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制度經濟學讀書筆記(康芒斯的交易觀)

《制度經濟學》讀書筆記

——康芒斯的交易觀及其評價

美國著名經濟思想史學家亨利·威廉·斯皮格爾認為，“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被認為是法律、經濟學和倫理學的廣泛綜合?！弊鳛楝F(xiàn)代法經濟學偉大先驅，康芒斯把法律制度融合到經濟學中，將經濟與法律結合起來進行分析。而使法律、經濟學、倫理學發(fā)生相互關聯(lián)，使之可以進行廣泛綜合的基本單位就是“交易”。

在《制度經濟學》一書中，康芒斯首先對當時的正統(tǒng)派經濟學家的思想進行了回顧，發(fā)現(xiàn)他們主張的“財富”概念具有兩重矛盾的意義，即“既說財富是一種物質的東西，又說它是那種東西的所有權?？墒?，所有權，至少就無形財產的現(xiàn)代意義來說，意味著限制數(shù)量以便維持價格的權力；另一方面，物質的東西卻產生于利用生產甚至生產過剩的效率來增加東西的數(shù)量。”然后，康芒斯表達自己的觀點，認為傳統(tǒng)經濟學一直以商品為基本的經濟范疇，這是一種物資經濟學。傳統(tǒng)經濟學中的“交易”指的是簡單的物品或勞務的雙邊轉移；而在康芒斯看來，“交易”涵蓋的范圍遠不僅僅局限于此。

康芒斯將整個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分為兩類：一類是人類作為一個整體與自然界發(fā)生作用而產生的活動，即生產活動；另一類是人類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的活動，定義為交易活動，通常說的“交易”。“交易”作為康芒斯首先提出的一個獨特的概念，在《制度經濟學》書中，他這樣解釋：“我一直在設法解決可能用什么作為研究的單位，這種單位要包括沖突、依存和秩序這三種成分。經過許多年，我得到結論，認為它們只有在一種‘交易’的公式里結合在一起，與商品、勞動、欲望、個人和交換那些舊的概念不同。所以，我用‘交易’作為經濟研究的基本單位?！笔聦嵣?，康芒斯提出，“交易”就是經濟活動的最基本形態(tài)。

顯然，康芒斯把“交易”概念一般化了，它是一種廣義上的“交易”，人類社會中的種種關系都可以在這個一般化了的概念下進行討論。過去人們所認為的性質十分不同的經濟活動如買賣活動、經理對工人的管理以及國家對個人的征稅等等，都可以通過“交易”聯(lián)系和歸納在一起并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比較，這就“為日后交易費用概念的提出和交易費用分析方法的廣泛運用提供了現(xiàn)實可能性和廣闊的潛在空間?！笨得⑺拱选敖灰住眲澐譃槿N類型：買賣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額的交易。他認為，這三種活動單位包羅了經濟學里的一切活動。而且，由于這些交易是地位平等的人們之間或者上級和下級之間的社會活動的單位，那么，“它們的性質是倫理的，也是法律的和經濟的?！笔聦嵣?，正是這些交易活動，把法律、經濟學和倫理學聯(lián)結在了一起。

那么，康芒斯作為基本經濟范疇的“交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交易是所有權的轉移。”在康芒斯看來，作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交易是所有權的轉移。它不以實物為對象，而是以財產權利為對象，是人與人之間對自然物的權利的讓與和取得關系，是依法轉移法律上的控制。簡而言之就是指，交易是在法律和習俗的作用下取得和讓與對經濟數(shù)量的合法控制權的手段。他進一步說明，交易不是實際“交貨”那種意義上的物品交換，它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對物質的所有權的讓與和取得?？得⑺怪匀绱酥匾曀袡嗟霓D移問題，是由于他認為所有權是經濟活動的基礎，“不先取得合法的控制權，生產和消費就不能進行。”因此，在康芒斯那里，所有權成為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制度經濟學，換個說法，就是所有權經濟學。

于是，通過對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法學解釋觀點出發(fā)，康芒斯把經濟關系的本質歸結為法律上所有權的交易，將“交易”歸結為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從老派經濟學家的“交易”是商品的實際移交的意義，變成把交易關系作為法律上所有權轉移的制度上的意義，康芒斯認為，這是經濟學發(fā)展上的一個重要轉變。它使人們從傳統(tǒng)的只重物質產品的物資經濟學轉到重視經濟活動中的法律因素的制度經濟學。

作為現(xiàn)代西方法經濟學的偉大先驅，康芒斯對“財產”與“財產權利”的區(qū)分及對“交易”概念的一般化都深深影響到法經濟學的奠基者——羅納德·哈里·科斯?？扑故窃凇敖灰住备拍钜驯粍?chuàng)立、界定和使用的基礎上，提出了“交易費用”概念?？扑惯x擇“交易”作為分析的基本單位，考察交易活動的費用，并突出地強調了交易關系作為法律上所有權的轉讓的制度上的意義，顯然是對康芒斯的繼承。“交易成本”范疇的創(chuàng)立也顯然是以“交易”范疇為基礎。而康芒斯將法律制度看成是協(xié)調沖突的規(guī)則體系的觀點，也對現(xiàn)代法經濟學中的制度學派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但是，由于康芒斯在對“交易”進行分析時所采用的主要是哲學、法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方法，盡管康芒斯對交易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和較嚴格的限定，卻沒有對交易進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忽略了人們進行交易活動是無可避免要付出代價的這一現(xiàn)實?；蛘哒f，他沒有從資源配置效率角度認識到交易本身也需要消耗資源，過高的交易代價意味著降低資源配置效率，所以康芒斯沒有將經濟學的方法真正用于分析制度及其運行。而科斯則是從資源配置效率角度來認識交易本身的內涵，并以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交易及其規(guī)制?？得⑺怪皇翘岢隽私灰赘拍疃鴽]有將交易與成本耗費聯(lián)系在一起?？偠灾?，我們可以說，“康芒斯分析了‘交易’，但是沒有分析或沒有發(fā)現(xiàn)交易的代價”。

第二篇：制度經濟學文獻綜述 讀書筆記

新制度經濟學對交易、交易組織和制度的研究綜述

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交易中有關經濟權利和義務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組織的規(guī)模變動和邊界確定，交易制度和結構的最優(yōu)選擇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從而圍繞其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構建起整個理論體系。對新制度經濟學中關于交易、交易組織和制度的研究綜述主要是在這三個方面展開。

對于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科斯看來，“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fā)來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xiàn)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薄麖娬{經濟學研究必須指向現(xiàn)實世界。諾思將新制度經濟學界定為“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xiàn)實世界中做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敝Z思認為需要在制度變遷中對現(xiàn)實世界進行理解和研究。柯武剛和史漫飛則具體指出，新制度經濟學“關心的是分析各種具有協(xié)調功能的規(guī)則和規(guī)則集，以及這些規(guī)則和規(guī)則集的實施對經濟后果的影響。制度經濟學還與制度如何在經濟環(huán)境的變遷中演化有關。簡而言之，制度經濟學研究經濟生活與制度之間的雙向關系。”’這些論述都是強調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包括個體的經濟活動和制度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如科斯所說，與新古典經濟學脫離現(xiàn)實世界的、高度抽象的理論研究不同，新制度經濟學的鮮明特征應該體現(xiàn)在，它研究來自于現(xiàn)實世界的問題。新制度經濟學強調運用主流經濟學方法去分析制度的產生和變動，從而揭示制度對經濟活動的影響。

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產權分析，科斯(Coas。，1960)在《社會成本問題》中闡述了對財產權利進行界定的經濟意義，從而說明了產權制度的重要性。德姆塞茨、斯蒂格勒和波斯納等人(nemsetz，1965;stigler，1965;Posner，一972)對自然壟斷問題進行了產權分析，認為進行競爭性投標，可以將對市場提供服務的權利賦予最高出價者，疏解自然壟斷帶來社會福利損失的問題。格羅斯曼、哈特和莫爾

(GrossmanandHart，1986;HartandMoore，1990;Hart，1995)在對不完全契約研究的基礎上建立了的產權理論GHM分析方法。他們在對所有權和控制權關系的研究中，分析了控制權的不同配置對信息分布和個體經濟行為的影響，進而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影響。他們的不完全契約理論說明了即使在完全理性的情況下，只要交易契約中的某些內容不能被第三方所驗證，那么契約仍然是不完全的。在GHM模型中，契約的第三方不可驗證性、交易成本以及事前權利配置之間的關系是核心問題。而 LaPorte，Lopez一de一Silanes，Shleifer和vishny(1997;1998;2000)的一系列關于法律、產權界定、投資者保護、公司治理和金融發(fā)展關系的國別研究是產權理論的重要經驗研究應用。

wilhalnson(1975)將有限理性和不確定性引入了科斯的企業(yè)理論中，從而圍繞交易成本和規(guī)制結構(governanceStructure，或稱為治理結構)逐步構建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在這一分析框架中，威廉姆森強調了有限理性、交易成本與事后規(guī)制結構之間的關系。交易成本的分析早期集中于企業(yè)和生產組織‘。新古典經濟學將縱向一體化的原因歸結為技術不可分。而交易成本經濟學認為縱向一體化是因為用契約形式規(guī)制持續(xù)關系比較困難。其分析的重點是制度在結構化復雜的、長期的關系中作用，而williamson(1979，p234)認為交易成本方法分析的是“備擇制度形態(tài)在組織交易過程中經濟節(jié)約的性質”。交易成本理論的早期發(fā)展強調以單一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忽視不同的規(guī)制方式可以結合。隱含了企業(yè)的治理決策是在三種相互獨立的規(guī)制形式中作選擇:市場、等級制或混合模式，只能選擇單一治理形式。

BradaehandEcel。s(1989)也認為企業(yè)可以同時采取不同的規(guī)制形式。在多元的治理模式下企業(yè)可以獲得不同類型規(guī)制方式的綜合效率。Williamson(1996)也認為在市場、等級制或混合模式的情況下，他們三者的組合也是可以想象的。企業(yè)可以通過混合治理模式來避免對專用性資產的機會主義侵害，這些混合模式可以分為單邊和雙邊混合治理:單邊混合治理是通過加強與交易對象的事前契約來避免機會主義行為;雙邊混合治理是通過共同利益進而發(fā)展與交易對象的緊密關系來避免機會主義行為。RindfleischandHeide(1997)認為過去的交易過程

將會影響如何組織一個新的交易，過去與某一個交易對象的良好經驗可能會降低在未來的交易中采取其他治理結構的可能;除了過去關系的影響，對未來交易的預期也可能影響如何組織當前的交易，因此，考慮交易之間的關系要比對單一交易作分析，更有助于理解對治理結構的不同選擇。

ehilesandMeamaekin(1996)的研究則是在交易成本分析中引入信任，他們認為可以從社會規(guī)范、社會關系以及經濟作用的角度解釋信任的產生。信任可以從“機會主義”和“有限理性”這兩個交易成本理論的核心邏輯起點的角度影響經濟后果，一方面，它可以限制和減少機會主義行為，從而節(jié)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契約關系中存在信任，那么，有限理性的理性程度會有提高，因為，信任使交易當事人獲得信息更為準確;對不確定性影響有較強的承受能力;減少尋求對交易對方進行限制和控制的行動從而減少了行為的復雜性。

wi11iamson(2000)在比較了交易成本理論和不完全契約理論的異同后，認為兩者對于契約不完全問題的分析都是建立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和資產專用性的假設之上。但是，GHM分析在模型化過程中，通過信息對稱和無成本的重新磋商將事后不適應

(expostmaladaption)所導致的無效率給消除了。因而，只剩下了事前專用性資產投資不足這一原因。這反映了威廉姆森理論和GHM理論的主要差別即一個強調事后不適應造成的無效率，所以，事后的交易規(guī)制方式是重要的，一個是強調事前專用性投資不足造成的無效率，所以事前的所有權、控制權配置是重要的。

作為交易成本理論在家庭和政府層面的拓展應用，Pollak(1985)提出了制度選擇—或者是以市場為媒介的經濟行為，或者是在家庭、企業(yè)、政府或非盈利組織進行的具體行為—的一個基本問題需要將交易費用的分析由企業(yè)拓展到了更廣泛的交易組織分析中去。

BajariandTadelis(2001)將交易成本理論用于對政府采購問題的經驗研究。

對于交易成本理論在制度變遷問題研究中的運用，諾思(North，1981)的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工具—交易成本理論去解釋制度創(chuàng)新和變遷問題，也就是將新古典主義的以經濟人假設為前提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用于制度的效率比較。諾思等人

(DenzauandNorth，1994;North，2005)后來將制度視為心智現(xiàn)象，并且重視個體對制度的內心感受和信念，認為這是理解經濟變遷基本原因的關鍵，在制度變遷的理論引入了“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Models)，力圖克服制度變遷中集體行動的困境。在諾思看來，心智模型體現(xiàn)了個體的行為機制，隨著社會交往的深度和廣度的增加，個體之間的心智模式逐步趨同，這就能降低交易成本。

關于“組織”和“制度”概念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在制度經濟學當中是存在著不同看法的，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組織本身就是制度，而有的則認為不是，組織運行過程中所遵循的規(guī)則才是制度。

康芒斯認為，“這種組織，從家庭、公司、工會、同業(yè)公會、直到國家本身，我們稱為制度?！?舒爾茨1968年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一文中曾經對制度做出了如下分類:“(1)用于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如貨幣、期貨市場);(2)用于影響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之間配置風險的制度(如合約，分成制，合作社，公司，保險，公共社會安全計劃);(3)用于提供職能組織與個人收入流之間的聯(lián)系的制度(如財產，包括轉移法，資歷和勞動者和其他權利);(4)用于確定公共品和服務的生產與分配的框架的制度(如高速公路，飛機場，學校和農業(yè)試驗站)。”明顯地，舒爾茨在對制度進行分類時把合作社、公司、飛機場、學校和農業(yè)試驗站等組織機構也列為制度，拉坦則明確地指出:“制度概念包括組織的含義。”’他們認為，不僅組織內部所遵循的各種規(guī)則是制度，組織本身也是制度。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青木昌彥所認為的三種制度觀中就把博弈參與者視為制度，在他的看法中組織理所當然是制度。

諾思認為應該將“組織”和“制度”界區(qū)開來。首先，他定義“組織”為在基礎規(guī)則及制度約束下，為實現(xiàn)一定目標而創(chuàng)立的個人團體。其次，他認為組織和制度有著相互關系:

制度是“基本規(guī)則”，組織的存在和演進受制于既定制度，又體現(xiàn)既定制度，反過來，它們也影響制度。再次，組織因其活動和作用而成為制度變遷的代理實體。同時也是推動制度變遷的動力，組織的存在和演進受到制度的根本性影響?？挛鋭偤褪仿w也認為組織不是制度，他們指出“普通英語的習慣用法經常將這里所定義的制度與‘組織’混為一談。組織是對資源的系統(tǒng)安排，其目的在于實現(xiàn)一個共同目標或目標集。因此，公司、銀行、政府機構是有目的的組織，而基督教的‘十戒’和交通規(guī)則確是制度?！?/p>

在這里，如黃少安(2004)所述，諾思將“組織”與“組織制度”或“組織結構”混同了，“組織制度”是“組織”的構造形式或結構。正是由于組織制度的不同才使不同的組織界區(qū)開來?！罢谓M織與經濟組織具有不同的構造方式。同樣都是經濟組織，由于組織制度不同，又不同的性質，有些事盈利性的企業(yè)組織，有些是非盈利性的經濟組織。”換而言之，交易組織的區(qū)別集中體現(xiàn)于也只能體現(xiàn)于內在交易組織制度的不同。交易“組織”是為了交易的需要，在一定的框架內建立起來的、具有特定目的的行為主體，它們有其構造形式或結構，而交易的“組織制度”則是約束和規(guī)制這些交易組織內交換關系，以及這些交易組織之間交換關系的規(guī)則。當然，如果將交易組織的“主體性”給抽象掉，那么，交易的組織制度最終地揭示了交易組織的經濟和社會關系的內在屬性。

諾思在其《莊園制的興衰:一個理論模型》中講經濟制度分為兩個層次—“基礎性制度安排”和“第二級制度安排”。這實際上就是從制度的根本和非根本的意義上所作的層次性劃分。他在與戴維斯合著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增長》第二章中將制度區(qū)分為“制度環(huán)境”和“制度安排”。前者實際上是指更基本的制度，后者是較具體的制度。結合黃少安(2004)對經濟制度三個不同層次的劃分—第一層次是生產資料或生產要素所有制;第二層次是產權制度;第三層次是資源配置的調節(jié)機制。三個層次依次基本上從抽象到具體，從根本到非根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是經濟制度中的最高、最抽象、最根本的層次，是區(qū)分不同社會經濟制度根本性質的標志。產權制度是所有制與資源配置調節(jié)機制的中間層次，是處理生產要素的權、責、利關系的規(guī)則。資源配置的調節(jié)方式即是最具體的、直接與經濟運行、信息提供、決策機制等相關的規(guī)則。

讀書筆記

《天津市科技服務業(yè)的現(xiàn)狀及發(fā)展對策》

論文作者：程梅青 楊冬梅 李春成

關鍵詞：科技服務業(yè) 科技服務機構 服務體系 發(fā)展對策

文章主要對天津市科技服務業(yè)發(fā)展狀況做分析，總結了天津市科技服務業(yè)的發(fā)展特點和經驗，對諸多科技服務業(yè)問題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措施。

文章框架結構如下：

一、關于科技服務業(yè)

1、科技服務業(yè)的內涵

2、科技服務機構的分類

3、科技服務業(yè)的構成4、科技服務業(yè)的基本特征

二、天津市科技服務業(yè)的現(xiàn)狀

三、天津科技服務業(yè)的發(fā)展特點和經驗

四、天津科技服務業(yè)發(fā)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五、天津市科技服務業(yè)面臨的形勢

六、加快天津服務業(yè)發(fā)展的對策措施

科技服務機構是科技創(chuàng)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在深入分析天津市科技服務業(yè)總體現(xiàn)狀的基礎上，總結了天津市科技服務業(yè)的發(fā)展特點和經驗，對天津市發(fā)展科技服務業(yè)的形勢進行了判斷，并在政府宏觀指導與財政扶持、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人才培養(yǎng)和對外開放等諸方面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對策措施。

第三篇：《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讀書筆記(讀后感)

外國學者與國內官方主流思想和價值觀的差異

——[德] 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讀書筆記

孫良媛

（華南農業(yè)大學，廣東 廣州510642）本書簡介及感想

柯武剛、史漫飛主編的《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像向讀者介紹了經濟學的其中一個分支學科：制度經濟學。這一學科的中心原則是：現(xiàn)代經濟是一個復雜的演化系統(tǒng)，在滿足人類豐富而多變的目的上它的效能依賴于各種規(guī)則。規(guī)則可以限制人們可能采取的機會主義行為。規(guī)范人際交往的規(guī)則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以至連人類的生存和繁榮也完全要依賴于正確的制度和支撐這些制度的基本人類價值。

在讀了柯武剛、史漫飛主編的《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以前，我所讀的一些社會類或經濟類的專著，都是由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尤其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研究員）主編的。這些專家和學者主編的書籍在指導思想上，始終嚴格地遵循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等的國內官方思想，對一些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思想和價值觀念始終堅持反對和批評的態(tài)度。在讀了德國學者主編的制度經濟學專著后，我才第一次接觸到外國的專家學者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的一些觀點和看法。并且，這些外國學者在社會科學領域的許多觀點和看法與中國國內的官方主導思想和價值觀念存在明顯的差異。

2關于動力機制的問題

柯武剛、史漫飛總結了三種能使人們?yōu)樗死娑Φ耐緩?，分別是：（1）愛、團結、其他各種利他主義；（2）脅迫；（3）自利動機。并且指出第一種動機制只在家庭、小部族等的小群體中才能有效地作用。而在冷戰(zhàn)時期，各社會主義國家卻把這種動機制當成社會主義信條，大范圍地運用于全社會這一巨型的群體，由此導致經濟效率低下等的眾多問題。他們在書中寫到：“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口號下允諾的共同分享制度，導致大范圍的偷懶和由此而來的低生活水平。改造人民的努力，造就純出于利他主義而無私地為他人辛勤工作的社會主義新人的努力，都已完全失敗。” 相比于第一種動力機制，柯武剛和史漫飛認為在全社會這一巨型群體中，第三種動力機制——自利，更能有效、持久地發(fā)揮作用。“很顯然，只有當所獲得的報償能使人們繼續(xù)為別人服務并且他們不會被迫與別人分享自己掙得的報酬時，才能激勵人們從自我利益出發(fā)為他們提供服務。這意味著人們必須擁有對私有財產的權利，??只有在具備一整套保護私有財產的制度（規(guī)則）時，??有用知識才能被開發(fā)出來??”?

長期以來，在中國大陸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中，“為人民服務”、“學習雷鋒好榜樣”等的集體主義信條，不斷地重復出現(xiàn)在各種會議、文獻、專著甚至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中。然而，“為人民服務”、“學雷鋒”作為生產或服務模式，究竟能為生產者提供多大的激勵動力，卻是有目共睹?？挛鋭偤褪?

?

??? [德] 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第7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同上書，第74頁。同上書，第75頁。

漫飛等外國學者，鮮明地提出以自為自利作為激勵人的一種動力機制，與中國大陸的主流官方思想形成鮮明對比，無疑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關于歷史哲學的問題

在理解個人以及個人與社會經濟生活的關系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種社會觀視社會為一個有機整體。其中，整體被視為大于其單個部分的總合，??所有人都從屬于這個實體，并必須在這個實體中服務?！?而另一種社會觀，也就是柯武剛和史漫飛這兩位學者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人是自利、自主和平等的個體，他只具備有限的認識能力和有限的知識。??在原則上，所有人都

②是平等的。在需要集體主義的場合，自下而上地發(fā)動這類行動是更可取的?！?柯武剛和史漫飛認為：

“社會沒有一種屬于自己的、獨立于構成社會的個人的本體性；而且，社會中心的知識總是太有局限。根本不能協(xié)調復雜的演化系統(tǒng)。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作為一個開放系統(tǒng)不斷演化，無人了解其路徑，也無人能預見這種路徑。而當個人有創(chuàng)造能力時，他們就能影響歷史。因此，假設諸如‘歷史鐵則’

③那樣的東西是不合理的。”

與柯武剛和史漫飛的觀點正好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卻認為，人類歷史的發(fā)展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遵從著一定的發(fā)展規(guī)律，即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是由原始社會，經歷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后，最終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因此，社會的發(fā)展是可以預見的，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界，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一理論一向都是深信不疑，并認為這一唯物主義史觀是一個萬古不變的真理。在中國大陸幾乎所有涉及這一歷史哲學領域的出版物，都是在這種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展開論述，而柯武剛和史漫飛卻開門見山、旗幟鮮明地讀者表明“歷史決定主義”的“歷史鐵則”是根本不存在的，這又給讀者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關于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

綜觀全書，在關于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問題上，柯武剛和史漫飛始終贊同個人主義。他們指出，在信奉集體主義的社會中，如果個人追求的利益與統(tǒng)治者所定義的社會利益不相符的時候，統(tǒng)治者就很容易地以“群體利益”或“國民利益”的名義來壓制個人。而在信奉個人主義的社會，人們一般都重視自由、平等的個人之間橫向的和自愿的協(xié)調，一般都相當懷疑自上而下的集權主義政策，偏愛法治甚于人治。在本質上，這種哲學觀念預期，人們并不服從權威，靠自愿的契約與他人合作，柯武剛和史漫飛進一步指出，集體主義是需要強制手段來貫徹的，“集體主義需要強制這一判斷已被證明是正確的，因為在強行貫徹集體主義設計的時期中，有千百萬人被殺戮，更多的人被監(jiān)禁，還有許多人在本世紀由集體主義國家挑起的戰(zhàn)爭中喪生?！?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柯武剛和史漫飛認為，集體主義是導致諸如蘇聯(lián)“大清洗”運動和德國法西斯戰(zhàn)爭的原因。

與柯武剛和史漫飛對個人主義的高歌贊揚截然相反，在中國大陸的思想政治教育領域，“個人主義”經常被與“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并列在一起，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界的重要批判對象，中國官方思想一向認為，個人利益應服從集體利益，下級應服從上級，個人主義被定性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之一，應堅決抵制。中內外對個人主義的一褒一貶，反映出中國大陸與國外在價值觀上的巨大?

②

③

④

⑤

⑥④⑤⑥ [德] 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第17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同上書，第179頁。同上書，第181-182頁。同上書，第190頁。同上書，第190頁。同上書，第188頁

差異。關于中國的農業(yè)問題

在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后，中國農村土地性質的問題上，中國大陸的專家學者一向認為，承包后的農村土地仍然是集體所有，即公有。而柯武剛和史漫飛認為現(xiàn)在中國的農村土地實質上是私有的?！?970年代未1980年代初，在中國領導當局推行農業(yè)非集體化時，在過去總是嘗試由集體持有

①的財產中發(fā)生了規(guī)模大的事實私有化。” 另外，對于1950年代末期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后來的經濟

困難中，有不計其數(shù)的人死于饑餓和營養(yǎng)不良，但對于死亡的具體人數(shù)，中國大陸的各方專家學者卻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而柯武剛和史漫飛卻在書中指出：“據(jù)估計，這項‘社會工程學’試驗的結果是約3000萬人餓死（Becker,1996）。它重演了蘇聯(lián)1930年代強迫集體化的結果，且有過之而無不

①及。”柯武剛和史漫飛在書中還提到一件以往在中國的歷史文獻中絕少提及的事件，在1970年代后期，四川發(fā)生了糧食騷亂。四川的糧食騷亂發(fā)生后，當?shù)卣谵r業(yè)的經營體制上作出了一些改革，②并且取得不錯的成效，他們認為，四川的這次農業(yè)經營體制改革，是人民公社體制瓦解的開始。這

與中國大陸學界長期認為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改革是中國農業(yè)經營體制改革的開端的觀點有著很大差異。因此，對于一名在大學中修讀農林經濟管理的學生來說，柯武剛和史漫飛這些外國學者的觀點確實值得關注?？偨Y

縱觀全書，柯武剛和史漫飛在書中論述了他們對制度經濟學的理解，和對政治及社會的一些觀點和看法。他們在社會科學方面的觀點和看法與中國大陸的學界與在不少差異，讀完這本書后，使我對外國學者的一些思想產生了初步的了解。① [德] 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第51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② 同上書，第515頁

第四篇：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網絡約車 ——《論經濟學與經濟學家》讀書筆記

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網絡約車 ——《論經濟學與經濟學家》讀書筆記

《經濟學家該如何選擇》這一章提到，“弗里德曼通過堅持理論的價值不應該由她們的假設是否真實來判斷，從而發(fā)展他的理論”，科斯還舉了葉子的例子，并提出問題，“在考慮葉子沒有大腦的情況下，該怎樣解釋葉子逐漸在一棵樹上所形成的分布?！边@不禁讓我想起了前一陣鬧得沸沸揚揚的“交通局要管制網絡約車的事件”，如果交通局的目的就是為了使中國的交通更加擁堵，出行更加不方便，我們就可以預測到接下來管制政策的實施。但是，我更希望有理論可以解釋：為什么不想招致這些結果的交通局會采取損害中國消費者利益的政策？我在讀了《經濟學家和公共政策》這一章之后便有了大致的答案。

文章中提到“那些重要而真實的東西往往很簡單，以至于幾乎根本不需要經濟學家闡釋就能得到理解，令人沮喪的事，在對公共政策的討論中，這些簡單真理卻往往被忽視?！毖φ棕S老師在《共享經濟不可擋》一文中提出，“根據(jù)羅蘭貝格隊估計，我國全國日均轎車出行需求約6000萬次，其中有一半可由出租車滿足，400萬次由注冊租賃車滿足，而2600萬次的缺口則只能由各種黑車、專車、不明不白的車或者我們稱之為法外的車來滿足?！睕]有學過經濟學的人也知道這是明顯的供不應求。想要解決機動車出行這個問題可以有兩種種解決辦法，一是增加出租車的供應量，但這個方法卻是不可行的，如果供應量增加，出租車司機就賺不到錢了，也正是考慮到這個問題，才會有北京出租車牌照“一照難求”的現(xiàn)象。那么第二個辦法來了，就是開辟新的市場，使供給者的范圍擴大到出租車司機以外的人。網絡約車就應運而生，不僅解決了供應量的問題，還以新的、更加透明的方式減少打車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現(xiàn)象，而且“拼車”這項服務不僅使消費者利益最大化，還或多或少的減少了擁堵現(xiàn)象，避免資源浪費。這簡直就是天才的發(fā)明呀！說到天才，我就不得不提一下Uber的運營方式。Uber真是讓我又愛又恨。愛，是因為它的各種推廣措施確實給我?guī)砹撕芏喔＠?，比如，“推薦乘客得優(yōu)惠”，還有最近的“瘋狂星期一”活動，號稱是可以拼車9.9元封頂暢游北京城，而且最近打車都是66折優(yōu)惠。恨呢，是因為它的“提高費率”讓我很不開心。就比如前幾天晚上在北大下課之后，由于和同學討論事情討論到10:30，想打車回寢室，附近可用車非常少，Uber就直接把費率提高到2.1，這就意味著我要花平時兩倍的價錢，當時心中一萬只草泥馬奔過，只好默默坐地鐵回寢室。生氣之余卻也為Uber的機智拍案叫絕，它可真是很好的體現(xiàn)了需求曲線的原理。

回到正題，下圖為滴滴發(fā)布的智能出行用戶增長趨勢，月均增長了達到13%，可見網絡約車受消費者喜歡的程度。

資料來源：滴滴媒體研究院《中國智能出行2015大數(shù)據(jù)報告》

既然消費者如此青睞網絡約車，那交通局為什么就死揪著它不放非要加強管制呢？我想他們可能是認為網絡約車使出租車司機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變相的價格管制，他們認為網絡約車的價格太低了，造成了不公平競爭。這不禁讓我想起來《論經濟學與經濟學家》中《國富論》那一章提到的，“許多經濟學家沿著與斯密相同的思路，堅持認為管制價格低于完全競爭水平的做法是無效的。”而專車司機不是全職，所以提供的價格就很有彈性，不受價格管制。專車新規(guī)如果頒發(fā)，那就真的是直接把專車往黑車領域逼了。

至于網絡約車，會不會侵害到傳統(tǒng)出租車司機的利益呢？我認為沒有。因為新時代的互聯(lián)網可以給司機們更多的選擇，他可以離開出租車行業(yè)，那個原來受剝削的、份子錢和出租車牌照價格都很高的系統(tǒng)。這對他何嘗不是一件好事？而且網絡約車讓打車更方便了，所以需求量會越來越大，如果需求明顯的減少，出租車都載不到人，那才是真正的損害出租車司機的利益了。

參考文獻：

薛兆豐，《經濟學通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8月

科斯（Coase, R.H），1994：《論經濟學與經濟學家》，(中譯本)上海三聯(lián)，20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