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個依靠個人魅力治理的村莊——北孫村村民自治考察報告

一個依靠個人魅力治理的村莊——北孫村村民自治考察報告--

一

2002年元旦，我到河北省正定縣北孫村，同先期到達的京津地區幾個高校的20位老師同學一起考察村民自治和農村經濟發展問題。當天下午，我所在的小組訪談了一戶農民，一位私營企業家和他的養殖場以及冷庫，另一位私營企業家和他的粘膠廠，以及村里最貧困的一戶人家；晚上七點到九點，全體師生與村長、村支部副書記座談；晚飯后，大家交流討論訪談結果，直到晚上11點半；第二天上午，與村支部書記、村會計、村計劃生育專干座談，到集市訪談，發放宣傳材料，為一家私人診所提供法律咨詢。

我在北孫村的時間不到24小時，再加上我們所在的時間沒有超常規的故事發生，所以，我們所能了解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對于這樣一個省級村民自治模范村，一個村民異口同聲夸自己的當家人清廉正直的矛盾緩和秩序良好的村莊，24小時的了解已經能夠得出一個大概的印象。

北孫村是一個遠近聞名的模范村。干凈整潔的街道全部鋪成了水泥路面；村委會大院秩序井然的辦公室里掛滿墻壁的錦旗匾額寫滿了榮譽：市級模范村，省級村民自治模范村，衛生先進單位，計劃生育先進集體等等等等；各種規章制度連同馬恩列斯毛等人的畫像一應俱全，規規矩矩地掛在墻上。

這些榮譽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現任村支部書記，村民們談起自己的書記大都表示尊敬，除了有人對經濟發展狀況不滿和個別人認為不公正之外，整體上還是比較滿意的。滿意的主要原因在于以書記為首的領導班子廉潔，確實在為群眾辦事情。比如，書記帶領村民勞動，從外面聘請技術人員和租用機械，鋪通全村的水泥路面只花了40多萬元。村里的村務公開做的很好，所有的村財務、計劃生育指標等村民關心的問題都在村務公開欄里公布，村民們也普遍認為，那是認真的，可信的。

書記40多歲，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種憨厚老實而又精干的人，與我們交談時還有些局促。他儼然已經把北孫村當成自己的小天地了，村子在他的治理下井井有條。說到集體經濟發展，他說相信自己的管理能力，但市場不好把握，前兩次投資都失敗了，所以不得不謹慎些。他所說的自己的管理能力，從他所講的一個故事中能夠看出到底是什么——村里建三棟商品化的樓房，進的每一批建材都是書記拍板選定的，大小事情都是書記親手管，這樣才保證了村級政府的清廉。

書記雖然年齡不算大，但思想深處刻下了毛澤東時代集體主義的烙印，他愛在大喇叭里放革命歌曲，村委會里他幾乎是說一不二，談到華西村和南街村，他在情感上更傾向于南街村，因為那里的百姓更平等，集體更有權威。他其實很羨慕那些成功的有名的村支部書記的，但由于他本人能力不夠或者膽子不夠大，沒能發展起來集體經濟，這是他的遺憾。

二

北孫村公共權力機關組織機構是：支部書記一人，村委會主任一人，副支書兼民兵連長兼組織宣傳委員一人，村委會秘書兼會計一人，婦聯主任一人，治保主任一人，其中除了治保主任以外，其他五人又都是村支部委員，村支部與村委會一共六個人，相互兼職。與書記相比，村委會主任談不上權威，僅僅是“班子里的一員”而已。村委會與村支部兩塊牌子一幫人馬，實際上就是書記一個人說了算。但就是這樣一個集權的行政村被評為省級村民自治模范村，顯然，這與流行的村民自治的概念是沖突的，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是一些人的意識形態，還是這個村子的治理方式？

在我們討論北孫村的治理模式的時候，我們首先把村公共權力機構簡單化處理——把村委會與村支部合并簡化為村級政府——其實，這只是我們自己把我們自己頭腦里的概念簡單化處理，現實中的北孫村兩塊牌子本來就是一體的。接下來的問題是，村政府應當干什么，它都干了些什么？

我們談到村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一級政府職能的時候，應然性的基礎在于每一個個體的需求。我們假定每一個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那么，這個社會上所有的人，無論處在什么位置，農民也好，政府官員也好，都在完成和代理別人完成某種交易。對于村政府來講，它的公職人員一方面代理村民完成村民與其他各級政府的交易，一方面自己代表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換取村民的給付的工資和其他回報。

首先，村政府應該代理村民完成與其他各級政府進行的交易，或者叫做與國家進行的交易。國家提供國防、秩序、司法、可持續發展等各種服務，村民要為此付費，或者盡義務，正在進行的稅費改革是把所有的稅收和費用折合一起，以田地數量為標準收取，北孫村每畝地交稅89元。村政府要協助上級政府收稅，盡義務，這算是完成國家任務。北孫村顯然做得很不錯，沒有拖欠稅收的，計劃生育也很好，沒有超生的，甚至有的獨生子女戶自愿放棄準生二胎的機會。由于村里有中學，北孫村的教育水平也普遍比較高。

其次，村政府在完成其自身與村民的交易的時候得到村民的認可。村委會成員盡管理服務調解等職能，由此換取稅收的一部分和威望作為回報。北孫村每年上繳27萬元農業稅收，返回4萬多元，村里收割機等農用機械每年收入十幾萬元，加上出讓宅基地收入、沿公路土地出租費用、村個體企業收費等等，村集體一年收入六七十萬元，這些收入一部分提供公共服務，一部分作為村干部的工資。村政府為村里提供了很好的街道、衛生、良好的秩序等公共物品，能夠很好地解決糾紛，滿足了村民對公道——保護弱者的權利——的需求。應該說，村民們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這里基本上做得不錯。

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村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很多人懷著樂觀的期望，以華西村或者其他集體經濟發達的村莊為榜樣，期望村政府，尤其是民主選舉的村政府能夠帶領大家致富，以為有了民主就能夠很快促進經濟發展。那天晚上我們討論的主要也是這個問題。也有相當一部分村民持這種看法。例如，村里最富的擁有一個冷庫和一個養殖場民營企業主就認為，村干部廉潔沒說的，但能力不夠，干不成大企業，所以經濟水平還如一些鄰近的村莊。

我們和包括支書村長在內的村干部都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自己也認為應該帶領大家致富，但每一次上項目的失敗他們都要承擔很大責任。只能說，他們缺少經營能力。但是，仔細想一想，我們能指望他們必須具備經營能力嗎？能指望每一個村子里都有出色的經營人才嗎？更進一步，即使有了出色的經營人才，他們一定愿意從事公共服務事業嗎？換句話說，我們能指望每一個村子里都出一個吳仁寶式的人物嗎？

很多人期望著村民主選舉能選出一個能人，期望著選舉能地來大的變化，且不說民選的村委會也不得不完成國家尤其是鄉政府強加的任務以至于有的地方本來大家公認的好人一當選就變成了“孬種”，這種對賢能之士的期望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一個村莊里未必能找到經營天才，即使有，在市場經濟的今天，他也可能到更廣闊的市場空間里尋求報償，而不一定非要從村子里的政治交易中分一杯羹。所以，對民主過高的期望在很多地方注定是失望的。民主選舉如果能夠帶來村民認可的秩序，又能夠保護弱者利益也就夠了，至于經濟能否迅速發展，這要看運氣了。

而且，我們也應該看到，江浙一代很多集體企業正在不得不私有化，集體財產要付出很高的監督成本，從成本考慮，公有經濟注定只能限于公共產品的提供，政府過多介入市場經濟帶來了很多弊端，雖然能夠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集中力量利用了短缺經濟的空間獲得了大的發展，但終究不能形成真正強大的市場主體，最后不得不改制。至于華西村，那個例子太特殊了，吳仁寶太強了，不具有可復制性。唯一可復制的，也是最可靠的，是制度。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北孫村政府沒有帶領大家發展起來集體經濟，這并不應當強求的。所以，總的來說，北孫村政府還是不錯的。

三

那么，北孫村是否就不需要民主選舉的村民自治了呢？到底怎樣理解民主和村民自治？北孫村是一個典型的靠個人魅力統治的村莊，從現實狀況來看，有了這么一個能干的公正的廉潔的人，似乎不需要村委會選舉。但問題在于，這樣的狀況能否一直持續下去。這是一個古老的人治與法治的命題了。不是簡單地說哪個好哪個壞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個人能力可能超越群體，人治也能帶來巨大好處，但是，人治必然會破壞法治，法治卻未必能阻止人治的產生——當社會強烈需要人治的時候。因此，人治是不需要建立的，而法治需要花很大力氣建立。就北孫村而言，現任書記的人治是靠個人魅力自然建立的，當他的魅力消失的時候或者他本人消失不需要人治的時候，法治就要起到作用。而要想讓法治及時起作用，就需要法治經常性的運作。

北孫村實際上也有了定期的民主選舉，現任村主任就是1999年底選出的。在1200多張選票中，現任村主任得了900多張。村主任本來就是原來領導班子的二把手，選舉沒有改變原來的領導班子。但是，如果選舉是公正的話，這樣的選舉仍然是很有意義的，意義不在于結果選出了誰，而在于通過選舉表達了不同的聲音，正是這種定期的不同聲音的表達保證了當現任領導不能勝任或者有更能勝任的人出現的時候，現狀就改變了。在中國農村，在一個小的社區內，不可避免的一個現象是，人治的光輝經常能夠掩蓋了保守的法治。但是，我們不能據此否認法治的功能，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民主的意識形態就一定要選出新人從而剝奪人治能夠起到的作用。我們既要看到北孫村這樣的現實是好的，也要看到人治很難持續可靠，法治仍然是很重要的；村民自治重要的在于法治程序，而不在于選舉的結果。在我們推廣法治的時候，既要避免法治無用論，也要避免法治的意識形態化。

當然，北孫村可能也存在問題，這樣的治理模式可能出的問題通常是民主選舉起不到作用，變成一場政績的表演。也正因如此，在權威治理的模式下，更要重視民主法治的建設。

許志永2002/1/6

第二篇：一個依靠個人魅力治理的村莊——北孫村村民自治考察報告

一個依靠個人魅力治理的村莊——北孫村村民自治考察報告-

一

2002年元旦，我到河北省正定縣北孫村，同先期到達的京津地區幾個高校的20位老師同學一起考察村民自治和農村經濟發展問題。當天下午，我所在的小組訪談了一戶農民，一位私營企業家和他的養殖場以及冷庫，另一位私營企業家和他的粘膠廠，以及村里最貧困的一戶人家；晚上七點到九點，全體師生與村長、村支部副書記座談；晚飯后，大家交流討論訪談結果，直到晚上11點半；第二天上午，與村支部書記、村會計、村計劃生育專干座談，到集市訪談，發放宣傳材料，為一家私人診所提供法律咨詢。

我在北孫村的時間不到24小時，再加上我們所在的時間沒有超常規的故事發生，所以，我們所能了解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對于這樣一個省級村民自治模范村，一個村民異口同聲夸自己的當家人清廉正直的矛盾緩和秩序良好的村莊，24小時的了解已經能夠得出一個大概的印象。

北孫村是一個遠近聞名的模范村。干凈整潔的街道全部鋪成了水泥路面；村委會大院秩序井然的辦公室里掛滿墻壁的錦旗匾額寫滿了榮譽：市級模范村，省級村民自治模范村，衛生先進單位，計劃生育先進集體等等等等；各種規章制度連同馬恩列斯毛等人的畫像一應俱全，規規矩矩地掛在墻上。

這些榮譽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現任村支部書記，村民們談起自己的書記大都表示尊敬，除了有人對經濟發展狀況不滿和個別人認為不公正之外，整體上還是比較滿意的。滿意的主要原因在于以書記為首的領導班子廉潔，確實在為群眾辦事情。比如，書記帶領村民勞動，從外面聘請技術人員和租用機械，鋪通全村的水泥路面只花了40多萬元。村里的村務公開做的很好，所有的村財務、計劃生育指標等村民關心的問題都在村務公開欄里公布，村民們也普遍認為，那是認真的，可信的。

書記40多歲，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種憨厚老實而又精干的人，與我們交談時還有些局促。他儼然已經把北孫村當成自己的小天地了，村子在他的治理下井井有條。說到集體經濟發展，他說相信自己的管理能力，但市場不好把握，前兩次投資都失敗了，所以不得不謹慎些。他所說的自己的管理能力，從他所講的一個故事中能夠看出到底是什么——村里建三棟商品化的樓房，進的每一批建材都是書記拍板選定的，大小事情都是書記親手管，這樣才保證了村級政府的清廉。

書記雖然年齡不算大，但思想深處刻下了毛澤東時代集體主義的烙印，他愛在大喇叭里放革命歌曲，村委會里他幾乎是說一不二，談到華西村和南街村，他在情感上更傾向于南街村，因為那里的百姓更平等，集體更有權威。他其實很羨慕那些成功的有名的村支部書記的，但由于他本人能力不夠或者膽子不夠大，沒能發展起來集體經濟，這是他的遺憾。

二

北孫村公共權力機關組織機構是：支部書記一人，村委會主任一人，副支書兼民兵連長兼組織宣傳委員一人，村委會秘書兼會計一人，婦聯主任一人，治保主任一人，其中除了治保主任以外，其他五人又都是村支部委員，村支部與村委會一共六個人，相互兼職。與書記相比，村委會主任談不上權威，僅僅是“班子里的一員”而已。村委會與村支部兩塊牌子一幫人馬，實際上就是書記一個人說了算。但就是這樣一個集權的行政村被評為省級村民自治模范村，顯然，這與流行的村民自治的概念是沖突的，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是一些人的意識形態，還是這個村子的治理方式？

在我們討論北孫村的治理模式的時候，我們首先把村公共權力機構簡單化處理——把村委會與村支部合并簡化為村級政府——其實，這只是我們自己把我們自己頭腦里的概念簡單化處理，現實中的北孫村兩塊牌子本來就是一體的。接下來的問題是，村政府應當干什么，它都干了些什么？

我們談到村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一級政府職能的時候，應然性的基礎在于每一個個體的需求。我們假定每一個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那么，這個社會上所有的人，無論處在什么位置，農民也好，政府官員也好，都在完成和代理別人完成某種交易。對于村政府來講，它的公職人員一方面代理村民完成村民與其他各級政府的交易，一方面自己代表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換取村民的給付的工資和其他回報。

首先，村政府應該代理村民完成與其他各級政府進行的交易，或者叫做與國家進行的交易。國家提供國防、秩序、司法、可持續發展等各種服務，村民要為此付費，或者盡義務，正在進行的稅費改革是把所有的稅收和費用折合一起，以田地數量為標準收取，北孫村每畝地交稅89元。村政府要協助上級政府收稅，盡義務，這算是完成國家任務。北孫村顯然做得很不錯，沒有拖欠稅收的，計劃生育也很好，沒有超生的，甚至有的獨生子女戶自愿放棄準生二胎的機會。由于村里有中學，北孫村的教育水平也普遍比較高。

其次，村政府在完成其自身與村民的交易的時候得到村民的認可。村委會成員盡管理服務調解等職能，由此換取稅收的一部分和威望作為回報。北孫村每年上繳27萬元農業稅收，返回4萬多元，村里收割機等農用機械每年收入十幾萬元，加上出讓宅基地收入、沿公路土地出租費用、村個體企業收費等等，村集體一年收入六七十萬元，這些收入一部分提供公共服務，一部分作為村干部的工資。村政府為村里提供了很好的街道、衛生、良好的秩序等公共物品，能夠很好地解決糾紛，滿足了村民對公道——保護弱者的權利——的需求。應該說，村民們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這里基本上做得不錯。

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村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很多人懷著樂觀的期望，以華西村或者其他集體經濟發達的村莊為榜樣，期望村政府，尤其是民主選舉的村政府能夠帶領大家致富，以為有了民主就能夠很快促進經濟發展。那天晚上我們討論的主要也是這個問題。也有相當一部分村民持這種看法。例如，村里最富的擁有一個冷庫和一個養殖場民營企業主就認為，村干部廉潔沒說的，但能力不夠，干不成大企業，所以經濟水平還如一些鄰近的村莊。

我們和包括支書村長在內的村干部都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自己也認為應該帶領大家致富，但每一次上項目的失敗他們都要承擔很大責任。只能說，他們缺少經營能力。但是，仔細想一想，我們能指望他們必須具備經營能力嗎？能指望每一個村子里都有出色的經營人才嗎？更進一步，即使有了出色的經營人才，他們一定愿意從事公共服務事業嗎？換句話說，我們能指望每一個村子里都出一個吳仁寶式的人物嗎？

很多人期望著村民主選舉能選出一個能人，期望著選舉能地來大的變化，且不說民選的村委會也不得不完成國家尤其是鄉政府強加的任務以至于有的地方本來大家公認的好人一當選就變成了“孬種”，這種對賢能之士的期望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一個村莊里未必能找到經營天才，即使有，在市場經濟的今天，他也可能到更廣闊的市場空間里尋求報償，而不一定非要從村子里的政治交易中分一杯羹。所以，對民主過高的期望在很多地方注定是失望的。民主選舉如果能夠帶來村民認可的秩序，又能夠保護弱者利益也就夠了，至于經濟能否迅速發展，這要看運氣了。

而且，我們也應該看到，江浙一代很多集體企業正在不得不私有化，集體財產要付出很高的監督成本，從成本考慮，公有經濟注定只能限于公共產品的提供，政府過多介入市場經濟帶來了很多弊端，雖然能夠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集中力量利用了短缺經濟的空間獲得了大的發展，但終究不能形成真正強大的市場主體，最后不得不改制。至于華西村，那個例子太特殊了，吳仁寶太強了，不具有可復制性。唯一可復制的，也是最可靠的，是制度。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北孫村政府沒有帶領大家發展起來集體經濟，這并不應當強求的。所以，總的來說，北孫村政府還是不錯的。

三

那么，北孫村是否就不需要民主選舉的村民自治了呢？到底怎樣理解民主和村民自治？北孫村是一個典型的靠個人魅力統治的村莊，從現實狀況來看，有了這么一個能干的公正的廉潔的人，似乎不需要村委會選舉。但問題在于，這樣的狀況能否一直持續下去。這是一個古老的人治與法治的命題了。不是簡單地說哪個好哪個壞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個人能力可能超越群體，人治也能帶來巨大好處，但是，人治必然會破壞法治，法治卻未必能阻止人治的產生——當社會強烈需要人治的時候。因此，人治是不需要建立的，而法治需要花很大力氣建立。就北孫村而言，現任書記的人治是靠個人魅力自然建立的，當他的魅力消失的時候或者他本人消失不需要人治的時候，法治就要起到作用。而要想讓法治及時起作用，就需要法治經常性的運作。當然，北孫村可能也存在問題，這樣的治理模式可能出的問題通常是民主選舉起不到作用，變成一場政績的表演。也正因如此，在權威治理的模式下，更要重視民主法治的建設。

許志永2002/1/6

第三篇：淺談村民自治與村莊治理（共）

內容摘要：

作為一種治理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效能的村莊基礎十分重要。從理論上，社會關聯度低的村莊，民主化村級治理的效能較低，而在社會關聯度高的村莊傳統制度也可能具有較高的效能。村民自治制度是一種能夠創造出村莊秩序巨大可能性的良好制度，但若不注意村民自治制度對村莊基礎的依賴，將難以理解村民自治制度在不同地區不同的實踐后果。

關鍵詞： 村民自治 村莊治理 鄉村關系

關于村民自治的關注，一種關注集中于村民自治的民主方面，尤其關注村民自治制度對于中國未來政治制度安排可能具有的影響，這是從外部來關注村民自治：一種關注集中于村民自治的治理方面，將村民自治制度看做一種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制度，尤其關注這種治理制度對于解決當前農村實際存在問題的能力，這是從農村內部來關注村民自治。總體來講，當前學術界對村民民主放瞇著你的關注遠遠超過對治理方面的關注，政治學界和海外學者尤其熱心于此。希望通過一個理論考察，來討論一種特定類型村莊即所謂低度社會關聯村莊民主化村級治理的可能性，重點考察民主選舉和村級治理之間的一種可能內在關系。

一、民主化村級治理的鄉村關系前提

村民自治的實質是一種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在中國現代化轉型時期，如何解決農民問題，將成為最為艱難也是最為關鍵的問題。正如當前仍然存在的爭議一樣，村民自治也不是萬應良藥。村民自治存在的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村民自治存在的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要求理論界有更多深入的研究。當前因為村民自治成為熱點，而被一些人引向其它領域，這是自然的。但在村民自治研究內部，必須解決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必須了解當前村民自治的實踐狀況。

今天的村民自治已有十多年的歷史，政策爭論雖然重要，田野調查更為基礎。只 有建立在更多田野調查基礎上的政策爭論才會真正切合當前農村的實際，而不至于變成抽象的理論爭論。不客氣地說，當前村民自治的田野調查十分薄弱，建立在局部調查或傳媒資料上的政策爭論，可能文不對題。第二，必須有更多對村民自治的學術研究。只有將村民自治置于中國現代化這一特定背景和中國農村人口眾多，農村文化源遠流長這一特定國情下，才可以理解村民自治運作的效果和村民自治本身的價值，也才可以解決關于村民自治的政策爭論。正因為學術研究的不足，造成了村民自治總體研究的低水平狀況，很多政策爭論缺乏實質內容，流于表面，而對村民自治的功能定位，要么脫離了村民自治本身的語境，要么脫離了當前農村社會的現實。

一、民主化村級治理的鄉村關系前提

當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一個特點是希望通過村民自治來同事解決村務和政務。1998年通過實施《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不僅規定“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節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鄉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就和提出建議”，而且規定“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實踐中，即是希望由村民委員會在處理村務的同時，可以協助鄉鎮完成各種國家任務，典型是收糧派款和計劃生育。決定村委會不僅負擔村務而且負擔政務的理由，是中國后發型現代化對農村社會的強制要求。中國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外在強加于農村的任務，在轉型時期，國家通過鄉鎮行政是加于村級的政務，正體現了這種強加法則。不是村級是否有政務需要完成，而是應由誰來完成它。從理論上講，院子國家現代化要求的政務可以有三種辦法來予以完成：第一是由基層政權即鄉鎮行政實達于村，比如有鄉鎮行政直接到農戶收取稅費，控制生育等等。一般來說，由于當前分田代戶造成的事實上小農經濟分散經營的特征，鄉鎮行政機構直接面對欠佳萬戶的農戶，其中的核心是鄉鎮直接面對農戶的交易費用太高，代價太大（溫軍，2000）。這條路一般地說難以走通；第二種辦法是將鄉鎮行政派下來的另一個村級組織，有這一村級組織來處理政務。這種辦法的好處是將村務和政務分開，壞處是新設機構成本太高；第三種辦法就是當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獎政務和村務基于村委會一身的辦法。這種辦法的好處是既可以讓鄉鎮行政安排中將政務和村務基于村委會一身的辦法。這種辦法的 好處是既可以讓鄉鎮行政安排的政務在村一級有“腿”，又可以降低行政成本。這種辦法的壞處是政務與村務難以分開，有時是政務沖擊了村務，有時是村務不理政務。以上三種解決村務鄉鎮辦理政務，鄉鎮干部對于干部的一些利己謀私行為不聞不問；二是村干部作為村民選舉的代表，在感受到村民對鄉鎮不滿的同時，作為村民利益的代表抗拒鄉鎮合理不合理的政務要求，抵制鄉鎮行政鄉村一級的傳達。當然，鄉村關系除此以外還有兩種可能前途，一好一壞。壞的前途是村干部可能利用鄉村關系的緊張，借村民的不滿情緒，借鄉鎮的強力壓制村民，而村干部們則利用鄉村關系的矛盾及制度空隙進行投機，他們本身成為一個既特利益集團。好的前途是村干部憑借自己的責任心和行政智慧，在當前艱難的鄉村關系中，既處理好村務又辦理好政務，即讓村民高興，又讓鄉鎮滿意。村干部如何行為，并不完全是他們自身的道德感和良心決定的。具體地說，村干部的行為既受鄉村關系政務村務合一這一制度前提的影響，又受村莊本身的社會性質特別是村莊社會關聯度的影響。在當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的村務政務合一這一鄉村關系前提下，尤其決定村干部行為決定民主化村級治理這一制度安排效果的，是當前村莊社會的性質。下面我們討論村莊社會的性質。

二、社會關聯度：村級治理的村莊基礎

從理論上，我們都辛昂新制度的有效性是與特定社會基礎相聯系的，具體研究卻容易忽略制度安排的社會基礎，習慣于抽象討論制度本身的好壞與效果。對村民的自治這一民主化村級治理制度的討論不應離開他的村莊基礎。

從本文關注的角度，我們將構成村級治理的村莊基礎簡化為村民一致行動能力的強弱頁即村莊社會關聯度的高低。村莊社會關聯度即在村莊中具體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程度，后再維護村莊秩序的過程中村民之間所可能結成的一致行動能力。缺乏分層與卻是記憶型村莊，村民與村民之間的關系程度較弱，關系鏈條較短，成為一種帝都社會關聯的村莊。在這種帝都社會關聯村莊中，村民累世馬克思所說的一個一個馬鈴薯，他們個人所欲的目標，因為難以形成集體行動，而不能達到，村民集體行動所能行動所能提供的公共秩序和社會服務因此嚴重不足。缺乏分層與缺失記憶性村莊大都是低度社會關聯的村莊，社區記憶較強，社會分 層明顯的村莊，則更可能構造出村莊的高度社會關聯。強的社區記憶，通過建構村莊認同，不僅使得面子和榮譽對每個村民都很重要，而且是村民在一直行動時，有更多長遠的考慮。當村莊秩序面臨威脅，村莊利益受到威脅時，村民有能力行動起來，為獲取村莊秩序和維護村莊利益行動。明細請按的社會分層不僅可以構造出一些掌握優勢精英，而且這些掌握資源的村莊精英很容易獲得一戶白影的行動能力。因此，當這些村莊精英感到需要維護村莊秩序時，他們有能力通過自己的影響來做到這一點。當然，這些具有一呼百應的村莊精英，也有能力為了個人的私利破壞村莊集體秩序。社會關聯這一村民之間具體的關系，便因此具有了影響和決定村莊秩序的能力，正式這種能力，構成了村級治理的村莊基礎。很多時候，不是由于特定的制度安排，而是由的定的村莊性質，決定了村級治理的面貌。舉例來說，人民公社時期，公社幾乎控制著農村所有經濟和組織資源的情況下，南方一些農民的大隊小隊干部確與村民共守村莊秘密，形成了村莊內的利益庇護關系，一消極的方式對抗著人民公社的強制力量；而在河南這樣的北方農村，人民公社一通到底。直至今天，河南農村仍然經常處于一種自上而下“超常規、大跨度”的運動式動員之中，南方農村與一河南為主的北方農村構成此種差別的原因何在？其中的一個關鍵方面是南方農村傳統的宗族意識一直存在，在干部在人民公社時期仍然收到強大村莊壓力，而河南等北方農村宗族意識大都較弱，人民之間的社會關聯度很低，原子化的村民無力抵抗上級可能脫離農村世紀的各種運動，這一點在村民自治背景一樣如此。

三、民主化村級治理的村莊基礎：以低度社會關聯村莊為例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布實施以后，村民自治的實施力度大大加強，村民在村干部的選舉和村務的決定權方面，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民主化的村級治理名實漸付。按一般的理解，這種民主化的村級理解，一定可以通過選舉出代表村民利益的能人來為村民當家辦理村務，提供村民所急需的公共秩序和公共服務，村級治理中村務辦理方面，也一定會有大進展。

現實是否會如以上設想樂觀，還有待人民村級治理更長時間的實踐。下面我希望通過討論帝都社會關聯村莊民主化村級治理可能存在的問題，來做一個純理論上的考察，這種考察有助于我們認識村級治理村莊基礎這一重要問題。從理論上講，有村民選舉村干部，村干部就應該成為村民利益的代表著和村莊利益的維護者，特別是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可以罷免不合格的村委會和具有在村務決策管理和監督方面權利情況下，村干部的行為會具有典型保護型經濟的特征.但是保護型經濟的行為并不是平白無故產生的，他們的保護行為一定要有或文化上或經濟上的理由。文化上的理由即他們作為村干部，保護村民的利益可以有一種面子、榮耀和心理上的滿足，這種利益來自于對村莊的認同或村莊共同體的意識。經濟上的理由是村干部在與鄉鎮行政余力力爭時，他們認為在經濟上市合算的。在低度社會關聯型村莊，是否出任村干部的卻大多是有經濟收益上考慮的。對于一些優秀的鄉村能人，特悶出任村干部的機會成本很高，村干部的報酬大都不能滿足他們的收入預期，而在于掌握優勢資源的鄉鎮等上級交往時，可以提升他們的收益感。因此，一個鄉村能人出任村干部，他們缺乏與鄉鎮對立的積極性。

在村干部的報酬不能滿足他們的收益預期時，低度社會關聯村莊出任村干部的鄉村能人便不僅不愿意與鄉鎮對立，而且期望在與鄉鎮行政的交往與合作中增加預期收益。在鄉村關系緊張的背景下，他很快便成為鄉鎮行政在村里的代理人，村民心中的惡人。這樣的鄉村能人不能讓村民滿意，下次選舉，村里不投這種人的票，而希望選一個“好人”來當村干部。

好人干部不能讓鄉鎮滿意，因為鄉鎮行政難以通過好人干部將政務在村中實施下去。好人干部同樣不能讓村民滿意，因為好人干部往往缺乏過去鄉村強人辦理村務的魄力。村莊事務有時處于癱瘓狀態，村莊秩序失去根基。過去強人干部在辦理村務時的果斷和強悍正是缺乏關聯村莊獲得秩序的關鍵原因。比如一個強人干部可以憑借自己的威信有時甚至是威脅，將村中的糾紛調解了，將村中道路修建了，將地痞無賴威懾住了。面對自己選舉上來但缺乏辦理村務能力的好人干部，村民懷念起以前的強人干部來。這樣，在下一次選舉中，村民會說，還是選一個強人對村中有益些。要有些魄力哦，要選有處理村莊事務的能力和膽略的那種人。下次選舉，有魄力的強悍的鄉村能人便選了上來。新上來的強人干部當然 不滿足于好人干部樂于維持現狀的狀況，他們希望有所建樹以抵消當村干部的機會成本。但是，如前所述，強人干部因為難以從缺乏社會關聯的村莊獲得文化上的價值，他們會更多從經濟收益上考慮如何補償自己當村干部所損失的機會成本。他是村民選舉上來的，他也有在緊張鄉村關系中抵制鄉鎮行政不合理行為所需要的強悍，但他缺乏抵制鄉鎮行政不合理行為的積極性。一方面，與鄉鎮維持良好關系已構成了他預期收益的重要部分，畢竟鄉鎮掌握著較村莊多得多的各種資源，一方面，他在與鄉鎮的對抗中，是無法獲得缺乏社會關聯的村民對自己的組織化支持的。而強人干部憑借自己的強悍，在處理村務時的能力，使原子化的村民事實上喪失了對他的約束能力。他發現，憑借當前村務與政務合一的鄉村關系前提，他可以在為鄉鎮辦理政務時，獲得利益多多的好處，這種好處不僅有鄉鎮行政對他的贊賞和經濟上的獎勵，而且鄉鎮行政在眼見他憑借自己的強悍辦理村務中謀取私利時，不聞不問。這個村民選上去的強人干部的確具有辦理好村務和維護村莊秩序的能力，但他只是在形成了與鄉鎮行政心照不宣的默契之后，他才找到了出任村干部的經濟上合算的平衡點。他個人的強悍保證他可以不將那些缺乏社會關聯因此缺乏一致行動能力的村民放在眼里。選上來的強人干部在缺乏價值支持和村民強力約束的背景下，變成為贏利型經紀。這樣一來，在帝都社會關聯村莊的民主化村級治理，竟然可以出現的一種理論上的結果，是村莊治理限于癱瘓狀態與盈利經濟的交替循環。細心觀察當倩中國農村的村級治理，若干地區已有了這種循環的苗頭。

以上考察了低度社會關聯村莊民主化村級治理的可能后果。那么，高度社會關聯村莊的民主化村級治理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形呢？作為一種理論上的推論，高度社會關聯的村莊，特別是在哪些社區記憶和社會分層均可以產生相互塑造的部就會長生一種秩序，這種秩序依賴于傳統和習慣，其提供的成本可以叫外來制度安排高度社會關聯的村莊，甚至不需要民主化得村莊治理著一外來制度安排，社區內低廉的多，也有效得多。作為一種治理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效能的村莊基礎十分重要。從理論上講，在社會關聯度低的村莊，民主化村級治理的效能較低，而在社會關聯度高的村莊，傳統制度也可能具有較高的效能。村民自治制度是一種能夠創造出村莊秩序巨大可能性的良好制度，但若不注意到村民自治制度對村莊基礎的依賴，將難以理解村民自治制度在不同地區不同的實踐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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