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后危機時代貨幣戰爭應對選項-楊再平

后危機時代貨幣戰爭應對選項---楊再平

由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北京電視臺《財經五連發》聯合主辦的2011中國經濟新春論壇“變局與突破”于2011年2月19日在北京-財富會高端會所召開，我應邀參加了“突圍貨幣戰爭”議題的論壇。以下是本人進一步整理完善的文稿，請博友分享。

后危機時代貨幣戰爭應對選項

2010年10月20，正值20國集團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韓國慶州舉行前夕，巴西總統盧拉說：“全世界都看到貨幣戰上演，我們需要在20國集團平臺上討論這件事，找到最后解決方案?！焙笪C時代貨幣戰爭的由來及趨勢怎樣？我們應該怎樣應對？中國其實更應有自己的答案和方案。后危機時代貨幣戰爭的由來及發展趨勢

美國無疑是后危機時代貨幣戰爭的始作俑者。美國在這次金融海嘯中共損失了約850萬個就業崗位，除了在2009年復蘇初期每月增加十多萬個就業崗位外，2010年就業增長似有若無，不少經濟學家都斷言高失業率至少維持到2014年之前。僅有2%的低增長、高達10%的失業率、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陷入高負債困境的家庭部門以及正在不斷收縮的社會財富，構成了未來一段時間內難以樂觀的經濟圖像。這給奧巴馬政府帶來不小的政治壓力。正因高負債約束下的內需疲弱不堪，奧巴馬政府唯有把刺激經濟的希望寄托在外部需求上。早在去年1月，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就提出“出口倍增計劃＂，在未來五年內使出口額翻一番，五年后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總出口將超過3萬億美元，創造200萬個就業崗位，最終目標是“確保21世紀仍然是美國的世紀＂。這一戰略出臺的背后，實際上是美國后危機時代的經濟增長模式，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從“債務推動型”向“重振制造業以推動出口”的方向轉變，是美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對外經貿關系的又一次重大調整。根據奧巴馬的出口戰略藍圖，美國政府于2010年3月重新設立“總統出口委員會”，作為奧巴馬的四大經濟智囊團之一，由商界領袖、勞工代表、國會要員和政府高官組成，就如何促進出口向奧巴馬提供意見，由此可見奧巴馬政府對出口的重視。刺激出口政策似乎已經發揮效力，因為美國2009到2010年出口增長了18%，特別是制造業出口增加了20%。但也要看到，出口只是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而已。更重要的是，美國的貿易逆差并沒有顯著減少。其根本原因是近十多年來美國制造業成本不斷攀升，競爭力已遭到嚴重削弱，擴大出口、降低貿赤其實并非短期內可以完成的任務，而要讓出口引領經濟復蘇這一既可擴大就業、又不需要增加財政成本的如意算盤能在短期內打響，調低美元匯率似乎是唯一可能的選項。根據IMF的測算，如果美元對主要貨幣貶值2成，美國經濟增長率可相應提高1個百分點，雖然效果并不十分顯著，但在經濟不景氣時仍不失是一根重要的稻草。自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為刺激經濟增長，防止經濟陷入類似1930年代的大蕭條及類似日本過去20年的通貨緊縮，采取了超常規的量化寬松金融政策，美聯儲通過購買國債和金融機構持有的債券、票據來對美國巨額債務進行大規模的貨幣化，致使過去兩年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急劇膨脹，美國的貨幣供應量M2每年增加約1萬億美元。但美國聯儲局創造出來的這些龐大流動性并未流入實體經濟，美國經濟復蘇持續緩慢，失業率在接近10%的水平持續居高不下，通縮威脅揮之不去，2010年11月3日，美聯儲便公布第二輪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簡稱QE2），提出來年6月底前購買6000億美元美國長期國債。與此同時，歐洲央行從2010年5月10日到10月4日，已購買了超過630億歐元的政府債券；日本央行2010年10月5日也重拾時隔4年的“零利率＂政策，將利率目標調降至0－0.1%的區間，及宣布用5萬億日元（約614億美元）購買公債和其它資產，也加入再度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的行列。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產生的龐大流動性轉化為國際熱錢到處流竄，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重大沖擊，將所有非美元貨幣拖入被動升值的境地。2010年，除了因歐洲多國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導致歐元兌美元仍然疲弱之外，日元對美元已升值12.17%；澳元和瑞士法郎兌美元分別升值9.55%和7.59%；新加坡元、韓元、新臺幣和巴西REAL等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對美元也分別升值了7.4%、4.15%、3.93%和3.91%；根據一籃子貨幣計算的美匯指數則從2010年7月上旬接近89的高位下跌至10月15日的76.7，跌幅約13%。摩根士丹利估計，美元兌歐元、日元及瑞士法郎匯率目前偏低10%--15%；對包括澳元等商品貨幣更低估近1/3。為防止本幣升值威脅出口和經濟，一些國家紛紛采取防御性的干預匯率或資本管制措施。例如日本于2010年9月15日結束了6年來的不干預匯市政策，向市場拋售相當于255億美元的日元，壓抑節節攀升的日元匯率；巴西不僅增加了美元購買量，使其外匯儲備達到2700億美元，還將外國投資者的固定收益投資稅調高至4%；泰國也對購入其債券的外國投資者取消稅務寬免；新加坡則維持目標匯率中心不變，但擴大交易區間，從正負2%擴大至正負3%，斜度從2%擴大至3%。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把本幣貶值當作刺激出口、提振本國經濟的重要手段，“以鄰為壑＂的貨幣戰爭大有越演越烈之勢。據分析（見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戴道華文：《競爭性匯率貶值的成因、發展趨勢及影響評估》，中銀香港《財經述評》

第103號，2010年10月21日），貨幣戰未來的演化有三種可能。最壞的結果是全面惡化：發達經濟體一方面執意推行非常規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另一方面則對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施加升值壓力；新興市場迫于通脹壓力和資產泡沫風險的考慮進行越來越頻繁的匯市干預并實施更多更嚴厲的資本/匯率管制措施。兩個陣營各不相讓之下如果發達經濟體首先訴諸懲罰性關稅等貿易保護主義手段，貨幣戰就將不可避免地向貿易戰蔓延。新興市場采取同樣措施作為報復之際，還會拋售美元和歐元資產作為反制。全球貨幣、貿易和債券市場會出現大震蕩。貨幣戰、貿易戰和金融戰對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的影響會有一定區別，但結果肯定是兩敗俱傷。發達經濟體因為財政和貨幣刺激手段快將用盡，其經濟復蘇較為趨弱，一場惡性貨幣戰完全有可能把其經濟推入二次衰退，衰退的程度或會直逼剛剛結束的衰退。過去兩年全球雖然經歷過戰后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但其程度遠較大蕭條為輕，主要就是因為有新興市場的支持。未來在貨幣戰、貿易戰和金融戰的威脅下，雖然競爭性匯率貶值意味著沒有人能真正從匯率上取得競爭力，但全球貿易萎縮對新興市場的影響會很大，雖然新興市場普遍能通過挖掘內需加以應對，但更大的威脅來自熱錢大規模流走和資產泡沫提前爆破上，新興產市場不可能獨善其身。第二種可能是維持現狀，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各自克制，不做出使貨幣戰升級和惡化的行為，在匯率方面各自亦堅持不作讓步，同時也沒有讓匯率之爭全面蔓延到其它領域，把影響盡量隔離匯市之內。這已算是較好的結局，目前兩個陣營因為利益的考慮，針鋒相對，難以達成共識。發達經濟體不可能停止其造成貨幣有貶值壓力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它們能做的只能是停止把經濟問題政治化，以匯率作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至于新興市場也不會容許本幣兌美元和歐元無限升值，同時也不會坐視熱錢流入催谷資產泡沫不理，因此其匯市干預和管制手段也將持續。國際組織強如IMF也無法有效調解紛爭和取得妥協。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以時間換空間，待發達經濟體經濟能走出低谷，恢復增長，財政和貨幣政策回歸正常，貨幣戰的威脅才能真正解除。第三種較為理想化的可能是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較快達成妥協，各國能達成某種形式的貨幣協議，擱置紛爭。某種程度上新興市場要以自己的部份利益為代價幫助發達經濟體盡快走出經濟困境，這需要政治智慧和一定的讓步和妥協才能做得到，因此這一結果能否出現具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但無論出現哪一種結果，有兩點是較為肯定的，那就是萬一爆發新一輪匯率、貿易和金融危機，美元的避險功能會重新浮現，其匯率會轉強；而在沒有危機的市況下，美元、歐元和英鎊因為其基本因素所驅動會持續呈貶值壓力，新興市場貨幣則呈升值壓力，其干預只能緩和有關升幅，直至發達經濟體經濟根本好轉為止。

對全球經濟金融的影響

據分析（見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張穎文：《美國QE2 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中銀香港《內部研究報告》第5號，2010年11月18日），由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居主導地位，美國不顧他國利益的量化寬松政策，可能對全球經濟金融造成以下五個方面的影響：一是造成美元泛濫和貶值。根據美聯儲估算，美元加權平均指數自2009 年初至當年11 月底貶值10% 中的6.5% 來自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即1.725 萬億美元的資產購買，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會進一步造成美元泛濫和貶值。二是美元泛濫和貶值會產生美國對外債務的實質價值縮水及減輕美國外債負擔的效果。根據美國預算辦公室的預測，美國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將從過去半個世紀的25%--50%上升至2010年底的100%，其中約50%的美國國債由外國投資者持有；預計2011財政年度，聯邦財政赤字將升至創紀錄的1.42萬億美元，將進一步推升美國整體公共債務和對外債務。因此，美元泛濫和貶值在客觀上會產生美國對外債務的實質價值縮水及減少美國外債負擔的效果，實際上是由全球尤其是持有最多外匯儲備及美國國債的中國為美國的金融危機買單。三是美國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造成國際流動性泛濫，使通脹預期和實質通脹上升，供應短缺的原材料、原油和黃金等商品價格大幅上漲，使各國累積外匯儲備用于支付進口的購買力大幅縮水。這從黃金價格近期已突破1400 美元一盎司，路透社商品指數已從2009 年3 月約200 及2010 年9 月約260 反復上升至11 月9 日的319 可見一斑。四是美國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產生的龐大流動性轉化為國際熱錢到處流竄，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重大沖擊，引發各國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股市、樓市等資產泡沫膨脹，增加了未來泡沫爆破導致新興經濟體匯價暴跌、股樓價格齊挫、經濟重傷的風險。五是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造成的美元泛濫和貶值，將所有非美元貨幣拖入被動升值的境地，擾亂了世界金融和貨幣秩序，以致許多國家紛紛采取各項資本管制措施控制熱錢大量流入，防止本幣快速升值和出口受阻。

對我國經濟金融的影響

由于我國是美國貿易逆差的最大貢獻國，又已是最大的出口國，加之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對外貿易快速恢復高速增長，因此，后危機時代這場貨幣戰爭，我國也首當其沖。近幾年來，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不絕于耳，近期更有升級態勢。美國國會眾議院2010年9月通過了《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旨在對來自貨幣根本性低估國家（如中國）的進口商品征收反傾銷稅。美國還指責中國保持人民幣低匯率，在不公平貿易中積聚大量資本，不利于全球經濟的再平衡；甚至以投票權作籌碼，要求中國政府盡快讓人民幣升值，以換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話語權。另外，在亞歐峰會期間，歐元集團也加入施壓人民幣匯率的行列，敦促中國允許人民幣“有序、大幅并全面升值＂。至于正在進行的這場貨幣戰爭對我國經濟金融的影響，主要有三：一是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會造成國家外匯儲備的匯率損失。以2009年末到2010年末這一時間段為例，2009年末，我國官方外匯儲備2.4萬億美元，人民幣兌美元匯率6.83:1，2010年末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6.62:1，升值3.1%，不考慮美元對其他貨幣貶值因素，2.4萬億就少換4800億人民幣，折合724億美元。如此巨額匯率損失，不能不高度關注。2010年末，我國官方外匯儲備為2.85萬億美元，如果人民幣再升值3%或5%，再巨額匯率損失可算而知。由于美國長期存在巨額內外赤字，其貨幣美元，盡管短期無大幅貶值跡象，但長期必將大幅貶值，這對持有大量美元資產的我國，畢竟是巨大的潛在風險。二是吹漲我國資產泡沫及通貨膨脹。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國際流動性或“熱錢”泛濫，已是不爭的事實。在有資本管制之下，中國對熱錢的定義是無真實貿易或投資背景的國際收支交易及跨境資金流動，有別于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經濟體對熱錢的定義。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分析小組發布的《２０１０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估算，２０１０年我國“熱錢”凈流入３５５億美元，占外匯儲備增量的７．６％。但這一數據并不都是純粹套利的、違法違規的或者不可解釋的跨境資金流動。根據估算，過去１０年我國“熱錢”總體呈小幅凈流入態勢，年均流入近２５０億美元，占同期外匯儲備增量的９．０％。大量熱錢進入，導致我國外匯儲備及相應的被動貨幣投放大量增加，這就可能吹漲資產泡沫及通貨膨脹。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的預期不減，如1985年“廣場協議＂引致日元大幅升值那樣，引發更大規模的熱錢流入，進一步吹漲我國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而一旦美國等經濟體利率上升，資金外流，導致資產泡沫爆破，陷入日本過去20年來經濟長期呆滯、通縮揮之不去的困境，后果不堪設想。三是人民幣大幅升值會對我國出口產生沖擊。據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測算，如人民幣在短期內升值3%，家電、汽車、手機等生產企業利潤將下降30%至50%，許多議價能力低的中小企業將面臨虧損。據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測算，在其他生產要素成本和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1個百分點，企業利潤就也減少1%。機電是我國出口產品中的大戶，約占到出口總額的六成。我國行銷在海外的50多種機電產品雖占有較大的國際市場份額，但因核心技術缺失，產品競爭力較弱，高市場份額并未帶來高利潤以及較強定價權，所以一旦人民幣升值，將需要較長的時間來消化。勞動密集型行業利潤率將受到嚴重影響，尤其是中小企業居多的行業。我國規模以上輕工企業出口利潤普遍在5%左右，而規模以下企業毛利率就2%左右。由于我國輕工行業進入門檻低、技術含量低，議價能力弱，中小企業多，產能嚴重過剩，長期惡性競爭，匯率升值很難通過提高價格轉移成本，只能靠企業內部消化。以日用陶瓷為例：企業能承受的人民幣升值幅度約在1個百分點左右。如果升值幅度高于1個百分點，很多日用陶瓷企業(如年出口規模低于10萬美元)的經營就毫無利潤可言。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的測試結果顯示，目前我國紡織品服裝企業的平均純利潤率在3%至5%，有的企業利潤低于3%。如果人民幣升值，將壓縮企業僅有的利潤空間，降低產品出口競爭力，將對我國紡織服裝出口造成嚴重的打擊。據企業測算，在其他生產要素成本和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1個百分點，企業利潤也將減少1%。匯率方面帶來的損失是剛性虧損，無法通過與客戶協商、改善供應鏈管理等方法消化。所以，溫家寶總理在布魯塞爾所指出：若按一些人的要求把人民幣匯率升值20%至40%，中國出口企業將大量倒閉，社會很難穩定，會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災難。當然，問題還有另一面，即：中國經濟一方面雖然高度依賴出口，同樣又是進口大國。2010年，全國進出口總值為29727.6億美元，同比增長34.7%，其中出口15779.3億美元，增長31.3%；進口13948.3億美元，增長38.7%。特別是作為國內經濟活動重要成本來源的能源、原材料的進口依賴度，正加速上升。換言之，匯率升值固然不利于出口，但可通過降低成本而對投資、生產以至就業消費產生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以貿易方式劃分，中國的出口中有高達49%是以進口——加工——再出口為模式的加工貿易，本幣升值直接減少其進口環節的成本，從而可以使出口受到的負面影響得到緩解。

我國應對選項

面臨后危機時代這場貨幣戰爭，我國應該如何應對？本人以為，有四大應對選項。第一選項：嚴控、調整、管理巨額外匯儲備增量存量。這又包括如下選項：第一，嚴控官方外匯儲備再持續高速增長。截止2009年底，以當時匯率計算的全球57.9萬億美元GDP當中有40.1萬億美元或69.1%是屬于發達經濟體的，與此同時，發達經濟體所持有的外匯儲備加總也只有2.7萬億美元，只相當于全球總數的三分之一，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持有總數的三分之二，雙倍于發達經濟體的持有量，其中光是中國所持有的外匯儲備便相當于全球所有發達經濟體總持有量的86.5%。外匯儲備最主要的用途是防御和保險，用于應付國際收支的不時之需，在出口和資金流動異動時提供流動性以支付進口和償還外債，同時可紓緩匯率波幅，保護國內銀行體系和信貸市場不至于因為資金大量流走而爆發危機。一個經濟體的外匯儲備最低安全線水平應該如何界定，其實一直沒有科學的論證，IMF常用的參考指標如至少相當于3個月進口值、100%的短期外債、或是相當于廣義貨幣的20%等其實也欠缺嚴密的論證，只應作為簡單易懂的參考系數。2010年底我國2.85萬

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規模，相當于24個月的進口值，相當于2010年9月末（尚無年末數據）短期外債的500%，相當于72.6萬億人民幣廣義貨幣M2的26%。無論用哪個指標，我國官方外匯儲備都大大超過傳統安全線指標。一種解釋是我國有我國的特殊國情，因此，需要更多官方外匯儲備。這也許是對的。但有一種觀點就值得商榷，那就是認為，官方外匯儲備總是多多益善。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度或臨界值，在那個度或臨界值以內是好事，但超過那個度或臨界值，并非好事。不是說“真理再往前哪怕一小步就成為謬誤”嗎？官方外匯儲備當然也是這樣，超過一定臨界值并非多多益善，而是機會成本巨大。我國的官方外匯儲備快3萬億美元了，應該已經超過臨界值了，其巨大機會成本已非常明了。這次金融危機及其后續貨幣戰爭，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是時候嚴控我國官方外匯儲備再持續高速增長了。第二，盡可能將一部分外匯儲備轉換為“國家戰略資源能力儲備”。構建國家戰略資源能力儲備可行方案，應當考慮以下因素：一是確定哪些資源屬于國家戰略資源。從定性上講，以下三類資源可確定為國家戰略資源：（1）關系國家政治、軍事、經濟命脈或安全的資源；（2）關系國家當前發展的資源；（3）關系國家長遠發展的資源。就緊迫性而言，第一項最緊迫，第二項次之，第三項再次之。但不能認為第三項不重要，就長遠戰略考慮，第三項更應納入視野。二是明確什么是國家戰略資源能力。這應該是指國家可支配或可動員一定的戰略資源的能力。這種能力可分為國家可支配或可動員的國內已探明的可開采資源、國內未探明的資源、可從國外獲得的資源、用黃金和外匯儲備轉化的資源。三是了解戰略資源在國際市場的可獲性。比如，國家戰略資源可以即時從國際市場購買，則國家所能支配或動員的外匯，即構成國家戰略資源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就可適當減少國家戰略資源能力的實物形式，而增加外匯支配或動員能力，反之亦然。通過對外投資在海外控制的戰略資源開發能力，如石油開發權及其他礦藏資源開發權等，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可以將資源運回國內使用，也可以就近交易，換成外匯后再進口，這種形式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能力儲備。四是考慮國際政治、軍事和經濟形勢。因為一定國際政治、軍事和經濟形勢對國際市場進而對特定資源的可獲性具有重大影響，有時甚至具有決定性影響。五是計算國家戰略資源能力儲備的總體收益和總體成本?？偸找鏈p總成本為總凈收益，可行方案應是總凈收益最大化的方案。盡管計算國家戰略資源儲備能力的收益和成本相當困難，但應盡可能考慮和估算到每項儲備所所引起的相應收益和成本，并進行全面比較，再做出決策。第三，藏匯于民。應給予企業貿易項下收匯和結匯更靈活和彈性的處理，鼓勵企業和個人更多地持有外匯，也能有效紓緩外匯儲備增加/集中到央行的壓力。第四，增加對外投資。在追求國際收支的相對平衡的原則下，鼓勵企業走出去，增加對外直接和組合投資。還應應適當加大投資便利化的力度，鼓勵企業對外投資和收購，逐步放寬個人的對外投資，以消化過多的外匯儲備，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第五，借重主權基金。超過安全線水平的外匯儲備部份可撥入主權基金，管理從被動式轉為主動式，風險承擔度增加，回報目標也增加。連同其它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基金，全球金融市場將出現新一批舉足輕重的機構投資者。第二選項：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由于目前全球日均4萬億美元的外匯交易中，只有10%涉及國際間商品與服務的進出口貿易，其余90%的外匯交易與投資和投機有關；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則使市場高效理論（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及金融過度放松管制的實踐受到質疑，國際上已進行多項改革，加強金融監管，重新規范國際金融秩序。因此在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方面，我國應堅持實行有管理浮動的人民幣匯率制度，但可考慮逐步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幅及擴大匯率的彈性，讓人民幣對美元走出可升可降，雙向波動的態勢。此外，實證研究顯示，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其出口的影響是顯著的，危機期間，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大幅升值加劇了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下降和經濟放緩，因此，中國應參照相對有利于中國出口和整體經濟，又能適當平衡外界壓力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區間讓人民幣實現有管理的浮動；并通過經常性公布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改變市場觀念，以降低市場對人民幣兌美元單向升值的預期和投機活動。第三選項：壓縮得不償失的出口及其相應的貿易順差。我國雖已成為全球最大商品貿易出口國，但應該清醒，我國出口產品中，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占70％，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只占30％多點，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2％。從國際產業價值鏈看，我國仍處于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出口附加值很低，技術含量也很低。而且，我們的出口是付出了巨大代價的，主要包括工人低廉工資、社會環境污染、企業高能源和資源消耗等。這樣的出口，難以承受匯率顯著波動，代價也太大，得不償失，應該壓縮。與之相應的得不償失的貿易順差也應該壓縮。由于貿易順差來自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和國際分工定位，在中國對美出口約60%為加工貿易及大量加工貿易順差的情況下，隨著中國的人口紅利因素正逐漸減弱，工人工資的快速上升會對勞工密集型和加工貿易行業造成打擊。中國應順勢而為，利用此契機加速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通過進口現代化的機械設備和引進新技術（尤其是要求美國放寬高技術產品對華的出口）來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努力向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經濟分工產業鏈的高端邁進，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增加值，擴大一般貿易出口，改變粗放型的、以加工貿易為主的、低效益的出口增長方式。通過近幾年的結構調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帳戶順差占GDP比重已從2007年的11%下降至2009年的6%和2010年

首9個月的5.4%－5.8%，預計2010年全年約為5%，目標是未來幾年能降至4%。第四選項：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面對后危機時代正在進行的貨幣戰爭，人民幣國際化有必要加速推進。但人民幣國際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會是一場持久戰，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耐心。這又包括如下選項：第一，在國際上增加話語權，為人民幣國家造輿論。應對美國發動的貨幣戰爭說不，對不負責任而又充當世界貨幣的美元說不，對美元獨大的世界貨幣體系說不。中國也應積極連同新興市場國家，借助20國集團峰會，在國際上要求主要發達國家采取負責任的財政貨幣政策，尤其是要求債臺高筑的主要發達國家盡快把財政赤字和國債降低至合理水平，例如歐盟規定的分別占GDP的3%和60%，從源頭上解決主要發達國家財政赤字貨幣化導致的貨幣貶值及轉嫁挽救金融危機成本的問題，以抗衡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應強調全球需要一個穩定的美元體系，建議確定美元浮動區間，同時穩步推進其他貨幣的國際化。第二，采取實際行動逐步擺脫對美元的過度依賴。比如，與8 個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當局簽訂總額8035 億元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協議；2009年5月3日，第12屆東盟10國與中日韓(10+3)財長會議在巴厘島舉行，會議就籌建中的規模為1200億美元的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相關問題達成一致，儲備庫已于2010年底成立并開始運作，都是擺脫對美元過度依賴的實際行動。今后還應有進一步的實際行動。第三，從貿易結算做起。2009年7月，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在上海市和廣東省的四個城市正式啟動，2010年6月，人民銀行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地區擴大到北京、天津等20個?。ㄗ灾螀^、直轄市），2010年7 月修訂《清算協議》。2010年下半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快速增長，2010年年末銀行累計辦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5063億元，出口試點企業從試點初期的365家擴大到67724家。截止到2010年末，累計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量占全年進出口總值的比例約為2.59%，占出口總值的比例約為4.87%，占進口總值的比例約為5.51%。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導致的美元長期貶值趨勢，則進一步增加了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接受程度和需求，從而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快速發展的巨大機遇。據彭博信息與道瓊社報導，世界最大手機生產商諾基亞、瑞典最大家具零售業者宜家家居、美國快餐業巨頭麥當勞，以及將與富士康合作在上海開設首家大陸電子產品連鎖店的德國零售業者麥德龍（Metro），全都開始在國際貿易往來中使用人民幣結算。另有調查顯示，未來半年內，香港、馬來西亞和中國內地分別有56%、49%和24%的進出口企業采用人民幣貿易結算。而根據香港金管局公布，自2009 年7 月至2010年9 月，累計通過香港的人民幣貿易結算額達1078 億元，已有超過100 家銀行與香港清算行簽訂有關協議，其中包括30 多家海外銀行。至10 月底，香港人民幣業務清算行則已用盡人民銀行核定的2010 年度 “人民幣購售日終累計凈額雙向限額＂為80 億元的配額，需暫停向香港參加行出售人民幣，銀行和企業只可在本地同業市場尋找人民幣賣家，及須啟動金管局與人民銀行的貨幣互換協議機制來滿足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需求。這反映出，隨著內地進一步擴大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試點，有助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利用外資銀行云集并擁有廣泛國際網絡的優勢，促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快速增長，并超出央行的預期。第四，為人民幣資產境內外交易做好安排。已經或正在做的包括，通過允許以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開放人民幣QDII等方式推動更多的人民幣“走出去＂，同時也有序開放資本市場，適當擴大人民幣回流機制，包括適當開放人民幣QFII，建立恒常機制允許境外機構在香港發債籌集的人民幣資金作為對內地的直接投資，以滿足國際市場上龐大的人民幣投資理財需求，2010年8 月允許三類境外機構以人民幣試點投資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等等。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2010年第三季度，個案試點共辦理人民幣跨境投融資交易107 筆，金額為274 億元。截至9 月末，各試點地區共辦理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等人民幣跨境投融資交易166 筆，金額為305 億元。其中，境外人民幣項目融資已放貸金額為224 億元，顯示人民幣資本帳項下的跨境投融資也在逐步推進。在這方面，應充分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必要的人民幣離岸市場。據統計，在香港的人民幣存款方面，2010年9 月底，香港的人民幣存款已達1493.26 億元，比6 月底大幅增長66.5%，遠快于同期香港銀行業總存款為6%的增幅，人民幣存款占銀行業存款總額和外幣存款總額的比重分別上升至2.6%和5.7%，主要是參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企業存款大幅增加，也反映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接受程度增加。在香港的人民幣債券發行方面，受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利率低于內地吸引，香港人民幣債券的發行創下新高，金管局預計全年發行總額將達178 億元；而自2007 年至2010年10 月底，共有18 筆人民幣債券在港發行，總額達470 億元；發行機構已擴展至香港企業、跨國企業及國際金融機構，包括亞洲開發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等。同時，香港銀行和金融機構推出的其它多樣化人民幣投資產品，包括與外幣匯率掛鉤的人民幣存款、以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的存款證、保險、基金和股票等也遠遠供不應求；企業運用人民幣衍生工具對沖匯率和利率風險的需求也有所增加。離岸市場與內地市場的較大匯價差會導致市場套利活動增加。例如內地企業只要來港開設一間貿易窗口公司，作為母公司和海外供貨商的中間銷售代理行，即可進行套利操作。如要進口1000萬美元的貨物，在內地購買美元要支付6652.6 萬元人民幣，而內地企業將人民幣匯至香港，通過香港窗口公司在港購買美元，付出的人民幣可節省約177.6 萬元。不過，隨著內地人民幣大量流入香港，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減弱，市場供求關系也會發生變化，繼而導致兩地兌換價差明顯

縮小。未來隨著這種由市場導向的離岸人民幣的供應量進一步增加，兩地匯率差價有望進一步收窄。人民幣升值預期則促使離岸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單向發展，即香港和海外進口企業較愿意向銀行購入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香港和海外出口企業則不愿向銀行賣出所收到的人民幣，而是用之進行投資或存款；同樣，人民幣貿易結算參加行也更愿意代進口企業向清算行購入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即使收到出口企業賣出的人民幣，也不會輕易賣給清算行；加上目前內地出口企業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受限較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這種單向發展趨勢，因而導致人民銀行對清算行實施的80 億元“人民幣購售日終累計凈額雙向限額＂迅速用罄。而且隨著離岸人民幣快速積累及相應的投資需求增加，也會增加需要內地資本市場進一步開放的壓力。此外，兩地的利差擴大，也會吸引部分香港的人民幣存款通過各種管道流入內地。不過，由于內地加息幅度尚不大，目前這種人民幣存款內流的情況尚未對香港銀行業人民幣存款的增長產生較大負面影響，而且隨著內地允許三類境外機構以人民幣試點投資內_地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逐漸落實和未來可能進一步開放，將有助提高香港的存款利率，緩和這種人民幣存款內流的情況。第五，最終實現人民幣完全可兌換。據分析，相對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發達經濟體的一個優勢是其貨幣可以自由兌換，匯率自由浮動，政府較少干預，經濟多已習慣匯率波幅，雖然其貨幣未必是國際儲備貨幣，但在國際匯市具有不錯的流動性，可以隨時兌換成為主要貨幣以支付進口和償債，因此它們并不需要累積大量外匯儲備以策不時之需。G7的GDP占全球發達經濟體經濟總量約四分之三的比重，其貨幣分別是美元、歐元、英鎊、日圓和加拿大元，除加元以外均是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因此即使如美國一樣的大型貿易逆差國也完全可以用本幣來作對外支付之用，因此它們不需要累積很多的外匯儲備，這一優勢是本幣的國際認受性低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加上經濟結構的因素，也就解釋了持有水平為何大相徑庭。反之，新興市場國家因為本幣的可兌換性偏低，國際認受性偏低，加上其經濟結構當中對出口和外資的依賴程度偏高，因此對匯率波幅的容忍程度較低，加上歷史上屢次爆發經濟和金融危機的教訓，因此它們累積外匯儲備具有發達經濟體所不具備的買保險和防御性的動機，尤其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的亞洲更是如此。中國超多的外匯儲備水平，其獨特成因，除了貿易盈余和吸收外資的常規因素以外，就在于人民幣尚不可完全兌換，還實行資本管制，有結匯政策，因此企業、銀行和個人持有的外匯占比很小，外匯絕大部份售予央行，集中反映在外匯儲備規模之上。如果人民幣能在較大程度上實現可兌換并成為國際貨幣，那么累積外匯儲備以防不測的需要便可顯著降低。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之所以是一個理想目標，就在于它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有明顯的好處。它能提高一國吸引全球資金的能力；可使一國的經濟單位在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地方借錢或交換資產方面擁有更多選擇；可通過對金融資源的競爭，提高金融資源的使用效率，改善資源配置狀況；還可增加支持投資、貿易融資和促進其他行業發展的金融資源供給。（約翰斯頓、桑德拉拉加，2000年）按照中共中央1993年11月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關于“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的決定，我國1996年12月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提前達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的要求。但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的目標一直為實現。這是因為，智利、印度尼西亞、韓國和泰國等國實現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的經驗，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表明，“如果不實行必要的結構性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話，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同時也會帶來某些風險。”一國要實現資本項目的自由化，必須具備充分的條件。只有在條件具備的前提下，資本項目的自由化才可能水到渠成。在條件不具備時過早地開放，必然引起紊亂，很可能導致無償還保證的外債堆積或未經批準的資本外逃，或兩者兼而有之。國際上這方面的教訓屢見不鮮。所以，人民幣資本項目的開放，必須結合國情，循序漸進。據美國著名金融學家麥金農研究，資本項目的開放通常是一國金融融入全球化最優次序的最后階段。如法國、意大利、日本等，都是在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20多年后，也就是說，80年代后期才完全取消資本項目的匯兌限制，走向全面自由兌換。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能否實現資本項目完全開放，主要取決于其經濟、金融體系能否有效地防止資本的大規模投機性流動和能否消除大規模資本流動給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其必要的前提條件包括：1）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包括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合理的利率和價格；2）較強的國際收支平衡能力；3）穩健的國內金融體系和強有力的金融監管；4）成熟的國內金融市場，尤其是發達的資本市場；5）靈活的利率與匯率形成機制?？傊?，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是一種貨幣成為完全可兌換貨幣進而最終成為國際貨幣的最后環節，也是最關鍵的環節。當前，我們還必須把握好人民幣國際化需要資本帳項進一步開放與加強資本管制防止熱錢流入之間的平衡

第二篇：如何應對新媒體時代下的危機公關

如何應對新媒體時代下的危機公關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微博、微信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給政府、企業以及社會組織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的同時，對企業輿情監控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新媒體的應用加速了傳播的速度，助推了危機。任何人有意或者無意的一個博客，一條微博都有可能給企業釀成重大災禍。在這個互聯網時代，傳播方式變了，社會參與的方式變了，危機的形成和處理方式也在變。

在談到新媒體環境下的危機公關時沃瑪傳播新媒體研究院院長余柏良先生這樣講到：企業與自媒體打交道，此時的危機公關不能采用過去那種單向的溝通方式，首先消費者們可能根本不會聽你的。此時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是與他們建立平等的對話，用討論問題的方式與他們交流。新媒體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信息不再是簡單的你發我收，而是主動定制和過濾。新媒體時代的危機公關更需要的是傾聽和分享，而不是自說自話。企業只有掌握了傳播的主動權，在危機處理中的勝算才更有保證。

很多有遠見的公司，都采用了一些網絡檢測、網絡營銷的手段，遇到不良信息，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刪”，但這并不是明智之舉，很多情況你越是刪，它就越起勁，而且qq群等方式，企業根本無法監控刪除。這個時候要找到源頭，找到當事人解決問題。當然，如果確信是惡搞，可以與之溝通，建議刪掉。傳播傳播新媒體研究院在研究各類危機事件后中為大家總結了一下幾條新媒體環境下危機公關的處理方式供大家參考：

1、第一時間把握話語權，通過網絡快速表明立場。在新媒體環境下的危機處理，速度就是一切?；谛旅襟w環境下的秒新聞，及時的話語權把控顯得十分重要，企業必須以最快的速度通過各種方式站出來，利用各類平臺發出權威聲音，表明立場，緊緊把握信息的走向。

2、主動引入網絡上的權威。與意見領袖及時溝通讓他們用自己的影響力聲援自己的產品、品牌。

3、通過技術手段處理網絡上的企業負面信息。這是一個純技術手段，避免事情的進一步惡化，對付那些惡搞的綽綽有余，在搜索引擎（百度 google)上做文章，屏蔽信息或者變化排序。

4、建立全面危機預警機制，強化網絡媒體的監控，實施預警機制。

5、加強企業自身的品牌建設，通過新媒體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

6、與業界的意見領袖及有重要影響力的網絡媒體建立良好的關系，提高品牌在其心中的認識程度與美譽度。

第三篇：中國醫院管理研究中心：新媒體時代 醫患危機如何應對

新媒體時代

醫患危機如何應對？

讓全社會客觀了解醫務人員 南京市紅十字醫院書記

張革

醫學是不斷發展進步的科學，有很多未知領域需要不斷地研究探索，因此，包治百病對于醫生來說是難以實現的。

對于醫方來說，應加強職業素養的培育，苦練內功，增強服務意識，主動與患者充分地溝通，以求最大程度地贏得其理解和配合。而新聞媒體則要營造正確的輿論導向，對于任何醫患糾紛，切不可一概而論，應當客觀公正地表達媒體視點，傳遞給公眾正確的聲音。走基層，踐行群眾路線就要大力宣傳一線醫務人員的先進事跡，讓全社會客觀真實地了解醫務人員，對于“醫鬧”等行徑則要堅決抨擊，這對于增進醫患和諧關系重大。

是醫患關系，更是戰友關系 鹽城協和醫院院長 蔣向紅

如果你不想把患者看做我們的衣食父母，那就把他們當做是和我們在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共同的敵人就是疾病。這是我們鹽城協和醫院的醫訓。回眸當下國內各地各類醫暴、醫鬧事件，要修補目前有點裂縫的醫患關系，核心問題在于對當下的醫患關系要有個正確的認識。醫生和患者的關系，從行為學上來說，其出發點都只有一個——讓病人康復起來。也就是說，這是一對互相協作、目標統一的共同體。從這個角度來講，用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來比喻兩個最應該互相信任的群體，最為合適不過，其他一切把醫患關系對立起來的思維都無助于問題的解決，而任由勢如水火的醫患關系繼續發展下去，對雙方都是一種傷害，其最終受害的還是患者。

分類管理學助力醫療服務 東臺市中醫院監察室主任 梅春林 在我們尚無法也無能完全糾偏社會及患者對醫學、醫院、醫生的錯誤認知情況下，我們只能加強自身建設，提高為病人服務的質量與水平，掌握與病人溝通的技巧與能力，將傷醫、襲醫事件的發生率降到最低。

分類管理是管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同樣體現在醫院管理的許多方面，如能在臨床各個工作環節注重加強病人的分類管理，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防范醫療風險或糾紛。分類不是將病人分為三六九等，不是不同的服務態度，而只是不同的服務方式，這種方式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掌握病人信息，確保醫療安全；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提高診療效率，有效規避風險，減少醫患糾紛，和諧醫患關系。

不能簡單運用商品思維模式判斷問題 蘇州市衛生局宣傳處處長助理

唐德春

在社會公眾“知情權”和社會監督方面，媒體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增加了社會透明度，使得社會公眾明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但在醫患糾紛中，大量為吸引眼球而不負責任的報道太多，一邊倒地指責醫院，促使了醫療糾紛愈演愈烈。

再者，醫療費用支付制度欠合理，不少患者能用的有效藥不在醫保范圍，患者往往遷怒于醫院。患者對醫生的期望值越來越高，簡單運用商品思維模式來判斷醫療服務的價值與優劣，往往忽略醫療領域的未知數和變數，人體生理、病理、心理的復雜性、多樣性和個體差異性。其實，醫患之間是一個利益共同體，有著共同的目標。

解決醫患關系緊張的幾點看法 鹽城鹽阜醫院辦公室主任

張勇

就醫患關系緊張的話題，個人認為可從下面幾個方面考慮：一是目前的就醫制度亟待改進，必須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給老百姓提供真正的自主選擇權，既緩解大醫院壓力，又能保證醫療質量；二是改進醫院的醫療服務水平，提高服務質量，醫療機構從內部做到整體提高；三是對公眾多做正面引導，普及科普知識，建立合理預期值；四是嚴懲暴力傷醫、“醫鬧”，杜絕此類惡性事件的滋生。

加強醫患交流，設備要跟上 響水縣中醫院副院長 孫東祥

增加醫患之間的交流溝通。我院規定各病區在病人住院期間要進行至少三次以上的溝通，同時病員出院后半年內要進行至少三次的電話溝通并留存記錄，辦公室每月定時隨訪患者，調查滿意度。

為了加強醫療糾紛防范宣傳教育，強化監督檢查。我院今年初共購置了20余臺便攜式視頻錄像儀，每科室配發一臺，要求醫護人員按照醫患溝通制度定時、及時與危重以及有醫療糾紛跡象的患者溝通、簽字，同時要有視頻錄像。醫院辦公室及醫教科、護理部定時組織培訓、督查醫患溝通情況，及時組織專家點評視頻中醫患溝通內容，評估溝通效果，同時通過問卷調查醫患溝通滿意度。

探索和創新醫患糾紛第三方調處機制 阜寧縣東溝中心衛生院院長 周劍峰

在一定區域內實施醫療風險互助金制度，醫療風險互助金由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按比例繳納，分為統籌基金和保證金兩部分，醫療機構發生醫患糾紛經協商、調解、判決后，醫療風險互助金管理機構按一定比例從統籌基金和保證金中統一支付給患者賠（補）償費用。這樣既解決了賠付費用全部從第三方支出的問題，又可有效縮短賠付時間。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創新醫患糾紛調解模式。一旦發生醫患糾紛，在第一時間介入。調解協議簽訂后，當事人可申請法院對調解協議進行司法確認，如一方不履行協議內容，另一方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讓患者充分了解醫療服務的特殊性 南通市通州區中醫院黨政辦主任 李春芳

良好的醫患關系的建立，除了政府部門、醫院管理層、醫療隊伍的努力之外，患者的理解和包容是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關鍵。許多醫療糾紛的發生都是由于患者對于醫療服務行業的特殊性了解不足，對醫院寄予不恰當的依賴，一旦不能達到預期目的而產生焦躁甚至憤怒心理，導致不理智行為而造成的。要通過充分的宣傳和告知讓患者充分了解醫療服務的特殊性，建立和完善醫患溝通制度，促進醫患關系良性發展。

一邊倒的輿論導向會使醫患關系更緊張 連云港市贛榆縣人民醫院院長 徐宏團

就治療患者而言，醫院、醫生與患方的心理其實都是相同的，都是希望治好病人，沒有哪個醫生、哪家醫院會故意難為患者，不想把患者治好。每個醫生都希望自己成為藥到病除的“神醫”。

醫療意外的發生有各種各樣的原因，當然不排除部分糾紛有醫務人員服務不到位的情況，但出現糾紛后，媒體也好、社會輿論也好，往往一邊倒地指責醫院、醫務人員，論壇上一出現有關醫院的負面內容的帖子，一下子就會成為熱帖。這種一邊倒的輿論導向只會使醫患關系更加緊張，醫生工作中束手束腳，最終受害的將會是患者自身。

目標相同，醫患更應構建良好關系 如皋市人民醫院院長、黨委副書記 朱銀圣

因為“醫”和“患”不僅有著“戰勝病魔、早日康復”的共同目標，而且戰勝病魔既要靠醫生精湛的醫術，又要靠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和積極配合。眼下，如何化解矛盾日益激化的醫患關系，構建良性醫患關系呢？一是醫院要加強法治意識，嚴格遵照診療規程，規范做好醫療“規定動作”和“親情服務”；二是堅持依法處置醫療糾紛，客觀對待已發生的醫患糾紛，避免醫方、患方卷入失控“漩渦”；三是加強醫療責任保險的落實和推進，有效規避醫療風險，讓醫護人員服務病人無“后顧之憂”；四是加大第三方調解力度最大限度壓降糾紛給雙方帶來的負面影響。

醫院要認真履行權利和義務

連云港市東?？h人民醫院市場部主任 肖保進

醫院要認真履行有關權利和義務。譬如醫院的治療權（疾病檢查權、自主診斷權、醫學處方權）；醫學研究權；醫護人員的人權尊嚴權等。而醫院的義務有依法開業及執業的義務；依法或依照雙方約定提供醫療服務的義務；對社會及患者的忠實誠信義務；向患者及家屬說明病情、治療措施、注意事項等告知義務；醫療轉診義務。對不能治療的疾病，應及時建議患者轉院治療；報告義務。發生重大醫療事故等情況時，應依法向衛生主管部門及有關部門報告；職業道德方面的義務，如診療最優化，用藥適量，手術合理，治療方案最佳，使患者痛苦最小，醫療費用最低等。

要夯實基層醫療基礎，強化醫院建設 如東縣人民醫院紀委書記 劉喬明

醫患本是攜手共抗病魔的“情深戰友”，如今卻成為互相猜忌互相提防的“陌生路人”。如何打破醫患堅冰，重建和諧醫患關系，要處理好以下幾方面問題：一是強化政府職能，加大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二是夯實基層醫療基礎，強化縣級醫院建設；三是改變公立醫院內部運行機制，變以藥養醫為技術與服務并重；四是正視目前醫務人員待遇過低，壓力偏大，環境惡劣現象，建立起合理的薪酬體系；五是開放醫生多點執業；六是大力引入民營資本，創造鯰魚效應。

醫務工作者應“自練武功”提高服務水平啟東市中醫院醫教科長 何鍵忠近年來，日趨緊張的醫患關系不僅正在嚴重沖擊著醫療服務市場，而且已成為社會不和諧的因素。當前醫護人員同時承擔著管理者、溝通者、照顧者、代言者、保護者及教育者等多重角色。因此，醫護人員不僅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質、心理素質，而且要有高深的專業素質、廣博的人文素質。加強醫護人員人文素質的培養，營造良好的人文氛圍，加強人文科學知識的學習并應用于醫患活動中，達到構建和諧醫患關系的目的。

給縣級公立醫院提供更好的發展環境 如皋市中醫院院長、黨委書記

薛瑞華

隨著新一輪醫改不斷深入，社會資本參與辦醫，醫療市場競爭更加激烈?？h級公立醫院是縣域內的醫療主體，其生存和發展環境不容樂觀。政府投入不足、輿論環境欠佳不利于醫院發展，影響醫務人員的積極性。“打鐵還需自身硬”，面對當下的醫患關系困境，醫院必須立足自身過硬，在服務能力、醫患溝通、依法治院、規范化管理等方面進一步強化。同時，期待全社會進一步理解、支持醫療衛生事業，期待大眾媒體注重正面宣傳，正確引導輿論導向。

站在患者角度與其耐心細致的溝通 連云港市灌南縣新區人民醫院院長 張友亮

站在患者的角度，醫院存在服務方面的問題，態度冷漠，缺少對患者的關懷與溝通；站在醫院角度，患者不能理性地看待醫療問題，對醫療診療的效果期望值過高，認為治不好就是醫院的錯，由于當今醫療技術水平的限制或患者的個體差異等原因，醫院很難保證對所有患者的治療都取得滿意的結果?；颊呷狈︶t學知識，缺乏對醫生的信任，對醫生開具的處方，檢查檢驗項目及實施的治療措施的必要性、合理性持懷疑態度，最后對正常的治療效果總有疑慮。而醫務人員工作量大、壓力大、負荷過重，受就診時間限制，面對眾多患者，醫生很難做到有問必答，與患者做到耐心細致的溝通，這也是構成醫患矛盾的原因之一。處理醫患糾紛關鍵要建好五個機制 連云港市灌云縣人民醫院院長 趙建中

我認為，處理醫患糾紛關鍵要建好五個機制。一是預警機制。遇到危急重癥、糾紛或情緒激動的患者時，要按照防范《預案》，提前做好預防工作。二是研判機制。糾紛發生后，有關責任科室、責任人要迅速對糾紛原因和可能出現的不良后果作出判斷。三是快反機制。責任科室和相關職能部門要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了解情況，查明原因，穩定患者及其親屬情緒，保護醫務人員不受意外傷害。四是調處機制。糾紛調處部門要本著客觀、公正、平和的心態，依法、依規、依程序處理好醫患糾紛。五是聯動機制。遇有患方過激行為或醫鬧時，要注重自我保護，并迅速向當地衛生行政部門和公安機關報告。

尋求立法途徑解決糾紛賠償問題 如東縣中醫院黨辦監察室主任 徐平平

當前，醫患糾紛發生率及不按合法途徑解決的比率均在逐年上升，醫院無重大過失的情況下作出賠償的現象增多，醫患糾紛賠償平均金額快速攀升，醫患糾紛引發的違法案件不斷發生。立法的個人建議：①民法適用于醫療糾紛調處的困惑。②完善醫療衛生操作規程和技術標準。③正視醫療糾紛處理的專業性。④強化醫療爭議的法定調查。⑤醫患糾紛處理的法制化。⑥免除非醫療事故的醫療賠償。⑦醫療過失的判定要結合當時當地實際情況。⑧控制過高額的賠償。⑨建立醫療風險的保險機制。

（來源江南時報）

第四篇：后危機時代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及應對思路

后危機時代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及應對思路

[摘要]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為了擺脫危機，各國紛紛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作為貿易大國，我國不可避免地頻頻遭遇貿易摩擦。在后危機時代，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呈現出涉案金額大幅攀升，涉案商品以工業半成品為主，貿易保護的手段增多、力度加大、措施更加隱蔽等特點。客觀來看，這主要是由國際國內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對于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我們要從自身查找原因，立足國內市場努力擴大內需，引導企業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的法律保護意識，還要建立行之有效的磋商談判機制，必要時也要采取“反貿易保護措施”。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貿易摩擦；貿易保護 0 0 7年下半年，發端于房地產市場的次級貸款危機在美國爆發，隨后通過國際傳導機制在全球迅速蔓延，最終在2 0 0 8年演化成一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這場危機的破壞程度堪比1 9 3 0年的資本主義大危機。作為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我國的對外貿易隨著美國居民消費的萎縮受到沉重打擊，與此同時，西方國家為了恢復國內生產，紛紛拿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棒，使我國的對外貿易雪上加霜。

一、后危機時代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 0 0 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其重要表現是貿易保護的措施增多，貿易保護的手段多樣化，貿易保護的程度加深。其采取的手段主要是：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貿易特保。作為貿易大國，我國不可避免地頻頻遭遇貿易摩擦。0 0 9年是我國遭遇貿易摩擦形勢最為嚴峻的一年，我國成為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國，全年共有2 2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發起了1 1 6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高達1 2 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 3％、1 0 2％，均達到歷史最高值。其中，美國對華貿易救濟案件涉案總額達7 6億美元，為上年的5倍多。同時，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也先后對我國出口產品發起了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其中發生在9月份的中美輪胎貿易特保案——號稱“貿易保護第一案”，是近年來我國遭遇的最為嚴重的一次貿易保護。0 1 0年，據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一季度，我國遭遇貿易救濟調查l 9起，涉案金額1 1．9億美元，同比增長9 3．5％，其中與低碳等技術壁壘的貿易保護增多。同時，2 0 1 0年1至4月份，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共發起3 3 7調查2 0起，比去年同期增長一倍。其中

涉及在華企業的案件有4起，而去年同期為2起；涉案產品包括墨盒、動態隨機存儲半導體和產品、數字顯示設備和大規模集成電路半導體芯片。此外，以我國為涉案產品原產地，但未列明我國企業為涉案企業的3 3 7調查還有4起，涉及產品包括微機電系統、手機等消費電子產品、集成電路芯片集和電子觸摸屏。

在后危機時代，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涉案金額大幅攀升。近年來，我國一直位居全球貿易摩擦的榜首，涉案數量和金額都不斷攀升，而且涉案金額的攀升幅度遠遠超過了涉案數量的增長幅度。據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 0 0 9年l至8月，l 7個國家對華采取貿易救濟措施7 9起(其中，反傾銷5 0起，反補貼9起，保障措施l 3起，特保7起)，涉案總額約為1 0 0．3 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 6．2％和1 2 1．2％。涉案金額的增幅是涉案數量的7．5倍。

二是涉案商品以工業半成品為主。從商務部公布的國外對華貿易救濟案件中看到：涉案商品主要是工業半成品，如：銅版紙、長絲玻璃纖維、聚酯高強力紗、鋁合金輪轂、葡萄糖酸鈉、鉬絲、無縫鋼管、盤條、預應力鋼絞線、鋼鐵緊固件等。相比于以前我國貿易摩擦涉案商品多是紡織品而言，上述商品屬于資源和資本密集型商品；相比于我國出口占比最大的機電產品而言，上述商品是技術含量較低的加工品；而且上述商品并非最終消費品，而是工業生產的中間產品。

三是貿易保護的手段增多，保護力度加大。從近來針對我國商品發起的貿易救濟案件可以看出，除了通常使用的反傾銷和3 3 7調查外，反補貼、貿易保障、特保也開始頻繁使用，而且反補貼通常和反傾銷一起使用。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尚未被美國正式承認，反補貼措施是針對政府的外貿政策而實施的，打擊范圍可以擴大到多個行業和領域，需要企業和政府共同應對，應對難度較大，因此，貿易保護的力度更強。

四是發展中國家作為貿易調查發起國的比例增加。在國際金融危機后出現的貿易救濟調查中，印度取代美國成為對華發起調查最多的國家。同時，除了美國、歐盟這些曾經與我國貿易摩擦較多的經濟體外，阿根廷、土耳其、巴西、墨西哥、秘魯、多米尼加、俄羅斯、印尼、巴基斯坦、澳大利亞，哥倫比亞、哈薩克斯坦、南非等國也紛紛對我國發起貿易調查。從以上國家來看，發展中國家所占比例增多。五是貿易保護措施更加復雜和隱蔽。從各國實施的貿易保護壁壘看，傳統的關稅壁壘使用的頻率越來越低，使用更多的是環保壁壘、衛生檢疫壁壘，甚至是政治壁壘。2 0 1 0年5月1 2日，美國參議院推出了有關氣候變化的立法草案。該草案允許采取“邊境措施”，即對從未對溫室氣體排放進行嚴格管制的國家進口的產品征收“碳關稅”。此外，歐盟對來自我國的苗木采取更加嚴格的限制措施；日本厚生勞動省發布食安輸發0 5 1 0第l號通報，決定加強對我國產黑蜂巢農藥殘留的監視檢查，將檢查頻率提高至3 0％；印度則是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限制外資進入本國市場。在實施貿易保護的諸多國家中，只有巴西和越南采取了關稅和關稅配額的方式。

二、我國遭遇貿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多年來，我國一直是世界上遭遇貿易摩擦較多的國家，客觀上看，這是由國際、國內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國際原因。造成我國頻遭貿易摩擦的國際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1．世界經濟不景氣。2 0 0 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增速減緩，美國、日本、歐盟出現經濟負增長。我國受此影響，出口增速也出現下滑。世界經濟萎縮導致各國紛紛采取各種措施刺激經濟增長，其中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限制進口，擴大出口。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出口大國，頻頻遭遇貿易摩擦也就不足為奇了。

2．缺乏國際貿易溝通協調機制。我國的貿易順差有其形成的特殊背景——國際產業轉移。日本、韓國和臺灣通過對外投資的形式將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我國大陸，并把貿易順差也轉移到我國名下。在此情況下，高額利潤被資本輸出國把持，我國僅僅是外資的打工仔，但是，我國卻受到西方國家沉重的貿易保護打擊成為資本輸出國的替罪羊。國際貿易溝通協調機制的缺失，導致我國的貿易處境惡化，并不斷遭遇貿易摩擦。這是不公平的，我國需要同國際社會進行溝通協商，取得理解和支持。

3．貿易保護的“模仿效應”。最初，對我國實施貿易保護的是西方等發達國家。由于多種原因，我國未能有效應對，導致貿易保護主義者們頻頻得手。

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看到西方發達國家通過貿易保護措施抑制我國出口頗為有效的情況下，也紛紛效仿，導致我國在發展中國家市場遭遇貿易摩擦日益頻繁。

4．部分國家以鄰為壑的政策措施。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紛紛出臺治理危機的政策方案，一些國家不負責任地將自身的經濟問題歸咎于他國，尤其是自己的進口國，于是，我國作為出口大國就成為這些國家攻擊和詬病的對象。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在國際貿易史上并不罕見，其結果不會對世界市場的整體經濟結構和運行帶來什么益處，卻只會不斷惡化國際貿易環境，導致更多的貿易摩擦，給世界市場帶來風險。

(二)國內原因。雖然許多學者認為是發達國家的“雙重標準”和對華“非市場待遇”使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頻發，但國內原因也不容忽視。

1．過分依賴低成本勞動力的競爭優勢。我國遭遇貿易摩擦最多的是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由于我國勞動力成本低廉，加工組裝類的外資企業紛紛在華設廠，不可否認，我國長期向國際市場輸出的廉價勞動力有利于國際通貨的穩定，但是也對進口國的相關行業造成了巨大沖擊，引起勞工組織不滿。我國之所以能夠長期實施較低工資，是因為：第一，勞動力供給比較充足。我國有六億多農民，他們在現有工資水平不提高的情況下能夠源源不斷地進入勞動力市場。第二，勞動保障措施不完善。很多出口型企業缺乏相關的勞動保護措施，企業逐利的本性驅使其逃避給予工人完善的社保。比如：沿海加工類企業中有很多“農民工”，這種稱呼反映出他們同正式員工在待遇上的差別，也反映出他們的身份地位未被城市容納，處于城市邊緣地帶，工作極不穩定，具有較大流動性。第三，外資企業鉆政策空子。長期以來，出于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考慮，我國政府有規定“最低工資標準”的傳統。雖然政府的初衷是保障勞動者利益，但卻在現實中遭遇外企按照最低工資標準確定工資水平的“鉆空子”現象，這種工資水平的制定不能反映勞動供給的實際狀況，而且是單方制定，勞動者缺失工資議價權。第四，最為核心的一點是，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事的是國際價值鏈中加工組裝部分的生產，很難提高產品附加值，為了獲得高利潤，只能靠壓低成本，從而對低成本的用工方式有很大依賴性。我國過分依賴低價策略參與國際競爭，從短期看，必然遭到其他國家的制約和詬病，從長期看，也不利于產業結構升級。此外，低價策略具有可模仿性，一旦周邊地區復制了這種廉價的生產方式并更好地利用了低價策略，我國就極有可能被國際市場淘汰。

2．我國對出口企業的優惠政策容易引起國外反傾銷和反補貼。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從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視出口，采取各種優惠措施和政策進行鼓勵。其中最主要的兩種手段就是稅收優惠和出口補貼在稅收優惠方面，我國長期實行出口退稅、稅收抵免和稅收饒讓的措施。按照國際征稅理論，這種措施能夠減輕貿易企業的稅負，避免重復征稅，而且很多國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實施了稅收優惠。但是，如果這種稅收優惠實施范圍較廣，事實上就降低了企業成本，成為國外認定我國企業實施“傾銷”的根源。在出口補貼方面，我國主要是在企業用地、固定投資、更新改造、高新技術采用等方面給予補貼。按照WT O的《補貼與反補貼協議》，補貼分為三種類型：紅箱補貼、黃箱補貼、綠箱補貼。其中，紅箱補貼是禁止性補貼，綠箱補貼是不可訴補貼，黃箱補貼是可訴性補貼。我國的出口補貼很大部分歸于黃箱補貼，對這種補貼是否起訴取決于雙方政府的協商溝通。目前，我國遭遇反補貼的產品很多是在黃箱補貼的范疇。

3．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不夠。一直以來，我國是美國3 3 7調查立案最多的國家，而與此同時，我國長期以來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和技術創新。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是我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不夠，造成企業知識產權意識淡薄，自主創新的成本遠遠高于違法成本，于是出現了對國外技術的模仿和抄襲。而且，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缺失，也導致國內技術創新型企業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打擊了它們的積極性，使得企業普遍缺乏核心技術研發的動力。

4．部分貿易企業應對不得力。在面對“雙反兩?！绷笗r，國內大多數企業由于應訴不積極也造成發起國頻頻使用貿易保護的大棒制裁我國。企業的不應訴或者消極應訴，導致起訴方輕而易舉地取得案件的勝利，較為有效地打擊了我國企業的出口，這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貿易保護行為。而且，這樣的結果使得進口國頻頻效仿，導致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普遍遭遇貿易保護。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國之所以成為貿易摩擦的對象國，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之所以說是偶然，是因為在當今的國際經濟環境中，我圜所處的分工地位和發展階段使得我國成為各國貿易打擊的對象；之所以說是必然，是因為我國的低成本優勢的弊端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必然導致貿易摩擦的發生。

三、我國應對貿易摩擦的基本思路

對于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我們要從自身查找原因，立足國內市場努力擴大內需，引導企業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的法律保護意識，還要建立行之有效的磋商談判機制，必要時也要采取“反貿易保護措施”。

第一，調整國內的出1：7政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逐漸改變低成本競爭策略。目前，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已經聯合下發《關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的通知》，明確從2 0 1 0年7月1 5日開始，取消包括部分鋼材、有色金屬建材等在內的4 0 6個稅號的產品出口退稅。這說明過去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對所有出口產品一律實施優惠的出口政策出現變化。這一政策變化，意在調整我國出口產品結構，轉變過度依賴低成本勞動力優勢的競爭模式，使一些不應被保護的行業和產能過剩的行業加快產業升級。

第二，立足國內市場，多管齊下擴大內需。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國外需求大大萎縮，我國繼續實施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必然會遭遇重重障礙，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轉變發展導向，立足于國內市場擴大內需。目前，我國已經出臺了多種措施刺激內需，但是還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改善國內消費環境：一要完善社保體制，使老百姓解除后顧之憂，敢于消費，愿意消費；二要保持物價穩定，保證國內有充足的購買力；三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低收人群體的收入水平，擴大市場需求；四要降低一些高檔產品的消費稅，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范圍；五要加強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

第三，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積極引導企業技術創新，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為保護知識產權，我國已經先后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等法律法規，今后要著眼于長遠利益，完善這些法律法規。同時，要積極進行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宣傳，提高企業的維權意識，繼續加大知識產權侵權犯罪懲處力度，增加侵權成本，營造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還要加大對高新技術的研發支持力度，出臺優惠政策，鼓勵企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培育國際競爭的新優勢。

第四，加強國際法規普及教育，提高政府和企業的法律意識。一方面，我國地方政府在制定優惠政策時要遵循國際準則，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另一方面，出口企業在按法辦事的同時，要學會如何使用國際法規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積極應對貿易訴訟。企業是國際摩擦的微觀主體，也是貿易保護主義的直接受害者，讓他們拿起武器保護自已是最為有效的應對方式。

第五，積極爭取我國貿易談判的話語權，建立行之有效的磋商談判機制。貿易摩擦從根本上看是國際經濟體系不完善帶來的必然現象，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競爭中話語權的缺失導致其成為發達國家的替罪羊。因此，我國要積極參與國際交往規則的制定，加強國際經貿合作，改善國際形象，提高國際地位，爭取國際談判話語權。目前，我國雖然已經人世，但是在發達國家主導的貿易體系下，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經濟發展模式以及貨幣匯率等都受到歧視和制約，需要進行多方協商和斡旋，爭取互信和支持。

第六，必要時也要采取“反貿易保護措施”。國際貿易是建立在互利雙贏基礎上的經濟行為，我國產品的低價出口對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來說能夠更好地滿足人們的消費需求，而部分不負責任的國家不反思自身經濟體系的問題，反而將危機的原因推到別國身上，從而打壓別閣經濟發展，這是不理性的做法。我國在遭遇此類打擊時，尤其是針對近期愈來愈頻繁的惡意反傾銷和反補貼行為，可以充分利用WT O規則賦予我們的權利，據理力爭，采取針鋒相對的制裁和貿易保護措施。

總之，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是多個問題的復雜集合，需要我們妥善應對和解決。同時，貿易摩擦頻發也教育我們，在深度思考我圈對外經濟發展模式的同時，要加快轉變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方式，升級和優化產業結構，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使我國不僅成為貿易大國，更要成為貿易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