無小區”問題治理研究

馬倩

（開封大學旅游學院，河南

開封）

摘要：“三無小區”是城市建設和管理的薄弱環節。改善人居環境，提升城市整體形象，必須對“三無小區”進行治理，標本兼治，城市才能和諧發展。“三無小區”的治理工作應該首先政府重視，設立專項財政投入補貼；按照“屬地原則”，明確治理責任單位；其次，大力開展宣傳教育活動，增強居民物業管理消費意識；同時，不斷創新治理方式，因地制宜采取適合的物業管理方式；最終，建立長效管理機制，逐步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只有這樣，才能全面解決“三無小區”這一城市“頑疾”，提升居民幸福指數，構建和諧社會。

關鍵詞：三無小區

標本兼治

長效管理機制

一、“三無小區”的治理意義

（一）“三無小區”的定義及形成原因 1.“三無小區”的定義

人們習慣上把無物業管理單位、無主管部門、無人防、物防的院落、樓棟，稱為三無小區。由于缺少統一管理和規劃，此類小區往往房屋建設混亂、道路結構復雜、規劃設計不合理、各類物業管理不完善，出現了我們通常所說的城市“三無小區”。這類小區的特點有：

（1）小區安全設施缺失，社會人員可自由出入（2）小區內部公共衛生狀況較差，無專人打掃（3）無或有較少公共配套設施，且無對口部門管理（4）整治主體為政府，但治理經費短缺 2.“三無小區”的形成原因

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城市建設日趨現代化，新建小區擁有較為完善的物業管理服務，安保及各類設施管理較為先進，治安管理較好。然而，當前城市建設中的“二元結構”仍然明顯，既有一流的高檔小區，也存在一大批老舊的“三無小區”，嚴重影響城市形象和居民生活質量。

“三無小區”的本質特征是指在計劃福利分房制度下形成的，而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后沒有根據商業化的原則實施物業管理模式的住宅區，所以住戶以老年人和低收入者為主，“三無小區”建成年代早，配套指標和建設標準偏低，不能滿足居民的生活需求，一些開發建設單位不按規劃建設相應的配套設施，造成配套設施不全，“三無小區”內大部分居民或者仍然處于“福利制”下，或者受“福利制”傳統意識影響，缺乏“消費者付費”的基本觀念。“房齡老、規模小、住戶少”是三無“三無小區”的通病，受制于物業成本高投入、低回報，小區業主花錢買服務意識淡薄等現狀，物業公司往往避之不及[1]。

“三無小區”的形成，是城市發展中的客觀問題，究其原因，最主要的還是先天不足，一是沒有投入渠道，缺乏一個長效的投資主體；二是缺少管理主體。在城市管理中，“三無小區”一直都是治安工作的重點、社區工作的難點，那么，“三無小區”是怎么形成的呢？具體來講，有以下原因：

（1）企業破產或改制，小區淪為“三無小區”

由于單位倒閉、企業改制、工廠破產等原因形成，原有主管單位被市場經濟淘汰后，其單位的宿舍區和生活區漸漸淪為“三無小區”。（2）原住戶大多轉賣或出租房屋，現有住戶成分復雜 有些小區曾經條件很好，也曾隸屬于比較好的事業單位或準事業單位。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城市的發展，老城區曾經的“黃金地段”逐漸沒落，再加上房屋本身歷經歲月顯得殘敗破舊，條件好些的居民大都遷出，大部分房屋轉賣或用于出租，現有住戶成分復雜，原單位不再管理。而買了二手房住進小區的居民或者收入偏低、對物業費有較強抵觸情緒或者屬于租房者、認為物業費應該由房東交納。這樣導致的結果是原單位不再管、社會化物業公司收不上來物業費只好撤離，小區淪為“三無小區”。

（3）居民交費觀念薄弱，部分住戶“霸王餐”的不良示范效應 “三無小區”內大部分居民或者仍然處于“福利制”下，或者受“福利制”傳統意識影響，缺乏“消費者付費”的基本觀念。

少數住戶起初是因為對物業管理公司的服務不滿意而拒交物業費，久而久之，演變成吃“霸王餐”行為。這樣的住戶起初雖然數量不多，但是所產生的不良示范效應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演愈烈，最終越來越多的住戶拒交物業費。而物業管理公司是服務型企業，提供的是有償服務，需要依靠收取物業費來維持企業正常運轉、支付員工工資并創造企業利潤，物業費收不上來最終導致的結果是物業管理公司被迫撤離，小區淪為“三無小區”。

（二）“三無小區”的危害及治理意義 1.“三無小區”的危害

“三無小區”的存在，嚴重影響了城市形象和居民的生活質量，制約了城區戰略目標的實現，容易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必須給予高度關注，盡快建立起“三無小區”的長效管理機制，消除城市管理的 盲區，努力構建和諧社區[2]。

“三無小區”普遍衛生狀況較差，無垃圾投放點或投放點設置不合理，垃圾亂堆亂放，嚴重影響環境衛生質量，群眾意見大、投訴多，極大地影響了城市的整體衛生環境形象和居民生活質量。

“三無小區”由于缺少統一管理和規劃，往往房屋建設混亂，道路結構復雜。同時，“三無小區”由于缺乏必要的防盜設施和安保人員，社會人員可以自由出入，往往成為案件多發、高發區域，極易成為犯罪分子隱匿的場所[3]。例如，據三門峽市公安部門統計，發生在“三無小區”的盜竊案件占全市盜竊案件總數的近70%。因此，“三無小區”成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重點，成為城市治安維穩管理的重點。

2.“三無小區”的治理意義

（1）加強“三無小區”治理是提升城市整體管理水平的需要。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進步，曾經的模范小區逐漸淪為“三無小區”。這些小區的公共配套設施陳舊落伍、年久失修，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腳步；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管理模式也逐漸被市場經濟所淘汰。隨著住房制度的改革，很多“三無小區”的原有產權單位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小區產權逐步多元化，居民成分也日益復雜，以至于無法繼續維護和管理小區的正常運轉，致使“三無小區”的生活環境與新建小區形成強烈反差，已經成為城市建設管理的落后地帶。只有大 力加強“三無小區”的綜合整治，盡快解決“三無小區”的建設和管理問題，提升城市整體建設和管理水平才有堅實的基礎。

（2）加強“三無小區”治理是關注民生、改善民生的需要。

城市“三無小區”大都先天規劃不到位，后天管理跟不上，導致小區居民日常生活面臨許多問題和實際困難。比如，小區道路年久失修、路面損壞嚴重、路燈基本缺位、居民出行極為不便；停車位不能滿足需要只得擠壓侵占消防通道，造成安全隱患；小區內部下水管網陳舊破損、堵塞嚴重，每到汛期，都會出現城市內澇現象。“三無小區”的居民迫切希望盡快改變這種生活條件。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對這些小區進行治理，努力改善基礎設施和環境條件，并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運作機制，以促進小區形成自我管理的良性循環。從近幾年全國各地治理“三無小區”經驗來看，治理效果良好，能夠有效解決小區居民最迫切需要解決的生活實際問題，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環境，提升了居民的幸福生活指數。

（3）加強“三無小區”的治理是構建和諧社區的需要。一個環境良好、適宜安居的生活空間對于建設和諧社會，維護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三無小區”治理的目標，首先應當考慮的是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而不是經濟效益。治理的意義不僅在于維修原有設施、改善居民的居住條件、維持小區的正常生活秩序，更重要的是化解各層面的矛盾、化解小區居民對生存環境的不滿，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區、構建和諧社會。通過全面治理，使“三無小區”原有毀損的道路及時修補，嚴重缺失的照明設施得到增設，方便了群眾出 行；合理規劃停車位，增設綠地草坪和運動休閑活動器械等等，居民的居住條件改善了，居住環境優美了，生活幸福指數提升了，才能實現和諧社區、構建和諧社會的整體目標。

（4）加強“三無小區”的治理是展示城市良好形象的需要。

小區是城市生活最基本的組成單元，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大量設施先進、環境優美、管理到位的新建住宅小區批量出現，刷新了城市建設的進程、展示了城市建設的新成就和新形象。對比之下，一些“三無小區”就相形見絀，這些小區的“臟、亂、差”的衛生狀況、年久失修的公共設施以及令人堪憂的治安狀況都嚴重影響到城市的整體形象。從全國各地已完成治理并實行規范管理的“三無小區”情況看，基本都能達到干凈衛生、環境優美的要求，縮短了與新建住宅小區的差距，較好地融入了現代化的城市格局，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市發展的不均衡。因此，我們在創建衛生城市、創建文明城市、大力創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時刻，更應該重視“三無小區”的建設和管理。

二、全國各地治理“三無小區”的實踐經驗分析

當前 ,全國各地都在開展“三無小區”的治理工作，各地在“三無小區”治理工作方面先后取得了一些值得借鑒的經驗。我們如何在“三無小區”治理工作中突出特色，選擇適合我們的發展道路？在此選取一些國內比較成功的“三無小區”治理案例進行分析，其成功的治理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一）湖北襄陽模式

2014年11 月，襄陽市政府常務會議，研究并原則通過了《襄陽市“三無”小區物業管理工作方案》。方案強調，要努力實現“三無小區”環境綜合整治后物業管理的無縫對接，構建與襄陽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住宅小區物業管理服務模式，著力營造環境整潔、管理有序、安全舒適、群眾滿意的生活環境。2014年7月，襄陽市委、市政府出臺改善民生三年行動計劃，計劃用2年時間完成510個“三無小區”綜合整治，到2015年使整治后的小區達到“一有、兩封閉、三通”（有物業管理；垃圾池封閉、樓道垃圾通道封閉；道路通、下水道通、路燈和樓道燈通）的目標。根據方案，襄陽市區“三無小區”綜合整治工作結束后，襄陽市對“三無小區”的管理設立 3 年過渡期。3年內，政府對驗收合格的“三無”小區予以財政扶持，幫助完善物業管理機制，建立長效管理機制[4]。

到2016年1 月8 日，經過兩年的努力，市區 510 個“三無小區”整治任務已經完成，其中 2014年完成了325個，2015年完成了185個。從檢查的小區居民現場反饋情況看，相關小區居民對整治工作滿意度較高達到90%，已有 61702 戶、20.1 萬居民切實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惠民成果。

“三無小區”的整治只是第一步，要讓整治成果能夠持久、不再反復，必須建立健全有效的長效機制。在綜合整治過程中，襄陽市城管局會同各城區和相關部門及時同步探索小區長效管理機制，從政策、資金、技術、人員等方面入手，引導小區建立健全靈活有效的管 理機制，促進良性循環[5]。

創新管理服務機制，解決“如何長效管”的問題。一是聘請物業公司規范管理。對于配套設施相對獨立、較為完善，又有一定規模的“三無小區”，按照屬地管理要求，采取組織召開業主大會選舉業主委員會，依法選聘物業公司，實行專業化物業服務。二是組織業主自治管理。對住戶規模較小的院落，創新基層治理方式，將社區自治向小區院落延伸，在充分尊重居民意愿基礎上，通過拆并形成封閉院落設置自治單元，依法成立業主委員會，開展業主自治管理。三是引導產權單位規范管理。對有產權單位，但因各種原因沒有很好履行管理責任的，由街道、社區動員產權單位采取單位負責或產權單位與住戶協商分擔相關管理服務費用的辦法，為居民提供公共保潔、綠化養護、維修管理等“基礎性”物業管理與服務。四是開展社區托管。由社區牽頭，組織召開業主大會，成立業委會，與小區業主逐戶簽訂代管協議，收取相應費用，社區依法與維修、保潔、保安等專業服務企業簽訂委托管理和服務合同，專業服務企業按照合同約定提供服務、收取報酬，或由社區居委會組織社區待業、失業人員組成維修、保潔、綠化等隊伍，委托管理和服務，實現小區長效化管理[6]。

創新資金保障機制，解決“錢從哪里來”的問題。一是在強化宣傳中增強“造血”功能。以街道辦為單位探索建立社區物業服務中心，承接專業物業公司不愿做、不好做小區的物業管理。經費保障實施三年過渡，過渡期間小區的公共維修、正常運行等資金缺口，由市、區兩級財政拿出一定資金補貼。二是在盤活公共資產中提升保障能力。充分利用院落公共資源，通過合理收取物管費、公共房產租賃費等措施，保障院落日常管理、維護運轉的正常經費。對低保等特殊困難群體酌情減免費用，既確保業主自治組織有錢辦事，又切實兼顧好弱勢群體生活。三是在健全完善制度中增強保障能力。為推進長效機制建立，市城管局配套制定了雙重“聯系幫扶”制度，即在“三無”小區整治工作中，實行市直幫扶單位和城區整治工作領導小組既“幫扶”整治質量，又“幫扶”長效機制建立的工作推進機制。對整治完成后的“三無”小區，做到長效管理機制不建立、長效管理效果不落實的幫扶單位工作隊不撤離，城區“三無”小區整治工作領導小組、工作專班不撤離，直到各項長效機制建立，才算真正完成幫扶和整治任務。市“三無”小區整治辦公室對已改造的院落逐一驗收，不僅考核硬件建設情況，更考核小區后續維護、自治組織作用發揮情況，確保整治工作不反彈[7]。

創新小區服務機制，解決“群眾怎么認可、怎么參與”的問題。一是人文關懷進小區。在拆除小區亂搭亂建的同時，在小區統一設立“晾曬區”，在整修小區車棚時配套建設電動車充電設施，在清理“牛皮癬”時在小區醒目位置設立便民信息發布欄。社區面向就業困難居民提供公益性崗位，對孤寡和年老體弱老人登記在冊，定期上門探訪、敲門服務，開展辦理水電費、燃氣費繳納等人性化、零距離的便民服務，讓居民“小事不出院落、大事不出社區”。二是文明居住進社區。將社區文化建設與小區文化建設相結合，以小區為單位組建各類群眾文體團隊、物業志愿服務隊，引導群眾積極參與小區環境日常維護，開展凈化美化活動。三是感恩教育進社區。“三無小區”環境整治，居民既是受益者，也是參與者，要通過發動“老積極”、“小手牽大手”、召開居民座談會、業主大會等多種形式組織開展感恩教育，引導居民群眾知恩感恩、愛國愛家，形成團結互助、崇尚科學、文明友愛的良好氛圍[7]。

（二）廣西柳州模式

柳州模式的特點是治標、治本相結合

治標：物防技防雙管齊下。柳州市探索出“政府投一點、社會幫一點、居民出一點”的“三個一點”工作模式，解決了改造先期資金投入的問題。前期政府撥款“三無小區”試點聘請物業公司進駐，逐步實行規范化管理、安裝電子監控設備，小區的發案率明顯下降。

治本：群防群治共筑平安。“三無小區”的治理任務重、易反彈，若單純對小區的硬件配套設施、安防措施進行改造，只能“治標”，而“治本”需要建立起長效機制。柳州的做法是：對具備條件的小區，引進物業公司管理，逐步實現市場化社會化管理；對暫不具備條件的，實行居民自我服務和管理，群防群治，逐步建立社會化的保障模式[8]。

但是，很多“三無小區”在社區的組織下，成立了自管會，讓小區的環境有了明顯的改善。盡管“三無小區”成立自管會能有效改善小區的環境，可隨著實施時間的增長，各種弊病也逐漸顯現。目前，針對“三無小區”的問題主要采取兩種方法。首先是由社區出面引導小區居民成立自管會，每月向每戶居民收取10至15元的管理費，用于雇請門衛、巡邏員等費用，達到居民自我管理的目的；另一方法 是原小區附帶有門面的，將門面租出去，以租金作為小區管理費，雇請居民自我管理。

但自管會并非資質單位，沒有相關的收費許可。一旦工作過程中出現些許紕漏，就可能出現居民不愿再交費的情況，導致自管經費入不敷出，“三無小區”自我管理就會失敗；依賴門面租金也會讓小區管理經費受到很大限制，雇請的巡邏員、門衛如果在工作中受傷，相關賠償得不到保障。

此外，自管會成員年齡普遍偏大，有的自管會成員平均年齡達60多歲。如果這群老人身體狀況欠佳，又該由誰接手繼續管理？“三無小區”自我管理最大的局限還是資金問題。目前，這兩種“三無小區”的改善模式所能得到的管理經費僅能勉強達到收支平衡。小區的設施一旦損壞，想要維修十分困難。

（三）安徽合肥模式

針對“三無小區”的管理問題，2011年1月，合肥市第十四屆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 合肥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其中對“三無小區”的改造被增補入合肥市“十二五”規劃。這對于全面推進“三無小區”整治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為了確保這項工作落到實處，廬陽區實行由區綜治辦牽頭，區財政局、公安廬陽分局、區審計局、區住建局、區城管局、區文明辦等部門參加，按照“統一標準、統一式樣、統一招標、統一預（決）算、統一驗收、統一撥付工程款”的“六統一”要求，由廬陽區財政撥出專款1300多萬元，為全區74個“三無小區”統一實施整治改造。在具體整治工作中，“以社區為單位，在召開各小區居民征求意見會的基礎上，首先請工程設計人員對每個小區如何整治進行方案設計，然后進行工程費用預算。在施工安排上，實行公開競標制。對整治‘三無小區’的小項目則選擇實力強的轄區施工隊組織施工在經費控制上，本著節約的原則，施工時能翻新的翻新，能合并的合并。每個“三無小區”整治結束后，都及時安排人員進行接管，做到了整治一個，完善一個，達到人防、物防、技防的統一。廬陽區還結合社區網格化管理，由網格責任人對責任區實行全方位的跟蹤服務，確保居民的每一件事有人管有人問，每一個問題有人解決。在組織開展居民自治的同時，充分發揮社區民警的作用，每周開展一次街、居、警聯 合檢查，每月召開一次聯席會議，每季度召開一次難題會診會，提升群防群治、綜合監管成效。

“物業打包”：2014年11月，合肥市市政府在《關于進一步加強物業管理工作的實施意見》中提出，對于規模較小的小區，可以用“統一打包”的方式選聘物業服務企業。“三無小區”如果各自為政，單獨管理，投入太大，采用打包連片，區域性管理模式，以就近、就便的原則對多個小區同步實施管理人員、垃圾清運、采購用品等打包，能夠有效降低物業成本。將多個先天不足的微型小區納入園區物業公司，實施“打包管理”，主要提供垃圾清理、治安巡邏、水電維修等基礎管理服務，而基礎條件較為完善的小區，則是在征得業主的同意前提下，再增加停車管理服務、綠化管養等方面內容，多層次滿足業主需求。園區物業公司“統一打包”的維護資金來源主要是由政府財 政補貼和業主每月 20元物業費用共同構成。為此，園區物業公司通過規范小區停車、小區廣告投放等方法，逐步激發各小區自我造血功能，所得收益七成歸小區業委會，三成歸物業公司，進而使小區物管步入“長治”良性循環軌道。

三、河南省“三無小區”治理的對策建議

建立“三無小區”長效管理機制，應本著“先整治后示范”、“先試點后推廣”的原則開展，管理模式可不拘一格。示范小區重要的不是設施先進完善，重要的是要管理規范、和諧有序。要結合創建文明城市、創建衛生城市、構建和諧社會等工作共同開展“三無小區”治理工作，解決急需解決的問題，爭取基本達到“小區內基礎設施基本完備、長效管理體制良性循環、業主積極配合管理、發動群眾自治管理成效較好”的要求，為實現上述目標，盡快建立起“三無小區”的長效管理機制，提出如下建議：

（一）政府重視，設立專項財政投入補貼

發揮政府主導作用，有序推進“三無小區”治理工作。對“三無小區”治理進行整體規劃，制定專項計劃，列為重點工程。按照政府組織、居民參與的原則，因地制宜、積極進行完善基本配套設施、創建衛生環境、創建文明氛圍、構建和諧社區等一系列工作。“三無小區”整治每年由各市、區提出計劃，編制預算，列入政府財政支出計劃，并組織社區具體實施。要進一步加大政府投入，安排專項財政投入資金，保證啟動資金來源；同時，要積極引入市場機制，調動社會 資金、社會力量共同參與“三無小區”整治。

政府主導、多方參與，形成合力，強力實施綜合整治。“三無小區”綜合整治牽涉面廣，資金來源不足，不是單一某個職能部門能夠獨立完成的任務。市、區各級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牽頭成立相關職能部門參加的整治工作常設領導機構，作為市區各級常設綜合整治辦公室。建立相應工作機制，明確各自職責，制定整治總體規劃方案，研究落實“三無小區”備案登記、籌措整治資金、小區基礎設施招標等重要事項，解決工作進展中出現的實際困難，確保“三無小區”綜合整治順利進行[9]。

以湖北襄陽為例，襄陽“三無小區”整治工作的資金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市財政局以獎代補資金，按照每個小區5萬元標準，先行撥付2萬元用于小區整治啟動資金，2014年共向各城區（開發區）累計撥付974萬元；二是各市直單位從壓縮的“三公”經費里，拿出資金對小區進行幫扶，2014年，市直幫扶單位共投入資金510.9萬元，其中5萬元以上（含5萬元）的有58個，5萬元以下的52個；三是各城區人民政府、開發區管委會財政部門設立“三無小區”整治專項資金，實行專款專用，各城區（開發區）財政累計投入整治資金1874.02萬元，2014年全年市、區兩級財政共投入2848.02萬元用于“三無”小區綜合整治，確保了整治任務的實施。

（二）按照“屬地原則”，明確治理責任單位

按照“屬地管理”和“誰開發誰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逐一明確治理責任單位、責任領導、責任人。對有責任單位的，由責 任單位負責治理；因單位合并的，由合并后的單位負責治理；有始建單位的，由始建單位負責治理；因各種原因無責任單位的，由所在縣(市)區政府出資或市、縣兩級綜治和平安建設成員單位幫扶治理。

按照“屬地原則”，明確治理責任單位。對有產權單位，但因各種原因沒有很好履行管理責任的，由街道、社區動員產權單位采取單位負責或產權單位與住戶協商分擔相關管理服務費用的辦法，為居民提供基礎性物業管理和服務。由于房改體制的推進，住宅產權已呈多元化，原有產權單位破產改制的已無法繼續承擔小區的治理任務。這種情況下，應立足于小區找資金，盡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小區閑置土地或簡陋房屋進行二次開發，在不要政府和企業投入、不影響規劃的情況下，實現資金平衡。資金無法平衡的缺口部分，再由房屋產權人、原房屋產權單位、房屋建設單位、政府及政府部門按一定比例進行合理分攤較為合適。

沒有產權單位負責的小區，開展社區托管。由社區牽頭，組織召開業主大會，成立業委會，與小區業主簽訂代管協議，社區與維修、保潔、保安等專業服務企業簽訂服務合同，專業服務企業按照合同約定提供服務，或由社區居委會組織社區待業、失業人員組成維修、保潔、綠化等隊伍，委托管理和服務。

（三）大力開展宣傳教育活動，增強居民物業管理消費意識

多渠道、多形式、多角度地開展宣傳教育活動，增強居民物業管理消費意識，逐步實現由政府兜底管理向社會化管理的轉換。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政府應通過建立市場機制來培育 “三無小區”百姓的市場觀念，即政府花錢買機制，百姓花錢買服務。要讓廣大居民懂得，房屋的產權已經多元化，作為產權人要承擔維修養護責任。只有通過成立業主委員會等自治組織，對“三無小區”整治完的后續管理實施監督，才能真正維護自身的利益，落實長效管理的機制。同時，要讓廣大街道、社區干部懂得，“三無小區”的維修養護及其他管理服務也應從過去的政府行為轉變為市場行為，要轉變政府職能，逐步轉換角色，積極主動地做好退位和補位工作，把“三無小區”整治完的后續的管理工作讓位于社會化、市場化、專業化的物業管理，并加強監督管理。

（四）不斷創新治理方式，因地制宜采取適合的物業管理方式 在治理方式上，需要不斷創新。具體可以根據小區的房屋、環境、配套設施、業主或使用人的經濟承受能力，以及對物業管理的實際需求情況，按照符合小區實際、尊重居民意愿的原則，區分小區的不同情況和特點，采取靈活多樣的治理方式，因地制宜采取適合的物業管理方式。

湖北襄陽的治理經驗是，根據居民意愿和小區實際情況，分別采取四種形式開展物業管理。一是專業型，即依照服務合同選聘有專業資質的物業公司提供服務，按質議價，有償服務。對于配套設施較為完善，又有一定規模的“三無小區”，采取組織召開業主大會選舉業主委員會，依法選聘物業公司，實行專業化物業服務。二是自治型，即業主自治，由居民（業主）代表或樓棟長牽頭，按照居民（業主）公約實施自行管理服務，業主共同承擔相關服務費用。對規模較小的 院落，在充分尊重居民意愿基礎上，通過拆除、合并等形式設置新的自治單元，依法成立業主委員會，開展業主自治管理。三是單位型，即由產權單位負責牽頭統一管理服務，由原產權單位負責或與住戶協商分擔相關管理服務費用，為居民提供基礎性物業管理與服務。四是社區型，即開展社區托管。由社區居委會組織成立服務機構開展單項物業服務，有償微利服務。由社區牽頭，組織召開業主大會，成立業委會，與小區業主簽訂代管協議，社區與維修、保潔、保安等專業服務企業簽訂服務合同，專業服務企業按照合同約定提供服務，或由社區居委會組織社區待業、失業人員組成維修、保潔、綠化等隊伍，委托管理和服務。

安徽合肥的“物業打包”方式能夠有效解決先天不足、規模較小的“三無小區”的治理問題，有一定現實意義，值得借鑒推廣。

（五）建立長效管理機制，逐步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三無小區”整治工作完成后，要通過解決管理責任主體、資金來源、管理機制等問題，建立適合小區特點的管理模式、機制，杜絕整治后的反復情況，保持整治成果，從根本上改變“三無小區”的居住環境。政府的角色不僅僅在于前期整治時期的支援“造血”，更在于從政策、資金、技術、人員等多方面入手，引導小區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所謂提升小區自身的“造血”功能，是指在盤活公共資產中提升保障能力。例如，湖北襄陽在“三無小區”整治過程中，充分利用院落公共資源，通過合理收取物管費、公共房產租賃費等措施，保障院落日常管理、維護運轉的正常經費。在商業化運作模式日 趨深入生活領域的大背景下，應進一步廣開思路、多策并舉，積極挖掘提升小區自身“造血”功能的途徑。比如，充分利用小區內公共領域（樓內電梯、戶外宣傳欄、小區內電線桿上的燈箱、車庫門等位置）的廣告收入提升小區自身的“造血”功能；對進入小區進行商業宣傳活動的商家收取進場費提升小區自身的“造血”功能等等。

在整治后的物業管理中，將引導居民共同參與，確保居民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監督權，明確居民共同管理小區的義務與責任。綜合整治后的“三無”小區，將健全小區業主大會、業主委員會、“民規民約”制度，確保實現長效管理。“專業型”物業管理方式下，業主委員會代表全體業主與物業管理公司簽訂物業管理服務合同并對物業管理公司的服務進行監督；“自治型”物業管理方式下，業主委員會責任更加重大，要對小區的收支狀況進行公示，明確所有收入以及所有支出，并將引導居民貫徹“民規民約”制度，確保整治后的小區真正實現長治久安。參考文獻：

1.胡棟楠 童時珍 許建軍 本報記者 楊賽君：[N]，“物業打包”專治三無小區頑癥，合肥晚報，2014-01-28

2.張華：蜀山區 “三無” 老舊小區建立長效管理機制的幾點思考[J]，中共合肥市委黨校學報，2012（01）

3.吳波：利用GIS方法對“三無小區” 治安監控精細化布防[J]，科技視界，2014-09-25 4.龔莉 劉彩峰 黃穎：“三無”小區物管工作方案即將出臺[N]，襄陽日報，2014-11-04 5.嚴俊杰：讓“三無”小區走上長效管理之路[N]，襄陽日報，2015-01-22 6.呂剛：“小院落”撬動“大民生”[N]，中國建設報，2014-12-08 7.伍義兵：抓好“三無”小區整治

用“小院落”撬動“大民生” [N]，襄陽日報，2014-09-30 8.陸曉藝

梁晶晶：“三無小區”喜變“平安小區”[N]，柳州日報，2015-04-24 9.嚴錦榮：對首都城市老舊住宅小區綜合整治問題的思考和建議[J]，經濟師，2008-05 19

第四篇：“三無”小區治理工作保證書

“三無”小區治理工作保證書

為深入推動平安北關建設工作，提高居民住宅小區治安防范水平，提升公眾安全感、滿意度，街道辦事處向區委、區政府作出如下保證：

一、對市、區下達的“三無”小區治理工作目標，強力開展綜合治理，實現“三無”小區變“三有”，進一步消除管理盲區，優化居民小區環境，提升服務管理水平，保障群眾安居樂業，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二、明確“三無”小區管理主體，建立管理組織，有業主委員會或業主代表大會，聘請物業公司管理費用或自治組織工作費用落實，管理制度落實。

三、完善“三無”小區治安防范設施，實現有技防、有門房、有門衛、有照明、有大門的“五有”標準。

四、加強居民小區防范宣傳，組織動員群眾開展多種形式的互聯互防活動，增強小區居民群眾自我防范意識和參與意識。

五、2014年10月底，完成30％以上“三無”小區治理任務；2015年2月底，完成60％以上“三無”小區治理任務；2015年6月底，確保100％完成全部“三無”小區治理任務。

六、建立政府主導、部門協調、社會參與、責任明確的居民小區長效管理機制，加強小區自治組織、物業管理公司、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和公安部門的溝通協調，及時解決新問題，防止“三無”小區治理工作產生反彈。街道黨工委書記：街道辦事處主任：2014年7月31日

第五篇：農村公共管理 小組作業 常態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城市老舊小區網格化治理的個案研究

常態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城市老舊小區網格化治理的個案研究

——以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一小區為例

摘 要： 本文是在對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一老舊居民小區一年多來的疫情防控工作展開調研的基礎上形成的。全文在明確了研究背景后，梳理了疫情期間小區的基本狀況和網格化工作的運行，分析了滿足其有效治理的基本要素，對老舊小區的運行、改造及常態化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一定的啟示。

關鍵詞： 疫情防控;老舊小區；網格化治理

一、研究背景

1.1 網格化治理的理論基礎

城市社區的“網格化治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在新時代新要求下，為了進一步滿足人民需求，在基層提升服務效能，防范化解矛盾的重要理念創新。這一概念的提出肇始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明確，必須要堅持源頭治理，標本兼治，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創新社會治理，共享、共建、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以政府有效治理、居民良性互動為目標，最大程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這在實踐中要求社區的治理效能必須滿足社會建設的總體布局，通過將社會治理重心下移到基層的手段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以整合資源，疏導輿情通徑，提升決策科學化水平，真正煥發城市的基層活力，實現“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

網格化管理就是有限空間內的責任化管理，是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是重要的問題發現機制、解決機制和監督履責機制。需要注意的是，網格化管理并不是一項具體工作，而是一種可以輔助各個行業工作開展的手段和理念。學界普遍觀點認為，城市網格化管理基于社會管理和服務資源，通過網格員對轄區范圍內的人、地、事、物、組織五大要素進行全面的信息采集管理，收集地理位置、樓棟建筑、單位門店、人口信息、民政救濟、群團黨建、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科教文化等多重信息，運用數字化手段，以實現各區域聯動、資源共享的城市管理新范式。城市網格化管理是站在新時期我國城市工作新起點上的一種革命與創新：首先，它不再因循過去被動式應答問題的管理模式，轉變為主動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第二，數字化、信息化的新型管理手段得以應用，尤其是大眾媒介與即時通訊設備的參與促進了管理的精確與高效；第三，它是科學嚴謹的管理機制，不僅具有一整套規范統一的管理標準和流程，而且能夠對發現、立案、派遣、結案四個步驟實現動態循環，并在一定范圍內實現信息開放聯動。正是基于這些功能，可以將過去傳統、被動、定性和分散的管理，轉變為今天創新、主動、定量和系統的管理新模式。

網格化治理現如今已被廣泛應用，受到學界重視，在對多地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國內專家對其構造功用、作業機理與社會作用做出分析判斷，存在三種基本評估取向：

①優勢論：對網格治理模式的構建及其功用給予積極評估，將其視為城市底層治理構造變遷的革命性立異。持此觀念的研究者主要從網格技術機制、流程再造、群體效應等理論維度出發，透過網格運轉程序，在個案基礎上討論了網格構建的信息渠道與職責建設體系，關于破除現有治理的碎片化，樹立整體性安排架構，完成治理資源整合與政府跨部門作業協同聯動所具備的要義。研究指出，面臨城市治理的高度復雜性，網格化治理體現了問題導向、精細操作、協調聯動、群體反應、職責到人、危險控制等優勢，詮釋了“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全程覆蓋、不留死角”整體性治理內核。

②折中論：肯定網格化治理在重建城市底層治理架構與層次中所表現的活躍性作用，但同時指出它在運轉中呈現的眾多缺點，如行政運轉成本過高、條塊分割依據較為機械、事權下移、橫向跨網格協同不力、網格治理員職責界定、公民參與度較低，指出不斷完善、優化網格化治理的功用，增進效能供給的提升，是其未來發展方向。

③批判論：持此觀點的學者多從底層社會治理構造重建視點看，這種自上而下推進的、倡導“技能控制”的治理手段，帶來了不達預期的強力社會管控、扼殺社會生機的結果。即在官僚制基礎的任務主導型制度建構下，網格化治理通常呈現違背基本方針的現象，致使網格管理行動流于形式、功用退化，甚至帶來了更高昂的管理成本；其所沿襲的“壓力型”職責機制進一步強化了網格工作人員有選擇性的行政方針，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資本的生成與增長，墮入官僚主義“技能治理”的悖論。

本課題選取調研地所屬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社區的網格化治理在中央和地方的部署之下亦步亦趨地開展；網格的設置基本以小區為單位，設置網格長和網格聯絡員負責網格建設工作。雖然工作項目能夠規范開展，但實際工作中存在有網格治理效能低下的狀況，居民對網格工作不了解甚至不認可的現象也有所發生，這在城市的老舊小區中尤為顯著。

1.2 老舊小區

對老舊小區的概念界定需要基于一定的時空邏輯關系當中。我國進入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城市化水平在不斷的提高；居民住宅樓的建設就是城市化進程中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一個顯著表現。1994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國發 [1994]43號)，確立了我國的住房商品化政策，在此之前的住房實物化分配模式開始向貨幣化分配方式轉變；因此，有學者認為老舊小區應當界定為在1994年之前建設的居民住宅小區，但學界對相關概念至今也沒能形成統一的意見，多數研究將“老舊小區”概念模糊界定為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建設的、配套設施不完善、環境混亂、總體陳舊的居民小區。

本文研究對象所在的齊齊哈爾市是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重要代表城市之一，改革開放以來，該市眾多的國有工礦企業和部分事業單位為職工修建了福利性住房。但隨著市場化經濟的不斷推進，這里經歷了改革的陣痛，其中顯著的標志就是老舊單位家屬小區的運營難題。長期以來，該市的老舊小區呈現“多、亂、散”局面，曾經由單位主持運轉的小區面臨“棄管”，使其積累了大量的歷史疑難問題。

1.3 調研地疫情信息

2019年末，一種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我國華中重鎮武漢市爆發，其來勢兇猛，迅速蔓延至全國各省市。截至目前（2021年6月20日），全球已累計確診178,820,563例病患，累計死亡3,869,509例。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面臨的最為嚴重，波及范圍最廣，波及時間最長的一次公共衛生事件。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國國內的疫情防控阻擊戰已經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疫情隨時有可能在不確定的時間發起反攻，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依然任重道遠。

2020年1月23日，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宣布自當日10時起，全市公共交通停止運營，機場車站的離漢通道關閉，標志著武漢進入“封城”狀態；同日，本課題的調研地齊齊哈爾市也成立了疫情防控指揮部，并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二級響應。1月25日，該市出現了第一例有武漢旅居史的病例，隨后在2月2日，全市中心城區施行交通管制，所有小區村屯實行封閉管理。到3月25日，全市確診的最后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出院，首輪疫情確診病例全部“清零”。這一期間，全市共確診病例43個，累計死亡1人；根據疫情的變化形勢，全市各行各業已做到有序復工復產，應開盡開。

2021年初，黑龍江省望奎縣再次發現新冠肺炎無癥狀感染者，其密切接觸者中有齊齊哈爾市居民。在這一輪疫情傳播中，全市發現確診病例1例，無癥狀感染者23例；到2月8日，齊齊哈爾市本輪疫情確診病例、無癥狀感染者均已治愈出院及解除集中隔離醫學觀察，病例全部“清零”。雖然這輪疫情在春節前爆發，給居民生活帶來一定不便，但防控反應得當也使市民所受的負面影響被降到了最低。

二、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

2.1小區建設運行情況

本文研究的龍沙鄉家屬樓（以下簡稱該小區）始建于1989年，位于齊齊哈爾市城區南郊。這里曾是城南臨近農村的較為繁華的地段，是城南城鄉居民消費、通勤、辦事的重要節點；正因此，管轄城南部分行政村的龍沙鄉決定在此修建辦公大樓和職工家屬樓。1989年正值我國城市化高速推進的時代，鄉政府與位于這一片區的中央儲備糧齊齊哈爾直屬庫決定共同出資修建一座擁有三棟七層住宅樓、共計八個單元的家屬小區，同時小區院內附帶一座七層辦公用房；在實行集中供暖后，該片區的鍋爐房也建于小區院落內。經兩家單位商定，小區建成后的維護工作由龍沙鄉政府負責。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當時龍沙鄉人民政府在該小區內辦公，但這里的行政區劃卻歸屬于齊齊哈爾市鐵南街道辦事處；由于小區的成分復雜、性質特殊，所以鐵南街道也對該小區管理工作沒有過多干預，始終由建設單位龍沙鄉人民政府負責。2004年，市委市政府決定撤銷龍沙鄉、大民鎮建制，將兩個鄉鎮的管轄范圍調整合并為一個新的街道辦事處和農村工作委員會，龍沙鄉人民政府就此遷出小區；出于管理成本高、利益關系復雜等多種因素的考慮，加之推行物業公司市場化運作的背景，原龍沙鄉改

組后的新機構決定不再處理該小區運營維護，準備交由本市一物業公司負責管理。

設備陳舊、遺留問題多、產權復雜是老舊小區的通病，建設了已有三十年的龍沙鄉家屬樓也是如此；長期以來，業主和物業就眾多問題難以達成一致，居民因無法接受物業公司的條件而拒交物業費，物業也拒絕為小區居民提供任何服務，這導致長期以來該小區一直處于棄管狀態，除了小區垃圾處理由街道辦事處協調城市環衛負責清理，其他一切小區維護工作只能由居民自行組織，這在無形之中也加劇了處理小區歷史遺留問題的難度。

2.2 小區疫情防控面臨的問題

2008年，小區所在的街道又經過合并改組為新的龍沙區南航街道辦事處，轄區面積在全區所有街道辦事處中位列第一。街道轄區內有眾多國營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家屬樓，但隨著上世紀末部分企業效益不佳破產重組和市場化物業模式的推進，原本由單位負責的小區多數都難免落入棄管的命運，本文的研究對象即是棄管老舊小區的典型代表。

對于擁有物業單位的小區來說，封閉管理或是疫情期間的基本服務都能夠得到一定的保障，但對于棄管小區而言，“無人問津”的局面顯然增加了疫情期間的基層防控難度。由于物業棄管，該小區從未設置安保和門禁；沒有固定人手，街道辦事處不得不專事專辦，委派黨員干部并招募志愿者參與小區防控工作。

龍沙鄉家屬樓的防控工作主要面臨了以下幾個難題：

一是人員結構復雜。小區里老年人口占比較大，近120戶居民中六十歲以上老人的占比能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其中更不乏十余個八十五歲以上的高齡老人。經過網格員的走訪排查，小區中的老人們基本都有家人照料，但突然而至的疫情擾亂了他們的生活習慣，規勸老人們不聚集、少外出、戴口罩需要工作人員和志愿者付出大量的勞動。此外，在這座位于城市進出交通動脈的居民小區中，有不少從事長途運輸業務的司機業主，對他們提供有針對性的排查和防控保障服務也是一個繁雜問題。前文中還提到，小區內還存在有幾個公共單位；原鄉政府搬出后，辦公樓幾經易手，交由街道衛生服務中心使用，這是一個服務范圍覆蓋幾萬人口的大型社區公共衛生機構，日常接診工作難免會使小區居民接觸到外來人員；此外，位于小區內的換熱站工作人員也都是由熱力公司派遣輪崗的小區外人員。內外部人員的復雜性因素疊加使得疫情防控初期的人員管控面臨巨大挑戰。

二是內外部環境復雜。小區所在片區一直是城鄉結合部，近年來城市棚戶區改造將周圍的平房進行了拆除，但受疫情影響收尾工作一直無法開展；拆遷使小區的圍墻有缺損，這讓一些在疫情防控初期抱有僥幸心理的居民鉆了空子，有人在封閉期未報備出入，這無疑增加了小區防控風險，因此也使本就人手不多的小區防控人員不得不花費時間開展對外部區域的整治和專門的防控宣傳。此外，小區內存在的公共機構使得工作人員不得不考慮如何進行內外部人員分流；由于小區只存在一個出入口，公共活動面積又較小，因此最初只能單獨給小區內的醫院用隔板劃出一條專門通道，但分流效果和效率顯然不高，這使得防控人員必須依靠人力開展人員甄別，避免高風險人員進入小區。

值得慶幸的是，從本市發現第一例患者到全部清零，龍沙鄉家屬樓未出現一例確診病例、無癥狀感染者；少數幾個有高風險地區旅居史、需要居家隔離的人員在隔離期的生活起居也得到了有效保障，這使得小區防控工作的重心也主要放在了外防輸入和內部完善的工作上。

三、老舊小區網格化綜合治理的推行

3.1 對網格化管理的再認識

如果僅僅把“網格”視作直觀上對基層行政管轄區域的細致劃分，那么網格化的工作也難免會落于窠臼。回歸到網格建設的初衷，我們應當認識到，網格的實質在于將工作重心下放基層，致力于從源頭發現和解決問題，構建和而不同的社區治理模式。

網格產生于一定的微觀區域，但其功能的拓展、升華卻是依靠內外部政策實行、人文情感、利益關系的交織而發展的。優秀的網格化管理模式應當激發其作為社區的微觀組件和內在活力和外在影響，繼而滿足其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和整個社區的系統完善。社區網格可以認為是行政化的產物，但卻不能用行政化一以蔽之。網格是最貼近群眾的自治組織，它必然肩負了維護社會穩定、協助政策落實、服務居民生活的責任，但其功能的發揮則兼具了管理的任務性和藝術性；只有真正貼近群眾、依靠群眾、踐行群眾路線，社區網格才能真正擔負起協助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重任。

3.2 疫情期間小區網格化管理的實踐

面對社區疫情防控的復雜性、嚴峻性挑戰，老舊小區的網格化治理工作必須破立而行。在非疫情期間，龍沙鄉家屬樓作為一個獨立網格存在，由基層社區選出了網格長和聯絡員；但對于這個物業棄管的老舊小區，許多日常運營的問題涉及范圍廣、難度大，網格責任人又并非是專職工作，這導致前期網格治理工作基本處于失效狀態，居民自治活動往往都是在問題爆發時才不得已地開展。

疫情發生以來，黨中央果斷決策，發出了“讓黨旗在疫情防控第一線高高飄揚”的號召，基層社區作為安全防控的戰斗堡壘也積極響應，靠前參與。當疫情防控進入到常態化階段，網格化綜合治理的工作必須實現動態更新，兼顧防疫和居民生活，讓黨員隊伍的先進性和社區協調、居民自治的優勢繼續發揮效用。

棄管老舊小區的網格化治理需要多方的共同參與。疫情期間，區級政府和街道辦事處、基層社區居委會、網格志愿者、小區居民多方共同努力，重新為小區網格注入了發展動力。

社區是基層防控的重要執行部門，既要有效落實上級任務，又要在群眾工作中找出引導群眾自治、共建家園的突破口。首輪疫情爆發期間，為了有效解決棄管小區的防控問題，龍沙鄉家屬樓所在社區馬上組織黨員社工、號召轄區其他單位的黨員干部下沉一線參與治理。疫情發生后，黑龍江省提出了嚴守“三道門”（國門、城門、家門）的總要求，基層小區村屯嚴格篩查外來人員，走訪重點人群，確保每一個微觀部門的安全，才能保證整體的和諧。由于該小區缺少專職安保人員，社區特別安排一名副書記帶隊進駐小區，同時招募了志愿者，實行全天三班倒，保證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值守，不留漏洞。在小區封閉初期，每戶只允許三天內有一人憑出門證外出采購，并要求有工作需要的人員辦理相關證明；僅靠紙質憑證和人工查驗給初期門禁工作帶來困難，這在全市實行了“健康碼通行”措施后得到了緩解，專職查驗人員也從兩名減少至一名，為其他方面的工作補充了人手。除此之外，社區工作人員也在統一部署下完成了網格內重點人員（五保戶、高齡老人、殘疾人等）的排查工作，建立小區防控消毒工作臺賬，確保工作精細化、制度化、可追溯。

疫情進入防控關鍵期后，黨中央積極號召“發動一場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這其中充分強調了在防控工作中發揮人民群眾主體作用的重要性。面臨小區網格功能失效的狀況，社區工作隊立即決定對網格責任隊伍進行重組，建立小區居民聯絡群，并由社區正副書記、小區防控員、網格長等在群中直接聽取居民意見。由于小區設備陳舊又常年缺乏維護，疫情期間居民關于取暖、用水、排水的意見也集中爆發出來；在物業拒不履行責任的條件下，網格聯絡群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主要工作人員積極向居民解答問題，協助居民有效地解決了問題，保障疫情期間業主的正常生活不受較大干擾。通過一定時間的運行，聯絡群作為小區網格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為保證居民的生活質量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也讓社區工作有了更明確的抓手和方向。基于這一段時期網格工作的有效開展，社區和網格的作用得到了小區居民的廣泛認可，參與小區治理的積極性與配合度不斷加強，這也為第二輪疫情爆發時的管理工作，尤其是大規模居民核酸檢測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幫助。應當說，二輪疫情的負面影響能夠降到最低，本質是依靠群眾齊心協力的“內生性”動力，而對于“內生性”的培育，網格化管理工作顯得功不可沒。

在齊齊哈爾市，老舊小區的棄管現象屢見不鮮，這是由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和歷史遺留問題等多重因素導致的。物業公司“棄管”，不代表地方政府可以“不管”，政府部門以人民利益為先，出實招才能見實效。小區所在的齊齊哈爾市龍沙區在2015年就成立了區級物業管理中心，專門為棄管老舊小區居民提供基本物業保障。疫情發生以后，物管中心抓住契機，指示各社區、街道以各種形式開展群眾愛國衛生運動，推動防疫的同時解決一些小區設備和環境的遺留問題，并為相關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設備、工具。在區級政府的統籌下，小區居民利用疫情不能出門的時間，整飭了樓道環境臟亂差問題、粉刷了公共區域墻壁、完善了小區綠化，進一步改觀了小區風貌。在物管中心、街道辦、社區的共同協調下，長期處于對峙狀態的業主與物業公司也重新回到了同一平臺上展開對話，爭取能恢復小區的正常物業工作。但由于部分住戶存在復雜的產權問題（基于“單位建房”所產生的業主“半產權”現象），以及物業公司提出的條件難以令業主接受（物業出于小區基礎設施老化問題而提出的一次性經費籌措方案過于昂貴），對話并沒能取得有效的成果，物業公司選擇全面退出，但在客觀上卻為梳理該小區長期以來的物業糾紛問題提供了幫助，也推動了小區網格在特殊時期的物業自治能夠統一意見，為接下來招標新的物業企業積累了經驗。

四、啟示

4.1為什么網格化治理能初見成效

疫情發生至今，龍沙鄉家屬樓有效落實全市統籌推進的防控政策，圓滿地完成了防控初期的基本任務，有效保障了小區居民的生命健康和正常生產生活，為全市的防控工作進入常態化、各行業復工復產、經濟復蘇運行補給了來自于基層的力量。可以說，該小區的網格化綜合治理是頗有成效的。

切實踐行群眾路線，是小區有效治理的不二法門。從一月份至疫情在夏季告一段落，社區工作隊和志愿者駐守在小區入口的臨時崗亭，經歷了北緯47度上東北平原城市的嚴寒、大風和酷暑，始終恪盡職守，真誠服務，用實際行動贏得了小區居民的尊重和贊許。一年多來，這座歷史遺留問題眾多、人員環境復雜的老舊小區非但沒有因防控工作和社區服務產生一次糾紛，居民的自治參與度也比疫情前顯著提升，這就是對小區網格工作最大的肯定。密切聯系群眾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黨才能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疫情使我們愈發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進一步意識到從各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性，根本就是要向人民群眾學習，在人民群眾中實踐，才能為我們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汲取更有力量的指導。

4.2值得保持的優點

踐行群眾路線的指導思想，必須堅持群眾觀點，從群眾的角度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社區工作者和網格隊伍沒有被疫情防控的基礎任務所局限，為了完成任務而完成，而是真正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需，這在客觀上也實現了從根源上梳理癥結，從而為解決老舊小區的復雜問題完善思路。長期以來，小區部分住戶的上下水、燃氣、電表計價存在嚴重問題，社區和網格責任人在了解情況后主動上門聽取意見，統籌多方出資并協調相關單位進行管道疏通、水壓調整、陳舊設備更換，積極完善服務質量，維護居民合法權益。凡此種種其實已超出了最初“疫情防控”的工作安排，但為了切實得到群眾支持，工作人員選擇了“寧可多一事，絕不擱一事”，這是保證小區秩序穩定，從而引導小區治理進入“深水區”的關鍵環節。

小區治理踐行群眾路線的藝術性，在于發掘了居民中的“關鍵人行為”。在現代城市居民小區里，鄰居互不認識，一遇事情高高掛起的現象并非個例。網格治理最初的失效正是由于群眾自治活力未能有效激發，大家只愿做“老好人”，不敢當“出頭鳥”，導致很多事情越積越重，形成遺留問題的惡性循環。在新的網格隊伍中，社區工作者把責任心、號召力強的居民團結起來，以工作人員的身體力行激發居民自我建設的意愿，并在防控工作取得階段性勝利后對居民群體中積極參與相關工作的成員給予一定物質和精神獎勵，在本就不大的小區里發揮“熟人社會”的作用，引發示范效應，很快就能掀起群眾自發治理的熱潮；疫情以來的樓道粉刷、綠化建設、愛國衛生運動都有居民們自發參與的身影。讓群眾在參與中深切體會，既能夠幫助工作更好開展，促進多方互相理解，也讓小區治理工作更具可持續性，保有更具群眾路線特色的優越性。

4.3需要改進的缺陷

雖然龍沙鄉家屬樓的網格化治理有許多值得可圈可點之處，但依然有值得我們思考并加以改進的環節。

首先是工作創新度不夠。數字化的治理應用只存在淺層發揮、沒有得到廣泛拓展，一、二輪的防控工作中，傳統的“人海戰術”與“全天候白加黑工作”依然是主力，工作效率并沒有發揮到位。僅靠“守正”只能保證基礎、只有方法創新才能實現新陳代謝。網格治理中的老方法得到了正向的效果，但也暴露出效率低下、反應遲滯的不足之處，而高強度的工作也給社工和志愿者帶來巨大的生理、心理壓力；本質上與工作任務“級級攤派”、“層層加碼”、“危機轉嫁”的官僚主義作風有著密切關系。面對緊急事態和新局面、新問題，老方法固然要參考、執行，但及時的創新也必然要提上日程；手段創新的基礎之上，領導層勇于自我革命、破除官僚風氣也是推進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需要。

其次是在疫情壓力降低后，存在工作疏忽、放松的現象。這并不能全然歸咎于基層工作人員，畢竟他們在高強度的工作過后需要得到緩解與休整。百密必有疏，唯一的方法就是要靠動態的制度完善，在保障居民和工作人員利益的前提下，時刻能夠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發生在我國部分地區的疫情反復狀況就反映出了防控工作疏忽大意帶來的嚴重打擊。盡管通過疫情防控阻擊戰，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但一味地沉溺于“優勢”之中只能讓我們的工作如逆水行舟，不進反退。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事業加速推進的關鍵時期，疫情帶給我們的既是挫折、更是考驗。只有在危機意識中知難而進，不斷改造我們的認識與實踐，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才能真正屹立于不敗之林。從小區治理中以小見大，放眼全局，老舊小區網格化管理工作才能在社會系統工程建設中發揮更大的功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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