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五原縣農電局實業總公司電器產品銷售獎勵辦法

五原縣農電局實業總公司電器產品銷售獎勵辦法

一、總則

為了使巴彥淖爾市電業系統（包括直供及躉售所屬旗縣供電企業設計、生產、供銷部門）關心支持多經企業的發展，我公司按照營銷市場化運作體系規律，拓展企業電器產品銷售市場，五原縣農電局實業總公司特制定電器產品的促銷獎勵辦法。

二、本辦法適用于巴彥淖爾市電業系統直供及躉售旗縣所屬供電企

業設計、生產、供銷等部門及個人。

三、電器產品范圍：五原縣農電局多經所屬生產企業，組裝生產的各型號電器產品：各容量10KV高供高計、高供低計帶補償箱式變電站、高低壓開關柜、高低壓分支箱、無功補償箱，S9-10-2500KVA、S11-10-2500KVA油浸式電力變壓器。

四、促銷范圍：含巴彥淖爾市及周邊或外省市地區。

五、促銷辦法：

1、按銷售額利潤的5%計算獎勵提成（含差旅費及一切費用），促

銷價格按五原縣農電局實業總公司各企業提供的電器產品報價底價銷售，如超出底價部分，再加底價以外部分進行計算獎勵。

2、銷售獎勵兌現方式：每半年兌現一次。

3、電器產品的銷售要嚴格履行合同手續，貨款回收率≥90%時方

可兌現獎勵。

4、根據銷售人員提供的開票信息，單位開具正式銷售發票。

六、服務承諾：公司以“信守合同、質量第一、用戶至上”的服務

宗旨，以高度的效率、可靠的質量、合理的價格、良好的信譽和周到的服務來贏得各界用戶的支持和信賴，竭誠歡迎各界朋友光臨惠顧，洽談業務，真誠合作。

五原縣農電局實業總公司

2011年3月23日

第二篇：產品銷售獎勵辦法

公司產品銷售獎勵辦法

為了提高經濟效益擴大產品銷售，公司決定對產品銷售實行獎勵政策，合理調整營銷策略，建立全員銷售機制，加大產品銷售獎勵力度，利用自身優勢，進行流通領域的貿易活動，增加活力，增強企業的競爭實力。

一、使用范圍

1、廠與廠之間管理干部、銷售人員相互所進行的非本廠產品的銷售或勞務承攬的活動。

2、公司內部第一款第一條以外的從業人員所進行的產品銷售和勞務承攬活動。

3、公司外的其它有能力、有信譽人員為本公司所進行的產品銷售或勞務承攬活動。

4、公司領導發生的產品銷售和勞務承攬活動，屬正常的企業營銷活動，不適用本辦法。

二、提取銷售（勞務承攬）獎勵的兌現

凡在適用范圍內為公司銷售產品、承攬勞務的人員，在3個月內收回貨款，公司于款到帳戶的一周內兌現獎勵，超過3個月收回貨款的將比照同期利率扣減兌現獎勵。

三、產品銷售（勞務承攬）價格的確定

1、產品銷售價格，以公司產品價格表的定價為基礎。銷售人員對需方讓利，產品銷售價格低于公司定價的，需由主管銷售廠長同意，報公司經理審核同意后方可簽定合同。原則上，公司不同意銷售價格高于公司定價，遇特殊地區和特殊情況，產品銷售高于公司定價的，也要由主管銷售廠長同意，報公司經理審批后，方可簽定合同。

2、機械加工與設備改裝、改造及修理業務，視工作量及維修等級，由甲方和廠方商定價格。

四、產品銷售、勞務承攬獎勵的界定條件：

1、適用獎勵范圍內人員，銷售本廠產品時：××單位老客戶的口頭訂單、經濟合同、電話訂貨或由上級機關協調的定貨。

銷售非本廠產品時：凡與公司發生過同類業務往來單位的定貨，一律不提取銷售獎勵。

2、適用獎勵范圍內人員在為公司銷售產品或承攬勞務時，不能擠占公司原有的市場。

五、獎勵兌現比例：

1、公司內部第一款第1條、第2條人員，為××廠銷售的產品，提取合同標的額的4%為銷售獎勵。

2、公司外部有信譽、有能力的人員，為××廠銷售的產品，提取合同標的額的5%為銷售獎勵。

3、公司內部第一款第1條、第2條人員，為××廠銷售的產品，提取合同標的額的5%為銷售獎勵。

4、公司外部有信譽、有能力的人員，為廠××銷售的產品，提取合同標的額的6%為銷售獎勵。

5、任何人員在為××廠銷售產品時，其銷售價格每低于公司定價的1%，扣減銷售獎勵的0.1%；銷售價格高于公司定價的1%，增加銷售獎勵的0.15%；但銷售價格的升降，必須按第三款第1條執行。

6、公司內部第一款第1條、第2條人員，為××廠銷售的設備改裝、承攬的維修（勞務）項目、機加任務，可提取合同標的的5%為銷售（勞務）獎勵。

第三篇：五原縣農電局實業總公司信息網絡管理辦法

五原縣農電局實業總公司信息網絡管理辦法（暫行）

一． 總則

五原農電局實業總公司信息網絡（簡稱局域網）開通應用，應嚴格按照《五原電力公司網絡信息發布管理辦法》和《五原電力信息網絡系統安全管理制度》、《五原電力信息系統網絡運行管理規定》運行維護管理。為了保證信息系統安全可靠，穩定運行，特制定五原農電局實業總公司信息網絡管理辦法。

二． 日常管理部門為辦公室，具體負責人周錫嶺，具體專職人

員栗娟，分管領導關鍵。

三． 互聯網絡開通暫定為五個部門及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

結算中心、辦公室、市場營銷部，其余部門開通局域網。

四． 辦公室負責網絡的運行管理、網絡接入、運行維護、網絡

安全、信息發布（其中網絡接入和運行維護負責與局信息中心聯系和電信網絡聯系，由楊蘇龍負責）。

五． 除允許接入局域網絡的只能專機、專網運行，不能同時與

互聯網運行，一經發現嚴肅處理。如造成設備損壞和信息泄露要追究其相關責任。

六． 各部門應指定一名兼職信息收集員，要求各部門每月發布

信息最少三條，不包括圖片和月度計劃總結，上報格式必須使用電子版。

七． 信息發布一定要有嚴肅性，要達到信息及時傳播，起到窗

口作用，不得將虛假信息和涉及泄密和失實等信息未經審核批準擅自發布。

八． 必須做好信息發布的優化和發布內容的規范，所發信息由

辦公室審批，分管領導批準，重要信息由主要領導批準，校正無誤后方可上網發布。

九． 信息網絡開設多經動態欄目窗口、一般動態，通過辦公室

審核后可掛欄目內瀏覽。

十． 本辦法如有與五原電力公司關于信息網絡管理辦法、規定、制度相違背的應按照五原電力公司辦法、規定、制度執行。十一． 本辦法自2011年8月10日執行（暫行），如遇中途修

改本辦法隨應修改。

第四篇：洞頭縣機械電器成套工程公司訴上海浦東新區房地產實業總公司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糾紛案

【頒布日期】2005.04.27 【實施日期】2005.04.27 【失效日期】

【時 效 性】有效 【分 類 號】1*** 【內容分類】商事

【頒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 【文

號】２００６年第４輯（總第５８輯）

洞頭縣機械電器成套工程公司訴上海浦東新區房地產實業總公司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

糾紛案

【要點提示】

在判斷代理行為是否有效時，在代理人作出代理行為時沒有授權的情況下，還要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及證據進一步判斷被代理人在事后是否有明示或默示的追認行為。

【案例索引】

一審：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２００２〕滬一中民二（民）初字第１７８號（２００３年３月３１日）

二審：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２００３〕滬高民一（民）終字第６１號（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申訴：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４民一監字第６１號（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７日）

【案情】

原告（被上訴人、再審被申請人）洞頭縣機械電器成套工程公司，住浙江省洞頭縣。

被告（上訴人、再審申請人）上海浦東新區房地產實業總公司，住上海市浦東新區。

原告訴稱：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５日，原洞頭縣機電設備供應公司（下稱洞頭供應公司）與原上海金廈房地產實業總公司（下稱金廈公司）張橋指控部簽訂參建合同。根據合同約定，洞頭供應公司參建上海浦東新區楊高路、東陸路口、張橋居住小區７號地塊１０８號樓面積為１５６５０平方米的住宅房。洞頭供應公司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向金廈公司支付參建款５００萬元，后因故無法完成參建項目。因原洞頭供應公司于１９９６年并入原告，故洞頭供應公司的上述債權由原告承繼。又查，金廈公司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變更為被告，張橋指揮部為被告的分支機構。據此，原告請求：（１）確認原洞頭供應公司與金廈公司張橋指揮部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５日簽訂的參建合同無效；（２）判令被告返還參建款５００萬元；（３）判令被告賠償原告投入的參建款自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的中國人民銀行一年期貸款利息損失４５０８９１６．６６元。

被告辯稱，原告要求被告返還參建款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理由是：第一，原、被告簽訂參建協議后，原告于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３日將參建權益轉讓給上海浦東明珠房地產開發公司，現名為上海信高置業有限公司，原、被告參建的事實已不存在。第二，被告和上海信高置業有限公司已就本案所涉參建糾紛通過訴訟，并在法院主持下調解解決了債權債務。第三，原告訴稱事實與客觀事實不符。首先，原告回避了其轉讓參建權益的事實，訴狀中稱“因故無法完成參建項目”，這個“故”實際上就是系爭項目被轉讓的事實；其次，原告隱瞞了已收到受讓方歸還其參建款２００萬元的事實。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洞頭供應公司于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９日并入原告洞頭縣機械電器成套工程公司（以下簡稱洞頭公司），金廈公司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更名為上海浦東新區房地產實業總公司（下稱浦東公司），張橋指揮部為金廈公司的下設機構，上海信高置業有限公司（下稱信高公司）系由上海浦東明珠房地產開發公司（下稱明珠公司）更名。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５日，洞頭供應公司（甲方）與張橋指揮部（乙方）簽訂《組建協議》，約定甲方參建乙方征地開發的張橋小區１０８號樓１５６５０平方米建筑面積（按實結算），產權歸甲方所得；甲方支付前后期費用１４００萬元，乙方在１９９３年１月３１日前完成基地三通一平，并提供許可證，交甲方使用。甲方如逾期付款，則承擔總造價萬分之二的違約金，乙方如逾期提供施工許可證，則承擔總造價萬分之二的違約金。同年１２月２５日，洞頭供應公司與上海東順電工器材有限公司（下稱東順公司）簽訂《（委托）協議書》，委托東順公司幫助貸款及協助處理經甲方同意并委托處理與地方及指揮部之間的業務聯系。同年１２月３１日洞頭供應公司向張橋指揮部支付參建款５００萬元。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３日和１５日，東順公司未經洞頭供應公司授權委托，分別與明珠公司張橋分公司、張橋指揮部簽訂《組建（轉讓）協議》和《委托協議書》，將原告參建權益轉讓給明珠公司張橋分公司，即信高公司。據此，信高公司于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７日委托其關聯企業上海浦東華商商業發展公司（下稱華商公司）向東順公司付款２００萬元，向浦東公司付款４００萬元。東順公司收取２００萬元，由被告直接開具紅收據給東順公司，作為返還原告參建款２００萬元入賬；同時又開具收據給華商公司，作為信高公司投入２００萬元進賬。為此被告與信高公司于２０００年４月７日簽訂補充協議，將原告及信高公司的投資以協議形式確認，即信高公司投入建設資金９００萬元，其中原告付款３００萬元，信高公司付款６００萬元（包括信高公司委托華商公司付給東順公司的２００萬元）。

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５日，信高公司與浦東公司簽訂《代建協議書》，委托浦東公司代建房屋，土地出讓金、前后期配套費、建筑安裝費等均由信高公司承擔，項目竣工結算后，浦東公司收取總造價３％作為管理費。嗣后，由于信高公司缺乏資金，無力支付代建款項，浦東公司于２０００年３月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信高公司支付已墊付的代建費及利息。雙方達成調解協議，信高公司以１０８號樓的房地產權益抵償拖欠被告的全部前后期開發費用；被告返還信高公司建設資金９００萬元，信高公司賠償被告經濟損失７５０萬元，兩項相抵后，被告尚應返還信高公司１５０萬元。該案審理及履行過程中，雙方均未告知原告。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根據上述調解協議制作了〔２００１〕滬一中民初字第１７２號調解書，調解書生效后雙方自行履行完畢。后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２００３〕滬一中民監字第７２號裁定對此案提起再審，該案現在再審中。

【審判】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原、被告雖然在我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實施前簽訂參建協議，但該協議是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的一種特殊形式，按規定雙方除應辦理合建審批手續外，還應依法辦理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手續，而原、被告在長達十年之久的合建期間，沒有按規定辦理或者補辦房地產開發必備的法律手續，而且項目至今未建成，雙方的合作行為不符合房地產開發的法律規定，協議應當無效。根據民法通則關于合同無效的處理規定，被告按合同取得的原告參建款５００萬元，應當返還原告。訴訟中，被告以原告曾與東順公司簽訂委托協議，被告據此返還東順公司２００萬元為由認為被告收到原告參建款只有３００萬元。此外，東順公司代理原告將原告參建權益轉讓給信高公司后，原告的３００萬元參建款由信高公司繼承，被告已與信高公司就系爭參建糾紛處理完畢，原告無權再向被告主張返還參建款，根據原告與東順公司簽訂的《（委托）協議書》中爭議的委托事項的表述為：“協助處理經甲方同意并委托處理與地方及張橋指揮部之間的業務聯系”。由此可見，原告的委托是有條件的，也就是東順公司是“協助處理”而不是全權處理，其次東順公司的“協助處理”需得到原告的同意。東順公司在未得到原告同意委托的情況下，與明珠公司、金廈公司分別簽訂協議，轉讓原告與被告合作開發房地產的參建權益，并且收取返還參建款，系無權代理行為，即代理人自己的行為，且未經原告追認，故東順公司與明珠公司、金廈公司分別簽訂的協議，以及收取返還參建款的行為對原告不具有法律約束力。被告還認為，其與信高公司已了結系爭參建糾紛，信高公司獲得了原告的參建權益即３００萬元參建權，原告無權要求被告再返還參建款。但被告與信高公司雙方在處理代建糾紛時，將原告參建款３００萬元的權益，作為信高公司的投入作了處理，但原告并不知情，雙方亦未征得原告同意，故被告與信高公司對原告參建款的擅自處分對原告不具有效力。被告收受原告的參建款后，未征詢原告意見，卻與案外人對原告的參建款擅自處分，顯有過錯，應當承擔返還責任。至于被告與東順公司、信高公司的債權債務與本案不屬同一法律關系，被告應另行處理。

原告依照法律關于無效協議的處理規定，要求被告賠償參建款自支付次日起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的中國人民銀行一年期固定資產貸款利率之利息損失。鑒于本案協議無效，雙方均有過錯，原告之利息損失，可由雙方各承擔５０％，原告自愿以中國人民銀行一年期固定資產貸款利率作為計息標準，可予準許。根據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第（五）項、第六十一條第一款、第六十六條第一款，判決如下：

一、被告上海浦東新區房地產實業總公司自本判決生效日起十日內返還原告洞頭縣機械電器成套工程公司參建款５００萬元；

二、被告上海浦東新區房地產實業總公司自本判決生效日起十日內賠償原告洞頭縣機械電器成套工程公司參建款５００萬元自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的中國人民銀行一年期固定資產貸款利率之５０％利息損失。

案件受理費５．７５５５萬元，由原告洞頭縣機械電器成套工程公司負擔１．３６４１萬元，被告上海浦東新區房地產實業總公司負擔４．３９１４萬元。

被告不服一審判決，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稱：洞頭公司早在１９９３年２月已委托東順公司將其參建權益轉讓給信高公司，其支付的參建款２００萬元已由信高公司退還給洞頭公司的代理人東順公司，而參建款３００萬元，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２００１〕滬一中民初字第１７２號生效法律文書已經處理完畢，故其無權向上訴人主張５００萬元的參建款。同時，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５日簽訂的《組建協議》中，東順公司作為被上訴人的委托人簽字蓋章，證明東順公司是被上訴人參建項目的全權代理人，洞頭公司也知道參建權益已轉讓給信高公司。綜上，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依法改判駁回被上訴人在一審時訴請。

洞頭公司辯稱：其對東順公司有明確的授權范圍，并未委托東順公司簽訂所謂的轉讓合同，東順公司以自己的名義與信高公司等簽訂合同的行為并非代理行為，未得到洞頭公司的認可和追認；而上訴人認為３００萬元在信高公司、２００萬元已歸還的觀點不成立，洞頭公司不知道、也未參加上訴人與信高公司的訴訟案，故二方均無權對洞頭公司的權益進行處分，而東順公司收取２００萬元并不能證明浦東公司歸還洞頭公司參建款的事實。綜上，上訴人收取被上訴人的５００萬元理應歸還，請求二審法院維持原判。二審法院確認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屬實。另查明：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７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２００３〕滬一中民監字第７２號民事裁定書作出裁定：〔２００１〕滬一中民初字第１７２號民事調解書由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再審；再審期間，終止原調解的執行。

二審中，浦東公司提供二份證據：（１）東順公司于２００３年４月８日出具的《證明》，其旨在證明東順公司受被上訴人的委托將被上訴人的參建權益轉讓給信高公司和信高公司已返還２００萬元參建款給被上訴人；（２）東順公司的財務憑證，其旨在證明被上訴人與東順公司之間存在全權委托關系，被上訴人實際投入的３００萬元權益在信高公司，被上訴人無權向上訴人主張。洞頭公司認為：上述證據不能作為二審新的證據，被上訴人不予質證。二審法院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上訴人提供的證據并不屬于二審新的證據，故不予采信。

二審法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洞頭公司在系爭地塊的權益是否轉讓給信高公司。洞頭公司與浦東公司為系爭地開發而簽訂的《組建協議》等協議實為土地使用權的轉讓，但雙方一直未按規定辦理相關手續，故不符合房地產開發的相關規定，上述協議應為無效，浦東公司理應返還其按上述協議收取的參建款５００萬元，現浦東公司所稱洞頭公司已委托東順公司將其參建權益轉讓給信高公司的上訴理由，本院認為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５日簽訂的《組建協議》由東順公司和雙方當事人一起簽字蓋章，并不能證明東順公司是被上訴人參建項目的全權代理人，洞頭公司對東順公司的委托是具有條件的，并非全權處理。本案中，東順公司在未得到洞頭公司相應的委托和同意的情況下，分別與浦東公司、信高公司簽訂了相關協議，且這些協議未經洞頭公司追認，故上述協議對洞頭公司不發生效力。因此浦東公司認為洞頭公司已將參建權益轉讓給信高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信高公司基于其與東順公司的協議支付給東順公司２００萬元不能認定為洞頭公司將參建權益轉讓給信高公司，也不能表示浦東公司返還了該２００萬元。同時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已裁定對浦東公司與信高公司達成的訴訟調解進行再審，故浦東公司所稱其余的參建款３００萬元已經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生效判決處理完畢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５．７５５５萬元，由上訴人上海浦東新區房地產實業總公司承擔。

上海浦東新區房地產實業公司不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稱：（１）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均遺漏了本案中重要的訴訟當事人。本案的審理結果與東順公司和信高公司在法律上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因此應將二公司列為本案第三人。（２）一審、二審判決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二審法院沒有采納新的證據，做出了與事實嚴重不符的錯誤判決。（１）

一、二審法院無視事實，認定東順公司為無權代理，二審法院更是將由東順公司提供的對本案有著重要證明作用的兩份證據（直接證明了東順公司有權代理被申請人轉讓涉訟參建權益，且被申請人已實際收回２００萬元參建款的事實）認定為不屬二審的新證據，不予采信。從而致使被申請人已委托東順公司將其參建權益轉讓給信高公司的事實沒有得到認定，直接導致申請人無端增加返還５００萬元并支付２３０多萬元利息的責任。（２）被申請人已通過其委托代理人東順公司將涉訟參建權益轉讓給了信高公司，被申請人與申請人已無法律上的直接關系，而一、二審法院卻錯誤判決申請人返還被申請人款項。為此，請求依法撤銷原判決，裁定對本案進行再審；請求裁定中止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民事判決書的執行。

最高人民法院審查認為：

一審和二審法院判決被告返還原告５００萬元及５０％利息的主要理由是原告與東順公司簽訂的《（委托）協議書》賦予東順公司的委托權是有條件的，“協助處理”非全權處理，東順公司與明珠公司、金廈公司簽訂的轉讓參建協議未征得原告同意，也未得原告追認，是無權代理，該協議對原告沒有約束力。

洞頭公司與東順公司之間的委托代理轉讓參建工程的關系是否存在是影響到定案的關鍵事實。一審期間，浦東公司曾一再請求法院對證明上述事實的關鍵證人東順公司簽發調查令或法院依法查證，未獲法院準許。在關鍵事實未查清的情況下，一審法院于２００３年３月３１日匆匆作出判決，存在不當之處。

被告浦東公司在一審中已提供的證據和事實（原告與東順公司簽訂的委托協議書，東順與明珠公司簽訂的組建協議書，被告向東順公司還款２００萬元的憑證等），和二審補充的新證據（２００３年４月８日東順公司出具的《證明》、東順公司財務憑證七張）足以相互印證洞頭公司在訴訟前已委托東順公司將其參建權益轉讓給信高公司，東順公司是有權代理，信高公司通過華商公司退還的２００萬預付參建款已于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７日進入到東順公司賬上，以充平洞頭公司向東順公司的借款。二審法院以浦東公司提交的證據不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規定的二審新證據為由，未予采信。上述規定第四十一條第二款規定：“二審程序中的新的證據包括：一審庭審結束后新發現的證據；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申請人民法院調查取證未獲準許，二審法院經審查認為應當準許并依當事人申請調取的證據。”浦東公司在二審期間提交的２００３年４月８日東順公司出具的《證明》、東順公司財務憑證七張等證據，完全符合上述規定，進一步印證了待證事實，具有比較強的證明力。二審法院未詳細闡述該證據不屬于新證據的理由，便予以排除，確有不當。

上海市第一中級法院于２００３年作出對〔２００１〕滬一中民初字第１７２號調解書的再審裁定，該案現在審理中。原調解書對浦東公司和信高公司就張橋基地１０８號住宅工程的債權債務爭議作出裁定，雙方自愿達成還款協議。張橋基地１０８號工程系信高公司與東順公司簽訂的《組建協議》轉讓的參建工程，依照債權的概括繼承原理，債權債務的轉讓人退出合同關系，繼受人成為新的相對人，受合同的約束，合同也只對新的權利義務人產生約束力。洞頭公司在轉讓了１０８號工程的參建權益后，即脫離了與該工程的法律關系。在該案中，調解協議是對信高公司和浦東公司之間圍繞１０８號工程權利義務的確認，涉及的只是信高公司和浦東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與本案洞頭公司與浦東公司的爭議不屬于同一法律關系，信高公司與浦東公司調解案的再審與洞頭公司與浦東公司案的審理不具有實質的牽連關系，也不能影響查明洞頭公司與浦東公司案的事實、理順其中的法律關系。

綜上所述，洞頭公司委托東順公司于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３日與信高公司簽訂《組建協議》，將參建權益轉讓給了信高公司，這個事實，既有各項協議能夠證明，亦有東順公司出具的《證明》和信高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證明佐證，且洞頭公司在長達十年的時間內未再與申請人進行過涉訟建設項目的聯系，這些證據已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充分證明了洞頭公司已轉讓參建權益的事實，其支付給浦東公司的５００萬參建款已受償２００萬。

本案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在審理中，存在事實認定不清、證據采信不足的不當之處，判決由浦東公司向洞頭公司返還參建款５００萬元及５０％利息有誤，將會給浦東公司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

在最高人民法院主持下，申請人與被申請人雙方自愿達成和解協議：

一、上海浦東新區房地產實業總公司一次性付給洞頭縣機械電器成套工程公司人民幣本息２３０萬元（不含已執行１５０萬元），作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２００３〕滬高民一（民）終字第６１號民事判決事項的執行，該款當場支付轉賬支票，待該款入賬后，本和解協議生效，原終審判決執行終結。

二、今后雙方為此案不再爭議。

三、上海浦東新區房地產實業總公司撤回向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審申請。

【評析】

本案中的焦點問題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三個：（１）洞頭公司與東順公司之間的委托代理轉讓參建工程的關系是否存在。（２）東順公司二審時提供的兩份證據是否屬于新證據，法院是否予以采信。（３）浦東公司和信高公司就張橋基地１０８號住宅工程的債權債務爭議與本案是否具有關聯性。

首先，關于東順公司代理洞頭公司轉讓參建工程的代理行為是否有效的問題。該問題直接決定了洞頭公司的權益是否全部轉移給信高公司，從而決定浦東公司的權利義務。一二審法院對該問題的看法均是一致的，即，主要通過對洞頭公司與東順公司簽訂的委托協議書的內容判斷東順公司的代理行為是否屬于有權代理，得出的結論是，委托協議書賦予東順公司的委托權是有條件的，“協助處理”非全權處理，據此認為東順公司的行為是無權代理，并作出相應的判決。該推論實有不當之處。委托代理，是指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授權而發生代理權的代理。該委托授權行為與委托合同不同。委托授權行為是直接對代理人產生代理權的單方民事法律行為法律事實。只要委托人即被代理人或者叫本人作出授權意思表示，即對代理人產生代理權。委托合同則是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義完成委托事務的協議，是委托人與受托人的雙方法律行為，必須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才能生效。委托授權行為直接產生代理權，而委托合同只是委托代理權產生的基礎關系，是代理人與被代理人的內部關系，它本身并不一定就產生代理權。委托授權既可基于委托合同產生，也可基于合伙合同、雇傭合同發生，甚至不基于這些基礎關系而直接發生，或雖有這些基礎關系而并不發生委托授權。本案中，洞頭公司與東順公司簽訂的委托協議書即是一份委托合同，因此兩級法院均僅以此為據判斷東順公司所獲得的委托代理權限及其代理行為的效力，混淆了委托合同與委托授權代理的關系，有失偏頗。而事實上法院除該委托合同外更應當進一步以其他證據判斷東順公司的行為是否是無權代理。即使該行為是無權代理，即東順公司不具有代理權或超越代理權限，也并不意味著該行為當然不發生法律效力。根據《民法通則》第六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無權代理“只有經過被代理人的追認，被代理人才承擔民事責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義實施民事行為而不作否認表示的，視為同意。”即本人事后知道他人以本人名義實施民事行為而不作否認表示的就是本人以默示方式所作的追認，無權代理行為經被代理人追認就變成了有權代理，對被代理人即發生代理法律行為的效力。因此，本案中法院即使作出東順公司做出代理行為時不具有洞頭公司授權的判斷，也應進一步判斷洞頭公司事后是否具有明示或默示的追認行為。

這就涉及到本案中爭議的第二個問題，對于浦東公司提供的證據的采信問題。二審法院以浦東公司提交的證據不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規定的二審新證據為由，未予采信。該若干規定第四十一條第二款規定：“二審程序中的新的證據包括：一審庭審結束后新發現的證據；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前申請人民法院調查取證未獲準許，二審法院經審查認為應當準許并依當事人申請調取的證據。”浦東公司在一審期間曾一再請求法院對證明東順公司的代理行為是有權代理的事實的關鍵證人東順公司簽發調查令或法院依法查證，未獲法院準許。因此，浦東公司在二審期間提交的２００３年４月８日東順公司出具的《證明》、東順公司財務憑證七張等證據，完全符合法律規定，具有比較強的證明力。二審法院未詳細闡述該證據不屬于新證據的理由，便予以排除，確有不當。在考慮該一系列證據證明力的基礎上即使無法判斷東順公司代理行為是否事先得到洞頭公司的授權，也不難得出洞頭公司事后已經默認了該代理行為，從而該行為成為有權代理，其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洞頭公司承擔。洞頭公司的參建權益已轉讓給了信高公司。

最后，關于浦東公司和信高公司就張橋基地１０８號住宅工程的債權債務爭議與本案的關聯性問題。前者解決的是信高公司和浦東公司之間圍繞１０８號工程權利義務關系，涉及的只是信高公司和浦東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與本案洞頭公司與浦東公司的爭議不屬于同一法律關系，且該案經再審后調解結案，現已執行完畢。依照債權的概括繼承原理，債權債務的轉讓人退出合同關系，繼受人成為新的相對人，受合同的約束，合同也只對新的權利義務人產生約束力。洞頭公司在轉讓了１０８號工程的參建權益后，即脫離了與該工程的法律關系。因此，法院對本案事實的認定均應獨立作出，與信高公司和浦東公司一案的審理情況無關。

綜上所述，對本案應在程序和實體上對證據的效力和證明力做出判斷從而認定東順公司的代理行為是否有效。根據本案的證據，洞頭公司委托東順公司于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３日與信高公司簽訂《組建協議》，將參建權益轉讓給了信高公司，這一事實既有各項協議證明，亦有東順公司出具的《證明》和信高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證明佐證，且洞頭公司在長達十年的時間內未再與申請人進行過涉訟建設項目的聯系，這些證據充分證明了洞頭公司已轉讓參建權益的事實，其支付給浦東公司的５００萬參建款已部分（即２００萬元）受償。而最高人民法院本著公平原則在當事人自愿協商的基礎上進行調解，由浦東公司一次性當場付給洞頭公司２３０萬元（不含已執行１５０萬元），既解決了爭議，又避免了國有資產的流失。

除此之外，本案中另有兩個問題值得反思：

第一，關于合同的效力問題。在本案中兩審法院均以協議雙方未按規定辦理相關手續，不符合房地產開發的相關規定為由認定協議無效。僅從法律條文而言，法院的判決無可非議，合同確因“不符合法律的強制性規定”而無效。但從法理的角度，合同法關注經濟秩序的保護，本案中合同雙方當事人已就履行合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且已歷時幾年，除未履行相應的審批手續外，并無其他違法行為或妨害第三人或社會公共利益。本案中浦東公司與信高公司之間已經解除合同，假設這一前提并不存在，即浦東公司與信高公司仍在履行合同，現洞頭公司提起訴訟，法院是否仍簡單地將合同認定為無效呢！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合同無效的后果是恢復原狀，返還財產，即實際上會產生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后果，在本案中就會因洞頭公司的訴訟導致一項已大量投入的工程無法繼續，產生的利益不經濟、交易秩序不穩定的代價過于昂貴。合同的效力主要在于雙方當事人的合意的真實性。由于本案中合同的特殊性，其生效還需行政審批。合意在于規范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審批則在于維護社會的整體利益。在當事人之間意思表示真實時而未進行行政審批，出于經濟、公益目的，可以允許當事人補充辦理行政審批手續而認定合同有效，該種做法在司法實踐中已有先例。

第二，訴訟關系的當事人。判斷本案中的訴訟關系當事人的關鍵在于委托合同的效力。在前述委托合同有效的情況下，本案中的訴訟關系當事人存有疑問。洞頭公司在轉讓了１０８號工程的參建權益后，就脫離了與該工程的法律關系。本案中幾方當事人的關系應為：浦東公司與信高公司之間是聯建合同關系，洞頭公司與信高公司之間的債權轉讓關系，洞頭公司、信高公司與東順公司的委托代理關系。所以本案中訴訟當事人不應是浦東公司和洞頭公司，洞頭公司應向信高公司主張債權，而非浦東公司。

綜上，本案看似主要涉及到證據和事實的認定，但究其實質，其法律關系各方權利義務主體之間所產生的法律問題也不容忽視，訴訟程序的正當性也是其中應當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