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補充偵查顏艷紅虐童案的法治清醒

補充偵查顏艷紅虐童案的法治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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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整理: 出納工作內容 編輯:王菲 文章來源：新浪

11月5日晚，浙江溫嶺官方發布消息稱，虐童女教師顏艷紅尋釁滋事案經溫嶺市人民檢察院審查后認為需要補充偵查，其間，顏艷紅親屬又要求司法鑒定。溫嶺市公安局已于11月5日依法向檢察機關撤回案件，繼續偵查。(中新網11月6日)

第二篇：溫嶺幼兒園女教師顏艷紅虐童案法律競賽

溫嶺幼兒園女教師顏艷紅虐童案

【案情】溫嶺警方通報稱，10月24日當天，網絡上流傳一張幼兒園女教師以拎耳朵的方式虐待學生照片。后查明，顏某自2010年在溫嶺城西街道藍孔雀幼兒園工作以來，多次對幼兒園學生以膠帶封嘴、倒插垃圾桶等方式進行虐待，并拍照取樂。溫嶺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對顏某予以刑事拘留。

問題：

1．顏某可能涉及的罪名有哪幾項？

虐待罪、侮辱罪、故意傷害罪及尋釁滋事罪。

2．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對顏某予以刑事拘留？

對于虐待罪，我國刑法沒有規定虐待兒童罪，刑法規定，虐待指的是虐待家庭成員。對于侮辱罪，這罪是需要公訴的才處理，可以由受害人家長向法院自訴。

對于故意傷害罪，只有受害人傷勢達到輕傷以上結果，才符合這一罪。

對于尋釁滋事罪，按刑法規定，隨意毆打他人，情節嚴重的；追逐、攔截辱罵他人的，情節嚴重的；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顏某的行為造成受害人恐慌、害怕等后果，符合尋釁滋事的立案標準。

另外，事實上，故意傷害罪最高刑期是3年，而尋釁滋事最高刑期是5年。

3．《新聞早間報》將被虐待兒童的照片，未經處理，直接予以刊發，是否合法，為什么？

《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三十九條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個人隱私。《上海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第二十七條：報刊、廣播、電視、網絡和其他公開出版物，不得披露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或者受侵害的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單位、照片、圖像以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

4．《新聞晚間報》刊發題為《請看女教師顏艷紅的罪行》報道，是否合法，為什么？這樣報道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不合法。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審判，對任何人不得確定有罪。會誤導輿論，不利于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5．據查，事發的溫嶺市城西街道幼兒園女教師顏某無教師資格證，違反了哪兩部法律的規定？

《教育法》第三十四條 國家實行教師資格、職務、聘任制度，通過考核、獎勵、培養和培訓，提高教師素質，加強教師隊伍建設。

《教師法》

6．新華社為此事件發表新華時評《虐童背后是幼教發展欠賬》，認為政府應當加大幼教投入。也有人認為是當地政府執法力度不夠，應加大執法力度。如果你是當地人大代表，請結合以上案例，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議（至少五條，言之成理即可）

第三篇：虐童案

虐童案

近兩年虐童事件：最近，山西太原一幼兒園老師狂扇女童70耳光一事余波未了，浙江溫嶺再發虐童事件。這名老師手拎幼童雙耳將其提離地面，全然不顧哇哇大哭的可憐男童；廣東肇慶，把不會自行大小便的幼童綁在糞盆上；陜西西安，用鋸條鋸破調皮男孩兒的手腕；重慶，罰咳嗽吐痰女孩兒舔吃口痰；武漢黃陂，10歲男童遭老師揪臉撞墻。一時間輿論紛紛譴責，怎能對天真的孩童施加如此暴行？在這些令人痛憤的虐童事件背后，隱藏的是一種怎樣的扭曲的人心？孩子受到暴力傷害是誰的錯？是老師缺乏是的，幼兒園水平低下，還是法律不能切身保護到孩童的權益？

對現有制度引發的思考：一是最表面的原因即教師本身的職業素養和自身道德及法律意識極為低下。幼師工作辛苦、工資待遇低，招聘要求也相對較低。一些學校在招聘幼師的時候，只看重個人學歷和外在表現，護士個人內在品德，工作考核也“重量不重質”。正如顏艷紅，幼兒園看重只是她的綜合成績名列前茅，卻沒有考慮她的道德修養問題，而有現如今幼兒啟蒙教育杯簡單地等同于“帶孩子，因此現在的幼師職業素質越來越低。更有甚者，有的幼師沒有經過專門的培訓就入職上崗了，連幼兒教育的基本常識、幼兒階段的年齡性格特征，教育方法等都不懂，耐心更是極其有限，加之對工作只是采取應付的手段，這就為“虐童事件”的發生埋

下了伏筆。

二是教育機構良莠不齊。幼兒教育普遍存在公辦園“稀缺化”、民辦園“兩極化”等的問題。就如顏艷紅所處的幼兒園便是一個民辦的農村幼兒園。而從我國教育現狀來看，由于學前教育沒有納入義務教育的范疇，不能納入國家財政統籌，政策上也沒有優惠，經費投入少之又少，幼教從業人員及幼教人才嚴重不足，致使幼兒教育需求大、供給少、收費貴。當幼兒教育的基礎性、公共性和公益性被忽視，不少不良機構便趁機辦起了幼兒園，他們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斂財，根本不顧幼兒的安全、飲食、起居。

三是國家對于學前教育不夠重視。顏艷紅對于工資不斷的抱怨其實也是很多幼師的心聲。南京一位張姓的民辦幼兒園教師向記者大倒苦水，２０１０年參加幼師工作的她現在每月只拿一兩千元，“拿著賣白菜的錢，卻得操賣白粉的心，說實話我真不太想干了。我有一些同學早就辭職了，擺地攤都比這個賺錢多。““中國網事”記者調查發現，除了少數公辦幼兒園，多數幼兒教師的待遇和張老師相去無幾，和她一樣抱有“干幾年就不想干了”想法的也不在少數。有網友在評論虐童事件時說：“這些虐童的老師確實可恨，但可恨之人也 有可憐之處，想想這些年輕的女孩子每天要面對孩子搞得心力交瘁，卻又得不到相應的物質回報和社會認同，相比這些教師，更應該檢討的是整個社會。”南京市心理危機干

預中心主任張純說，“待遇低，任務重，責任大，這直接導致很多幼兒教師心理壓力大于其他職業。再加上很多教師社會交往不多，社會支持系統不夠完善，壓力宣泄的渠道就不太暢通，這種情況下，他們有了壓力，有了情緒，就可能造成對孩子的傷害。”專家認為，有關部門必須像抓義務教育一樣把學前教育也抓起來，要大幅提高幼教待遇，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幼教隊伍，如此既能增強幼兒教師的整體水平，又能提高幼兒教師的職業地位。

四是孩子們的自我保護意識過于薄弱。溫嶺的顏某自２０0０年工作以來多次對孩子進行虐待，但沒有一個孩子回去告訴父母；營口虐童事件中，父母發現了當事孩子身上的針孔，孩子卻仍不敢在父母的追問下說實話??專家認為，提高孩子的自我保護意識十分重要，但現在很多孩子并不懂得如何保護自己，在受到虐待后，很多孩子不敢說，有些孩子甚至認為犯錯了被懲罰是正常的。青少年心理專家宋少衛表示，要更好保護孩子，一方面家長要多觀察孩子，及時發現孩子情緒反常等情況，另一方面家長要和孩子交朋友、多交流，讓孩子明白怎么樣才是正確的，怎么樣能更好地保護自己。

討論與反思：其實，“虐童”事件已不僅僅是師德問題，而上升到了國家制度管理層面。對于這一現象，需要從政府、教育機構、園長、幼兒老師以及家長等方面來闡述原因以及對

應的改進措施，以保障每一個幼兒身心全面、健康、和諧的發展。在對屢屢出現這些虐童事件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后,各界社會人士反思到這些惡劣事件都應該由誰來承擔相應的職責。并且對杜絕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應該采取哪些措施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且提出了很多解決措施。面對這一些問題不得不使人們想到政府、幼兒育機構、園長、老師及其孩子的家長，以及他們在幼兒教育過程中所起到作用。通過對最近幼兒園內虐童事件的原因進行分析后，使人們從不同視角對幼兒教育進行深層次的深思與反省。最后，針對不同影響幼兒教育的因素，如政府、教育機構、園長、教師及家長等方面，提出不同解決措施。盡可能地彌補當前學前教育事業中的一些漏洞，進而很好地推進整個教育及社會的發展。

得不到法律的嚴懲：2011 年6 月，濟南一幼兒園老師被爆虐待、體罰兒童，其行為包括讓孩子金雞獨立、雙手抱頭下蹲、下跪等。在家長維權后，處理結果僅是退還部分園費、幫助轉園等。2011 年7 月，一段“保姆虐待嬰兒”的視頻在網絡引起公憤，視頻中，保姆將僅10個月大的嬰兒高高拋起，重重地摔在床上，并屢次毆打謾罵嬰兒，結果僅被警方處以行政拘留15 天的處罰，依據還只能是“經常毆打他人”。在另外一個更為極端的案例中,6 歲的貴州女孩婷婷遭到自己親生父母長期的、非人的虐待——包括鐵絲、抽打、罰跪釘子等、施虐者僅僅被處以行政拘留5 日的處罰。還有最近的浙江溫嶺城西街道藍孔雀幼兒園女教師顏某，因“一時好玩”，在該園活動室里強行揪住一名幼童雙耳向上提起，同時讓另一名女教師用手機拍下，然后把視頻傳到網上。

第四篇：虐童案頻發的社會機理及法律對策（本站推薦）

“虐童案”頻發的社會機理及法律對策

近期，社會上“虐童案”頻發，被輿論推到風口浪尖的是攜程親子幼兒園，“紅黃藍幼兒園”的用針扎孩子、喂孩子吃芥末的惡性虐童事件。這一起惡性虐童事件進入了公眾及社會大眾媒體的視野之后，迅速激起了社會輿論的軒然大波，極大的沖擊了社會公眾的安全心理防線，人們的社會安全感迅速降低。不少家長都陷入了恐慌，甚至有些草木皆兵了，很多的家長一遍又一遍的詢問著孩子，自己的孩子是否遭遇過類似的事件。在這次的惡性虐童事件背后，又隱藏著什么樣的社會原因呢？為什么社會上“虐童案”頻頻發生而屢禁不止呢？不少的家長，社會各界人士，各方學者都發出了類似的疑問。

本文就近期社會上“虐童案”頻頻發生而屢禁不止的社會內在機理進行一定的分析。第一，社會上“虐童案”的頻發，是由于一定的客觀原因的影響。兒童的年齡較小，生理年齡以及心理年齡都很不成熟，尚未形成自我保護的認知意識，同時，兒童由于生理年齡的限制，就算兒童擁有一定的自我保護意識，其自我保護能力較差，沒辦法完成對自我的保護。

第二，是家長們對兒童的保護意識有限，很多家長并沒有在自己的孩子上幼兒園之前，向孩子傳達出保護自己的思想，培養孩子自我保護的意識，因而我們的孩子在幼兒園受到了傷害，他們可能也會受到老師的恐嚇，孩子們就算回到家也不敢告訴自己的爸爸媽媽。

第三，社會對幼兒教師的培訓不過關，很多的幼兒園老師，都是十七八歲的、剛剛畢業的女孩子，她們拿到的工資很少，但是她們在幼兒園的時間很長，長時間的面對哭鬧的兒童，人都會有一些煩躁的心理，何況是本身就不是很成熟的一些剛剛成年的女孩子們，幼兒教師的困境，也是社會上“虐童案”頻發的根本原因之一。幼兒教師的準入門檻低，一些幼兒教師的受教育程度較低，導致的是很多幼兒教師的自身素質較差，法律意識的淡薄。同時，幼兒教師的待遇以及境遇較差，留不住一些真正熱愛幼兒教育的工作的人才，很多的優秀的幼兒教師都由于過低的工作以及較差的工作環境不得不被迫轉行以謀求更好的工作環境以及工作條件，很多的優秀的幼兒教師都流失到了其他的行業。

第四，我國的對于兒童保護的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不健全，我國的法律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是一塊空白區域，只有一些關于未成年人保護的基本法律，只能在案件十分嚴重的時候，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而相對應的，適應當前社會發展的，可以真正的從兒童的角度出發的，可以真正的保護到我們的孩子的相關法規尚不健全。這使得導致大部分“虐童案”的嫌疑人都受不到應有的懲罰，并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對他們做出的應有的懲罰。只有輿論的懲罰，只有道德的懲罰，對于這些嫌疑人來說，這是遠遠不夠的。

上文通過對社會上的“虐童案”頻頻發生的原因進行了一定的分析，對社會上頻發的“虐童案”的社會機理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從而根據上述的幾點原因，提出以下一些相對應的建議從而防止社會上“虐童案”頻繁發生。從法律的角度上來看，我們可以提出以下幾點相應的建議：

第一，我國關于未成年人保護的相關的法律法規，需要進行進一步的完善。同時，我們必須從兒童的角度出發，制定與兒童相適應的法律法規，實際的保護著我們的孩子們，不僅僅是要保護孩子們的身體健康，而且也要對孩子們的心理健康起到了足夠的重視，在法律法規中提出明確的規定，這可以對我們的孩子保護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時，對社會上的不法分子以及有可能傷害到我們的孩子的人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第二，我國的法律在完善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同時，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一些類似的先進的經驗，我們可以加大對成年人收到傷害時，對嫌疑人的懲罰力度，做出從重懲罰，對一些不法分子起到相應的震懾作用。

第三，法律法規制度不僅可以在未成年保護的層面上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時，也可以相應的對幼兒教師的準入門檻做出規定，提高幼兒教師的準入門檻，例如，可以規定幼兒教師，必須取得相應的幼兒教師資格證，方可從事幼兒教學工作，同時，在取得幼兒教師資格證的基礎上，要對其證件進行年審，每年一審，以保證幼兒教師隊伍的純潔性與先進性。

第四，相關的法律法規可以從提高幼兒教師的資格待遇方面來吸引更多的人才，以期留住更多的優秀的幼兒教師，使優秀的幼兒教師不至于因一些生活乃至工作環境等問題被迫流向其他行業。增加幼兒教師的待遇規范，使得更多的人可以走向幼兒教師行業，而不是，那些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們由于剛剛畢業，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而無奈、或者被迫選擇的工作，而是真正吸引那些真正熱愛教育、熱愛孩子們的那些優秀的幼兒教師的進入。

最后，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必須完善對私立幼兒園的管制問題，一些私立幼兒園的亂象在現如今的社會上頻頻發生，私立幼兒園的孩子們也需要我們的關注，私立幼兒園的相關法律法規制度的完善也亟待解決。不管是私立幼兒園，還是公立幼兒園，都是一盤棋，都需要我們從根本上去保護我們的孩子，給他們一個健康成長的環境，保證他們都健康長大。

希望這幾點建議可以有所幫助，愿社會上不再有“虐童案”，愿我們的孩子都健康成長。

第五篇：從法律角度談“南京虐童案”辯護詞的十個錯誤

從法律角度談“南京虐童案”辯護詞的十個錯誤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刑事律師

陳琦

“南京虐童案”自案發起便一直是輿論熱點問題，故意傷害罪的定性，不批準逮捕決定的作出，庭審時當庭逮捕并判處六個月實刑等情況都引起了社會熱議。該案辯護律師王永杰是業界知名的刑辯律師，其總結了“刑事辯護49條金律”并今年出版了刊載其經辦“名案”思維結晶的《刑事辯護的藝術——無罪辯護經驗談》一書，但其為“南京虐童案”作無罪辯護的辯護詞卻在近日公開后遭到了法律界潮水般的非議。

刑辯界對“南京虐童案”一審辯護詞的批評聲音多著眼于該案的辯護思路、辯護策略以及辯護效果，認為該辯護詞思路不清，邏輯混亂，缺少以證據、法律為基礎的分析論證，脫離案件事實以“法治”為口號上綱上線。也許這些對“南京虐童案”一審辯護詞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這些角度多帶有主觀價值判斷色彩，而 我認為“案外人”由于沒有實際經辦該起案件，不了解案件的證據情況，不宜從辯護風格、辯護策略等角度對辯護詞作過多的個人價值評判，只適宜從法律角度來分析“南京虐童案”的一審辯護詞是否合格。可惜的是，作為一名專辦刑事案件的辯護律師，我從這份辯護詞中發現了諸多在法律上并不過關的表述。

第一，詢問未成年被害人時不一定需要“法定代理人”到場。“南京虐童案”一審辯護詞提到“公安在詢問孩子時，不依法讓法定代理人到場”，其法律依據是《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條的規定“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訊問和審判的時候，應當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詢問未成年被害人、證人，適用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規定”，但是辯護律師卻忽略了同一個法律條文中同樣規定了“無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親屬，所在學校、單位、居住地基層組織或者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到場，并將有關情況記錄在案”，因此從法律本身的規定上來看，公安機關詢問未成年被害人時未必一定要其法定代理人到場，而結合本案的具體案情，必然會出現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的情況。

《民法通則》第十四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監護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本案被害人是未成年人，是被告人李某辦理收養手續后收養的養子，從法律角度看被告人李某是被害人的監護人，亦是其法定代理人。雖然有意見認為控方提交證據指出李某辦理收養手續因程序有問題，而導致收養手續不具有合法性，但是收養手續是否合法，收養關系是否應予以撤銷并非刑事案件的審理范圍，因此在本案中不能因為李某涉嫌對未成年養子犯罪而得出其不再是被害人監護人和法定代理人的結論。

正因為在本案中李某兼具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雙重身份，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條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無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情形，因此在本案中不存在詢問被害人時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場的可能性。

第二，對未成年被害人進行傷情鑒定時沒有強制性法律規定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場。

“南京虐童案”一審辯護詞提到“鑒定人給孩子檢查傷情時不依法讓法定代理人到場”，但是現行法律并沒有強制性規定司法機關對未成年人進行傷情鑒定時需要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場，因此辯護詞中所提的這個觀點缺少法律依據。

事實上，現行法律只規定了“詢問、訊問”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證人時需要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而且從法律規定的內容上可以看出這項規定的目的在于防止“辦案人員在訊問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維護和“代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證人的訴訟權利”，其原因在于詢問、訊問所得的是主觀性較強的言辭證據，司法機關在取證過程中可能會出現違法取證的行為而未成年人由于心智未完全成熟而無法按自己意愿和客觀事實陳述案情。而在司法鑒定等其他偵查活動中，由于偵查活動的客觀性和中立性較高，往往也不需要介入未成年人的主觀判斷，因此不需要作出“法定代理人到場”的特別規定。

在實踐中，可能基于安撫孩子或者照顧孩子的需要，鑒定時未成年人的父母一般都會在場，而司法人員對此也不持異議，辯護律師也許基于這種情況，進而形成了法律上規定了鑒定時法定代理人必須在場的錯誤認識。

第三，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不一定需要詢問證人才能查清案件事實。

“南京虐童案”一審辯護詞提到“公訴人當庭承認其在審查起訴時沒有見過證人，事實如何查明？”但事實上法律并沒有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一定要詢問證人。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十一章“審查起訴”對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的工作內容進行了全方面、詳細的規定，其中第三百七十一條規定的是“人民檢察院對證人證言筆錄存在疑問或者認為對證人的詢問不具體或者有遺漏的，可以對證人進行詢問并制作筆錄附卷”，與之對應的是第三百六十四條規定的“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并制作筆錄附卷”。

也就是說，承辦案件的公訴人在審查起訴階段并不是“應當”詢問證人，是在其認為證人的證言存在疑問或者有不具體、遺漏的情況“可以”詢問證人，只有訊問犯罪嫌疑人才是“應當”進行的。該案辯護律師混淆了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的工作內容，將詢問證人理解為像訊問犯罪嫌疑人一樣屬于“應當”的范圍了。

至于辯護詞所表達的“沒有見過證人就無法查明案件事實”的意思，事實上不僅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司法實踐。在法理上，證據之間是否相互印證并形成證據鏈條是案件事實是否可以查實的判斷標準，而不是在審查起訴階段是否曾經詢問過證人；在司法實踐中，不僅審查起訴階段，就連審判階段也大量存在證人不出庭作證而僅由公訴人宣讀證言的情況。因此，是否詢問過證人與是否能夠查明案件事實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

第四，法院可以視案件情況決定是否通知證人出庭，證人不能旁聽庭審。

“南京虐童案”一審辯護詞提到“法院未依法通知證人出庭，未依法通知被害人的父母到庭，他們在法庭門口被禁止進入”，但事實上法院可以視案件情況決定是否通知證人出庭，而證人不能旁聽庭審。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據此，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有三個條件，分別是：1.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2.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3.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

換言之，最終決定是否通知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力在于法院，而法院作出這個決定的依據是該證言對定罪量刑是否有重大影響。在辯護詞中，辯護律師未能充分論述其認為應當出庭的證人對案件的定罪量刑有何影響，因而僅以法院未通知證人出庭便認為法院違法，缺少事實和法律依據。

另一方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一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證人、鑒定人、有專門知識的人不得旁聽對本案的審理”，如果被害人父母曾經向司法機關提供過證言，那么禁止其入內旁聽庭審是于法有據且符合審判公正的內在要求的。

第五，由上級檢察院指派檢察員支持下級檢察院提起公訴不符合程序正義，但并沒有直接侵犯被告人的上訴權。

“南京虐童案”一審辯護詞提到“本案公訴人顏伶俐是南京市檢察院的檢察官，應當回避沒有回避，侵犯了李征琴的上訴權”，雖然我們在過往經辦的案件中也出現過上級檢察院指派優秀公訴人支持下級院提起公訴的情況，也曾在法庭中對這種違反程序正義的行為予以抗議，但是并不能認為這種行為侵犯了被告人的“上訴權”。

無論出庭支持公訴的檢察員來自南京市人民檢察院還是南京浦口區人民檢察院，李征琴在一審判決后如有不服仍然可以上訴，而且事實上被告人本人及其辯護律師也已經表示準備上訴了，可見其上訴權并不因公訴人是上級檢察院指派而受影響，辯護詞中所謂侵犯“上訴權”的說法并不妥當。

第六，控方出示新證據并沒有侵犯被告人的質證權。“南京虐童案”一審辯護詞提到“公訴人當庭拿出的一份‘會議記錄’，李征琴當庭才看到，公訴人搞證據突襲，違反各方在‘庭前會議’上的約定，侵犯李征琴的質證權”，但是控方依法有權出示新證據，而被告人當庭才看到證據并不會損害其質證權。

我們作為案外人，無法得知辯護詞中所說庭前會議的約定究竟是什么，但是從法律規定上看，控方在庭審時出示新證據并不違法，而且很多時候是查清案件事實的客觀需要，如果說這份“會議記錄”違反了控辯審三方的約定，很可能是這個約定本身的合法性就存在問題。

辯護詞認為李征琴當庭才看到會議記錄這一證據侵害了被告人的質證權，但法律上并無規定允許當事人在庭審前可以查閱證據，事實上被告人也往往在庭審時才能看到各種證據，被告人在庭上可以對證據發表質證意見，其質證權并未受到侵犯。

至于證據突襲的應對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二十一條規定“公訴人申請出示開庭前未移送人民法院的證據，辯護方提出異議的，審判長應當要求公訴人說明理由；理由成立并確有出示必要的，應當準許。辯護方提出需要對新的證據作辯護準備的，法庭可以宣布休庭，并確定準備辯護的時間。”如果的確如辯護詞所言，如果所謂“會議記錄”的確是開庭前未移送的證據，那么法院未同意辯護方的要求確實欠妥，但考慮到有評論文章提供了視頻證據指出控方在開庭前已經移送證據并且辯護律師也已經查閱復制了該證據，因此本文在未能確定相關事實時不對法院未予休庭的決定是否合法作過多的評論。

第七，是否愛孩子、愛孩子并不是作出逮捕決定的影響因素。“南京虐童案”一審辯護詞提到“一直以來，李征琴愛孩子、愛家庭，她沒有試圖自殺的動機。法院處理此事的最佳選擇是讓其回家，得到親人的安撫，而不是逮捕，故南京市浦口區法院對其逮捕是缺乏依據的，對其羈押也是不必要的”，但是否愛孩子、愛家庭并不代表法院要因此而不逮捕被告人，是否逮捕被告人在法律上有明確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第一款第五項規定“企圖自殺”的情況下應當逮捕被告人，結合庭審的真實情況，法院在李征琴當庭撞墻的情況下對其予以逮捕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第八，是否嚴重影響司法公正才是鑒定意見需否排除的標準。“南京虐童案”一審辯護詞提到“一方面該院在對南京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的鑒定意見的違法辦案之處發出了糾違通知書，同時又來采用這份明顯無效的鑒定意見”，但根據法律規定，并不是證據存在違法之處就必然要予以排除。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五條規定：“鑒定意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

（一）鑒定機構不具備法定資質，或者鑒定事項超出該鑒定機構業務范圍、技術條件的；

“

（二）鑒定人不具備法定資質，不具有相關專業技術或者職稱，或者違反回避規定的；

“

（三）送檢材料、樣本來源不明，或者因污染不具備鑒定條件的；

“

（四）鑒定對象與送檢材料、樣本不一致的； “

（五）鑒定程序違反規定的；

“

（六）鑒定過程和方法不符合相關專業的規范要求的； “

（七）鑒定文書缺少簽名、蓋章的；

“

（八）鑒定意見與案件待證事實沒有關聯的； “

（九）違反有關規定的其他情形。”

以上九種情形鑒定意見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的情況，這九種情況下得出的鑒定意見之所以不能作定案的依據，是因為其“內容”有效性方面存在嚴重的問題，辯護詞所說“倒簽日期”的情況并不屬此列。

反觀《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只有“嚴重影響司法公正”且不能予以補正的書證、物證才應予排除，辯護詞以鑒定意見倒簽日期為由認為該鑒定意見無效缺少依據，事實上混淆了“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非法證據”和“非法證據”之間的差別。

第九，在家庭暴力類的故意傷害案中提起公訴并不違反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

“南京虐童案”一審辯護詞提到“被害人（孩子）和生父母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均強烈要求不追究李征琴的刑事責任，公安局不予撤案，強行推進，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明顯越權”，但司法機關在家庭暴力類的故意傷害案中提起公訴并不違反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

首先，根據刑法的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的自訴案件僅限于侵占罪，侮辱、誹謗罪，虐待罪以及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而且其中部分罪名在特定情況下仍然可以提起公訴），而故意傷害罪并不在此列，因此在“南京虐童案” 中司法機關對被告人提起公訴并不違法。

其次，辯護詞提到的《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第八條的確規定“在偵查過程中，被害人不再要求公安機關處理或者要求轉為自訴案件的，應當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機關提交書面申請。經審查確系被害人自愿提出的，公安機關應當依法撤銷案件”，但是要注意兩個條件：一是要提交書面申請，二是被害人自愿提出。

在本案中是否存在書面申請并不明確，但是由于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從法律上是無法認定其是“自愿提出”不再要求公安機關處理的請求的，而根據同一司法解釋的第九條已經明確規定“對于家庭暴力犯罪自訴案件，被害人無法告訴或者不能親自告訴的，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可以告訴或者代為告訴；被害人是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沒有告訴或者代為告訴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告訴”，因此在本案中，由于被害人是限制行為能力人而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沒有告訴，人民檢察院的確有權告訴，而且司法解釋作出這樣規定的理由也已經也明確規定為“通過代為告訴充分保障被害人自訴權”，這正是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體現之一。

第十，“疑點利益歸于被告原則”和“親親相隱理念”的理解錯誤。

“南京虐童案”一審辯護詞提到“雙方的法醫對孩子的傷情鑒定的適用標準存在重大分歧，根據疑點利益歸于被告人的刑事訴訟價值取向，也應當判決被告人無罪”，但辯護律師對“疑點利益歸于被告原則”的理解并不正確。

所謂“疑點利益歸于被告原則”，指在刑事訴訟中遇到事實無法查清或查清事實所需成本過高的情況,依有利于被告的原則判決，但該原則僅適用于事實認定方面而不是法律適用方面，由于輕傷的鑒定標準在法律上有明確的規定，不屬于“疑點”問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并不適用該原則，如果辯護律師所說的是“傷情到底是輕傷還是輕微傷存疑”則應作出有利于被告的決定，那才是符合法理的表述。

另外，“南京虐童案”一審辯護詞引用了“親親相隱理念” 請求法院考慮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但這明顯屬于對該理念的理解不當。親親相隱所針對的是有親屬關系的證人是否應出庭作證的問題，而這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或者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是否情節輕微并無關系。

綜上所述，由于從辯護思路、辯護策略、辯護效果等角度去評析一份辯護詞難以客觀且容易導致“英雄所見不同”的局面，但本文僅就“法律本體”這一辯護詞“硬指標”對“南京虐童案”的一審辯護詞進行評析，卻也能發現十個明顯的錯誤，這說明“南京虐童案”雖是名律辦名案，但在法律本體方面還是沒能做到“名符其實”。

附：“南京虐童案”一審辯護詞

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受被告人李征琴委托，經北京澤永律師事務所指派，由王永杰、王常清律師擔任本案被告人李征琴的辯護人。經過審閱本案卷宗，向被告人了解情況，又經過了本案的庭審，辯護人已對本案案情有了充分的掌握。在此基礎上，發表如下無罪辯護意見。

庭審情況表明，本案在偵查中，公安在詢問孩子時，不依法讓法定代理人到場；鑒定人給孩子檢查傷情時不依法讓法定代理人到場。

公訴人當庭承認其在審查起訴時沒有見過證人，事實如何查明？ 法院未依法通知證人出庭，未依法通知被害人的父母到庭，他們在法庭門口被禁止進入。

請法庭一定要關注公訴機關浦口區檢察院在本案中的違法行為：

第一，本案公訴人顏伶俐是南京市檢察院的檢察官，應當回避沒有回避，侵犯了李征琴的上訴權。

第二，公訴機關搞證據突襲，過錯在先，法院沒有依法安排休庭，顯屬不當。公訴人當庭拿出的一份“會議記錄”，李征琴當庭才看到，公訴人搞證據突襲，違反各方在“庭前會議”上的約定，侵犯李征琴的質證權。李征琴和辯護律師要求休庭予以準備是合理合法的。并且，合議庭不安排休庭是導致李征琴質證權受阻，李征琴的要求屬于正常表達，不屬于鬧庭。在審判長代理審判員徐文露多次打斷李征琴的合理訴求，李征琴悲憤交加中暈倒法庭，后被法警抬到候審室。一直以來，李征琴愛孩子、愛家庭，她沒有試圖自殺的動機。法院處理此事的最佳選擇是讓其回家，得到親

人的安撫，而不是逮捕，故南京市浦口區法院對其逮捕是缺乏依據的，對其羈押也是不必要的。

第三，公訴人以感情代替法律，用道德審判代替法律審判。一方面，說李征琴在收養孩子時的兩份證明有問題，試圖抹黑收養證的合法性，抹黑養母的形象。另一方面，公訴人感情用事，公開在法庭上用語—“南京虐童案”是不理性的。公訴人顏伶俐多次不當發言，被審判長警告達50余次。

第四，公訴機關浦口區檢察院使用雙重標準來公訴案件。一方面該院在對南京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的“鑒定意見”的違法辦案之處發出了“糾違通知書”，同時又來采用這份明顯無效的“鑒定意見”。鑒定人承認，在4月5日南京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對李征琴刑事拘留時，沒有這份鑒定意見，鑒定人倒簽日期到4月5日，實際上鑒定意見是4月8日才作出，4月23日才送達李征琴，侵犯了李征琴重新鑒定的權利。公訴機關對于這么重大的違法僅僅是責令糾錯，對于李征琴的輕微家庭暴力，卻認為是犯罪。

本案我們要特別警惕公訴機關假惺惺的以孩子利益最大化的名義來傷害孩子，傷害孩子深愛的母親，離間家庭的親親相隱，傷害中國正在艱難重建的道德情感。案發前，孩子住在李征琴家180平方米，生活富裕，明窗幾凈，屋內灑滿陽光。李征琴除了工作就是輔導孩子學習，李征琴家中和孩子的合影全是孩子幸福的時光。案發后，孩子租住在十平方米的房間，家徒四壁，滿是甲醛味道??

如今，案情真相大白，多位法學專家發出了理性的聲音，認為不應當給養母李征琴定罪。“虐童案”里情與法的沖突，應當引起司法機關和公眾的思考，不能僅僅為了滿足法律文本上的正義和公眾快意恩仇的“義憤”，忽略了當事人真正需要救濟的權利和利益。其實，孩子沒有因“虐童”而產生心理陰影，然而，網絡曝光、李征琴被拘留、被公訴給孩子帶來的傷害超過“虐童”本身。

辯護人將從三個方面進行闡述：

一、事實之辯

本案孩子的傷情是輕微傷。首先，檢方使用的南京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的“鑒定意見”漏洞百出。此“鑒定意見”的兩名鑒定人出庭時稱，其依據的是人民衛生出版社的一本教科書，同時也承認這本教科書沒有法律效力。其次，檢方的提交的來自江蘇省檢察院的法醫顧某、江蘇省公安廳的法醫徐某、南京市檢察院的法醫高某等的聯合“會診意見”，其不屬于法定證據種類，也沒有出庭作證，關鍵是這種做法早已經被明令禁止。因為這種公檢法聯合辦案的模式是一種法治極大倒退，把司法機關相互制約的法律規定拋在腦后。檢方以為這樣就把李征琴案做成了鐵案。這種由上級機關對下級的錯誤鑒定繼續背書，一個謊言需要一百個謊言來彌補，欲蓋彌彰。

辯方專家證人胡志強法醫和莊洪勝法醫對“鑒定意見”審查后出具“審查意見”，胡志強認為孩子皮內出血為主，且傷后當日能安臥，次日能正常上學，3至4日即基本吸收，說明其損傷輕微，不應屬于輕傷范疇。胡志強法醫還出庭作證已經充分論證，其依據權威的公安部刑事偵查局“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準《釋義》和司法部司法鑒定管理局的“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準《適用指南》被害人是輕微傷。

二、法律之辯

從適用法律上來講，被告人也是無罪的：

第一，退一步講，即使被害人構成輕傷，公安和檢察院也不該受理此案，法院應當判決無罪，依據很充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四部委意見）第8條明確規定，尊重被害人的程序選擇權。明確規定，在偵查過程中，被害人不再要求公安機關處理的，公安機關應當依法撤銷案件。被害人（孩子）和生父母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均強烈要求不追究李征琴的刑事責任，公安局不予撤案，強行推進，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明顯越權。

本案是家事。百姓的家庭，“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道出了一個基本常識，那就是公權力和私權力有明確的界限，警察的權利應當有邊界。公權力進入私領域有一個原則，那就是“非請莫入”。

第二，退一步講，即使法院不考慮這份“鑒定意見”的程序違法，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該鑒定意見也不應該被采納。雙方的法醫對孩子的傷情鑒定的適用標準存在重大分歧，根據疑點利益歸于被告人的刑事訴訟價值取向，也應當判決被告人無罪。

第三，再退一步講，在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四部委意見》第18條還規定，“切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對于實施家庭暴力構成犯罪的，應當根據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原則，兼顧維護家庭穩定、尊重被害人意愿等因素綜合考慮，寬嚴并用，區別對待。對于實施家庭暴力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的，應當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宣告無罪。”這也是符合刑法“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規定。

法律關于“親親相隱”的特殊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88條明確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如果法院把家長判刑，而這違背孩子的初衷，孩子的負罪感會伴隨一生。自己親自把媽媽送進監獄，而這，有悖人倫。孩子和生父母的愿望是盡快回到李征琴身邊，目前孩子十分思念李征琴，十分牽掛李征琴。

三、道德之辯

我們希望法院的判決不要拆散這個原本幸福的家庭。法院的判決會對社會和人們的行為產生指導和規范作用。“南京彭宇案”就是負面判決的典型。一審判決書一經作出，立即引起輿論一片嘩然，此后各地不斷出現了“看到老人摔倒也沒人敢扶”的怪現象，引發了一場“公共道德危機”，該判決導致社會道德水平倒退了幾十年。

如果說“南京彭宇案”是該不該扶別的老人，引發的一場道德討論，那么，“南京李征琴案”歸根到底是孩子對于輕微的家庭暴力，該不該被逼著揭發自己母親的討論，如果判決有罪，按照判決思維模式，將會使中國回到逼著親人相互揭發的可怕局面。

另外，個別政府工作人員缺乏“人權保護”意識。在接觸孩子的過程中，一位工作人員指著孩子的生母對孩子說：“李征琴不是你親媽，這才是你的親媽。”這位工作人員說破真相之舉，無異于在一個9歲孩子心中投下一枚炸彈。

西方有句諺語說，沒有一滴雨認為自己造成了洪災。中國有句諺語是，可憐天下父母心。我們希望法院的判決不要成為洪災中的一滴水，法院的判決對這個家庭是否解體至關重要，對我們每一個家庭至關重要，關系到每一個孩子的冷暖，我們希望法院做出一個暖判決。

辯護人善意提醒，南京彭宇案，已經把南京法院的形象降至冰點。本案中，如果法院默許公安在偵查時在凌晨兩點把熟睡中的孩子從養父懷里奪走，在生父母不在場時強行詢問孩子，鑒定人在孩子家長不在場時強行對孩子脫衣進行人身檢查、拍照，置明顯的程序違法于不顧，明明是輕微傷非要認定是輕傷，明明是自訴案件卻強行偵查、公訴，......。如果法院對所有這些違法行為默認，冤判其母，驅逐其子，辯護人不敢想象南京的法治進程會出現怎樣的局面。

前幾天，江寧區法院駁回生父母起訴發帖人徐某堯的合理訴求，結合李征琴的遭遇和我們開庭的感受，我們至今沒有看到南京司法改善的跡象。所以，判決稍有不慎，一方面，會把孩子和李征琴逼上絕境，另一方面，無異于自毀南京法治建設的長城。

辯護人善意提醒，本案是自訴案件，且被害人跪求公安、檢察院撤銷案件，為何不按照法律規定撤案？近期，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密集發聲要求一定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南京，多事之秋，備受關注。我們既是為李征琴辯護，也是想提醒江蘇省司法內的良知不要偏離法治，重慶教訓，殷鑒不遠。南京的法治，需要保衛。

最后，祝福江蘇，祝福南京，祝福天下所有的父母和孩子，愿江蘇無冤！

此致

南京市浦口區人民法院

辯護人：北京澤永律師事務所

律師 王永杰 律師 王常清

2015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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